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美国对中国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
王立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4期第23～31页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明、理性、和平抵制外货的方式反抗西方强权的活动，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注：参阅拙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对当时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这场运动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对美国政府的反应则论及甚少。美国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政策深刻地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思想，这些思想也构成美国后来屡屡反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因。
一、迟钝的反应
1905年5月10日，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阻止中美订立新的禁工条约，上海总商会集会，决定二月后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消息传出，很快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最先作出反应，该会主席约翰·福尔德(John Foord)于1905年5月16日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尽快修改美国法律或订立新约，允许工人以外的华人自由进入美国，以避免中国人对美国商品、教会、学校和航运的抵制（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Delber L.Mckee,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1900-1906: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底特律1977年版，第127页。）。美国出口商协会、纽约商人协会、俄勒岗波特兰商会也致信罗斯福，要求修改工约。在华有重要利益的哈里曼、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大财团以及美国国内的教会机构和教育界人士纷纷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运用总统的行政权力改善入美华人的待遇。由来华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的美籍会员于6月12日联合致信罗斯福总统，指出美国的排华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苛待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美情绪，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美国通过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就将消失殆尽，而且美国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应让学生和商人自由出入美国（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13-114页。）。曾长期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何天爵警告说，中国人“有强烈的种族自豪感”，美国的歧视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普遍愤怒（注：何天爵：《论排华问题》(Chester Holcombe,"The Question of Chinese Exclusion")，《展望》(Outlook)1905年第80期，第619页。）。美国《展望》杂志发表社论中指出，美国别无选择，“要么放弃一切与中国发展商业的希望，要么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注：何天爵：《论排华问题》，第614页。）。
但是，对中国寄予同情的仅仅是那些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商人、传教士和部分驻华外交官，即所谓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注：关于“门户开放集团”，请参阅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Michael 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章。），他们或是出于自身利益，或从保持美国在华长远影响考虑，要求美国改变排华政策。面对20世纪初期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他们仍以19世纪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描绘：不仅“贪私”、“因循”（注：林乐知：《治安新策》，载《中东战纪本末》，光绪22年(1896)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初编，卷8。），而且“互相猜忌”，“缺乏公共精神”和“同情心”（注：参见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Arthur A.Srn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纽约1894年版，目录。），仍然“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不会产生文明国家的团结精神（注：保罗·A.瓦格：《一个神话的形成》(Paul A.Varg,The Making of A Myth)，密西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13页。）。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开会讨论抵制时，华盛顿的政客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反美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中国酝酿。1905年6月24日，刚刚卸任的美国前驻华公使康格(Edwin Conger)在美国堪萨期州发表讲话，嘲笑有关中国将联合起来抵制美货的报道是杞人之忧，宣称中国商人绝不会让感情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人不会为任何事情团结起来（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09页。）。因此，抵制运动开始后，相当多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这是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认定中国人是受外国指使的。日本成了美国人心中的幕后操纵者，以至于日本外交大臣不得不向美国驻日公使保证此事与日本毫无关系。有人还猜测是香港和上海的英、德商人鼓动中国人抵制美货，目的是把美国的商品逐出中国，打击美国对华贸易。更可笑的是，《旧金山新闻》指称是美国亚洲协会发动了这场运动，“其目的是破坏美国的排华法律”（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12页。）。美国人对中国民族觉醒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注：关于抵制美货的原因当时在美国还有几种猜测：一说是由广州经营苦力贸易的掮客发起的，目的是迫使美国修改排华法，他们可以大量向美国输入苦力从中获利；一说是为了声援正在进行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第一种说法是美国移民局的说词，不值一驳；第二* 种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抵制运动爆发时，中美收回粤汉路权谈判已接近尾声。参见雷麦：《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研究》(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第31页。）。
总之，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积贫积弱，犹如一盘散沙，根本不会凝聚成一体。“美国人完全没有看到中国新近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注：梅里贝斯·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Meribeth E.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纽约1931年版，第184页。）。他们陶醉在对中国的所谓“传统友谊”之中，不相信美国的政策会使中国采取抵制美国的联合行动。1905年5月，美国《竞技场》(Arena)杂志断言，美国从未对中国使用“欺凌”手段，因此国会的排华立法“不会损害中国人的友谊”（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26页。）。他们坚信只有日本和俄国会在华对美关闭门户。因此当1905年关上中国大门的不是一贯在中国排斥异己的日俄等国，而是中国自己的时候，美国人的惊愕可想而知。他们震惊之余试图用各种手段扑灭这场烈焰，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
