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
徐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沪)1999年03期第54～61页
【作者简介】徐新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关 键 词】巴比伦囚虏/犹太会堂/复国主义
民族凝聚力的孕育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颠沛流离、生活在异族之中，他们不仅没有被世界各民族所同化，而且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哲学、传统、历法和习俗，在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上显示出惊人的“一以贯之”的特征。人们在谈论这一现象时常常将其原因归结为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存在。何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又是在何种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作为一个以“忠于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圣书”为特征的民族，犹太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显然主要指的是它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而只要仔细考察一个犹太民族的发展史，人们会不难发现无论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还是它的独特生活方式的形成都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586年，当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城墙，捣毁所罗门圣殿并将犹太国统治者和大批犹太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掳至巴比伦时，犹太人犹太历史上为期近半个世纪的被掳时期（公元前586-538年）便开始了。巴比伦囚虏事件无疑是犹太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烈的一页。在这一事件之前，犹太民族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内患外忧，经受了亡国的打击。早在巴比伦囚虏事件发生的150多年前，由犹太民族12个支派中10支派组成的北方王国——以色列王国就在亚述帝国的铁蹄下沦亡，其人民从此毫无音讯，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丢失的十支派”之谜。生活在犹大王国的犹太人尽管偏安一时，但当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决意在该地区称霸时，犹大王国的灭顶之灾也就在所难免。这时的犹太民族不仅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给犹太民族的“应许之地”，作为新巴比伦帝国的囚虏被带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起了亡国奴的生活。
犹太人自出埃及以来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国土上，从来不用担心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主权民族且人口在所生活的社会上占大多数时，其民族性根本就不是问题，也用不着去考虑。然而，在巴比伦囚虏期间，情况不同了，犹太民族不再是一个主权民族，在人数上也不再是大多数，四周异族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民族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丢失的十支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踪的。然而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却并没有因此走上中东地区无数古老民族所走过的自然消亡之路，而是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在异族之中保存自己的方法。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的留存与巴比伦人对犹太囚虏的处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这些被掳者生活的资料表明，巴比伦人并没有奴役他们，没有对他们施以囚禁，也没有将他们强行分散开来，而是允许他们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生活，例如，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先知以西结本人和一部分被掳者被集体安置在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该犹太人居住区被称为“提勒亚毕”。类似的居住区在巴比伦还有许多，从而形成了货真价实的巴比伦犹太移民区。这一结果对保持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被掳和遭流放的犹太人流而不散，并有可能经常聚集在一起。巴比伦的统治者，特别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任者以米罗达，还善待犹太的一些上层人士，如，公元前561年，犹大王约斤雅被释放出监狱并获得一笔膳食费。《圣经·列王纪》有这样的记载：“以米罗达使约斤雅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第25章27-30节）囚居的犹太人还被准许有自己的领袖和祭司，受到巴比伦王善待的约斤雅更是为犹太人尊敬，人们就像在犹大国对待国王一样待他。此外，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习俗基本上不受干扰，除了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外，犹太人仍然是自由人，有权从事任何职业，经营任何行当，甚至可以拥有奴仆。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能够相对自由地生活，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不久在巴比伦就有了许多犹太富商，有的犹太人后来还成为高级官吏，成功地适应了巴比伦这个异族社会和环境。犹太著名先知耶利米劝戒犹太人安心于在巴比伦的生活：“……你们要盖房造屋住在其中。栽植田园吃其所产。娶妻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俘到的那座城，你们要为它求平安……”（《耶利米书》第29章5-7节）在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中，巴比伦犹太人不仅生活改善，生活水准很快就超过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注：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5页。）而且在人数上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认为，在巴比伦囚虏之初，世界上犹太总人口大约只为12万5千，50年后，单是巴比伦的犹太人数已超过15万。（注：麦克斯·戴蒙特：《犹太人，上帝及历史》，美国世界文献新书馆出版社，1964年，第67页。）巴比伦犹太人的繁荣和强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犹太民族未来的希望。当然，如果由此认为这一客观条件一定会保证同化不会发生，会保证一个民族会长期生存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民族若一味沉湎于巴比伦的生活方式，是注定要自取灭亡的。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不知有多少像犹太民族一样被掳至巴比伦，或其他国度的民族从此销声匿迹。犹太民族若想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显然必须在保持民族性上作出不同寻常的积极努力。幸运的是，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巴比伦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沉湎于异族生活方式，相反，在民族反思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同化的发生，他们更加审慎地注意维护和发展民族固有的传统，特别是注重发展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思想，从而终于成功地找到了维系犹太民族的强有力的纽带。犹太民族的凝聚力由此得到孕育。
