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简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姚玉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6期第108～111页
【作者简介】姚玉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独家出版了中文横排简体字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这部长达800余万字、 共计14卷的巨著，是20世纪西方史学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之一，50年代出版后就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80年代经修订后再版，更吸引了世界众多学者的关注。这次出版的中文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众多专家、学者根据英文80年代修订本翻译的，是奉献给21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份厚礼。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必将有益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涵盖的时空范围很广，上迄15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下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就主编、出版了《剑桥世界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后，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陆续面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它们的出版都是时代需要使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真历史就观念上讲都是当代史”（《历史、纪年和伪史》，转引自第1卷，第12页）。时代的进步， 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时代的局限，也障碍着人们的目光。当一个国家“日益密切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时候，群众必然要讨论许多若不结合历史背景就难以阐明的问题”（第1卷，第9—10页）。人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要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营养。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不断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交通和通信通讯的发展，大大地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和获取新知识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人类社会应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事实并非尽如人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总是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资本主义危机不断且日益加深；诞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的不到50年间，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战争并非源起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战后如何缓解可能出现的新的激烈武力对抗……许许多多的事情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时代的需要呼唤着适应现实的研究成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的。主编乔治·克拉克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能过去一向是、而且今后也永远是随着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况而发生变化的”（第1卷，第29页）。 他们试图以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和手段来重新解释和认识世界，向人们提供更新的历史知识，展示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研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扩大到经济、思想、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家庭、人口以及心理等诸多领域，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历史。例如“东欧·农民的状况”、“俄国·人口和社会结构”、“教育与舆论”、“社会政治思想”、“宗教与政教的关系”、“教育和新闻事业”……等许多章节的设置和写作，都反映了历史学所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化。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与《剑桥世界近代史》相比， 它增加了新的一卷。 集中论述了1910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仅就这一时段而言，充满了火与血、暴力与战争，该卷主编莫瓦特也承认：“谁也不会否认暴力已成为它所记载的大部分历史的特征——至少如果我们从暴力和残酷行为的程度和受难者的数目来衡量，这个时期的暴力比历史上任何更早的时期更加严重”（第12卷，第3页）。该卷分为25 章，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历史，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人类悲剧的重演。两次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战争的后果削弱了欧洲的优势，“这个世代的暴力给欧洲带来了报应”（第12卷，第13页）。不仅如此，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认为从总体上看“暴力并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第12卷，第3页）。发展是时代的主流。20 世纪人类进步的步伐超过了以往，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人类的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成为“世界史的中心主题”，“我们都是互相依赖的成员”（第12卷，第4页）。“只有在今天， 人们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名副其实地充分进入历史范畴的各国人民组成的”（卡尔：《历史究竟是什么》，转引自第12卷，第6页）。战争不能阻挡人类的进步， 和平更有益于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证明：世界进步的脚步并未停歇，仍在继续。
在诸多发展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世界的发展根源于科学的发展，“塑造未来世界的是科学”。《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非常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注意到“科学作为一个改革的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量”，这是该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它在若干卷中都设有专章论述，如“17世纪的科学运动及其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和技术更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科学与技术的变化，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科学革命”……等等。第12卷第4章“科学与技术”，概述了20世纪物理学、 化学、医学、航空航天、通讯通信、交通、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进展无论就其范围、速度和应用而言，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时代。在这50年中，前4 个世纪的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因而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想习惯，甚至改变了我们文明的整个面貌”（第12卷，第16页）。