| 明清史 |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人口的社会转移
张广翔/丁卫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9年06期第37～43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3
丁卫平，吉林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室，吉林 长春 130012
【关 键 词】俄国/城市人口/社会转移/等级
[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6－0037－07
在社会学中，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立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被称为社会转移。社会转移分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个人或集团（连同其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目标与文化形态）由一种社会立场，由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阶层，但同时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却没有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横向转移。单纯空间位置的迁移亦是横向转移。纵向转移是指个人或集团在社会立场或社会等级的阶梯中，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移动，同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自然，在纵向转移时，文化形态也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由社会下层转向社会上层，反之亦然）（注：《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职业变动、迁移及其它现象均可列入纵向转移或横向转移，但必须清楚，是否同时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必须注意某种社会立场所具有的历史相对性。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进城若作为手工业者，则应列入横向转移（社会地位没有改变），若作为工人（在破产或被迫结束农业经营后），则应列入纵向转移（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农奴变为自由手工业者甚至自由工人，看来应该承认是纵向转移，因为社会地位提高了。对于19世纪俄国农民到城市打工这种现象，若它未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则应视为横向转移，若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则应视为纵向转移。透过俄国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可从另一角度考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贵族和官僚 18～19世纪上半期贵族和官僚是俄国的统治阶级。1722年实行官秩表后，通过服役是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基本途径。从此时起，服役贵族开始出现，服役贵族部分从军，部分担任文职。在教会信仰统计中军队中的贵族被列入军人集团，非军人贵族被列入世俗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社会转移中仅仅同其丈夫或父亲一起，结婚是其纵向转移的主要途径（注：伊·夫·兹拉比娜等：《18～19世纪上半期乌拉尔的家庭》，载《封建主义时期乌拉尔城乡相互作用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86年，第140页。）。
这个时期，官僚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增长，明显超过了俄国人口的增长，1738～1857年官僚数量增长了22倍，比俄国人口增长快7倍， 表明相当多其它等级的人涌入了官僚行列。官僚是开放的或半开放的等级，一般只进不出。除死亡、退休，及因触犯刑律或违背教规而被罢官者外，几乎无人离开官僚行列（注：阿·普·科列林：《贵族和改革后俄国的工商业企业活动》（1861～1904年），载《历史论丛》，1978年，第102卷，第128～152页。）。与其它等级相比， 贵族和官僚自然增长呈下降趋势，统治阶级主要靠其它等级的社会转移，其它等级非常渴望跻身贵族和官僚行列，而法律未对此加以硬性禁止，直到19世纪40年代前没有重大变化。其它等级通过供职，还有获得勋章、受教育程度、学术水平均有机会成为终身贵族，而获得八品文官者可成为世袭贵族。
18～19世纪社会转移对贵族和官僚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国家管理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政权机构的官僚化要求统治阶级人数大大增加，而统治阶级的自然增长无力保证这一点。由此，政府对非特权等级开放进入官僚和贵族行列之门，这既反映出国家的客观需要，也迎合了非特权等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于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规模相当大。1737～1857年统治阶级（连同妻小）人数从3.1万人增至20.4万人，1857年官僚和贵族中有15.4万人直接出身于其它社会集团或其后代（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39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阶级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才华出众且忠诚之士被统治阶级接纳，是统治阶级保住政权的重要条件。扎昂契科夫斯基认为“很大部分官僚源于非贵族知识分子，但不意味着他们有丝毫的越轨行为，相反，这部分官僚是最忠君的。因此，俄国专制制度因其社会支柱扩大而得到强化”。
官僚分两类：无官衔、无贵族地位的下级官僚；9～14 品官僚即终身贵族；6～8品官僚即世袭贵族；1～5品官僚即有爵位贵族。18世纪中期这四部分官僚呈现这样的结构即70∶20∶8∶2（注：斯·姆·特罗伊茨基：《18世纪俄国专制制度和贵族》，莫斯科1974年，第110页～180页。），类似金字塔。下级官僚为金字塔的基础；塔身则为身居要职的官僚；以沙皇为首控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权的少数最高官僚处在塔尖。19世纪中期官僚结构为27∶60∶11∶2 （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0～38页。），塔底有所收缩，塔身有所变粗，表明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在统治阶级中的社会转移以自下而上为主。
17世纪不低于90%的高级官僚从最低一级官僚当起，其它条件相同时经历和经验起很大作用。18世纪情况变化很小。1809年颁布官僚考试法令后，情况变化很大，受过教育者享有供职和升迁的优先权，毕业于希腊语古典中学者、大学毕业者、学士、硕士和博士可分别从14品官、12品官、10品官、9品官和8品官任起（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5页。）。
18～19世纪中期官僚的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受教育程度与官僚升迁有直接联系。一项统计研究表明，19世纪上半期官僚升迁（排除年龄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财富和其它因素分别占31%、18%、12%和39%（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1页。）。 但是若指整体的社会转移，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保证升迁，只有与诸如社会出身、财富、民族、个人、亲属关系和能力这些因素结合时，方能成为社会转移更有作用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官僚通常由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世家所把持。
僧侣 从社会流动观点而言，结婚僧侣与贵族和官僚完全相反。18世纪初以前，僧侣等级对所有愿意加入者开放，退出亦不难。教民想当僧侣，只须教会当局批准即可，僧侣社会转移保持较高水平。教士享有的特权不多，结婚僧侣按其社会地位接近劳动者（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2页。），因此僧侣地位对人们缺乏吸引力。
彼得一世改革使结婚僧侣变成了非纳税等级，也就是不用服兵役、纳税和服劳役。彼得一世以后僧侣权利和特权范围有所扩大。到19世纪初，司祭按其权利与终身贵族差不多，同时其物质状况改善。所有这一切提高了僧侣，尤其是司祭的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僧侣吸引力加强。
尽管如此，僧侣等级未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有如下数种原因。第一，从1722年起，政府严格限制现职僧侣数量，18世纪数次对僧侣进行筛选，在此期间已在册，但超编的僧侣被迫转入其它等级，此时僧侣等级封闭性加重，彼得一世的许多法令使非僧侣等级难以取得僧侣地位，另方面又使教士职务为家庭所有（不仅可继承，也可买卖、转让）；第二，教士选择余地缩小，1797年起取消职务（包括教堂下级职员）继承；第三，从1744年起，禁止军人转入僧侣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3页。）， 纳税等级只有具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僧侣出身者不足，二是想当教士的人所受教育与教职相符）才可能获准，但随着对僧侣受教育程度要求提高（教会学校通常接受教士子弟），纳税等级获得与教职相符的教育愈益困难。因此，18世纪下半期其它等级跻身教士行列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僧侣之子转入其它等级在18世纪相当自由，1843年起由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稍受限制。
