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一次英日同盟的缘起与影响
王明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9年05期第47～50页
1902年《英日同盟协约》的签订是近代东亚乃至全球国际关系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在东亚的形成。第一次英日同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一
英日同盟是英俄、日俄矛盾冲突并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正是出于共同抗俄的需要使英日逐渐从对抗走向结盟。
英日两国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原本是一对冤家对头。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作为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之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国就必须维持现存的国际格局。具体说来，在东亚就是要继续维持一个软弱的清政府的统治，而且维护清廷在朝鲜事务中传统的主导权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刚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时，世界市场就已基本被瓜分完毕了，要想满足其扩张野心，它就必须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在东亚国际舞台上英日两国的分歧和对抗是不言而喻的。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促使英日双方从对抗转向结盟提供了契机。甲午战争爆发后，战局的发展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貌似强大的清军连连失败。此事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预测倘若清军败于日军，清军必将退出朝鲜半岛。而如果朝鲜半岛哪怕出现短暂的力量真空时刻，就将为早已觊觎朝鲜半岛的俄国人提供南下扩张的良机。于是，英国政府便有意放弃一贯的支持清廷的政策，转而支持正在崛起的日本，以作为对抗其在东亚的宿敌——俄国——的急先锋。于是，当甲午战争的战局基本明朗之际，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载文指出：“英日两国间的利益并不冲突，两国的重要利害实在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谓的共同利害主要是在共同对俄方面：“俄国虽然屡次向中国声明不占据朝鲜，然而俄国始终还是想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俄国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英日两国全不能坐视。”这是因为：“日本将来要想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日本决不能让俄国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英国对于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东亚扶持日本：“现在外边已有谣传，说中日战争后，无论结果如何，必有他国干涉。这种谣传如果成为事实，则英日两国的代表至少在几件重要的事上定会共同合作。”（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有的甚至公然主张怂恿日本对外扩张：“从今以后，日本人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有极大的自由，他们可侵吞别国的土地，他们可以任意蚕食别国的版图。”（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因此，英国政府拒绝参与干涉日本的国际外交活动。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俄成为不共戴天之敌。同时，这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日本要想‘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仅战场上和它们交手是不够的，还必须准备在外交桌上与其对抗。”（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而英国人拒绝参与干涉还辽无疑是向日本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对此，日本人立即心领神会，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于是便倡议寻求日英同盟。（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明治期），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36～1963年版，第二十八卷1册，第415页。）日本驻朝公使林权助认为：“俄国的目的是在称霸中国。俄国若果达到这种目的，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定会发生危险。依我们日本人观察，这个问题必须得用武力解决。英国在军事上的地位并不见佳，因为要解决这种争执，须用陆军，海军不能有多大用处。”所以，英国有必要与日本合作。这是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能再为远东的领袖了，日本还不够那种资格，俄国想作远东的领袖，因为俄国可以由陆路直达中国，而英国无法阻止。英国若和日本合作，则英国此后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将愈形巩固。现在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举足轻重，日英两国若能合作，则日英两国可以统辖中国，可以维持远东的和平。”（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
