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的历史地位
尚祖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3期第102～105页
【作者简介】尚祖琦 深圳教育学院 政史系 广东 深圳 518000
【关 键 词】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历史地位/纺织业手工工场
[中图分类号] K5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1999）03—0102—04
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的历史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封建社会史册上十分光彩夺目的一页；资本主义生产最先萌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初具雏形，文艺复兴的号角声由此传遍西欧。在这一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旗帜的早期资产阶级正朝气勃勃，对历史前进发挥着“非常革命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 页。）。但是，唯其如此，在研究佛罗伦萨这段时期历史时，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私有制社会中，无论生产关系处于上升阶段，还是走向衰落，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总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本文主旨在于阐述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在物质生产、社会财富积累以及政治体制演变中的历史地位。
一
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突破封建行会束缚、组织手工工场生产的客观作用，毫无疑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许多有关著述把注意力仅仅放在个别工商企业主、银行家的活动上，忽视了劳动人民实现社会生产的作用，从而把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描述成资产阶级开拓事业发展生产的历史。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纺织业手工工场的发展表明，早期雇佣工人从劳动人手、技术、产品质量与数量上，奠定了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生产繁荣的基础。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者。
该时期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已成为社会直接劳动者的主体。据维兰尼编年史资料，在纺织业最兴旺的14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共九万居民，其中以生产呢绒为生者有三万，占居民总数33%。16世纪末期，佛市纺织业走向衰落，但在七万居民中，仍有二万人以生产呢绒为生，占总人口的27%（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工业状况》，载《中世纪》第二十三期，莫斯科1961年版，第168页。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统计并未包括丝织业的雇佣工人在内。16世纪从事丝织生产的雇佣工人达一万三千名，占七万总人口的18%（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工业状况》，载《中世纪》第二十三期，莫斯科1961年版，第180页。）。14 世纪丝织业工人数量不详，估计少于此数，因为佛市16世纪丝织业比14世纪更为发达。
另外，上述统计并未包括以纺织生产为副业的郊区农民，他们实际上也是雇佣工人的一部分。意大利纺织工场是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早期工场手工业。其中分散型手工工场很大一部分指的是郊区农民家庭手工业。16世纪美第奇呢绒公司帐书记载，完成纺毛工序的全是郊区农民。（注：罗洛娃《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佛罗伦萨经济结构》，载《中世纪》第八期，莫斯科1956年版，第224页。）此外， 丝织业中的蚕茧加工、纺线工序也是由农村家庭手工业完成的。因此，马克思说：“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大基础。”（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中，城市妇女占有相当的比例。她们是雇佣工人的家属，被贫困驱赶到劳动力市场。城市妇女从事的纺线与织布工作是工序中人数最多的二个部分。因此，她们在纺织业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十分可观。意大利史学家多林曾不无道理地指出，14世纪70年代以前，佛市从事呢绒业的妇女多于男子。他称这部分妇女为“家庭无产者”。（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0页。）
14世纪初，佛罗伦萨传统中世纪行会仍保存14个，但其成员人数总和仅有二千至二千五百（注：约翰·姆·内捷姆《14世纪的行会共和国》，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4卷，第一册，约纽1979年出版，第59—60页。），把学徒帮工计算在内，不超过一万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是社会劳动者主体。他们的活动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庞大的劳动队伍是佛市纺织业生产的首要保证。
