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卡诺古城的历史变迁
李文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1999年03期第34～41页
【作者简介】李文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历史名城，从它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西非内陆传统城市发展的完整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色。就笔者所知，国内关于卡诺的文章，仅见于报刊中的片段简介。本文试图做些开拓工作，以丰富非洲城市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深入理解非洲历史文化的变迁。
一、卡诺城市文明的孕育与发展
11世纪前后，在西非豪萨地区出现了一批豪萨人建立的小王国，人们一般称之为豪萨城邦。它们以主要城名为国名，不相隶属，甚至彼此战事不断。发达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是其存在的基础，卡诺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卡诺文明的孕育与当地自然条件、人文因素密不可分。卡诺位于豪萨地区达拉和戈龙两山丘之间，地势平坦，平时有利于同周边各民族交往，战时又利于防守；附近土地肥沃，铁矿丰富，利于农业和冶铁业。达拉山还是传统宗教中的精灵冲布尔布来（Tsumburbulai）的住所。凡此种种，使得当地非常适合农夫、工匠居住。但在当时，这里不过是众多聚居地中的一个。（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p.293; Ajayi, J.F.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p.182. ）卡诺祖先们建立的巴高达王朝成为统治者时，同其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从12世纪一直持续到14世纪。
14、15世纪是卡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首先，卡诺很快成为豪萨地区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根据《卡诺编年史》（注：Kano Chronicle，本文用的是Palmer,H.R.的英译本， 收在他的Sudanese Memoirs,vol. 3,pp. 92—132.）记载， 国王亚济（约1349～1385年在位）统治时期，许多万加腊人、博尔努人、阿拉伯人、朱昆人的商人、手工业匠、学者来到卡诺，表明卡诺与豪萨地区其他地方、中西苏丹以及更远地区（如北非）的经济、宗教、文化联系在日益加强。这些联系反过来又促进了卡诺的发展。在早期交往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15世纪后半期，廷巴克图、特累姆森和埃及的许多学者来卡诺讲学。伊斯兰教的传播对卡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使城邦政权集中，传统地方势力被削弱。15、16世纪之交，卡诺发展起了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豪萨文“阿加米”，对于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生产、传播文化都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穆斯林来卡诺居住、经商，加强了卡诺与外界的交流。
其次，卡诺城自身有了大发展。卡诺城始建于12世纪。由于自由移民和奴隶村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需要进一步扩建卡诺城。雍法大帝（1463～1499年在位）采纳了特累姆森的著名伊斯兰学者奥尔－马吉利（alMaghili）的城建方案后， 将卡诺建成了一个初具伊斯兰特色的城市，因为城堡、王宫、外墙、清真寺、大市场等都是当时北非的标准布局。到16世纪初，卡诺与非斯、开罗被描绘成非洲三大城市之一。这也说明，卡诺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注：Last, Murray: FromSultanate to Caliphate, 1450-1800A.D.in Barkindo e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Ibadan,1984,pp.72-73.）
最后，以卡诺为核心的卡诺城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雍法时期。雍法被认为是卡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除了前面提到的城市建设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早期极力营造一种君王气势，后期在奥尔—马吉利的指导下，向穆斯林素丹转化。著名的《君王们的义务》很可能就是雍法想极力跟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时尚，为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而请马吉利写的。可以说，雍法信仰伊斯兰教的最深远影响是卡诺向一种新的国家体制转化。
16世纪以后是卡诺历史上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卡诺同卡齐纳、朱昆、博尔努的关系紧张，卡诺城也遭受了好几次进攻。卡诺国王们认识到了“大卡诺”对卡诺城安全的重要性，纷纷在卡诺城周围的交通要道或战略要冲建立了一些小城镇。这些城镇虽较分散，且非经济中心，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卡诺城周围农村地区的一体化，而其经济成效直到19世纪才显现出来。
二、19世纪卡诺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
（一）卡诺传统经济的繁荣
19世纪是卡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经济上的成就，主要通过贸易和生产体现。许多研究19世纪卡诺经济的学者们都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卡诺是中苏丹的主要货栈”、“卡诺是豪萨地区的贸易中心”、“卡诺是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主要终点城镇”、“卡诺是哈里发帝国重要的贸易中心”， 等等。 （注： Shea, 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p.93.）可见对卡诺的经济地位看法比较统一。分析一下19世纪卡诺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还会得出一个结论：卡诺处在多条重要贸易路线汇合点上。从卡诺向北，一条路线经阿加德兹向北延伸，分为几支，通向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勒尼加；向东，直通到博尔努、瓦代、达尔富尔和埃及；向东南，通过达尔到包奇和阿达马瓦；向南，通过扎里亚和尼日尔河边的比达，一支继续向南，经伊洛林到约鲁巴地区和南部海岸；向西南，通过尼日尔河上的杰加到贡贾和库马西，其中一支通过索科托到加奥和廷巴克图。
卡诺的贸易主要是在3 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作为穿越撒哈拉的长途贸易的南部主要终点站；二是作为西非地区的贸易货栈；三是当地贸易的中心。其中第三，可以从巴尔特、克拉珀顿等人对卡诺市场的精彩描述中得到证明。我们从克拉珀顿的描述中（注：For Details, see Clapperton, H.,Missions to the Niger, in Robinson, David & Smith, Douglas(eds.)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p.126.）， 可以看出卡诺市场有以下特点：（1）商品种类繁多，来源广泛：既有各类牲畜、粮食、水果蔬菜、 食品，又有服装、首饰、五金，甚至奴隶；既有本地特产，又有北非、法国、马耳他甚至英国的商品。这反映出卡诺农、牧、工、商等业均较发达。（2）市场管理较好，秩序井然：根据商品特点， 各个货摊分类摆放，有外区和内区；市场有各种规章制度，并能严格遵守。（3 ）卡诺商人既遵守传统的作法，也谙熟经营之道。（4 ）市场中还有专门的奴隶市场，可见当时奴隶劳动还广泛地用于生产和贸易之中。（5 ）卡诺不仅是当地的贸易中心，而且是豪萨地区的货物集散地。中心市场成了卡诺的经济中心。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是西非文明不可缺少的内容，它经历了从西向东的变迁，到19世纪，卡诺商人从事沙漠贸易已有几个世纪的经历，积累了同北方商人讨价还价的丰富经验。这一贸易线路是卡诺所参与的各条贸易线路中最为出名的，从而有“沙漠港口”之美称。但估计，它只占卡诺总体贸易的1／5左右，重要性也许从未达到卡诺的西非贸易那样高，而且这一贸易主要控制在北非商人手中。（注：Johnson, Marion: Periphery and Center - The 19th Century Trade of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iory of Kano. p.131. ）卡诺进口商品有纺织品、服饰、生丝、小五金、茶叶、糖、咖啡、香料和香水。其中，进口服饰主要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染了色的丝大部分用于纺织，或用于布和皮革上的刺绣，还有一部分转口。可见，在这一贸易中，卡诺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或用于当地手工业的原料。
