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爱尔兰问题在一战期间的发展
刘金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4期第49～55页
【作者简介】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南京210093
与不列颠群岛一水之隔的爱尔兰，是英国历史上在海外拓殖的第一块殖民地。19世纪初英爱合并后，爱尔兰已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由英国对爱尔兰的长期殖民统治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构成了所谓的“爱尔兰问题”。从19世纪中下叶起，爱尔兰问题一直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府决策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并成为英国历届政府所面临的棘手难题之一。对于爱尔兰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虽偶有涉及，但还谈不上全面、深入。本文将在对爱尔兰问题的由来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爱尔兰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动因加以分析，希望以此能引起学术界同仁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
爱尔兰人是古代克尔特族人的后裔，世代居住在爱尔兰岛上。公元5世纪初，随着罗马天主教的传入，爱尔兰人逐渐皈依了天主教。由于岛上王国林立、争斗不止，因此爱尔兰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国家。12世纪末，英王亨利二世利用爱尔兰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始了对爱尔兰的跨海征服。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随即开始了对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地区的有计划移民活动，致使厄尔斯特地区成为一块英国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移民殖民地。在英国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发动了大规模的对爱尔兰战争。这样，到17世纪末，爱尔兰岛已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爱尔兰人的统治，1801年，英国议会不顾爱尔兰人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英爱合并法案”，正式将爱尔兰纳入了不列颠的版图。合并以后，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不断高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青年爱尔兰运动”以及“芬尼亚起义”，都一次次地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基础。
19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自治党的领导下，爱尔兰人民发动了一场用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方式来争取爱尔兰自治地位的政治运动。在爱尔兰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面前，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先后于1886年和1892年提出了两个自治法案，终因保守党人的反对而失败。1912年，自由党政府再次通过了自治法案，尽管遭到受保守党控制的上院的否决，但根据1911年的议会法，这个自治法案在一年之后仍将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
就在自治运动就要取得胜利、爱尔兰即将取得自治地位的时刻，一个坚强的反对核心却在爱尔兰的厄尔斯特地区形成了。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厄尔斯特，强烈反对爱尔兰摆脱英国的控制，要求维护与英国的统一。为了反对自治，新教徒组建了军事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的政治组织则是以卡森为领导的统一党。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为维护自治，则组建了军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与之对抗。就在爱尔兰南北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内战难以避免之际，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需要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时刻，英国政府不愿意在这个颇有争议的自治法案上多花功夫，自治法案被暂时搁置起来，爱尔兰加入了英国的对外作战。然而，也就从这个时候起，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缓解了爱尔兰南北双方的对抗局面。厄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几乎用不着统一党领导人卡森的号召，就纷纷报名参战。南部爱尔兰自治党领导人雷德蒙在获悉英国的参战决定后，当即向自由党政府首相阿斯奎斯做出保证，他要求，“所有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全部撤出爱尔兰，而已经武装起来的南北志愿军将携起手来，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注：D.G.波依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D.G.Boyce,Nationalism in Ireland)，伦敦1982年版，第283页。）为了动员南部的爱尔兰人参战，1914年9月17日，雷德蒙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说：“帝国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危急时刻，德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战争……我号召，全体国民，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政治观点，捐弃前嫌，携起手来，投入这场伟大的战斗……因为战场上烈士的鲜血必将给爱尔兰人民带来自由。”（注：A.米切尔，O.斯诺德主编：《爱尔兰政治文件1869-1916年》(A.Mitchell & O.Snodaigh,Irish Political Documents 1869-1916)，都柏林1989年版，第172-173页。）
雷德蒙的演说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对英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表示理解与支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南北爱尔兰人走到了一起。这样，到1916年4月为止，大约共有1.5万爱尔兰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其中约有2/3以上是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军的。