鉴于宗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共同财富”（埃班语），因此，考察犹太民族在巴比伦囚虏时期宗教思想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发展首先表现在犹太民众对待先知的态度上。从犹太教发展的历史看，先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待先知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在巴比伦囚虏事件之前，先知的教诲和预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犹太人经历被俘的苦难，痛定思痛，他们对早日先知的预言与教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特别关于被俘终将归回，耶路撒冷必将复兴的预言，更大大坚定被俘之民将来归回祖国的盼望。《圣经》中最早的先知书卷《阿摩司书》的末后一章曾明确无误地预言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象古时一样……，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俘的归回，他们将在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第9章11节，第14章15节）早年犹太民众对先知的预言一直将信将疑，经历被俘的严酷事实，他们感悟了先知在各个时期对君王和众民的警戒、劝勉和谴责，以及预言和应许都是真实可信服的。被俘时期中，先知的权威地位在犹太民众中大大提高了。（注：许鼎新：《希伯来民族简史》，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90年，第48页。）在这一形势下，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这种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犹太人新宗教思想的酝酿。首先，各种各样的异神和偶像崇拜被彻底清除。“申命运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完备的一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在犹太先知的宣传鼓吹下，原先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民族神现已被视为世界性的神，一个掌管治理着整个宇宙的神。先知所教导的上帝即不看重礼仪，也不喜爱祭祀，他对人的唯一要求是遵守道德诫命、行善和认识上帝等一系列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接受。先知以西结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他竭力使被掳的犹太人相信犹大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神被打败，也不意味着上帝抛弃了以色列人。上帝之所以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他要求犹太人把被掳看成是以色列人不遵循上帝诫命的惩罚，是对犹太民族的一次磨练、一次自新的机会。但上帝不会永远惩罚他们。只要犹太人改邪归正，上帝肯定会恢复这一民族。这就点燃起了犹太民族的希望之火。随之而来的是盼望早日得到救赎和弥赛亚早日降临的救世思想的出现和加强。* 其次以赛亚以毁灭的时期就要结束给人们以安慰。“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争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以赛亚书》第40章1-2节）并预言耶路撒冷要再次荣耀：“锡安呀，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呵，穿上你的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以赛亚书》第52章1节）弥迦所宣扬的末世论思想也唤起了人们的希望：“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罢，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弥迦书》第4章1-2节）他们祈求上帝派遣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以摆脱异族的统治，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和圣殿。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出现和流行使得犹太神学观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为犹太教最终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犹太教的巴比伦囚虏期间的心灵化和抽象化倾向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会堂的出现和祈祷的运用上。由于圣殿被毁和囚居巴比伦，犹太人再也无法在圣殿祈祷和敬献祭品，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已不能通过有形的教会来组织传播。特别是犹太圣殿的丧失使得犹太信仰开始失去了其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巴比伦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将直接影响到其宗教是否能够得到保存。先知耶利米根据犹太人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远离圣殿，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心祈祷接近上帝。这一解释，对于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统来说显然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而对于被掳之民的现实处境来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先知以西结的指导下，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息日和其他犹太人节日到来时聚集在一起，或是祈祷，或是学习，或是回忆以色列曾有过的荣耀，或是讨论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渐渐地聚集场所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定期前来举行集体祈祷和表达信仰的地方，其宗教上的作用相当于圣殿。这种民众聚集场所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犹太会堂的最初形式。以会堂代替圣殿，以会堂的聚会代替去圣殿的崇拜，以无形言辞的祈祷代替有形物质的献祭是巴比伦犹太人的伟大创举。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即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犹太人在囚居巴比伦时期创造出的这一崇拜形式，在犹太人大流散时期（公元70年至公元1948年）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推广。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会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犹太圣殿的替代物。圣殿是以其位置和建筑为其中心，主要功能是向上帝祭祀和宗教崇拜。祭祀活动和宗教崇拜有其严格的礼仪程序和规定，必须由祭司主持和在圣殿内举行。而犹太会堂是以组成它的人为中心，主要作用是祈祷、学习和管理（一种会众的自我管理模式，在犹太民族大流散期间，成为犹太人的基本自治模式）。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别表明，“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圣殿崇拜活动的替换物，而应更多地注意到它与圣殿崇拜并立而存在内在原因。正因如此，在圣殿最终被毁之际，犹太会堂才可能合格地担负起维持民族信仰的全部责任。”（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58页。）此外，犹太会堂与异教庙宇（这在当时中东地区极为常见）也大不相同，“因为这里的宗教活动没有献祭，不拜偶像，也无需祭司；主要崇拜对象只是一个写有文字的经卷。以往的古代世界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这里的活动是由会众们诵读经文、祈祷、唱赞美诗，* 以及口头讲解经文、念诵劝戒辞等构成的。”（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72页。）
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会堂的本质是指由教徒自行组成的会集，即一个小型的犹太共同体。犹太会堂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指“会集之所”，但语义重点是指会集的“人”，而不是指会集的“地方”。这也表明其强调的是组成会堂的人而不是构成会堂的建筑和所在的地方。根据犹太教后来的规定，组成一个犹太会堂的唯一规定是必须有十名年龄超过13岁的男子。“满十人”便可的实质表明犹太会堂既不需要有固定的地点，也不需要有固定的建筑，连固定的神职人员也是可有可无。以这样一种宗教场所为特征的犹太教便彻底摆脱了地域、地理或环境的限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便携式”宗教。犹太史学家戴蒙特指出：“通过犹太会堂和祈祷，犹太民族不再与任何特殊形式的祭词、圣殿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店设厂并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原先是僵化刻板的犹太人的宗教现在变成了一种可出口的商品，即具有伸缩性又是无形的。确保了处于囚居状态或流散状态犹太人的生存。”至于犹太会堂在其他两大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后又成为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效仿的范型，那是后话。正因为犹太会堂的这一独特之处，即使在巴比伦囚虏生活结束，犹太人获准返回家园，圣殿得到重建后，巴比伦犹太人的这一创新之举也没有被抛弃，而是由于它所具有的革命性思想，越来越成为时尚，并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意义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显得格外明显重要。再次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因有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圣殿”可以不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了。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确保民族宗教信仰、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是向世人提供了一部举世无双的经典之作——《圣经》。然而《圣经》的出现却与巴比伦囚虏事件密不可分。