卡诺出口到北非的商品主要有奴隶、象牙、驼鸟羽毛、山羊皮及皮制品、卡诺布。其中，卡诺布是最著名、最重要的商品。从出口商品种类可以看出，撒哈拉沙漠贸易路线同卡诺本地贸易以及同卡诺对外贸易的其他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的。卡诺布、山羊皮及皮革制品是卡诺的土特产，而奴隶、象牙是由另外的长途贸易带到卡诺，再由卡诺出口的。驼鸟羽毛也是阿尔山区食盐贸易的副产品。在这一贸易中，一些由卡诺商人经营，但主要控制在北非商手中，他们在卡诺有自己的居住区，颇具影响力。卡诺商人在此贸易格局下扬长避短，主要经营西非贸易。
西非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卡诺向南方的贸易，无论是供撒哈拉贸易的奴隶和象牙，还是供当地消费的柯拉果，几乎完全由卡诺商人经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卡诺布来支付。卡诺商人在这一贸易中的地位类似北非商人在撒哈拉贸易中的地位。与其他从事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的城市廷巴克图、加奥和杰内不同，卡诺能够将其贸易方向从穿越撒哈拉转向大西洋贸易，反映出卡诺商人较强的应变能力。这种贸易格局的转变不可否认与殖民主义者入侵有很大关系，但却对它以后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二）卡诺经济发展原因
19世纪卡诺经济发展是在内因、外因两种因素作用下取得的。豪萨圣战对卡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圣战使卡诺最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卡奇纳相对衰落；索科托帝国的建立，第一次将豪萨地区纳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中，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安全的国内市场；同索科托帝国其他埃米尔国相比，卡诺有相对安全的边界；皈依伊斯兰教不仅会被减税，而且有明显的物质利益；伊斯兰教的教义对卡诺贸易的商品种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一下19世纪卡诺传统社会的主要方面是如何促进卡诺的生产，进而促进了贸易繁荣的。当然，贸易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所说的卡诺的生产并不局限于卡诺城，而更重要的是指卡诺周边村镇的生产。卡诺城不仅与这些村镇有文化上的连续性，而且卡诺的发展是以周边地区的发展为基础的，卡诺主要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
1.卡诺国家机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着生产的发展。 统治阶级是卡诺手工业产品的最重要的买主。卡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以及进口的奢侈品，既是统治阶级的消费品，也是他们为加强联盟关系送给其他统治者的礼品或给索科托的贡品，这些物品数量往往很大。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国家定货形式的联系，从而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卡诺自身防务较好，也有利于哈里发帝国的总体防御，相对安全的环境保证了人口的流动性。为了稳定边界，保证国家安全，在19世纪建了一批新的边界城镇。一些奴隶或自由人很有可能被迁移到这些地点帮助建立这些城镇。同样，跟随索科托的军队到其他地区去的人开阔了眼界。埃米尔有时还派卡诺工匠到其他地区去做工或交流技艺。这对卡诺手工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
另外，国家税收既影响生产，也影响贸易。卡诺是哈里发帝国中税收最低的，而且，除织染业和锻铁业之外，对大多数手工业生产不征收直接税。这种税由官吏每年在收获季节后巡视王国各地的染坊征收。征收此税也有助于官吏们了解各个染坊集中之处每年的发展情况。在私人染坊，它还促进了一种松散形式的手工业组织出现，创造了信息交流和手工业组织之间交流的途径。锻铁业则是一个例外，以实物形式征税，而且是唯一具有高度组织和等级之分的行业。每年由“铁匠王”或其代表到各个锻铁点征收一定数量的农具，以保证埃米尔直接获得所需的工具和武器。为了保证锻铁业的发展，国家还免除了一些铁匠的农业税，或将其他一些税转嫁到不从事这一行业的农民身上。
2.家内奴隶制度对卡诺生产的影响。 19世纪卡诺的发展与奴隶劳动分不开，但卡诺奴隶已带有农奴特点，可以有自己的家室，对主人的隶属程度低于一般概念上的奴隶，所以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卡诺奴隶也用于手工业劳动和长途贸易。卡诺奴隶社团也有较强的分工，例如在卡诺城附近的一个奴隶聚居地，主要任务就是为王宫提供牛奶及奶制品。这种集体奴隶带有隶农的性质。
19世纪的卡诺还流行一种穆尔古制度（代役租）。奴隶只要给主人交一定数额的钱代替劳役，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意或去做工。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奴隶主除自己需要外，往往将有一技之长的奴隶租给别人，而不将他们仅用于农业生产。
3.多迁移形式加强了人员的流动性，促进了卡诺与外界的联系。人员的经常性迁移在豪萨地区，特别是在卡诺非常普遍。豪萨社会已发展起了一套多种形式的迁移制度，从豪萨语中有专门的词汇表示不同形式的迁移可以看出，如kaura，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普通迁移；cinrani，季节性的迁移；fatauci，长途贸易；almajiranci，伊斯兰学者们的游学活动；haji，朝圣，等等。所有这些迁移扩大了豪萨商人与外界的联系，使得遍布西非大部分地区的豪萨人社团常常以卡诺人占主导地位，以卡诺方言为标准的豪萨语则成了西非的商业用语。
4.独具特色的宗教教育提供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卡诺的这种宗教教育制度也可以算是一种经常性的迁移活动。豪萨地区早就有宗教教师在旱季从一个村庄云游到另一个村庄的习惯。此时，农民按照传统习惯捐献财物支持宗教。许多年轻人跟着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沿途还会有一些村庄的人不断加入这所流动的学校。老师也鼓励学生干些零活以帮助学校。这样，学生们或多或少可以学会一些新的技术或得到与当地工匠交流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制度提供的不仅是宗教教育，而且带有劳动技能培训的特点。
5.传统的婚姻制度加强了各村的联系，促进了交流与发展。 云游的宗教教师、手工业者往往与所到之地的人结亲。一但这种婚姻纽带建立起来，几代都会得到加强。这就意味着各个村庄之间有习惯性的人员往来。在豪萨地区，人员的流动又伴随着货物的流动，如谷物、靛蓝、棉花、食物、织染的布，等等。这无疑对生产技术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世纪卡诺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或得到发展，但只是在19世纪才表现得较为突出，并且有机地结合起来，促成了卡诺的繁荣。
三、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和经济的改变
在英国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卡诺作为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的典型，社会经济和城市形态等遭到一系列扭曲和变形，自身发展被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
（一）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是通过两方面体现出来的：改建老城区和增建新城区，其中最主要的是后者。殖民主义者根据间接统治的原则将卡诺一分为二：有土著政权管辖区和殖民政府管辖地。其中城墙环绕的老城和城外的法格属前者，而新区则属殖民当局管辖。
