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冷战起源刍议
——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霜木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27～37页
【作者简介】霜木，1948年生，教授。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100037
世界各国都已公认，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及氛围至今仍未彻底消散，并且争论半个世纪的所谓冷战问题再度沸沸扬扬，几乎成为热点（注：目前在Internet上仅在yahoo上有关“冷战”的网址就有91个，网页为117341个；其中关于“冷战起源”的网页有11432个（参阅http://search.yahoo.com/search?p=cold+war&hc=2&hs=91&h=s&b=59）。显然其中还未必包括西方全部的有关信息，也未包括中国及俄国等国的有关信息。可见冷战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以冷战胜利者出现的西方相继成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91年开设的美国华盛顿的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国际研究部所开设的“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参见http://wwics.si.edu/ABOUTWWC，其中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冷战的重要档案，参见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设立的哈佛冷战研究计划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HPCWS)，参见http://www.fas.harvard.edu等。西方学者先后在欧美各国召开了若干次国际学术会议，研讨冷战问题。独立后的大多数俄罗斯学者摒弃前嫌，转变立场，与西方学者联席研讨冷战问题，共同研究“斯大林与冷战”等课题，挖掘了大量档案资料，发表了许多论著。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抽调了各研究机构的学者，专门组织了冷战史研究组。参见俄国史学家丘巴里扬著《冷战新史》，载《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 1997年第6期。关于西方冷战起源的理论流派及其发展情况，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理查德·维特进行了认真、详细、周全地梳理和分类，是我们了解西方冷战起源问题研究发展与现状的有益的导读和索引，参见那林斯基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отв.ред.М.М.Наринский：Холодная воǚна：новые nодходы，новые маmерuалы，莫斯科1995年版，第11-47页。近几年，中国不仅引进并接受了“冷战”概念，而且相继出版了不少有关冷战的著作和译作，仅北京国家图书馆“冷战”词条所列的书目就有33条。参见http://www.nlc.gov.cn/cgi-bin/qry.pl。）。对于人类社会一段正常历史的这种近乎不正常的反应，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和认真反思。而对“冷战”用语本身及冷战起源问题的探讨* 和研究则是最基本的课题。
一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冷战”这一产生于西方的称谓，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输入东方并为所有国家所认可、使用，至今几乎成为毫无异议的约定俗成的称谓。然而，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得当，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二战后首先使用“冷战”一词的第一人尽管尚无一致说法（注：有人认为二战刚刚结束，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于1945年10月首先使用“冷战”一词。也有人认为，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起草的演说中首先使用了“冷战”一词。最终，美国政论家李普曼以“冷战”为题发表论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厌恶战争、向往和平是战后民众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心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减弱和结束。为了概括或渲染这种大国之间潜在的争夺，敏感、善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人物或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抑或其他某些人，创造了“冷战”这一用语。最初这一具有某种色彩的用语对于战后世界战争具有某种警示使用，反映了对战后局势发展的普遍担忧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们要求并珍惜和平、厌恶和预防战争的普遍心理。不过，“冷战”这一曾被历史埋没，二战后被赋予新涵义的用语，并非科学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
“冷战”在理论和逻辑上不科学、不严密，实际上也不能反映当时大国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且，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依存的：和平中潜伏着战争，战争促成和平。然而，它们又是两个截然不同而对立的范畴和现象。它们之间是排它的，非此即彼。两者之间存在模糊甚至胶着的现象：和平状态下的局势紧张、武装对峙，乃至战争期间的近乎和平的休战、停战等。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是清晰而毫不含混的：无战争即是和平。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而转为战争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和平是较长期的现象，而战争是相对短暂的和平间的插曲。这也反映了人类的普遍愿望。看来，首倡“冷战”用语的人或许是为了以此警示人们防止战争。而后来的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逐渐默认了这一概念并用来概括当时东西方和平对峙的局面。
从所谓冷战的整个时期来看，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战事。在此期间虽然冲突频仍，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说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并不是否认国家之间在利益和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争斗。至于备战乃至战争，那是各国军方始终考虑的永恒主题，是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面和经常的题目。另外，“冷战”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以苏美对峙为主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概括，很难说明后期变幻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冷战”这一狭窄、片面的用语，无法涵盖战后长期丰富的历史内容，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和主要现象。