为了进一步向英国方面表示爱尔兰人的忠诚，雷德蒙甚至放弃了开战之初本持有的一种谨慎态度。1915年初，他在伍德布里奇对爱尔兰志愿军发表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要求“爱尔兰志愿军不仅仅要保卫爱尔兰，而且应该做到，战线延伸到哪里，志愿军就该出现在哪里”（注：D.G.波依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第284页。）。这次演说，在爱尔兰志愿军内部引起了分裂。在大战前夕，爱尔兰志愿军已发展到18万人。在雷德蒙的号召下，有16.8万人积极加入英国军队对外战争，并改称“国民志愿军”；其余的1.2万人为激进民族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坚决反对参战，号召爱尔兰人“不要为不列颠帝国的利益和荣耀而拿生命去冒险”（注：L.J.麦卡弗雷：《爱尔兰：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L.J.McCaffrey,Ireland:From Colony to Nation State)，新泽西1979年版，第136页。）。这些人继续保持“爱尔兰志愿军”的称号，处于皮尔斯和麦克尼尔的领导之下。
尽管南北爱尔兰人携手加入了英国的对外作战，但实际上，英国政治家对于信仰天主教的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是不信任的。他们多次拒绝了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独立师加入英国军队的要求，同时却又支持北爱尔兰新教徒组成厄尔斯特师加入战斗，并授予一面“厄尔斯特红手”的旗帜。英国当局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对于爱尔兰人的民族心理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就给一贯倡导彻底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发动武装起义找到了藉口。
战争的爆发，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新芬党等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动反英武装起义、争取国家独立提供了契机。1914年8月，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做出决定：“爱尔兰应利用这场欧洲战争的机会，举行反英起义。”（注：W.N.梅得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年》(W.N.Medlicott,Contemporary England 1914-1964)，伦敦1976年版，第37页。）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用武力来争取爱尔兰的独立。然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斗争的决心，并非取决于这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试图借助一场流血斗争，来激发爱尔兰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在起义前几个月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爱尔兰志愿军领导人之一的皮尔斯曾发表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演说。他指出，发动武装斗争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片古老的土地需要用战场上烈士的鲜血来浇灌，为了上帝的旨意，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几百万同胞，我们必须用鲜血来表达我们的忠诚”（注：K.T.霍本：《1800年以来的爱尔兰》(K.T.Hoppen,Ireland Since 1800)，伦敦1989年版，第136页。）。这篇演说，在爱尔兰志愿军内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16年4月23日，这天正是复活节，一场武装起义在都柏林爆发了。以爱尔兰志愿军为主体的1500多名起义军迅速抢占了邮政总局及几条主要街道。皮尔斯在邮政总局的大楼上庄严地宣告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并在楼顶上树起了一面黄、白、绿相间的三色旗。起义的爆发，令英国当局十分震惊，他们赶忙从四处调集军队，前往都柏林进行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仓促，没有得到其他城市志愿军的支持和响应，因此在顽强抵抗了一周后，复活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450多名起义军阵亡，大部分领导人被捕入狱，爱尔兰民族的自由主义事业遭到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正如著名史学家泰勒所指出的：“复活节起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国家的唯一的一次民族起义，这对于宣称为自由而战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牛津1979年版，第90页。）
起义失败后，马克斯韦尔将军被派往爱尔兰，随即将爱尔兰置于严厉的军事管制之下。大战期间这次起义的爆发，在英国人看来，仿佛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因此，在平定起义与恢复秩序的过程中，野蛮的镇压与疯狂的屠杀成为他们实施报复的主要手段，爱尔兰的政治气氛为此急剧恶化。英国内阁中不少人感觉到，必须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安抚措施，以避免爱尔兰走上同英国分裂的道路。首相阿斯奎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5月中旬，他匆匆访问了爱尔兰，目的是为恢复英爱之间的友好与信任，但是为时已晚。然而，阿斯奎斯仍错误地认为，在爱尔兰，“只要立即实施自治法案，一切都会复归如常”（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90页。）。可是，他自己又不愿陷入爱尔兰问题的泥潭。于是，他便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当时的军火部大臣劳合·乔治去完成。随着劳合·乔治的出马，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受命之后，劳合·乔治于1916年5月底提出了一个实施自治的方案，主要内容为：“爱尔兰西南26郡立即实施自治法，北爱尔兰6郡仍属于英国，爱尔兰这两个地区在议会的席位保持不变……战后将召开一个帝国会议，由它来制定出永久性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条款。”（注：J.格里格：《劳合·乔治：从和平到战争1912-1916年》(J.Grigg,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 1912-1916)，伦敦1965年版，第351页。）在雷德蒙看来，这个方案不仅能保证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立即获得自治，而且就北爱尔兰6郡而言，排除在外也是暂时的，因此他表示了谨慎的赞同。统一党人卡森则十分忧虑，因为北爱尔兰在战后的命运仍难以预测。劳合·乔治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私下给卡森一个书面保证，表示他本人坚决反对把北方6郡与西南26郡合并在一起。卡森这才接受了方案。