卡诺新城区的建立纯属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卡诺古城以东建立了新的统治中心，当时对卡诺城市形态没有立即产生多大影响。继而，卡诺城墙之外也出现了一些贸易点，如伦敦卡诺贸易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等。1912年，铁路通到了卡诺，极大地刺激了城外的商业活动，并且改变了卡诺贸易的方向，即从先前的与苏丹地区、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转向沿海，通过海港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这些新的中心到了30年代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其重要性超过了城内中心市场。新的中心还将卡诺城内的发展引向偏东的区域，而城内西部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卡诺新城区一开始就是按照民族隔离和阶级隔离的原则来组织的，明显地分成几个区：1.萨邦—加里，即北方城市中的南方人区，主要居民是尼日利亚南方基督徒，大多受过教会教育，来卡诺后作为中间商或欧洲商行的代理人。2.图顿—瓦达是殖民当局为雇佣的清洁工、搬运工、军人建立的居住区。3.瓜加尔马、加马主要由城市雇佣劳动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4.邦巴伊、纳沙拉瓦为欧洲人居住地。“尽管卡诺的穆斯林社团确实希望不受打扰，同外来的非穆斯林居民隔开，但英国的政策却使种族、部族以及阶级隔离的模式固定了下来， 大体上一直持续到半工业化时代。 ”（注： Lubeck, 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1986,p.34.）这一时期， 卡诺老城区的城市结构和社会组织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进行了很有限的医疗卫生、水电、交通设施的改善。在许多豪萨人的心目中，卡诺古城仍是中心，新城只不过是古城的一个附属物。如果说殖民统治对卡诺古城的改建只是表面影响的话，它对卡诺传统经济的影响则是根本性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要深远得多。
（二）殖民经济政策对卡诺传统经济的改变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将卡诺改造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有：逐步废除了奴隶制、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当地的土地制度、以多种手段促进原材料的生产和开采、修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等。伴随这些经济政策的出笼，殖民当局基本上完成了对卡诺经济的改造，卡诺也逐渐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
首先，卡诺经济向以出口农畜产品、矿产品原料为主的商品经济转化。无论是19世纪，还是殖民统治初期，卡诺经济虽以兴盛的贸易著称，但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即使是对北非的贸易也是如此。殖民统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作为卡诺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生产，现在成了生产出口作物的农事活动。土地被铁路、公路、矿山以及居住区大量侵占而影响了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另外，许多农民从事花生种植，旱季向城市迁移，到锡矿充当劳工或修筑公路、铁路中的强制劳动力，致使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而非生产部门的人员，如行政人员、中间商、军人、警察、学生以及穷人，在日益增多。殖民当局、土著政府还雇佣大批职员，甚至各区的头人以及村的头人都雇佣仆人。这些人都要依靠生产部门而生存。殖民城市的性质实际上是寄生性的。
除农业外，卡诺传统的手工业也在衰落，小手工业逐步控制在殖民地创办的工厂之中。到40年代，殖民当局建立了各种委员会，研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包括家禽饲养、谷物加工、榨糖、染料业等。到了50年代，动植物油加工、酿酒、食品加工以及糖果业等已在新区出现。这些公司为外国资本家直接拥有，或通过中间人经营，雇工25到500人。（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传统的商品加工业在衰落的同时，食品的进口和分配则掌握在这些贸易公司的手中，物价也由他们来掌握。在1914年饥荒中，一些公司把从农民手中收购来的花生又高价卖给缺乏食物的农民，比出口到伦敦更赚钱。（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
卡诺经济发生转变的同时，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但总的说来，由于殖民统治极力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部落制度为其间接统治服务，卡诺的社会制度所受的冲击比尼日利亚南部城市来说要相对小一些，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就显得相对滞后。卡诺的资产阶级同统治阶级、殖民主义的联系也较强。
四、独立后卡诺飞速发展诸因素及问题
1960年尼日利亚的独立为卡诺从殖民化城市向自主的现代城市过渡提供了先决条件。独立以来，卡诺的发展与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分不开。
（一）当代卡诺迅速发展诸因素
当代卡诺是尼日利亚卡诺州首府及北部最重要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非其他内陆城市。卡诺作为豪萨地区商业、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仍然存在。当代卡诺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速度非常快，这与以下因素分不开。
1.经济因素 在分析尼日利亚城市化的经济动力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石油经济的影响。尼各大城市依靠滚滚而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得到了迅速发展。自70年代初以来，尼在短短几年一跃而为世界第七、非洲第一大产油国，经济进入了石油繁荣时期。
石油繁荣使卡诺从一个花生出口中心向半工业化的现代城市转变，且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卡诺的发展与尼全国的经济形势日益联系在一起，因为卡诺州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联邦中央政府的石油收入，如1971～1972年度，联邦政府的拨款占卡诺州总收入的78.1%，1975～1976年度，则占到了87%。（注：Lubeck, 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p.47.）石油繁荣将卡诺经济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的轨道，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卡诺投资设厂。另外，石油繁荣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受过教育阶层的生活消费方式国际化，从而在占少数的社会上层、暴发户与日益贫困的城市大众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道德上的裂痕，表现为伊斯兰信仰与石油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