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氏一贯看不起中国，在当选总统前曾积极支持排华政策。上海总商会于1905年5月发出抵制警告后，罗斯福并未放在心上，不相信中国会无视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对中国的“帮助”和“友谊”而与美国为难，因此忙于处理巴拿巴运河问题和调解日俄战争。后来在美国部分舆论的压力下，罗斯福才开始关注中国局势，面对各地兴起的抵制风潮，采取他处理国际关系的惯常伎俩，即“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政策。
这一政策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运用行政手段局部改变排华苛例，减少对华人的歧视，通过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低限度的要求，缓和中国人的愤怒，瓦解抵制运动。这是“软”的一面。二是通过驻华外交官，主要是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取缔和镇压抵制运动。这是“硬”的一面。
美国政府的首次反应大致是在5月16日接到美国亚洲协会致罗斯福的信之后。5月26日，美国国务院训令代理驻华公使柯立芝(J.G.Coolidge)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同时罗斯福也函告时在上海的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除仍要严格禁止华工入美外，他将设法使中国商人、学生和游客获得尽可能公正礼貌的对待（注：保罗·A.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生平》(Paul A.Varg,The 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W.Rockhill)，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61页。）。
1905年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华工一律禁止入美，限商、学、游客及政府官员任便往来，予以最惠国待遇；工人虽严禁，但不准苛待，对例准入美华人谨防骚扰；对失礼于华人的政府官员，立即革职；此后在华使领官员所签护照非有确据不得驳退，但使领官员在为华人签证时必须严加考查（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台北1982年版，第178页。）。罗斯福在命令中还要求美国领事官员“对所有单独或携带妻子及未成年子女来美的商人、教师、学生和旅行者以及中国政府各级官员表示最真诚、最明智的礼遇”，“如果因为美国官员的行为而导致来美华人的证件出现讹误，不得拒绝该人入境，相反，还应惩罚该官员”（注：蔡石山：《中国与在美海外华人》(Shih-shan H.Tsai,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阿肯色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7月9日罗斯福下令成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修改苛例。7月14日，旧金山地区移民官员发出通知，将尽快为来美中国商人办理入境手续。
但是，罗斯福的行政命令并不足以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和虐待。商工部长维克托·梅特卡夫(Victor Metcalf)是一个极端排华分子，他自恃有国会的支持，对罗斯福的命令阳奉阴违。因此很多美国移民官员并没有认真执行罗斯福的行政命令。一位滞留在旧金山的华裔银行家指出，移民局官员仍然对入境华人的证件百般刁难，而广州美国领事馆则干脆以需严加考查为借口拒绝为华人签发护照（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35页。）。显然，只要排华法律仍然存在，罗斯福的行政措施就难达到预期目的。因此罗斯福决定诉诸立法手段，敦促国会修改排华立法。1905年8月31日他致信加州国会参议员乔治·帕金斯(George C.Perkins)，指出美国“条约和立法方面对中国人的不公正……是问题的全部所在，并且肯定是当前抵制美货的主要原因”，而只要“国会在涉及中国商人、专业人员、学生和旅行者的立法和条约方面采取公正行动，使他们在合众国确实享有与其它国家同类人员完全相同的待遇，便几乎可以制止这次抵制美货运动”。因此，他请帕金斯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力，保证国会通过立法，除劳工应该禁绝外，给中国人“在美国访问和工作的一切方便”（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Elting E.Morison and Others 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卷，第1327-1328页。）。10月20日，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讲，要求国会无论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正义和公正”原则都要有所作为（注：《西奥多·罗斯福文集：总统演说和政府文件》(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Presidential Addresses and State Papers)第4集，纽约1909年版，第498-500页。）。
12月5日，罗斯福在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呼吁国会修改排华立法。他在咨文中说：华工会带来不公平竞争，因此必须严禁，但是华工以外的中国人应允许自由来美。罗斯福在咨文中提出，为了避免劳工来美，可以对来美华人进行文化测验，由各地领事官员而不是移民官员负责。罗斯福指出，排华政策与门户开放政策是矛盾的，“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直在大谈中国的门户开放，我们也希望，同时也一直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人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可是，我们不能要求中国人对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对他们做的事情。”（注：美国国会编：《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U.S.Congress,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第15卷，纽约1902-1908年版，第7009页。）
总的来看，罗斯福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国会在排华分子的操纵下，顽固坚持排华政策，拒绝修改排华立法，因此其行政措施不足以改善在美华人的状况。但是在中国，美国外交官向清政府施压的活动却获得了相当成功。这主要是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功劳”。
柔克义是于1905年6月1日接替康格于北京正式就任驻华公使。此时抵制运动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柔克义于6月3日会见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后又多次照会外务部，要求清政府制止抵制运动。在6月26日照会中，柔克义甚至指称中国政府纵容抵制活动：“贵政府不行严禁，又不分饬各省督抚立禁，敝国政府不能不疑中国各大员以此法为有益于中国，由是中国百姓再行议办。此举不惟阻碍两国国民之利益，且顿减两国政府友谊之情。是以再请贵亲王竭力设法，饬各省禁止此事。”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外务部勉强于6月29日电令有关地方督抚，对商民“实力开导”。该电令言道：“各埠华商因美禁工续约，建不购美货之议以为抵制。……原属激于公愤，但恐匪徒藉此煽惑愚民，致兹他变，务希实力劝导，将本部现在商办情形晓谕各商，以释群疑，是为至要。”（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70-72页。）
当时清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很多官员，如梁诚、伍廷芳和山西道监察御史张学华等认为，排华苛约不仅有辱国体，而且困蹙民生，主张利用民气与美国周旋交涉，反对政府对美“稍存退让”，干预抵制活动。因此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发出上述电令，但只言“实力开导”，而且是为了防止“他变”，显然是在敷衍美国，并不打算严行禁止。同时在7月1日致柔克义的复照中除通知美国“已电知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实力开导”外，还指出：“各埠华商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以华人赴美，限制太严，美国例禁又多以与华人不便。……但使贵国禁令稍宽，工约亦能和平定订，则此风自能息绝。”（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71页。）实际上驳斥了柔克义关于中国政府纵容抵制的指责。
大体而言，美国政府在5月至7月间的态度比较和缓。无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是驻华公使柔克义并不赞同西部极端排华分子的主张，他们从维护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倾向于允许除劳工以外的华人来美，给予公正待遇，并以此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因此罗斯福果断采取行政措施试图部分改变美国对华人的歧视和虐待。同时柔克义等人也担心，清政府的统治极不稳定，如果强迫清廷采取镇压手段，可能会激起一场革命，这样美国损失更大。柔克义曾将此担忧电告罗斯福，提醒他不可对中国政府过分施加压力。
