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旧欧洲的衰颓
——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9年06期第8～16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关 键 词】凡尔赛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罗迦纳公约
凡尔赛体系的致命弊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最大也最深远的恶果之一，是欧洲国家力量分布严重失衡，它比欧洲在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生命牺牲和经济损失更难补救。这也就是战后所谓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概而言之即在于既激发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却又加强了德国根本的地缘战略地位，并赋予其潜在战略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场从政治冲突开始、 以宗教冲突告终的大搏斗（注：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Oxford, 1995),p. 44），在其进行过程中越演越烈的仇恨排除了宽容处置战败者的可能性（即使个别政治家有宽待之意，也不敢公开表露或大胆坚持）。凡尔赛条约就是出自这不可抑阻的暴烈情绪，其压倒一切的目的在于严厉惩罚和尽量削弱德国，使之承受足以阻止其复兴的沉重负担。体现这后一目的的赔偿条款不仅勒令德国在短短几年内交出约合50亿美元的巨量款物，而且规定必须承担协约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战争损失，其总额之钜以及须缴纳的时间之长漫无边际，以致根本无法确定。它们无视19世纪欧洲几例战争赔偿对索赔国终无善果的历史教训，无视德国民众由此遭受严重困苦会激发他们的强烈愤懑，并且全然不顾一项极为浅显易见的事实——德国（何况它同时被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资源）远不具有相应的缴纳能力（注：参见Ibid. ,p. 64）。不仅如此，为了提供惩罚和榨取的理由并利于长久压制，凡尔赛条约还明确地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德国一边。这个至少颇可争议的胜者判决必然使大多数德国人将凡尔赛体系视为头等的国际不正义，因而对他们来说更改这一强权秩序就成了正义追求，可争论的顶多只是方法和代价问题。
在如此保证了德国人的复仇心态，从而铸成未来纳粹权势兴起的一大条件后，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又可谓浑浑噩噩地安排了一套地缘政治格局，它足以大大便利德国的扩张。在处理主要由奥匈帝国的战败和崩溃留下的东欧问题时，战胜国依据的不是着眼于国际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而是不考虑或干脆损坏国际制衡的民族自决原则（注：参见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222）。这个新原则同国际集体安全一起，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来结束他抨击为战争之源的权势政治。诚然，民族自决反映了东欧众多民族一般无可厚非的自主愿望，而且在巴黎和会开始以前就已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自己转变为既成事实（注：Alfred 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1970), pp. 55—56.），但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那里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族际敌对由来已久，而经济上却构成一个自然的整体），据此划分国际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注：Ibid. ,p.86;Kissinger, Diplomacy, p.240;Ludwin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New York,1962) p.24.）。
一战结束后那个四分五裂的东欧处于四大恶性状态之中（注：参见Felix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2nd edition ( NewYork,1979),pp.175—185.）。首先， 东欧各小国内部几乎全都充斥着族际敌意和斗争，而社会阶级分裂连同政治上的派别倾轧、残害和专制高压，更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和羸弱。其次，主要因为互相冲突的民族归并要求和同样由战后人为划界引起的领土争端，东欧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敌意，有的几乎势不两立。第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随德国一起战败，也同德国一样对战后国际现状严重不满，尤其是国土被剥夺四分之三的匈牙利，更怀有推翻这现状的强烈动机。最后，战后政治分割使原先奥匈全境大致统一的经济格局骤然崩解，各小国经济由于人为的贸易和财政壁垒变得很不健全。所有这些显然都大有利于凡尔赛体系的未来挑战者。犹如这个体系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生米已成熟饭时才醒悟到的那样：“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下面这一点更会引起未来的战争：已确实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朝气和最为强大的种族之一的德国人，竟由一批小国所环绕，这些小国中有许多是由先前从来没有为自己建立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人民组成，但它们全部包含着成千上万叫喊着要同自己的故土重新统一的德意志人。”（注： Kissinger,Diplomacy,p.241.）
使事情更糟的是所有有关著述都谈到的其他两大地缘政治现实：十月革命后，苏联因西方主流国家的排斥以及自己的选择而孤处于大国体系之外，先前在东方钳制德国的有效力量由此消退，（更何况它同德国一样视凡尔赛体系为敌（注：包括同德国一样敌视波兰的恢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它们日后合作消灭波兰。 德国陆军首脑冯·塞克特1922年就预言了这一点，见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of the Third Reich (Greenwich,Conn., 1962).p.616.））； 国会对战后安排的强烈不满导致美国退回对欧孤立主义状态，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没有它的全力援助，即使英法俄加起来也不足以压倒德国。所有这些，加上在人口和经济技术水平方面全欧几乎首屈一指的巨大潜能，使战败了的德国的潜在战略优势实际上超过战前任何时候，也使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力量构造一开始就缺乏平衡。
英法歧异与法国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
英国作为最主要的欧洲战胜国，理应是凡尔赛体系的首要维护者。然而，它既不明白这个体系的存活条件，也无意愿为其延续作任何努力。一堆看来异常混乱的幻想、情绪和谬算支配了英国的战后欧洲政策。首先是一种自满自得的虚幻的安全感，如果说战前德国追求制海权的凶猛势头令英国深感恐惧，那么现在德国海军的夭折便使之觉得高枕无忧：英国已经恢复了在欧洲海域的绝对优势，英伦三岛似乎再无遭受入侵的任何可能（注：Pierre 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 1914 —1929(New York,1968),p.223.）。既然如此，英国便根据一种皮相的历史记忆，以为大可如挫败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拿破仑法国之后那样，回复到尽可能少对欧洲大陆承担军事和政治义务的传统态势。多多用心于一战后尤为犯难的帝国事务（注：“英国回复到某种形式的帝国独处，对欧洲放任自流。”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1973),p.301.）。漠视德国巨大的潜在军事能力，不相信可能有中长期意义上的德国威胁，可谓根本缺乏安全警觉。不过，对已经执迷于新世界秩序幻想的英国来说，辨认具体威胁并由此出发的国家安全观已是陈腐过时之物。除美国政治文化这一本土根源外，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思想颇大程度上来自边沁往后的英国，其自由国际主义经科布登和布赖特直到格莱斯顿一脉相承，而且到一战爆发时显然已牢固地确立为对外政策主流思想（注：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 eds. , 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nes(London, 1956), Part Ⅲ, sections 1, 2, 5,Part Ⅳ,section2, Part Ⅴ, sections 5,6,7.）。 有了如此的温床，再加上一战惨祸使以均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声誉扫地，威尔逊那套幻想倒在英国以难以想象的势头蔓延滋长，以至近乎完全支配了那里战后年代的国际关系讨论（注：见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London,1939).又见Kissinger, Diplomacy,pp.248—249.）。仅此便足以决定英国对欧洲国际政治的真实格局和内在趋势茫然无知，也足以导致它到头来不能辨识自己作为一个实际上同欧洲均势互相依存的大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