劳合·乔治没有想到，他的方案在内阁中却遭到了保守党人的强烈反对。以兰斯多恩勋爵为首的保守党人，不仅要求雷德蒙同意“帝国将控制涉及到战争的一切事宜和维护爱尔兰的公共秩序”，还要他承认这个临时方案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F.S.L.Lyons,Ireland Since the Famine)，伦敦1971年版，第380页。）。雷德蒙意识到，保守党人企图使南北爱尔兰的分裂永久化，因而不肯做出让步，随即于7月底放弃了对方案的支持。劳合·乔治为解决爱尔兰问题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1916年12月，阿斯奎斯下台，劳合·乔治成为战时联合内阁的首相，他深深感觉到，要想维持战争时期英国社会的稳定，处理好爱尔兰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在劳合·乔治的积极筹划下，1917年6月，一次由爱尔兰人自己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圆桌会议在都柏林召开，爱尔兰南北方主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共商爱尔兰的政治前途问题。但在会议中，北爱尔兰的统一党人“不是在为和解而谈判，却是在处处制造障碍”（注：L.J.麦卡弗雷：《爱尔兰：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第143页。）。因此会议开了几个月而一直未有进展。
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激进派力量正逐步发展壮大。在1917年初的头几个月中，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制定并积极推行了改组爱尔兰志愿军的计划，为发动新一轮武装斗争做好准备。新芬党作为革命运动中一支政治力量也日趋活跃，他们宣称将用武力争取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并日益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1917年举行了地方选举，在曾经为自治党人牢牢控制的两个选区，新芬党候选人竟然赢得了胜利。激进派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由于圆桌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当局不敢冒然采取措施，只是毫无希望地等待着圆桌会议的结果。这样，爱尔兰局势出现了难得的几个月的平静，可实际上只不过延缓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1918年初，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在西线的大举反攻打破了爱尔兰的平静局面，进而影响到爱尔兰的政治进程。英国国内兵源枯竭，劳合·乔治下令将兵役年龄提高到50岁，可即便这样，也难以征集足够的兵力。此时，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将目光转移到了仍免于兵役制的爱尔兰，他们建议政府在爱尔兰推行征兵制。但在当时，也有一些人对此深有顾虑，他们指出：“对爱尔兰的征兵将如同我们去德国征兵一样，必须派足够的士兵去保障兵役制的实施，其数目可能超过我们能征到的士兵。”（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3页。）
然而，劳合·乔治对此置若罔闻，因为他自认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就是：以立即实施自治法案为诱饵，诱使爱尔兰人接受征兵制。为此，他于4月初向自治党提出了一个实施自治的新方案，又于4月中旬向议会下院提交了征兵法案，劳合·乔治的这一做法，尽管自认为聪明，实际上却表明他对爱尔兰局势的极大无知。如果说在战争一开始时，爱尔兰人还在憧憬着实施自治法，那么在复活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以后，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已经被唤醒了。不少人感觉到，如果不彻底脱离英国，爱尔兰人的苦难就不会终止，爱尔兰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不会改变。因此，在大多数爱尔兰人看来，劳合·乔治所许诺的自治“就如同一张贬值的纸币，以致于全体爱尔兰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征兵法案上（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3页。）。
4月16日，尽管遭到自治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征兵法案还是在英国议会下院通过了。为表示抗议，全体爱尔兰议员离开伦敦回到都柏林。在那里，自治党人加入了民族主义激进派发动的反征兵运动的行列，共同的战斗目标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各派力量汇合到了一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一致。4月18日，即征兵法案在议会下院通过的两天后，爱尔兰各派政治力量在都柏林举行盛大集会。他们起草了一个行动方案，声称：“我们坚决否认英国政府有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征兵制的权力。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将使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反对征兵制。”（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4页。）为此，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在每一个教区都组织成立了“防卫委员会”，以阻碍征兵法案的推行。
4月23日，爱尔兰总工会作出决定，实施24小时全国总罢工，以表示对反征兵运动的声援。除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外，整个爱尔兰各行各业的人都参加了这次大罢工。顿时，工厂停产，商店关门，甚至酒吧也歇业。形势已十分危急，英国当局慌忙以“德国人的阴谋”为借口，对爱尔兰的人民运动进行了镇压。这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英爱民族矛盾，爱尔兰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旧有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目标已经过时，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方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赢得国家的独立。这样，在第一次大战后期，爱尔兰人民终于抛弃了曾主宰爱尔兰政治生活40余年的自治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他们争取的唯一目标。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国最终没有在爱尔兰征到一兵一卒。在12月爱尔兰的地方选举中，新芬党大获全胜。在103个议席中，新芬党占73席，自治党仅获6席，选举结果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新芬党已经代表了爱尔兰大多数人民，自治党在人民中的声望已一落千丈”（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J.C.Beckett,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伦敦1981年版，第445页。）。此后，在新芬党的领导下，爱尔兰人民投入了一场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斗争。
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自治运动曾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生活，爱尔兰人也满怀信心地期盼着和平到来时自治法案的实施；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尔兰人却抛弃了长期以来争取的自治目标，走上了与英国决裂、争取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这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短短的四年间，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促成这场质变的动因又何在呢？