尽管英日双方均认识到了结盟的必要性，但英日同盟尚难以成立。影响英日达成同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英国政府仍固守其“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无意于在东亚与日本结盟。2.英国政府担心若与日本结盟，必将激化英俄矛盾。并且，日本目前只能在东亚助英国一臂之力，而英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东亚，而且在中亚、欧洲同样存在严重的英俄矛盾。因谋取在东亚的英日同盟而激化英俄全面矛盾冲突，对英国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之举。3.日本尚不具备足以让英国人放心的军事力量。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说：“英国固然急于要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但是若果它和日本联盟，他在远东的利益就可以得着保护么？我们应当想：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我们的海军实力只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到亚洲大陆或离我国的海岸遥远的海中去和他国交战，以保卫英国人的利益，我们的实力是绝对不够的。”因此，“日英同盟至少在现时，可以说只是一个甜蜜的梦。”（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中国领土胶州湾，拉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紧随德国之后，俄国打着“援华抗德”的旗号强租旅大为军港。此事大大刺激了英国政府，他们认为：“旅顺落入俄国手中是对中国首都的一种威胁，是对英国对华贸易的一种挑衅。”（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在这种形势下， 英国政府可供选择的外交策略有三种：1.与德国结盟，利用德国在东亚对抗俄国的同时，还可以在欧洲牵制俄国的行动，使之不至于全力向远东扩张。2.与俄国妥协，达成在东亚瓜分势力范围的协议。3.与日本结盟，利用日本觊觎朝鲜的欲望，鼓励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以扼制俄国的南下扩张之势。
英国政府首先选择了与俄妥协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外交矛盾重重，无意再树敌手。当时，英国在南非布尔殖民地问题上同德国的关系极度恶化，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又与法国发生了激烈冲突，在欧洲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为避免英俄冲突，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授意其驻华公使，不要因俄强租旅大一事而刺激俄国人，而应利用这一时机与俄国政府谈判，以求达成英俄妥协。与此同时，为了让英国政府默认俄国强租旅大这一既成事实，俄国政府也欣然表示：“准备立即考虑任何会带来两国之间更亲密谅解的建议。”（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于是，自1898年1月至3月底，英俄双方分别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两地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然而，由于双方的愿望大相径庭，谈判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英俄妥协既然无望，英国政府又将其外交活动的目标转向德国，寻求英德同盟。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政府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了《英德扬子江协定》。然而，当俄国借口义和团事件于1900年占领中国东北时，德国政府却公然宣布：“由于德国在满洲不能发挥任何力量，”所以《英德协定》“不适用于满洲”。（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45页。）显然，要想指望德国在东亚与英国一同遏制俄国也只是南柯一梦。
无奈，英国政府只得转而寻求英日同盟。早在1898年初，当日本政府接到英国政府关于如日军撤出威海卫，英国打算租借威海卫的照会后，日本政府立即复照英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反对一个支持中国独立的国家的占领（威海卫）。”同时还表示：“将来在日本发现必需为加强防卫或增进利益而采取同样的措施时，帝国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国的同意和支持。”（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日驻英公使加藤公明对英日同盟很感兴趣，他认为支持英国租借威海卫是把“英国吸引到日本方面来的理想的办法。”（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鉴于日本政府的这种立场，1898年3月16日， 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J·Chamber－Laim）对加藤高明表示：在远东国际事务中，“贵国与我国的利害关系一致，处于可以共同合作共事之地位。”（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 —304页。）加藤高明立即将此事电告日本政府， 并建议日本外务省响应英国政府的呼吁，在两国海军联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是，因英国政府当时正忙于英俄秘密谈判，故此事无实际进展。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后，英俄矛盾进一步激化。1901年，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寻求结盟对象国。于是，1901年3月， 日本政府又指使其驻英公使刺探英国政府的意向：“苟日本必须和俄国谈判时，英国能援助日本至何程度？”对此，英国政府有人认为：“日本人感觉着俄国对于日本的危险是一天比一天大，俄国不久以后是会将朝鲜划入它的势力范围。日本若果不能放弃朝鲜，必须为朝鲜战争。日本最好乘西伯利亚铁路没有完成前，借东三省密约的问题和俄国见一胜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设法鼓励日本，使日本拿我们作可以帮它抵抗俄法两国或有它联盟的可能的国家看待，则我们也许会将日本逼到失望的路上去，去和俄国修好。……则我们的利益将蒙受极大的损害。”（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英国下院议员阿·巴特尼梯（Ashmead Bartleet）在下院发表演讲指出：“日本在远东的崛兴于我们英国大有裨益。”（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因为“在日本国中现在有一般强大的势力正在兴起。必须让日本帮助我们，我们方能保卫我们在太平洋北部原有的地位；必须得益日本的援助，我们方能将俄国逐出中国。……只有利用日本的力量我们的政府才能——假若他们愿意支配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以及太平洋的北部。”总之，英日联盟是“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05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1年4月17日， 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向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提出了“个人”有关日英同盟方案的设想。7月15日， 索尔兹伯里因此会晤林董，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 7月31日，兰斯敦又对林董表示：目前正是“就缔结长期同盟进行谈判的最适宜的时机。”（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10月7日，日本政府正式授权林董，命其就日英同盟问题与英国政府“开始公开交换意见。”（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9—20页。）12月7日， 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提出《日英同盟意见书》，他认为日英同盟将在如下几方面对日本产生积极影响：“1.制止俄国的扩张，保持东洋的长期和平。2.保持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免受列强的指责。3.增进日本在中国的权利。4.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5.保持与俄国海军相抗衡的海军力量。6.在财政、通商诸方面得到相当的经济利益。”（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6—69页。）
