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说的几个疑点
汪受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人民政协报》(京)1999年1027期第④页
【作者简介】汪受宽 兰州大学历史系
10余年来，关于澳大利亚、中国和俄罗斯学者在甘肃永昌发现突围古罗马军团归宿地的消息，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引人注目。作者就其发表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提出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之一：有关文章指出，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所率侵略安息（即今伊朗）的大军，在卡尔莱遭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后来失踪。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从《汉书·陈汤传》发现，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突围兵团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攻灭郅支，将这些罗马残兵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和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靬。
史实是，普布利乌斯不是克拉苏的长子，而是幼子，人称小克拉苏。与克拉苏同时为执政官的凯撒所著《高卢战记》卷六记载， 公元前53年，克拉苏长子马古斯·克拉苏斯正随凯撒在高卢（今法国、 比利时等地）作战，带兵焚掠，迫使门奈比人求降。古罗马史家阿庇安以及弗罗努斯、凡莱伊乌斯和科瓦略夫的罗马史著作和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之八·凯撒时代》都说，公元前55年克拉苏带着小儿子率军远征安息，并双双死于卡尔莱战役。其大体情况是，安息人于公元前53年夏将侵略军诱至卡尔莱附近，发起进攻，罗马军先头部队溃灭，其主帅小克拉苏因不愿被俘而自杀。主力部队受重创后逃跑，途中被安息人赶上并包围起来，克拉苏及其参谋部人员在与敌军谈判时被杀。东征军只有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统率的一个骑兵队得以渡回幼发拉底河。这支骑兵在历史上并没有失踪，公元前51年，他们还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击败了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安息人。
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征调西域15国兵和汉在西域的屯田兵总共4万多人， 远征逃至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匈奴郅支单于。《汉书·陈汤传》记载，汉军“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宋文说，“这种建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家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英国学者德效骞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一文说，所谓鱼鳞阵就是古罗马的龟甲阵（testudo）。查世界军事史， 龟甲阵是以盾牌护卫战斗队伍的阵法，兵士们先密集作方形或圆形，外围的兵士把盾牌连接起来，垂直地挡在前边，护住身体。后边的各列士兵把盾象伞一样举在顶上，也一一连接，以防上面落下的矢石。这种阵列往往在被包围时或接近敌人城墙时使用，士兵们还可以在盾牌的掩护下，挖掘工事，或爬上敌城墙。因为它形似大龟，故罗马人称之为龟甲阵，郅支鱼鳞阵并不是罗马龟甲阵。《陈汤传》叙述作战情况时说，汉军“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倘若郅支步兵真以龟甲阵用盾牌严密护卫，就不必因惧怕汉军的箭矢而退避回城。鱼鳞阵的名称，来自于甘延寿、陈汤事后上奏朝廷的战况报告。甘、陈为中国将军，并无罗马军事史知识，只能直观地因其阵法形似鱼鳞，而为之名。《汉书》颜师古注：“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实际上，所谓鱼鳞阵更象春秋时的鱼丽阵，1872年英国学者李雅格就将鱼丽阵译为鱼鳞阵（scale－like array）。《左传》桓公五年（前707）周郑之战中“郑子元请为左拒， 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从杜预注和明末人宋征璧的研究看，鱼丽阵是将步兵按一定的组合，部署于战车周围，以相护卫的一种阵法。此种阵法到步战时代仍多有运用。《后汉书·盖勋传》言，盖勋在被羌人打败时，就“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阵。”至于罗马人所用的以盾牌掩蔽步兵队形的阵法，在中国古代也普遍运用。考古材料证明，殷商就有盾牌。《牧誓》中周武王要求全军“称尔戈，比尔干”，比干就是排列盾牌。《吕氏春秋·贵直篇》言，“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犀蔽屏橹，就是一种龟甲阵。《陈汤传》描述攻灭郅支城时，汉军“四面围城，卤盾为前，戟弩为后，仰射楼上人。”也是用大盾牌护卫进攻部队。由此说来，即使郅支军队真的使用了龟甲阵，也不能证明其队伍中有罗马军人。