首先，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爆发，特别是英国当局残酷的镇压措施，促进了爱尔兰人民的觉醒，为这次质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客观地说，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复活节起义，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也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甚至还遭到不少人的敌视。当时爱尔兰一份颇受欢迎的杂志《自由人》对起义作出的评价是：“这不是一次反对与英国合并的起义，而是一次违背爱尔兰民意的武装对抗。”（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第441页。）可见，起义不仅在军事上失败了，从民意上看，也失败了。然而这并不表明起义毫无意义。著名史学家梅得利科特认为，起义“在失败之中又达到了政治目的”（注：W.N.梅得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年》，第39页。）。这是因为：一方面，烈士的鲜血正唤醒着爱尔兰人民；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残酷的镇压措施促使爱尔兰人向激进的方向迈进。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当局便以“搜捕叛乱分子”为名大肆进行逮捕活动。据统计，英军先后逮捕了3430名男子和79名妇女，其中绝大多数与起义无关（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75页。）。大批无辜者的被捕激起了爱尔兰人的强烈愤慨。在他们看来，英国军队不是在平定局势，而是在借机镇压爱尔兰民族。一种强烈的反英情绪很快蔓延开来，几天以后英国当局对起义领导人的屠杀更加强了这种反英倾向。
5月初，英国特别军事法庭对15名起义领导人进行审判，一律判处死刑。雷德蒙认识到，这样做是极其不妥的，于是向英国政府表示：“现在，最明智的选择是不处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们大规模处决起义者，那么爱尔兰的公众态度就会变得极其危险。”（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78页。）政府没有听从雷德蒙的劝告。5月3日至12日，15名起义领导人一一被执行枪决。如果说英国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杀一些人能得到爱尔兰人理解的话，那么当局势平定下来以后，当局对起义领导者的屠杀却让爱尔兰人普遍感到震惊，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死难者的崇敬很快产生了。英国史学家斯蒂芬·基恩深刻地指出：在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人们把殉道者的光环套在那些为爱尔兰的自由而献身的起义者头上”（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S.Gwynn,Redmond's Last Years)，伦敦1919年版，第218-219页。）。5月中旬，英国当局的镇压行动结束了，已觉醒了的爱尔兰民族开始向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目标迈进。
其次，如果说复活节起义的影响促使爱尔兰人态度转变，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运动；那么，1918年英国当局威胁要在爱尔兰实施征兵法案，则最终促使爱尔兰人走上了与英国彻底决裂的道路，爱尔兰问题的实质性变化就此完成。劳合·乔治企图用自治来诱使爱尔兰人接受征兵法案，但一方面，自治的许诺现在已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合·乔治根本不理解“许多爱尔兰人在英国军队中作战，那只是爱尔兰人在履行他们的传统兵役义务，是一个自由人在履行他享有的权利，而要想迫使他们为英国战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这是爱尔兰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带有英国想要奴役爱尔兰的意味”（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第286页。）。劳合·乔治的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能在爱尔兰征到一个兵，反而激化了英爱民族矛盾。正如斯蒂芬·基恩所指出那样：“在1918年初那段阴郁的日子里，当英国政府凭借手中权力，以命令方式在爱尔兰强制征兵时，正显示了英国政府的极大无知。”（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第212页。）
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遭到了爱尔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自治党的不满。自治党议员撤回到都柏林，其本身说明议会斗争已难以发挥作用。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反征兵运动的镇压，终于将爱尔兰人民推上武装斗争之路。现在，爱尔兰人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共和国。因此，新芬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自治运动则逐渐衰落下去。著名史学家泰勒对此评述道：“就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爱尔兰从联合王国分离出去了。虽然鲁登道夫的最后进攻未能使德国免于失败，但它却导致不列颠帝国丧失了爱尔兰。”（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146页。）
最后，劳合·乔治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情感，从而加速了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进程。劳合·乔治提出解决自治问题的第一个方案后，为获取自治党人的支持，他曾向雷德蒙保证说：“我把自己的命运都压到了谈判桌上。方案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政治生涯的起落沉浮……如果内阁要否决或对这一方案的重要方面做出修改的话，我将愤然辞职。”（注：J.格里格：《劳合·乔治：从和平到战争1912-1916年》，第353页。）结果，内阁中的保守党人要求对方案做出修改。劳合·乔治起初还能顶住压力，但当事态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他意识到保守党人的反对可能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程时，便毫不迟疑地背弃了当初的诺言。这次背信弃义的后果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武力似乎成为医治爱尔兰痼疾的唯一良方”（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91页。）。
德国在西线发动反攻后，英国的处境十分危急。此时，为了维护英国的战略利益，劳合·乔治将爱尔兰的民族利益抛置一边，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试图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征兵法案。当爱尔兰人为反对征兵而开展总罢工等革命运动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军队开进了爱尔兰，充当了镇压爱尔兰人民运动的“刽子手”。
