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拉美史学真伪论
金计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9年04期第81～88,150页
【作者简介】金计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人员
贯穿拉美史学史始终的是一部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与伪造历史行为永不间断地进行斗争的历史。
拉美的史学史有其特殊性，成型的历史记述和撰写主要是由欧洲来的殖民者开创的。因为在拉美尚未出现成型的历史记述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了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势力向拉美大肆扩张的时候。到达拉美的欧洲殖民者的文化高于拉美的土著文化，他们为了侵略，详细记述了拉美情况。这些记述成了拉美史学史的开端。然而，殖民者记事写史的目的是为了向西葡统治者邀功请赏，为自己歌功颂德，因此，他们把在美洲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描述成了施恩泽于拉美人民的牧歌式行为，所以拉美的史学史是从这些伪造的历史发其端的。
不过，不是所有到达拉美的欧洲人都是殖民者，一些有良心的人还是记下了真实的历史。他们所写的历史，揭露了殖民者的罪恶。然而，在殖民主义时代，记述真实的历史是不允许的，他们是要受到殖民者反对的。殖民者编写了许多伪造的历史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来攻击反殖民主义的行为。这就展开了真实与谎言进行斗争的拉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
独立以后，拉美史学史的斗争看起来不过是学派之间的斗争，即主要是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马列主义等正派史学对奴隶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史学的斗争。虽然斗争的形式比独立以前平和多了，但其实质仍然一样，依然是真实的历史与伪造的历史之间的斗争。
本文试对拉美史学史中的真伪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专家们赐教。
一、道听途说 闭门造车论
拉美史学史一开始就有道听途说和杜撰历史的不正之风。墨西哥的征服者（1519-1526年）费尔南德斯·科尔特斯在征服墨西哥活动中给西班牙国王的信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东西。他回到西班牙后，为了炫耀自己，把他污蔑印第安人的经历告诉他的朋友们。其中有位传教士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对此颇感兴趣，他把关于科尔特斯的书信和其他材料以及他所了解的情况汇集起来，根据自己的想象于1552年写成了一本名叫《墨西哥的征服》的书。戈马拉的这本书看起来很完整、很详细，似乎阐述了墨西哥征服活动的全过程。但由于戈马拉本人根本没有去过美洲，更没有征服活动的体验，所以对墨西哥的征服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他书中所写的不过是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的东西，因此错误百出，张冠李戴之处比比皆是。（注：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l)：墨西哥的征服《La Conquista de Mexico》,1552,Zalagoza,Espana.）《墨西哥的征服》书一出，旋即遭到了许多当年参与了征服活动人的反对。
在墨西哥独立运动史的研究中也有道听途说，编造历史的人。当1810年伊达尔哥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后，在西班牙的加的斯就出现了由《墨西哥报》主编胡安·洛佩斯·坎塞拉达撰写的一本名为《1810年9月15日新西班牙恐怖革命的根源》的小册子。坎塞拉达是个西班牙人，西班牙政府的忠实奴仆。写书时他根本没在墨西哥，也没有见到伊达尔哥领导的革命运动，但他站在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上，仅依靠茶坊酒肆、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得来的材料就信手胡编，用歪曲事实的办法，极力诋毁伊达尔哥等人领导的革命。坎塞拉达胡说当时的墨西哥根本没有独立的要求，之所以发生动乱完全是总督为攫取新西班牙的最高权力而制造了分裂（注：胡安·洛佩斯·坎塞拉达(Juan Lopéz Cancelada)：1810年9月15日新西班牙恐怖革命的根源《Raices de la Revolucion de La Nueva Espana en 15 de septiembre de 1810》,1810,Cadiz,Espana.）。
伪史学是站不住脚的，必然会遭到反对和驳斥。有力地驳斥戈马拉道听途说、闭门制造墨西哥征服史的主要人物是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卡斯蒂略。他是一名跟随科尔特斯亲自参加了征服墨西哥活动的士兵。他用了15年的时间撰写了《新西班牙征服史》，1632年在马德里发表。卡斯蒂略的这本书的优点是直观性，用的都是自己亲身体验的材料。不象戈马拉那样不过是拾人牙慧，自己毫无直观的感觉。卡斯蒂略反对把征服活动的功劳都归于科尔特斯，甚至不同意科尔特斯在给国王信中对征服活动中某些事件的叙述。卡斯蒂略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征服活动是如何发生的。书中详细记载了每件事的始末。他甚至能列出每一个参加征服者的名字、出身和性格特征和许多印第安人首领的名字。他在书中还记述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宏伟的建筑和文化传统。（注：迪亚斯·德·卡斯蒂略(Vernaldo Diaz de Castillo)：新西班牙征服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Nueva Espana》,1632,Madrida,Espanol.）。卡斯蒂略的《新西班牙征服史》一问世，使人信服地了解到了征服墨西哥的真实情况。那个靠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戈马拉所制造的伪造的所谓“历史”自然为千夫所指了。
坎塞拉达胡编乱造的关于独立战争的炒作，也遭到了墨西哥人何塞·塞尔班多·特雷沙的反驳。1813年他在伦敦以何塞·格拉的笔名出版了他的《新西班牙革命史》。书中详细叙述了墨西哥1808至1813年发生的事件，驳斥了坎塞拉达对革命的歪曲。格拉认为，要求独立的愿望不仅在墨西哥，而且在拉美其他国家早就存在了。殖民地人民渴望摆脱奴隶枷锁、获得自由解放，决非是某个人挑起的。伊图里加莱总督不过是对人民的要求表示了同情。后来这个总督被捕，但大规模的人民革命仍然发生的事实就是明证。（注：何塞·塞尔班多·特雷沙(José Serbando Teresa)：新西班牙革命史《History Revolucionaria de LaNueva Espana》,1813 London,U.K.）
亲身参加独立运动而撰写史著的人还有洛伦索·萨瓦拉(1789-1836)。萨瓦拉是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被殖民当局关押过三年，1820年当过西班牙国会的殖民地代表，独立后任州长、议会议员。1831年萨瓦拉在法国出版了《墨西哥革命史论丛》。这本书详细回顾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发展过程，肯定了人民起义的正义性。萨瓦拉认为伊达尔戈的起义是正义的。他公正地指出起义较仓促、组织不严密，在革命过程中有一些混乱现象。他认为莫雷洛斯是继伊达尔戈后最杰出的起义领袖，莫雷洛斯的失误在于他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权力，而应当把权力集中起来。（注：洛伦索·萨瓦拉(Lorenzo Sabala)：墨西哥革命史论丛《Historia de La Revolucion Mexicana》,1831,Paris,Francia.）
这些亲自参加者所撰写的历史，给了读者入情入理，特别信服的感觉。读了他们的著作，道听途说者的东西则不值一顾了。
二、为了私利伪造事实