再说郅支城的建造问题。匈奴是游牧民族，以骑兵流动作战为主，但并非没有自己建造的城池。元狩四年（前119 年）霍去病率汉军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北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据孟康注，此城就是曾为汉军将领的匈奴人赵信主持建筑的。《汉书·匈奴传》言，卫律降匈奴后也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据考古材料，在前苏联乌兰乌德、蒙古中央省克鲁沦河右岸等地，都有匈奴城墙遗址。在此情况下，致支到中亚后，强迫西域诸国“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就不足为奇了。我国古代的城墙从来都是就地取材筑建的。《汉书·匈奴传下》郎中侯应说：“至孝武世，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汉字的边塞之塞，其意符为土，而城寨之寨，意符为木，也说明古人筑城有以土，有以木，木城并非唯罗马人有。郅支单于城之所以为土城和木城的双重城墙，完全是为了防御。《陈汤传》言：“土城外有重土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既然匈奴守城者是从“木城中”即木城的缝隙中往外射箭，而且几个时辰就能将木城烧穿，说明木城绝不是以多重木头迭垒成的顶部宽厚的城墙，而是以一根根木头并排竖立成的类似栅栏的防御设施。
《汉书·匈奴传下》言：“郅支既杀使者，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陈汤传》言诛灭郅支单于的战果：“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所杀所虏所降三者相如，与郅支初到康居时的人众只少不多，其中哪来的罗马军团投奔者？
疑点之二：文章说“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名犁鞬’这句话起首的。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靬’城的出现，自然会与外国侨民有关。”由此认定西汉骊靬县为安置罗马军团所设。
《汉书·陈汤传》言，陈汤灭郅支后，将所俘降的人员全部“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即分给了派兵参与消灭郅支单于战斗的西域诸国，汉朝怎么可能为并未带回的“外国降人”设县呢？《汉书·地理志下》在张掖郡下有骊靬县。但许慎《说文解字》“革部·靬”字下说：“武威有丽靬县。”对此，清徐松解释道：“《说文》以县丽靬属武威，或本其未分时言。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以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 ）分武威、酒泉地置设张掖、敦煌郡。据上，我们以为，骊靬设县当在公元前121年武威设郡至前111年分设张掖郡之间。陈汤灭郅支在公元前38年，以其降人设骊靬县的说法，从年代上看是站不住脚的。
骊靬就是罗马帝国的说法混淆了时代。事实上，张骞通西域时，罗马人的势力仅及地中海沿岸，其时的骊靬（或作黎轩）指埃及托勒密王国的亚历山大城。到班固死时，罗马人的势力也仅及今叙利亚。西域都护班超于永元九年（97年）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被安息人所阻，仅到条支国的西海滨（今波斯湾）就半途而返。请问，西汉王朝怎么可能以一个不了解其情况，又无直接交往的国家之名作为新置县的名称呢？德效骞说，王莽更名骊靬为“揭虏”，其意为“在捣毁叛乱城市时俘获的匪徒”，从而证明“罗马人确来到中国，并被安置在那个城市里。”其实，此说只能表明德氏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王莽更改的大量地名，仅以虏为名的就有，东海郡开阳县更为厌虏、会稽郡诸暨县更为疏虏、广汉郡阴平县更为摧虏，金城郡令居县更为罕虏、酒泉郡干齐县更为测虏等十数个。显然，这些地名中的虏，是对少数民族的辱称，为奴仆之义。至于“揭虏”中的揭字，古汉语中只有高举、显露、标帜、掀起衣服诸义项。莫任南在其论文中解释为标帜，说“揭虏意为有标帜可以识别的奴隶”，大体符合王莽更名原意。故而，揭虏一名不能作为骊靬城是为罗马军团降人设置的证明。
两汉典籍对设县之骊靬还有丽靬、犁靳、犛靬、黎轩、黎汗、黎鞬等异名，历代对其注音也有差异，由此引起学者对该县名称由来的多种猜测。大体有丽皮说、深黑色之干革说、地形说、骊山或祁连之异译说、黎轩国名说、安置骊靬国人说、匈奴犁汗部说等。我们认为，匈奴犁汗部说最为可信。考《汉书·匈奴传》，匈奴统治河西时其犁汗王（又写作黎汗）就以今石羊河流域的东大河、西大河一带为牧地，霍去病取河西后设治，遂以原犁汗部落名名县，后异译为骊靬。骊靬县得名与罗马人无涉。