《圣经》作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部书籍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犹太民族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圣经》的，正如《圣经》学家加贝尔指出：“希伯来人在其大半历史生活中也没有圣经。那个被尊为祖先的亚伯拉罕没有圣经，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圣经，伟大国王大卫和所罗门也没有圣经。”（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圣经》（这里指的是《希伯来圣经》，即通常所说的《旧约圣经》）从编纂到最终确定为正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编纂史的研究告诉人们，《希伯来圣经》的正典部分——《托拉》（即通常所说的《摩西五经》，）的最初编纂始于犹太人囚居巴比伦期间。尽管历史学家对于犹太正典是否会在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的情况下编纂出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若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犹太民族至少不大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就倾力编纂犹太正典，《圣经》正典的内容也绝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当犹太人在允许返乡和重建圣殿后终于编订完成了《托拉》（完成年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制定出教规教仪，进行了以以斯拉为首的宗教改革，用律法重新整顿社会生活，维护犹太民族的纯洁时，这标志着代表犹太信仰的最高形式——犹太教的最终形成，犹太民族终于有了一个连结所有犹太人的最有效的精神纽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教正典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加贝尔在评论巴比伦囚虏事件对犹太《圣经》正典编纂一事影响时，发表了这样一段感慨：“犹太人只是在感到其信仰濒临全面覆亡的绝境时，才不得不编纂正典，为其传统信念找出永存的形式。这一抢救和重修古籍的行动是民族危机的直接反响。其成果——部经典——最终成为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它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
综上所述，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孕育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埃班在评论巴比伦犹太人聚集民族精神和创建犹太民族凝聚力时所说的话才愈显意味深长：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他们生活在巴比伦，自然要适应那里的环境……那种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灭亡的环境在当时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这个民族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在巴比伦流亡地，以色列，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的犹太民族，就已经有了代表自己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犹太教”。（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1页。）
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产生
20世纪40年代犹太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民族在被逐出家园近2千年后终于又在其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人们常常对此困惑不解。一个早在1800年前就被从自己的家园逐出、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为何会对巴勒斯坦这块在当时几乎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如此钟情？为何一定要在这里重建犹太人的国家？这对世界非犹太人来说似乎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可是对犹太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世世代代希望实现的愿望。而这个成为犹太民族世世代代愿望的产生也是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罢！”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第137篇1-6节）
犹太人因沦为巴比伦囚虏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回乡观”。随着巴比伦犹太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国、重返锡安、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深深植根。当这种思想与犹太先知所宣扬的特殊宗教救赎信念结合在一起后，便逐步形成后人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形式。尽管这种思潮在当时是以宗教信仰为其基础的，但它的存在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其故土——巴勒斯坦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沦为巴比伦囚虏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犹太民族与故国之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专家拉克就曾指出：“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应以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思想、祈祷文和梦想中的锡安山这个中心为起点。”（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1页。）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为了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举起右手，借用上述《诗篇》中的词语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足见巴比伦囚虏事件影响之一斑。犹太民族在巴比伦产生的这一思念之情，在19世纪英国犹太政治家迪斯累里的小说《阿尔罗伊》中也有强力的表述。“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耶路撒冷’，它是我们失去的一切，是我们渴望的一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3页。）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特有的“加路特”神学观念的提出和验证。犹太教认为，加路特（“放逐”和“流散”之意）是一种上帝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不幸惩罚。它意味着失去家园，遭受敌意和歧视，以及面对一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然而，它又是一种不正常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通过宗教仪式和对律法的遵守，加路特状态就会结束，犹太人终将获得解放。该词语最早在《圣经》中出现，指的就是被掳往巴比伦成为阶下囚的犹太人。由于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巴比伦囚虏获得返乡，加路特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它的思想开始为犹太民众广为接受。公元70年，圣殿再次被毁，圣地再次遭蹂躏，人民再次遭放逐，加路特思想更是得到流传。第二圣殿被毁后发展起来的拉比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加路特观念的新诠释。加路特观念作为犹太民族神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长期处于离乡背井、屈辱无助逆境中的犹太人起到了精神上的慰籍作用，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救世思想奠定了颇具影响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功不可抹”，自然在这里应记上一笔。
犹太民族生活空间的扩大