然而，比这更严重的却是它倾向于否定凡尔赛体系，并且逐渐损害之。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它对处置德国抱有一种导致混乱的内疚情结。凡尔赛条约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于德国，但事后尤其在英国，这严厉惩罚和拼命榨取战败国的根本依据很快遭到怀疑。“强行贯彻条约中对德惩罚措施的意愿开始动摇。媾和者们受自己的良心冲击，疑惑自己造就的局面是否公正，这就促使他们缺乏维护条约的决心。”（注：Ibid. ,p.245.）一项杰出的研究表明， 由此而来的对于德国修改现状要求的越益广泛的同情感。 构成30 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首要根源（注：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其次，英国还非常厌恶东欧诸小国，从而在心理上鄙弃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劳合·乔治如此表达了这种厌恶情绪：“小国则一跃入自由的光明境界，就开始压迫异己种族。它们比英国和法国、肯定也比美国更加帝国主义。 我目睹此状心中心充满绝望。 ”（注：Cobban, The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87. ）他和其他英国政治家都认为东欧人狭隘任性，极易冲动，随时可能因各自国家间是非曲直无法判断的争端而兵戎相见，英国为这一地区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义务都可能使自己被拖入无谓的冲突。不仅如此，英国从一开始就认为东欧的国家划分多有不义，因而在商议国联盟约时主张规定边界可以修改，凡拒绝国联有关建议者无权请求保护（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175.）。可以说， 几年后那事实上放纵德国东进的罗迦诺公约在此已见胚芽。
当然，在幻想和情绪之外，利益权衡和对国际力量的估计也有力地影响英国的政策方向，但问题在于它们相当浅薄，甚而荒唐背理，显现了张伯伦首相任内终于达利极点的外交素质堕落。在英国的盘算中，有如一个世纪前为制衡盟友俄国而让战败了的法国保持足够强大（ 注：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pp.176—177.）， 现在德国被当作潜在的主要战略力量，籍此防止盟友法国称霸欧洲。到法国武装占领鲁尔期间，英国扶德制法的意向已变得相当明确。专注于眼前的表面现象，由此对法德力量对比的长远前景作完全颠倒的估计，并且根本误解了法国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因和真实性质，这就是英国在20年代的头号判断错误，它大大加剧了否定和损害凡尔赛体系的倾向。（注：在英国看来，安抚甚而扶助德国还涉及制衡法国之外的另两项重要利益：（1 ）促进同英国贸易休戚相关的欧洲经济复兴；（2 ）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参见Renovuin, War and Aftermath, pp.185—186;An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ombridge Mass., 1981),p.60）
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凯恩斯曾对巴黎和会上所见的克列孟梭作了一番鞭辟入里的刻画：“他对法国的感觉有如伯利克里对雅典的感觉：其价值独无特比，世上别的一钱不值。然而，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的。他有一个幻想——法国，也有一个幻灭——人类……他的哲学容不得在国际关系中‘多愁善感’。民族国家实实在在，你爱其中一个，对其余则不感兴趣或心怀敌意。你所爱的国家，其荣耀值得企求，但一般要靠损害邻国得到。为审慎起见，应当对愚笨的美国人和伪善的英国人的‘理想’多少予以口头支持，但若相信现实世界里真有国联之类事情的很大余地，或相信自决原则除作为按照一国私利来重新安排均势的一种巧妙方式之外还有别的意思，那就太蠢了。”（注：G. P. 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NewYork, 1942),p.333.时任法国总统的普恩加莱是这方面的二号典型，在他看来甚至克列孟梭都对美英的“理想”过于迁就。见Gilbert, The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1.）长久而又频繁的欧陆国际冲突经历，特别是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晚近两度可怕的体验，使得法国人极端害怕德国东山再起。法国尽管已成为欧陆军事首强，但深知自己内在赢弱而宿敌潜力巨大，并且鉴于19世纪的历史经验，明白一个大国在战败后不久勃然复兴乃常有之事。（注：Kissinger, Diplomacy,PP.232—233、250.）法国压倒一切的追求是军事安全， 而且是在大战严重损伤导致的士气低落之中，以一种强烈恐慌追求这安全。不论从物质能力抑或从心理动因来看，它的政策实质无非是防御性的，只有国际政治判断力严重退化的英国，才会把它认作一个图谋霸权的扩张主义强国。
按照法国的观点，确保安全的最佳办法在于彻底削弱德国，即通过领土肢解和经济榨取来根本铲除德国威胁的可能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国便将退一步，谋求主要战胜国之间订立战后对德军事同盟，有如1814年英俄奥普四强为预防法国侵略再起而订立肖蒙条约那样（注：关于肖蒙条约， 参见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912—1822(Boston, 1957),pp.131—133.）。此外，这还可以同一些东欧小国（凡尔赛体系的存活关系到它们的存活）结成一个同盟网络，不过它自己明白这对防备德国充其量只能起补充作用。事情很快表明，这套传统式的预防战略大半乃一厢情愿。领土肢解在商议凡尔赛条约时被美国一本正经地断然拒绝，英国则告诉法国：肢解出来的领土无异于战争祸种，到时候它不会为制止德国故土归并而流血打仗（注：Kissinger, Diplomacy,P.233. ）。榨取一法虽然由凡尔赛条约的赔偿条款得到了文字体现，但德国在缴付方面百搬抵制和拖延，而英国越来越倾向于反对无情勒索，致使其落实难上加难（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法国退而求其次的安全选择同样可想而不可求。美英两国曾向法国许诺战后军事同盟，以保障战后欧洲安排免受德国破坏，它这不过是旨在诱其放弃肢解德国的策略之举，而且很快烟消云散。以后，法国又两度试图在国联框架内确立成员国强制性的反侵略义务，主要希望以此迂迥方式使美国承担它先前规避了的武力保障责任，但每次英国都在三心二意地给予某些呼应后幡然变卦。（注：Kissinger, Diplomacy,pp. 232—238,253—255.）法国政治早已备感挫折以至气急败坏，于1922 年底由普恩加莱主持决定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亦即单方面强行贯彻彻底削弱德国的初衷。（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它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英法龃龉一变而为公开碰撞（注：英相麦克唐纳在给普恩加莱的一份外交文书中，厉言指责“法国决心毁灭德国，统治大陆， 而不考虑我们的合理利益和对欧洲安排的未来后果。 ”见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8.）。到头来， 近乎彻底的外交孤立、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以及德国以“消极抵抗”方式进行的全力抗争，终于迫使普恩加莱下台，精疲力竭的法国听任凭盎格鲁—撒克逊政客和银行家摆布。至此，强硬预防政策彻底破产，法国的权势和意志一蹶不振。
英德协调和英国半面包容的祸患
鲁尔事件结束后的10年里，英国是欧洲政治独一无二的主导者，而其政策核心是英德协调。更确切地说，英国要包容德国，将其整合到西方大国政治俱乐部和经济网络中去，以便制衡法国，孤立和隔绝苏联，促进欧洲经济复兴。与此同时，包容还意味着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法束缚和规范之，靠此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使欧洲无法安宁的德国问题（注：关于包容（Co—optation）概念的理论涵意，见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53页。）。然而， 在束缚意义上的对德包容并不是全面的：英国始终不认为东欧领土基本现状合理正当，始终不愿为防止德国更改这一现状承担任何政治、法律或道义义务。因此，英国的政策可谓半面包容，网开一面地为德国留下领土扩张的可能性，也就是为它自己留下在大国地位和经济实惠之外得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德国的余地。然而，德国自大战结束到鲁尔事件期间的行为同英国的包容意愿相抵触。它虽然处于紧接战败而来的最弱状态，却倔头倔脑地同战胜国作对，尽可能抗拒贯彻凡尔赛条约。它还径自接近一样孤立和羸弱的苏俄，与之缔结实际上旨在尝试彼此借助并协作抗衡西方的拉巴洛条约，这在视苏俄为头号祸患的英国看来不啻触犯大戒，并且因为引起了法国的恐慌而使德国自己饮尝苦果。（注：法国在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中，对德苏同盟的任何可能性深为疑惧。因此有如劳合·乔治所说，“如果没有拉巴洛条约，就不会有鲁尔事件。”见Kissinger, Diplomacy,P.267， 就德国而言缔结拉巴格条约一举之失策， 又见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394.）