拉美殖民地早期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历史，无情地揭露殖民者罪恶的史学家。他本是多米尼克教会的教士，亲赴古巴传教，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殖民主义者费尔南德斯·科尔特斯。他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反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1522年，他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版了《西印度群岛毁灭略述》一书。全书共20章。他在书中用了整整5个章节的篇幅谴责了科尔特斯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暴行。科尔特斯在丘鲁拉，阿尔瓦拉多在印第安人神庙和蒙特赫在尤卡坦的暴行等在拉斯·卡萨斯的这本书中被充分地揭露了出来。（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西印度毁灭述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58页。）
拉斯·卡萨斯的秉笔直书当然触痛了当年参与大屠杀的侵略者们，他们气急败坏地写信、写文章攻击他，为伪造历史者和杀人者辩护、开脱罪责。伪造历史最积极的是亲自参加丘鲁拉大屠杀的刽子手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卡斯提略。他写了一本所谓《历史真相》的书，红嘴白牙，指天划地地否认拉斯·卡萨斯的指控。他伪造史料的办法是很拙劣的，居然引用了所谓的圣方济教会的材料。此材料颠倒黑白地证明了不但不存在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反而指责土著人密谋杀害西班牙人。其实，这种所谓的材料本身是当初由杀人者自己提供的。用自己的材料证明自己无辜，它会有什么真实性吗！
在独立运动研究中，也有为私利辩护的人，如西班牙人马里亚诺·托连特就是此类人物。托连特者何许人也！他是西班牙狂热的君主派，与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和墨西哥自封为皇帝的伊图尔维德也交往甚笃。1829年他编纂的3卷本的《西属美洲革命史》在马德里问世。托连特为了取悦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在书中对国王用尽谄谀之词，为殖民政策百般辩护。他不顾殖民地贫困落后的状况，硬说西班牙在美洲没有实行压迫和限制，而是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欧洲文明和先进技术，他胡说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人民一向是关怀和爱护的。他以轻松的笔调描述了殖民地人民“田园诗”般的生活，说美洲甚至不属于殖民地的范畴。在叙述独立战争时，托连特公开为殖民制度的维护者们叫好，称赞他们“高尚”的品德，对伊达尔戈等革命领袖则说他们“无教养”、“残酷无情”，甚至重复殖民者散布的谣言说起义领袖们被捕后都表示了忏悔，以诋毁他们的声誉。托连特认为墨西哥之所以能独立是由于殖民官吏的无能造成的，他大力描绘独立后的混乱以证明独立是错误的。（注：马里亚诺·托连特(Mariano Toriante)：西属美洲革命史《Historia deLa Revolucion de Americana Espanola》,1829,Madrid,Espana.）托连特的书谬种流传，在西班牙以及德国、美国等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貌似客观 偏颇立场
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的人都是有观点的，但有人以客观公允自居，在所写的书中“用材料说话”，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任何一本书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为他的观点服务的。墨西哥反动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1792-1853)写史的方法是所谓的“用材料说话”。他的书貌似客观，但明显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讲话。他出生于富裕的克里奥尔人家庭。1814年阿拉曼离开墨西哥去欧洲留学，完全接受了殖民主义的观点，成了一个奴才。1820年他被选为西班牙议会海外省的议员，1823年至1825年任外交部长和政府部长。后多次出任保守派政府的内阁成员，忠心耿耿地为西班牙政府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
1849至1852年，阿拉曼在他的垂暮之年出版了5卷本的长篇巨著《墨西哥史》。阿拉曼在书中堆砌了大量的史料，有大量档案、报刊、轶事、报告、书信，而且据说他掌握着他异父兄弟、牧师阿雷切德雷塔关于战争形势的详细日记，加上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仅叙出了整个战争的过程，连每个事件的原委始末都有充分的记载，所以一直被各国史学界所推崇，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他的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的。但阿拉曼的立场很明确，他站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立场上，通过他所使用的材料对独立战争进行了恶意的毁谤和攻击。阿拉曼引用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促进了美洲的繁荣和发展，殖民地时代是“黄金时代”，殖民地人民没有反对宗主国的要求。侈言独立的是一群反宗教、反道德、反文明、反财产、反秩序的暴乱分子的反叛行为。独立战争是一场荒谬的战争。战争给墨西哥带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阿拉曼通过材料把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领导的独立战争看成是一场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斗争，认为起义者的目的只是剥夺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的财产。他否认人民群众长期斗争对取得独立的巨大贡献，认为由于教会和军队的背叛才使墨西哥和宗主国分离了。阿拉曼吹捧镇压独立运动的刽子手、政治野心家伊图尔维德，说：是他给墨西哥带来了独立，他是真正的独立英雄。（注：卢卡斯·阿拉曼(LucasAlaman)：墨西哥史《Historia de Mexico》,1849-1852,Mexico.）他的这些观点是反动的，所以他的“用材料说话”完全是一派胡言。
革命史学家卡洛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1774-1848)是一位真正“用史料说话”的历史学家。他是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著名的政治领袖和宣传家。他是给予了独立运动真正评价的第一位史学家，布斯塔曼特参加了莫雷洛斯领导的独立战争，担任过“奇尔潘辛戈大会”的代表，后被殖民当局监禁。独立战争后获释并任国会议员。1823年独立战争的枪声刚刚停止，他5卷本的《墨西哥革命史》就陆续问世了。这部著作与卢卡斯·阿拉曼的书同工异曲，它也通过史料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布斯塔曼特与卢卡斯·阿拉曼不同的是亲身参加过独立战争，是独立运动的战士。他认为，独立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人民起而反抗殖民压迫、争取自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布斯塔曼特高度评价了伊达尔戈的历史功绩，指出殖民当局杀害这位革命领袖并没能扑灭革命的烈火。布斯塔曼特认为莫雷洛斯是伊达尔戈事业的继承者，他领导的斗争代表着独立运动的主流。腊依昂等人为谋求与殖民当局妥协，是革命队伍中的保守派。布斯塔曼特强烈谴责了保皇分子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认为这一计划并不代表人民的意愿，伊图尔维德和伊达尔戈、莫雷洛斯是无法相比的。（注：卡洛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ia Bustamant)：墨西哥革命史《Historia de la Revolucion Mexicana》,1823,Mexico.）1832年和1846年，布斯塔曼特又先后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续集，并对所引的资料重新作了校正。（注：参见冯秀文：《墨西哥战争的历史编纂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第2-6页。）他的这些史学著作才是真正“用材料说话”的作品。