结果，1744～1858年俄国城乡东正教现职教士从5.7万人增到11.38万人，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俄国人口增长3.2倍（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786，目录19，文件225（1744年），全宗797， 目录97， 文件601，第47～52页（1858年）。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 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3页。）， 僧侣等级的增长一直落后于俄国人口的增长。这种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大，因为按自然增长，僧侣应超过所有等级。事实表明，教士子弟大量转入商人、市民、士兵和农民行列。
18世纪对僧侣定编和不断筛选是调节其数量的主要途径。19世纪上半期对僧侣很少进行筛选，该等级数量自发进行调节。这一时期僧侣的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水平也在提高，其子弟转入其它等级的条件比较有利。首先，1774～1863年僧侣实际货币收入增长了1.5倍；其次， 教士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1835～1860年教士中分别有13.6%和29.2%的人有文凭，同期司祭中分别有42.5%和82.6%的人有文凭（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4页。）， 教会学校的较大发展使教士子弟有机会担任文职官员，教士之子对19世纪知识分子的形成也起了很大作用。1825～1850年在官办学校与世俗医生中教士之子分别占35%和30%（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大学教师的成分及地位》，载《在国内历史中的国家机关和阶级关系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80年，第 164页，第166页；《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列宁格勒1983年， 第24页，第53页，第56页，第103页，第165页。）。
僧侣等级补充的“新鲜血液”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僧侣等级逐渐变成世袭性集团的趋势早在17世纪初已初露端倪，断之这种趋势加强。教士，至少司祭开始从本等级内部产生。有关教会学校在校生的社会出身情况说明一定问题。1730～1740年教会学校的在校生中29%出身世俗等级，1850年时仅占7%， 受过世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进入司祭行列甚少，甚至到1904年这种情况仅占2.5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5页。）， 而教堂下级服务人员中其它等级者比重大。
从纵向社会转移的观点看来，僧侣等级是可出不可进或较难进的社会集团。由此教会无力抑制人才流失，也不可能将虔诚又精力充沛的信徒吸引到结婚僧侣中，在教职继承情况下，并非本等级的最有能力者担任要职。所有这些使东正教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特点日益明显，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教士源于各个阶层，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
军人 军人等级包括正规军、非正规军、无限期休假者、复员兵、世袭兵（士兵之子）。19世纪上半期，士兵之子一出生就在军事机构注册，以备军训和应召入伍。1857 年军人等级男子和女子总数分别为220万人和160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25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
军人等级因性别比例失调，单身汉多（正规军中占66%～71%）、寡妇多，因此该等级出生率低，而死亡率又最高。所有这些导致人口低自然增长，唯有借助于社会转移，军人等级人数才能持续增长。纵向的社会转移对正规军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
正规军中军官人数不多。1725～1869年军官从4 900人增到27.3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15页。）。1762年免除贵族服役之前，军官队伍基本上以贵族为主，其后100年间呈下降趋势。军官分将军、校官和尉官。 1826 ～1864年间正规军中上述三种人之比为3∶12∶85 （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1283，目录1，文件222（1897年），第24～28页；《军事统计集》第4册，第2部分，第46页，第53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9页。）， 上层几乎全由贵族包揽， 中层主要是贵族，下层多数是贵族。军官升迁除因个人勇敢和忠诚服役外，还取决于出身和受教育程度。
1826～1870年军人中军官和下层军人分别占2%～4%和96%～98%（注：《军事统计集》第4册，俄罗斯分卷，彼得堡1871年，第2部分，第84页，第88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第150页。），1704～1874年根据征兵义务法从纳税等级中征召下级军人。征兵额年年变化与国内外形势有关， 这一时期平均每100名纳税人中有0.5人应征（注：《陆军部百年》，彼得堡1902年，第4卷，第1部分，第486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50页。）。据统计，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1～1825 年、1826～1855年全俄征新兵数分别为79.5万、125.2万、200万、280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74～80页。），上述时期出身市民的士兵分别为3万、4万、10万和18万，出身农民（城市农民和农村农民）的士兵分别为76.5万、121.2万、190万和262万（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50页。）。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掌握某种技能的新兵直接派往军工厂和造船厂，成为官办工厂工人，即不属于纳税等级的特殊社会集团成员。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彼得堡官办军工厂的75%～86%的工人由新兵转来，余者多为军人之子或工人之子（工厂工人的父辈亦由新兵和士兵变来）（注：勒·恩·谢苗诺娃：《18世纪彼得堡工厂工人家庭》，载《苏联西北地区民族志学研究》，列宁格勒1977年，第125～191页；《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工人》，列宁格勒1974年，第29～82页。）。19世纪中期前，新兵是俄国所有军工厂工人干部形成的主要来源。
从等级际社会转移角度而言，军人阶层只进不出，退役军人很少离开本等级。军人内部的流动水平较高。军人等级因不断得到其它等级新鲜力量的补充而保持着活力，服兵役的光荣感使精力充沛和干练之人补充到军官行列。
城市等级 根据1721年最高市议会规则，除贵族、官僚、僧侣、军人、外国人和农民之外的城市的所有居民被列入市民和城市等级。市民在社会和财产方面有很大不同，它分成“正规市民”（因资本和职业分类分成两个商人等级）和“下流人”。1722年从正规市民中分出行会人员。1742年，“下流人”更名为第三等商人（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 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在一、二、 三等商人和行会人员间等级性质没有重要区别，均缴纳人头税、服兵役、履行国家公职和选举的职务。市民某些社会集团享有更多的手工业和职业的权利，商人分等主要根据财产。
1775年实施的税收改革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改革市民分成享有特权的一、二、三等商人和无特权的市民。一、二、三等商人免除人头税，赎免兵役，1785年一、二等商人免除体罚和有权坐轿式马车，市民仍处在原来的城市公社成员的地位（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因此，1785 年商人和市民间差异具有了社会性质，商人转向市民或相反均被认为纵向转移。应该指出，市民某些集团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若市民和行会成员付一定数量的钱，可成为任何一等商人，而无力纳税的破产商人则自动转为市民。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官方等级分类中没有单列出在工业部门就业和逐渐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普通工人集团，从官方观点看来，普通工人职业集团的色彩浓于社会集团。在城市普通工人由不同等级（市民、行会成员、农民、僧侣、士兵之子、衙门人员、流浪汉）组成。1775年前很多普通工人在城市公社注册，被列入“非正规市民”，1775年后被列入市民。在历届人口调查中其数量增加。只有在官办企业的工人被称为官办工厂工人，不在城市公社注册，比起普通工人享有一定特权。
