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
徐友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6期第129～134页
【作者简介】徐友珍（1964—），女，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关系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英欧关系/抵抗运动/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K 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1999）06—0129—06
二战期间，英国在很多方面直接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所特有的机密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人们一方面对于英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知之不多，另一方面又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歧见。英国史学界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在冷战背景下，直到60年代末，英国官方历史著作一般都对战时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活动避而不谈。迄今为止，虽然英国介入欧洲抵抗运动的神秘面纱已被逐渐揭开，在一些特定领域，如特别行动执行局、战时宣传、秘密战线以及英国对特定国家的关系研究已逐步深入，但究竟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英国学术界仍存在广泛争议，特别是来自左右政治立场的人士往往依据截然不同的是非标准，而根本否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前苏联学术界在60年代开始探讨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关系问题，但侧重于揭露英国政策的意图，且对其持基本否定态度。我国史学界对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关系缺乏系统研究，对英国的作用与影响存在正面肯定少而批评否定多的倾向性。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对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进行动态考察的基础上（注：参见拙文《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进而就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众所周知，随着法西斯征服的开始，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斗争便在广大被占领地区逐渐兴起。但一开始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影响及苏联在战争前夕突然降下反法西斯旗帜的干扰，助长了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许多人对突如其来的国土沦丧措手不及，并滋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这种客观现实使最初的抵抗运动难以找到适宜的土壤。而且，欧洲抵抗运动兴起之初，往往存在缺乏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和手段，各抵抗力量之间缺乏组织联络，各自为政等自身一时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从而造成了抵抗运动的孤立分散、被动挨打的状况。然而，英国的积极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扭转最初的这种不利局面。
其一，在法国败降和苏美参战前的关键时刻，英国作为当时唯一坚持与法西斯作战的欧洲大国和各国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其立场态度、生死存亡是影响欧洲舆论和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适此危难之际，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彻底走出了绥靖政策的阴影，率领英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其鲜明、坚决的反法西斯立场和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给悲观失望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40年秋，英国居然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而生存下来，并赢得了英伦之战的胜利，开始动摇了法西斯德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给敌占区人民带去了一线希望。正如丘吉尔所言：“英国能生存下来，而且坚不可摧，而纳粹制度正遭打击这一事实将点燃整个欧洲乃至更大范围内成千上万遭到蹂躏和陷入绝望的男女胸中的希望之火，这些星星之火将很快成为席卷全欧的熊熊烈焰”（注：温斯顿·丘吉尔：《战时演说，1938—1941》（Churchill,W.S. War Speeches;1938—1941），伦敦1945年版， 第239页。）。虽说英伦之战的胜利并未立即带来抵抗运动的急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与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英伦之战的胜利也成为抵抗运动发展的一个界标。正是以此为契机，一些抵抗组织开始建立并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联系。
其二，战时英国对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提供的广泛支持，如率先承认其为代表欧洲被占领土的合法政府；为其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为之提供活动场所、资金、武器装备；协助其组建、培训军队，并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主要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不仅成为支撑和促使流亡政府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对欧占区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从政治和道义上讲，英国有效的利用流亡政府这面旗帜，首先从心理上对法西斯占领制度和傀儡政权施加了压力，对占领区人民有一定的精神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一些效忠于流亡政府的欧洲政治势力克服动摇与观望态度，转向反法西斯立场，有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从军事和战略角度而言，因为流亡政府大多拥有或很快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很多重大军事行动，加大了盟军在正面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力度，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尤其是流亡政府、组织还提供了英国维持其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由将近1000多艘船只、2500名船员组成的约400 万吨的现代化海军商船队；丹麦流亡政府提供了80万吨商船和500—600名船员；荷兰流亡政府提供了包括180艘左右的远洋轮船和200多只近海船只组成的300 万吨位的船队。“自由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流亡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商业船队。荷兰、比利时、自由法国依然行使权力的广袤殖民地，如富饶而险要的荷属东印度，后来成为远东战线的主要基地；自由法国和比利时流亡政府控制的广大中非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直达中东的空中增援线。比利时流亡政府还在租借法实施之前的那段时间为英国提供了价值约3亿美元的黄金凭票（gold—cover），便于英国向美国购买所需物质（注：J.M.A格怀尔：《大战略》（Great Strategy）第3卷上部，英国皇家出版局，伦敦1964年版，第1页。）。虽然这些人力、 物力资源与希特勒从欧洲劫掠到的巨额财富无法相提并论，但对处境孤立的英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命运相通，对盟军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及由此带来的形势好转，实际上造成了欧洲抵抗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有利形势与动因。
其三，战时英国对敌占区进行的坚持不懈而又卓有成效的政治战，有助于强化沦陷区人民大众抵抗法西斯的愿望、勇气和信心，并为之提供一定的行动指南。如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对在欧占区从事政治战高度重视并于1941年夏成立了一个旨在“削弱和破坏敌军士气，支持和促进占领区的抵抗意愿”（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 （1939—1945）》（J. Hastrop, European Resistance 1939 —1945, AComplete History），伦敦，1981年版，第206页。）、 统一领导对欧宣传的独立机构——政治战略局（PWE）。PWE战时向敌国和敌占区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广播和大量散发传单及各类“非法”出版物，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公开宣传最为有力。据统计，B.B.C. 每天要用23种语言向18个国家进行35小时的广播（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341页。），仅一昼夜就要播出16 万字（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第206页。）， 其内容不仅涉及时事新闻、重要人物的讲话、评论等一般性内容，还持续不断地给那些地下抵抗组织输送一种特殊的密码信息。战时英国的政治宣传至少从以下几方面对欧洲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由于英国对欧占区宣传起步早，而且伴随战争的始终，加之它具有信息量大，情报来源可靠，报道客观、真实、及时、接收效果好等方面优势，英国的战时宣传实际上成为欧占区人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和同外部世界保持精神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帮助人们摆脱最初的颓丧与消沉情绪而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外因之一。其次，通过收听、收看和传播地下消息，人们之间增进了接触和交流。这种联络，一方面可能使一些游离于抵抗运动组织之外的人们找到依托，另一方面又可能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抵抗意向的核心圈子，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个抵抗组织。而宣传引导的功能又使这一自发过程加速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宣传甚至小道消息、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很难破译的密码信息所具备的公开性与诡秘性，让敌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难以捕捉到它的踪迹，以致占领当局不得不因之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军心和士气受到影响和动摇。而对敌人注意力的分散、人力物力的牵制和对其嚣张气焰的打击，客观上也有益于抵抗运动的发展。