巴比伦囚虏事件使犹太民族看到和了解到了一个更大、更为繁荣的新世界，这不仅开阔了犹太人的眼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扩大了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历史上，巴比伦城一向是古代中东地区一个最为繁荣的城池，是西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巴比伦城市的规模更是无与伦比。“全城面积达41平方公里，有外城墙、护城壕、内城墙三重环绕，主城墙厚7.8米，墙上的大道可容四马所拉的战车转身。”（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46页。）巴比伦还是一个宗教中心，建在巴比伦城中心的马尔杜克神庙有高达91米的七层塔楼。为了慰藉米底籍王后思念故乡的心情，在王宫旁筑起的“空中花园”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足见其规模和豪华。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富庶、壮观的巴比伦城吸引亚非各地的商人远道而来，巴比伦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中心。”（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38页。）此外，巴比伦的文化事业也空前发达繁荣，例如，巴比伦的图书馆有藏书数十万册。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如同从边远乡村来到大都市的人，对看到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兴奋和向往。生活的机会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再囿于传统的职业，也开始从事经商的行当，许多人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并开始了国际贸易。在巴比伦经商的经历对于犹太人的中世纪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经商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农牧业到商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巴比伦当时的先进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犹太人。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历史的开端。自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定居、立国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数开始超过以色列地犹太人的现象。而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如此。大批犹太人在自己家园以外的地方生活无疑使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得到扩大。如前所说，巴比伦的大规模经商活动和经商路线使得一部分经商犹太人的足迹遍及巴比伦帝国每一个角落以及经商势力所及的范围。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50年后，当波斯帝国击败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乡重建犹太圣殿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返回自己的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到波斯王允许其返乡，50年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已习惯于巴比伦的生活，在巴比伦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对故乡不了解，回归的愿望自然也不那么迫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比伦生活远比耶路撒冷生活优越，人们十分清楚允许他们返回的地方“再也没有吃不完的蜜，喝不完的奶了；相反，这里成了一个‘吞噬它的居民的地方’，”（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7页。）是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废墟。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信仰坚定的被俘犹太人返回，大多数犹太人仍选择留居巴比伦，成为第一批自愿留居海外的散居者。史称“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历史从此开始。犹太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存在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当作为犹太文化、精神的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的打击和迫害下于公元3世纪左右衰落以后，巴比伦犹太社区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心。犹太人在那里发展了一种以《托拉》为核心的文化宗教生活，编纂并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部被称为犹太教第二经典的著作。它是对犹太生活的权威性注释，规范了随后近1500年犹太民族的生活。从6世纪到11世纪，巴比伦犹太社团继续得到发展，苏拉和篷贝迪塔两个犹太神学院的院长被公认为整个犹太世界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此外，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期间不断迁徙，像亚马他、尼浦尔、书珊等当时波斯帝国的大城市都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身影，犹太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犹太民族的历史证明“散居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自身发展机会。”（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第157页。）
最为重要的是，留下不归的巴比伦犹太人并非是对复国一事漠不关心，对返回的同胞麻木不仁，相反，他们与回归的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复国活动的支持和对归国同胞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起源于巴比伦犹太人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散居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千百年来不变。《圣经》中也这样号召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蓄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第1章4节）如果对照一下20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发展历史，人们会惊奇的发现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与巴比伦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如出一辙。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生活在散居地，但几乎人人都出钱捐物帮助国家的建设和资助回国同胞的生活。事实表明，散居犹太人对回归犹太人的资助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确保现代以色列国得以建立的一项重要保证，更是重建后的以色列在周围阿拉伯人不断进攻下得以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又可略见一斑。
由于波斯帝国的突然兴起和在战场上的迅速胜利，以及波斯大帝居鲁士对犹太人的怀柔，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时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于公元前538年宣告结束。然而，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吝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采绝妙演习，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计俩的武器。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迹、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
从上述不难看出，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成功地使犹太民族保留了原有的民族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而且由于与巴比伦先进文化的接触及对本民族历史使命的反思，犹太神学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被掳时期也因此成为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人们在论述犹太文化的特征时常常提及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积极的遗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事件无疑是说明这一特征的一个极好实例。由这一历史事件而形成的遗产不仅为在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民族提供了积极有用的维护民族特征的成功经验，而且为失国流亡的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之间建立了起了永恒的联系和为他们有朝一日复国重返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犹太民族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莫过于对反犹主义作出的反应。两千年来，面对延绵不断的反犹主义迫害，犹太信仰、犹太传统、犹太信念、犹太文化、犹太团结不仅没有损毁，反而由于疯狂的反抗主义压迫的反作用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得到进一步保存，得到进一步弘扬，得到进一步光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弘扬精神的结果使犹太民族从一个地区性民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犹太文化从一个地区性文化、单一民族的文化成为影响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和世界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沪)1999年03期第54～61页