所以说，“用材料说话”不等于没有观点，而是意在言外，不在言中。每本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作者精心挑选来说明他观点的。同是“用材料说话”编纂的史书，布斯塔曼特的《墨西哥革命史》是部信史，阿拉曼的《墨西哥史》是部伪书。如果根据阿拉曼的书去研究墨西哥史的话就可能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来。
四、解放思想 建立真正的史学
19世纪的拉美独立运动只打倒了殖民者，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袭了旧体制的老谱。政治由宗主国的独裁统治改成了考迪罗专政，经济上由殖民者的大庄园主和大商人改成了本国的大地主大商人。新的掌权者仍然需要维护他们统治的理论和御用文人。伪史学依然有他的靠山和赖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础。它们没有被独立运动赶走，这种错误的东西存在了下来。
拉美近现代伪史学的表现有：
一、为殖民主义和君主制辩护，甚至还认为历史不是科学，历史学家可以随以所欲地创造符合他们观点的历史。如独立后出现的天主教史学流派是君主制和殖民制度的辩护士，他们把镇压人民运动的考迪罗和独裁者描写成“祖国的拯救者”。他们的主要代表是墨西哥的卢·伊·阿拉曼，代表作是5卷本《墨西哥史》。
巴西在独立后出现了保守经验主义派的鼻祖奥利维拉·利马。他在其《伯南布哥及其历史发展》、《巴西民族的历史形成》中，胡说1822-1889年君主制时期巴西的奴隶社会是和谐的。他违背历史事实，诬蔑人民运动，把人民运动看作是民族发展中一种“病态”。奥利维拉·利马象阿拉曼一样在书中援引的是巴西帝国和葡萄牙殖民政策中的垃圾，所以他书中说的也是一大堆维护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废话。
巴西还有阿·陶奈、佩·卡尔蒙、塞·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等为其代表的反动的种族生物学派。该派为封建—奴隶制君主政体辩护。他们颂扬本国少数有地位的人对多数人的横行霸道、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越论、种植园奴隶主与君主制度和教会相结合的社会。这一流派的历史学家把驱赶印第安人的运动视作进步的因素之一，而把驱赶运动的领导人看作是巴西伟大民族的体现者。
在阿根廷则是“心理学演绎”学派。在本世纪30至40年代，“心理学演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阿亚拉加来、萨尔迪亚斯、伊瓦古伦和罗莎等。这一学派的特点是：有选择地叙述历史事件，轻视历史文件和年代学，主观主义地看待问题和发表种族主义议论。他们把灭绝印第安人看作是一种进步，而把考迪罗和独裁者们看作是伟大的英雄，这些英雄似乎有着纯洁的血液，似乎是民族传统和爱国主义的体现者。他们用灰暗的心理来描写阿根廷历史上真正的杰出活动家、独立战士和进步的改革家，如里瓦达维亚、萨米恩托和伊里戈延等。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从外部输入的动乱思想的代表者。“心理学演绎”派也敌视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
智利的弗·安·恩西纳是30至50年代保守主义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在爱德华兹·比维斯理论以及尼采和伯格森哲学观点的影响下创立了主观主义的、反动的智利历史构想。他认为，富有创造性洞察力和坚强意志的“伟人”使历史发展具有有机形式。恩西纳把“无个性的独裁统治”，即以“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总统、贵族利益代表者为首的社会最高阶层的统治者看作是统治的标准形式。智利的保守主义学派居然认为，历史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历史学家是富有想象力的创造者，他们可以创造那些符合他们观点的东西（注：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的概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二、伪史学论者宣扬尼采哲学、种族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等反动理论，崇拜考迪罗和独裁者。
智利的阿·爱德华兹·比维斯是该国伪史学的带领人，崇拜尼采的哲学思想。他在《智利的政治组织》（1891年版）、《智利政党简史》（1903年版）和《智利贵族投石党运动》（1928年版）三部著作中提出：应当建立少数贵族参加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以遏止民众“邪恶的”革命本能。爱德华兹·比维斯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经过生物（种族）优选而产生的“领导阶级”（贵族与军队）和“人类的乌合之众”；贵族靠军队进行统治，而民众如果没有“精神枷锁和物质枷锁”就不能生存。爱德华兹·比维斯把智利寡头集团的反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看作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墨西哥独裁者迪亚斯的御用史学家弗·布尔内斯，在《独立战争》（1904年版）一书中，拥护地主资产阶级不可动摇的反动统治。他猛烈攻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蔑视的态度批评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为白人种族“优越”的思想辩护。他认为，墨西哥劳动大众的贫穷和困苦不是由腐败的社会组织造成的，而是由气候条件造成的。
伪史学中还有父道主义学派（出现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种族生物学派（巴西、智利），等等。这些学派的理论是以欧洲哲学家尼采、叔本华和伯格森以及拉丁美洲人吉·弗莱雷·德·梅洛（巴西）、何·巴斯孔色洛斯（墨西哥）、劳·巴列尼利亚·兰斯（委内瑞拉）的反动观点为基础的。劳·巴列尼利亚·兰斯是“民主式霸王专制”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宣扬暴力、家长式统治和对独裁者的崇拜。
著有《1500-1800年巴西殖民地历史的重要篇章》（1907年版）和《古代交通线和巴西居民》（1930年版）的反动的种族生物学派领导人阿布雷乌·卡皮斯特拉诺（巴西人），拥护马尔萨斯主义，为殖民主义的残暴行径开脱。他特别鄙视印第安人，不仅认为对黑人的奴役纯属自然现象，并“科学地”证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奴隶贩子的行为是无罪的。阿布雷乌·卡皮斯特拉诺表达了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寡头集团和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开始黯然失色的共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他憎恨人民运动，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寡头集团的独裁统治。
三、伪史学派还宣扬法西斯主义。种族生物学派史学家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的《巴西的新貌》（1928年版）和《巴西的总政策》（1930年）两部著作是巴西整体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从死气沉沉走向全面复苏”的口号成了整体主义者的座右铭。巴罗索在《巴西军事史》（1935年版）一书中赞成国家军国主义化，因为军国主义化似乎可以防止工人和农民的“有害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卡尔蒙公开伪造历史，诽谤人民运动。种族生物学派历史学家的特点是赤裸裸的反动。
但是，独立运动毕竟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史学领域里也出现了进步与落后、正义与反动之间的剧烈碰撞。史学解放者发动了对封建保守和殖民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取代了独立以前史学领域中伪史学的统治地位。