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掌握了当时欧洲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从而使产品质量过硬，名驰遐迩。首先，他们在技术专门化的基础上实行了细致的分工。当时呢绒生产分成为二十多道工序。1548年至1551年美第奇呢绒公司有54名织工、5名整经工、25名精纺工， 此外为它工作的还有赶毡工、剪毛工、粗梳毛工、精梳毛工、砑光工、洗毛工、拉毛工、压毛工等。（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34页。）其次，佛市纺织业雇佣工人与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结合在一起。14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纺织业尚处于落后的立式织机时代时，佛市织工已普遍使用先进的卧式织机。其三，在个别工序的操作中，佛市工人掌握了领先于欧洲的技术。因此佛罗伦萨（意大利中北部其他城市亦然）的纺织品在整个欧洲竞争力最强，并且远销东方各国。呢绒产品中鲜红色的“斯卡尔特”、丝织品中光泽耀眼的“拉希”、轻而透明的“麦辛”是当时名驰世界的产品。15世纪佛罗伦萨每年通过威尼斯向东方运去一万六千匹呢绒（注：罗洛娃《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佛罗伦萨经济结构》，载《中世纪》第八期，莫斯科1956年版，第 214页。）。在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尼德兰的粗制呢料纷纷送到意大利加工。
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仅从质量上，而且从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14世纪30年代，佛市呢绒年产量是八万匹，同时期英国呢绒全国年产量（五千匹）不过是其十六分之一。虽然16世纪呢绒产量有所减少，但整个纺织业并没有完全衰落，因为这个时期丝织业的产量相应增加了。1472年佛市共有八十三家丝织工场，1561年则增加到九十一家。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以辛勤的劳动实现社会生产，使佛市纺织业走在西欧最前列，这是他们推动历史前进最主要的贡献。
二
佛罗伦萨成为西欧文艺复兴发源地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像美第奇这样的一些大家族便以文学艺术赞助者的美称在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记载。然而如果进一步探究，就十分清楚他们财库中的每一个铜板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佛罗伦萨劳动群众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窃取劳动成果、攫取利润聚敛财富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主义从其原始时期开始就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获得高额利润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8页。）。14至16 世纪佛罗伦萨纺织业每个雇佣工人平均每天能够创造价值12—18个索里德，而他们的工资却平均只有8个索里德，资本家从而每天从每个工人身上剥削4—10索里德的剩余价值（注：鲁琴堡《论意大利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关系的进步性》，载《中世纪》第六期，莫斯科1954年版，第395页。）。 呢绒业生产使资本家获利15%—20%。如果把产品运到美洲，利润则达50%，而当时农业利润只有5%（注：契斯托兹伏诺夫《论在欧洲14至15 世纪经济萧条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经济和贸易的进化》，载《中世纪》第四十一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34页。）。
工场主为加深对工人盘剥，规定了严苛的罚款制度。染工如果把鲜红色呢绒染成深红或紫色要予以很重的罚款（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剑桥1952年版，第388页。）。 梳毛工如果工作后未及时整理羊毛要罚2个索里德；洗毛工弄脏羊毛要罚1个索里德；织工产品上有疵病要罚15里拉，精纺工产品不合格要罚1至2个索里德，罚金未能及时交者增罚25%（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50页。）。实在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发放高利贷也是资产阶级剥夺雇佣工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佛市高利贷利息一般在30%以上（注：契斯托兹伏诺夫《论在欧洲14至15世纪经济萧条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经济和贸易的进化》，载《中世纪》第四十一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34页。）。一部分工人（如织工）由于经济拮据被迫以手中残存的生产资料（如织机）为抵押，求借利息高达50%甚至120%的高利贷，结果除了劳动的双手外，丧失掉了一切（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剑桥1952年版，第424页。）。14 世纪呢绒业联合组织兰纳公司有专门记载工人欠债的帐书，称“债鉴”，按字母顺序开列了所有负债者姓名，无力偿还者要罚款10里拉（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30页。）。因此，1378年褴褛汉起义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展期还债。
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通过税收手段直接参与对劳动人民的剥夺。14至16世纪共和国政府对日常必需品普遍征收间接税，结果引起物价暴涨，人民生活费用提高。因此，列宁称之为“向穷人征收的税”（注：《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第364页。）。1470年政府总税收265500斯库特（相当于1里拉10索里德），其中85.2%来自间接税（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托斯坎那公国的税收政策》，载《中世纪》第41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57—59页。）。强制征收战争税是佛罗伦萨政府税收政策的另一重要部分。佛市战争频繁，仅14世纪就有四十多年处于战争状态。每次战事临头军税都达三万至五万佛罗林（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9页。）。佛罗伦萨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权力机关。它所收刮的劳动人民血汗最终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首先，对外战争本身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商业竞争和夺取领土。其次，通过发行国债使资产阶级获利。当时佛市政府的蒙托银行发行国债，利息高达15%。购买国债者都是工商企业主和银行家。国债制度实质是在政府支持下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整体进行的高利贷剥削。因此，佛市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外是资产阶级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积累资金的另一手段。