【作者简介】徐新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内容提要】 | 公元前586年发生的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巴比伦囚虏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犹太历史的发展、对于犹太教的最终形成、对于犹太民族的存亡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不是犹太历史的终结，而是犹太民族一种更有意义生活的开始。本文围绕巴比伦囚虏事件，开展对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颠沛流离、生活在异族之中，他们不仅没有被世界各民族所同化，而且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哲学、传统、历法和习俗，在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上显示出惊人的“一以贯之”的特征。人们在谈论这一现象时常常将其原因归结为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存在。何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又是在何种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作为一个以“忠于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圣书”为特征的民族，犹太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显然主要指的是它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而只要仔细考察一个犹太民族的发展史，人们会不难发现无论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还是它的独特生活方式的形成都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586年，当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城墙，捣毁所罗门圣殿并将犹太国统治者和大批犹太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掳至巴比伦时，犹太人犹太历史上为期近半个世纪的被掳时期（公元前586-538年）便开始了。巴比伦囚虏事件无疑是犹太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烈的一页。在这一事件之前，犹太民族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内患外忧，经受了亡国的打击。早在巴比伦囚虏事件发生的150多年前，由犹太民族12个支派中10支派组成的北方王国——以色列王国就在亚述帝国的铁蹄下沦亡，其人民从此毫无音讯，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丢失的十支派”之谜。生活在犹大王国的犹太人尽管偏安一时，但当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决意在该地区称霸时，犹大王国的灭顶之灾也就在所难免。这时的犹太民族不仅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给犹太民族的“应许之地”，作为新巴比伦帝国的囚虏被带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起了亡国奴的生活。
犹太人自出埃及以来一直生活在属于自己国土上，从来不用担心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主权民族且人口在所生活的社会上占大多数时，其民族性根本就不是问题，也用不着去考虑。然而，在巴比伦囚虏期间，情况不同了，犹太民族不再是一个主权民族，在人数上也不再是大多数，四周异族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民族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连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丢失的十支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失踪的。然而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却并没有因此走上中东地区无数古老民族所走过的自然消亡之路，而是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在异族之中保存自己的方法。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的留存与巴比伦人对犹太囚虏的处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这些被掳者生活的资料表明，巴比伦人并没有奴役他们，没有对他们施以囚禁，也没有将他们强行分散开来，而是允许他们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生活，例如，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先知以西结本人和一部分被掳者被集体安置在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该犹太人居住区被称为“提勒亚毕”。类似的居住区在巴比伦还有许多，从而形成了货真价实的巴比伦犹太移民区。这一结果对保持犹太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被掳和遭流放的犹太人流而不散，并有可能经常聚集在一起。巴比伦的统治者，特别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任者以米罗达，还善待犹太的一些上层人士，如，公元前561年，犹大王约斤雅被释放出监狱并获得一笔膳食费。《圣经·列王纪》有这样的记载：“以米罗达使约斤雅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第25章27-30节）囚居的犹太人还被准许有自己的领袖和祭司，受到巴比伦王善待的约斤雅更是为犹太人尊敬，人们就像在犹大国对待国王一样待他。此外，犹太人固有的宗教习俗基本上不受干扰，除了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外，犹太人仍然是自由人，有权从事任何职业，经营任何行当，甚至可以拥有奴仆。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能够相对自由地生活，发挥自己的才干。所以不久在巴比伦就有了许多犹太富商，有的犹太人后来还成为高级官吏，成功地适应了巴比伦这个异族社会和环境。犹太著名先知耶利米劝戒犹太人安心于在巴比伦的生活：“……你们要盖房造屋住在其中。栽植田园吃其所产。娶妻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俘到的那座城，你们要为它求平安……”（《耶利米书》第29章5-7节）在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中，巴比伦犹太人不仅生活改善，生活水准很快就超过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注：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5页。）而且在人数上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认为，在巴比伦囚虏之初，世界上犹太总人口大约只为12万5千，50年后，单是巴比伦的犹太人数已超过15万。（注：麦克斯·戴蒙特：《犹太人，上帝及历史》，美国世界文献新书馆出版社，1964年，第67页。）巴比伦犹太人的繁荣和强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犹太民族未来的希望。当然，如果由此认为这一客观条件一定会保证同化不会发生，会保证一个民族会长期生存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民族若一味沉湎于巴比伦的生活方式，是注定要自取灭亡的。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不知有多少像犹太民族一样被掳至巴比伦，或其他国度的民族从此销声匿迹。犹太民族若想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显然必须在保持民族性上作出不同寻常的积极努力。幸运的是，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巴比伦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沉湎于异族生活方式，相反，在民族反思的基础上，为了防止同化的发生，他们更加审慎地注意维护和发展民族固有的传统，特别是注重发展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思想，从而终于成功地找到了维系犹太民族的强有力的纽带。犹太民族的凝聚力由此得到孕育。