在由对法消极抵抗而来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之中，斯特莱斯曼上台执政，德国外交开始迎合英国的政策倾向。这位“兴登堡和卢登道夫的先前的喉舌、 坚定的保守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注：Shirer, The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以变更欧洲秩序为念念不忘的根本目标：德国必须恢复它战前那种主要强国地位，摆脱凡尔赛条约强加的赔偿负担、莱茵河左岸军事占领和歧视性军备限制，修正德国东部边界，特别是兼并将德国大部和东普鲁士隔开的波兰走廊，取得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上千万德意人的保护权，实现德奥合并（注：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24.）。这些是先前历届政府和所有中、右翼政治力量共同响往的，但斯特莱斯曼认定德国要脱离眼前绝境并且重新强大起来，就必须俯首履行凡尔赛条约，以便先获得赖以恢复经济实力的安宁和外国资本，然后利用战胜国对既存秩序严重缺乏道义自信这一点，谋求以合作者的身份进入西方大国协商机制，在其中随自身影响的增长越来越有效地修改现状，“逐渐并且几乎肯定和平地进至为他的国家取得在欧洲的一种决定性作用”。（注：Ibid.;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Kissinger, Diplomacy,p.269.引语见Ibid.,p.284）对于苏联，斯特莱斯曼虽然没有中止拉巴洛条约开始的交往与合作，但其主要意义变成了纯粹策略性的，即在同西方国家协调的大框架内用“苏联牌”来施加心理压力，促使它们对德让步。（注：唯继续进行的德苏秘密军事合作除外，这种合作对德国来说具有暗中建设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和地面闪电战能力的战略意义。见Robert L. O'lonnell, Of Armsand Men (Oxford,1989),p.276 ）斯特莱斯曼的这套大战略很大程度上出于他敏锐地把握了英国的心理和政策方向，德英两国彼此间的政策迎合构成了他1929年去世为止（或可说迟至希特勒上台为止）的欧洲外交基调。他作为俾斯麦之后西方最精明的战略家之一。提供了“搭车”战略的一个走向成功的实例（注：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3页。）。
德英彼此迎合的首要标志无疑是罗迦诺公约。实在可以说，这套当时在西方被当作和平新纪元肇始而受到普遍欢呼的条约出自它们的共同创议（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pp.242—243.）。斯特莱斯曼的主要动机在于确保德国西部领土不再象鲁尔事件期间那样遭受法国入侵和占领，争取通过缓和德法关系来促进莱茵河左岸的协约国军队提前撤离，并且为和平地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充分的余地（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 PP.242—243.）。英国的动机则是使德国本着对法安全感而乐意地接受战后领土安排的西半部分，从而促成法德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将德国纳入西方大国俱乐部。从英国的观点看，经道威斯计划开始了经济包容框架内的德国经济复兴之后，在国际政治领域作相应的变动变得至关重要了。不过，要使法国能对德国的复起较为放心，英国就不能再规避建立英法军事同盟，然而它又不愿因此与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缠在一起，以致为了在它看来既不合理也不重要的东欧领土现状冒任何风险。承诺一个只保障法德及法比边界的“有限同盟”——这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的解决办法。结果，德国仅被要求不以武力改变其东部边界，却未受到阻碍它敦促这一改变的任何约束，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悄然丧失了合法性。正是由于英国的半面包容政策，逻迦诺公约“与其说使欧洲和平化， 不如说确定了下一个战场”（注：Kissinger, Diplomacy,P.274）。
法国总的政策态势是顺从英国。以撤出鲁尔和订立罗迦诺公约为标志，它完全放弃了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任何希望，从此萎靡不振地尾随英国， 直至英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真正改道为止（注：Richard D. Challener, "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 The Era ofPhilippe Berthelot," in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The Dipomats, 1919—1939,V.1(New York,1963),p.82）。继普恩加莱主持外交的白里安早就感到，法德潜力差距过大，而且将随时间的推移越益悬殊，因而法国长期安全的根本希望在于法德和解。除此之外，这安全还必须依靠同英国的紧密联系和国际的集体安全制度（注：Ibid.,p.53;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p.222—223.）。 大多数法国人由于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而改信他的政策主张，以致他7 年任内的声望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所有法国外长中几乎无人可比。畏惧、疲惫以及弱者的幻想使得法兰西民族完全成了英国的俘虏。罗迦诺公约订立后不久开始建造的马其诺防线强烈地体现了法国的萎靡：法国实际上无意于东欧盟国的安全， 它只是在自己边界的内侧“坐待命运的降临”（注：Kissinger, Diplomacy,PP.278,285.）。
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欧洲从此确定无疑地走向空前的灾难。“在运用外交方面，希特勒无疑是极权主义领袖中最有技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始终将英法玩弄于掌股之间（注：Craig and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 1967),pp.228—230,P.81.）。 他的外交目标，是为最终靠暴力征服实现全欧种族主义军事帝国准备条件，而其贯彻经过了四个阶段。（注：关于这四个阶段的界定， 见Craig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83—85.）在头两个阶段里，他先为不受外部干扰地实现国内极权统治而伪装德国外交政策照旧不变，然后一方面宣布退出国联和裁军讨论，另一方面用信誓旦旦的协调言辞来保证免受任何惩罚。1935年初起，希特勒公然毁坏对德大戒（宣布德国军备不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和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且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其主要目的在于试探他一旦向东扩张会遭到英法多少抵抗。正是在这一试探时期里，“希特勒表现了他能够多么巧妙地解除潜在敌手的武装。”（注：Ibid. ,p.84.）此后便是兵不血刃地大举侵略的阶段：从实现德奥合并到攫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再到鲸吞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和准备消灭波兰。当然，尤其在后两个阶段，希特勒的根本依凭不在于他的谋术，而在于法国的全面瘫痪和英国的一味姑息。
法国的瘫痪首先在经济方面。与纳粹取得德国政权大致同时，世界性萧条的恶性影响终于开始使法国这个经济结构一向较落后的国家外贸锐减，币值频跌，生产凋零，整个国民经济以一种持续瓦解的方式逐步崩溃。仅此就足以使政府无法凑齐有效地重整军备所需的最低限度资金，从而在一个战争技术正迅速更新的时期里致命地损害了法国的军事能力 （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1987),pp.310—312）。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严重分裂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瘫痪。工人阶级关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被资产阶级视为俄国革命在法国重演的开端，以此为主要背景，政坛斗争在30年代中后期变得异常激烈，党派阵容的不息变化和内阁的频繁更迭使得国家政治无稳定可言。特别严重的是，右翼势力对左翼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几乎导致内战，并使得法国成为西班牙之外亲纳粹思想最猖獗的西欧国家（注：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p.310—314;William L. 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Republic (New York 1969), Chapters 14,15,and 17.）。在大战和战后初期外交失败所造成的巨大精神损伤之外，法国社会更由于30年代的经济打击、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而处于公众士气崩溃的状态之中。军界的心理瘫痪尤其危及法国的生存。无论是一律年愈花甲的陆军领导人，还是他们之下的参谋总部人员，因循守旧和麻木不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简直只能用空难降临之前听天由命的极端消沉来解释（注：Kissinger, Diplomacy,p.303;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Great Powers,p.313.）。最后，在战略方面最根本、 也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对法国而言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可行的选择，或者说无论何种对外政策都无法取得较长远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权势毕竟在本质上是矫揉造作的，它不仅有赖于德国的继续羸弱，也有赖于俄国被排除在欧洲事物之外。法国的霸权肯定无法长期经受住这些国家的复兴。不仅如此，任何与德国和解的企图都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和几乎完全不可测算的悬机。