从战争的角度或是从和平的角度观察、概括和界定客观局势，除了是否符合实际外，其影响和后果也大不相同。“冷战”这一划归为战争或用战争来形容紧张关系的说法不免存在某些误导作用，加重了战争式的对抗意识和气氛，致使不少研究者动辄论证“冷战的爆发”，追究挑起冷战的责任——这一不存在战争罪犯和祸首的问题；而且，这种产生于“战争”角度认识世界局势的用语使参与者潜意识地处于临战状态而追求克敌制胜，加重了战争的气息和氛围。这不符合人们普遍的要求和平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以及政治家的思维和决策，而不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谓的“冷和平”或解体前夕苏联学者提出的“核和平”（ядерный мир）（注：参见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Н.В.Загладин，Исmорu усnхов u неудач совеmкоǚ дunломаmuu，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从逻辑上和实际上更贴近于当时和平对峙的局面，也能从心理上减缓“战”的情绪，而增加“和”的气氛。因而，即便我们继续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说明，清除用不符合实际、具有负作用的“冷战”概念来概括当时和平对峙的非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误解，阻止当今某些人继续使用冷战思维思考并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再度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注：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参见理查德·维特《冷战起源的西方理论》Р.Узйтц，Заnадные mеорuu холодноǚ воǚны，引自那林斯基等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第38-39页。），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
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持其不变的“只有永恒利益”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战战时外交过程中，丘吉尔那种大度的战略胆识和他那斤斤计较的小动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外交精明清醒的商业意识，同时散发着绅士风度下的市侩气息。
当欧洲战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时，英国政府首脑那种大战略、小气量的反差和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欧洲第二战场地点的选择上，到希特勒崩溃前丘吉尔急于进攻柏林等问题上，无论丘吉尔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历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尔：希特勒灭亡不久，丘吉尔不得不让出首相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预言“铁幕”，告诫世人防止苏联的威胁。希特勒促成的三国联盟最终因希特勒的灭亡而瓦解。丘吉尔的促散作用在三巨头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苏联的辉煌战绩和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没有精良陆军、战绩平平的英国相形见绌。英国在战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在战后更无力对付苏联，所以，英国外交部战时曾建议满足苏联的要求而争取与苏联在战后合作（注：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О.И.Нарев，СССР—Англuя：оm соmруднuчесmва к конфронmачuu 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其中包括制定了两国关于巴尔干百分比划分秘密文件。为了防止苏联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极力争取大洋彼岸美国的力量共同遏制苏联。均势不仅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原则，而且也成为欧洲国际关系几乎公认的原则和经久不衰的规矩和习惯。然而，它却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谁都想成为强国而反对它国强大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即使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欧洲大陆均势失衡。这是英国几百年来一直屡用不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绝技。表面上所谓冷战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东西方，但它掩饰了大国在欧洲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看来，意识形态在英国外交中更多的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的手段。丘吉尔及英国政府是这样，英国军界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永恒朋友的信条下，不分国家制度而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视为“潜在敌国”（注：帝国安全报告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把法国、美国也毫无例外地列入了潜在敌国之中。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
联合美国是丘吉尔对外政策的一个支点。与抱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张伯伦不同（注：张伯伦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国人除了空话之外任何东西”；“老天爷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国人参战到我们一方。因为，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制订和平条约，我们不得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Велuкобрumанuя：Имnер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Союэнuku в воǚне，1941-1945.к 50-леmuю nобед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主战的丘吉尔不仅迅速地理顺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将其希望整个押在罗斯福身上（注：1942年11月，丘吉尔向艾登透露“我的整个计划都基于罗斯福的伙伴关系之上”。参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而且，早在富尔顿“铁幕”演讲二年前，就预言英美之间若无“特殊关系”，将可能发生“另外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战争”（注：Churchill to Richard Law.16 Febr.1944，转引自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和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可见，二战后丘吉尔的奔走呼号不是偶然的。他要紧紧拉住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另外，早在苏军攻克柏林前后，他就力劝杜鲁门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1945年5月12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在东西方之间“铁幕已经降临”（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7页。）。
丘吉尔的战略远见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无能为力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巨熊和美国大象”之间“英国小狮”的被动地位（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64页。）。在他被迫离开首相职位前夕，即1945年6月29日，帝国司令官委员会制订了《英帝国安全》报告，正式称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了于日后为冷战现实所证实的对策和措施（注：据俄国学者奥·查列夫称，对于英帝国的这一安全报告，直到1996年在德国召开“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包括英国学者仍未与闻。该安全报告认为由于苏联的庞大的军事潜力而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防苏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欧集团和加强联合国等。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导演了欧洲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规模的均势抗衡。