但是无论是总统的行政措施还是清廷的“实力开导”都未能阻止抵制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开展。罗斯福的行政命令被中国人认为是抵制运动的成果，因此非但未能平息中国人的愤怒，相反还起到鼓励抵制的作用。美国驻中国各地的领事纷纷报道抵制运动使美国的商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予遏制，仇外情绪的滋长可能会导致义和团排外事件的重演。在华美商也担心，一旦抵制运动获得成功，“这一方法将来会被中国人一再使用”（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约翰·零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9页。）。于是美国政府从1905年8月起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抵制运动。
8月7日，柔克义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外务部，指责中国政府对他的请求不予重视，6月29日给各地官员的命令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并指称外务部7月1日照会中认为抵制美货乃因美国限禁华人过严所致足以显示中国政府同情抵制。柔克义声称，正是在各地官员的“指导和参与下”，抵制运动则得以公开进行并迅速蔓延，因此“反美煽动的主要推动者正是那些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真有诚意，严令禁止为极容易之事。最后，柔克义转述总统的指令蛮横地说：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对贵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过分因循怠慢非常震惊，总统认为他有理由期望中国政府的友谊，但贵国政府却毫无表示。他指示我通知殿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由于贵国政府显然未能制止目前有组织的反对我们的运动，因此必须对美国利益已经和即将遭受的损失负直接责任。”（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05》，第213-214页。）
8月22日，罗斯福在给柔克义的电报中，诬称中国根本不“珍视正义，相反蔑视软弱”，因此“对中国政府使用强硬语言是绝对必要的”（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4卷，第1310页。）。此后柔克义又多次照会清外务部，要求清政府严厉禁止反美风潮。
在美国多次照会的压力下，清政府于8月31日向全国发布上谕称：
“中美两国睦谊素敦，从无彼此抵牾之事。所有从前工约，业经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辙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恺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著再责成该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弥隐患。”（注：杨家驹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二：《清光绪朝文献汇编》第12册，《光绪朝东华录》，第105页，鼎文书局印行。）
清廷上谕对抵制运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大多数商人退出抵制阵营，运动转由学界中人领导。粤督岑春煊诱捕广东抵制运动领袖马大臣等人和广东南海县人冯夏威在上海总领事馆前自杀事件发生后，上海和广州的抵制风潮再起。
1905年11初，广州附近连州菜园坝美国长老会的5名传教士被杀，消息传开后震动全国。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抵制运动的直接结果。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此事与抵制组织毫无关系，但是美国将连州教案归因于长期以来由于抵制美货而在华南民众中产生的一种强烈仇外情绪，这种仇外情绪如果不加遏制会导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因此一些西方报刊鼓吹恢复炮舰外交。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朱力尔斯·雷的请求，罗斯福于11月15日下令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向中国沿海集结”，同时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并加紧训练美军（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39页。）。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这支舰队由四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组成。美国参议院拨款10万美元用于安置驻菲律宾的中国远征军。美国“厄尔卡诺”号战列舰开始在长江游弋，“俄勒岗”号战列舰也出现在香港和广州海面。为了替美国的军事行动辩护，海军部长塔夫脱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处于混乱状态，目前那里的形势与义和团暴乱前的情况非常相似，这是许多人的共识。”（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4-245页。）直到1906年4月2日，罗斯福在一封信中仍表示虽然“对中国的远征看来已不必要，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仍要做好准备”，并提出了一个派遣15000名军队的计划（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第205页。）。
除采取军事措施外，美国政府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906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路特(Elihu Root)照会驻美公使梁诚指责中国政府未能“稍示实力严行禁遏”，对美国政府“意存欺怖”，声称美国政府不能“再置不闻”（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228页。）。1906年2月25日，南昌发生教案。翌日，路特给柔克义发来一封长电，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美国对中国仇外情绪滋长的严重关注。路特言道：
“中国虽未间接鼓励，但对各省地方当局之不友谊行径寄予同情，对美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未加预防，发生后也未赔偿；政府当局未力令地方官善尽职守或对失职者加以处分。……自中国每一个角落传来不安的消息，显示了暴风雨的将临。而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无自动积极的表示，它显然已忘了义和团之乱的教训。现在和从前一样，政府显要人物均为著名排外人物。”“美国政府觉得，我们有充分权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一千九百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运动者，不论其地位高低，严厉处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骤取缔蔓延中的阻碍合法贸易的组织，……帝国政府应颁发镇压及补救办法的命令，政府代表应即执行。”（注：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230-231页。）
最后，路特指令柔克义火速将此电内容照会清政府。
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于光绪32年(1906)2月13日再次发布上谕，宣布严厉镇压抵制运动。谕曰：
“闻近日以来，讹言四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市虎杯蛇，众情惶骇。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离间我交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诡计阴谋，莫可究诘，关系大局，良非浅鲜。……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有不平之事，应候官为理论，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倘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姑息。”（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96，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第3册，第3046-3047页。）
此谕发布后，各地的抵制运动逐渐结束。6月10日，美国政府决定放弃赔偿和惩罚有关官员的要求。
三、美国政策的根源
排华政策不仅极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让中国人停止抵制美货的办法应该是改变美国的排华政策，对在美华人给予公正待遇，这不仅是《蒲安臣条约》中规定的美方应该承担的条约义务，同时也应是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道义责任。但是，美国政府却动用大棒外交，采取了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政策，甚至准备出动军舰进行镇压。美国的强硬政策虽然达到了阻止抵制运动的目的，但却激起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普遍恶感，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美国的这一政策根源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和19世纪末兴起的海外扩张主义思潮。