其四，英国通过1940年7月成立的秘密机构——特别行动局（SOE）直接促进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战时SOE 除了直接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从事颠覆破坏、鼓动怠工、罢工这类间谍性质的活动外，还做了大量促进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就是通过向敌国和敌占区派遣特工人员，打破敌人的封锁，建立与欧洲地下抵抗力量的实际联系。SOE 的特工人员大多从英国正规军和伦敦流亡政府的代表中精选出来，经过严格训练后渗透到敌占区。虽然深入虎穴总会面临种种难以想象的风险和难度，成功率也很低，但由于这些人特殊的素质，一旦打开僵局便能产生效果。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缓解和经验教训的不断积累，SOE向着敌国和敌占区渗透的特工越来越多， 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影响也就日益显示出来。首先由于这些特工直接秉承盟军旨意，且与盟军指挥部保持直接联系，他们就能从全局的角度和军事需要出发，把一些孤立、分散，有些甚至是彼此敌对的抵抗团体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抵抗运动的内部合作与外部联络。如在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SOE 的代表就曾有效地促进了各种抵抗力量之间的联合并使之与盟国参谋部和伦敦流亡政府之间的合作；其二，由于SOE的特工人员直接深入敌后， 一方面他们有可能从实际出发，摒弃英国政策中一些不切实际或有严重政治偏见的成分而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不断信息反馈和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英国政策的修订，从而有益于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如在南斯拉夫、 希腊、阿尔巴利亚，SOE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英国政策的既定框架，不仅支持大规模游击战，而且与这些国家共产党建立了有效的联系、合作，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SOE 在法国的代表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与法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相处融洽。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后，SOE 的代表还与意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战时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一度出现的各种抵抗力量联合的局面，有许多是得益于SOE的帮助。1943 年春夏以后，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南斯拉夫政策，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发展到同时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到最后抛弃米哈伊洛维奇， 也正是得益于SOE驻南代表的长期努力。 这些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 其三，由于深入敌后的SOE代表经过特殊训练，他们熟谙从事地下斗争的各种技巧，而且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因而他们能够给欧洲抵抗力量带去一些从事地下斗争的技术指导。此外，英国在战前即已开始研究并在战时得到发展的各种非常规战理论，也通过SOE 的特工人员传至欧洲及世界各地，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SOE促使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大规模、系统的物质援助增强抵抗运动的战斗力。整个战争期间，英国输送到欧占区的物质援助到底有多少无法全面统计，但仅输入法国的特工人员就有1800多名，补给品就有1 万吨（大部分是武器）（注：[法]马塞尔·博多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12页。）。 著名的欧洲抵抗运动史学家约·赫斯特鲁普就坚持认为：“对英国来说，美国是大兵工厂，而对欧洲抵抗运动来说，英国是大兵工厂。 ”（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 第267页。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物质援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国家抵抗运动资金缺乏，武器、弹药、药品奇缺等各种难题，而且使其装备改观。此外，外援还能给受援者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抵抗运动战斗力的增强。正是因为SOE在战时的积极表现， 它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外行的、无法驾驭的组织，与外国势力而且一定是那些靠不住的激进势力和革命者保持了太经常的联系。”（注：戴维·斯塔福德：《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 （David Stafford, Britain And European Resistance, 1940—1945,A Surrey Of TheSOE），牛津1980年版，前言部分。）
最后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一般而论，把消极待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在实际运用中作用有限，甚至起反作用，但若具体分析，消极待机作为一种策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也具有符合欧洲抵抗运动实情的一面。因其强调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和谨慎行动，在抵抗运动兴起之初，特别是考虑到法西斯占领当局推行的残酷报复政策，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在时机成熟之前避免过早暴露而致力于发展地下组织、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而且，也合乎欧洲抵抗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最初的运用不是抑制而是引导和促进抵抗运动的发展。而且，欧洲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因历史传统、地形地貌、被占领状态及其战略地位各不相同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每一国家或地区最适应自己的抵抗斗争形式也不相同，因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欧洲被占领国家都采取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全民武装斗争形式，而必须从抵抗斗争的实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西欧、西北欧地区除法、意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历史上较少遭到外敌入侵，缺乏武装抵抗异族统治和进行秘密斗争的经验，这些国家大多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国土狭小，缺乏开展武装起义和游击战的客观条件，加上轴心国长期在这些地区奉行“温和”的占领制度和这些国家内部亲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政治上这些地区资产阶级势力强大，左翼力量弱小，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在这些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激烈的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因而笔者认为英国奉行的消极抵抗战略也是适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抵抗斗争的形势的。当然，与此情况截然不同的东欧、东南欧地区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1943年春夏，英国出于军事需要，也在东欧、东南欧，特别是南、希、阿、意一度倡导过大规模的游击战。这些说明英国的消极待机战略亦有其合理性和灵活性的一面。
二