三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注：著名学者兼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斯大林：“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基辛格对于斯大林在外交上的现实冷静颇有认识：“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参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294页。），若非如此，苏联不待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严格地坚持防止卷入战争的外交方针，谨防资本主义的绥靖及与法西斯主义联合反苏，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随后采用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最终斯大林为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并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和道义代价，换得了苏联比绥靖的西欧晚卷入战争20多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能从苏联立场出发。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么，我们就毫不动摇地这样做。”（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3卷第280页。转引自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第92页。）斯大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幸的是苏联为击败希特勒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否则，真不堪想象斯大林外交会得到什么样的恶名。
苏德战争的爆发最终把苏联拖入战争。苏联政府根据新的形势尽快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争取与盟国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合作。在英美的谅解和配合下，斯大林顺利地完成了从与希特勒联手到与英美握手的外交急转弯，开创了二战期间盟国联合抗德的新局面。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斯大林与西方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因而，他与盟国，主要是与英国之间在某些利害关系上存在着难以掩盖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胜利的接近而日益明显和尖锐。
首先是苏英在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计较。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表现不满并担心英国政府旧习不改，仍企图日后与希特勒联手“阴谋算计”苏联（注：葛罗米柯等著《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подред А.А Громыко，Б.Н.Пономарева，Исmорuя внешнеǚ nолumuku СССР.mом вmороǚ 1945-1985[,п]，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页。）。其次，两国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利益范围上明争暗斗。这是影响至今的历史陈案。苏英两国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上既有矛盾，也有默契联手。从中可以感觉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际关系上那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以及维系这种均势的牺牲它国利益的“补偿原则”没有改变。这是导致二战后欧洲大国关系恶化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在三巨头安排战后世界的交涉中，斯大林得到了所希望的大部分东西，如同俄罗斯权威学者萨哈罗夫所说，“实质上，勾勒欧洲未来政治状况的雅尔塔会议文件归还了苏联1939年8月与希特勒‘秘密协定’所得到的一切”（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А.Н.Сахаров，Воǚна u совеm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1939-1945，《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年第7期，第44页。）。斯大林希望实现和维护这种战后世界的安排。他握有以军事胜利为基础、实际控制的主动权以及几乎是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因而不太介意一惯玩弄手段的丘吉尔。他所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先后易主、三巨头去二剩一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协议能否兑现落实。另外，战争胜利曙光进一步激发了苏联上下的斗志和革命热情。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内部指出，积二十年之经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强大到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程度，“这个党的专政只能通过大的战争取得”。他进而指出：“世界革命是唯一的行动，这是瞎说。世界革命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红军的行动同样也是世界革命。”（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历史问题》1995年第6期。对此，季米特洛夫也曾回忆道，1940年1月斯大林在纪念列宁大会之后向政治局成员讲话。转引自《近现代史》1995年第6期。）莫洛托夫1940年6月也相应指出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的政权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权”（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历史问题》1995年第7期，第29页。）。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有所收敛，突出的例证是解散共产国际。然而，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随着苏联在东欧的胜利，斯大林最终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且不可战胜。
在三国之中，美国最初较之苏英两国为超脱。这并非美国政府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由于美国与欧洲大洋相隔的特殊地缘，并且必须顾及其亚洲战场及利益等特殊环境以及传统外交观念影响所决定。美英两国元首关系固然密切些（注：有人对战时三巨头之间的通信作了统计，从中可以反映他们之间书信往来的情况：丘吉尔致罗斯福信函1161件，后者回复788件；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交换信件504件；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290件。），但罗斯福时常起着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调解人角色，而且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苏美之间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注：诸如伯尔尼单方面授降问题、美国中止对苏联贷款问题、关于原子弹控制问题等，以及斯大林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讲话及美国方面对此的反应等。），对于战后苏美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在美国政界反苏遏苏的政治派别也的确曾活跃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否认，也不应只强调丘吉尔最初在煽起冷战对立情绪方面的作用。他固然一方面宣扬苏联威胁，另一方面以巴尔干和西亚的一些利益吸引美国参与欧洲与苏联对抗。然而，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至死关注美苏关系的罗斯福的逝世带走了战时苏美之间空前的良好气氛，新任总统杜鲁门最终选择了丘吉尔安排的路子，联合遏制苏联。