2.政治因素 联邦政府和卡诺州政府，二者的政策在卡诺大都市迅速膨胀中都起了很大作用。政府重城市而轻农村的政策助长了移民潮和卡诺的人口膨胀。从历史层面来看，尼日利亚城乡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密切的联系。殖民统治时期，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得到畸形发展，城乡差距拉大，引起人口向城市集中。独立后，在整个国家发展计划中，政府的投资计划非常明显地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绝大多数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业都分布在各州首府一级的大城市。尼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在城市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这一点，无论从北部豪萨城市的发展上，还是南部约鲁巴城镇的兴盛中都能清楚地看到。尼政府的这种做法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政府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加速了卡诺城市周围地区的城市化，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卡诺历史上流传着“房屋撵走农田”这样一句话，即埃米尔可随意没收农田以发展城市。政府在卡诺城市周围建机场、军事设施、学校和政府机构，新建或扩建工业区都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地方政府只需给失去土地的农民付很小一部分补偿费，政府收取相同费用后又将征来的土地让给别人开发。这样，投机商会以很高的价钱出售，商业地区甚至按补偿费的200至1000倍出卖。（注：Lubeck,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p.68.）可见，政府实际上是掠夺了贫困农民， 资助了土地投机高。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成为非熟练工人。
3.教育因素 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当代卡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卡诺历史上，传统伊斯兰教育一直占统治地位。殖民地时期，英国人有选择地推行了一些西方教育，为其间接统治服务。尼独立后，特别是石油繁荣时期，新的工业部门、新的就业机会要求新技术，而这些通过传统教育无法获得。1976年尼联邦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统一初等义务教育，得到北部穆斯林社会上层的支持。该计划对加强尼全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当数量的移民纷纷进城寻求教育机会。
统一初等义务教育计划在北部的推行还标志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社会变化，即穆斯林传统教育对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抵制的减弱。“现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也意识到儿子们出人头地的道路只能通过现代教育制度。”（注：Watts, Micheal ed. , State, Oil and Agriculture in Nigeria,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p.284.）另一方面，卡诺引进西方教育制度， 逐渐忽视并取代了传统宗教教育制度，将先前边学习边打工的流动劳动力大军抛向街头，形成一大社会问题。
综上，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当代卡诺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政府如何发展农村地区，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是卡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卡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1.住房问题 尼日利亚城市面临的一个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也许是住房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住房短缺和住房质量较差。城市大规模膨胀使尼大城市都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历届政府虽都重视住房建设，但成效不大。对卡诺居民做的调查统计表明，政府为低收入居民建的房却落入收入较高阶层人士之手。这主要是因为与私人、团体或商业实体建的房相比，政府建的房常常造价太高，设计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建的房质量不高：通风不良，污水排放较差；加之许多住房远离中心市场、公共汽车站、铁路、医院等基础设施，居民感到很不方便。可见，政府直接建房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住房问题，特别是那些贫穷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事实上，198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5.7%的农村居民和69.5%的城市居民希望得到政府贷款，只有2.4%的农村居民和2.7 %的城市居民希望政府给他们建房。（注：Potter,R.& Salau.T.(eds.) C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Third World,Commonwealth Geographical Bureau,1990,p.67.）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制定建筑标准、控制租金和划拨土地等手段来控制与管理住房市场。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道路、水、电、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样，一些住房问题就可以解决。
2.宗教问题 这是尼北部穆斯林城市卡诺、卡杜纳、约拉等共同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卡诺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较为严重的物质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尼独立后，特别是石油繁荣以来，经济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过分依赖石油收入，严重忽视农村地区的发展，加上自然灾害，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卡诺。以石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剥夺了他们先前赖以谋生的传统手工劳动。卡诺富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使得一些传统手工业开始衰落。另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火暴，一些房东想方设法出租房屋，对伊斯兰学生的栖身施舍不复存在。许多学生不得不流落街头。另一方面，卡诺上层人，包括商人、工业家、资本家、贵族和一些文职官员以政府合同、贷款或贪污等形式聚敛财富。卡诺社会贫富差距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卡诺城市人口中的52%～67%处于绝对贫困线。（注：Watts, Micheal ed.,State, Oil and Agriculture in Nigeria,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p.280.）这就为反传统宗教极端派的出现与活动提供了条件，结果，宗教极端分子挑起暴力冲突，造成大批人员伤亡。（注：郭文豹：《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载《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马伊塔齐内。
马伊塔齐内（Maitasine， 意为“诅咒者”）大部分时间在卡诺度过，其教义主要谴责当时世俗和宗教上层人士的腐败之风，诅咒一切享受西方现代消费品（如汽车、收音机、手表、电视机、甚至纽扣）的人；其宗教仪式也有反传统的倾向：如，每天3次礼拜、 朝北而不朝麦加、文身、使用符咒，等等。马伊塔齐内在广大青年中有很多信徒。他的这场宗教运动虽然手法狂热、极端并采取自杀性质，但其批判当时暴发户阶级的腐败、卡诺社会的贫富悬殊却有合理的成分。相当一部分尼日利亚人都怀有同感。这也说明，由于各方面的影响，卡诺穆斯林集团正经历着激烈的变革，出现这样那样的派别是不可避免的。对宗教领域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如不加以及时适当处置，也会酿成严重的冲突，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利。宗教因素仍将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殖民主义者入侵前，非洲有着自己的传统经济和文化，并发展到相当水平，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热带非洲也不例外，卡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例子。殖民主义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城市发展的正常道路，畸形的殖民化城市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并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一些棘手问题的根源。研究城市发展传统以对付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京)1999年03期第34～41页