由于英日双方均认识到相互结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酝酿日久的英日同盟终于进入实际性谈判阶段。经反复磋商，1902年1月30日，日驻英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在伦敦签署了《英日同盟协约》。协约主要内容如下：1.相互承认并尊重、维护两国各自在中朝两国的“特殊的”、以及“特别拥有”的利益。2.缔约双方如有一方与第三国交战，另一方必须严守中立。如有第四国或更多国家帮助交战对方时，缔约国一方应协助同盟国作战，媾和时亦须事先与同盟国一道协商。3.条约的有期为五年。（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498—503页。）
显然，这是一个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条约。
二
英日同盟的成立标志着瓜分东亚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它改变了远东国际格局和列强在东亚的力量对比，对东亚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加强了英日两国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助长了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嚣张气焰。甲午战争后，清廷势力被迫退出朝鲜半岛，在围绕着朝鲜半岛的争夺中形成了日俄两强对峙的局面，《英日同盟协约》的签订，使对峙的天平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英日两国形成了明显的对俄军事优势。从而使日本对大陆的侵略扩张行径更加肆无忌惮。对此，英国人公然不讳地声称：“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的后果是，使日本感觉到这可以和它在远东的大敌进行较量，而不用担心欧洲会象上次那样，进行干涉并夺去它的胜利果实。”（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事实果然如此，1902年10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对清、对韩最高国策》。其中公然宣称：《日英同盟协约》的缔结，使“帝国之声望更加卓著。乘此时机，扩大经营我在清、韩两国之事业，以收取与我帝国现有地位相称之权力，以此为当务之急，决不可延缓一日。”
第二，促成了俄法两国的进一步勾结。俄法两国出于在欧洲大陆上扼制德国的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一向惯于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英日同盟协约》的签订无疑对俄国构成了严重威协。为对抗英日同盟，摆脱外交困境，俄国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与英国的老对手法国接近，而为了扼制英国，法国也乐于此道。于是，经过一番磋商，1904年3月16 日，俄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如其他列强的侵略行为，或中国国内再度发生动乱”，并且对俄法“两盟国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时，“他们将就保卫此等利益的手段进行磋商。”（注：A·J·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1页。）事实上， 这意味着俄法同盟已从欧洲扩大到东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对抗英日同盟。
第三，促成了俄国远东外交政策“新方针”的出笼。英日同盟给俄国外交造成的被动局势，激起了俄国国人一部分人对其政府远东外交政策的抨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秘书别佐布拉佐夫在为沙皇起草的远东政策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应显示它的活力和决心，……怯懦的维特的政策只能使俄国陷入困境。”（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为摆脱困境， 他提出了所谓俄国远东政策的“新方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废除《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迅速向满洲增兵。2.将满洲变成由俄国人保护下的特区，不许别国干予满州事务。3.在鸭绿江左岸的朝鲜领土内建立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争取进一步“将我们的势力扩展到朝鲜中部”。在朝鲜中部设立一道阻挡呆在南朝鲜的日本人必不可少的“屏障”。4.设立由沙皇任主席的处理远东事务的大臣特别会议，在远东地区设立远东总督，以加强和协调对远东政策的实际指导。经过朝野上下反复讨论酝酿，这条“新方针”在1903年5月20 日召开的俄国政府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标志着俄国政府远东政策的重大转折。
随着俄国政府远东政策“新方针”的出笼，1903年4月18日， 俄驻华临时代办柏兰孙照会清廷，宣布撕毁双方于1902年签署的《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极为苛刻的撤兵条件。其意图十分明显，实质上这无非是为俄国军队继续赖在中国东北不走制造借口。清廷表示对俄方提出的一系列撤兵条件难以接受。于是，俄国政府便以此为借口，公然宣布停止执行双方原已商定的俄军从中国东北撤军的计划。