美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发展的外向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随着实力核裂变似地急剧增长而要求日益扩大外向空间。难怪美国第26届总统西罗德·罗斯福自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注：参见陈乐民等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二战后损失小而收获大的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责任心有增无减。杜鲁门比罗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与苏联合作，共分天下，而决心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争夺和扩大势力。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政府越过大洋来到苏联周边，与之发生了防范后者威胁的较量。战后的苏联，虽然声名大振，然而终归遭受了巨大损失，很难与美国对抗。不过，斯大林不怕杜鲁门抛过来的手套。当时的苏美两国大使各自给本国政府的报告集中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注：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的报告提出了遏制苏联的理论。不过，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也毫不逊色于凯南。他在报告中认为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追求世界霸权”，视苏联为其“控制世界”的“主要障碍”。参见The Novikov Telegram 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6c6b2fc。）。
综上所述，随着二战中战局的相继好转，英苏之间始终未消除的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旧病复发。除了第二战场纠葛之外，1945年6月29日英国针对苏联的《英帝国安全》报告可以被视为战后敌对关系的信号。它不仅意味着英国敌对苏联计划的形成及为此而做的行动部署，而且，不免引起苏联的警惕，刺激斯大林的情绪（注：斯大林通过苏联在伦敦的谍报组织“剑桥校友会”（Кембриджская Группа）在英国要害部门的人员于1945年11月6日获悉《英帝国安全》报告。这一报告难免加深斯大林对英国外交的一贯不满，也不能排除斯大林在1946年2月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与此的关系。）。而斯大林的激昂则连锁式地刺激了美国政界。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确定，意味着它将替代衰落的英国主持与苏联的对抗。这种大国关系态势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余下的只是进程和方式问题（注：与所谓冷战起源有关的事件除了二战期间的纠葛外，自战胜德国后大致可以勾勒出如下脉络：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提出“铁幕”说法；同年6月29日，《英帝国安全》报告出笼；斯大林莫斯科选民大会讲话；凯南电报；丘吉尔富尔顿演讲；斯大林在报界对丘吉尔演讲反应；1947年9月诺维科夫报告。上述一系列务虚之后，相继开始了实际运作：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最终北约与华约的成立等。）。这样，在苏美之间促成由之、促散由之的丘吉尔政府把英苏在欧洲的矛盾与对立转变为美苏为主的全球性的对抗。
四
有两个与二战后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弹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进行冷战的软件，那么，后者则可视为形成和保持冷战状态的硬件。
意识形态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丘吉尔始终坚持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感，斯大林二战胜利后坚持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的批评，充分说明了这两位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思想观念方面水火不相容。尽管它不免影响和妨碍两国关系，但是并没有根本破坏战时两国合作的关系。这两位国务活动家都识大局，掌握着分寸。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相关联，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领域的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国家在意识形态（注：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东西方不同背景、不同渊源的观念和基本概念交错、碰撞，需要磨合。不仅对于冷战概念，而且对于诸如“意识形态”这一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国家利益”这一西方有所约定的概念等，都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进行必要的重新界定或者更新，以统一和规范这一领域中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的异同。从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作为国家，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或资格，首要的不是国家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机构、地域、人口等实在的因素。其次，在国际关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优劣，而是国家实力的强弱。当年强力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的拿破仑最终败于封建的亚历山大一世并非因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承认苏联也并未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潜在地、有时作为一种手段而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鲜明的例证大概可属希特勒充分利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左右其手。在所谓冷战时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够从某种角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它的作用。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时常用于宣传手段在不正常情况下突出出来，也往往作为一种超然无形的东西而长期潜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国家实力不逮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危难时期，或者国力强大得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需要输出价值观念时。
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并不能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关系的属性其实早为政治家所认识。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与最为反动的封建俄国联手合作。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针对二战时的苏德关系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90页。）。二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后，斯大林十分清楚并不亚于丘吉尔有意地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谓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矛盾而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冷战结束后，人们更加聪明、务实，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并有所发展创新。回眸所谓冷战，人们似乎可以透过弥漫着恶劣气氛的意识形态对立，感觉到为之所掩盖的美苏两个大国维护自己利益、以己为首的集团利益的争夺与较量的实质。