商人分等按其申报资本数量，1775年从其申报资本中征收商人等级税。1775～1807年商人申报资本最低限额增加，一等商人从1 万卢布增到5万卢布，二等商人从1 000卢布增到20 000卢布，三等商人从500 卢布增到8 000卢布。商人等级税也大幅度增加，1775～1821 年一等商人从100卢布增到3 212卢布，二等商人从10卢布增到1 345卢布， 三等商人从5卢布增到438卢布。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0.3倍，1824 年前纸币贬值400%，仍不难发现，对所有渴望注册到商人行列的人而言， 财产资格增加的幅度过高。1824年在保留申报资本最低限额情况下，商人营业税下降了40%，回落到1812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保持到1863年（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67页。）。
1785年一等商人中的少部分上层（最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企业主）被封为“名门市民”，学者和艺术家亦可获此殊荣。1832年按沙皇旨意，“名门市民”改称“光荣市民”，一二等商人、知识分子、僧侣之子、官僚之子（非终身贵族）可得到这一称号。所有光荣市民免除兵役、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预地方自治（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71～172页。）。这部分人数量有限，1820年共28人，1858年连同妻小在内为2.14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70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3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市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1721～1742年市民分为“正规市民”和“下流人”，1742～1775年市民分为一、二、三等商人，1775～1870年市民分成一、二、三等商人和市民，商人中分出“名门市民”（后称“光荣市民”），但商人内部间社会和财产差别比起“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或商人和市民间的差别小得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商人和市民间的不平等可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正规市民”内部或一、二、三等商人内部间的差别是财产上的差别。
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对比上看，18世纪60年代前，以一、二、三等商人居多，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前，市民数量上升， 1830 ～1858年一、二、三等商人比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18世纪60年代前市民内部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760～1830年间以自上而下的社会转移为主，19世纪30年代起重新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一、二、三等商人内部社会转移以自上而下为主，从18世纪20年代起到19世纪中期一、二等商人呈下降趋势。这些资料不能证明商人等级蜕化，更不能据此说明其绝对衰落，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农民竞争，商人作用相对下降和农民等级在国家商品流通中作用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农民 农民纵向社会转移基本流向市民和通过征兵途径进入军人等级，农民横向转移即进城和参加殖民。
1722～1785年当正式存在经商农民集团时，农民按合法形式转到市民行列的不多。第一，经商农民地位缺乏吸引力，1742～1782年分别有3 600名和7 600名男性经商农民（注：《俄国人口调查》，莫斯科1972年，第3册，第259页；夫·恩·亚科夫采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的商人资本》，莫斯科1953年，第51页。）；第二，1760～1770年对经商农民附加的法律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增长缓慢，1762年起若是地主农民须征得地主的同意，若是其它农民须征得行政当局的同意，方能成为经商农民。可见，地主和行政当局均关注纳税人的流失。
为防止农民逃税，1812年政府规定经商农民须按农民地位纳税，同时付营业税。只是比市民付的营业税少些，此举奏效，大量农民转入市民行列，1816～1824年年均1.24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 第171页。）。
1824年财政大臣康克林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从农民征收的营业税增加，同时相应降低市民的营业税。结果，1825～1826年每年有3.3 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甚至1827年对农民和市民征收的营业税拉平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1827～1842年每年有3.64万名男性农民成为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转移有时按绝对数较大，但仅仅涉及农民很小一部分。1744～1782年、1783～1795年、1795～1811年、1816～1824年、1825～1842年分别有0.003%、0.01%、0.003%、0.7%、0.2%的农民转入市民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页。 ）。在流动如此慢的情况下，俄国城市化速度不会很快。
征兵是农民脱离本等级的第二条重要途径，在所研究时期它比转入市民效果更明显。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0～1825年、1826～1855年在城市新兵中农民分别占72%、57%、54%和56%，上述时期在所有新兵中农民分别为96%、97%、95%和94%，依据新兵总数和生活在城乡农民比重得知，上述时期士兵中城市农民分别为3万、5万、 7万和8万人，农村农民分别为73.5万、116.2万、183万和254万；城市农民参军者分别0.23%、0.25%、0.32%和0.28%，相应占全俄农民总数的0.22%、0.19%、0.30%和0.2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173页。）。
从农民转入市民和当兵这两条途径看，农民跨等级间的流动为数甚少，每年尚不足农民总数的0.5%。农民转入贵族、官僚、 僧侣和非贵族知识分子的更少。据19世纪的资料，各类农民中，跨等级间转移最少的是地主农民，最多的则是国家农民。
进入农民等级的社会流动也存在，但为数不多。1816～1824年每年有2.89万名男子纵向转入农民队伍，而每年有4.06万名男子离开农民行列（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1825～1842年加入和脱离农民（不算征兵）年均分别为9.84万和 12.46万名男子（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5页。），加入和脱离农民等级的多寡在一些年中出现波动，显然与经济形势、政府具体政策以及等级间转移法律条款的变化有关。
农民横向转移的最主要途径有：外出打工、参加殖民和逃跑。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外出打工非常普遍。农民外出打工需持身份证，因而可将颁发的外出身份证视为接近农民外出打工规模的最可信的指标。1828～1838年全俄分别颁发73.3万份和89.7万份身份证，1843～1845年、1857～1859年、1861～1870年年均颁发100万、108.5万和129.1 万份身份证（注：尔·姆·维金斯基：《19世纪上半期俄国身份证统计的分析方法》，载《国内历史的史料学》（1981年），莫斯科1982年，第173页，第171～172页；阿·格·拉申：《论19世纪30～50 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载《历史论丛》，1955年，第53卷，第146～148页。），到19世纪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者不少于农民总数的2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农民外出打工者广泛出现在工业、运输业、服务业，还有农业部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者经商，从事各种手工业，外出打工者被作为自由劳动者广泛受雇于工业部门，是工业工人形成的主要来源。随着领有手工工场和世袭手工工场工人比重的下跌，农民外出打工者日益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就农民外出打工者主体而言，以季节工居多，农民充当季节工人未失去农民地位，未失去与农业和农村的联系。
卡布赞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合法形式（即经当局批准）和非法形式殖民问题。据他的研究成果，1782～1858年的77年间，向主要殖民区（新俄罗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南部、西伯利亚）合法和非法殖民360万人（注：斯·伊·布鲁克， 夫·姆·卡布赞：《18世纪～20世纪初俄国人口迁移》（数量、结构、地理），载《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第41～59页； 夫·姆·卡布赞：《世界上的俄罗斯人》，彼得堡1996年，第300页附表3。），其中主要是农民。1782～1795年到1836～1858年从年均殖民2.3万人增到5.5万人，1782～1795年、1796～1815年、1816～1835年、1836～1850年、1851～1858年殖民人口占俄国年均人口的0.07%、0.11%、0.11%、0.12%和0.0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这些资料将合法和非法殖民捏在了一起，横向转移的途径不易区分。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意见，19世纪40年代之前，人口向新征服地区（例如乌克兰南部和比萨拉比亚）迁徙，非法殖民（逃跑）比合法殖民起到更大的作用（注：阿·斯·康采夫斯基：《19世纪第一个三十年南乌克兰农民殖民化》，载《苏联农业和农民史资料》，莫斯科1965年，第9集，第120页。）。