尽管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有着如前所述的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夸大，而且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自由发展及其最终结局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应有的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战争初期，英国战时内阁曾经赋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很高的战略价值，视之为打击法西斯敌人的“第三种武装”、“第四军种”（注：参见：J.R.M.巴特勒，《大战略》第2卷，伦敦1957年版， 第209—217页。）。然而，实际上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军政领导的头脑里从未将其真正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而用以实践其战略使命的手段也极为有限。如作为执行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战略的主要机构SOE 本身只是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而不是一个军事机构。其负责人在参谋长委员会并无常设席位，很显然SOE不可能与其他三军种平起平坐， 成为“第四军”，更无法影响英国的战略决策，甚至无法接触到战略的深层次问题。丘吉尔首相直接推动了SOE的成立，但首相本人对SOE的热情也并未始终保持。如在1941年6—7月对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地位进行重新考虑时，作为SOE 最高领导的道尔顿甚至没有得到首相的片言只语（注：前引书《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8页。）。这种状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位置。另一方面，SOE 虽是一个独立从事战争努力的机构，但它必须依靠其他部门提高人员装备，必须遵循许多时常是利益无法协调的部门的意旨行事，而其活动方式又是借助非常规手段，这使它在保守色彩浓厚的英国各部门之间难以立足。如控制SOE 行动所需物质手段的三军参谋长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接纳SOE 这支突起的“异军”。即使在战争初期，英国军方特别是空军指挥官中大量思想保守的参谋人员仍然怀疑把有限的空中力量用于帮助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如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元帅就曾对SOE 的领导人说：“你们的工作是一种赌博，它可能带给我们红利，但也可能什么也带不来。”（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2页。）波特的看法固然有其因正面战场吃紧而分不出精力于一些只能产生长期效益的事情上来的客观理由，但也反映出职业军人对特别行动的偏见。正如波特本人的解释：“空投穿着平民服装的人去刺杀敌国官员，不应该与皇家空军发生关联……也不合伦理规范”（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56页。）。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SOE能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多少实际援助。如整个1940 年—1941年SOE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的只有两架老式飞机的使用权。 在当时战争形势极为险恶、飞行经验很少、飞行距离遥远的情况下，这种有限的物质手段到底能发挥多大效用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虽然由于战争形势的缓解，英国大规模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加强，SOE 的规模相应扩大，开始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和两个皇家空军中队，但直到战争结束，SOE的整个人力不超过1个师，可使用的飞机约4 个飞行中队（注：《欧洲抵抗运动史1961 年米兰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European Resistance）、牛津—派嘎蒙1964年版，第119页。），可见其实力仍很有限。 而且由于苏美参战后，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参谋长委员会出于职业军人的偏见和战场上的轻重缓急的考虑总是尽可能地削减 SOE的行动计划。而对SOE有政治监督权的外交部，始则因为SOE不承认等级观念，不受高级官员的约束，无视外交部及下属机构的惯例（注：菲尼斯·奥提和里查德·克洛格：《英国战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政策》，（Phylli Auty And Richard Clogg,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artime Resistance In Yugoslavia And Greece），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284页。），而对之抱有抵触情绪；后又因SOE在欧洲支持左派力量，与共产党或苏联“过从甚密”而对之极为反感，因而常会以各种借口限制和干扰SOE在占领区的行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这种干扰因素越来越成为SOE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以致曾经作为SOE代表出席外交部与SOE例行周会的斯威特·埃斯科特不得不抱怨说， 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外交部解释做错了什么和为什么做错（注：威斯特—艾斯科特：《巴克街的非正规军》（Sweet —Escott, Baker StreetIrregular），伦敦1965年版，第56页。）。而SOE必须与之合作的机构也与之关系紧张，如秘密情报署（SIS）因一直不甘心SOE的另起炉灶，以及SOE许多行动又妨碍它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而千方百计要排挤它， 流亡政府也希望跨越它们而直接与本土或盟军最高指挥部联系。SOE 在战时的处境意味着英国要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必然严重影响到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实际的情况也正如米歇尔由衷感慨的那样：“该有多少机会都因盟国没能更好地利用抵抗运动、武装得太少或太迟而被浪费掉。”（注：亨利·米歇尔《隐蔽战争； 1939 —45 年的抵抗运动》， （Michel, H, The Shadow War,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45），伦敦1972年版，第358页。）英国积极作用很有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它对欧洲各国及不同抵抗运动力量、抵抗形式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SOE 宪章明确标榜要支持海外一切反法西斯的行动（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M. R. D.Foot, SOE,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1940—46），伦敦1984年版，第20—21页。）。丘吉尔也一再对他的部下表示，英国的使命是要帮助那些能更有效歼灭敌人的人（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第155页。）。然而事实上，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有明显侧重。从区域来讲，英国对西欧、西北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对英国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治利益的大国支持较多，而对其他地区支持甚少。即使像波兰、捷克这些拥有较强抵抗能力和潜力的国家，其支持也相当有限。从抵抗组织的类别看，英国大力支持的对象主要是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而对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抵抗斗争支持有限。从抵抗形式看，英国在欧占区支持的抵抗领域虽无所不包，但其侧重于颠覆宣传、怠工、罢工、能影响敌军经济和士气的破坏活动、搜集情报、组织地下军队、有限的游击战等方面，而对大规模的、公开的、全民的武装抵抗斗争基本上不支持。这些说明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并非一视同仁，一切只依反法西斯的军事需要为转移。而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支持的不同侧重和取舍，主要是基于英国自身的军事需要和政治考虑，而非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特别是到战争后期，其政治考虑越来越成为支配因素，从而使英国政策中的积极成分几乎丧失殆尽。
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不平衡的原因当然很多，综合前述诸点，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客观上讲，战时英国在各大战场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其有限的国力之间的矛盾是制约英国全面有力地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战争初期，英国几乎倾其所有可用的潜艇和飞机用于对其生存攸关的大西洋海战和英伦空战，很难抽出必要的运输手段和物质来援助欧洲抵抗运动。 另外， SOE 的秘密性及其与其他战争机构之间的利害冲突和人事摩擦也是限制和制约英国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客观原因。而从主观上讲，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指导思想的保守性则是限制英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的守旧性。一般说来，他们不能认识到抵抗运动的真正价值，对超越常规的思想和行动时常抱抵触情绪，也不敢冒险于一些后果难以意料的事务。空军参谋长、外交部和秘密情报署的前述态度即反映了这一倾向性。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保守性更主要的表现是其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顽固性，这决定了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会过多地考虑自身的需要和行为后果，所以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只可能是有选择、有限度地予以重点扶植，要能为其所用，而且往往拖延不决。当然，到底那一制约因素是主要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时期和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由于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而这种意图时常与反法西斯战略目标并不一致，这不仅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未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积极效果，而且产生了很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综合看来主要有两点：1.