沙俄此举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21日， 日本内阁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4人， 在山县有朋的别墅——京都无邻庵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所确立的日俄协商的基本方针是“满韩交换”，即若俄军继续留在满州，俄国政府就必须公开承认朝鲜半岛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为此哪怕付诸战争也再所不辞。6月23日， 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确认了这一原则。（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4页。）7月28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电令日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照会俄国政府，建议日俄两国就“两国在远东的各自特殊利益”进行会谈。8月12日，栗野打着“尊重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维护各国在该两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旗号，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了日方草拟的日俄磋商草案。其主要方针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经营方面的特殊利益。”（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2—13页。 ）其目的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东北地区浸透。对此，10月3日， 俄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反建议案，其主要方针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海岸全然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作为中立区，日本不得进入。（注：《日本外交文书》第 36卷，第1册，第23页。）其实质是垄断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与日本瓜分朝鲜，将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变成保护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的防波堤，借此将日本挡在朝鲜南部，以遏制日本向大陆的侵略扩张。日本当然不会作茧自缚。于是，他们断然拒绝接受俄国的提案。10月30日，日方又提出了谈判修正案，要求俄国承认“朝鲜在俄国的利益范围之外。”而俄国则针锋相对毫不让步，立即表示“满洲问题是俄中两国的问题”，日本无权干涉。（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7—31 页。）显然，如此尖锐对立的双方是难以达成妥协的。
于是，1903年12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对俄交涉破裂时日本应采取的对清对韩方针》。翌日，日本政府又照会英国政府：“在日俄冲突不可避免时，希望在开战前得到英国的财政援助。”（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3页。 ）1904年1月12日， 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关于日俄谈判满韩问题的帝国最后提案》，并于1月16日由栗野慎一郎递交拉姆斯多夫。1月30日，栗野慎一郎受命要求俄国政府明确表示其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日期。2月1日，拉姆斯多夫答复说，俄国政府不能确定其具体的答复日期。（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3页。）2月8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通告俄驻日公使罗森，声称鉴于俄方的上述立场，日本政府决定断绝双方的外交关系。是日，日本海军便向停泊在中国旅顺的俄国军舰发起进攻，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综上所述，英日同盟的达成标志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在东亚的形成，这大大地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加速了日俄战争的到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1999年05期第47～50页
一
英日同盟是英俄、日俄矛盾冲突并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正是出于共同抗俄的需要使英日逐渐从对抗走向结盟。
英日两国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原本是一对冤家对头。这主要是因为，英国作为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之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国就必须维持现存的国际格局。具体说来，在东亚就是要继续维持一个软弱的清政府的统治，而且维护清廷在朝鲜事务中传统的主导权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刚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时，世界市场就已基本被瓜分完毕了，要想满足其扩张野心，它就必须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在东亚国际舞台上英日两国的分歧和对抗是不言而喻的。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促使英日双方从对抗转向结盟提供了契机。甲午战争爆发后，战局的发展大大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貌似强大的清军连连失败。此事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预测倘若清军败于日军，清军必将退出朝鲜半岛。而如果朝鲜半岛哪怕出现短暂的力量真空时刻，就将为早已觊觎朝鲜半岛的俄国人提供南下扩张的良机。于是，英国政府便有意放弃一贯的支持清廷的政策，转而支持正在崛起的日本，以作为对抗其在东亚的宿敌——俄国——的急先锋。于是，当甲午战争的战局基本明朗之际，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载文指出：“英日两国间的利益并不冲突，两国的重要利害实在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谓的共同利害主要是在共同对俄方面：“俄国虽然屡次向中国声明不占据朝鲜，然而俄国始终还是想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俄国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英日两国全不能坐视。”这是因为：“日本将来要想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日本决不能让俄国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不冻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英国对于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东亚扶持日本：“现在外边已有谣传，说中日战争后，无论结果如何，必有他国干涉。这种谣传如果成为事实，则英日两国的代表至少在几件重要的事上定会共同合作。”