当资产阶级的财富像雪团似的愈滚愈多，劳动人民却日趋贫困化。据1427年征税者名单统计，佛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征税者总人数的68.9%，其中15%的人没有任何财产，当然这部分首先便是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据有全市财产四分之一的富人却只占总人数的1%。 （注：萨马尔基《美国史学家对15世纪托斯坎那内部斗争激化原因的论述》，载《中世纪的城市》第四集，萨拉托夫1978年出版，第176—179页。）雇佣工人家庭每日开销在5个索里德以下；富人家庭每天要挥霍62 个索里德（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6页。）。雇佣工人买一张床单需耗费39个劳动日的工资，他们平均婚龄推迟到32岁以后；富人小组的嫁妆却有1000佛罗林之多。（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37页。）这时期，佛罗伦萨涌现出一批身兼企业主和银行家的豪富。固然佛市这些富户财产的积累与他们在欧洲范围的高利贷活动有关，但其更重要更直接的来源是对佛市以雇佣工人为主的劳动人民的盘剥榨取。
佛罗伦萨资本积累过程和贫富鲜明对比，揭露了15世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阶级实质。它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实际上歌颂肯定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它要求把人权从神权下解放出来，不过是使资产阶级放手剥削劳动人民；它要求打破禁欲主义，不过是让资产阶级追求建立在劳动人民饥寒苦痛基础上的幸福。
佛罗伦萨的豪富从收刮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财富中，分一份残羹，奖掖文艺以点缀生活、附庸风雅。这种行为至今仍博得西方文艺复兴研究者过分的吹捧与赞扬。佛罗伦萨资产阶级聚敛财富的过程表明，早期雇佣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是文艺复兴物质基础的真正提供者。
三
早期雇佣工人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前进。
1293年佛罗伦萨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直至15世纪中叶美弟奇专政之前，共和国民主政体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西方学者在探讨佛罗伦萨民主政治前进的动因时，着眼点始终放在有产阶级方面。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姆·内捷姆1979年提出小行会（传统中世纪行会）同大行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银钱业组织）的斗争是佛罗伦萨14世纪民主政治演变的根本动力。（注：约翰·姆·内捷姆《14世纪的行会共和国》，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4卷，第一册，约纽1979年出版，第59—60页。）资产阶级不愿承认劳动人民对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最后一件衬衣，在政治上也深受欺压。他们被禁止建立自己的任何组织，从而完全被排斥于共和国政权之外。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早期工人阶级自形成之始就掀起了反抗斗争。1343年佛罗伦萨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雇佣工人起义，斯蒂芬尼编年史记载，近四千“梳毛工人和贫困的小人物”参加了起义；1344年染匠柯拉查领导雇佣工人举行起义；1345年在梳毛工楚托号召下，掀起了罢工运动，使“全市沸腾起来”（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85页。）。工人们波澜起伏的反抗斗争终于酿成了1378年褴褛汉起义——佛罗伦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雇佣工人革命运动。雇佣工人的斗争虽然先后被统治阶级镇压，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震慑了统治集团，连成了一条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红线。这一点在褴褛汉起义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后，封建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廓清。他们通过插手工、商、银钱业躲过了《正义法规》的惩治，并且同一小撮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上层勾结在一起结成新教皇党，与共和国政权抗衡。在他们的压力下，起草《正义法规》的比拉被迫亡命国外。14世纪中叶，新教皇党势力达到灼手可热的鼎盛程度。斯蒂芬尼编年史写道，“市民们碰到他们诚惶诚恐，立即脱帽鞠躬。比看到执政们还要恭敬。”（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150页。）因此，压在佛罗伦萨劳动人民头上的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两座大山，他们的敌人不仅有早期资产阶级，并且有“敌人的敌人”——以新教皇党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保守势力。褴褛汉起义不仅打击了资产阶级政权，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调整，并且涤荡了封建残余势力，间接地推动了民主政治前进。关于前一点作用，一般著述都已论及，后一点却至今被人们忽略。