正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地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使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互相影响，同时也制约了人类的某些行为，使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撰写于19世纪末、出版于20世纪初期，集中地反映了19世纪以思辨的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的生存环境、世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实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思维框架，而是进行认真地反思，重新定向。许多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狄尔泰等人的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他们抛弃了浪漫主义的描述性的历史写作，代之以客观主义的理论性的历史写作，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当代西方史学新思潮。《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就成书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思潮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应该说既注重于历史事实的论述，也注重理论层面的分析，使整部著作呈现史论结合的特色，这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从全书布局来看，不仅在每卷的“导言”中对该卷各章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提示和集中探讨，以加深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且在某些章节也侧重从理论层面对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些都得益于20世纪史学理论的拓展。
该书的写作方法和体例颇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这部著作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进行论述，采取了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的方法，使读者不仅能够知晓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某一时段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可以得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每一卷开始，都设有一章“导言”，概述本卷的主要内容，在概述中论述一般历史进程所占篇幅甚少，更多的着眼于该卷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例如第8卷“导言”指出，它想讨论1763年后的30 年间西方文明显露出的新象征，这就是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新的“民主”革命运动，研究“朝着现代民主方向发展的这种总趋势”（第8卷，第3页），该卷各章的论述颇多新意。
在有关的专题论述中，依据每个作者的专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期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地阐述问题，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方法，不能不使人感到研究的深入和缜密。如在第9 卷中论述1793—1814年的法国历史时，由杰弗里·布鲁恩撰写了“1793—1814年战争时期的势力均衡”、雅克·戈德肖写了“1793—1814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历史”、费利克思·马卡姆写了“拿破仑的冒险”，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也展现了研究者的学识和功力。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论述翔实。说其内容丰富，决不是传统史学内容单纯的重复和扩展，而是由于它对近代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注意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深入到经济、思想、文化、心理、社会、家庭、人口、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这种研究已被学者所认同，并努力地实践，成为当代史学主要潮流之一。克拉克指出：“的确，现在历史学有数不清的分支，每个分支都单独地研究一些问题”，而“任何为发现真理而经销的研究都会揭示真实的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决不会说历史的某一分支比另一分支更加正统，或说一个分支的历史性质取决于它在广阔的历史研究领域中现在什么课题”（第1卷，第25页）。这种毫不歧视任何学科、 一视同仁、兼蓄并收的广阔胸襟，是这部巨著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承认各个不同历史学科的研究地位，有益于汲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这部书中，到处可见采用了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思想史、心理史、科技史、文化史、外交史方法写出的章节，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把握这段历史。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人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丰富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方法的多样，给人们以不同的启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虽然不能解决众多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给我们有益的启示，鼓舞有志者进一步去探索。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用克拉克的话来说，它论述这样一种“文明”的历史，“这种‘文明’从15世纪起由它最初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外来的成分， 直至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或多或少稳固地扎下了根”（第1卷，第32—33页）。这与《剑桥世界近代史》大致是相同的。当它用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来衡量各国的发展时，将世界划分为“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只有进入到主流国家行列的某些国家才进入它们的视野，予以论述。这实际上就是在坚持“西方中心论”。表现在整部著作结构上，严重失衡，近代欧洲历史（中期以后包括美国历史）所占的篇幅达90%以上，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微乎其微，它们只不过是欧洲史的附带部分，只有当它们与欧洲主流国家发生关系时，才被提及，简略地概述。例如亚洲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了主流国家行列，这才被纳入它们的视野。他们也明确地知道，“亚洲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命运，不会由欧洲列强来决定”（第12卷，第7页）。 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始终不是主流国家，所以毫不受重视。例如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世界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着墨甚少，仅仅谈什么“远东的防务被忽略”、“日本的胜利”、“远东战事的结束”等。
这部著作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还表现在，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哲学、学术的发展，基本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欧洲至上、西方至上的痕迹随处可见。他们以主流国家为尺度来剪裁各国的历史，千方百计地为主流国家对非主流国家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例如在论及近代中英关系时，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控制对外贸易”、“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误解”，而对英国罪恶的鸦片贸易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对英国商人在华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侵犯当地居民人权的暴力行为百般辩解。更有甚者，对日本1937年7月一手制造的开始全面侵华的“芦沟桥事件”， 作者认为它“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是两国军队在此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后，“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第12卷，第936页）。这种不辨是非的观点， 不能不说有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之嫌，最起码是受到了战后日本右翼观点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散见于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损害了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尤其是在对所谓“非主流国家”历史的认识上。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3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6期第108～111页