（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有的甚至公然主张怂恿日本对外扩张：“从今以后，日本人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它可以有极大的自由，他们可侵吞别国的土地，他们可以任意蚕食别国的版图。”（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因此，英国政府拒绝参与干涉日本的国际外交活动。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俄成为不共戴天之敌。同时，这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日本要想‘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仅战场上和它们交手是不够的，还必须准备在外交桌上与其对抗。”（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而英国人拒绝参与干涉还辽无疑是向日本人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对此，日本人立即心领神会，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于是便倡议寻求日英同盟。（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明治期），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36～1963年版，第二十八卷1册，第415页。）日本驻朝公使林权助认为：“俄国的目的是在称霸中国。俄国若果达到这种目的，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定会发生危险。依我们日本人观察，这个问题必须得用武力解决。英国在军事上的地位并不见佳，因为要解决这种争执，须用陆军，海军不能有多大用处。”所以，英国有必要与日本合作。这是因为：“现在中国已经不能再为远东的领袖了，日本还不够那种资格，俄国想作远东的领袖，因为俄国可以由陆路直达中国，而英国无法阻止。英国若和日本合作，则英国此后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将愈形巩固。现在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举足轻重，日英两国若能合作，则日英两国可以统辖中国，可以维持远东的和平。”（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
尽管英日双方均认识到了结盟的必要性，但英日同盟尚难以成立。影响英日达成同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英国政府仍固守其“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无意于在东亚与日本结盟。2.英国政府担心若与日本结盟，必将激化英俄矛盾。并且，日本目前只能在东亚助英国一臂之力，而英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东亚，而且在中亚、欧洲同样存在严重的英俄矛盾。因谋取在东亚的英日同盟而激化英俄全面矛盾冲突，对英国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之举。3.日本尚不具备足以让英国人放心的军事力量。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说：“英国固然急于要保卫它在远东的利益，但是若果它和日本联盟，他在远东的利益就可以得着保护么？我们应当想：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我们的海军实力只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要到亚洲大陆或离我国的海岸遥远的海中去和他国交战，以保卫英国人的利益，我们的实力是绝对不够的。”因此，“日英同盟至少在现时，可以说只是一个甜蜜的梦。”（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中国领土胶州湾，拉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紧随德国之后，俄国打着“援华抗德”的旗号强租旅大为军港。此事大大刺激了英国政府，他们认为：“旅顺落入俄国手中是对中国首都的一种威胁，是对英国对华贸易的一种挑衅。”（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在这种形势下， 英国政府可供选择的外交策略有三种：1.与德国结盟，利用德国在东亚对抗俄国的同时，还可以在欧洲牵制俄国的行动，使之不至于全力向远东扩张。2.与俄国妥协，达成在东亚瓜分势力范围的协议。3.与日本结盟，利用日本觊觎朝鲜的欲望，鼓励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以扼制俄国的南下扩张之势。
英国政府首先选择了与俄妥协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外交矛盾重重，无意再树敌手。当时，英国在南非布尔殖民地问题上同德国的关系极度恶化，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又与法国发生了激烈冲突，在欧洲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为避免英俄冲突，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授意其驻华公使，不要因俄强租旅大一事而刺激俄国人，而应利用这一时机与俄国政府谈判，以求达成英俄妥协。与此同时，为了让英国政府默认俄国强租旅大这一既成事实，俄国政府也欣然表示：“准备立即考虑任何会带来两国之间更亲密谅解的建议。”（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于是，自1898年1月至3月底，英俄双方分别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两地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然而，由于双方的愿望大相径庭，谈判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英俄妥协既然无望，英国政府又将其外交活动的目标转向德国，寻求英德同盟。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政府于1900年10月16日签订了《英德扬子江协定》。然而，当俄国借口义和团事件于1900年占领中国东北时，德国政府却公然宣布：“由于德国在满洲不能发挥任何力量，”所以《英德协定》“不适用于满洲”。（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45页。）显然，要想指望德国在东亚与英国一同遏制俄国也只是南柯一梦。