鉴于宗教作为犹太民族的“共同财富”（埃班语），因此，考察犹太民族在巴比伦囚虏时期宗教思想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发展首先表现在犹太民众对待先知的态度上。从犹太教发展的历史看，先知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待先知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在巴比伦囚虏事件之前，先知的教诲和预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犹太人经历被俘的苦难，痛定思痛，他们对早日先知的预言与教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特别关于被俘终将归回，耶路撒冷必将复兴的预言，更大大坚定被俘之民将来归回祖国的盼望。《圣经》中最早的先知书卷《阿摩司书》的末后一章曾明确无误地预言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象古时一样……，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俘的归回，他们将在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第9章11节，第14章15节）早年犹太民众对先知的预言一直将信将疑，经历被俘的严酷事实，他们感悟了先知在各个时期对君王和众民的警戒、劝勉和谴责，以及预言和应许都是真实可信服的。被俘时期中，先知的权威地位在犹太民众中大大提高了。（注：许鼎新：《希伯来民族简史》，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90年，第48页。）在这一形势下，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开始出现。这种犹太教心灵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犹太人新宗教思想的酝酿。首先，各种各样的异神和偶像崇拜被彻底清除。“申命运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完备的一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在犹太先知的宣传鼓吹下，原先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民族神现已被视为世界性的神，一个掌管治理着整个宇宙的神。先知所教导的上帝即不看重礼仪，也不喜爱祭祀，他对人的唯一要求是遵守道德诫命、行善和认识上帝等一系列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接受。先知以西结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他竭力使被掳的犹太人相信犹大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神被打败，也不意味着上帝抛弃了以色列人。上帝之所以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他要求犹太人把被掳看成是以色列人不遵循上帝诫命的惩罚，是对犹太民族的一次磨练、一次自新的机会。但上帝不会永远惩罚他们。只要犹太人改邪归正，上帝肯定会恢复这一民族。这就点燃起了犹太民族的希望之火。随之而来的是盼望早日得到救赎和弥赛亚早日降临的救世思想的出现和加强。* 其次以赛亚以毁灭的时期就要结束给人们以安慰。“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争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以赛亚书》第40章1-2节）并预言耶路撒冷要再次荣耀：“锡安呀，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呵，穿上你的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以赛亚书》第52章1节）弥迦所宣扬的末世论思想也唤起了人们的希望：“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罢，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弥迦书》第4章1-2节）他们祈求上帝派遣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以摆脱异族的统治，重建犹太人的国家和圣殿。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出现和流行使得犹太神学观念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为犹太教最终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犹太教的巴比伦囚虏期间的心灵化和抽象化倾向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会堂的出现和祈祷的运用上。由于圣殿被毁和囚居巴比伦，犹太人再也无法在圣殿祈祷和敬献祭品，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已不能通过有形的教会来组织传播。特别是犹太圣殿的丧失使得犹太信仰开始失去了其传统的实体性表现形式。巴比伦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将直接影响到其宗教是否能够得到保存。先知耶利米根据犹太人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远离圣殿，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心祈祷接近上帝。这一解释，对于圣殿祭祀中心的神学传统来说显然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而对于被掳之民的现实处境来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先知以西结的指导下，巴比伦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息日和其他犹太人节日到来时聚集在一起，或是祈祷，或是学习，或是回忆以色列曾有过的荣耀，或是讨论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渐渐地聚集场所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定期前来举行集体祈祷和表达信仰的地方，其宗教上的作用相当于圣殿。这种民众聚集场所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犹太会堂的最初形式。以会堂代替圣殿，以会堂的聚会代替去圣殿的崇拜，以无形言辞的祈祷代替有形物质的献祭是巴比伦犹太人的伟大创举。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发展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即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犹太人在囚居巴比伦时期创造出的这一崇拜形式，在犹太人大流散时期（公元70年至公元1948年）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推广。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会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犹太圣殿的替代物。圣殿是以其位置和建筑为其中心，主要功能是向上帝祭祀和宗教崇拜。祭祀活动和宗教崇拜有其严格的礼仪程序和规定，必须由祭司主持和在圣殿内举行。而犹太会堂是以组成它的人为中心，主要作用是祈祷、学习和管理（一种会众的自我管理模式，在犹太民族大流散期间，成为犹太人的基本自治模式）。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别表明，“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圣殿崇拜活动的替换物，而应更多地注意到它与圣殿崇拜并立而存在内在原因。正因如此，在圣殿最终被毁之际，犹太会堂才可能合格地担负起维持民族信仰的全部责任。”（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58页。）此外，犹太会堂与异教庙宇（这在当时中东地区极为常见）也大不相同，“因为这里的宗教活动没有献祭，不拜偶像，也无需祭司；主要崇拜对象只是一个写有文字的经卷。以往的古代世界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情。这里的活动是由会众们诵读经文、祈祷、唱赞美诗，* 以及口头讲解经文、念诵劝戒辞等构成的。”（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72页。）
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会堂的本质是指由教徒自行组成的会集，即一个小型的犹太共同体。犹太会堂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含义是指“会集之所”，但语义重点是指会集的“人”，而不是指会集的“地方”。这也表明其强调的是组成会堂的人而不是构成会堂的建筑和所在的地方。根据犹太教后来的规定，组成一个犹太会堂的唯一规定是必须有十名年龄超过13岁的男子。“满十人”便可的实质表明犹太会堂既不需要有固定的地点，也不需要有固定的建筑，连固定的神职人员也是可有可无。以这样一种宗教场所为特征的犹太教便彻底摆脱了地域、地理或环境的限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便携式”宗教。犹太史学家戴蒙特指出：“通过犹太会堂和祈祷，犹太民族不再与任何特殊形式的祭词、圣殿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店设厂并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需通过任何中介。原先是僵化刻板的犹太人的宗教现在变成了一种可出口的商品，即具有伸缩性又是无形的。确保了处于囚居状态或流散状态犹太人的生存。”至于犹太会堂在其他两大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后又成为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效仿的范型，那是后话。正因为犹太会堂的这一独特之处，即使在巴比伦囚虏生活结束，犹太人获准返回家园，圣殿得到重建后，巴比伦犹太人的这一创新之举也没有被抛弃，而是由于它所具有的革命性思想，越来越成为时尚，并最终成为犹太民族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意义在第二圣殿被毁后显得格外明显重要。再次遭到流放的犹太人因有了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圣殿”可以不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了。四海漂泊的犹太民族因此有了一个具有巨大凝聚力、确保民族宗教信仰、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是向世人提供了一部举世无双的经典之作——《圣经》。然而《圣经》的出现却与巴比伦囚虏事件密不可分。《圣经》作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部书籍并不是突然间出现的。犹太民族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圣经》的，正如《圣经》学家加贝尔指出：“希伯来人在其大半历史生活中也没有圣经。那个被尊为祖先的亚伯拉罕没有圣经，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圣经，伟大国王大卫和所罗门也没有圣经。”