【作者简介】李文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卡诺城市文明的孕育与发展
11世纪前后，在西非豪萨地区出现了一批豪萨人建立的小王国，人们一般称之为豪萨城邦。它们以主要城名为国名，不相隶属，甚至彼此战事不断。发达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是其存在的基础，卡诺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
卡诺文明的孕育与当地自然条件、人文因素密不可分。卡诺位于豪萨地区达拉和戈龙两山丘之间，地势平坦，平时有利于同周边各民族交往，战时又利于防守；附近土地肥沃，铁矿丰富，利于农业和冶铁业。达拉山还是传统宗教中的精灵冲布尔布来（Tsumburbulai）的住所。凡此种种，使得当地非常适合农夫、工匠居住。但在当时，这里不过是众多聚居地中的一个。（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p.293; Ajayi, J.F.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p.182. ）卡诺祖先们建立的巴高达王朝成为统治者时，同其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从12世纪一直持续到14世纪。
14、15世纪是卡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首先，卡诺很快成为豪萨地区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根据《卡诺编年史》（注：Kano Chronicle，本文用的是Palmer,H.R.的英译本， 收在他的Sudanese Memoirs,vol. 3,pp. 92—132.）记载， 国王亚济（约1349～1385年在位）统治时期，许多万加腊人、博尔努人、阿拉伯人、朱昆人的商人、手工业匠、学者来到卡诺，表明卡诺与豪萨地区其他地方、中西苏丹以及更远地区（如北非）的经济、宗教、文化联系在日益加强。这些联系反过来又促进了卡诺的发展。在早期交往中，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发展。15世纪后半期，廷巴克图、特累姆森和埃及的许多学者来卡诺讲学。伊斯兰教的传播对卡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使城邦政权集中，传统地方势力被削弱。15、16世纪之交，卡诺发展起了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豪萨文“阿加米”，对于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生产、传播文化都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的传播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穆斯林来卡诺居住、经商，加强了卡诺与外界的交流。
其次，卡诺城自身有了大发展。卡诺城始建于12世纪。由于自由移民和奴隶村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需要进一步扩建卡诺城。雍法大帝（1463～1499年在位）采纳了特累姆森的著名伊斯兰学者奥尔－马吉利（alMaghili）的城建方案后， 将卡诺建成了一个初具伊斯兰特色的城市，因为城堡、王宫、外墙、清真寺、大市场等都是当时北非的标准布局。到16世纪初，卡诺与非斯、开罗被描绘成非洲三大城市之一。这也说明，卡诺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注：Last, Murray: FromSultanate to Caliphate, 1450-1800A.D.in Barkindo e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Ibadan,1984,pp.72-73.）
最后，以卡诺为核心的卡诺城邦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雍法时期。雍法被认为是卡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除了前面提到的城市建设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早期极力营造一种君王气势，后期在奥尔—马吉利的指导下，向穆斯林素丹转化。著名的《君王们的义务》很可能就是雍法想极力跟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时尚，为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而请马吉利写的。可以说，雍法信仰伊斯兰教的最深远影响是卡诺向一种新的国家体制转化。
16世纪以后是卡诺历史上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卡诺同卡齐纳、朱昆、博尔努的关系紧张，卡诺城也遭受了好几次进攻。卡诺国王们认识到了“大卡诺”对卡诺城安全的重要性，纷纷在卡诺城周围的交通要道或战略要冲建立了一些小城镇。这些城镇虽较分散，且非经济中心，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卡诺城周围农村地区的一体化，而其经济成效直到19世纪才显现出来。
二、19世纪卡诺经济的繁荣及其原因
（一）卡诺传统经济的繁荣
19世纪是卡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经济上的成就，主要通过贸易和生产体现。许多研究19世纪卡诺经济的学者们都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卡诺是中苏丹的主要货栈”、“卡诺是豪萨地区的贸易中心”、“卡诺是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主要终点城镇”、“卡诺是哈里发帝国重要的贸易中心”， 等等。 （注： Shea, 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p.93.）可见对卡诺的经济地位看法比较统一。分析一下19世纪卡诺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还会得出一个结论：卡诺处在多条重要贸易路线汇合点上。从卡诺向北，一条路线经阿加德兹向北延伸，分为几支，通向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勒尼加；向东，直通到博尔努、瓦代、达尔富尔和埃及；向东南，通过达尔到包奇和阿达马瓦；向南，通过扎里亚和尼日尔河边的比达，一支继续向南，经伊洛林到约鲁巴地区和南部海岸；向西南，通过尼日尔河上的杰加到贡贾和库马西，其中一支通过索科托到加奥和廷巴克图。
卡诺的贸易主要是在3 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作为穿越撒哈拉的长途贸易的南部主要终点站；二是作为西非地区的贸易货栈；三是当地贸易的中心。其中第三，可以从巴尔特、克拉珀顿等人对卡诺市场的精彩描述中得到证明。我们从克拉珀顿的描述中（注：For Details, see Clapperton, H.,Missions to the Niger, in Robinson, David & Smith, Douglas(eds.)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p.126.）， 可以看出卡诺市场有以下特点：（1）商品种类繁多，来源广泛：既有各类牲畜、粮食、水果蔬菜、 食品，又有服装、首饰、五金，甚至奴隶；既有本地特产，又有北非、法国、马耳他甚至英国的商品。这反映出卡诺农、牧、工、商等业均较发达。（2）市场管理较好，秩序井然：根据商品特点， 各个货摊分类摆放，有外区和内区；市场有各种规章制度，并能严格遵守。（3 ）卡诺商人既遵守传统的作法，也谙熟经营之道。（4 ）市场中还有专门的奴隶市场，可见当时奴隶劳动还广泛地用于生产和贸易之中。（5 ）卡诺不仅是当地的贸易中心，而且是豪萨地区的货物集散地。中心市场成了卡诺的经济中心。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是西非文明不可缺少的内容，它经历了从西向东的变迁，到19世纪，卡诺商人从事沙漠贸易已有几个世纪的经历，积累了同北方商人讨价还价的丰富经验。这一贸易线路是卡诺所参与的各条贸易线路中最为出名的，从而有“沙漠港口”之美称。但估计，它只占卡诺总体贸易的1／5左右，重要性也许从未达到卡诺的西非贸易那样高，而且这一贸易主要控制在北非商人手中。（注：Johnson, Marion: Periphery and Center - The 19th Century Trade of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iory of Kano. p.131. ）卡诺进口商品有纺织品、服饰、生丝、小五金、茶叶、糖、咖啡、香料和香水。其中，进口服饰主要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染了色的丝大部分用于纺织，或用于布和皮革上的刺绣，还有一部分转口。可见，在这一贸易中，卡诺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或用于当地手工业的原料。