冷战之所以冷而不战，即对峙的双方主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是典型的异化现象。发明和生产这种可怕武器原本是为了战胜对方，结果事与愿违，成为相互震慑、无法动手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原子武器这种热战武器是制造冷战的促进剂，也成为抑制冷战转变为热战的阻断器。设若没有核武器的这种强大威慑及其所逼出的人们的冷静与明智，很难想象如何在对峙中维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此外，还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竞赛除了给人类带来恶果外，也促进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回顾冷战起源，它不是某国某人的过错，而是当时各种因素及各种力量共同推转了历史车轮，而后者的走向未必符合所有推动人的初衷。反思冷战的过程，应该庆幸当事者的节制，没有酿成世界大战。这是人类社会在空前的战争之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冷战史是一段人类在危险中追求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0年0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27～37页
【作者简介】霜木，1948年生，教授。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100037
| 【内容提要】 | “冷战”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战后世界历史，它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应该说“冷和平”或“核和平”可能更贴近于现实。冷战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方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起着根本作用。在东西方对峙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 |
一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冷战”这一产生于西方的称谓，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输入东方并为所有国家所认可、使用，至今几乎成为毫无异议的约定俗成的称谓。然而，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得当，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二战后首先使用“冷战”一词的第一人尽管尚无一致说法（注：有人认为二战刚刚结束，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于1945年10月首先使用“冷战”一词。也有人认为，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为美国参议员起草的演说中首先使用了“冷战”一词。最终，美国政论家李普曼以“冷战”为题发表论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厌恶战争、向往和平是战后民众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心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减弱和结束。为了概括或渲染这种大国之间潜在的争夺，敏感、善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人物或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抑或其他某些人，创造了“冷战”这一用语。最初这一具有某种色彩的用语对于战后世界战争具有某种警示使用，反映了对战后局势发展的普遍担忧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们要求并珍惜和平、厌恶和预防战争的普遍心理。不过，“冷战”这一曾被历史埋没，二战后被赋予新涵义的用语，并非科学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
“冷战”在理论和逻辑上不科学、不严密，实际上也不能反映当时大国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且，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依存的：和平中潜伏着战争，战争促成和平。然而，它们又是两个截然不同而对立的范畴和现象。它们之间是排它的，非此即彼。两者之间存在模糊甚至胶着的现象：和平状态下的局势紧张、武装对峙，乃至战争期间的近乎和平的休战、停战等。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是清晰而毫不含混的：无战争即是和平。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而转为战争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和平是较长期的现象，而战争是相对短暂的和平间的插曲。这也反映了人类的普遍愿望。看来，首倡“冷战”用语的人或许是为了以此警示人们防止战争。而后来的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逐渐默认了这一概念并用来概括当时东西方和平对峙的局面。
从所谓冷战的整个时期来看，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战事。在此期间虽然冲突频仍，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说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并不是否认国家之间在利益和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争斗。至于备战乃至战争，那是各国军方始终考虑的永恒主题，是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面和经常的题目。另外，“冷战”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以苏美对峙为主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概括，很难说明后期变幻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冷战”这一狭窄、片面的用语，无法涵盖战后长期丰富的历史内容，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和主要现象。
从战争的角度或是从和平的角度观察、概括和界定客观局势，除了是否符合实际外，其影响和后果也大不相同。“冷战”这一划归为战争或用战争来形容紧张关系的说法不免存在某些误导作用，加重了战争式的对抗意识和气氛，致使不少研究者动辄论证“冷战的爆发”，追究挑起冷战的责任——这一不存在战争罪犯和祸首的问题；而且，这种产生于“战争”角度认识世界局势的用语使参与者潜意识地处于临战状态而追求克敌制胜，加重了战争的气息和氛围。这不符合人们普遍的要求和平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以及政治家的思维和决策，而不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谓的“冷和平”或解体前夕苏联学者提出的“核和平”（ядерный мир）（注：参见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Н.В.Загладин，Исmорu усnхов u неудач совеmкоǚ дunломаmuu，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从逻辑上和实际上更贴近于当时和平对峙的局面，也能从心理上减缓“战”的情绪，而增加“和”的气氛。因而，即便我们继续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说明，清除用不符合实际、具有负作用的“冷战”概念来概括当时和平对峙的非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误解，阻止当今某些人继续使用冷战思维思考并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再度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注：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参见理查德·维特《冷战起源的西方理论》Р.Узйтц，Заnадные mеорuu холодноǚ воǚны，引自那林斯基等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第38-39页。），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