英国政策一直拘泥于消极待机战略的既定框架而无根本性突破，其执行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和欧洲抵抗运动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之后，消极待机思想越来越表现出限制、束缚抵抗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它极不利于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发挥，使抵抗运动在相机选择适宜的斗争时机和斗争方式上受到限制， 再加上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西线盟军在欧洲战场并无重大军事行动， 结果造成一些受英国影响很深的西欧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落、被动挨打、发展受限制、战斗力不强等状况，加大了欧洲各国和各地区抵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2.英国政府主要依靠和重点支持以流亡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本能地恐惧和抑制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结局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英国支持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抵抗运动力量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是英国政府视之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加以重点扶植，并借以抑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这就大错特错而且贻害无穷。流亡政府由于长期远离国内生活、斗争实际，既缺乏对国内生活环境和瞬息万变斗争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及时把握，又没有那种处于严酷斗争环境下的切身体验和压力，因而大多丧失了从事积极抵抗斗争的强烈驱动力和紧迫感，而且多数资产阶级抵抗组织都有一个通病，他们往往把国家、民族解放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西方盟国的支持而不是建立在依靠本国人民长期艰苦的斗争的基础上，并处心积虑要恢复战前的统治秩序，尽量防止可能危及他们统治的人民运动出现。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仅不愿拿自己掌握的武装和所获得的支持进行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常常瞻前顾后，动摇不定，而且也不充分发挥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斗争，倒是忙于保存和搜罗力量建立一支准备用于镇压人民力量、重建旧秩序的武装，因而许多流亡政府及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的抵抗组织不仅没有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时常成为阻碍抵抗运动发展的因素。流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这些特点与伟大、艰巨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能高度驾驭形势发展变化的卓越胆识和睿智、强烈的斗争使命感、坚定果断的行为方式、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并能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甘苦与共等方面素质格格不入，更何况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发展，流亡政府和资产阶级力量竭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已与人民大众要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大势所趋背道而驰。因而，流亡政府及其资产阶级抵抗组织已无法完成彻底战胜法西斯敌人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使命。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囿于其阶级属性，不仅不从根本上顺应潮流，反而倒行逆施，加紧扶植各种旧势力的代表，拼命抑制人民革命力量，抢夺胜利果实，结果导致欧洲抵抗运动内部人民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不平衡，大大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甚至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的前途，阻碍了战后欧洲政治朝着人民民主的历史方向迅猛发展的潮流。
三
综观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及其执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英国较早倡导欧洲抵抗，而且从各个方面予以实际的引导和支持，加上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欧洲抵抗运动特殊的依存关系，它是推动欧洲抵抗运动产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外部因素。它对流亡政府在道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推动、支撑和影响着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内部资产阶级政治、军事力量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基本立场，加强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总体力量，有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是对沦陷区人民抵抗斗争的精神鼓舞与实际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感召及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促进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觉醒，有助于广大人民克服最初的悲观失望情绪，增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强烈愿望、勇气和必胜信心，从而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的滚滚洪流，既扩大了抵抗运动的队伍，又为抵抗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战时PWE的外部引导和SOE特工人员的内部策动，有助于抵抗运动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走上内外联合，广泛协作，并获得各方面的技术指导，加强了抵抗运动的组织性和斗争艺术；战时英国对抵抗运动系统的物质援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洲抵抗运动资金、武器、弹药、药品奇缺等各种难题，而且使其装备改观，战斗力增强。因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不容抹杀。但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和英国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其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存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和不平衡的局限性，因而对其积极作用和影响又不能无限夸大。不仅如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成为阻碍欧洲抵抗运动充分、健康向前发展及其获得彻底胜利的障碍。其长期依靠流亡政府，奉行消极待机战略，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以及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使其在相机选择有效的斗争形式和适宜的斗争时机方面大受约束，导致一些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利于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英国在支持抵抗运动的过程中，过多立足自身需要，偏重于支持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地区和抵抗派别，而忽略或拼命抑制另一些抵抗运动，加大了抵抗运动区域和抵抗运动形式、特别是抵抗运动内部人民革命力量与保守势力不平衡，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并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前程，使得抵抗运动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抵抗运动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影响了战后欧洲的民主进程。正因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因而我们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者任意夸大或缩小，而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与评价，但也要看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多变的和不平衡的，其性质和状态往往取决于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短期需要与长远政治利益两者的权衡的结果。如在战争初期和盟军反攻时期，由于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或者军事需要和政治利益本身是统一和协调的，所以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在其他时期特别是战争末期，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
总的看来，由于英国能够较早重视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并能从各方面予以实际支持，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及其执行基本上有助于打败法西斯敌人这个主要战略目标，所以我们应予以基本肯定。它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英国战后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英国未能真正认识到抵抗运动的价值，不能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在处理支持抵抗运动与其他战争努力的关系、在如何正确选择其重点支持对象和支持领域以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在处理有效打击敌人而又保存和壮大自身实力的辩证关系、在如何对待抵抗运动自身发展需要与配合盟军的军事行动、在处理短期战略目标与长远政治利益协调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混乱和偏差，表现出明显的因循守旧、自私自利的特点。这些不能不说是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重大缺陷所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6期第129～134页