卡诺出口到北非的商品主要有奴隶、象牙、驼鸟羽毛、山羊皮及皮制品、卡诺布。其中，卡诺布是最著名、最重要的商品。从出口商品种类可以看出，撒哈拉沙漠贸易路线同卡诺本地贸易以及同卡诺对外贸易的其他路线是联系在一起的。卡诺布、山羊皮及皮革制品是卡诺的土特产，而奴隶、象牙是由另外的长途贸易带到卡诺，再由卡诺出口的。驼鸟羽毛也是阿尔山区食盐贸易的副产品。在这一贸易中，一些由卡诺商人经营，但主要控制在北非商手中，他们在卡诺有自己的居住区，颇具影响力。卡诺商人在此贸易格局下扬长避短，主要经营西非贸易。
西非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卡诺向南方的贸易，无论是供撒哈拉贸易的奴隶和象牙，还是供当地消费的柯拉果，几乎完全由卡诺商人经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卡诺布来支付。卡诺商人在这一贸易中的地位类似北非商人在撒哈拉贸易中的地位。与其他从事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的城市廷巴克图、加奥和杰内不同，卡诺能够将其贸易方向从穿越撒哈拉转向大西洋贸易，反映出卡诺商人较强的应变能力。这种贸易格局的转变不可否认与殖民主义者入侵有很大关系，但却对它以后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二）卡诺经济发展原因
19世纪卡诺经济发展是在内因、外因两种因素作用下取得的。豪萨圣战对卡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圣战使卡诺最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卡奇纳相对衰落；索科托帝国的建立，第一次将豪萨地区纳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中，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安全的国内市场；同索科托帝国其他埃米尔国相比，卡诺有相对安全的边界；皈依伊斯兰教不仅会被减税，而且有明显的物质利益；伊斯兰教的教义对卡诺贸易的商品种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一下19世纪卡诺传统社会的主要方面是如何促进卡诺的生产，进而促进了贸易繁荣的。当然，贸易反过来又刺激了生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所说的卡诺的生产并不局限于卡诺城，而更重要的是指卡诺周边村镇的生产。卡诺城不仅与这些村镇有文化上的连续性，而且卡诺的发展是以周边地区的发展为基础的，卡诺主要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
1.卡诺国家机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着生产的发展。 统治阶级是卡诺手工业产品的最重要的买主。卡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以及进口的奢侈品，既是统治阶级的消费品，也是他们为加强联盟关系送给其他统治者的礼品或给索科托的贡品，这些物品数量往往很大。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国家定货形式的联系，从而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卡诺自身防务较好，也有利于哈里发帝国的总体防御，相对安全的环境保证了人口的流动性。为了稳定边界，保证国家安全，在19世纪建了一批新的边界城镇。一些奴隶或自由人很有可能被迁移到这些地点帮助建立这些城镇。同样，跟随索科托的军队到其他地区去的人开阔了眼界。埃米尔有时还派卡诺工匠到其他地区去做工或交流技艺。这对卡诺手工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
另外，国家税收既影响生产，也影响贸易。卡诺是哈里发帝国中税收最低的，而且，除织染业和锻铁业之外，对大多数手工业生产不征收直接税。这种税由官吏每年在收获季节后巡视王国各地的染坊征收。征收此税也有助于官吏们了解各个染坊集中之处每年的发展情况。在私人染坊，它还促进了一种松散形式的手工业组织出现，创造了信息交流和手工业组织之间交流的途径。锻铁业则是一个例外，以实物形式征税，而且是唯一具有高度组织和等级之分的行业。每年由“铁匠王”或其代表到各个锻铁点征收一定数量的农具，以保证埃米尔直接获得所需的工具和武器。为了保证锻铁业的发展，国家还免除了一些铁匠的农业税，或将其他一些税转嫁到不从事这一行业的农民身上。
2.家内奴隶制度对卡诺生产的影响。 19世纪卡诺的发展与奴隶劳动分不开，但卡诺奴隶已带有农奴特点，可以有自己的家室，对主人的隶属程度低于一般概念上的奴隶，所以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卡诺奴隶也用于手工业劳动和长途贸易。卡诺奴隶社团也有较强的分工，例如在卡诺城附近的一个奴隶聚居地，主要任务就是为王宫提供牛奶及奶制品。这种集体奴隶带有隶农的性质。
19世纪的卡诺还流行一种穆尔古制度（代役租）。奴隶只要给主人交一定数额的钱代替劳役，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意或去做工。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奴隶主除自己需要外，往往将有一技之长的奴隶租给别人，而不将他们仅用于农业生产。
3.多迁移形式加强了人员的流动性，促进了卡诺与外界的联系。人员的经常性迁移在豪萨地区，特别是在卡诺非常普遍。豪萨社会已发展起了一套多种形式的迁移制度，从豪萨语中有专门的词汇表示不同形式的迁移可以看出，如kaura，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普通迁移；cinrani，季节性的迁移；fatauci，长途贸易；almajiranci，伊斯兰学者们的游学活动；haji，朝圣，等等。所有这些迁移扩大了豪萨商人与外界的联系，使得遍布西非大部分地区的豪萨人社团常常以卡诺人占主导地位，以卡诺方言为标准的豪萨语则成了西非的商业用语。
4.独具特色的宗教教育提供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卡诺的这种宗教教育制度也可以算是一种经常性的迁移活动。豪萨地区早就有宗教教师在旱季从一个村庄云游到另一个村庄的习惯。此时，农民按照传统习惯捐献财物支持宗教。许多年轻人跟着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沿途还会有一些村庄的人不断加入这所流动的学校。老师也鼓励学生干些零活以帮助学校。这样，学生们或多或少可以学会一些新的技术或得到与当地工匠交流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制度提供的不仅是宗教教育，而且带有劳动技能培训的特点。
5.传统的婚姻制度加强了各村的联系，促进了交流与发展。 云游的宗教教师、手工业者往往与所到之地的人结亲。一但这种婚姻纽带建立起来，几代都会得到加强。这就意味着各个村庄之间有习惯性的人员往来。在豪萨地区，人员的流动又伴随着货物的流动，如谷物、靛蓝、棉花、食物、织染的布，等等。这无疑对生产技术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19世纪卡诺的发展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或得到发展，但只是在19世纪才表现得较为突出，并且有机地结合起来，促成了卡诺的繁荣。
三、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和经济的改变
在英国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卡诺作为英国在北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的典型，社会经济和城市形态等遭到一系列扭曲和变形，自身发展被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
（一）殖民统治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卡诺城市形态的影响是通过两方面体现出来的：改建老城区和增建新城区，其中最主要的是后者。殖民主义者根据间接统治的原则将卡诺一分为二：有土著政权管辖区和殖民政府管辖地。其中城墙环绕的老城和城外的法格属前者，而新区则属殖民当局管辖。