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持其不变的“只有永恒利益”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战战时外交过程中，丘吉尔那种大度的战略胆识和他那斤斤计较的小动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外交精明清醒的商业意识，同时散发着绅士风度下的市侩气息。
当欧洲战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时，英国政府首脑那种大战略、小气量的反差和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欧洲第二战场地点的选择上，到希特勒崩溃前丘吉尔急于进攻柏林等问题上，无论丘吉尔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历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尔：希特勒灭亡不久，丘吉尔不得不让出首相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预言“铁幕”，告诫世人防止苏联的威胁。希特勒促成的三国联盟最终因希特勒的灭亡而瓦解。丘吉尔的促散作用在三巨头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苏联的辉煌战绩和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没有精良陆军、战绩平平的英国相形见绌。英国在战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在战后更无力对付苏联，所以，英国外交部战时曾建议满足苏联的要求而争取与苏联在战后合作（注：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О.И.Нарев，СССР—Англuя：оm соmруднuчесmва к конфронmачuu 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其中包括制定了两国关于巴尔干百分比划分秘密文件。为了防止苏联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极力争取大洋彼岸美国的力量共同遏制苏联。均势不仅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原则，而且也成为欧洲国际关系几乎公认的原则和经久不衰的规矩和习惯。然而，它却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谁都想成为强国而反对它国强大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即使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欧洲大陆均势失衡。这是英国几百年来一直屡用不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绝技。表面上所谓冷战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东西方，但它掩饰了大国在欧洲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看来，意识形态在英国外交中更多的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的手段。丘吉尔及英国政府是这样，英国军界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永恒朋友的信条下，不分国家制度而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视为“潜在敌国”（注：帝国安全报告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把法国、美国也毫无例外地列入了潜在敌国之中。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
联合美国是丘吉尔对外政策的一个支点。与抱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张伯伦不同（注：张伯伦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国人除了空话之外任何东西”；“老天爷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国人参战到我们一方。因为，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制订和平条约，我们不得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Велuкобрumанuя：Имnер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Союэнuku в воǚне，1941-1945.к 50-леmuю nобед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主战的丘吉尔不仅迅速地理顺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将其希望整个押在罗斯福身上（注：1942年11月，丘吉尔向艾登透露“我的整个计划都基于罗斯福的伙伴关系之上”。参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而且，早在富尔顿“铁幕”演讲二年前，就预言英美之间若无“特殊关系”，将可能发生“另外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战争”（注：Churchill to Richard Law.16 Febr.1944，转引自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和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可见，二战后丘吉尔的奔走呼号不是偶然的。他要紧紧拉住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另外，早在苏军攻克柏林前后，他就力劝杜鲁门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1945年5月12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在东西方之间“铁幕已经降临”（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7页。）。
丘吉尔的战略远见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无能为力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巨熊和美国大象”之间“英国小狮”的被动地位（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64页。）。在他被迫离开首相职位前夕，即1945年6月29日，帝国司令官委员会制订了《英帝国安全》报告，正式称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了于日后为冷战现实所证实的对策和措施（注：据俄国学者奥·查列夫称，对于英帝国的这一安全报告，直到1996年在德国召开“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包括英国学者仍未与闻。该安全报告认为由于苏联的庞大的军事潜力而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防苏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欧集团和加强联合国等。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导演了欧洲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规模的均势抗衡。
三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注：著名学者兼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斯大林：“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基辛格对于斯大林在外交上的现实冷静颇有认识：“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参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294页。），若非如此，苏联不待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严格地坚持防止卷入战争的外交方针，谨防资本主义的绥靖及与法西斯主义联合反苏，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随后采用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最终斯大林为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并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和道义代价，换得了苏联比绥靖的西欧晚卷入战争20多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能从苏联立场出发。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么，我们就毫不动摇地这样做。”（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3卷第280页。转引自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第92页。）斯大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幸的是苏联为击败希特勒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否则，真不堪想象斯大林外交会得到什么样的恶名。