史学领域中进步和正义的标志是史学流派中出现了实证主义派（简称实证派，又叫自由实证主义派、革命民主主义派、修正派等等）。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实证派在拉美大多数国家里发展成了主要的史学流派。
实证派反对伪史学派把历史进程简单地说成是偶然的、互不相关的事实和“伟人”的活动。他们努力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把历史变成科学。他们重视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坚持反对教权主义运动，宣传教育人民的思想。大多数实证派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主张限制大地主和教士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捍卫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权和独立，继承教育传统。
实证派反对伪造历史，他们注重史料，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著名的智利实证派史学家阿穆纳特吉著有三大部史著：《奥希金斯专政》（1853年）、《智利史稿》（1855年）和《1810年大事记》（1-3卷，1911年）。他的史学指导思想是把真实地记载各种事件的过程，颂扬爱国主义活动家看作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他把人民大众看作是历史进程的积极力量和革命的支柱。他认为，教育和发展工业是历史进程的推动力，而大庄园主和地主的统治及天主教会是进步和教育的主要障碍。
以里贝罗（代表作为《1500-1889年巴西历史》（1900年版）为代表的巴西实证派史学家坚决反对对历史研究的反动、故弄玄虚的态度，指出人民大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古巴的拉·格拉—桑切斯是20世纪30年代自由实证主义历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以他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学特别注意实际材料。因为他从实际出发，所以他著作的结论力求科学。如，他认为大庄园制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古巴和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进步的障碍。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正确的。重视实际史料的古巴自由实证派史学家的成绩是出版了10卷本的巨著《古巴民族史》（1952年版），该书提供了前哥伦布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量珍贵材料。
智利的实证派史学家阿穆纳特吉·索拉尔批判伪史学伪造史料的恶劣作风，十分重视实际素材。他在著作中提供了智利土地关系史以及农民和印第安人运动的重要资料。
实证派不但注重史料，还提出科学的理论。巴西的罗德里格斯就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科学的“欧洲中心论”弊病，呼吁巴西历史学家研究拉丁美洲各国自己的历史。罗德里格斯承认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研究作出的贡献，这在拉美的史学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实证派提倡民族爱国主义，反帝和反对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实证派中的反帝民主主义派受拉丁美洲著名思想家以及争取独立和自由战士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这个流派影响很大。
实证派反对奴隶制，出现了废奴的分支学派，废奴派发展于19世纪60至90年代，主要存在于仍然保留着黑人奴隶制（巴西、古巴、波多黎哥）和最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的国家中。废奴派的史学特点是治史认真、踏实，不尚空谈。
古巴的何·安·萨科是废奴主义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四卷本《奴隶制史》（1875-1878年出版）就仔细研究了拉丁美洲奴隶制产生、发展和开始衰亡的历史，他正确地评价了黑奴和印第安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他的书中找不出空论或泛论等废话。阿根廷的史学家卢·维·曼西利亚则在对阿根廷印第安人被奴役和灭绝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完成了他的《兰克尔印第安人访问记》（1871年版），作者痛斥了白种人优越的反动理论，并援引了大量材料，证明印第安人对阿根廷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废奴派重视史料，对治史严肃认真，绝对反对伪史学派从书本上抄抄写写，从书本套书本和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的反科学学风。
实证派还用与马克思主义相近方法研究拉美史。本世纪50至60年代，巴西的实证派史学家金斯塔、西吉斯蒙多、弗莱雷等站在革命爱国主义立场上、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基础阐明阶级斗争史。A.莫罗、萨莱斯和马尔克斯的著作则专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国家及其机构的历史。他们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巴西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崇尚历史的科学性。（注：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310页。）
实证派发展的结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起，大量欧洲的熟练工人移居美洲，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中的科学部分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一战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则直接促成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提出了解决本国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农民问题。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拉丁美洲的历史。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年版）一书是第一部研究秘鲁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提出了以村社作为农业合作基础的思想，制定了土地纲要，把印第安人问题与解决土地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群众反帝反殖斗争作了许多新的阐述，广泛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版34-78页。）。马里亚吉特的活动为进一步发展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自50年代中期、特别是末期起，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最为明显的是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拉美史研究的功绩在于，不断克服资产阶级在研究中不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相联系、孤立地阐述拉丁美洲各国历史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拉美历史学的重要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影响进步的史学家，在反帝反独裁等重大问题上是他们的旗帜和排头兵。拉美史学的进步，使真正的史学占了历史研究的主流。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9年04期第81～88,150页