1378年褴褛汉起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马克思在评论1378年起义失败后佛罗伦萨形势时，十分精辟地指出：“佛罗伦萨的格兰德（封建贵族）与平民一齐衰落下去了。”（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291页。）起义之中，许多封建贵族（如阿尔毕齐）的房宅被烧毁，财产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在经济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封建势力的措施。1378年8月27日颁布了没收并拍卖格兰德地产的法令。 起义被镇压后成立的新政府仍执行这项法令，1378年12月7 日宣布继续拍卖所没收的封建贵族地产。14世纪末期，“佛罗伦萨显贵，如舍奇、彼鲁齐、斯卡里、斯庇尼、瑞斯等家族，过去十分豪富，由于财产丧失现已家道中落，有的甚至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78页。）政治上亦然。七月起义政权宣布剥夺格兰德和“大格兰德”的政治权力。八月起义中褴褛汉更加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骑士不得担任任何官职。”起义虽然失败，但封建势力直至15 世纪中叶之前却一直未得复兴。 1382年“肥人”政府重申：“1378年被划为教皇党的人不准担任公职。”（注：罗纳德·维特《佛罗伦萨的政治与统治阶级》（1382至1407年），载《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第6卷，第一期。）据统计，1380 年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八名封建贵族出身的人进入议会，占议员总数六分之一，1412年又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四名贵族议员，占议员总数十二分之一。（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156页。）起义之前气焰嚣张、 总摄全城的教皇党在14世纪末已日暮途穷，不得不依靠借债维持。
随着封建保守势力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所前进。该时期佛市政府执政成分的演变很能说明问题。起义之前，1368年至1378年只有92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16.7%；起义之后1382年至1387年，共有107 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36.7%，比起义前的比例提高了一倍还多。（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48页。）所谓“新人”一般出身中等市民， 或者由于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获得专长而受到重视，或者由于从事资本主义经济而发迹。“新人”由于与封建经济联系不大，因此反封建立场较为坚定。他们政治影响的扩大，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征兆。与此同时，曾四次当选为执政的“政治领袖家族”在执政中比例趋于减少。 起义之前， 1372年11月至1378年8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有3.3人来自“政治领袖家族”，起义之后，1382年5月至1387年6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只有2. 2人来自这种家族。不仅如此，“政治领袖家族”当选的次数也渐次减少。起义之前，1353年至1373年期间，曾五次或六次当选为执政的家族是屡见不鲜的。起义之后，1382年至1409年则无一家族曾四次当选为执政（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50页。）。“政治领袖家族”因其传统渊源， 经济中封建成分较多，是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他们在政治上的衰落是佛罗伦萨政治民主化的另一征兆。
早期雇佣工人革命运动对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体现。它说明：即便在上层建筑顺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的时期，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3期第102～105页
【作者简介】尚祖琦 深圳教育学院 政史系 广东 深圳 518000
| 【内容提要】 |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对于14—16世纪佛罗伦萨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早期雇佣工人以其辛勤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实现者，同时也是文艺复兴物质基础的真正提供者；早期雇佣工人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推动了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程。 |
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的历史是意大利也是欧洲封建社会史册上十分光彩夺目的一页；资本主义生产最先萌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初具雏形，文艺复兴的号角声由此传遍西欧。在这一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旗帜的早期资产阶级正朝气勃勃，对历史前进发挥着“非常革命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 页。）。但是，唯其如此，在研究佛罗伦萨这段时期历史时，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私有制社会中，无论生产关系处于上升阶段，还是走向衰落，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总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本文主旨在于阐述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在物质生产、社会财富积累以及政治体制演变中的历史地位。
一