【作者简介】徐友珍（1964—），女，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关系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内容提要】 | 评价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问题必须坚持全面分析与动态考察的原则。实际上，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它在很多方面和某些特定时期或国家、地区成为推动欧洲抵抗运动产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外因；另一方面，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应有的积极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存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且不平衡的局限性；还在多种情况下成为欧洲抵抗运动充分、健康发展并获得彻底胜利的障碍。同时，它又是多变的和不平衡的。其性质往往取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与长远政治利益平衡的结果。 |
二战期间，英国在很多方面直接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然而，由于这一问题所特有的机密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人们一方面对于英国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和影响了欧洲抵抗运动知之不多，另一方面又在很多问题上存在歧见。英国史学界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但在冷战背景下，直到60年代末，英国官方历史著作一般都对战时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活动避而不谈。迄今为止，虽然英国介入欧洲抵抗运动的神秘面纱已被逐渐揭开，在一些特定领域，如特别行动执行局、战时宣传、秘密战线以及英国对特定国家的关系研究已逐步深入，但究竟如何看待这段历史，英国学术界仍存在广泛争议，特别是来自左右政治立场的人士往往依据截然不同的是非标准，而根本否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前苏联学术界在60年代开始探讨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关系问题，但侧重于揭露英国政策的意图，且对其持基本否定态度。我国史学界对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关系缺乏系统研究，对英国的作用与影响存在正面肯定少而批评否定多的倾向性。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对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进行动态考察的基础上（注：参见拙文《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进而就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众所周知，随着法西斯征服的开始，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斗争便在广大被占领地区逐渐兴起。但一开始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英法绥靖政策的影响及苏联在战争前夕突然降下反法西斯旗帜的干扰，助长了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许多人对突如其来的国土沦丧措手不及，并滋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这种客观现实使最初的抵抗运动难以找到适宜的土壤。而且，欧洲抵抗运动兴起之初，往往存在缺乏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和手段，各抵抗力量之间缺乏组织联络，各自为政等自身一时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从而造成了抵抗运动的孤立分散、被动挨打的状况。然而，英国的积极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扭转最初的这种不利局面。
其一，在法国败降和苏美参战前的关键时刻，英国作为当时唯一坚持与法西斯作战的欧洲大国和各国流亡政府的庇护所，其立场态度、生死存亡是影响欧洲舆论和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适此危难之际，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彻底走出了绥靖政策的阴影，率领英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其鲜明、坚决的反法西斯立场和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给悲观失望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40年秋，英国居然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而生存下来，并赢得了英伦之战的胜利，开始动摇了法西斯德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给敌占区人民带去了一线希望。正如丘吉尔所言：“英国能生存下来，而且坚不可摧，而纳粹制度正遭打击这一事实将点燃整个欧洲乃至更大范围内成千上万遭到蹂躏和陷入绝望的男女胸中的希望之火，这些星星之火将很快成为席卷全欧的熊熊烈焰”（注：温斯顿·丘吉尔：《战时演说，1938—1941》（Churchill,W.S. War Speeches;1938—1941），伦敦1945年版， 第239页。）。虽说英伦之战的胜利并未立即带来抵抗运动的急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与欧洲抵抗运动的兴起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英伦之战的胜利也成为抵抗运动发展的一个界标。正是以此为契机，一些抵抗组织开始建立并积极寻求与英国建立联系。
其二，战时英国对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提供的广泛支持，如率先承认其为代表欧洲被占领土的合法政府；为其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为之提供活动场所、资金、武器装备；协助其组建、培训军队，并协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主要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不仅成为支撑和促使流亡政府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对欧占区的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从政治和道义上讲，英国有效的利用流亡政府这面旗帜，首先从心理上对法西斯占领制度和傀儡政权施加了压力，对占领区人民有一定的精神慰藉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一些效忠于流亡政府的欧洲政治势力克服动摇与观望态度，转向反法西斯立场，有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从军事和战略角度而言，因为流亡政府大多拥有或很快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很多重大军事行动，加大了盟军在正面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力度，客观上推动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尤其是流亡政府、组织还提供了英国维持其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由将近1000多艘船只、2500名船员组成的约400 万吨的现代化海军商船队；丹麦流亡政府提供了80万吨商船和500—600名船员；荷兰流亡政府提供了包括180艘左右的远洋轮船和200多只近海船只组成的300 万吨位的船队。“自由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流亡政府也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商业船队。荷兰、比利时、自由法国依然行使权力的广袤殖民地，如富饶而险要的荷属东印度，后来成为远东战线的主要基地；自由法国和比利时流亡政府控制的广大中非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直达中东的空中增援线。比利时流亡政府还在租借法实施之前的那段时间为英国提供了价值约3亿美元的黄金凭票（gold—cover），便于英国向美国购买所需物质（注：J.M.A格怀尔：《大战略》（Great Strategy）第3卷上部，英国皇家出版局，伦敦1964年版，第1页。）。虽然这些人力、 物力资源与希特勒从欧洲劫掠到的巨额财富无法相提并论，但对处境孤立的英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命运相通，对盟军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及由此带来的形势好转，实际上造成了欧洲抵抗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有利形势与动因。