劳合·乔治的这些做法，使爱尔兰民族的自由主义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和挫折。但是，从劳合·乔治身上，爱尔兰人民看到了英国统治者的虚伪与狡诈，从而加深了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他们走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时期，英国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激化英爱民族矛盾的措施，这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感情，促进了爱尔兰民族的觉醒，从而使爱尔兰问题的发展经历了质的变化。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尔兰人民已经抛弃了民族自治的目标，走上了民族自决之路。1922年南部26郡建立爱尔兰自由邦，就是这种质的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4期第49～55页
【作者简介】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南京210093
一
爱尔兰人是古代克尔特族人的后裔，世代居住在爱尔兰岛上。公元5世纪初，随着罗马天主教的传入，爱尔兰人逐渐皈依了天主教。由于岛上王国林立、争斗不止，因此爱尔兰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国家。12世纪末，英王亨利二世利用爱尔兰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始了对爱尔兰的跨海征服。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随即开始了对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地区的有计划移民活动，致使厄尔斯特地区成为一块英国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移民殖民地。在英国革命时期，克伦威尔发动了大规模的对爱尔兰战争。这样，到17世纪末，爱尔兰岛已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爱尔兰人的统治，1801年，英国议会不顾爱尔兰人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英爱合并法案”，正式将爱尔兰纳入了不列颠的版图。合并以后，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不断高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青年爱尔兰运动”以及“芬尼亚起义”，都一次次地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基础。
19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自治党的领导下，爱尔兰人民发动了一场用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方式来争取爱尔兰自治地位的政治运动。在爱尔兰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面前，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先后于1886年和1892年提出了两个自治法案，终因保守党人的反对而失败。1912年，自由党政府再次通过了自治法案，尽管遭到受保守党控制的上院的否决，但根据1911年的议会法，这个自治法案在一年之后仍将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
就在自治运动就要取得胜利、爱尔兰即将取得自治地位的时刻，一个坚强的反对核心却在爱尔兰的厄尔斯特地区形成了。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厄尔斯特，强烈反对爱尔兰摆脱英国的控制，要求维护与英国的统一。为了反对自治，新教徒组建了军事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的政治组织则是以卡森为领导的统一党。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为维护自治，则组建了军事组织“爱尔兰志愿军”，与之对抗。就在爱尔兰南北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内战难以避免之际，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个需要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时刻，英国政府不愿意在这个颇有争议的自治法案上多花功夫，自治法案被暂时搁置起来，爱尔兰加入了英国的对外作战。然而，也就从这个时候起，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暂时缓解了爱尔兰南北双方的对抗局面。厄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几乎用不着统一党领导人卡森的号召，就纷纷报名参战。南部爱尔兰自治党领导人雷德蒙在获悉英国的参战决定后，当即向自由党政府首相阿斯奎斯做出保证，他要求，“所有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全部撤出爱尔兰，而已经武装起来的南北志愿军将携起手来，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注：D.G.波依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D.G.Boyce,Nationalism in Ireland)，伦敦1982年版，第283页。）为了动员南部的爱尔兰人参战，1914年9月17日，雷德蒙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说：“帝国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危急时刻，德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战争……我号召，全体国民，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政治观点，捐弃前嫌，携起手来，投入这场伟大的战斗……因为战场上烈士的鲜血必将给爱尔兰人民带来自由。”（注：A.米切尔，O.斯诺德主编：《爱尔兰政治文件1869-1916年》(A.Mitchell & O.Snodaigh,Irish Political Documents 1869-1916)，都柏林1989年版，第172-173页。）
雷德蒙的演说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对英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表示理解与支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南北爱尔兰人走到了一起。这样，到1916年4月为止，大约共有1.5万爱尔兰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其中约有2/3以上是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军的。
为了进一步向英国方面表示爱尔兰人的忠诚，雷德蒙甚至放弃了开战之初本持有的一种谨慎态度。1915年初，他在伍德布里奇对爱尔兰志愿军发表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要求“爱尔兰志愿军不仅仅要保卫爱尔兰，而且应该做到，战线延伸到哪里，志愿军就该出现在哪里”（注：D.G.波依斯：《爱尔兰的民族主义》，第284页。）。这次演说，在爱尔兰志愿军内部引起了分裂。在大战前夕，爱尔兰志愿军已发展到18万人。在雷德蒙的号召下，有16.8万人积极加入英国军队对外战争，并改称“国民志愿军”；其余的1.2万人为激进民族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坚决反对参战，号召爱尔兰人“不要为不列颠帝国的利益和荣耀而拿生命去冒险”（注：L.J.麦卡弗雷：《爱尔兰：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L.J.McCaffrey,Ireland:From Colony to Nation State)，新泽西1979年版，第136页。）。这些人继续保持“爱尔兰志愿军”的称号，处于皮尔斯和麦克尼尔的领导之下。