无奈，英国政府只得转而寻求英日同盟。早在1898年初，当日本政府接到英国政府关于如日军撤出威海卫，英国打算租借威海卫的照会后，日本政府立即复照英国政府：“日本政府不反对一个支持中国独立的国家的占领（威海卫）。”同时还表示：“将来在日本发现必需为加强防卫或增进利益而采取同样的措施时，帝国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国的同意和支持。”（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日驻英公使加藤公明对英日同盟很感兴趣，他认为支持英国租借威海卫是把“英国吸引到日本方面来的理想的办法。”（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鉴于日本政府的这种立场，1898年3月16日， 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J·Chamber－Laim）对加藤高明表示：在远东国际事务中，“贵国与我国的利害关系一致，处于可以共同合作共事之地位。”（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 —304页。）加藤高明立即将此事电告日本政府， 并建议日本外务省响应英国政府的呼吁，在两国海军联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但是，因英国政府当时正忙于英俄秘密谈判，故此事无实际进展。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后，英俄矛盾进一步激化。1901年，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寻求结盟对象国。于是，1901年3月， 日本政府又指使其驻英公使刺探英国政府的意向：“苟日本必须和俄国谈判时，英国能援助日本至何程度？”对此，英国政府有人认为：“日本人感觉着俄国对于日本的危险是一天比一天大，俄国不久以后是会将朝鲜划入它的势力范围。日本若果不能放弃朝鲜，必须为朝鲜战争。日本最好乘西伯利亚铁路没有完成前，借东三省密约的问题和俄国见一胜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设法鼓励日本，使日本拿我们作可以帮它抵抗俄法两国或有它联盟的可能的国家看待，则我们也许会将日本逼到失望的路上去，去和俄国修好。……则我们的利益将蒙受极大的损害。”（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英国下院议员阿·巴特尼梯（Ashmead Bartleet）在下院发表演讲指出：“日本在远东的崛兴于我们英国大有裨益。”（注：张忠绂：《英日同盟》，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16—17、27、45—46、47、66、68—56、57页。）因为“在日本国中现在有一般强大的势力正在兴起。必须让日本帮助我们，我们方能保卫我们在太平洋北部原有的地位；必须得益日本的援助，我们方能将俄国逐出中国。……只有利用日本的力量我们的政府才能——假若他们愿意支配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以及太平洋的北部。”总之，英日联盟是“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05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1年4月17日， 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向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提出了“个人”有关日英同盟方案的设想。7月15日， 索尔兹伯里因此会晤林董，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 7月31日，兰斯敦又对林董表示：目前正是“就缔结长期同盟进行谈判的最适宜的时机。”（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10月7日，日本政府正式授权林董，命其就日英同盟问题与英国政府“开始公开交换意见。”（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19—20页。）12月7日， 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提出《日英同盟意见书》，他认为日英同盟将在如下几方面对日本产生积极影响：“1.制止俄国的扩张，保持东洋的长期和平。2.保持日本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免受列强的指责。3.增进日本在中国的权利。4.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5.保持与俄国海军相抗衡的海军力量。6.在财政、通商诸方面得到相当的经济利益。”（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6—69页。）
由于英日双方均认识到相互结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酝酿日久的英日同盟终于进入实际性谈判阶段。经反复磋商，1902年1月30日，日驻英公使林董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在伦敦签署了《英日同盟协约》。协约主要内容如下：1.相互承认并尊重、维护两国各自在中朝两国的“特殊的”、以及“特别拥有”的利益。2.缔约双方如有一方与第三国交战，另一方必须严守中立。如有第四国或更多国家帮助交战对方时，缔约国一方应协助同盟国作战，媾和时亦须事先与同盟国一道协商。3.条约的有期为五年。（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第498—503页。）
显然，这是一个针对俄国的军事同盟条约。
二
英日同盟的成立标志着瓜分东亚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它改变了远东国际格局和列强在东亚的力量对比，对东亚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加强了英日两国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助长了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嚣张气焰。甲午战争后，清廷势力被迫退出朝鲜半岛，在围绕着朝鲜半岛的争夺中形成了日俄两强对峙的局面，《英日同盟协约》的签订，使对峙的天平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英日两国形成了明显的对俄军事优势。从而使日本对大陆的侵略扩张行径更加肆无忌惮。对此，英国人公然不讳地声称：“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的后果是，使日本感觉到这可以和它在远东的大敌进行较量，而不用担心欧洲会象上次那样，进行干涉并夺去它的胜利果实。”（注：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事实果然如此，1902年10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对清、对韩最高国策》。其中公然宣称：《日英同盟协约》的缔结，使“帝国之声望更加卓著。乘此时机，扩大经营我在清、韩两国之事业，以收取与我帝国现有地位相称之权力，以此为当务之急，决不可延缓一日。”
第二，促成了俄法两国的进一步勾结。俄法两国出于在欧洲大陆上扼制德国的需要，在国际舞台上一向惯于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英日同盟协约》的签订无疑对俄国构成了严重威协。为对抗英日同盟，摆脱外交困境，俄国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与英国的老对手法国接近，而为了扼制英国，法国也乐于此道。于是，经过一番磋商，1904年3月16 日，俄法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如其他列强的侵略行为，或中国国内再度发生动乱”，并且对俄法“两盟国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时，“他们将就保卫此等利益的手段进行磋商。”（注：A·J·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51页。）事实上， 这意味着俄法同盟已从欧洲扩大到东亚，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对抗英日同盟。