上述资料表明，即使不考虑诸如某类农民转入另一类农民，农民在省内和县内的转移、职业更换等横向转移形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横向转移比起纵向转移处于更高水平。
农民尽管面临众多的法律、经济和心理上的障碍，尽管数量有限（相对于农民总数而言），仍顺利地参与了等级间的纵向和横向转移。农民在社会转移中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积极而有效地利用了转移的非法途径。他们逃跑、非法注册到其它等级，改变职业，从事不许其染指（因逃税）的工商业，外出打工，事实上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拥有其它等级，包括贵族的权利，如假托他人之名占有工厂、土地甚至农奴。官方统计常常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现象忽略不计，因而压低了农民社会转移的实际水平。
非贵族知识分子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由于政府力图将非贵族知识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其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减少，到1870年它仅占城市人口的1.8%（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8页。）。
非贵族知识分子无权占有生产资料和农奴，不许经商和从事手工业，但可获得教育，对其多数而言，脑力劳动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有利于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
18世纪70年代前，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恰恰以非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但从18世纪70年代起，由于统治集团的排挤，在校生和非贵族知识分子数量开始减少，而贵族知识分子作用上升。普·阿·布尔加科娃的研究证实19世纪上半期存在这一规律。据这位作者统计，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19.4%的人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因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在校生百分比下降，导致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数下降。1839年在官办大学教员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2%，1840年在医生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9%，1825～1850年工程师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5%（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第24页，第53页，第103页，第16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转移的基本趋势可作如下的初步概括。
城市社会的各个等级间存在着社会转移，任何一个等级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但是不同等级的开放程度却大相径庭。市民、农民和军人等级在理论上出入自由，但他们间的纵向的、等级际的流动归结为主要由农民转入市民，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相反，由市民转入农民，由军人转入市民和农民则相当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人数不多，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相当罕见，但这种社会转移确实存在。
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这给城市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农民大量流入城市，降低了市民和整个城市人口的总的文化水平。因为18世纪末，市民识字者比农业人口高3.7倍， 农民还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移民使城市住宅空前紧张，城市上下水设施严重不足，垃圾清扫和处理不畅，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进一步加重。还有农民将宗法式日常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心理和生活方式带入了城市。因此，城乡，特别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市民和农民一样过一些传统农业节日，市民用大部分精力务农。
农民虽然涌进城市，但常常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农民仍眷恋着农村，同农村保持着业务和血缘方面联系，每当遇到挫折时便常常准备打道回府，导致城市化过程回潮。农民转入市民行列强化了城市的农业特征，使城市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他们迟滞了城市特殊资产阶级亚文化和市民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商人上层不稳且缺乏一脉相承的商人世家，他们过分依赖政府的施舍，市民中很难培育起来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和社会首倡精神。当然，社会转移的特点不是俄国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唯一原因，但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民是补充所有等级的源泉，而从其它社会集团转入农民行列者甚少，若同农民数量相比确实微不足道。实际上农民自行其是，在这方面特殊的农民文化，农民同其它等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点长期存在是其原因之一。
贵族、官僚和军人是只入不出的等级集团。从社会转移角度，他们之间有互动作用，这些等级从其它等级网罗最有教育、最有能力和身体健康之人，这是他们长期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只入不出促使这三个等级形成各自特殊的等级亚文化、等级传统和荣辱观及行为方式。
僧侣等级人员大量外流，实际上又禁止其它等级加入，遂变成俄国最保守的等级。
非贵族知识分子是跨等级集团，进出自由，这是唯一可凭业绩沿社会阶梯向上爬的社会集团，有时官可至大臣，亦可能跌至流氓无产者行列。
跨等级流动特点是，它严重依赖社会出身、服役和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影响到升迁速度，影响到从一个等级的下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下层，或从一个等级的上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中层或上层。贫困的市民和农民成为士兵，商人和富裕农民成为军士和尉官，僧侣子弟进入衙门，司祭之子可成为八品官员，三等商人可获得终身贵族称号，一等商人可成为世袭贵族，甚至成为有爵位贵族。
从纳税等级流动到非纳税等级主要借助于为国家供职，市民或农民靠办企业、经商致富而成为贵族者一般较罕见。只有在纳税等级间和在某个纳税等级内部的流动，才取决于财产状况。富有的农民可成为市民，富有的市民或行会成员可成为商人，富商可成为名门市民或光荣市民。通常，纳税等级通过供职或凭文凭可进入贵族行列。
所研究时期俄国受过教育者甚至识字者严重不足，1797～1867年市民识字者分别占9%和42%，农民识字者分别占3%和15%（注：鲍·恩·米罗诺夫：《1797～1911年俄国识字率》，载《苏联历史》，1985年第4期，第149页。），受过教育者严重不足迫使政府给予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者获得相应官职的种种优惠。当然所有等级均渴望通过受教育途径以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
1700～1770年社会下层对受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大部分初级学校社会下层人士居多，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知识分子中的供职者成为贵族。但由于彼得一世解除贵族供职义务，政府竭力鼓励他们受教育，与以往相反，贵族自身的受教育兴趣更浓。与此同时，政府对纳税等级子女入学设置障碍，结果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纳税等级比重开始下跌，尼古拉一世反对“厨师之子”进官办学校的方针最为露骨。但对社会下层而言，通过受教育跻身上层社会的路并没有完全堵死。
总之，无论是非纳税等级间，还是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转移程度相当高，但非纳税等级和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间的转移程度相当低。