法国不可能使英国成为它在东方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过下去。然而追随英国意味着法国同中欧的纽带越来越没有价值，而仅仅依靠大陆盟友则缺乏真正的力量。”（注：Challener, "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p.83.）这么一种绝境的后果，必然是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其东欧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固然符合逻辑，但马其诺防线体现的消极防御使得德国可以大举东进而无虞两线作战之险，更何况对东欧国家实行的极为短视的贸易壁垒政策大有助于德国先将它们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注： Craig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tft,p. 72, 参见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1977),pp.253—255.）。 对苏政策从外长巴尔都力求通过大扩展来真正强化法国同盟体系的合理努力开始，到1935年缔结了法苏盟约，它由同年缔结的捷苏盟约相配合。但是，不仅地理上居间的波兰因敌视苏联而拒绝考虑加入这一新安排，从而取消了必要时苏军援捷或攻击德国的可能，而且巴尔都的后继者们出于对英德两国的畏惧，迟迟不同苏联作任何军事磋商，致使法苏盟约本身如同虚设。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还表现在法意关系和西班牙内战问题上（注：“就阿比西尼亚危机同意大利的争吵使后者从潜在的反德盟友变成了潜在敌手”，而在西班牙问题上对德意干涉的姑息则使“法国后方建立起又一个法西斯权力”。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13—314.）。说到底，法国的对外政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依赖英国，但恰恰在遏阻德国扩张这一对法国生死悠关的问题上，英国分明是不可依赖的。
30年代的英国处于异常虚弱的状态。首先是经济虚弱：世界性萧条和各国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交互作用，导致英国生产急剧跌落，外贸严重萎缩，而且来自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的无形收入锐减，不能再象以往很长时期内那样绰绰有余地弥补贸易逆差。其次是民族心理的虚弱：除了前面已谈论的帝国自处情绪、自由国际主义幻想及和平主义倾向外，一个突出事态是体现公众关注点的国家政治议程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改良和社会福利问题。这一极端内向化系由议会民主型大众政治的充分实现和工党的勃然兴起所决定，它同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一起，使得英国无视国际环境愈益险恶而一味砍削国防开支，迟至战云密布的1939年才着手大举重整军备。英国的虚弱还出于全球性牵制导致的大战略困境，30年代，英国不仅受到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有力牵制（前者不肯为任何欧洲问题冒战争风险，后者则以方兴未艾的民族反抗使英国分散其军事力量），而且更严重的是面对德日双重威胁造成的战略选择难题。一方面，英国根本无力同时遏阻德日两强，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只遏阻其中一强而不葬送自己很大部分利益。这“不列颠‘两面门神’的战略矛盾心理”（注：Ibid. ,p.316. ）只不过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英国全盘战略地位的空前虚弱。“英国组合起来抗击拿破仑的大联盟，1900年以后岁月里成功的‘协约’和‘接近’，都已不可复得。日本从盟友逐渐变成了敌手，意大利亦如此。俄国这传统上的同英国一起反对某个大陆霸主的另一个‘侧翼’强国，现处于外交孤立之中，并且对西方民主国家深为猜疑。几乎不可理解和不可预测的是（至少在沮丧的英国政府看来）美国在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规避所有外交和军事承诺，依旧不愿加入国联，强烈反对英国各种旨在收买修正现状国家的努力，以1937年中立法致使英国无法像1914至1917年间赖以坚持战争努力那样从美国市场借贷：美国不断打乱英国的大战略，恰如英国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只不过它或许是不经意的。”（注：Ibid. , p.317—318.）
然而，英国在经济、民族心理和战略处境方面的重重困难并不能拿来为其当权者开脱，他们的麻木和卑俗严重加剧了30年代逐步展开的国际危险，特别是使得纳粹德国能够几无阻碍地准备并着手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扩张，而世界反纳粹力量（实在的和潜在的）却由此在大战爆发时处于可想象的最不利状况。同工业化和大众政治这两大趋势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相关，战后英国国务总的来说由商人政客和工会领袖交替掌管，而且事实上被托付给其中的格外庸碌或空疏之辈，至少就关乎整个世界安全的外交事务来说是如此。作为保守党内阁首相和30年代联合政府中最有实权的人物，鲍德温执政达八年之久。然而，这位富有的工业家在眼界、见识和气质方面，同世纪之初出身于大贵族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或贝尔福迥然有别，特别是缺乏他们那种对国际关系的敏锐见解和作为英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均势意识。他甚至远不如一般的商人：生性庸惰，漫无规划，“他只是在无可规避时才有所行动，然后其行为由直觉而非清醒的理智来决定。”（注：Gilbert, The End ofthe European Era,p.304.）工党墨客麦克唐纳两度担任首相， 在鲁尔事件期间和希特勒上台前后几年可谓英国外交的关键人物。他有一般工人贵族的虚荣欲望和社会势利心，却无典型的工会头目排斥玄想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是个头脑含混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先前反对大战，此后期望依靠国联和裁军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注：Ibid. ,p.2—7—219,306.）。当然，只是到内维尔·张伯伦执政期间， 由于慕尼黑事件这特别丑恶的一幕，英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素质的败坏才变得臭名昭著。在产生了一位殖民大臣和一位外交大臣的张伯伦家族中，他被认为缺乏政治才能，因而多年里只能走经商之路。即使后来步入政界以至担任内阁要员，他仍象其兄奥斯丁毫不客气地提醒的那样，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注：Craig and 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 1967),P.81.）。 他以商人般的讲求实际，断定奢谈集体安全、小国权利和禁止侵略早已徒劳无益，欧洲必须以英德法意四强互相协调和共同主宰作为新的秩序基础。他还相信用欧洲境内的少许领土变更可以满足希特勒，使之从不守规矩的局外人变成大国俱乐部内负责任的一员（注：参见Hillgruber, Gere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60.）。慕尼黑事件过后， 希特勒曾私下轻蔑地将张伯伦称作“小毛虫”（注：Shirer, The Rise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708.）。这确是英国外交卑俗、虚妄和懦弱的绝好写照（注：战后英国外交素质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外交部和职业外交家的作用一落千丈，政客们的“外行行为、粗枝大叶和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支配了对外事务。见Gordon A. Craig, "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rom Grag to Austin Chamberlain," inCraig and Gilbert eds., The Diplomats, 1919—1939,V.1.引语见p.17.）。
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人处之一，就在于它的瀑发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一代人时间。这种罕见状况被汤因比称作“双重战争”（注：O' Connell,Of Arms and Men,p.270.）。在其特别重要的原因当中， 无疑包括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和英法两国由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导致的空前恶劣的外交政策。它们强烈地体现了实际上自19世纪后半叶就已开始的欧洲的衰颓。就其结果而言，这“双重战争”有着格外巨大的历史效应，远在单单一次大冲突所能产生效应的两倍之上。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这一历史趋势，由此得到了极有力的加速推进。“美国在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希特勒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导致世界权势改而偏向西半球，俄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则是另一个激荡全局的划时代的结果。”（注：B.H.Liddell G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ow York,1967)p.237.）象先前历史上几番出现的那样，外部新力量突入旧欧洲，决定性地挫败单独一国称霸全欧的企图。