据说，西汉骊靬县城的地望在今甘肃永昌西南十公里的者来寨村。永昌县人民政府在者来寨古城残址前立碑建亭，称其为“骊靬遗址”，并刊刻《罗马东征军归宿碑》。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 月12日报导，该城出土的铁锅、铁鼎、铁砸、瓷壶等遗物均出自元代。请问，元代物品与罗马军团何涉？邻近杏花村民挖到过一根一丈多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宋文称，这极有可能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我们不理解，这种木头，在构筑木城时有何作用？再说，“罗马军团降人”有什么必要将其由中亚运至万里之遥的骊靬城来？
疑点之三：文章说，“在骊靬遗址附近的几个村庄里，见到不少人仍然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39岁的宋国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高一米八二，高鼻大眼，眼窝深凹，披肩的长发，金黄卷曲。宋国荣一点儿也不否认他有欧洲血统。”宋国荣的确具有一定的欧洲人种特征，但不能说因此说他是罗马军团的后裔。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汉开河西之前在当地居住的月氏人和乌孙人，都是欧洲人种。汉武帝以后，河西走廊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通道，历代都有途经此处的西方的使者、商团、高僧、学子、游客因事滞留于此，娶妻生子，久而久之，成为当地居民。白居易《凉州伎》：“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说的就是此类情形。历代王朝还以各种原因由各地一批批移民或驻军至此。此地某些人群具有一些欧洲人种的特征，是不足为怪的。
疑点之四：文章指出，者来村民有春节以牛头形状的馍馍祭礼、修建牛公庙供奉牛头和抵头（斗牛）的习俗。并说，这些“独有的民俗，可能是当年的罗马降人代代相传下来的。”此类习俗在国内外不乏其偶。春秋初，秦文公就建怒特祠以祀牛神。宋代有牛王庙。晚近南北各地还有牛王节，隆重祭祀。浙江金华一带，南方的苗、彝、黎、布依族、北方的回族等至今进行斗牛活动。国外， 古代近东地区有始于公元160年的牛祭；有起源于爱琴海东部，扩展至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到欧洲东部多瑙河地区的公牛崇拜（bull cult）； 有被称为西班牙“国术”的斗牛。惟独古代罗马既没有对牛的崇拜，也没有斗牛之俗，只有斗兽。肯定论的专家们如果不是疏忽，就是有意蒙骗舆论了。
总之，古罗马突围军团东归骊靬说缺乏史实依据，无法成立。^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2期
【原文出处】《人民政协报》(京)1999年1027期第④页
【作者简介】汪受宽 兰州大学历史系
疑点之一：有关文章指出，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所率侵略安息（即今伊朗）的大军，在卡尔莱遭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000余众拼死突围，后来失踪。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里斯从《汉书·陈汤传》发现，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突围兵团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攻灭郅支，将这些罗马残兵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和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靬。
史实是，普布利乌斯不是克拉苏的长子，而是幼子，人称小克拉苏。与克拉苏同时为执政官的凯撒所著《高卢战记》卷六记载， 公元前53年，克拉苏长子马古斯·克拉苏斯正随凯撒在高卢（今法国、 比利时等地）作战，带兵焚掠，迫使门奈比人求降。古罗马史家阿庇安以及弗罗努斯、凡莱伊乌斯和科瓦略夫的罗马史著作和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之八·凯撒时代》都说，公元前55年克拉苏带着小儿子率军远征安息，并双双死于卡尔莱战役。其大体情况是，安息人于公元前53年夏将侵略军诱至卡尔莱附近，发起进攻，罗马军先头部队溃灭，其主帅小克拉苏因不愿被俘而自杀。主力部队受重创后逃跑，途中被安息人赶上并包围起来，克拉苏及其参谋部人员在与敌军谈判时被杀。东征军只有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统率的一个骑兵队得以渡回幼发拉底河。这支骑兵在历史上并没有失踪，公元前51年，他们还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击败了渡过幼发拉底河的安息人。