苏德战争的爆发最终把苏联拖入战争。苏联政府根据新的形势尽快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争取与盟国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合作。在英美的谅解和配合下，斯大林顺利地完成了从与希特勒联手到与英美握手的外交急转弯，开创了二战期间盟国联合抗德的新局面。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斯大林与西方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因而，他与盟国，主要是与英国之间在某些利害关系上存在着难以掩盖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胜利的接近而日益明显和尖锐。
首先是苏英在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计较。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表现不满并担心英国政府旧习不改，仍企图日后与希特勒联手“阴谋算计”苏联（注：葛罗米柯等著《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подред А.А Громыко，Б.Н.Пономарева，Исmорuя внешнеǚ nолumuku СССР.mом вmороǚ 1945-1985[,п]，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页。）。其次，两国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利益范围上明争暗斗。这是影响至今的历史陈案。苏英两国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上既有矛盾，也有默契联手。从中可以感觉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际关系上那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以及维系这种均势的牺牲它国利益的“补偿原则”没有改变。这是导致二战后欧洲大国关系恶化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在三巨头安排战后世界的交涉中，斯大林得到了所希望的大部分东西，如同俄罗斯权威学者萨哈罗夫所说，“实质上，勾勒欧洲未来政治状况的雅尔塔会议文件归还了苏联1939年8月与希特勒‘秘密协定’所得到的一切”（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А.Н.Сахаров，Воǚна u совеm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1939-1945，《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年第7期，第44页。）。斯大林希望实现和维护这种战后世界的安排。他握有以军事胜利为基础、实际控制的主动权以及几乎是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因而不太介意一惯玩弄手段的丘吉尔。他所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先后易主、三巨头去二剩一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协议能否兑现落实。另外，战争胜利曙光进一步激发了苏联上下的斗志和革命热情。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内部指出，积二十年之经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强大到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程度，“这个党的专政只能通过大的战争取得”。他进而指出：“世界革命是唯一的行动，这是瞎说。世界革命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红军的行动同样也是世界革命。”（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历史问题》1995年第6期。对此，季米特洛夫也曾回忆道，1940年1月斯大林在纪念列宁大会之后向政治局成员讲话。转引自《近现代史》1995年第6期。）莫洛托夫1940年6月也相应指出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的政权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权”（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历史问题》1995年第7期，第29页。）。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有所收敛，突出的例证是解散共产国际。然而，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随着苏联在东欧的胜利，斯大林最终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且不可战胜。
在三国之中，美国最初较之苏英两国为超脱。这并非美国政府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由于美国与欧洲大洋相隔的特殊地缘，并且必须顾及其亚洲战场及利益等特殊环境以及传统外交观念影响所决定。美英两国元首关系固然密切些（注：有人对战时三巨头之间的通信作了统计，从中可以反映他们之间书信往来的情况：丘吉尔致罗斯福信函1161件，后者回复788件；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交换信件504件；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290件。），但罗斯福时常起着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调解人角色，而且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苏美之间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注：诸如伯尔尼单方面授降问题、美国中止对苏联贷款问题、关于原子弹控制问题等，以及斯大林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讲话及美国方面对此的反应等。），对于战后苏美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在美国政界反苏遏苏的政治派别也的确曾活跃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否认，也不应只强调丘吉尔最初在煽起冷战对立情绪方面的作用。他固然一方面宣扬苏联威胁，另一方面以巴尔干和西亚的一些利益吸引美国参与欧洲与苏联对抗。然而，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至死关注美苏关系的罗斯福的逝世带走了战时苏美之间空前的良好气氛，新任总统杜鲁门最终选择了丘吉尔安排的路子，联合遏制苏联。
美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发展的外向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随着实力核裂变似地急剧增长而要求日益扩大外向空间。难怪美国第26届总统西罗德·罗斯福自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注：参见陈乐民等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二战后损失小而收获大的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责任心有增无减。杜鲁门比罗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与苏联合作，共分天下，而决心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争夺和扩大势力。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政府越过大洋来到苏联周边，与之发生了防范后者威胁的较量。战后的苏联，虽然声名大振，然而终归遭受了巨大损失，很难与美国对抗。不过，斯大林不怕杜鲁门抛过来的手套。当时的苏美两国大使各自给本国政府的报告集中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注：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的报告提出了遏制苏联的理论。不过，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也毫不逊色于凯南。他在报告中认为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追求世界霸权”，视苏联为其“控制世界”的“主要障碍”。参见The Novikov Telegram 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6c6b2fc。）。