不过，这次是在前所未见的巨大规模上，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最显赫地位，虽然经过前一次世界大战，这地位已在很大程度上仅是表面的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999年06期第8～16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内容提要】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凡尔赛体系立即暴露出致命的弊端。战败了的德国竭力发展其潜在的战略优势，不断对凡尔赛体系发动挑战。被自满自得的虚幻感搞昏了头的英国不但漠视潜在的德国威胁，而且同情和扶持德国改变现状的要求，实行扶德制法的外交。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又萎靡不振地尾随英国。由此形成的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事实强烈地体现出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欧洲的衰颓。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最大也最深远的恶果之一，是欧洲国家力量分布严重失衡，它比欧洲在大战中遭受的巨大生命牺牲和经济损失更难补救。这也就是战后所谓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概而言之即在于既激发了德国的复仇心理，却又加强了德国根本的地缘战略地位，并赋予其潜在战略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一场从政治冲突开始、 以宗教冲突告终的大搏斗（注：Gordon Craig And alexander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Oxford, 1995),p. 44），在其进行过程中越演越烈的仇恨排除了宽容处置战败者的可能性（即使个别政治家有宽待之意，也不敢公开表露或大胆坚持）。凡尔赛条约就是出自这不可抑阻的暴烈情绪，其压倒一切的目的在于严厉惩罚和尽量削弱德国，使之承受足以阻止其复兴的沉重负担。体现这后一目的的赔偿条款不仅勒令德国在短短几年内交出约合50亿美元的巨量款物，而且规定必须承担协约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战争损失，其总额之钜以及须缴纳的时间之长漫无边际，以致根本无法确定。它们无视19世纪欧洲几例战争赔偿对索赔国终无善果的历史教训，无视德国民众由此遭受严重困苦会激发他们的强烈愤懑，并且全然不顾一项极为浅显易见的事实——德国（何况它同时被剥夺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资源）远不具有相应的缴纳能力（注：参见Ibid. ,p. 64）。不仅如此，为了提供惩罚和榨取的理由并利于长久压制，凡尔赛条约还明确地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德国一边。这个至少颇可争议的胜者判决必然使大多数德国人将凡尔赛体系视为头等的国际不正义，因而对他们来说更改这一强权秩序就成了正义追求，可争论的顶多只是方法和代价问题。
在如此保证了德国人的复仇心态，从而铸成未来纳粹权势兴起的一大条件后，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又可谓浑浑噩噩地安排了一套地缘政治格局，它足以大大便利德国的扩张。在处理主要由奥匈帝国的战败和崩溃留下的东欧问题时，战胜国依据的不是着眼于国际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而是不考虑或干脆损坏国际制衡的民族自决原则（注：参见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1994),p.222）。这个新原则同国际集体安全一起，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来结束他抨击为战争之源的权势政治。诚然，民族自决反映了东欧众多民族一般无可厚非的自主愿望，而且在巴黎和会开始以前就已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自己转变为既成事实（注：Alfred 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New York,1970), pp. 55—56.），但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那里民族分布犬牙交错，族际敌对由来已久，而经济上却构成一个自然的整体），据此划分国际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注：Ibid. ,p.86;Kissinger, Diplomacy, p.240;Ludwin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New York,1962) p.24.）。
一战结束后那个四分五裂的东欧处于四大恶性状态之中（注：参见Felix 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2nd edition ( NewYork,1979),pp.175—185.）。首先， 东欧各小国内部几乎全都充斥着族际敌意和斗争，而社会阶级分裂连同政治上的派别倾轧、残害和专制高压，更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和羸弱。其次，主要因为互相冲突的民族归并要求和同样由战后人为划界引起的领土争端，东欧国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敌意，有的几乎势不两立。第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随德国一起战败，也同德国一样对战后国际现状严重不满，尤其是国土被剥夺四分之三的匈牙利，更怀有推翻这现状的强烈动机。最后，战后政治分割使原先奥匈全境大致统一的经济格局骤然崩解，各小国经济由于人为的贸易和财政壁垒变得很不健全。所有这些显然都大有利于凡尔赛体系的未来挑战者。犹如这个体系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生米已成熟饭时才醒悟到的那样：“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下面这一点更会引起未来的战争：已确实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朝气和最为强大的种族之一的德国人，竟由一批小国所环绕，这些小国中有许多是由先前从来没有为自己建立过一个稳定的政府的人民组成，但它们全部包含着成千上万叫喊着要同自己的故土重新统一的德意志人。”（注： Kissinger,Diplomacy,p.241.）
使事情更糟的是所有有关著述都谈到的其他两大地缘政治现实：十月革命后，苏联因西方主流国家的排斥以及自己的选择而孤处于大国体系之外，先前在东方钳制德国的有效力量由此消退，（更何况它同德国一样视凡尔赛体系为敌（注：包括同德国一样敌视波兰的恢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它们日后合作消灭波兰。 德国陆军首脑冯·塞克特1922年就预言了这一点，见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of the Third Reich (Greenwich,Conn., 1962).p.616.））； 国会对战后安排的强烈不满导致美国退回对欧孤立主义状态，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没有它的全力援助，即使英法俄加起来也不足以压倒德国。所有这些，加上在人口和经济技术水平方面全欧几乎首屈一指的巨大潜能，使战败了的德国的潜在战略优势实际上超过战前任何时候，也使战后欧洲乃至世界力量构造一开始就缺乏平衡。
英法歧异与法国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
英国作为最主要的欧洲战胜国，理应是凡尔赛体系的首要维护者。然而，它既不明白这个体系的存活条件，也无意愿为其延续作任何努力。一堆看来异常混乱的幻想、情绪和谬算支配了英国的战后欧洲政策。首先是一种自满自得的虚幻的安全感，如果说战前德国追求制海权的凶猛势头令英国深感恐惧，那么现在德国海军的夭折便使之觉得高枕无忧：英国已经恢复了在欧洲海域的绝对优势，英伦三岛似乎再无遭受入侵的任何可能（注：Pierre 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 1914 —1929(New York,1968),p.223.）。既然如此，英国便根据一种皮相的历史记忆，以为大可如挫败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拿破仑法国之后那样，回复到尽可能少对欧洲大陆承担军事和政治义务的传统态势。多多用心于一战后尤为犯难的帝国事务（注：“英国回复到某种形式的帝国独处，对欧洲放任自流。”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1973),p.301.）。漠视德国巨大的潜在军事能力，不相信可能有中长期意义上的德国威胁，可谓根本缺乏安全警觉。不过，对已经执迷于新世界秩序幻想的英国来说，辨认具体威胁并由此出发的国家安全观已是陈腐过时之物。除美国政治文化这一本土根源外，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思想颇大程度上来自边沁往后的英国，其自由国际主义经科布登和布赖特直到格莱斯顿一脉相承，而且到一战爆发时显然已牢固地确立为对外政策主流思想（注：参见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 eds. , 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nes(London, 1956), Part Ⅲ, sections 1, 2, 5,Part Ⅳ,section2, Part Ⅴ, sections 5,6,7.）。 有了如此的温床，再加上一战惨祸使以均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声誉扫地，威尔逊那套幻想倒在英国以难以想象的势头蔓延滋长，以至近乎完全支配了那里战后年代的国际关系讨论（注：见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London,1939).又见Kissinger, Diplomacy,pp.248—249.）。仅此便足以决定英国对欧洲国际政治的真实格局和内在趋势茫然无知，也足以导致它到头来不能辨识自己作为一个实际上同欧洲均势互相依存的大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