种族观念是美国从欧洲继承并加以发扬的重要遗产。在美国人的种族等级序列中，黄种人是仅次于黑人的劣等民族。这一思想在西部排华分子的鼓噪下在世纪之交尤为盛行。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最具种族偏见的总统之一。他当选美国总统前曾积极支持排华运动，相信华人赴美会损害美利坚民族的纯洁，威胁美国文明。他声称，中国是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因此“不能用对待文明民族的方法对待中国人”（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9页。）。正是在种族思想支配下，他告诫柔克义中国不会珍视正义，相反“蔑视软弱”，令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学者霍华德·比尔指出，“影响罗斯福理解中国的障碍就在于他不相信中国人具有‘高贵民族’的性格和雄心”，“对中国弱点的蔑视则使其不能有效地应付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51、249页。）。因此当柔克义提醒他，抵制美货运动和同时期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反映出中国“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建议不可过分向清政府施压时，罗斯福断然加以拒绝，坚持要“对中国无法无天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并责备柔克义“完全误解了中国的事实”（注：韩德：《边疆防卫与门户开放》(Michael 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5、97页。）。
在美国高层，持这种观点的显然并非罗斯福一人。菲律宾美军司令官雷纳德·伍德也否认中国出现所谓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抵制者“既无爱国思想，又缺乏道德”，“黑人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足够多的弊害和耻辱，因此不能再让另一个永远不能同化于我们的民族带来更多的麻烦”（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0页。）。
因此，罗斯福等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会养成类似近代西方的那种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定中国的抵制运动不是真正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传统仇外情绪的继续，把中国的抵制运动等同于义和团式的排外，必须予以镇压。1906年中国各地陆续兴起收回铁路和矿务利权活动，1906年2-3月又发生多起教案，于是美国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排外，声称中国又到了庚子拳乱的边缘。美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炮舰外交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笼了。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围绕排华问题，美国形成两股政治势力，一派以工会、西部国会议员和加州传媒为主体，主张严禁华人，反对任何让步，他们控制当时的美国国会，屡屡通过排华立法；一派以所谓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国务院和美国开明人士为主体，他们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虽然华工要严禁，但“高等”华人应从宽，主张修改苛例，给限外华人以公正待遇。而“罗斯福的行动是这两股对立的美国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8页。）。在这两股对立势力的压力下，罗斯福常左右摇摆，难以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正如韩德所言，“对于排华分子，他屡次保证说他仍坚定不移地反对华工到美国，不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同时，罗斯福对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来访代表则表示对他们在华利益的关切，并且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学生、商人和其他不属于排斥之列的华人应得到较有礼貌的欢迎。”（注：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第242-243页。）但在实际上，排华势力要比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能量大得多，他们不仅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的劳工组织大肆活动，游说白宫和国会议员。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支持排华政策，国会则成为排华分子的堡垒。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使罗斯福在取消排华苛例方面大有作为，其行政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之策。而“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治标之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仅仅改革行政条例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的是向排华政策的整个前提和基础挑战”（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248页。）。美国的国内政治严重妨碍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正确的决策。
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推动美国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特别是中国被认为在美国的海外利益中具有特殊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甚嚣尘上的扩张主义思潮把中国市场看作美国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重要保证，甚至美国占领菲律宾不过是获取美国市场的第一步。1899年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罗斯福上台后更是宣布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东亚（主要是中国）是美国的“新边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扩张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把抵制美货运动看作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是对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和意志的考验，美国“或是取得伟大的成功，或是遭受巨大的失败”（注：迈克尔·亨特（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因此任何挑战美国利益的举动都将被视为镇压的对象。19世纪末兴起的海外扩张主义思想严重遮蔽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只要是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一律视为排外。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多布森(John Dobson)分析的那样，“中华帝国的民族主义热情应该得到具有使命意识的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不幸的是，革命和民主的迹象似乎不过使列强相信，这个帝国正在衰落，因此他们可以更轻而易举地扩大他们的影响”（注：约翰·多布森：《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John M.Dobson,America's Ascent:The U.S.Becomes a Great Power,1880-1914)，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页。）。
一位学者在总结罗斯福对付抵制美货运动政策时意味深长地说：“1905年和1906年的反美抵制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直指美国虽然是不幸的，但并不是偶然的。”（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52页。）其根源就在于美国一贯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对海外帝国的追求。