尽管南北爱尔兰人携手加入了英国的对外作战，但实际上，英国政治家对于信仰天主教的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是不信任的。他们多次拒绝了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独立师加入英国军队的要求，同时却又支持北爱尔兰新教徒组成厄尔斯特师加入战斗，并授予一面“厄尔斯特红手”的旗帜。英国当局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对于爱尔兰人的民族心理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就给一贯倡导彻底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发动武装起义找到了藉口。
战争的爆发，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新芬党等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动反英武装起义、争取国家独立提供了契机。1914年8月，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做出决定：“爱尔兰应利用这场欧洲战争的机会，举行反英起义。”（注：W.N.梅得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年》(W.N.Medlicott,Contemporary England 1914-1964)，伦敦1976年版，第37页。）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用武力来争取爱尔兰的独立。然而，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斗争的决心，并非取决于这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试图借助一场流血斗争，来激发爱尔兰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在起义前几个月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爱尔兰志愿军领导人之一的皮尔斯曾发表了一篇充满深情的演说。他指出，发动武装斗争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片古老的土地需要用战场上烈士的鲜血来浇灌，为了上帝的旨意，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几百万同胞，我们必须用鲜血来表达我们的忠诚”（注：K.T.霍本：《1800年以来的爱尔兰》(K.T.Hoppen,Ireland Since 1800)，伦敦1989年版，第136页。）。这篇演说，在爱尔兰志愿军内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16年4月23日，这天正是复活节，一场武装起义在都柏林爆发了。以爱尔兰志愿军为主体的1500多名起义军迅速抢占了邮政总局及几条主要街道。皮尔斯在邮政总局的大楼上庄严地宣告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并在楼顶上树起了一面黄、白、绿相间的三色旗。起义的爆发，令英国当局十分震惊，他们赶忙从四处调集军队，前往都柏林进行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仓促，没有得到其他城市志愿军的支持和响应，因此在顽强抵抗了一周后，复活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450多名起义军阵亡，大部分领导人被捕入狱，爱尔兰民族的自由主义事业遭到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正如著名史学家泰勒所指出的：“复活节起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国家的唯一的一次民族起义，这对于宣称为自由而战的英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牛津1979年版，第90页。）
起义失败后，马克斯韦尔将军被派往爱尔兰，随即将爱尔兰置于严厉的军事管制之下。大战期间这次起义的爆发，在英国人看来，仿佛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因此，在平定起义与恢复秩序的过程中，野蛮的镇压与疯狂的屠杀成为他们实施报复的主要手段，爱尔兰的政治气氛为此急剧恶化。英国内阁中不少人感觉到，必须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安抚措施，以避免爱尔兰走上同英国分裂的道路。首相阿斯奎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5月中旬，他匆匆访问了爱尔兰，目的是为恢复英爱之间的友好与信任，但是为时已晚。然而，阿斯奎斯仍错误地认为，在爱尔兰，“只要立即实施自治法案，一切都会复归如常”（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90页。）。可是，他自己又不愿陷入爱尔兰问题的泥潭。于是，他便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当时的军火部大臣劳合·乔治去完成。随着劳合·乔治的出马，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受命之后，劳合·乔治于1916年5月底提出了一个实施自治的方案，主要内容为：“爱尔兰西南26郡立即实施自治法，北爱尔兰6郡仍属于英国，爱尔兰这两个地区在议会的席位保持不变……战后将召开一个帝国会议，由它来制定出永久性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条款。”（注：J.格里格：《劳合·乔治：从和平到战争1912-1916年》(J.Grigg,Lloyd George:From Peace to War 1912-1916)，伦敦1965年版，第351页。）在雷德蒙看来，这个方案不仅能保证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立即获得自治，而且就北爱尔兰6郡而言，排除在外也是暂时的，因此他表示了谨慎的赞同。统一党人卡森则十分忧虑，因为北爱尔兰在战后的命运仍难以预测。劳合·乔治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私下给卡森一个书面保证，表示他本人坚决反对把北方6郡与西南26郡合并在一起。卡森这才接受了方案。
劳合·乔治没有想到，他的方案在内阁中却遭到了保守党人的强烈反对。以兰斯多恩勋爵为首的保守党人，不仅要求雷德蒙同意“帝国将控制涉及到战争的一切事宜和维护爱尔兰的公共秩序”，还要他承认这个临时方案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F.S.L.Lyons,Ireland Since the Famine)，伦敦1971年版，第380页。）。雷德蒙意识到，保守党人企图使南北爱尔兰的分裂永久化，因而不肯做出让步，随即于7月底放弃了对方案的支持。劳合·乔治为解决爱尔兰问题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1916年12月，阿斯奎斯下台，劳合·乔治成为战时联合内阁的首相，他深深感觉到，要想维持战争时期英国社会的稳定，处理好爱尔兰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在劳合·乔治的积极筹划下，1917年6月，一次由爱尔兰人自己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圆桌会议在都柏林召开，爱尔兰南北方主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共商爱尔兰的政治前途问题。但在会议中，北爱尔兰的统一党人“不是在为和解而谈判，却是在处处制造障碍”（注：L.J.麦卡弗雷：《爱尔兰：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第143页。）。因此会议开了几个月而一直未有进展。