然而，比这更严重的却是它倾向于否定凡尔赛体系，并且逐渐损害之。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它对处置德国抱有一种导致混乱的内疚情结。凡尔赛条约将战争责任全部归诸于德国，但事后尤其在英国，这严厉惩罚和拼命榨取战败国的根本依据很快遭到怀疑。“强行贯彻条约中对德惩罚措施的意愿开始动摇。媾和者们受自己的良心冲击，疑惑自己造就的局面是否公正，这就促使他们缺乏维护条约的决心。”（注：Ibid. ,p.245.）一项杰出的研究表明， 由此而来的对于德国修改现状要求的越益广泛的同情感。 构成30 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首要根源（注：Martin Gilbert,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1966).）。其次，英国还非常厌恶东欧诸小国，从而在心理上鄙弃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劳合·乔治如此表达了这种厌恶情绪：“小国则一跃入自由的光明境界，就开始压迫异己种族。它们比英国和法国、肯定也比美国更加帝国主义。 我目睹此状心中心充满绝望。 ”（注：Cobban, The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87. ）他和其他英国政治家都认为东欧人狭隘任性，极易冲动，随时可能因各自国家间是非曲直无法判断的争端而兵戎相见，英国为这一地区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义务都可能使自己被拖入无谓的冲突。不仅如此，英国从一开始就认为东欧的国家划分多有不义，因而在商议国联盟约时主张规定边界可以修改，凡拒绝国联有关建议者无权请求保护（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175.）。可以说， 几年后那事实上放纵德国东进的罗迦诺公约在此已见胚芽。
当然，在幻想和情绪之外，利益权衡和对国际力量的估计也有力地影响英国的政策方向，但问题在于它们相当浅薄，甚而荒唐背理，显现了张伯伦首相任内终于达利极点的外交素质堕落。在英国的盘算中，有如一个世纪前为制衡盟友俄国而让战败了的法国保持足够强大（ 注：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pp.176—177.）， 现在德国被当作潜在的主要战略力量，籍此防止盟友法国称霸欧洲。到法国武装占领鲁尔期间，英国扶德制法的意向已变得相当明确。专注于眼前的表面现象，由此对法德力量对比的长远前景作完全颠倒的估计，并且根本误解了法国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因和真实性质，这就是英国在20年代的头号判断错误，它大大加剧了否定和损害凡尔赛体系的倾向。（注：在英国看来，安抚甚而扶助德国还涉及制衡法国之外的另两项重要利益：（1 ）促进同英国贸易休戚相关的欧洲经济复兴；（2 ）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意义上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参见Renovuin, War and Aftermath, pp.185—186;An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Combridge Mass., 1981),p.60）
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凯恩斯曾对巴黎和会上所见的克列孟梭作了一番鞭辟入里的刻画：“他对法国的感觉有如伯利克里对雅典的感觉：其价值独无特比，世上别的一钱不值。然而，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的。他有一个幻想——法国，也有一个幻灭——人类……他的哲学容不得在国际关系中‘多愁善感’。民族国家实实在在，你爱其中一个，对其余则不感兴趣或心怀敌意。你所爱的国家，其荣耀值得企求，但一般要靠损害邻国得到。为审慎起见，应当对愚笨的美国人和伪善的英国人的‘理想’多少予以口头支持，但若相信现实世界里真有国联之类事情的很大余地，或相信自决原则除作为按照一国私利来重新安排均势的一种巧妙方式之外还有别的意思，那就太蠢了。”（注：G. P. Gooch,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NewYork, 1942),p.333.时任法国总统的普恩加莱是这方面的二号典型，在他看来甚至克列孟梭都对美英的“理想”过于迁就。见Gilbert, The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1.）长久而又频繁的欧陆国际冲突经历，特别是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晚近两度可怕的体验，使得法国人极端害怕德国东山再起。法国尽管已成为欧陆军事首强，但深知自己内在赢弱而宿敌潜力巨大，并且鉴于19世纪的历史经验，明白一个大国在战败后不久勃然复兴乃常有之事。（注：Kissinger, Diplomacy,PP.232—233、250.）法国压倒一切的追求是军事安全， 而且是在大战严重损伤导致的士气低落之中，以一种强烈恐慌追求这安全。不论从物质能力抑或从心理动因来看，它的政策实质无非是防御性的，只有国际政治判断力严重退化的英国，才会把它认作一个图谋霸权的扩张主义强国。
按照法国的观点，确保安全的最佳办法在于彻底削弱德国，即通过领土肢解和经济榨取来根本铲除德国威胁的可能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国便将退一步，谋求主要战胜国之间订立战后对德军事同盟，有如1814年英俄奥普四强为预防法国侵略再起而订立肖蒙条约那样（注：关于肖蒙条约， 参见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912—1822(Boston, 1957),pp.131—133.）。此外，这还可以同一些东欧小国（凡尔赛体系的存活关系到它们的存活）结成一个同盟网络，不过它自己明白这对防备德国充其量只能起补充作用。事情很快表明，这套传统式的预防战略大半乃一厢情愿。领土肢解在商议凡尔赛条约时被美国一本正经地断然拒绝，英国则告诉法国：肢解出来的领土无异于战争祸种，到时候它不会为制止德国故土归并而流血打仗（注：Kissinger, Diplomacy,P.233. ）。榨取一法虽然由凡尔赛条约的赔偿条款得到了文字体现，但德国在缴付方面百搬抵制和拖延，而英国越来越倾向于反对无情勒索，致使其落实难上加难（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法国退而求其次的安全选择同样可想而不可求。美英两国曾向法国许诺战后军事同盟，以保障战后欧洲安排免受德国破坏，它这不过是旨在诱其放弃肢解德国的策略之举，而且很快烟消云散。以后，法国又两度试图在国联框架内确立成员国强制性的反侵略义务，主要希望以此迂迥方式使美国承担它先前规避了的武力保障责任，但每次英国都在三心二意地给予某些呼应后幡然变卦。（注：Kissinger, Diplomacy,pp. 232—238,253—255.）法国政治早已备感挫折以至气急败坏，于1922 年底由普恩加莱主持决定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亦即单方面强行贯彻彻底削弱德国的初衷。（注：时殷弘：“鲁尔事件始末”，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一、二节，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它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英法龃龉一变而为公开碰撞（注：英相麦克唐纳在给普恩加莱的一份外交文书中，厉言指责“法国决心毁灭德国，统治大陆， 而不考虑我们的合理利益和对欧洲安排的未来后果。 ”见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218.）。到头来， 近乎彻底的外交孤立、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以及德国以“消极抵抗”方式进行的全力抗争，终于迫使普恩加莱下台，精疲力竭的法国听任凭盎格鲁—撒克逊政客和银行家摆布。至此，强硬预防政策彻底破产，法国的权势和意志一蹶不振。
英德协调和英国半面包容的祸患
鲁尔事件结束后的10年里，英国是欧洲政治独一无二的主导者，而其政策核心是英德协调。更确切地说，英国要包容德国，将其整合到西方大国政治俱乐部和经济网络中去，以便制衡法国，孤立和隔绝苏联，促进欧洲经济复兴。与此同时，包容还意味着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法束缚和规范之，靠此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使欧洲无法安宁的德国问题（注：关于包容（Co—optation）概念的理论涵意，见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53页。）。然而， 在束缚意义上的对德包容并不是全面的：英国始终不认为东欧领土基本现状合理正当，始终不愿为防止德国更改这一现状承担任何政治、法律或道义义务。因此，英国的政策可谓半面包容，网开一面地为德国留下领土扩张的可能性，也就是为它自己留下在大国地位和经济实惠之外得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德国的余地。然而，德国自大战结束到鲁尔事件期间的行为同英国的包容意愿相抵触。它虽然处于紧接战败而来的最弱状态，却倔头倔脑地同战胜国作对，尽可能抗拒贯彻凡尔赛条约。它还径自接近一样孤立和羸弱的苏俄，与之缔结实际上旨在尝试彼此借助并协作抗衡西方的拉巴洛条约，这在视苏俄为头号祸患的英国看来不啻触犯大戒，并且因为引起了法国的恐慌而使德国自己饮尝苦果。（注：法国在其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中，对德苏同盟的任何可能性深为疑惧。因此有如劳合·乔治所说，“如果没有拉巴洛条约，就不会有鲁尔事件。”见Kissinger, Diplomacy,P.267， 就德国而言缔结拉巴格条约一举之失策， 又见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 394.）