（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圣经》（这里指的是《希伯来圣经》，即通常所说的《旧约圣经》）从编纂到最终确定为正典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编纂史的研究告诉人们，《希伯来圣经》的正典部分——《托拉》（即通常所说的《摩西五经》，）的最初编纂始于犹太人囚居巴比伦期间。尽管历史学家对于犹太正典是否会在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的情况下编纂出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若没有出现巴比伦囚虏事件，犹太民族至少不大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就倾力编纂犹太正典，《圣经》正典的内容也绝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当犹太人在允许返乡和重建圣殿后终于编订完成了《托拉》（完成年代约为公元前5世纪），制定出教规教仪，进行了以以斯拉为首的宗教改革，用律法重新整顿社会生活，维护犹太民族的纯洁时，这标志着代表犹太信仰的最高形式——犹太教的最终形成，犹太民族终于有了一个连结所有犹太人的最有效的精神纽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教正典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加贝尔在评论巴比伦囚虏事件对犹太《圣经》正典编纂一事影响时，发表了这样一段感慨：“犹太人只是在感到其信仰濒临全面覆亡的绝境时，才不得不编纂正典，为其传统信念找出永存的形式。这一抢救和重修古籍的行动是民族危机的直接反响。其成果——部经典——最终成为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它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67页。）
综上所述，巴比伦囚虏事件对于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孕育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埃班在评论巴比伦犹太人聚集民族精神和创建犹太民族凝聚力时所说的话才愈显意味深长：散居异乡仍能忠于自己民族的这种非凡力量是犹太民族所独具的。这正是犹太民族无与伦比之处。他们生活在巴比伦，自然要适应那里的环境……那种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灭亡的环境在当时却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考验。通过考验，这个民族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在巴比伦流亡地，以色列，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的犹太民族，就已经有了代表自己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犹太教”。（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1页。）
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产生
20世纪40年代犹太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民族在被逐出家园近2千年后终于又在其祖先“牧过羊、立过国”的故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人们常常对此困惑不解。一个早在1800年前就被从自己的家园逐出、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为何会对巴勒斯坦这块在当时几乎是不毛之地的地方如此钟情？为何一定要在这里重建犹太人的国家？这对世界非犹太人来说似乎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可是对犹太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世世代代希望实现的愿望。而这个成为犹太民族世世代代愿望的产生也是与巴比伦囚虏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巴比伦囚虏事件在犹太民族心灵上造成的最深远影响莫过于犹太人对故土、对圣殿、对耶路撒冷不尽思念之情的培育。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而且被迫离开上帝允诺的“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由于身居异乡巴比伦，一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国，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园，没有忘记他们为自己所独钟的上帝建造了圣殿的耶路撒冷。《圣经·诗篇》第137篇对沦为巴比伦囚虏犹太人思念故国的内心世界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描述：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
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罢！”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第137篇1-6节）
犹太人因沦为巴比伦囚虏而对故国产生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就是人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回乡观”。随着巴比伦犹太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返回故国，这种思乡观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国、重返锡安、重返耶路撒冷，复国兴邦的思想开始在犹太民族心中深深植根。当这种思想与犹太先知所宣扬的特殊宗教救赎信念结合在一起后，便逐步形成后人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最初形式。尽管这种思潮在当时是以宗教信仰为其基础的，但它的存在一直影响着犹太人与其故土——巴勒斯坦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在第一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沦为巴比伦囚虏时产生的期待上帝救赎，救世主降临，帮助犹太民族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宗教信念对犹太民族与故国之间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的联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并在19世纪导致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出现和现代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专家拉克就曾指出：“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应以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思想、祈祷文和梦想中的锡安山这个中心为起点。”（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1页。）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赫茨尔为了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忠诚，举起右手，借用上述《诗篇》中的词语发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足见巴比伦囚虏事件影响之一斑。犹太民族在巴比伦产生的这一思念之情，在19世纪英国犹太政治家迪斯累里的小说《阿尔罗伊》中也有强力的表述。“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耶路撒冷’，它是我们失去的一切，是我们渴望的一切，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注：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第53页。）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特有的“加路特”神学观念的提出和验证。犹太教认为，加路特（“放逐”和“流散”之意）是一种上帝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不幸惩罚。它意味着失去家园，遭受敌意和歧视，以及面对一种无所不在的异化。然而，它又是一种不正常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通过宗教仪式和对律法的遵守，加路特状态就会结束，犹太人终将获得解放。该词语最早在《圣经》中出现，指的就是被掳往巴比伦成为阶下囚的犹太人。由于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巴比伦囚虏获得返乡，加路特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它的思想开始为犹太民众广为接受。公元70年，圣殿再次被毁，圣地再次遭蹂躏，人民再次遭放逐，加路特思想更是得到流传。第二圣殿被毁后发展起来的拉比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加路特观念的新诠释。加路特观念作为犹太民族神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长期处于离乡背井、屈辱无助逆境中的犹太人起到了精神上的慰籍作用，也为犹太人的复国救世思想奠定了颇具影响的理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功不可抹”，自然在这里应记上一笔。
犹太民族生活空间的扩大