[收稿日期] 1999－05－29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9年06期第37～43页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3
丁卫平，吉林省委党校 党史教研室，吉林 长春 130012
| 【内容提要】 | 城市诸等级间均存在着社会转移，但其开放度大相径庭。农民、市民和军人等级间的纵向和等级际转移主要归结为农民转入市民，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而由市民转为农民、由军人转为市民和农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均相当少，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更少；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基本来源，农民占城市人口比重相当高，左右着俄国城市化进程和性质；贵族和官僚与军人等级只入不出，因不断从其它等级吸收“新鲜血液”而强化了专制制度；僧侣等级因人才大量流失和禁止他人加入而萎缩。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反映出了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
在社会学中，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立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被称为社会转移。社会转移分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个人或集团（连同其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目标与文化形态）由一种社会立场，由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阶层，但同时其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却没有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横向转移。单纯空间位置的迁移亦是横向转移。纵向转移是指个人或集团在社会立场或社会等级的阶梯中，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移动，同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自然，在纵向转移时，文化形态也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由社会下层转向社会上层，反之亦然）（注：《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职业变动、迁移及其它现象均可列入纵向转移或横向转移，但必须清楚，是否同时发生了社会地位的变化，还必须注意某种社会立场所具有的历史相对性。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进城若作为手工业者，则应列入横向转移（社会地位没有改变），若作为工人（在破产或被迫结束农业经营后），则应列入纵向转移（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在封建主义条件下，农奴变为自由手工业者甚至自由工人，看来应该承认是纵向转移，因为社会地位提高了。对于19世纪俄国农民到城市打工这种现象，若它未带来社会地位的变化，则应视为横向转移，若社会地位提高或降低，则应视为纵向转移。透过俄国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可从另一角度考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贵族和官僚 18～19世纪上半期贵族和官僚是俄国的统治阶级。1722年实行官秩表后，通过服役是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基本途径。从此时起，服役贵族开始出现，服役贵族部分从军，部分担任文职。在教会信仰统计中军队中的贵族被列入军人集团，非军人贵族被列入世俗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社会转移中仅仅同其丈夫或父亲一起，结婚是其纵向转移的主要途径（注：伊·夫·兹拉比娜等：《18～19世纪上半期乌拉尔的家庭》，载《封建主义时期乌拉尔城乡相互作用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86年，第140页。）。
这个时期，官僚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增长，明显超过了俄国人口的增长，1738～1857年官僚数量增长了22倍，比俄国人口增长快7倍， 表明相当多其它等级的人涌入了官僚行列。官僚是开放的或半开放的等级，一般只进不出。除死亡、退休，及因触犯刑律或违背教规而被罢官者外，几乎无人离开官僚行列（注：阿·普·科列林：《贵族和改革后俄国的工商业企业活动》（1861～1904年），载《历史论丛》，1978年，第102卷，第128～152页。）。与其它等级相比， 贵族和官僚自然增长呈下降趋势，统治阶级主要靠其它等级的社会转移，其它等级非常渴望跻身贵族和官僚行列，而法律未对此加以硬性禁止，直到19世纪40年代前没有重大变化。其它等级通过供职，还有获得勋章、受教育程度、学术水平均有机会成为终身贵族，而获得八品文官者可成为世袭贵族。
18～19世纪社会转移对贵族和官僚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国家管理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政权机构的官僚化要求统治阶级人数大大增加，而统治阶级的自然增长无力保证这一点。由此，政府对非特权等级开放进入官僚和贵族行列之门，这既反映出国家的客观需要，也迎合了非特权等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于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规模相当大。1737～1857年统治阶级（连同妻小）人数从3.1万人增至20.4万人，1857年官僚和贵族中有15.4万人直接出身于其它社会集团或其后代（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39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阶级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才华出众且忠诚之士被统治阶级接纳，是统治阶级保住政权的重要条件。扎昂契科夫斯基认为“很大部分官僚源于非贵族知识分子，但不意味着他们有丝毫的越轨行为，相反，这部分官僚是最忠君的。因此，俄国专制制度因其社会支柱扩大而得到强化”。
官僚分两类：无官衔、无贵族地位的下级官僚；9～14 品官僚即终身贵族；6～8品官僚即世袭贵族；1～5品官僚即有爵位贵族。18世纪中期这四部分官僚呈现这样的结构即70∶20∶8∶2（注：斯·姆·特罗伊茨基：《18世纪俄国专制制度和贵族》，莫斯科1974年，第110页～180页。），类似金字塔。下级官僚为金字塔的基础；塔身则为身居要职的官僚；以沙皇为首控制立法、执法和司法全权的少数最高官僚处在塔尖。19世纪中期官僚结构为27∶60∶11∶2 （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0～38页。），塔底有所收缩，塔身有所变粗，表明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在统治阶级中的社会转移以自下而上为主。
17世纪不低于90%的高级官僚从最低一级官僚当起，其它条件相同时经历和经验起很大作用。18世纪情况变化很小。1809年颁布官僚考试法令后，情况变化很大，受过教育者享有供职和升迁的优先权，毕业于希腊语古典中学者、大学毕业者、学士、硕士和博士可分别从14品官、12品官、10品官、9品官和8品官任起（注：普·阿·扎昂契科夫斯基：《19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第35页。）。
18～19世纪中期官僚的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受教育程度与官僚升迁有直接联系。一项统计研究表明，19世纪上半期官僚升迁（排除年龄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财富和其它因素分别占31%、18%、12%和39%（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1页。）。 但是若指整体的社会转移，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保证升迁，只有与诸如社会出身、财富、民族、个人、亲属关系和能力这些因素结合时，方能成为社会转移更有作用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上层官僚通常由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世家所把持。
僧侣 从社会流动观点而言，结婚僧侣与贵族和官僚完全相反。18世纪初以前，僧侣等级对所有愿意加入者开放，退出亦不难。教民想当僧侣，只须教会当局批准即可，僧侣社会转移保持较高水平。教士享有的特权不多，结婚僧侣按其社会地位接近劳动者（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2页。），因此僧侣地位对人们缺乏吸引力。
彼得一世改革使结婚僧侣变成了非纳税等级，也就是不用服兵役、纳税和服劳役。彼得一世以后僧侣权利和特权范围有所扩大。到19世纪初，司祭按其权利与终身贵族差不多，同时其物质状况改善。所有这一切提高了僧侣，尤其是司祭的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僧侣吸引力加强。