卡诺新城区的建立纯属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190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卡诺古城以东建立了新的统治中心，当时对卡诺城市形态没有立即产生多大影响。继而，卡诺城墙之外也出现了一些贸易点，如伦敦卡诺贸易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等。1912年，铁路通到了卡诺，极大地刺激了城外的商业活动，并且改变了卡诺贸易的方向，即从先前的与苏丹地区、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转向沿海，通过海港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这些新的中心到了30年代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其重要性超过了城内中心市场。新的中心还将卡诺城内的发展引向偏东的区域，而城内西部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卡诺新城区一开始就是按照民族隔离和阶级隔离的原则来组织的，明显地分成几个区：1.萨邦—加里，即北方城市中的南方人区，主要居民是尼日利亚南方基督徒，大多受过教会教育，来卡诺后作为中间商或欧洲商行的代理人。2.图顿—瓦达是殖民当局为雇佣的清洁工、搬运工、军人建立的居住区。3.瓜加尔马、加马主要由城市雇佣劳动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4.邦巴伊、纳沙拉瓦为欧洲人居住地。“尽管卡诺的穆斯林社团确实希望不受打扰，同外来的非穆斯林居民隔开，但英国的政策却使种族、部族以及阶级隔离的模式固定了下来， 大体上一直持续到半工业化时代。 ”（注： Lubeck, 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1986,p.34.）这一时期， 卡诺老城区的城市结构和社会组织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进行了很有限的医疗卫生、水电、交通设施的改善。在许多豪萨人的心目中，卡诺古城仍是中心，新城只不过是古城的一个附属物。如果说殖民统治对卡诺古城的改建只是表面影响的话，它对卡诺传统经济的影响则是根本性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也要深远得多。
（二）殖民经济政策对卡诺传统经济的改变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将卡诺改造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有：逐步废除了奴隶制、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当地的土地制度、以多种手段促进原材料的生产和开采、修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等。伴随这些经济政策的出笼，殖民当局基本上完成了对卡诺经济的改造，卡诺也逐渐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
首先，卡诺经济向以出口农畜产品、矿产品原料为主的商品经济转化。无论是19世纪，还是殖民统治初期，卡诺经济虽以兴盛的贸易著称，但它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即使是对北非的贸易也是如此。殖民统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作为卡诺经济发展基础的农业生产，现在成了生产出口作物的农事活动。土地被铁路、公路、矿山以及居住区大量侵占而影响了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另外，许多农民从事花生种植，旱季向城市迁移，到锡矿充当劳工或修筑公路、铁路中的强制劳动力，致使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而非生产部门的人员，如行政人员、中间商、军人、警察、学生以及穷人，在日益增多。殖民当局、土著政府还雇佣大批职员，甚至各区的头人以及村的头人都雇佣仆人。这些人都要依靠生产部门而生存。殖民城市的性质实际上是寄生性的。
除农业外，卡诺传统的手工业也在衰落，小手工业逐步控制在殖民地创办的工厂之中。到40年代，殖民当局建立了各种委员会，研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包括家禽饲养、谷物加工、榨糖、染料业等。到了50年代，动植物油加工、酿酒、食品加工以及糖果业等已在新区出现。这些公司为外国资本家直接拥有，或通过中间人经营，雇工25到500人。（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传统的商品加工业在衰落的同时，食品的进口和分配则掌握在这些贸易公司的手中，物价也由他们来掌握。在1914年饥荒中，一些公司把从农民手中收购来的花生又高价卖给缺乏食物的农民，比出口到伦敦更赚钱。（注：Shea,Philip J.,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p.182.）
卡诺经济发生转变的同时，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但总的说来，由于殖民统治极力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部落制度为其间接统治服务，卡诺的社会制度所受的冲击比尼日利亚南部城市来说要相对小一些，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就显得相对滞后。卡诺的资产阶级同统治阶级、殖民主义的联系也较强。
四、独立后卡诺飞速发展诸因素及问题
1960年尼日利亚的独立为卡诺从殖民化城市向自主的现代城市过渡提供了先决条件。独立以来，卡诺的发展与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分不开。
（一）当代卡诺迅速发展诸因素
当代卡诺是尼日利亚卡诺州首府及北部最重要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非其他内陆城市。卡诺作为豪萨地区商业、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地位仍然存在。当代卡诺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速度非常快，这与以下因素分不开。
1.经济因素 在分析尼日利亚城市化的经济动力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石油经济的影响。尼各大城市依靠滚滚而来的巨额石油财富，得到了迅速发展。自70年代初以来，尼在短短几年一跃而为世界第七、非洲第一大产油国，经济进入了石油繁荣时期。
石油繁荣使卡诺从一个花生出口中心向半工业化的现代城市转变，且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卡诺的发展与尼全国的经济形势日益联系在一起，因为卡诺州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联邦中央政府的石油收入，如1971～1972年度，联邦政府的拨款占卡诺州总收入的78.1%，1975～1976年度，则占到了87%。（注：Lubeck, 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p.47.）石油繁荣将卡诺经济进一步纳入世界经济的轨道，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卡诺投资设厂。另外，石油繁荣使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受过教育阶层的生活消费方式国际化，从而在占少数的社会上层、暴发户与日益贫困的城市大众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道德上的裂痕，表现为伊斯兰信仰与石油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冲突。
2.政治因素 联邦政府和卡诺州政府，二者的政策在卡诺大都市迅速膨胀中都起了很大作用。政府重城市而轻农村的政策助长了移民潮和卡诺的人口膨胀。从历史层面来看，尼日利亚城乡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密切的联系。殖民统治时期，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得到畸形发展，城乡差距拉大，引起人口向城市集中。独立后，在整个国家发展计划中，政府的投资计划非常明显地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绝大多数工业、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业都分布在各州首府一级的大城市。尼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在城市发展中占重要地位。这一点，无论从北部豪萨城市的发展上，还是南部约鲁巴城镇的兴盛中都能清楚地看到。尼政府的这种做法对城市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政府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加速了卡诺城市周围地区的城市化，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卡诺历史上流传着“房屋撵走农田”这样一句话，即埃米尔可随意没收农田以发展城市。政府在卡诺城市周围建机场、军事设施、学校和政府机构，新建或扩建工业区都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地方政府只需给失去土地的农民付很小一部分补偿费，政府收取相同费用后又将征来的土地让给别人开发。这样，投机商会以很高的价钱出售，商业地区甚至按补偿费的200至1000倍出卖。（注：Lubeck,Paul:Islam and Urban Labor in Northern Nigeri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p.68.）可见，政府实际上是掠夺了贫困农民， 资助了土地投机高。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成为非熟练工人。