【作者简介】姚玉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涵盖的时空范围很广，上迄15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下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了世界主要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就主编、出版了《剑桥世界近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后，克拉克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陆续面世，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它们的出版都是时代需要使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真历史就观念上讲都是当代史”（《历史、纪年和伪史》，转引自第1卷，第12页）。时代的进步， 深化了人们的认识；时代的局限，也障碍着人们的目光。当一个国家“日益密切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时候，群众必然要讨论许多若不结合历史背景就难以阐明的问题”（第1卷，第9—10页）。人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要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营养。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不断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交通和通信通讯的发展，大大地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和获取新知识的时间。在这一基础上，人类社会应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事实并非尽如人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总是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资本主义危机不断且日益加深；诞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在短短的不到50年间，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战争并非源起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战后如何缓解可能出现的新的激烈武力对抗……许许多多的事情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时代的需要呼唤着适应现实的研究成果。《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的。主编乔治·克拉克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能过去一向是、而且今后也永远是随着千变万化的社会情况而发生变化的”（第1卷，第29页）。 他们试图以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和手段来重新解释和认识世界，向人们提供更新的历史知识，展示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研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扩大到经济、思想、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家庭、人口以及心理等诸多领域，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历史。例如“东欧·农民的状况”、“俄国·人口和社会结构”、“教育与舆论”、“社会政治思想”、“宗教与政教的关系”、“教育和新闻事业”……等许多章节的设置和写作，都反映了历史学所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化。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与《剑桥世界近代史》相比， 它增加了新的一卷。 集中论述了1910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仅就这一时段而言，充满了火与血、暴力与战争，该卷主编莫瓦特也承认：“谁也不会否认暴力已成为它所记载的大部分历史的特征——至少如果我们从暴力和残酷行为的程度和受难者的数目来衡量，这个时期的暴力比历史上任何更早的时期更加严重”（第12卷，第3页）。该卷分为25 章，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历史，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人类悲剧的重演。两次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战争的后果削弱了欧洲的优势，“这个世代的暴力给欧洲带来了报应”（第12卷，第13页）。不仅如此，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认为从总体上看“暴力并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第12卷，第3页）。发展是时代的主流。20 世纪人类进步的步伐超过了以往，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人类的联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成为“世界史的中心主题”，“我们都是互相依赖的成员”（第12卷，第4页）。“只有在今天， 人们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名副其实地充分进入历史范畴的各国人民组成的”（卡尔：《历史究竟是什么》，转引自第12卷，第6页）。战争不能阻挡人类的进步， 和平更有益于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证明：世界进步的脚步并未停歇，仍在继续。
在诸多发展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世界的发展根源于科学的发展，“塑造未来世界的是科学”。《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非常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注意到“科学作为一个改革的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量”，这是该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它在若干卷中都设有专章论述，如“17世纪的科学运动及其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和技术更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科学与技术的变化，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科学革命”……等等。第12卷第4章“科学与技术”，概述了20世纪物理学、 化学、医学、航空航天、通讯通信、交通、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科学的进展无论就其范围、速度和应用而言，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时代。在这50年中，前4 个世纪的近代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因而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想习惯，甚至改变了我们文明的整个面貌”（第12卷，第16页）。正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地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使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互相影响，同时也制约了人类的某些行为，使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