其三，战时英国对敌占区进行的坚持不懈而又卓有成效的政治战，有助于强化沦陷区人民大众抵抗法西斯的愿望、勇气和信心，并为之提供一定的行动指南。如战争一开始，英国就对在欧占区从事政治战高度重视并于1941年夏成立了一个旨在“削弱和破坏敌军士气，支持和促进占领区的抵抗意愿”（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 （1939—1945）》（J. Hastrop, European Resistance 1939 —1945, AComplete History），伦敦，1981年版，第206页。）、 统一领导对欧宣传的独立机构——政治战略局（PWE）。PWE战时向敌国和敌占区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广播和大量散发传单及各类“非法”出版物，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公开宣传最为有力。据统计，B.B.C. 每天要用23种语言向18个国家进行35小时的广播（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341页。），仅一昼夜就要播出16 万字（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第206页。）， 其内容不仅涉及时事新闻、重要人物的讲话、评论等一般性内容，还持续不断地给那些地下抵抗组织输送一种特殊的密码信息。战时英国的政治宣传至少从以下几方面对欧洲抵抗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由于英国对欧占区宣传起步早，而且伴随战争的始终，加之它具有信息量大，情报来源可靠，报道客观、真实、及时、接收效果好等方面优势，英国的战时宣传实际上成为欧占区人民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和同外部世界保持精神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帮助人们摆脱最初的颓丧与消沉情绪而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外因之一。其次，通过收听、收看和传播地下消息，人们之间增进了接触和交流。这种联络，一方面可能使一些游离于抵抗运动组织之外的人们找到依托，另一方面又可能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抵抗意向的核心圈子，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个抵抗组织。而宣传引导的功能又使这一自发过程加速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宣传甚至小道消息、特别是那些让敌人很难破译的密码信息所具备的公开性与诡秘性，让敌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难以捕捉到它的踪迹，以致占领当局不得不因之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军心和士气受到影响和动摇。而对敌人注意力的分散、人力物力的牵制和对其嚣张气焰的打击，客观上也有益于抵抗运动的发展。
其四，英国通过1940年7月成立的秘密机构——特别行动局（SOE）直接促进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战时SOE 除了直接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从事颠覆破坏、鼓动怠工、罢工这类间谍性质的活动外，还做了大量促进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就是通过向敌国和敌占区派遣特工人员，打破敌人的封锁，建立与欧洲地下抵抗力量的实际联系。SOE 的特工人员大多从英国正规军和伦敦流亡政府的代表中精选出来，经过严格训练后渗透到敌占区。虽然深入虎穴总会面临种种难以想象的风险和难度，成功率也很低，但由于这些人特殊的素质，一旦打开僵局便能产生效果。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缓解和经验教训的不断积累，SOE向着敌国和敌占区渗透的特工越来越多， 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影响也就日益显示出来。首先由于这些特工直接秉承盟军旨意，且与盟军指挥部保持直接联系，他们就能从全局的角度和军事需要出发，把一些孤立、分散，有些甚至是彼此敌对的抵抗团体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抵抗运动的内部合作与外部联络。如在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SOE 的代表就曾有效地促进了各种抵抗力量之间的联合并使之与盟国参谋部和伦敦流亡政府之间的合作；其二，由于SOE的特工人员直接深入敌后， 一方面他们有可能从实际出发，摒弃英国政策中一些不切实际或有严重政治偏见的成分而采取一种较为灵活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不断信息反馈和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英国政策的修订，从而有益于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如在南斯拉夫、 希腊、阿尔巴利亚，SOE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英国政策的既定框架，不仅支持大规模游击战，而且与这些国家共产党建立了有效的联系、合作，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SOE 在法国的代表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与法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相处融洽。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后，SOE 的代表还与意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战时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一度出现的各种抵抗力量联合的局面，有许多是得益于SOE的帮助。1943 年春夏以后，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南斯拉夫政策，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发展到同时支持米哈伊洛维奇和铁托到最后抛弃米哈伊洛维奇， 也正是得益于SOE驻南代表的长期努力。 这些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 其三，由于深入敌后的SOE代表经过特殊训练，他们熟谙从事地下斗争的各种技巧，而且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因而他们能够给欧洲抵抗力量带去一些从事地下斗争的技术指导。此外，英国在战前即已开始研究并在战时得到发展的各种非常规战理论，也通过SOE 的特工人员传至欧洲及世界各地，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SOE促使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大规模、系统的物质援助增强抵抗运动的战斗力。整个战争期间，英国输送到欧占区的物质援助到底有多少无法全面统计，但仅输入法国的特工人员就有1800多名，补给品就有1 万吨（大部分是武器）（注：[法]马塞尔·博多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12页。）。 著名的欧洲抵抗运动史学家约·赫斯特鲁普就坚持认为：“对英国来说，美国是大兵工厂，而对欧洲抵抗运动来说，英国是大兵工厂。 ”（注：约·赫斯特鲁普：《欧洲抵抗运动全史》， 第267页。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物质援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国家抵抗运动资金缺乏，武器、弹药、药品奇缺等各种难题，而且使其装备改观。此外，外援还能给受援者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抵抗运动战斗力的增强。正是因为SOE在战时的积极表现， 它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的、外行的、无法驾驭的组织，与外国势力而且一定是那些靠不住的激进势力和革命者保持了太经常的联系。”（注：戴维·斯塔福德：《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 （David Stafford, Britain And European Resistance, 1940—1945,A Surrey Of TheSOE），牛津1980年版，前言部分。）
最后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一般而论，把消极待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在实际运用中作用有限，甚至起反作用，但若具体分析，消极待机作为一种策略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也具有符合欧洲抵抗运动实情的一面。因其强调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和谨慎行动，在抵抗运动兴起之初，特别是考虑到法西斯占领当局推行的残酷报复政策，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在时机成熟之前避免过早暴露而致力于发展地下组织、积蓄力量，以等待时机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而且，也合乎欧洲抵抗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最初的运用不是抑制而是引导和促进抵抗运动的发展。而且，欧洲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因历史传统、地形地貌、被占领状态及其战略地位各不相同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每一国家或地区最适应自己的抵抗斗争形式也不相同，因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欧洲被占领国家都采取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全民武装斗争形式，而必须从抵抗斗争的实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西欧、西北欧地区除法、意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历史上较少遭到外敌入侵，缺乏武装抵抗异族统治和进行秘密斗争的经验，这些国家大多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国土狭小，缺乏开展武装起义和游击战的客观条件，加上轴心国长期在这些地区奉行“温和”的占领制度和这些国家内部亲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政治上这些地区资产阶级势力强大，左翼力量弱小，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在这些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激烈的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因而笔者认为英国奉行的消极抵抗战略也是适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抵抗斗争的形势的。当然，与此情况截然不同的东欧、东南欧地区就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1943年春夏，英国出于军事需要，也在东欧、东南欧，特别是南、希、阿、意一度倡导过大规模的游击战。这些说明英国的消极待机战略亦有其合理性和灵活性的一面。
二