第三，促成了俄国远东外交政策“新方针”的出笼。英日同盟给俄国外交造成的被动局势，激起了俄国国人一部分人对其政府远东外交政策的抨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秘书别佐布拉佐夫在为沙皇起草的远东政策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应显示它的活力和决心，……怯懦的维特的政策只能使俄国陷入困境。”（注：转引自曹中屏：《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为摆脱困境， 他提出了所谓俄国远东政策的“新方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废除《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迅速向满洲增兵。2.将满洲变成由俄国人保护下的特区，不许别国干予满州事务。3.在鸭绿江左岸的朝鲜领土内建立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争取进一步“将我们的势力扩展到朝鲜中部”。在朝鲜中部设立一道阻挡呆在南朝鲜的日本人必不可少的“屏障”。4.设立由沙皇任主席的处理远东事务的大臣特别会议，在远东地区设立远东总督，以加强和协调对远东政策的实际指导。经过朝野上下反复讨论酝酿，这条“新方针”在1903年5月20 日召开的俄国政府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标志着俄国政府远东政策的重大转折。
随着俄国政府远东政策“新方针”的出笼，1903年4月18日， 俄驻华临时代办柏兰孙照会清廷，宣布撕毁双方于1902年签署的《俄中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极为苛刻的撤兵条件。其意图十分明显，实质上这无非是为俄国军队继续赖在中国东北不走制造借口。清廷表示对俄方提出的一系列撤兵条件难以接受。于是，俄国政府便以此为借口，公然宣布停止执行双方原已商定的俄军从中国东北撤军的计划。
沙俄此举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21日， 日本内阁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元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4人， 在山县有朋的别墅——京都无邻庵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所确立的日俄协商的基本方针是“满韩交换”，即若俄军继续留在满州，俄国政府就必须公开承认朝鲜半岛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为此哪怕付诸战争也再所不辞。6月23日， 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确认了这一原则。（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4页。）7月28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电令日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照会俄国政府，建议日俄两国就“两国在远东的各自特殊利益”进行会谈。8月12日，栗野打着“尊重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维护各国在该两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旗号，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了日方草拟的日俄磋商草案。其主要方针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经营方面的特殊利益。”（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12—13页。 ）其目的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东北地区浸透。对此，10月3日， 俄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反建议案，其主要方针是：“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海岸全然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作为中立区，日本不得进入。（注：《日本外交文书》第 36卷，第1册，第23页。）其实质是垄断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与日本瓜分朝鲜，将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变成保护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的防波堤，借此将日本挡在朝鲜南部，以遏制日本向大陆的侵略扩张。日本当然不会作茧自缚。于是，他们断然拒绝接受俄国的提案。10月30日，日方又提出了谈判修正案，要求俄国承认“朝鲜在俄国的利益范围之外。”而俄国则针锋相对毫不让步，立即表示“满洲问题是俄中两国的问题”，日本无权干涉。（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1册，第27—31 页。）显然，如此尖锐对立的双方是难以达成妥协的。
于是，1903年12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对俄交涉破裂时日本应采取的对清对韩方针》。翌日，日本政府又照会英国政府：“在日俄冲突不可避免时，希望在开战前得到英国的财政援助。”（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3页。 ）1904年1月12日， 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关于日俄谈判满韩问题的帝国最后提案》，并于1月16日由栗野慎一郎递交拉姆斯多夫。1月30日，栗野慎一郎受命要求俄国政府明确表示其对日本最后提案的答复日期。2月1日，拉姆斯多夫答复说，俄国政府不能确定其具体的答复日期。（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3页。）2月8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通告俄驻日公使罗森，声称鉴于俄方的上述立场，日本政府决定断绝双方的外交关系。是日，日本海军便向停泊在中国旅顺的俄国军舰发起进攻，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综上所述，英日同盟的达成标志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在东亚的形成，这大大地改变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加速了日俄战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