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征调西域15国兵和汉在西域的屯田兵总共4万多人， 远征逃至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匈奴郅支单于。《汉书·陈汤传》记载，汉军“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宋文说，“这种建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家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英国学者德效骞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一文说，所谓鱼鳞阵就是古罗马的龟甲阵（testudo）。查世界军事史， 龟甲阵是以盾牌护卫战斗队伍的阵法，兵士们先密集作方形或圆形，外围的兵士把盾牌连接起来，垂直地挡在前边，护住身体。后边的各列士兵把盾象伞一样举在顶上，也一一连接，以防上面落下的矢石。这种阵列往往在被包围时或接近敌人城墙时使用，士兵们还可以在盾牌的掩护下，挖掘工事，或爬上敌城墙。因为它形似大龟，故罗马人称之为龟甲阵，郅支鱼鳞阵并不是罗马龟甲阵。《陈汤传》叙述作战情况时说，汉军“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倘若郅支步兵真以龟甲阵用盾牌严密护卫，就不必因惧怕汉军的箭矢而退避回城。鱼鳞阵的名称，来自于甘延寿、陈汤事后上奏朝廷的战况报告。甘、陈为中国将军，并无罗马军事史知识，只能直观地因其阵法形似鱼鳞，而为之名。《汉书》颜师古注：“言其相接次，形若鱼鳞。”实际上，所谓鱼鳞阵更象春秋时的鱼丽阵，1872年英国学者李雅格就将鱼丽阵译为鱼鳞阵（scale－like array）。《左传》桓公五年（前707）周郑之战中“郑子元请为左拒， 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从杜预注和明末人宋征璧的研究看，鱼丽阵是将步兵按一定的组合，部署于战车周围，以相护卫的一种阵法。此种阵法到步战时代仍多有运用。《后汉书·盖勋传》言，盖勋在被羌人打败时，就“收余众百余人，为鱼丽之阵。”至于罗马人所用的以盾牌掩蔽步兵队形的阵法，在中国古代也普遍运用。考古材料证明，殷商就有盾牌。《牧誓》中周武王要求全军“称尔戈，比尔干”，比干就是排列盾牌。《吕氏春秋·贵直篇》言，“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犀蔽屏橹，就是一种龟甲阵。《陈汤传》描述攻灭郅支城时，汉军“四面围城，卤盾为前，戟弩为后，仰射楼上人。”也是用大盾牌护卫进攻部队。由此说来，即使郅支军队真的使用了龟甲阵，也不能证明其队伍中有罗马军人。
再说郅支城的建造问题。匈奴是游牧民族，以骑兵流动作战为主，但并非没有自己建造的城池。元狩四年（前119 年）霍去病率汉军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北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据孟康注，此城就是曾为汉军将领的匈奴人赵信主持建筑的。《汉书·匈奴传》言，卫律降匈奴后也为单于谋划“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据考古材料，在前苏联乌兰乌德、蒙古中央省克鲁沦河右岸等地，都有匈奴城墙遗址。在此情况下，致支到中亚后，强迫西域诸国“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就不足为奇了。我国古代的城墙从来都是就地取材筑建的。《汉书·匈奴传下》郎中侯应说：“至孝武世，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汉字的边塞之塞，其意符为土，而城寨之寨，意符为木，也说明古人筑城有以土，有以木，木城并非唯罗马人有。郅支单于城之所以为土城和木城的双重城墙，完全是为了防御。《陈汤传》言：“土城外有重土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既然匈奴守城者是从“木城中”即木城的缝隙中往外射箭，而且几个时辰就能将木城烧穿，说明木城绝不是以多重木头迭垒成的顶部宽厚的城墙，而是以一根根木头并排竖立成的类似栅栏的防御设施。
《汉书·匈奴传下》言：“郅支既杀使者，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余财三千人到康居。”《陈汤传》言诛灭郅支单于的战果：“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所杀所虏所降三者相如，与郅支初到康居时的人众只少不多，其中哪来的罗马军团投奔者？
疑点之二：文章说“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传》就是以‘大秦国—名犁鞬’这句话起首的。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靬’城的出现，自然会与外国侨民有关。”由此认定西汉骊靬县为安置罗马军团所设。