【作者简介】金计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人员
拉美的史学史有其特殊性，成型的历史记述和撰写主要是由欧洲来的殖民者开创的。因为在拉美尚未出现成型的历史记述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了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势力向拉美大肆扩张的时候。到达拉美的欧洲殖民者的文化高于拉美的土著文化，他们为了侵略，详细记述了拉美情况。这些记述成了拉美史学史的开端。然而，殖民者记事写史的目的是为了向西葡统治者邀功请赏，为自己歌功颂德，因此，他们把在美洲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描述成了施恩泽于拉美人民的牧歌式行为，所以拉美的史学史是从这些伪造的历史发其端的。
不过，不是所有到达拉美的欧洲人都是殖民者，一些有良心的人还是记下了真实的历史。他们所写的历史，揭露了殖民者的罪恶。然而，在殖民主义时代，记述真实的历史是不允许的，他们是要受到殖民者反对的。殖民者编写了许多伪造的历史来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来攻击反殖民主义的行为。这就展开了真实与谎言进行斗争的拉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
独立以后，拉美史学史的斗争看起来不过是学派之间的斗争，即主要是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马列主义等正派史学对奴隶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史学的斗争。虽然斗争的形式比独立以前平和多了，但其实质仍然一样，依然是真实的历史与伪造的历史之间的斗争。
本文试对拉美史学史中的真伪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专家们赐教。
一、道听途说 闭门造车论
拉美史学史一开始就有道听途说和杜撰历史的不正之风。墨西哥的征服者（1519-1526年）费尔南德斯·科尔特斯在征服墨西哥活动中给西班牙国王的信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东西。他回到西班牙后，为了炫耀自己，把他污蔑印第安人的经历告诉他的朋友们。其中有位传教士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对此颇感兴趣，他把关于科尔特斯的书信和其他材料以及他所了解的情况汇集起来，根据自己的想象于1552年写成了一本名叫《墨西哥的征服》的书。戈马拉的这本书看起来很完整、很详细，似乎阐述了墨西哥征服活动的全过程。但由于戈马拉本人根本没有去过美洲，更没有征服活动的体验，所以对墨西哥的征服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他书中所写的不过是道听途说、闭门造车的东西，因此错误百出，张冠李戴之处比比皆是。（注：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l)：墨西哥的征服《La Conquista de Mexico》,1552,Zalagoza,Espana.）《墨西哥的征服》书一出，旋即遭到了许多当年参与了征服活动人的反对。
在墨西哥独立运动史的研究中也有道听途说，编造历史的人。当1810年伊达尔哥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后，在西班牙的加的斯就出现了由《墨西哥报》主编胡安·洛佩斯·坎塞拉达撰写的一本名为《1810年9月15日新西班牙恐怖革命的根源》的小册子。坎塞拉达是个西班牙人，西班牙政府的忠实奴仆。写书时他根本没在墨西哥，也没有见到伊达尔哥领导的革命运动，但他站在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上，仅依靠茶坊酒肆、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得来的材料就信手胡编，用歪曲事实的办法，极力诋毁伊达尔哥等人领导的革命。坎塞拉达胡说当时的墨西哥根本没有独立的要求，之所以发生动乱完全是总督为攫取新西班牙的最高权力而制造了分裂（注：胡安·洛佩斯·坎塞拉达(Juan Lopéz Cancelada)：1810年9月15日新西班牙恐怖革命的根源《Raices de la Revolucion de La Nueva Espana en 15 de septiembre de 1810》,1810,Cadiz,Espana.）。
伪史学是站不住脚的，必然会遭到反对和驳斥。有力地驳斥戈马拉道听途说、闭门制造墨西哥征服史的主要人物是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卡斯蒂略。他是一名跟随科尔特斯亲自参加了征服墨西哥活动的士兵。他用了15年的时间撰写了《新西班牙征服史》，1632年在马德里发表。卡斯蒂略的这本书的优点是直观性，用的都是自己亲身体验的材料。不象戈马拉那样不过是拾人牙慧，自己毫无直观的感觉。卡斯蒂略反对把征服活动的功劳都归于科尔特斯，甚至不同意科尔特斯在给国王信中对征服活动中某些事件的叙述。卡斯蒂略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征服活动是如何发生的。书中详细记载了每件事的始末。他甚至能列出每一个参加征服者的名字、出身和性格特征和许多印第安人首领的名字。他在书中还记述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宏伟的建筑和文化传统。（注：迪亚斯·德·卡斯蒂略(Vernaldo Diaz de Castillo)：新西班牙征服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Nueva Espana》,1632,Madrida,Espanol.）。卡斯蒂略的《新西班牙征服史》一问世，使人信服地了解到了征服墨西哥的真实情况。那个靠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的戈马拉所制造的伪造的所谓“历史”自然为千夫所指了。
坎塞拉达胡编乱造的关于独立战争的炒作，也遭到了墨西哥人何塞·塞尔班多·特雷沙的反驳。1813年他在伦敦以何塞·格拉的笔名出版了他的《新西班牙革命史》。书中详细叙述了墨西哥1808至1813年发生的事件，驳斥了坎塞拉达对革命的歪曲。格拉认为，要求独立的愿望不仅在墨西哥，而且在拉美其他国家早就存在了。殖民地人民渴望摆脱奴隶枷锁、获得自由解放，决非是某个人挑起的。伊图里加莱总督不过是对人民的要求表示了同情。后来这个总督被捕，但大规模的人民革命仍然发生的事实就是明证。（注：何塞·塞尔班多·特雷沙(José Serbando Teresa)：新西班牙革命史《History Revolucionaria de LaNueva Espana》,1813 London,U.K.）
亲身参加独立运动而撰写史著的人还有洛伦索·萨瓦拉(1789-1836)。萨瓦拉是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被殖民当局关押过三年，1820年当过西班牙国会的殖民地代表，独立后任州长、议会议员。1831年萨瓦拉在法国出版了《墨西哥革命史论丛》。这本书详细回顾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发展过程，肯定了人民起义的正义性。萨瓦拉认为伊达尔戈的起义是正义的。他公正地指出起义较仓促、组织不严密，在革命过程中有一些混乱现象。他认为莫雷洛斯是继伊达尔戈后最杰出的起义领袖，莫雷洛斯的失误在于他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权力，而应当把权力集中起来。（注：洛伦索·萨瓦拉(Lorenzo Sabala)：墨西哥革命史论丛《Historia de La Revolucion Mexicana》,1831,Paris,Francia.）
这些亲自参加者所撰写的历史，给了读者入情入理，特别信服的感觉。读了他们的著作，道听途说者的东西则不值一顾了。
二、为了私利伪造事实