与此同时，爱尔兰民族主义激进派力量正逐步发展壮大。在1917年初的头几个月中，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制定并积极推行了改组爱尔兰志愿军的计划，为发动新一轮武装斗争做好准备。新芬党作为革命运动中一支政治力量也日趋活跃，他们宣称将用武力争取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并日益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1917年举行了地方选举，在曾经为自治党人牢牢控制的两个选区，新芬党候选人竟然赢得了胜利。激进派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由于圆桌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当局不敢冒然采取措施，只是毫无希望地等待着圆桌会议的结果。这样，爱尔兰局势出现了难得的几个月的平静，可实际上只不过延缓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1918年初，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在西线的大举反攻打破了爱尔兰的平静局面，进而影响到爱尔兰的政治进程。英国国内兵源枯竭，劳合·乔治下令将兵役年龄提高到50岁，可即便这样，也难以征集足够的兵力。此时，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将目光转移到了仍免于兵役制的爱尔兰，他们建议政府在爱尔兰推行征兵制。但在当时，也有一些人对此深有顾虑，他们指出：“对爱尔兰的征兵将如同我们去德国征兵一样，必须派足够的士兵去保障兵役制的实施，其数目可能超过我们能征到的士兵。”（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3页。）
然而，劳合·乔治对此置若罔闻，因为他自认为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就是：以立即实施自治法案为诱饵，诱使爱尔兰人接受征兵制。为此，他于4月初向自治党提出了一个实施自治的新方案，又于4月中旬向议会下院提交了征兵法案，劳合·乔治的这一做法，尽管自认为聪明，实际上却表明他对爱尔兰局势的极大无知。如果说在战争一开始时，爱尔兰人还在憧憬着实施自治法，那么在复活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以后，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已经被唤醒了。不少人感觉到，如果不彻底脱离英国，爱尔兰人的苦难就不会终止，爱尔兰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不会改变。因此，在大多数爱尔兰人看来，劳合·乔治所许诺的自治“就如同一张贬值的纸币，以致于全体爱尔兰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征兵法案上（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3页。）。
4月16日，尽管遭到自治党议员的强烈反对，征兵法案还是在英国议会下院通过了。为表示抗议，全体爱尔兰议员离开伦敦回到都柏林。在那里，自治党人加入了民族主义激进派发动的反征兵运动的行列，共同的战斗目标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各派力量汇合到了一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团结一致。4月18日，即征兵法案在议会下院通过的两天后，爱尔兰各派政治力量在都柏林举行盛大集会。他们起草了一个行动方案，声称：“我们坚决否认英国政府有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征兵制的权力。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将使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反对征兵制。”（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94页。）为此，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在每一个教区都组织成立了“防卫委员会”，以阻碍征兵法案的推行。
4月23日，爱尔兰总工会作出决定，实施24小时全国总罢工，以表示对反征兵运动的声援。除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外，整个爱尔兰各行各业的人都参加了这次大罢工。顿时，工厂停产，商店关门，甚至酒吧也歇业。形势已十分危急，英国当局慌忙以“德国人的阴谋”为借口，对爱尔兰的人民运动进行了镇压。这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英爱民族矛盾，爱尔兰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旧有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目标已经过时，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方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赢得国家的独立。这样，在第一次大战后期，爱尔兰人民终于抛弃了曾主宰爱尔兰政治生活40余年的自治运动。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他们争取的唯一目标。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国最终没有在爱尔兰征到一兵一卒。在12月爱尔兰的地方选举中，新芬党大获全胜。在103个议席中，新芬党占73席，自治党仅获6席，选举结果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新芬党已经代表了爱尔兰大多数人民，自治党在人民中的声望已一落千丈”（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J.C.Beckett,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伦敦1981年版，第445页。）。此后，在新芬党的领导下，爱尔兰人民投入了一场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斗争。
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自治运动曾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生活，爱尔兰人也满怀信心地期盼着和平到来时自治法案的实施；然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尔兰人却抛弃了长期以来争取的自治目标，走上了与英国决裂、争取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这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短短的四年间，爱尔兰问题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促成这场质变的动因又何在呢？