《汉书·陈汤传》言，陈汤灭郅支后，将所俘降的人员全部“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即分给了派兵参与消灭郅支单于战斗的西域诸国，汉朝怎么可能为并未带回的“外国降人”设县呢？《汉书·地理志下》在张掖郡下有骊靬县。但许慎《说文解字》“革部·靬”字下说：“武威有丽靬县。”对此，清徐松解释道：“《说文》以县丽靬属武威，或本其未分时言。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以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 ）分武威、酒泉地置设张掖、敦煌郡。据上，我们以为，骊靬设县当在公元前121年武威设郡至前111年分设张掖郡之间。陈汤灭郅支在公元前38年，以其降人设骊靬县的说法，从年代上看是站不住脚的。
骊靬就是罗马帝国的说法混淆了时代。事实上，张骞通西域时，罗马人的势力仅及地中海沿岸，其时的骊靬（或作黎轩）指埃及托勒密王国的亚历山大城。到班固死时，罗马人的势力也仅及今叙利亚。西域都护班超于永元九年（97年）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被安息人所阻，仅到条支国的西海滨（今波斯湾）就半途而返。请问，西汉王朝怎么可能以一个不了解其情况，又无直接交往的国家之名作为新置县的名称呢？德效骞说，王莽更名骊靬为“揭虏”，其意为“在捣毁叛乱城市时俘获的匪徒”，从而证明“罗马人确来到中国，并被安置在那个城市里。”其实，此说只能表明德氏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王莽更改的大量地名，仅以虏为名的就有，东海郡开阳县更为厌虏、会稽郡诸暨县更为疏虏、广汉郡阴平县更为摧虏，金城郡令居县更为罕虏、酒泉郡干齐县更为测虏等十数个。显然，这些地名中的虏，是对少数民族的辱称，为奴仆之义。至于“揭虏”中的揭字，古汉语中只有高举、显露、标帜、掀起衣服诸义项。莫任南在其论文中解释为标帜，说“揭虏意为有标帜可以识别的奴隶”，大体符合王莽更名原意。故而，揭虏一名不能作为骊靬城是为罗马军团降人设置的证明。
两汉典籍对设县之骊靬还有丽靬、犁靳、犛靬、黎轩、黎汗、黎鞬等异名，历代对其注音也有差异，由此引起学者对该县名称由来的多种猜测。大体有丽皮说、深黑色之干革说、地形说、骊山或祁连之异译说、黎轩国名说、安置骊靬国人说、匈奴犁汗部说等。我们认为，匈奴犁汗部说最为可信。考《汉书·匈奴传》，匈奴统治河西时其犁汗王（又写作黎汗）就以今石羊河流域的东大河、西大河一带为牧地，霍去病取河西后设治，遂以原犁汗部落名名县，后异译为骊靬。骊靬县得名与罗马人无涉。
据说，西汉骊靬县城的地望在今甘肃永昌西南十公里的者来寨村。永昌县人民政府在者来寨古城残址前立碑建亭，称其为“骊靬遗址”，并刊刻《罗马东征军归宿碑》。据《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 月12日报导，该城出土的铁锅、铁鼎、铁砸、瓷壶等遗物均出自元代。请问，元代物品与罗马军团何涉？邻近杏花村民挖到过一根一丈多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宋文称，这极有可能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我们不理解，这种木头，在构筑木城时有何作用？再说，“罗马军团降人”有什么必要将其由中亚运至万里之遥的骊靬城来？
疑点之三：文章说，“在骊靬遗址附近的几个村庄里，见到不少人仍然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39岁的宋国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高一米八二，高鼻大眼，眼窝深凹，披肩的长发，金黄卷曲。宋国荣一点儿也不否认他有欧洲血统。”宋国荣的确具有一定的欧洲人种特征，但不能说因此说他是罗马军团的后裔。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汉开河西之前在当地居住的月氏人和乌孙人，都是欧洲人种。汉武帝以后，河西走廊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通道，历代都有途经此处的西方的使者、商团、高僧、学子、游客因事滞留于此，娶妻生子，久而久之，成为当地居民。白居易《凉州伎》：“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说的就是此类情形。历代王朝还以各种原因由各地一批批移民或驻军至此。此地某些人群具有一些欧洲人种的特征，是不足为怪的。
疑点之四：文章指出，者来村民有春节以牛头形状的馍馍祭礼、修建牛公庙供奉牛头和抵头（斗牛）的习俗。并说，这些“独有的民俗，可能是当年的罗马降人代代相传下来的。”此类习俗在国内外不乏其偶。春秋初，秦文公就建怒特祠以祀牛神。宋代有牛王庙。晚近南北各地还有牛王节，隆重祭祀。浙江金华一带，南方的苗、彝、黎、布依族、北方的回族等至今进行斗牛活动。国外， 古代近东地区有始于公元160年的牛祭；有起源于爱琴海东部，扩展至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到欧洲东部多瑙河地区的公牛崇拜（bull cult）； 有被称为西班牙“国术”的斗牛。惟独古代罗马既没有对牛的崇拜，也没有斗牛之俗，只有斗兽。肯定论的专家们如果不是疏忽，就是有意蒙骗舆论了。
总之，古罗马突围军团东归骊靬说缺乏史实依据，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