拉美殖民地早期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历史，无情地揭露殖民者罪恶的史学家。他本是多米尼克教会的教士，亲赴古巴传教，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殖民主义者费尔南德斯·科尔特斯。他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反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1522年，他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版了《西印度群岛毁灭略述》一书。全书共20章。他在书中用了整整5个章节的篇幅谴责了科尔特斯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暴行。科尔特斯在丘鲁拉，阿尔瓦拉多在印第安人神庙和蒙特赫在尤卡坦的暴行等在拉斯·卡萨斯的这本书中被充分地揭露了出来。（注：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西印度毁灭述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58页。）
拉斯·卡萨斯的秉笔直书当然触痛了当年参与大屠杀的侵略者们，他们气急败坏地写信、写文章攻击他，为伪造历史者和杀人者辩护、开脱罪责。伪造历史最积极的是亲自参加丘鲁拉大屠杀的刽子手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卡斯提略。他写了一本所谓《历史真相》的书，红嘴白牙，指天划地地否认拉斯·卡萨斯的指控。他伪造史料的办法是很拙劣的，居然引用了所谓的圣方济教会的材料。此材料颠倒黑白地证明了不但不存在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反而指责土著人密谋杀害西班牙人。其实，这种所谓的材料本身是当初由杀人者自己提供的。用自己的材料证明自己无辜，它会有什么真实性吗！
在独立运动研究中，也有为私利辩护的人，如西班牙人马里亚诺·托连特就是此类人物。托连特者何许人也！他是西班牙狂热的君主派，与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和墨西哥自封为皇帝的伊图尔维德也交往甚笃。1829年他编纂的3卷本的《西属美洲革命史》在马德里问世。托连特为了取悦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在书中对国王用尽谄谀之词，为殖民政策百般辩护。他不顾殖民地贫困落后的状况，硬说西班牙在美洲没有实行压迫和限制，而是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欧洲文明和先进技术，他胡说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人民一向是关怀和爱护的。他以轻松的笔调描述了殖民地人民“田园诗”般的生活，说美洲甚至不属于殖民地的范畴。在叙述独立战争时，托连特公开为殖民制度的维护者们叫好，称赞他们“高尚”的品德，对伊达尔戈等革命领袖则说他们“无教养”、“残酷无情”，甚至重复殖民者散布的谣言说起义领袖们被捕后都表示了忏悔，以诋毁他们的声誉。托连特认为墨西哥之所以能独立是由于殖民官吏的无能造成的，他大力描绘独立后的混乱以证明独立是错误的。（注：马里亚诺·托连特(Mariano Toriante)：西属美洲革命史《Historia deLa Revolucion de Americana Espanola》,1829,Madrid,Espana.）托连特的书谬种流传，在西班牙以及德国、美国等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三、貌似客观 偏颇立场
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的人都是有观点的，但有人以客观公允自居，在所写的书中“用材料说话”，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任何一本书中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为他的观点服务的。墨西哥反动史学家卢卡斯·阿拉曼(1792-1853)写史的方法是所谓的“用材料说话”。他的书貌似客观，但明显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讲话。他出生于富裕的克里奥尔人家庭。1814年阿拉曼离开墨西哥去欧洲留学，完全接受了殖民主义的观点，成了一个奴才。1820年他被选为西班牙议会海外省的议员，1823年至1825年任外交部长和政府部长。后多次出任保守派政府的内阁成员，忠心耿耿地为西班牙政府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者。
1849至1852年，阿拉曼在他的垂暮之年出版了5卷本的长篇巨著《墨西哥史》。阿拉曼在书中堆砌了大量的史料，有大量档案、报刊、轶事、报告、书信，而且据说他掌握着他异父兄弟、牧师阿雷切德雷塔关于战争形势的详细日记，加上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仅叙出了整个战争的过程，连每个事件的原委始末都有充分的记载，所以一直被各国史学界所推崇，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他的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话的。但阿拉曼的立场很明确，他站在西班牙殖民者的立场上，通过他所使用的材料对独立战争进行了恶意的毁谤和攻击。阿拉曼引用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西班牙人来到美洲促进了美洲的繁荣和发展，殖民地时代是“黄金时代”，殖民地人民没有反对宗主国的要求。侈言独立的是一群反宗教、反道德、反文明、反财产、反秩序的暴乱分子的反叛行为。独立战争是一场荒谬的战争。战争给墨西哥带来了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阿拉曼通过材料把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领导的独立战争看成是一场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斗争，认为起义者的目的只是剥夺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的财产。他否认人民群众长期斗争对取得独立的巨大贡献，认为由于教会和军队的背叛才使墨西哥和宗主国分离了。阿拉曼吹捧镇压独立运动的刽子手、政治野心家伊图尔维德，说：是他给墨西哥带来了独立，他是真正的独立英雄。（注：卢卡斯·阿拉曼(LucasAlaman)：墨西哥史《Historia de Mexico》,1849-1852,Mexico.）他的这些观点是反动的，所以他的“用材料说话”完全是一派胡言。
革命史学家卡洛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1774-1848)是一位真正“用史料说话”的历史学家。他是独立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著名的政治领袖和宣传家。他是给予了独立运动真正评价的第一位史学家，布斯塔曼特参加了莫雷洛斯领导的独立战争，担任过“奇尔潘辛戈大会”的代表，后被殖民当局监禁。独立战争后获释并任国会议员。1823年独立战争的枪声刚刚停止，他5卷本的《墨西哥革命史》就陆续问世了。这部著作与卢卡斯·阿拉曼的书同工异曲，它也通过史料来说明作者的观点。布斯塔曼特与卢卡斯·阿拉曼不同的是亲身参加过独立战争，是独立运动的战士。他认为，独立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人民起而反抗殖民压迫、争取自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布斯塔曼特高度评价了伊达尔戈的历史功绩，指出殖民当局杀害这位革命领袖并没能扑灭革命的烈火。布斯塔曼特认为莫雷洛斯是伊达尔戈事业的继承者，他领导的斗争代表着独立运动的主流。腊依昂等人为谋求与殖民当局妥协，是革命队伍中的保守派。布斯塔曼特强烈谴责了保皇分子伊图尔维德的“伊瓜拉计划”，认为这一计划并不代表人民的意愿，伊图尔维德和伊达尔戈、莫雷洛斯是无法相比的。（注：卡洛斯·玛丽亚·布斯塔曼特(Carlos Maria Bustamant)：墨西哥革命史《Historia de la Revolucion Mexicana》,1823,Mexico.）1832年和1846年，布斯塔曼特又先后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续集，并对所引的资料重新作了校正。（注：参见冯秀文：《墨西哥战争的历史编纂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第2-6页。）他的这些史学著作才是真正“用材料说话”的作品。
所以说，“用材料说话”不等于没有观点，而是意在言外，不在言中。每本书所引用的材料都是作者精心挑选来说明他观点的。同是“用材料说话”编纂的史书，布斯塔曼特的《墨西哥革命史》是部信史，阿拉曼的《墨西哥史》是部伪书。如果根据阿拉曼的书去研究墨西哥史的话就可能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来。