3.教育因素 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当代卡诺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卡诺历史上，传统伊斯兰教育一直占统治地位。殖民地时期，英国人有选择地推行了一些西方教育，为其间接统治服务。尼独立后，特别是石油繁荣时期，新的工业部门、新的就业机会要求新技术，而这些通过传统教育无法获得。1976年尼联邦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统一初等义务教育，得到北部穆斯林社会上层的支持。该计划对加强尼全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当数量的移民纷纷进城寻求教育机会。
统一初等义务教育计划在北部的推行还标志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社会变化，即穆斯林传统教育对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抵制的减弱。“现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工厂工人也意识到儿子们出人头地的道路只能通过现代教育制度。”（注：Watts, Micheal ed. , State, Oil and Agriculture in Nigeria,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p.284.）另一方面，卡诺引进西方教育制度， 逐渐忽视并取代了传统宗教教育制度，将先前边学习边打工的流动劳动力大军抛向街头，形成一大社会问题。
综上，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是当代卡诺迅速膨胀的主要因素。政府如何发展农村地区，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是卡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卡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问题
1.住房问题 尼日利亚城市面临的一个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也许是住房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住房短缺和住房质量较差。城市大规模膨胀使尼大城市都存在严重的住房短缺，历届政府虽都重视住房建设，但成效不大。对卡诺居民做的调查统计表明，政府为低收入居民建的房却落入收入较高阶层人士之手。这主要是因为与私人、团体或商业实体建的房相比，政府建的房常常造价太高，设计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建的房质量不高：通风不良，污水排放较差；加之许多住房远离中心市场、公共汽车站、铁路、医院等基础设施，居民感到很不方便。可见，政府直接建房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住房问题，特别是那些贫穷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事实上，198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55.7%的农村居民和69.5%的城市居民希望得到政府贷款，只有2.4%的农村居民和2.7 %的城市居民希望政府给他们建房。（注：Potter,R.& Salau.T.(eds.) C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Third World,Commonwealth Geographical Bureau,1990,p.67.）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制定建筑标准、控制租金和划拨土地等手段来控制与管理住房市场。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道路、水、电、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样，一些住房问题就可以解决。
2.宗教问题 这是尼北部穆斯林城市卡诺、卡杜纳、约拉等共同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卡诺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自身也孕育着较为严重的物质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尼独立后，特别是石油繁荣以来，经济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过分依赖石油收入，严重忽视农村地区的发展，加上自然灾害，农村经济陷入困境，大批农村青年涌入卡诺。以石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剥夺了他们先前赖以谋生的传统手工劳动。卡诺富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使得一些传统手工业开始衰落。另外，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火暴，一些房东想方设法出租房屋，对伊斯兰学生的栖身施舍不复存在。许多学生不得不流落街头。另一方面，卡诺上层人，包括商人、工业家、资本家、贵族和一些文职官员以政府合同、贷款或贪污等形式聚敛财富。卡诺社会贫富差距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卡诺城市人口中的52%～67%处于绝对贫困线。（注：Watts, Micheal ed.,State, Oil and Agriculture in Nigeria,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p.280.）这就为反传统宗教极端派的出现与活动提供了条件，结果，宗教极端分子挑起暴力冲突，造成大批人员伤亡。（注：郭文豹：《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载《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马伊塔齐内。
马伊塔齐内（Maitasine， 意为“诅咒者”）大部分时间在卡诺度过，其教义主要谴责当时世俗和宗教上层人士的腐败之风，诅咒一切享受西方现代消费品（如汽车、收音机、手表、电视机、甚至纽扣）的人；其宗教仪式也有反传统的倾向：如，每天3次礼拜、 朝北而不朝麦加、文身、使用符咒，等等。马伊塔齐内在广大青年中有很多信徒。他的这场宗教运动虽然手法狂热、极端并采取自杀性质，但其批判当时暴发户阶级的腐败、卡诺社会的贫富悬殊却有合理的成分。相当一部分尼日利亚人都怀有同感。这也说明，由于各方面的影响，卡诺穆斯林集团正经历着激烈的变革，出现这样那样的派别是不可避免的。对宗教领域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如不加以及时适当处置，也会酿成严重的冲突，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利。宗教因素仍将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殖民主义者入侵前，非洲有着自己的传统经济和文化，并发展到相当水平，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热带非洲也不例外，卡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例子。殖民主义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城市发展的正常道路，畸形的殖民化城市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并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一些棘手问题的根源。研究城市发展传统以对付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