综上所述，随着二战中战局的相继好转，英苏之间始终未消除的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旧病复发。除了第二战场纠葛之外，1945年6月29日英国针对苏联的《英帝国安全》报告可以被视为战后敌对关系的信号。它不仅意味着英国敌对苏联计划的形成及为此而做的行动部署，而且，不免引起苏联的警惕，刺激斯大林的情绪（注：斯大林通过苏联在伦敦的谍报组织“剑桥校友会”（Кембриджская Группа）在英国要害部门的人员于1945年11月6日获悉《英帝国安全》报告。这一报告难免加深斯大林对英国外交的一贯不满，也不能排除斯大林在1946年2月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与此的关系。）。而斯大林的激昂则连锁式地刺激了美国政界。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确定，意味着它将替代衰落的英国主持与苏联的对抗。这种大国关系态势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余下的只是进程和方式问题（注：与所谓冷战起源有关的事件除了二战期间的纠葛外，自战胜德国后大致可以勾勒出如下脉络：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提出“铁幕”说法；同年6月29日，《英帝国安全》报告出笼；斯大林莫斯科选民大会讲话；凯南电报；丘吉尔富尔顿演讲；斯大林在报界对丘吉尔演讲反应；1947年9月诺维科夫报告。上述一系列务虚之后，相继开始了实际运作：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最终北约与华约的成立等。）。这样，在苏美之间促成由之、促散由之的丘吉尔政府把英苏在欧洲的矛盾与对立转变为美苏为主的全球性的对抗。
四
有两个与二战后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弹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进行冷战的软件，那么，后者则可视为形成和保持冷战状态的硬件。
意识形态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丘吉尔始终坚持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感，斯大林二战胜利后坚持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的批评，充分说明了这两位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思想观念方面水火不相容。尽管它不免影响和妨碍两国关系，但是并没有根本破坏战时两国合作的关系。这两位国务活动家都识大局，掌握着分寸。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相关联，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领域的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国家在意识形态（注：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东西方不同背景、不同渊源的观念和基本概念交错、碰撞，需要磨合。不仅对于冷战概念，而且对于诸如“意识形态”这一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国家利益”这一西方有所约定的概念等，都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进行必要的重新界定或者更新，以统一和规范这一领域中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的异同。从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作为国家，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或资格，首要的不是国家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机构、地域、人口等实在的因素。其次，在国际关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优劣，而是国家实力的强弱。当年强力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的拿破仑最终败于封建的亚历山大一世并非因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承认苏联也并未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潜在地、有时作为一种手段而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鲜明的例证大概可属希特勒充分利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左右其手。在所谓冷战时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够从某种角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它的作用。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时常用于宣传手段在不正常情况下突出出来，也往往作为一种超然无形的东西而长期潜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国家实力不逮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危难时期，或者国力强大得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需要输出价值观念时。
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并不能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关系的属性其实早为政治家所认识。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与最为反动的封建俄国联手合作。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针对二战时的苏德关系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90页。）。二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后，斯大林十分清楚并不亚于丘吉尔有意地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谓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矛盾而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冷战结束后，人们更加聪明、务实，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并有所发展创新。回眸所谓冷战，人们似乎可以透过弥漫着恶劣气氛的意识形态对立，感觉到为之所掩盖的美苏两个大国维护自己利益、以己为首的集团利益的争夺与较量的实质。
冷战之所以冷而不战，即对峙的双方主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是典型的异化现象。发明和生产这种可怕武器原本是为了战胜对方，结果事与愿违，成为相互震慑、无法动手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原子武器这种热战武器是制造冷战的促进剂，也成为抑制冷战转变为热战的阻断器。设若没有核武器的这种强大威慑及其所逼出的人们的冷静与明智，很难想象如何在对峙中维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此外，还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竞赛除了给人类带来恶果外，也促进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回顾冷战起源，它不是某国某人的过错，而是当时各种因素及各种力量共同推转了历史车轮，而后者的走向未必符合所有推动人的初衷。反思冷战的过程，应该庆幸当事者的节制，没有酿成世界大战。这是人类社会在空前的战争之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冷战史是一段人类在危险中追求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