在由对法消极抵抗而来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之中，斯特莱斯曼上台执政，德国外交开始迎合英国的政策倾向。这位“兴登堡和卢登道夫的先前的喉舌、 坚定的保守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注：Shirer, The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以变更欧洲秩序为念念不忘的根本目标：德国必须恢复它战前那种主要强国地位，摆脱凡尔赛条约强加的赔偿负担、莱茵河左岸军事占领和歧视性军备限制，修正德国东部边界，特别是兼并将德国大部和东普鲁士隔开的波兰走廊，取得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上千万德意人的保护权，实现德奥合并（注：Cobban, The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p.24.）。这些是先前历届政府和所有中、右翼政治力量共同响往的，但斯特莱斯曼认定德国要脱离眼前绝境并且重新强大起来，就必须俯首履行凡尔赛条约，以便先获得赖以恢复经济实力的安宁和外国资本，然后利用战胜国对既存秩序严重缺乏道义自信这一点，谋求以合作者的身份进入西方大国协商机制，在其中随自身影响的增长越来越有效地修改现状，“逐渐并且几乎肯定和平地进至为他的国家取得在欧洲的一种决定性作用”。（注：Ibid.;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99;Kissinger, Diplomacy,p.269.引语见Ibid.,p.284）对于苏联，斯特莱斯曼虽然没有中止拉巴洛条约开始的交往与合作，但其主要意义变成了纯粹策略性的，即在同西方国家协调的大框架内用“苏联牌”来施加心理压力，促使它们对德让步。（注：唯继续进行的德苏秘密军事合作除外，这种合作对德国来说具有暗中建设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和地面闪电战能力的战略意义。见Robert L. O'lonnell, Of Armsand Men (Oxford,1989),p.276 ）斯特莱斯曼的这套大战略很大程度上出于他敏锐地把握了英国的心理和政策方向，德英两国彼此间的政策迎合构成了他1929年去世为止（或可说迟至希特勒上台为止）的欧洲外交基调。他作为俾斯麦之后西方最精明的战略家之一。提供了“搭车”战略的一个走向成功的实例（注：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3页。）。
德英彼此迎合的首要标志无疑是罗迦诺公约。实在可以说，这套当时在西方被当作和平新纪元肇始而受到普遍欢呼的条约出自它们的共同创议（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pp.242—243.）。斯特莱斯曼的主要动机在于确保德国西部领土不再象鲁尔事件期间那样遭受法国入侵和占领，争取通过缓和德法关系来促进莱茵河左岸的协约国军队提前撤离，并且为和平地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充分的余地（注：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242,详见洪育沂：《洛加诺公约》的签订”，《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第一节， PP.242—243.）。英国的动机则是使德国本着对法安全感而乐意地接受战后领土安排的西半部分，从而促成法德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将德国纳入西方大国俱乐部。从英国的观点看，经道威斯计划开始了经济包容框架内的德国经济复兴之后，在国际政治领域作相应的变动变得至关重要了。不过，要使法国能对德国的复起较为放心，英国就不能再规避建立英法军事同盟，然而它又不愿因此与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缠在一起，以致为了在它看来既不合理也不重要的东欧领土现状冒任何风险。承诺一个只保障法德及法比边界的“有限同盟”——这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的解决办法。结果，德国仅被要求不以武力改变其东部边界，却未受到阻碍它敦促这一改变的任何约束，凡尔赛体系的东半部分悄然丧失了合法性。正是由于英国的半面包容政策，逻迦诺公约“与其说使欧洲和平化， 不如说确定了下一个战场”（注：Kissinger, Diplomacy,P.274）。
法国总的政策态势是顺从英国。以撤出鲁尔和订立罗迦诺公约为标志，它完全放弃了实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任何希望，从此萎靡不振地尾随英国， 直至英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真正改道为止（注：Richard D. Challener, "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 The Era ofPhilippe Berthelot," in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The Dipomats, 1919—1939,V.1(New York,1963),p.82）。继普恩加莱主持外交的白里安早就感到，法德潜力差距过大，而且将随时间的推移越益悬殊，因而法国长期安全的根本希望在于法德和解。除此之外，这安全还必须依靠同英国的紧密联系和国际的集体安全制度（注：Ibid.,p.53;Renouvin, War and Aftermath,pp.222—223.）。 大多数法国人由于强硬预防政策的破产而改信他的政策主张，以致他7 年任内的声望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所有法国外长中几乎无人可比。畏惧、疲惫以及弱者的幻想使得法兰西民族完全成了英国的俘虏。罗迦诺公约订立后不久开始建造的马其诺防线强烈地体现了法国的萎靡：法国实际上无意于东欧盟国的安全， 它只是在自己边界的内侧“坐待命运的降临”（注：Kissinger, Diplomacy,PP.278,285.）。
法国的瘫痪和英国的绥靖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欧洲从此确定无疑地走向空前的灾难。“在运用外交方面，希特勒无疑是极权主义领袖中最有技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始终将英法玩弄于掌股之间（注：Craig and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 1967),pp.228—230,P.81.）。 他的外交目标，是为最终靠暴力征服实现全欧种族主义军事帝国准备条件，而其贯彻经过了四个阶段。（注：关于这四个阶段的界定， 见Craig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p.83—85.）在头两个阶段里，他先为不受外部干扰地实现国内极权统治而伪装德国外交政策照旧不变，然后一方面宣布退出国联和裁军讨论，另一方面用信誓旦旦的协调言辞来保证免受任何惩罚。1935年初起，希特勒公然毁坏对德大戒（宣布德国军备不受凡尔赛条约限制和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且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其主要目的在于试探他一旦向东扩张会遭到英法多少抵抗。正是在这一试探时期里，“希特勒表现了他能够多么巧妙地解除潜在敌手的武装。”（注：Ibid. ,p.84.）此后便是兵不血刃地大举侵略的阶段：从实现德奥合并到攫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再到鲸吞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和准备消灭波兰。当然，尤其在后两个阶段，希特勒的根本依凭不在于他的谋术，而在于法国的全面瘫痪和英国的一味姑息。
法国的瘫痪首先在经济方面。与纳粹取得德国政权大致同时，世界性萧条的恶性影响终于开始使法国这个经济结构一向较落后的国家外贸锐减，币值频跌，生产凋零，整个国民经济以一种持续瓦解的方式逐步崩溃。仅此就足以使政府无法凑齐有效地重整军备所需的最低限度资金，从而在一个战争技术正迅速更新的时期里致命地损害了法国的军事能力 （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1987),pp.310—312）。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严重分裂和由此而来的政治瘫痪。工人阶级关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被资产阶级视为俄国革命在法国重演的开端，以此为主要背景，政坛斗争在30年代中后期变得异常激烈，党派阵容的不息变化和内阁的频繁更迭使得国家政治无稳定可言。特别严重的是，右翼势力对左翼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敌意几乎导致内战，并使得法国成为西班牙之外亲纳粹思想最猖獗的西欧国家（注：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p.310—314;William L. 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Republic (New York 1969), Chapters 14,15,and 17.）。在大战和战后初期外交失败所造成的巨大精神损伤之外，法国社会更由于30年代的经济打击、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而处于公众士气崩溃的状态之中。军界的心理瘫痪尤其危及法国的生存。无论是一律年愈花甲的陆军领导人，还是他们之下的参谋总部人员，因循守旧和麻木不仁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简直只能用空难降临之前听天由命的极端消沉来解释（注：Kissinger, Diplomacy,p.303;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Great Powers,p.313.）。最后，在战略方面最根本、 也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对法国而言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可行的选择，或者说无论何种对外政策都无法取得较长远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权势毕竟在本质上是矫揉造作的，它不仅有赖于德国的继续羸弱，也有赖于俄国被排除在欧洲事物之外。