尽管如此，僧侣等级未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有如下数种原因。第一，从1722年起，政府严格限制现职僧侣数量，18世纪数次对僧侣进行筛选，在此期间已在册，但超编的僧侣被迫转入其它等级，此时僧侣等级封闭性加重，彼得一世的许多法令使非僧侣等级难以取得僧侣地位，另方面又使教士职务为家庭所有（不仅可继承，也可买卖、转让）；第二，教士选择余地缩小，1797年起取消职务（包括教堂下级职员）继承；第三，从1744年起，禁止军人转入僧侣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3页。）， 纳税等级只有具备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僧侣出身者不足，二是想当教士的人所受教育与教职相符）才可能获准，但随着对僧侣受教育程度要求提高（教会学校通常接受教士子弟），纳税等级获得与教职相符的教育愈益困难。因此，18世纪下半期其它等级跻身教士行列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僧侣之子转入其它等级在18世纪相当自由，1843年起由东正教最高会议批准，稍受限制。
结果，1744～1858年俄国城乡东正教现职教士从5.7万人增到11.38万人，增加1倍左右，而同期俄国人口增长3.2倍（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786，目录19，文件225（1744年），全宗797， 目录97， 文件601，第47～52页（1858年）。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 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3页。）， 僧侣等级的增长一直落后于俄国人口的增长。这种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大，因为按自然增长，僧侣应超过所有等级。事实表明，教士子弟大量转入商人、市民、士兵和农民行列。
18世纪对僧侣定编和不断筛选是调节其数量的主要途径。19世纪上半期对僧侣很少进行筛选，该等级数量自发进行调节。这一时期僧侣的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水平也在提高，其子弟转入其它等级的条件比较有利。首先，1774～1863年僧侣实际货币收入增长了1.5倍；其次， 教士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1835～1860年教士中分别有13.6%和29.2%的人有文凭，同期司祭中分别有42.5%和82.6%的人有文凭（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4页。）， 教会学校的较大发展使教士子弟有机会担任文职官员，教士之子对19世纪知识分子的形成也起了很大作用。1825～1850年在官办学校与世俗医生中教士之子分别占35%和30%（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大学教师的成分及地位》，载《在国内历史中的国家机关和阶级关系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80年，第 164页，第166页；《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列宁格勒1983年， 第24页，第53页，第56页，第103页，第165页。）。
僧侣等级补充的“新鲜血液”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僧侣等级逐渐变成世袭性集团的趋势早在17世纪初已初露端倪，断之这种趋势加强。教士，至少司祭开始从本等级内部产生。有关教会学校在校生的社会出身情况说明一定问题。1730～1740年教会学校的在校生中29%出身世俗等级，1850年时仅占7%， 受过世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进入司祭行列甚少，甚至到1904年这种情况仅占2.5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45页。）， 而教堂下级服务人员中其它等级者比重大。
从纵向社会转移的观点看来，僧侣等级是可出不可进或较难进的社会集团。由此教会无力抑制人才流失，也不可能将虔诚又精力充沛的信徒吸引到结婚僧侣中，在教职继承情况下，并非本等级的最有能力者担任要职。所有这些使东正教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特点日益明显，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教士源于各个阶层，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
军人 军人等级包括正规军、非正规军、无限期休假者、复员兵、世袭兵（士兵之子）。19世纪上半期，士兵之子一出生就在军事机构注册，以备军训和应召入伍。1857 年军人等级男子和女子总数分别为220万人和160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25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
军人等级因性别比例失调，单身汉多（正规军中占66%～71%）、寡妇多，因此该等级出生率低，而死亡率又最高。所有这些导致人口低自然增长，唯有借助于社会转移，军人等级人数才能持续增长。纵向的社会转移对正规军的补充作用非常明显。
正规军中军官人数不多。1725～1869年军官从4 900人增到27.3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15页。）。1762年免除贵族服役之前，军官队伍基本上以贵族为主，其后100年间呈下降趋势。军官分将军、校官和尉官。 1826 ～1864年间正规军中上述三种人之比为3∶12∶85 （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1283，目录1，文件222（1897年），第24～28页；《军事统计集》第4册，第2部分，第46页，第53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9页。）， 上层几乎全由贵族包揽， 中层主要是贵族，下层多数是贵族。军官升迁除因个人勇敢和忠诚服役外，还取决于出身和受教育程度。
1826～1870年军人中军官和下层军人分别占2%～4%和96%～98%（注：《军事统计集》第4册，俄罗斯分卷，彼得堡1871年，第2部分，第84页，第88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48页，第150页。），1704～1874年根据征兵义务法从纳税等级中征召下级军人。征兵额年年变化与国内外形势有关， 这一时期平均每100名纳税人中有0.5人应征（注：《陆军部百年》，彼得堡1902年，第4卷，第1部分，第486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50页。）。据统计，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1～1825 年、1826～1855年全俄征新兵数分别为79.5万、125.2万、200万、280 万人（注：姆·德·拉比诺维奇：《北方战争末期俄国正规军军官的社会出身和财产状况》，载《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1973年，第133～171页；勒·格·别斯克罗夫内：《19世纪俄罗斯陆海军》，莫斯科1973年，第74～80页。），上述时期出身市民的士兵分别为3万、4万、10万和18万，出身农民（城市农民和农村农民）的士兵分别为76.5万、121.2万、190万和262万（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50页。）。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掌握某种技能的新兵直接派往军工厂和造船厂，成为官办工厂工人，即不属于纳税等级的特殊社会集团成员。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彼得堡官办军工厂的75%～86%的工人由新兵转来，余者多为军人之子或工人之子（工厂工人的父辈亦由新兵和士兵变来）（注：勒·恩·谢苗诺娃：《18世纪彼得堡工厂工人家庭》，载《苏联西北地区民族志学研究》，列宁格勒1977年，第125～191页；《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工人》，列宁格勒1974年，第29～82页。）。19世纪中期前，新兵是俄国所有军工厂工人干部形成的主要来源。
从等级际社会转移角度而言，军人阶层只进不出，退役军人很少离开本等级。军人内部的流动水平较高。军人等级因不断得到其它等级新鲜力量的补充而保持着活力，服兵役的光荣感使精力充沛和干练之人补充到军官行列。
城市等级 根据1721年最高市议会规则，除贵族、官僚、僧侣、军人、外国人和农民之外的城市的所有居民被列入市民和城市等级。市民在社会和财产方面有很大不同，它分成“正规市民”（因资本和职业分类分成两个商人等级）和“下流人”。1722年从正规市民中分出行会人员。1742年，“下流人”更名为第三等商人（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 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在一、二、 三等商人和行会人员间等级性质没有重要区别，均缴纳人头税、服兵役、履行国家公职和选举的职务。市民某些社会集团享有更多的手工业和职业的权利，商人分等主要根据财产。
1775年实施的税收改革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改革市民分成享有特权的一、二、三等商人和无特权的市民。一、二、三等商人免除人头税，赎免兵役，1785年一、二等商人免除体罚和有权坐轿式马车，市民仍处在原来的城市公社成员的地位（注：《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1721年，第6卷，No3208，第7款；1775年，第20卷，No14275， 第47款；第22卷，No16188，第64～68页，第42～12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2页。）。因此，1785 年商人和市民间差异具有了社会性质，商人转向市民或相反均被认为纵向转移。应该指出，市民某些集团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若市民和行会成员付一定数量的钱，可成为任何一等商人，而无力纳税的破产商人则自动转为市民。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官方等级分类中没有单列出在工业部门就业和逐渐变成无产阶级的这种普通工人集团，从官方观点看来，普通工人职业集团的色彩浓于社会集团。在城市普通工人由不同等级（市民、行会成员、农民、僧侣、士兵之子、衙门人员、流浪汉）组成。1775年前很多普通工人在城市公社注册，被列入“非正规市民”，1775年后被列入市民。在历届人口调查中其数量增加。只有在官办企业的工人被称为官办工厂工人，不在城市公社注册，比起普通工人享有一定特权。