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变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反抗西方的理念、策略和动员方式，并最终使中西方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抵制美货运动表现出对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怀，全民国家思想的萌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与旧式以义和团为代表的盲目排外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把这场代表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视为义和团式的排外加以镇压，成为美国后来敌视和压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滥觞。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4期第23～31页
【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一、迟钝的反应
1905年5月10日，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阻止中美订立新的禁工条约，上海总商会集会，决定二月后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消息传出，很快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关注。美国亚洲协会最先作出反应，该会主席约翰·福尔德(John Foord)于1905年5月16日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尽快修改美国法律或订立新约，允许工人以外的华人自由进入美国，以避免中国人对美国商品、教会、学校和航运的抵制（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Delber L.Mckee,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1900-1906: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底特律1977年版，第127页。）。美国出口商协会、纽约商人协会、俄勒岗波特兰商会也致信罗斯福，要求修改工约。在华有重要利益的哈里曼、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大财团以及美国国内的教会机构和教育界人士纷纷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运用总统的行政权力改善入美华人的待遇。由来华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的美籍会员于6月12日联合致信罗斯福总统，指出美国的排华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苛待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美情绪，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美国通过教育在中国的影响就将消失殆尽，而且美国的商业和政治利益也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应让学生和商人自由出入美国（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13-114页。）。曾长期在中国担任传教士和外交官的何天爵警告说，中国人“有强烈的种族自豪感”，美国的歧视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普遍愤怒（注：何天爵：《论排华问题》(Chester Holcombe,"The Question of Chinese Exclusion")，《展望》(Outlook)1905年第80期，第619页。）。美国《展望》杂志发表社论中指出，美国别无选择，“要么放弃一切与中国发展商业的希望，要么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注：何天爵：《论排华问题》，第614页。）。
但是，对中国寄予同情的仅仅是那些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商人、传教士和部分驻华外交官，即所谓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注：关于“门户开放集团”，请参阅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Michael 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章。），他们或是出于自身利益，或从保持美国在华长远影响考虑，要求美国改变排华政策。面对20世纪初期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大多数美国人的反应是相当迟钝的。他们仍以19世纪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描绘：不仅“贪私”、“因循”（注：林乐知：《治安新策》，载《中东战纪本末》，光绪22年(1896)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初编，卷8。），而且“互相猜忌”，“缺乏公共精神”和“同情心”（注：参见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Arthur A.Srn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纽约1894年版，目录。），仍然“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不会产生文明国家的团结精神（注：保罗·A.瓦格：《一个神话的形成》(Paul A.Varg,The Making of A Myth)，密西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13页。）。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开会讨论抵制时，华盛顿的政客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反美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中国酝酿。1905年6月24日，刚刚卸任的美国前驻华公使康格(Edwin Conger)在美国堪萨期州发表讲话，嘲笑有关中国将联合起来抵制美货的报道是杞人之忧，宣称中国商人绝不会让感情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人不会为任何事情团结起来（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09页。）。因此，抵制运动开始后，相当多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这是中国人的自觉行动，认定中国人是受外国指使的。日本成了美国人心中的幕后操纵者，以至于日本外交大臣不得不向美国驻日公使保证此事与日本毫无关系。有人还猜测是香港和上海的英、德商人鼓动中国人抵制美货，目的是把美国的商品逐出中国，打击美国对华贸易。更可笑的是，《旧金山新闻》指称是美国亚洲协会发动了这场运动，“其目的是破坏美国的排华法律”（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12页。）。美国人对中国民族觉醒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注：关于抵制美货的原因当时在美国还有几种猜测：一说是由广州经营苦力贸易的掮客发起的，目的是迫使美国修改排华法，他们可以大量向美国输入苦力从中获利；一说是为了声援正在进行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第一种说法是美国移民局的说词，不值一驳；第二* 种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抵制运动爆发时，中美收回粤汉路权谈判已接近尾声。参见雷麦：《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研究》(C.F.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第31页。）。
总之，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积贫积弱，犹如一盘散沙，根本不会凝聚成一体。“美国人完全没有看到中国新近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一种新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注：梅里贝斯·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Meribeth E.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纽约1931年版，第184页。）。他们陶醉在对中国的所谓“传统友谊”之中，不相信美国的政策会使中国采取抵制美国的联合行动。1905年5月，美国《竞技场》(Arena)杂志断言，美国从未对中国使用“欺凌”手段，因此国会的排华立法“不会损害中国人的友谊”（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26页。）。他们坚信只有日本和俄国会在华对美关闭门户。因此当1905年关上中国大门的不是一贯在中国排斥异己的日俄等国，而是中国自己的时候，美国人的惊愕可想而知。他们震惊之余试图用各种手段扑灭这场烈焰，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
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氏一贯看不起中国，在当选总统前曾积极支持排华政策。上海总商会于1905年5月发出抵制警告后，罗斯福并未放在心上，不相信中国会无视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对中国的“帮助”和“友谊”而与美国为难，因此忙于处理巴拿巴运河问题和调解日俄战争。后来在美国部分舆论的压力下，罗斯福才开始关注中国局势，面对各地兴起的抵制风潮，采取他处理国际关系的惯常伎俩，即“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政策。