尽管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有着如前所述的诸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夸大，而且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自由发展及其最终结局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应有的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战争初期，英国战时内阁曾经赋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很高的战略价值，视之为打击法西斯敌人的“第三种武装”、“第四军种”（注：参见：J.R.M.巴特勒，《大战略》第2卷，伦敦1957年版， 第209—217页。）。然而，实际上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在英国军政领导的头脑里从未将其真正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而用以实践其战略使命的手段也极为有限。如作为执行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战略的主要机构SOE 本身只是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而不是一个军事机构。其负责人在参谋长委员会并无常设席位，很显然SOE不可能与其他三军种平起平坐， 成为“第四军”，更无法影响英国的战略决策，甚至无法接触到战略的深层次问题。丘吉尔首相直接推动了SOE的成立，但首相本人对SOE的热情也并未始终保持。如在1941年6—7月对抵抗运动在英国战略中地位进行重新考虑时，作为SOE 最高领导的道尔顿甚至没有得到首相的片言只语（注：前引书《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8页。）。这种状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实际位置。另一方面，SOE 虽是一个独立从事战争努力的机构，但它必须依靠其他部门提高人员装备，必须遵循许多时常是利益无法协调的部门的意旨行事，而其活动方式又是借助非常规手段，这使它在保守色彩浓厚的英国各部门之间难以立足。如控制SOE 行动所需物质手段的三军参谋长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接纳SOE 这支突起的“异军”。即使在战争初期，英国军方特别是空军指挥官中大量思想保守的参谋人员仍然怀疑把有限的空中力量用于帮助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如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元帅就曾对SOE 的领导人说：“你们的工作是一种赌博，它可能带给我们红利，但也可能什么也带不来。”（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62页。）波特的看法固然有其因正面战场吃紧而分不出精力于一些只能产生长期效益的事情上来的客观理由，但也反映出职业军人对特别行动的偏见。正如波特本人的解释：“空投穿着平民服装的人去刺杀敌国官员，不应该与皇家空军发生关联……也不合伦理规范”（注：《英国与欧洲抵抗运动》，第56页。）。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SOE能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多少实际援助。如整个1940 年—1941年SOE从皇家空军那里得到的只有两架老式飞机的使用权。 在当时战争形势极为险恶、飞行经验很少、飞行距离遥远的情况下，这种有限的物质手段到底能发挥多大效用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虽然由于战争形势的缓解，英国大规模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可能性大大加强，SOE 的规模相应扩大，开始有一支小规模的海军和两个皇家空军中队，但直到战争结束，SOE的整个人力不超过1个师，可使用的飞机约4 个飞行中队（注：《欧洲抵抗运动史1961 年米兰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European Resistance）、牛津—派嘎蒙1964年版，第119页。），可见其实力仍很有限。 而且由于苏美参战后，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参谋长委员会出于职业军人的偏见和战场上的轻重缓急的考虑总是尽可能地削减 SOE的行动计划。而对SOE有政治监督权的外交部，始则因为SOE不承认等级观念，不受高级官员的约束，无视外交部及下属机构的惯例（注：菲尼斯·奥提和里查德·克洛格：《英国战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政策》，（Phylli Auty And Richard Clogg, British Policy Towards Wartime Resistance In Yugoslavia And Greece），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284页。），而对之抱有抵触情绪；后又因SOE在欧洲支持左派力量，与共产党或苏联“过从甚密”而对之极为反感，因而常会以各种借口限制和干扰SOE在占领区的行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这种干扰因素越来越成为SOE开展工作的主要障碍。以致曾经作为SOE代表出席外交部与SOE例行周会的斯威特·埃斯科特不得不抱怨说， 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向外交部解释做错了什么和为什么做错（注：威斯特—艾斯科特：《巴克街的非正规军》（Sweet —Escott, Baker StreetIrregular），伦敦1965年版，第56页。）。而SOE必须与之合作的机构也与之关系紧张，如秘密情报署（SIS）因一直不甘心SOE的另起炉灶，以及SOE许多行动又妨碍它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而千方百计要排挤它， 流亡政府也希望跨越它们而直接与本土或盟军最高指挥部联系。SOE 在战时的处境意味着英国要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必然严重影响到它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实际的情况也正如米歇尔由衷感慨的那样：“该有多少机会都因盟国没能更好地利用抵抗运动、武装得太少或太迟而被浪费掉。”（注：亨利·米歇尔《隐蔽战争； 1939 —45 年的抵抗运动》， （Michel, H, The Shadow War,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45），伦敦1972年版，第358页。）英国积极作用很有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它对欧洲各国及不同抵抗运动力量、抵抗形式的支持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SOE 宪章明确标榜要支持海外一切反法西斯的行动（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M. R. D.Foot, SOE,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1940—46），伦敦1984年版，第20—21页。）。丘吉尔也一再对他的部下表示，英国的使命是要帮助那些能更有效歼灭敌人的人（注：富特：《特别行动执行局史纲》，第155页。）。然而事实上， 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有明显侧重。从区域来讲，英国对西欧、西北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对英国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政治利益的大国支持较多，而对其他地区支持甚少。即使像波兰、捷克这些拥有较强抵抗能力和潜力的国家，其支持也相当有限。从抵抗组织的类别看，英国大力支持的对象主要是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而对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抵抗斗争支持有限。从抵抗形式看，英国在欧占区支持的抵抗领域虽无所不包，但其侧重于颠覆宣传、怠工、罢工、能影响敌军经济和士气的破坏活动、搜集情报、组织地下军队、有限的游击战等方面，而对大规模的、公开的、全民的武装抵抗斗争基本上不支持。这些说明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并非一视同仁，一切只依反法西斯的军事需要为转移。而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支持的不同侧重和取舍，主要是基于英国自身的军事需要和政治考虑，而非欧洲抵抗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现实需要。特别是到战争后期，其政治考虑越来越成为支配因素，从而使英国政策中的积极成分几乎丧失殆尽。
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不平衡的原因当然很多，综合前述诸点，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客观上讲，战时英国在各大战场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其有限的国力之间的矛盾是制约英国全面有力地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战争初期，英国几乎倾其所有可用的潜艇和飞机用于对其生存攸关的大西洋海战和英伦空战，很难抽出必要的运输手段和物质来援助欧洲抵抗运动。 另外， SOE 的秘密性及其与其他战争机构之间的利害冲突和人事摩擦也是限制和制约英国有效支持欧洲抵抗运动的客观原因。而从主观上讲，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指导思想的保守性则是限制英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思想认识和行为方式的守旧性。一般说来，他们不能认识到抵抗运动的真正价值，对超越常规的思想和行动时常抱抵触情绪，也不敢冒险于一些后果难以意料的事务。空军参谋长、外交部和秘密情报署的前述态度即反映了这一倾向性。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保守性更主要的表现是其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顽固性，这决定了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会过多地考虑自身的需要和行为后果，所以他们在支持欧洲抵抗运动时只可能是有选择、有限度地予以重点扶植，要能为其所用，而且往往拖延不决。当然，到底那一制约因素是主要的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时期和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由于英国支持欧洲抵抗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而这种意图时常与反法西斯战略目标并不一致，这不仅导致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未能产生最大限度的积极效果，而且产生了很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综合看来主要有两点：1.