四、解放思想 建立真正的史学
19世纪的拉美独立运动只打倒了殖民者，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却袭了旧体制的老谱。政治由宗主国的独裁统治改成了考迪罗专政，经济上由殖民者的大庄园主和大商人改成了本国的大地主大商人。新的掌权者仍然需要维护他们统治的理论和御用文人。伪史学依然有他的靠山和赖以存在的土壤和基础。它们没有被独立运动赶走，这种错误的东西存在了下来。
拉美近现代伪史学的表现有：
一、为殖民主义和君主制辩护，甚至还认为历史不是科学，历史学家可以随以所欲地创造符合他们观点的历史。如独立后出现的天主教史学流派是君主制和殖民制度的辩护士，他们把镇压人民运动的考迪罗和独裁者描写成“祖国的拯救者”。他们的主要代表是墨西哥的卢·伊·阿拉曼，代表作是5卷本《墨西哥史》。
巴西在独立后出现了保守经验主义派的鼻祖奥利维拉·利马。他在其《伯南布哥及其历史发展》、《巴西民族的历史形成》中，胡说1822-1889年君主制时期巴西的奴隶社会是和谐的。他违背历史事实，诬蔑人民运动，把人民运动看作是民族发展中一种“病态”。奥利维拉·利马象阿拉曼一样在书中援引的是巴西帝国和葡萄牙殖民政策中的垃圾，所以他书中说的也是一大堆维护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废话。
巴西还有阿·陶奈、佩·卡尔蒙、塞·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等为其代表的反动的种族生物学派。该派为封建—奴隶制君主政体辩护。他们颂扬本国少数有地位的人对多数人的横行霸道、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越论、种植园奴隶主与君主制度和教会相结合的社会。这一流派的历史学家把驱赶印第安人的运动视作进步的因素之一，而把驱赶运动的领导人看作是巴西伟大民族的体现者。
在阿根廷则是“心理学演绎”学派。在本世纪30至40年代，“心理学演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阿亚拉加来、萨尔迪亚斯、伊瓦古伦和罗莎等。这一学派的特点是：有选择地叙述历史事件，轻视历史文件和年代学，主观主义地看待问题和发表种族主义议论。他们把灭绝印第安人看作是一种进步，而把考迪罗和独裁者们看作是伟大的英雄，这些英雄似乎有着纯洁的血液，似乎是民族传统和爱国主义的体现者。他们用灰暗的心理来描写阿根廷历史上真正的杰出活动家、独立战士和进步的改革家，如里瓦达维亚、萨米恩托和伊里戈延等。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是从外部输入的动乱思想的代表者。“心理学演绎”派也敌视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
智利的弗·安·恩西纳是30至50年代保守主义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在爱德华兹·比维斯理论以及尼采和伯格森哲学观点的影响下创立了主观主义的、反动的智利历史构想。他认为，富有创造性洞察力和坚强意志的“伟人”使历史发展具有有机形式。恩西纳把“无个性的独裁统治”，即以“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总统、贵族利益代表者为首的社会最高阶层的统治者看作是统治的标准形式。智利的保守主义学派居然认为，历史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历史学家是富有想象力的创造者，他们可以创造那些符合他们观点的东西（注：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的概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二、伪史学论者宣扬尼采哲学、种族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等反动理论，崇拜考迪罗和独裁者。
智利的阿·爱德华兹·比维斯是该国伪史学的带领人，崇拜尼采的哲学思想。他在《智利的政治组织》（1891年版）、《智利政党简史》（1903年版）和《智利贵族投石党运动》（1928年版）三部著作中提出：应当建立少数贵族参加的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以遏止民众“邪恶的”革命本能。爱德华兹·比维斯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经过生物（种族）优选而产生的“领导阶级”（贵族与军队）和“人类的乌合之众”；贵族靠军队进行统治，而民众如果没有“精神枷锁和物质枷锁”就不能生存。爱德华兹·比维斯把智利寡头集团的反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看作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墨西哥独裁者迪亚斯的御用史学家弗·布尔内斯，在《独立战争》（1904年版）一书中，拥护地主资产阶级不可动摇的反动统治。他猛烈攻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蔑视的态度批评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为白人种族“优越”的思想辩护。他认为，墨西哥劳动大众的贫穷和困苦不是由腐败的社会组织造成的，而是由气候条件造成的。
伪史学中还有父道主义学派（出现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种族生物学派（巴西、智利），等等。这些学派的理论是以欧洲哲学家尼采、叔本华和伯格森以及拉丁美洲人吉·弗莱雷·德·梅洛（巴西）、何·巴斯孔色洛斯（墨西哥）、劳·巴列尼利亚·兰斯（委内瑞拉）的反动观点为基础的。劳·巴列尼利亚·兰斯是“民主式霸王专制”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理论宣扬暴力、家长式统治和对独裁者的崇拜。
著有《1500-1800年巴西殖民地历史的重要篇章》（1907年版）和《古代交通线和巴西居民》（1930年版）的反动的种族生物学派领导人阿布雷乌·卡皮斯特拉诺（巴西人），拥护马尔萨斯主义，为殖民主义的残暴行径开脱。他特别鄙视印第安人，不仅认为对黑人的奴役纯属自然现象，并“科学地”证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奴隶贩子的行为是无罪的。阿布雷乌·卡皮斯特拉诺表达了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寡头集团和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开始黯然失色的共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他憎恨人民运动，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寡头集团的独裁统治。
三、伪史学派还宣扬法西斯主义。种族生物学派史学家布瓦尔克·德·奥兰达的《巴西的新貌》（1928年版）和《巴西的总政策》（1930年）两部著作是巴西整体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的“从死气沉沉走向全面复苏”的口号成了整体主义者的座右铭。巴罗索在《巴西军事史》（1935年版）一书中赞成国家军国主义化，因为军国主义化似乎可以防止工人和农民的“有害的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卡尔蒙公开伪造历史，诽谤人民运动。种族生物学派历史学家的特点是赤裸裸的反动。
但是，独立运动毕竟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史学领域里也出现了进步与落后、正义与反动之间的剧烈碰撞。史学解放者发动了对封建保守和殖民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取代了独立以前史学领域中伪史学的统治地位。
史学领域中进步和正义的标志是史学流派中出现了实证主义派（简称实证派，又叫自由实证主义派、革命民主主义派、修正派等等）。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实证派在拉美大多数国家里发展成了主要的史学流派。