这一政策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运用行政手段局部改变排华苛例，减少对华人的歧视，通过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低限度的要求，缓和中国人的愤怒，瓦解抵制运动。这是“软”的一面。二是通过驻华外交官，主要是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取缔和镇压抵制运动。这是“硬”的一面。
美国政府的首次反应大致是在5月16日接到美国亚洲协会致罗斯福的信之后。5月26日，美国国务院训令代理驻华公使柯立芝(J.G.Coolidge)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同时罗斯福也函告时在上海的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除仍要严格禁止华工入美外，他将设法使中国商人、学生和游客获得尽可能公正礼貌的对待（注：保罗·A.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生平》(Paul A.Varg,The 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W.Rockhill)，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61页。）。
1905年6月24日，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华工一律禁止入美，限商、学、游客及政府官员任便往来，予以最惠国待遇；工人虽严禁，但不准苛待，对例准入美华人谨防骚扰；对失礼于华人的政府官员，立即革职；此后在华使领官员所签护照非有确据不得驳退，但使领官员在为华人签证时必须严加考查（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台北1982年版，第178页。）。罗斯福在命令中还要求美国领事官员“对所有单独或携带妻子及未成年子女来美的商人、教师、学生和旅行者以及中国政府各级官员表示最真诚、最明智的礼遇”，“如果因为美国官员的行为而导致来美华人的证件出现讹误，不得拒绝该人入境，相反，还应惩罚该官员”（注：蔡石山：《中国与在美海外华人》(Shih-shan H.Tsai,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阿肯色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7月9日罗斯福下令成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修改苛例。7月14日，旧金山地区移民官员发出通知，将尽快为来美中国商人办理入境手续。
但是，罗斯福的行政命令并不足以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对华人的歧视和虐待。商工部长维克托·梅特卡夫(Victor Metcalf)是一个极端排华分子，他自恃有国会的支持，对罗斯福的命令阳奉阴违。因此很多美国移民官员并没有认真执行罗斯福的行政命令。一位滞留在旧金山的华裔银行家指出，移民局官员仍然对入境华人的证件百般刁难，而广州美国领事馆则干脆以需严加考查为借口拒绝为华人签发护照（注：德尔伯·麦基：《排华与门户开放政策》，第135页。）。显然，只要排华法律仍然存在，罗斯福的行政措施就难达到预期目的。因此罗斯福决定诉诸立法手段，敦促国会修改排华立法。1905年8月31日他致信加州国会参议员乔治·帕金斯(George C.Perkins)，指出美国“条约和立法方面对中国人的不公正……是问题的全部所在，并且肯定是当前抵制美货的主要原因”，而只要“国会在涉及中国商人、专业人员、学生和旅行者的立法和条约方面采取公正行动，使他们在合众国确实享有与其它国家同类人员完全相同的待遇，便几乎可以制止这次抵制美货运动”。因此，他请帕金斯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力，保证国会通过立法，除劳工应该禁绝外，给中国人“在美国访问和工作的一切方便”（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Elting E.Morison and Others 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卷，第1327-1328页。）。10月20日，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讲，要求国会无论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正义和公正”原则都要有所作为（注：《西奥多·罗斯福文集：总统演说和政府文件》(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Presidential Addresses and State Papers)第4集，纽约1909年版，第498-500页。）。
12月5日，罗斯福在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再次呼吁国会修改排华立法。他在咨文中说：华工会带来不公平竞争，因此必须严禁，但是华工以外的中国人应允许自由来美。罗斯福在咨文中提出，为了避免劳工来美，可以对来美华人进行文化测验，由各地领事官员而不是移民官员负责。罗斯福指出，排华政策与门户开放政策是矛盾的，“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直在大谈中国的门户开放，我们也希望，同时也一直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人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可是，我们不能要求中国人对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对他们做的事情。”（注：美国国会编：《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U.S.Congress,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第15卷，纽约1902-1908年版，第7009页。）
总的来看，罗斯福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国会在排华分子的操纵下，顽固坚持排华政策，拒绝修改排华立法，因此其行政措施不足以改善在美华人的状况。但是在中国，美国外交官向清政府施压的活动却获得了相当成功。这主要是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功劳”。
柔克义是于1905年6月1日接替康格于北京正式就任驻华公使。此时抵制运动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柔克义于6月3日会见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后又多次照会外务部，要求清政府制止抵制运动。在6月26日照会中，柔克义甚至指称中国政府纵容抵制活动：“贵政府不行严禁，又不分饬各省督抚立禁，敝国政府不能不疑中国各大员以此法为有益于中国，由是中国百姓再行议办。此举不惟阻碍两国国民之利益，且顿减两国政府友谊之情。是以再请贵亲王竭力设法，饬各省禁止此事。”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外务部勉强于6月29日电令有关地方督抚，对商民“实力开导”。该电令言道：“各埠华商因美禁工续约，建不购美货之议以为抵制。……原属激于公愤，但恐匪徒藉此煽惑愚民，致兹他变，务希实力劝导，将本部现在商办情形晓谕各商，以释群疑，是为至要。”（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70-72页。）
当时清政府的态度颇为微妙，很多官员，如梁诚、伍廷芳和山西道监察御史张学华等认为，排华苛约不仅有辱国体，而且困蹙民生，主张利用民气与美国周旋交涉，反对政府对美“稍存退让”，干预抵制活动。因此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发出上述电令，但只言“实力开导”，而且是为了防止“他变”，显然是在敷衍美国，并不打算严行禁止。同时在7月1日致柔克义的复照中除通知美国“已电知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实力开导”外，还指出：“各埠华商建不购美货之议，诚非无因，委以华人赴美，限制太严，美国例禁又多以与华人不便。……但使贵国禁令稍宽，工约亦能和平定订，则此风自能息绝。”（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71页。）实际上驳斥了柔克义关于中国政府纵容抵制的指责。
大体而言，美国政府在5月至7月间的态度比较和缓。无论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是驻华公使柔克义并不赞同西部极端排华分子的主张，他们从维护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倾向于允许除劳工以外的华人来美，给予公正待遇，并以此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因此罗斯福果断采取行政措施试图部分改变美国对华人的歧视和虐待。同时柔克义等人也担心，清政府的统治极不稳定，如果强迫清廷采取镇压手段，可能会激起一场革命，这样美国损失更大。柔克义曾将此担忧电告罗斯福，提醒他不可对中国政府过分施加压力。
但是无论是总统的行政措施还是清廷的“实力开导”都未能阻止抵制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开展。罗斯福的行政命令被中国人认为是抵制运动的成果，因此非但未能平息中国人的愤怒，相反还起到鼓励抵制的作用。美国驻中国各地的领事纷纷报道抵制运动使美国的商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果不予遏制，仇外情绪的滋长可能会导致义和团排外事件的重演。在华美商也担心，一旦抵制运动获得成功，“这一方法将来会被中国人一再使用”（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Howard K.Beale,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约翰·零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9页。）。于是美国政府从1905年8月起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抵制运动。