法国的霸权肯定无法长期经受住这些国家的复兴。不仅如此，任何与德国和解的企图都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和几乎完全不可测算的悬机。法国不可能使英国成为它在东方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过下去。然而追随英国意味着法国同中欧的纽带越来越没有价值，而仅仅依靠大陆盟友则缺乏真正的力量。”（注：Challener, "The French Foreign Office,"p.83.）这么一种绝境的后果，必然是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其东欧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固然符合逻辑，但马其诺防线体现的消极防御使得德国可以大举东进而无虞两线作战之险，更何况对东欧国家实行的极为短视的贸易壁垒政策大有助于德国先将它们变成自己的经济附庸（注： Craig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tft,p. 72, 参见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1977),pp.253—255.）。 对苏政策从外长巴尔都力求通过大扩展来真正强化法国同盟体系的合理努力开始，到1935年缔结了法苏盟约，它由同年缔结的捷苏盟约相配合。但是，不仅地理上居间的波兰因敌视苏联而拒绝考虑加入这一新安排，从而取消了必要时苏军援捷或攻击德国的可能，而且巴尔都的后继者们出于对英德两国的畏惧，迟迟不同苏联作任何军事磋商，致使法苏盟约本身如同虚设。法国战略的自相矛盾和混乱还表现在法意关系和西班牙内战问题上（注：“就阿比西尼亚危机同意大利的争吵使后者从潜在的反德盟友变成了潜在敌手”，而在西班牙问题上对德意干涉的姑息则使“法国后方建立起又一个法西斯权力”。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313—314.）。说到底，法国的对外政策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依赖英国，但恰恰在遏阻德国扩张这一对法国生死悠关的问题上，英国分明是不可依赖的。
30年代的英国处于异常虚弱的状态。首先是经济虚弱：世界性萧条和各国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交互作用，导致英国生产急剧跌落，外贸严重萎缩，而且来自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的无形收入锐减，不能再象以往很长时期内那样绰绰有余地弥补贸易逆差。其次是民族心理的虚弱：除了前面已谈论的帝国自处情绪、自由国际主义幻想及和平主义倾向外，一个突出事态是体现公众关注点的国家政治议程几乎完全集中于国内改良和社会福利问题。这一极端内向化系由议会民主型大众政治的充分实现和工党的勃然兴起所决定，它同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一起，使得英国无视国际环境愈益险恶而一味砍削国防开支，迟至战云密布的1939年才着手大举重整军备。英国的虚弱还出于全球性牵制导致的大战略困境，30年代，英国不仅受到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有力牵制（前者不肯为任何欧洲问题冒战争风险，后者则以方兴未艾的民族反抗使英国分散其军事力量），而且更严重的是面对德日双重威胁造成的战略选择难题。一方面，英国根本无力同时遏阻德日两强，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只遏阻其中一强而不葬送自己很大部分利益。这“不列颠‘两面门神’的战略矛盾心理”（注：Ibid. ,p.316. ）只不过从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英国全盘战略地位的空前虚弱。“英国组合起来抗击拿破仑的大联盟，1900年以后岁月里成功的‘协约’和‘接近’，都已不可复得。日本从盟友逐渐变成了敌手，意大利亦如此。俄国这传统上的同英国一起反对某个大陆霸主的另一个‘侧翼’强国，现处于外交孤立之中，并且对西方民主国家深为猜疑。几乎不可理解和不可预测的是（至少在沮丧的英国政府看来）美国在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政策，规避所有外交和军事承诺，依旧不愿加入国联，强烈反对英国各种旨在收买修正现状国家的努力，以1937年中立法致使英国无法像1914至1917年间赖以坚持战争努力那样从美国市场借贷：美国不断打乱英国的大战略，恰如英国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只不过它或许是不经意的。”（注：Ibid. , p.317—318.）
然而，英国在经济、民族心理和战略处境方面的重重困难并不能拿来为其当权者开脱，他们的麻木和卑俗严重加剧了30年代逐步展开的国际危险，特别是使得纳粹德国能够几无阻碍地准备并着手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扩张，而世界反纳粹力量（实在的和潜在的）却由此在大战爆发时处于可想象的最不利状况。同工业化和大众政治这两大趋势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相关，战后英国国务总的来说由商人政客和工会领袖交替掌管，而且事实上被托付给其中的格外庸碌或空疏之辈，至少就关乎整个世界安全的外交事务来说是如此。作为保守党内阁首相和30年代联合政府中最有实权的人物，鲍德温执政达八年之久。然而，这位富有的工业家在眼界、见识和气质方面，同世纪之初出身于大贵族的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或贝尔福迥然有别，特别是缺乏他们那种对国际关系的敏锐见解和作为英国外交思想传统的均势意识。他甚至远不如一般的商人：生性庸惰，漫无规划，“他只是在无可规避时才有所行动，然后其行为由直觉而非清醒的理智来决定。”（注：Gilbert, The End ofthe European Era,p.304.）工党墨客麦克唐纳两度担任首相， 在鲁尔事件期间和希特勒上台前后几年可谓英国外交的关键人物。他有一般工人贵族的虚荣欲望和社会势利心，却无典型的工会头目排斥玄想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是个头脑含混不清的理想主义者，先前反对大战，此后期望依靠国联和裁军建立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注：Ibid. ,p.2—7—219,306.）。当然，只是到内维尔·张伯伦执政期间， 由于慕尼黑事件这特别丑恶的一幕，英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素质的败坏才变得臭名昭著。在产生了一位殖民大臣和一位外交大臣的张伯伦家族中，他被认为缺乏政治才能，因而多年里只能走经商之路。即使后来步入政界以至担任内阁要员，他仍象其兄奥斯丁毫不客气地提醒的那样，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注：Craig and George,Foree and Statecraft,p.82.又见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ew York, 1967),P.81.）。 他以商人般的讲求实际，断定奢谈集体安全、小国权利和禁止侵略早已徒劳无益，欧洲必须以英德法意四强互相协调和共同主宰作为新的秩序基础。他还相信用欧洲境内的少许领土变更可以满足希特勒，使之从不守规矩的局外人变成大国俱乐部内负责任的一员（注：参见Hillgruber, Gere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p.60.）。慕尼黑事件过后， 希特勒曾私下轻蔑地将张伯伦称作“小毛虫”（注：Shirer, The Rise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p.708.）。这确是英国外交卑俗、虚妄和懦弱的绝好写照（注：战后英国外交素质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外交部和职业外交家的作用一落千丈，政客们的“外行行为、粗枝大叶和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支配了对外事务。见Gordon A. Craig, "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rom Grag to Austin Chamberlain," inCraig and Gilbert eds., The Diplomats, 1919—1939,V.1.引语见p.17.）。
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惊人处之一，就在于它的瀑发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一代人时间。这种罕见状况被汤因比称作“双重战争”（注：O' Connell,Of Arms and Men,p.270.）。在其特别重要的原因当中， 无疑包括凡尔赛体系与生俱来的致命弊端和英法两国由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导致的空前恶劣的外交政策。它们强烈地体现了实际上自19世纪后半叶就已开始的欧洲的衰颓。就其结果而言，这“双重战争”有着格外巨大的历史效应，远在单单一次大冲突所能产生效应的两倍之上。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这一历史趋势，由此得到了极有力的加速推进。“美国在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希特勒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导致世界权势改而偏向西半球，俄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则是另一个激荡全局的划时代的结果。”（注：B.H.Liddell Gart, Strategy,2nd edition (Now York,1967)p.237.）象先前历史上几番出现的那样，外部新力量突入旧欧洲，决定性地挫败单独一国称霸全欧的企图。不过，这次是在前所未见的巨大规模上，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最显赫地位，虽然经过前一次世界大战，这地位已在很大程度上仅是表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