实证派反对伪史学派把历史进程简单地说成是偶然的、互不相关的事实和“伟人”的活动。他们努力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把历史变成科学。他们重视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他们维护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坚持反对教权主义运动，宣传教育人民的思想。大多数实证派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主张限制大地主和教士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捍卫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权和独立，继承教育传统。
实证派反对伪造历史，他们注重史料，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著名的智利实证派史学家阿穆纳特吉著有三大部史著：《奥希金斯专政》（1853年）、《智利史稿》（1855年）和《1810年大事记》（1-3卷，1911年）。他的史学指导思想是把真实地记载各种事件的过程，颂扬爱国主义活动家看作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他把人民大众看作是历史进程的积极力量和革命的支柱。他认为，教育和发展工业是历史进程的推动力，而大庄园主和地主的统治及天主教会是进步和教育的主要障碍。
以里贝罗（代表作为《1500-1889年巴西历史》（1900年版）为代表的巴西实证派史学家坚决反对对历史研究的反动、故弄玄虚的态度，指出人民大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古巴的拉·格拉—桑切斯是20世纪30年代自由实证主义历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以他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学特别注意实际材料。因为他从实际出发，所以他著作的结论力求科学。如，他认为大庄园制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古巴和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进步的障碍。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正确的。重视实际史料的古巴自由实证派史学家的成绩是出版了10卷本的巨著《古巴民族史》（1952年版），该书提供了前哥伦布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量珍贵材料。
智利的实证派史学家阿穆纳特吉·索拉尔批判伪史学伪造史料的恶劣作风，十分重视实际素材。他在著作中提供了智利土地关系史以及农民和印第安人运动的重要资料。
实证派不但注重史料，还提出科学的理论。巴西的罗德里格斯就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科学的“欧洲中心论”弊病，呼吁巴西历史学家研究拉丁美洲各国自己的历史。罗德里格斯承认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研究作出的贡献，这在拉美的史学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实证派提倡民族爱国主义，反帝和反对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实证派中的反帝民主主义派受拉丁美洲著名思想家以及争取独立和自由战士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这个流派影响很大。
实证派反对奴隶制，出现了废奴的分支学派，废奴派发展于19世纪60至90年代，主要存在于仍然保留着黑人奴隶制（巴西、古巴、波多黎哥）和最残酷地剥削印第安人（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的国家中。废奴派的史学特点是治史认真、踏实，不尚空谈。
古巴的何·安·萨科是废奴主义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四卷本《奴隶制史》（1875-1878年出版）就仔细研究了拉丁美洲奴隶制产生、发展和开始衰亡的历史，他正确地评价了黑奴和印第安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他的书中找不出空论或泛论等废话。阿根廷的史学家卢·维·曼西利亚则在对阿根廷印第安人被奴役和灭绝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完成了他的《兰克尔印第安人访问记》（1871年版），作者痛斥了白种人优越的反动理论，并援引了大量材料，证明印第安人对阿根廷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发展起了突出的作用。废奴派重视史料，对治史严肃认真，绝对反对伪史学派从书本上抄抄写写，从书本套书本和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的反科学学风。
实证派还用与马克思主义相近方法研究拉美史。本世纪50至60年代，巴西的实证派史学家金斯塔、西吉斯蒙多、弗莱雷等站在革命爱国主义立场上、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基础阐明阶级斗争史。A.莫罗、萨莱斯和马尔克斯的著作则专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国家及其机构的历史。他们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巴西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崇尚历史的科学性。（注：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310页。）
实证派发展的结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70年代起，大量欧洲的熟练工人移居美洲，他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中的科学部分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一战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则直接促成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提出了解决本国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农民问题。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马里亚特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较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拉丁美洲的历史。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8年版）一书是第一部研究秘鲁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实际，提出了以村社作为农业合作基础的思想，制定了土地纲要，把印第安人问题与解决土地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群众反帝反殖斗争作了许多新的阐述，广泛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注：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版34-78页。）。马里亚吉特的活动为进一步发展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自50年代中期、特别是末期起，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最为明显的是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拉美史研究的功绩在于，不断克服资产阶级在研究中不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相联系、孤立地阐述拉丁美洲各国历史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拉美历史学的重要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影响进步的史学家，在反帝反独裁等重大问题上是他们的旗帜和排头兵。拉美史学的进步，使真正的史学占了历史研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