历史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撰写于19世纪末、出版于20世纪初期，集中地反映了19世纪以思辨的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的生存环境、世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实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历史哲学思维框架，而是进行认真地反思，重新定向。许多史学家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狄尔泰等人的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他们抛弃了浪漫主义的描述性的历史写作，代之以客观主义的理论性的历史写作，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了当代西方史学新思潮。《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就成书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思潮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应该说既注重于历史事实的论述，也注重理论层面的分析，使整部著作呈现史论结合的特色，这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从全书布局来看，不仅在每卷的“导言”中对该卷各章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提示和集中探讨，以加深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且在某些章节也侧重从理论层面对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些都得益于20世纪史学理论的拓展。
该书的写作方法和体例颇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这部著作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进行论述，采取了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交错论述的方法，使读者不仅能够知晓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某一时段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可以得到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每一卷开始，都设有一章“导言”，概述本卷的主要内容，在概述中论述一般历史进程所占篇幅甚少，更多的着眼于该卷要解决的主要课题。例如第8卷“导言”指出，它想讨论1763年后的30 年间西方文明显露出的新象征，这就是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新的“民主”革命运动，研究“朝着现代民主方向发展的这种总趋势”（第8卷，第3页），该卷各章的论述颇多新意。
在有关的专题论述中，依据每个作者的专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期从不同的角度集中地阐述问题，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方法，不能不使人感到研究的深入和缜密。如在第9 卷中论述1793—1814年的法国历史时，由杰弗里·布鲁恩撰写了“1793—1814年战争时期的势力均衡”、雅克·戈德肖写了“1793—1814年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历史”、费利克思·马卡姆写了“拿破仑的冒险”，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这种研究方法，也展现了研究者的学识和功力。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论述翔实。说其内容丰富，决不是传统史学内容单纯的重复和扩展，而是由于它对近代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注意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深入到经济、思想、文化、心理、社会、家庭、人口、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这种研究已被学者所认同，并努力地实践，成为当代史学主要潮流之一。克拉克指出：“的确，现在历史学有数不清的分支，每个分支都单独地研究一些问题”，而“任何为发现真理而经销的研究都会揭示真实的过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决不会说历史的某一分支比另一分支更加正统，或说一个分支的历史性质取决于它在广阔的历史研究领域中现在什么课题”（第1卷，第25页）。这种毫不歧视任何学科、 一视同仁、兼蓄并收的广阔胸襟，是这部巨著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承认各个不同历史学科的研究地位，有益于汲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这部书中，到处可见采用了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思想史、心理史、科技史、文化史、外交史方法写出的章节，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把握这段历史。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人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魅力所在。
丰富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方法的多样，给人们以不同的启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虽然不能解决众多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给我们有益的启示，鼓舞有志者进一步去探索。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用克拉克的话来说，它论述这样一种“文明”的历史，“这种‘文明’从15世纪起由它最初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外来的成分， 直至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或多或少稳固地扎下了根”（第1卷，第32—33页）。这与《剑桥世界近代史》大致是相同的。当它用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来衡量各国的发展时，将世界划分为“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只有进入到主流国家行列的某些国家才进入它们的视野，予以论述。这实际上就是在坚持“西方中心论”。表现在整部著作结构上，严重失衡，近代欧洲历史（中期以后包括美国历史）所占的篇幅达90%以上，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微乎其微，它们只不过是欧洲史的附带部分，只有当它们与欧洲主流国家发生关系时，才被提及，简略地概述。例如亚洲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了主流国家行列，这才被纳入它们的视野。他们也明确地知道，“亚洲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命运，不会由欧洲列强来决定”（第12卷，第7页）。 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始终不是主流国家，所以毫不受重视。例如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世界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着墨甚少，仅仅谈什么“远东的防务被忽略”、“日本的胜利”、“远东战事的结束”等。
这部著作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还表现在，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哲学、学术的发展，基本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欧洲至上、西方至上的痕迹随处可见。他们以主流国家为尺度来剪裁各国的历史，千方百计地为主流国家对非主流国家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例如在论及近代中英关系时，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控制对外贸易”、“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误解”，而对英国罪恶的鸦片贸易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对英国商人在华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侵犯当地居民人权的暴力行为百般辩解。更有甚者，对日本1937年7月一手制造的开始全面侵华的“芦沟桥事件”， 作者认为它“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是两国军队在此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后，“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第12卷，第936页）。这种不辨是非的观点， 不能不说有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之嫌，最起码是受到了战后日本右翼观点的影响。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散见于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损害了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尤其是在对所谓“非主流国家”历史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