英国政策一直拘泥于消极待机战略的既定框架而无根本性突破，其执行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欧洲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和欧洲抵抗运动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之后，消极待机思想越来越表现出限制、束缚抵抗运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它极不利于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发挥，使抵抗运动在相机选择适宜的斗争时机和斗争方式上受到限制， 再加上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西线盟军在欧洲战场并无重大军事行动， 结果造成一些受英国影响很深的西欧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落、被动挨打、发展受限制、战斗力不强等状况，加大了欧洲各国和各地区抵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2.英国政府主要依靠和重点支持以流亡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抵抗力量，本能地恐惧和抑制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结局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英国支持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抵抗运动力量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是英国政府视之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加以重点扶植，并借以抑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这就大错特错而且贻害无穷。流亡政府由于长期远离国内生活、斗争实际，既缺乏对国内生活环境和瞬息万变斗争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及时把握，又没有那种处于严酷斗争环境下的切身体验和压力，因而大多丧失了从事积极抵抗斗争的强烈驱动力和紧迫感，而且多数资产阶级抵抗组织都有一个通病，他们往往把国家、民族解放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西方盟国的支持而不是建立在依靠本国人民长期艰苦的斗争的基础上，并处心积虑要恢复战前的统治秩序，尽量防止可能危及他们统治的人民运动出现。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不仅不愿拿自己掌握的武装和所获得的支持进行坚决的反法西斯斗争，常常瞻前顾后，动摇不定，而且也不充分发挥群众进行真正有效的抵抗斗争，倒是忙于保存和搜罗力量建立一支准备用于镇压人民力量、重建旧秩序的武装，因而许多流亡政府及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的抵抗组织不仅没有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时常成为阻碍抵抗运动发展的因素。流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这些特点与伟大、艰巨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能高度驾驭形势发展变化的卓越胆识和睿智、强烈的斗争使命感、坚定果断的行为方式、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并能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甘苦与共等方面素质格格不入，更何况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发展，流亡政府和资产阶级力量竭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已与人民大众要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大势所趋背道而驰。因而，流亡政府及其资产阶级抵抗组织已无法完成彻底战胜法西斯敌人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历史使命。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囿于其阶级属性，不仅不从根本上顺应潮流，反而倒行逆施，加紧扶植各种旧势力的代表，拼命抑制人民革命力量，抢夺胜利果实，结果导致欧洲抵抗运动内部人民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不平衡，大大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甚至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的前途，阻碍了战后欧洲政治朝着人民民主的历史方向迅猛发展的潮流。
三
综观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及其执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由于英国较早倡导欧洲抵抗，而且从各个方面予以实际的引导和支持，加上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欧洲抵抗运动特殊的依存关系，它是推动欧洲抵抗运动产生和发展壮大的重要外部因素。它对流亡政府在道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支持，推动、支撑和影响着聚集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及其控制影响下的欧洲内部资产阶级政治、军事力量坚持反法西斯斗争的基本立场，加强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总体力量，有利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是对沦陷区人民抵抗斗争的精神鼓舞与实际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感召及其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促进了欧洲人民的政治觉醒，有助于广大人民克服最初的悲观失望情绪，增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强烈愿望、勇气和必胜信心，从而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的滚滚洪流，既扩大了抵抗运动的队伍，又为抵抗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战时PWE的外部引导和SOE特工人员的内部策动，有助于抵抗运动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走上内外联合，广泛协作，并获得各方面的技术指导，加强了抵抗运动的组织性和斗争艺术；战时英国对抵抗运动系统的物质援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洲抵抗运动资金、武器、弹药、药品奇缺等各种难题，而且使其装备改观，战斗力增强。因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所起的积极促进作用不容抹杀。但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制约和英国垄断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远未充分发挥，其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支持存在实际重视不够、支持不力和不平衡的局限性，因而对其积极作用和影响又不能无限夸大。不仅如此，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发展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成为阻碍欧洲抵抗运动充分、健康向前发展及其获得彻底胜利的障碍。其长期依靠流亡政府，奉行消极待机战略，大大限制了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以及抵抗运动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使其在相机选择有效的斗争形式和适宜的斗争时机方面大受约束，导致一些国家抵抗运动长期士气低下、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利于抵抗运动的充分发展；英国在支持抵抗运动的过程中，过多立足自身需要，偏重于支持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地区和抵抗派别，而忽略或拼命抑制另一些抵抗运动，加大了抵抗运动区域和抵抗运动形式、特别是抵抗运动内部人民革命力量与保守势力不平衡，增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困难，并断送了一些国家人民革命胜利前程，使得抵抗运动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抵抗运动自身发展的逻辑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影响了战后欧洲的民主进程。正因为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因而我们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者任意夸大或缩小，而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与评价，但也要看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多变的和不平衡的，其性质和状态往往取决于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短期需要与长远政治利益两者的权衡的结果。如在战争初期和盟军反攻时期，由于欧洲抵抗运动的战略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或者军事需要和政治利益本身是统一和协调的，所以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在其他时期特别是战争末期，消极作用则是主要的。
总的看来，由于英国能够较早重视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并能从各方面予以实际支持，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及其执行基本上有助于打败法西斯敌人这个主要战略目标，所以我们应予以基本肯定。它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英国战后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英国未能真正认识到抵抗运动的价值，不能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在处理支持抵抗运动与其他战争努力的关系、在如何正确选择其重点支持对象和支持领域以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在处理有效打击敌人而又保存和壮大自身实力的辩证关系、在如何对待抵抗运动自身发展需要与配合盟军的军事行动、在处理短期战略目标与长远政治利益协调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混乱和偏差，表现出明显的因循守旧、自私自利的特点。这些不能不说是英国对欧洲抵抗运动政策的重大缺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