商人分等按其申报资本数量，1775年从其申报资本中征收商人等级税。1775～1807年商人申报资本最低限额增加，一等商人从1 万卢布增到5万卢布，二等商人从1 000卢布增到20 000卢布，三等商人从500 卢布增到8 000卢布。商人等级税也大幅度增加，1775～1821 年一等商人从100卢布增到3 212卢布，二等商人从10卢布增到1 345卢布， 三等商人从5卢布增到438卢布。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0.3倍，1824 年前纸币贬值400%，仍不难发现，对所有渴望注册到商人行列的人而言， 财产资格增加的幅度过高。1824年在保留申报资本最低限额情况下，商人营业税下降了40%，回落到1812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保持到1863年（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67页。）。
1785年一等商人中的少部分上层（最富有的商人、银行家、企业主）被封为“名门市民”，学者和艺术家亦可获此殊荣。1832年按沙皇旨意，“名门市民”改称“光荣市民”，一二等商人、知识分子、僧侣之子、官僚之子（非终身贵族）可得到这一称号。所有光荣市民免除兵役、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预地方自治（注：普·格·雷恩德久斯基：《改革前俄国的城市市民》，莫斯科1958年，第171～172页。）。这部分人数量有限，1820年共28人，1858年连同妻小在内为2.14万人（注：《俄罗斯帝国统计表集》，彼得堡1863年，第2册，第270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63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市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1721～1742年市民分为“正规市民”和“下流人”，1742～1775年市民分为一、二、三等商人，1775～1870年市民分成一、二、三等商人和市民，商人中分出“名门市民”（后称“光荣市民”），但商人内部间社会和财产差别比起“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或商人和市民间的差别小得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正规市民”和“非正规市民”，商人和市民间的不平等可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而“正规市民”内部或一、二、三等商人内部间的差别是财产上的差别。
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对比上看，18世纪60年代前，以一、二、三等商人居多，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前，市民数量上升， 1830 ～1858年一、二、三等商人比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18世纪60年代前市民内部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760～1830年间以自上而下的社会转移为主，19世纪30年代起重新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转移为主。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一、二、三等商人内部社会转移以自上而下为主，从18世纪20年代起到19世纪中期一、二等商人呈下降趋势。这些资料不能证明商人等级蜕化，更不能据此说明其绝对衰落，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农民竞争，商人作用相对下降和农民等级在国家商品流通中作用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农民 农民纵向社会转移基本流向市民和通过征兵途径进入军人等级，农民横向转移即进城和参加殖民。
1722～1785年当正式存在经商农民集团时，农民按合法形式转到市民行列的不多。第一，经商农民地位缺乏吸引力，1742～1782年分别有3 600名和7 600名男性经商农民（注：《俄国人口调查》，莫斯科1972年，第3册，第259页；夫·恩·亚科夫采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的商人资本》，莫斯科1953年，第51页。）；第二，1760～1770年对经商农民附加的法律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增长缓慢，1762年起若是地主农民须征得地主的同意，若是其它农民须征得行政当局的同意，方能成为经商农民。可见，地主和行政当局均关注纳税人的流失。
为防止农民逃税，1812年政府规定经商农民须按农民地位纳税，同时付营业税。只是比市民付的营业税少些，此举奏效，大量农民转入市民行列，1816～1824年年均1.24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 第171页。）。
1824年财政大臣康克林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从农民征收的营业税增加，同时相应降低市民的营业税。结果，1825～1826年每年有3.3 万名男性农民转入市民，甚至1827年对农民和市民征收的营业税拉平后，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势头不减，1827～1842年每年有3.64万名男性农民成为市民（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向市民的社会转移有时按绝对数较大，但仅仅涉及农民很小一部分。1744～1782年、1783～1795年、1795～1811年、1816～1824年、1825～1842年分别有0.003%、0.01%、0.003%、0.7%、0.2%的农民转入市民行列（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页。 ）。在流动如此慢的情况下，俄国城市化速度不会很快。
征兵是农民脱离本等级的第二条重要途径，在所研究时期它比转入市民效果更明显。1726～1760年、1761～1799年、1800～1825年、1826～1855年在城市新兵中农民分别占72%、57%、54%和56%，上述时期在所有新兵中农民分别为96%、97%、95%和94%，依据新兵总数和生活在城乡农民比重得知，上述时期士兵中城市农民分别为3万、5万、 7万和8万人，农村农民分别为73.5万、116.2万、183万和254万；城市农民参军者分别0.23%、0.25%、0.32%和0.28%，相应占全俄农民总数的0.22%、0.19%、0.30%和0.2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1～173页。）。
从农民转入市民和当兵这两条途径看，农民跨等级间的流动为数甚少，每年尚不足农民总数的0.5%。农民转入贵族、官僚、 僧侣和非贵族知识分子的更少。据19世纪的资料，各类农民中，跨等级间转移最少的是地主农民，最多的则是国家农民。
进入农民等级的社会流动也存在，但为数不多。1816～1824年每年有2.89万名男子纵向转入农民队伍，而每年有4.06万名男子离开农民行列（注：《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571，目录9，文件18，第186～187页，文件24，第290～292页。转引自《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第175页。），1825～1842年加入和脱离农民（不算征兵）年均分别为9.84万和 12.46万名男子（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 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5页。），加入和脱离农民等级的多寡在一些年中出现波动，显然与经济形势、政府具体政策以及等级间转移法律条款的变化有关。
农民横向转移的最主要途径有：外出打工、参加殖民和逃跑。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外出打工非常普遍。农民外出打工需持身份证，因而可将颁发的外出身份证视为接近农民外出打工规模的最可信的指标。1828～1838年全俄分别颁发73.3万份和89.7万份身份证，1843～1845年、1857～1859年、1861～1870年年均颁发100万、108.5万和129.1 万份身份证（注：尔·姆·维金斯基：《19世纪上半期俄国身份证统计的分析方法》，载《国内历史的史料学》（1981年），莫斯科1982年，第173页，第171～172页；阿·格·拉申：《论19世纪30～50 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载《历史论丛》，1955年，第53卷，第146～148页。），到19世纪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者不少于农民总数的2 %（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农民外出打工者广泛出现在工业、运输业、服务业，还有农业部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者经商，从事各种手工业，外出打工者被作为自由劳动者广泛受雇于工业部门，是工业工人形成的主要来源。随着领有手工工场和世袭手工工场工人比重的下跌，农民外出打工者日益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就农民外出打工者主体而言，以季节工居多，农民充当季节工人未失去农民地位，未失去与农业和农村的联系。