首先，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爆发，特别是英国当局残酷的镇压措施，促进了爱尔兰人民的觉醒，为这次质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客观地说，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复活节起义，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也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甚至还遭到不少人的敌视。当时爱尔兰一份颇受欢迎的杂志《自由人》对起义作出的评价是：“这不是一次反对与英国合并的起义，而是一次违背爱尔兰民意的武装对抗。”（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第441页。）可见，起义不仅在军事上失败了，从民意上看，也失败了。然而这并不表明起义毫无意义。著名史学家梅得利科特认为，起义“在失败之中又达到了政治目的”（注：W.N.梅得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年》，第39页。）。这是因为：一方面，烈士的鲜血正唤醒着爱尔兰人民；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残酷的镇压措施促使爱尔兰人向激进的方向迈进。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当局便以“搜捕叛乱分子”为名大肆进行逮捕活动。据统计，英军先后逮捕了3430名男子和79名妇女，其中绝大多数与起义无关（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75页。）。大批无辜者的被捕激起了爱尔兰人的强烈愤慨。在他们看来，英国军队不是在平定局势，而是在借机镇压爱尔兰民族。一种强烈的反英情绪很快蔓延开来，几天以后英国当局对起义领导人的屠杀更加强了这种反英倾向。
5月初，英国特别军事法庭对15名起义领导人进行审判，一律判处死刑。雷德蒙认识到，这样做是极其不妥的，于是向英国政府表示：“现在，最明智的选择是不处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们大规模处决起义者，那么爱尔兰的公众态度就会变得极其危险。”（注：F.S.L.利恩斯：《大饥荒以后的爱尔兰》，第378页。）政府没有听从雷德蒙的劝告。5月3日至12日，15名起义领导人一一被执行枪决。如果说英国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杀一些人能得到爱尔兰人理解的话，那么当局势平定下来以后，当局对起义领导者的屠杀却让爱尔兰人普遍感到震惊，对英国统治的不满以及对死难者的崇敬很快产生了。英国史学家斯蒂芬·基恩深刻地指出：在这个时刻“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人们把殉道者的光环套在那些为爱尔兰的自由而献身的起义者头上”（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S.Gwynn,Redmond's Last Years)，伦敦1919年版，第218-219页。）。5月中旬，英国当局的镇压行动结束了，已觉醒了的爱尔兰民族开始向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目标迈进。
其次，如果说复活节起义的影响促使爱尔兰人态度转变，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政治运动；那么，1918年英国当局威胁要在爱尔兰实施征兵法案，则最终促使爱尔兰人走上了与英国彻底决裂的道路，爱尔兰问题的实质性变化就此完成。劳合·乔治企图用自治来诱使爱尔兰人接受征兵法案，但一方面，自治的许诺现在已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合·乔治根本不理解“许多爱尔兰人在英国军队中作战，那只是爱尔兰人在履行他们的传统兵役义务，是一个自由人在履行他享有的权利，而要想迫使他们为英国战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这是爱尔兰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带有英国想要奴役爱尔兰的意味”（注：J.C.巴克特：《现代爱尔兰的形成》，第286页。）。劳合·乔治的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能在爱尔兰征到一个兵，反而激化了英爱民族矛盾。正如斯蒂芬·基恩所指出那样：“在1918年初那段阴郁的日子里，当英国政府凭借手中权力，以命令方式在爱尔兰强制征兵时，正显示了英国政府的极大无知。”（注：S.基思：《雷德蒙的最后岁月》，第212页。）
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但遭到了爱尔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自治党的不满。自治党议员撤回到都柏林，其本身说明议会斗争已难以发挥作用。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反征兵运动的镇压，终于将爱尔兰人民推上武装斗争之路。现在，爱尔兰人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共和国。因此，新芬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自治运动则逐渐衰落下去。著名史学家泰勒对此评述道：“就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爱尔兰从联合王国分离出去了。虽然鲁登道夫的最后进攻未能使德国免于失败，但它却导致不列颠帝国丧失了爱尔兰。”（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146页。）
最后，劳合·乔治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情感，从而加速了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进程。劳合·乔治提出解决自治问题的第一个方案后，为获取自治党人的支持，他曾向雷德蒙保证说：“我把自己的命运都压到了谈判桌上。方案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政治生涯的起落沉浮……如果内阁要否决或对这一方案的重要方面做出修改的话，我将愤然辞职。”（注：J.格里格：《劳合·乔治：从和平到战争1912-1916年》，第353页。）结果，内阁中的保守党人要求对方案做出修改。劳合·乔治起初还能顶住压力，但当事态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他意识到保守党人的反对可能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程时，便毫不迟疑地背弃了当初的诺言。这次背信弃义的后果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武力似乎成为医治爱尔兰痼疾的唯一良方”（注：A.J.P.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91页。）。
德国在西线发动反攻后，英国的处境十分危急。此时，为了维护英国的战略利益，劳合·乔治将爱尔兰的民族利益抛置一边，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试图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征兵法案。当爱尔兰人为反对征兵而开展总罢工等革命运动时，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军队开进了爱尔兰，充当了镇压爱尔兰人民运动的“刽子手”。
劳合·乔治的这些做法，使爱尔兰民族的自由主义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和挫折。但是，从劳合·乔治身上，爱尔兰人民看到了英国统治者的虚伪与狡诈，从而加深了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他们走上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道路。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时期，英国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激化英爱民族矛盾的措施，这极大地伤害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感情，促进了爱尔兰民族的觉醒，从而使爱尔兰问题的发展经历了质的变化。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爱尔兰人民已经抛弃了民族自治的目标，走上了民族自决之路。1922年南部26郡建立爱尔兰自由邦，就是这种质的变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