巴比伦囚虏事件使犹太民族看到和了解到了一个更大、更为繁荣的新世界，这不仅开阔了犹太人的眼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扩大了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历史上，巴比伦城一向是古代中东地区一个最为繁荣的城池，是西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新巴比伦帝国时代，巴比伦城市的规模更是无与伦比。“全城面积达41平方公里，有外城墙、护城壕、内城墙三重环绕，主城墙厚7.8米，墙上的大道可容四马所拉的战车转身。”（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46页。）巴比伦还是一个宗教中心，建在巴比伦城中心的马尔杜克神庙有高达91米的七层塔楼。为了慰藉米底籍王后思念故乡的心情，在王宫旁筑起的“空中花园”被喻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足见其规模和豪华。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富庶、壮观的巴比伦城吸引亚非各地的商人远道而来，巴比伦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中心。”（注：朱寰：《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定型出版社，1990年，第38页。）此外，巴比伦的文化事业也空前发达繁荣，例如，巴比伦的图书馆有藏书数十万册。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如同从边远乡村来到大都市的人，对看到的一切不能不感到兴奋和向往。生活的机会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再囿于传统的职业，也开始从事经商的行当，许多人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在巴比伦人的影响下，犹太人开始在商业领域大显身手，并开始了国际贸易。在巴比伦经商的经历对于犹太人的中世纪成为一个经验老到的经商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农牧业到商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巴比伦当时的先进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犹太人。
巴比伦囚虏事件还是犹太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历史的开端。自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以色列地定居、立国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数开始超过以色列地犹太人的现象。而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如此。大批犹太人在自己家园以外的地方生活无疑使犹太民族的生活空间得到扩大。如前所说，巴比伦的大规模经商活动和经商路线使得一部分经商犹太人的足迹遍及巴比伦帝国每一个角落以及经商势力所及的范围。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50年后，当波斯帝国击败新巴比伦，允许犹太人返乡重建犹太圣殿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返回自己的家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到波斯王允许其返乡，50年已经过去了，不少人已习惯于巴比伦的生活，在巴比伦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对故乡不了解，回归的愿望自然也不那么迫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比伦生活远比耶路撒冷生活优越，人们十分清楚允许他们返回的地方“再也没有吃不完的蜜，喝不完的奶了；相反，这里成了一个‘吞噬它的居民的地方’，”（注：阿巴·埃班：《犹太史》，第67页。）是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废墟。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信仰坚定的被俘犹太人返回，大多数犹太人仍选择留居巴比伦，成为第一批自愿留居海外的散居者。史称“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历史从此开始。犹太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犹太社团的存在对于犹太民族而言十分重要。当作为犹太文化、精神的巴勒斯坦在罗马人的打击和迫害下于公元3世纪左右衰落以后，巴比伦犹太社区便成为犹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心。犹太人在那里发展了一种以《托拉》为核心的文化宗教生活，编纂并完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部被称为犹太教第二经典的著作。它是对犹太生活的权威性注释，规范了随后近1500年犹太民族的生活。从6世纪到11世纪，巴比伦犹太社团继续得到发展，苏拉和篷贝迪塔两个犹太神学院的院长被公认为整个犹太世界最有权威的宗教领袖。此外，巴比伦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期间不断迁徙，像亚马他、尼浦尔、书珊等当时波斯帝国的大城市都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身影，犹太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犹太民族的历史证明“散居给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自身发展机会。”（注：加贝尔等：《圣经中的犹太行迹》，第157页。）
最为重要的是，留下不归的巴比伦犹太人并非是对复国一事漠不关心，对返回的同胞麻木不仁，相反，他们与回归的同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对复国活动的支持和对归国同胞的关心——捐钱捐物。这一起源于巴比伦犹太人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散居犹太人的一种传统，千百年来不变。《圣经》中也这样号召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蓄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甘心献上礼物。”（《以斯拉记》，第1章4节）如果对照一下20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发展历史，人们会惊奇的发现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与巴比伦犹太人对复国回归的态度如出一辙。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生活在散居地，但几乎人人都出钱捐物帮助国家的建设和资助回国同胞的生活。事实表明，散居犹太人对回归犹太人的资助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确保现代以色列国得以建立的一项重要保证，更是重建后的以色列在周围阿拉伯人不断进攻下得以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又可略见一斑。
由于波斯帝国的突然兴起和在战场上的迅速胜利，以及波斯大帝居鲁士对犹太人的怀柔，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时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于公元前538年宣告结束。然而，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却没有因此结束。若是考虑到犹太民族的大流散经历还在后头，从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的流散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巴比伦囚虏事件不吝可以看成是犹太民族流散史上的一次精采绝妙演习，使得犹太人有了一种无坚不摧、随时随地可以对付犹太的敌人采用逼迫犹太民族流亡散居办法消灭犹太民族罪恶计俩的武器。犹太民族的不灭之迹、不朽之谜的种子在巴比伦已经种下。
从上述不难看出，巴比伦囚虏事件不仅成功地使犹太民族保留了原有的民族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而且由于与巴比伦先进文化的接触及对本民族历史使命的反思，犹太神学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被掳时期也因此成为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人们在论述犹太文化的特征时常常提及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成一种积极的遗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事件无疑是说明这一特征的一个极好实例。由这一历史事件而形成的遗产不仅为在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民族提供了积极有用的维护民族特征的成功经验，而且为失国流亡的犹太人与以色列故土之间建立了起了永恒的联系和为他们有朝一日复国重返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犹太民族对磨难的积极态度莫过于对反犹主义作出的反应。两千年来，面对延绵不断的反犹主义迫害，犹太信仰、犹太传统、犹太信念、犹太文化、犹太团结不仅没有损毁，反而由于疯狂的反抗主义压迫的反作用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得到进一步保存，得到进一步弘扬，得到进一步光大，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弘扬精神的结果使犹太民族从一个地区性民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犹太文化从一个地区性文化、单一民族的文化成为影响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和世界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巴比伦囚虏事件的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