卡布赞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上半期的合法形式（即经当局批准）和非法形式殖民问题。据他的研究成果，1782～1858年的77年间，向主要殖民区（新俄罗斯、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南部、西伯利亚）合法和非法殖民360万人（注：斯·伊·布鲁克， 夫·姆·卡布赞：《18世纪～20世纪初俄国人口迁移》（数量、结构、地理），载《苏联历史》1984年第4期，第41～59页； 夫·姆·卡布赞：《世界上的俄罗斯人》，彼得堡1996年，第300页附表3。），其中主要是农民。1782～1795年到1836～1858年从年均殖民2.3万人增到5.5万人，1782～1795年、1796～1815年、1816～1835年、1836～1850年、1851～1858年殖民人口占俄国年均人口的0.07%、0.11%、0.11%、0.12%和0.07%（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6页。）， 这些资料将合法和非法殖民捏在了一起，横向转移的途径不易区分。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意见，19世纪40年代之前，人口向新征服地区（例如乌克兰南部和比萨拉比亚）迁徙，非法殖民（逃跑）比合法殖民起到更大的作用（注：阿·斯·康采夫斯基：《19世纪第一个三十年南乌克兰农民殖民化》，载《苏联农业和农民史资料》，莫斯科1965年，第9集，第120页。）。
上述资料表明，即使不考虑诸如某类农民转入另一类农民，农民在省内和县内的转移、职业更换等横向转移形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农民横向转移比起纵向转移处于更高水平。
农民尽管面临众多的法律、经济和心理上的障碍，尽管数量有限（相对于农民总数而言），仍顺利地参与了等级间的纵向和横向转移。农民在社会转移中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积极而有效地利用了转移的非法途径。他们逃跑、非法注册到其它等级，改变职业，从事不许其染指（因逃税）的工商业，外出打工，事实上他们自己赋予自己拥有其它等级，包括贵族的权利，如假托他人之名占有工厂、土地甚至农奴。官方统计常常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现象忽略不计，因而压低了农民社会转移的实际水平。
非贵族知识分子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由于政府力图将非贵族知识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其绝对数和相对数均减少，到1870年它仅占城市人口的1.8%（注：鲍·恩·米罗诺夫：《18世纪40 年代～19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列宁格勒1990年，第178页。）。
非贵族知识分子无权占有生产资料和农奴，不许经商和从事手工业，但可获得教育，对其多数而言，脑力劳动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有利于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
18世纪70年代前，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恰恰以非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但从18世纪70年代起，由于统治集团的排挤，在校生和非贵族知识分子数量开始减少，而贵族知识分子作用上升。普·阿·布尔加科娃的研究证实19世纪上半期存在这一规律。据这位作者统计，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19.4%的人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因出身非贵族知识分子的在校生百分比下降，导致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数下降。1839年在官办大学教员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2%，1840年在医生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9%，1825～1850年工程师中非贵族知识分子占15.5%（注：勒·阿·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俄国知识分子》，第24页，第53页，第103页，第165页。）。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俄国城市人口社会转移的基本趋势可作如下的初步概括。
城市社会的各个等级间存在着社会转移，任何一个等级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但是不同等级的开放程度却大相径庭。市民、农民和军人等级在理论上出入自由，但他们间的纵向的、等级际的流动归结为主要由农民转入市民，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相反，由市民转入农民，由军人转入市民和农民则相当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人数不多，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相当罕见，但这种社会转移确实存在。
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这给城市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农民大量流入城市，降低了市民和整个城市人口的总的文化水平。因为18世纪末，市民识字者比农业人口高3.7倍， 农民还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状况产生影响，移民使城市住宅空前紧张，城市上下水设施严重不足，垃圾清扫和处理不畅，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进一步加重。还有农民将宗法式日常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心理和生活方式带入了城市。因此，城乡，特别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市民和农民一样过一些传统农业节日，市民用大部分精力务农。
农民虽然涌进城市，但常常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农民仍眷恋着农村，同农村保持着业务和血缘方面联系，每当遇到挫折时便常常准备打道回府，导致城市化过程回潮。农民转入市民行列强化了城市的农业特征，使城市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他们迟滞了城市特殊资产阶级亚文化和市民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商人上层不稳且缺乏一脉相承的商人世家，他们过分依赖政府的施舍，市民中很难培育起来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和社会首倡精神。当然，社会转移的特点不是俄国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唯一原因，但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民是补充所有等级的源泉，而从其它社会集团转入农民行列者甚少，若同农民数量相比确实微不足道。实际上农民自行其是，在这方面特殊的农民文化，农民同其它等级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点长期存在是其原因之一。
贵族、官僚和军人是只入不出的等级集团。从社会转移角度，他们之间有互动作用，这些等级从其它等级网罗最有教育、最有能力和身体健康之人，这是他们长期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只入不出促使这三个等级形成各自特殊的等级亚文化、等级传统和荣辱观及行为方式。
僧侣等级人员大量外流，实际上又禁止其它等级加入，遂变成俄国最保守的等级。
非贵族知识分子是跨等级集团，进出自由，这是唯一可凭业绩沿社会阶梯向上爬的社会集团，有时官可至大臣，亦可能跌至流氓无产者行列。
跨等级流动特点是，它严重依赖社会出身、服役和受教育程度。社会出身影响到升迁速度，影响到从一个等级的下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下层，或从一个等级的上层转入另一等级的中层或上层。贫困的市民和农民成为士兵，商人和富裕农民成为军士和尉官，僧侣子弟进入衙门，司祭之子可成为八品官员，三等商人可获得终身贵族称号，一等商人可成为世袭贵族，甚至成为有爵位贵族。
从纳税等级流动到非纳税等级主要借助于为国家供职，市民或农民靠办企业、经商致富而成为贵族者一般较罕见。只有在纳税等级间和在某个纳税等级内部的流动，才取决于财产状况。富有的农民可成为市民，富有的市民或行会成员可成为商人，富商可成为名门市民或光荣市民。通常，纳税等级通过供职或凭文凭可进入贵族行列。
所研究时期俄国受过教育者甚至识字者严重不足，1797～1867年市民识字者分别占9%和42%，农民识字者分别占3%和15%（注：鲍·恩·米罗诺夫：《1797～1911年俄国识字率》，载《苏联历史》，1985年第4期，第149页。），受过教育者严重不足迫使政府给予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者获得相应官职的种种优惠。当然所有等级均渴望通过受教育途径以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
1700～1770年社会下层对受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大部分初级学校社会下层人士居多，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知识分子中的供职者成为贵族。但由于彼得一世解除贵族供职义务，政府竭力鼓励他们受教育，与以往相反，贵族自身的受教育兴趣更浓。与此同时，政府对纳税等级子女入学设置障碍，结果在校生和知识分子中纳税等级比重开始下跌，尼古拉一世反对“厨师之子”进官办学校的方针最为露骨。但对社会下层而言，通过受教育跻身上层社会的路并没有完全堵死。
总之，无论是非纳税等级间，还是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转移程度相当高，但非纳税等级和纳税等级间的跨等级间的转移程度相当低。
[收稿日期] 1999－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