8月7日，柔克义遵照国务院的指示，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外务部，指责中国政府对他的请求不予重视，6月29日给各地官员的命令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并指称外务部7月1日照会中认为抵制美货乃因美国限禁华人过严所致足以显示中国政府同情抵制。柔克义声称，正是在各地官员的“指导和参与下”，抵制运动则得以公开进行并迅速蔓延，因此“反美煽动的主要推动者正是那些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如果中国中央政府真有诚意，严令禁止为极容易之事。最后，柔克义转述总统的指令蛮横地说：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对贵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过分因循怠慢非常震惊，总统认为他有理由期望中国政府的友谊，但贵国政府却毫无表示。他指示我通知殿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由于贵国政府显然未能制止目前有组织的反对我们的运动，因此必须对美国利益已经和即将遭受的损失负直接责任。”（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905》，第213-214页。）
8月22日，罗斯福在给柔克义的电报中，诬称中国根本不“珍视正义，相反蔑视软弱”，因此“对中国政府使用强硬语言是绝对必要的”（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4卷，第1310页。）。此后柔克义又多次照会清外务部，要求清政府严厉禁止反美风潮。
在美国多次照会的压力下，清政府于8月31日向全国发布上谕称：
“中美两国睦谊素敦，从无彼此抵牾之事。所有从前工约，业经美国政府允为和平商议，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辙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迭经外务部电行该省督抚，晓谕商民，恺切开导，务令照常贸易，共保安全。著再责成该督抚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总期安居乐业，毋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弥隐患。”（注：杨家驹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之二：《清光绪朝文献汇编》第12册，《光绪朝东华录》，第105页，鼎文书局印行。）
清廷上谕对抵制运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后，大多数商人退出抵制阵营，运动转由学界中人领导。粤督岑春煊诱捕广东抵制运动领袖马大臣等人和广东南海县人冯夏威在上海总领事馆前自杀事件发生后，上海和广州的抵制风潮再起。
1905年11初，广州附近连州菜园坝美国长老会的5名传教士被杀，消息传开后震动全国。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抵制运动的直接结果。虽然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此事与抵制组织毫无关系，但是美国将连州教案归因于长期以来由于抵制美货而在华南民众中产生的一种强烈仇外情绪，这种仇外情绪如果不加遏制会导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因此一些西方报刊鼓吹恢复炮舰外交。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朱力尔斯·雷的请求，罗斯福于11月15日下令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向中国沿海集结”，同时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并加紧训练美军（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39页。）。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这支舰队由四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组成。美国参议院拨款10万美元用于安置驻菲律宾的中国远征军。美国“厄尔卡诺”号战列舰开始在长江游弋，“俄勒岗”号战列舰也出现在香港和广州海面。为了替美国的军事行动辩护，海军部长塔夫脱危言耸听地说：“中国处于混乱状态，目前那里的形势与义和团暴乱前的情况非常相似，这是许多人的共识。”（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4-245页。）直到1906年4月2日，罗斯福在一封信中仍表示虽然“对中国的远征看来已不必要，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仍要做好准备”，并提出了一个派遣15000名军队的计划（注：埃尔廷·莫里森等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第205页。）。
除采取军事措施外，美国政府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906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路特(Elihu Root)照会驻美公使梁诚指责中国政府未能“稍示实力严行禁遏”，对美国政府“意存欺怖”，声称美国政府不能“再置不闻”（注：《清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228页。）。1906年2月25日，南昌发生教案。翌日，路特给柔克义发来一封长电，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美国对中国仇外情绪滋长的严重关注。路特言道：
“中国虽未间接鼓励，但对各省地方当局之不友谊行径寄予同情，对美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未加预防，发生后也未赔偿；政府当局未力令地方官善尽职守或对失职者加以处分。……自中国每一个角落传来不安的消息，显示了暴风雨的将临。而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无自动积极的表示，它显然已忘了义和团之乱的教训。现在和从前一样，政府显要人物均为著名排外人物。”“美国政府觉得，我们有充分权利去要求：第一，采取有效措施，以阻止一千九百年暴行的重演；第二，凡同情排外运动者，不论其地位高低，严厉处置之；第三，采有效步骤取缔蔓延中的阻碍合法贸易的组织，……帝国政府应颁发镇压及补救办法的命令，政府代表应即执行。”（注：转引自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230-231页。）
最后，路特指令柔克义火速将此电内容照会清政府。
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于光绪32年(1906)2月13日再次发布上谕，宣布严厉镇压抵制运动。谕曰：
“闻近日以来，讹言四起，适偶有不虞之暴动，遂突生排外之谣传，市虎杯蛇，众情惶骇。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离间我交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诡计阴谋，莫可究诘，关系大局，良非浅鲜。……著各省将军督抚严饬该文武各官，认真防范，所有外国人命财产及各教堂，均应一体切实保护，即遇有不平之事，应候官为理论，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赶紧查拿，立行究办。倘或防护不力，致出重情，定将该地方官从重惩处，决不姑息。”（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96，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第3册，第3046-3047页。）
此谕发布后，各地的抵制运动逐渐结束。6月10日，美国政府决定放弃赔偿和惩罚有关官员的要求。
三、美国政策的根源
排华政策不仅极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让中国人停止抵制美货的办法应该是改变美国的排华政策，对在美华人给予公正待遇，这不仅是《蒲安臣条约》中规定的美方应该承担的条约义务，同时也应是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道义责任。但是，美国政府却动用大棒外交，采取了对中国政府施压的政策，甚至准备出动军舰进行镇压。美国的强硬政策虽然达到了阻止抵制运动的目的，但却激起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普遍恶感，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美国的这一政策根源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和19世纪末兴起的海外扩张主义思潮。
种族观念是美国从欧洲继承并加以发扬的重要遗产。在美国人的种族等级序列中，黄种人是仅次于黑人的劣等民族。这一思想在西部排华分子的鼓噪下在世纪之交尤为盛行。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最具种族偏见的总统之一。他当选美国总统前曾积极支持排华运动，相信华人赴美会损害美利坚民族的纯洁，威胁美国文明。他声称，中国是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因此“不能用对待文明民族的方法对待中国人”（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9页。）。正是在种族思想支配下，他告诫柔克义中国不会珍视正义，相反“蔑视软弱”，令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学者霍华德·比尔指出，“影响罗斯福理解中国的障碍就在于他不相信中国人具有‘高贵民族’的性格和雄心”，“对中国弱点的蔑视则使其不能有效地应付中国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51、249页。）。因此当柔克义提醒他，抵制美货运动和同时期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反映出中国“正在崛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建议不可过分向清政府施压时，罗斯福断然加以拒绝，坚持要“对中国无法无天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并责备柔克义“完全误解了中国的事实”（注：韩德：《边疆防卫与门户开放》(Michael 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5、97页。）。
在美国高层，持这种观点的显然并非罗斯福一人。菲律宾美军司令官雷纳德·伍德也否认中国出现所谓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抵制者“既无爱国思想，又缺乏道德”，“黑人已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足够多的弊害和耻辱，因此不能再让另一个永远不能同化于我们的民族带来更多的麻烦”（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0页。）。
因此，罗斯福等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会养成类似近代西方的那种民族主义精神，他们认定中国的抵制运动不是真正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传统仇外情绪的继续，把中国的抵制运动等同于义和团式的排外，必须予以镇压。1906年中国各地陆续兴起收回铁路和矿务利权活动，1906年2-3月又发生多起教案，于是美国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排外，声称中国又到了庚子拳乱的边缘。美国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炮舰外交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笼了。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政治。围绕排华问题，美国形成两股政治势力，一派以工会、西部国会议员和加州传媒为主体，主张严禁华人，反对任何让步，他们控制当时的美国国会，屡屡通过排华立法；一派以所谓的“门户开放支持集团”（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国务院和美国开明人士为主体，他们从美国在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虽然华工要严禁，但“高等”华人应从宽，主张修改苛例，给限外华人以公正待遇。而“罗斯福的行动是这两股对立的美国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48页。）。在这两股对立势力的压力下，罗斯福常左右摇摆，难以制定长远的对华政策。正如韩德所言，“对于排华分子，他屡次保证说他仍坚定不移地反对华工到美国，不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同时，罗斯福对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来访代表则表示对他们在华利益的关切，并且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学生、商人和其他不属于排斥之列的华人应得到较有礼貌的欢迎。”（注：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第242-243页。）但在实际上，排华势力要比门户开放支持集团的能量大得多，他们不仅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而且控制了商工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的劳工组织大肆活动，游说白宫和国会议员。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支持排华政策，国会则成为排华分子的堡垒。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不可能使罗斯福在取消排华苛例方面大有作为，其行政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之策。而“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治标之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仅仅改革行政条例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的是向排华政策的整个前提和基础挑战”（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248页。）。美国的国内政治严重妨碍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正确的决策。
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美国不惜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手段推动美国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特别是中国被认为在美国的海外利益中具有特殊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甚嚣尘上的扩张主义思潮把中国市场看作美国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重要保证，甚至美国占领菲律宾不过是获取美国市场的第一步。1899年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罗斯福上台后更是宣布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东亚（主要是中国）是美国的“新边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扩张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把抵制美货运动看作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挑战，是对美国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和意志的考验，美国“或是取得伟大的成功，或是遭受巨大的失败”（注：迈克尔·亨特（韩德）：《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因此任何挑战美国利益的举动都将被视为镇压的对象。19世纪末兴起的海外扩张主义思想严重遮蔽了美国政治家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只要是威胁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一律视为排外。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多布森(John Dobson)分析的那样，“中华帝国的民族主义热情应该得到具有使命意识的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不幸的是，革命和民主的迹象似乎不过使列强相信，这个帝国正在衰落，因此他们可以更轻而易举地扩大他们的影响”（注：约翰·多布森：《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John M.Dobson,America's Ascent:The U.S.Becomes a Great Power,1880-1914)，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00页。）。
一位学者在总结罗斯福对付抵制美货运动政策时意味深长地说：“1905年和1906年的反美抵制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直指美国虽然是不幸的，但并不是偶然的。”（注：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第252页。）其根源就在于美国一贯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对海外帝国的追求。
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最具深远影响的社会变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反抗西方的理念、策略和动员方式，并最终使中西方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抵制美货运动表现出对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怀，全民国家思想的萌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与旧式以义和团为代表的盲目排外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把这场代表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视为义和团式的排外加以镇压，成为美国后来敌视和压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