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突破封建行会束缚、组织手工工场生产的客观作用，毫无疑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许多有关著述把注意力仅仅放在个别工商企业主、银行家的活动上，忽视了劳动人民实现社会生产的作用，从而把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描述成资产阶级开拓事业发展生产的历史。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纺织业手工工场的发展表明，早期雇佣工人从劳动人手、技术、产品质量与数量上，奠定了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生产繁荣的基础。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者。
该时期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已成为社会直接劳动者的主体。据维兰尼编年史资料，在纺织业最兴旺的14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共九万居民，其中以生产呢绒为生者有三万，占居民总数33%。16世纪末期，佛市纺织业走向衰落，但在七万居民中，仍有二万人以生产呢绒为生，占总人口的27%（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工业状况》，载《中世纪》第二十三期，莫斯科1961年版，第168页。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统计并未包括丝织业的雇佣工人在内。16世纪从事丝织生产的雇佣工人达一万三千名，占七万总人口的18%（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工业状况》，载《中世纪》第二十三期，莫斯科1961年版，第180页。）。14 世纪丝织业工人数量不详，估计少于此数，因为佛市16世纪丝织业比14世纪更为发达。
另外，上述统计并未包括以纺织生产为副业的郊区农民，他们实际上也是雇佣工人的一部分。意大利纺织工场是分散型与集中型相结合的早期工场手工业。其中分散型手工工场很大一部分指的是郊区农民家庭手工业。16世纪美第奇呢绒公司帐书记载，完成纺毛工序的全是郊区农民。（注：罗洛娃《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佛罗伦萨经济结构》，载《中世纪》第八期，莫斯科1956年版，第224页。）此外， 丝织业中的蚕茧加工、纺线工序也是由农村家庭手工业完成的。因此，马克思说：“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业的广大基础。”（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中，城市妇女占有相当的比例。她们是雇佣工人的家属，被贫困驱赶到劳动力市场。城市妇女从事的纺线与织布工作是工序中人数最多的二个部分。因此，她们在纺织业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十分可观。意大利史学家多林曾不无道理地指出，14世纪70年代以前，佛市从事呢绒业的妇女多于男子。他称这部分妇女为“家庭无产者”。（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0页。）
14世纪初，佛罗伦萨传统中世纪行会仍保存14个，但其成员人数总和仅有二千至二千五百（注：约翰·姆·内捷姆《14世纪的行会共和国》，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4卷，第一册，约纽1979年出版，第59—60页。），把学徒帮工计算在内，不超过一万人。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4至16世纪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是社会劳动者主体。他们的活动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庞大的劳动队伍是佛市纺织业生产的首要保证。
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掌握了当时欧洲先进的技术和工具，从而使产品质量过硬，名驰遐迩。首先，他们在技术专门化的基础上实行了细致的分工。当时呢绒生产分成为二十多道工序。1548年至1551年美第奇呢绒公司有54名织工、5名整经工、25名精纺工， 此外为它工作的还有赶毡工、剪毛工、粗梳毛工、精梳毛工、砑光工、洗毛工、拉毛工、压毛工等。（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34页。）其次，佛市纺织业雇佣工人与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结合在一起。14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纺织业尚处于落后的立式织机时代时，佛市织工已普遍使用先进的卧式织机。其三，在个别工序的操作中，佛市工人掌握了领先于欧洲的技术。因此佛罗伦萨（意大利中北部其他城市亦然）的纺织品在整个欧洲竞争力最强，并且远销东方各国。呢绒产品中鲜红色的“斯卡尔特”、丝织品中光泽耀眼的“拉希”、轻而透明的“麦辛”是当时名驰世界的产品。15世纪佛罗伦萨每年通过威尼斯向东方运去一万六千匹呢绒（注：罗洛娃《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佛罗伦萨经济结构》，载《中世纪》第八期，莫斯科1956年版，第 214页。）。在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尼德兰的粗制呢料纷纷送到意大利加工。
佛罗伦萨纺织业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仅从质量上，而且从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14世纪30年代，佛市呢绒年产量是八万匹，同时期英国呢绒全国年产量（五千匹）不过是其十六分之一。虽然16世纪呢绒产量有所减少，但整个纺织业并没有完全衰落，因为这个时期丝织业的产量相应增加了。1472年佛市共有八十三家丝织工场，1561年则增加到九十一家。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以辛勤的劳动实现社会生产，使佛市纺织业走在西欧最前列，这是他们推动历史前进最主要的贡献。
二
佛罗伦萨成为西欧文艺复兴发源地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于是像美第奇这样的一些大家族便以文学艺术赞助者的美称在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记载。然而如果进一步探究，就十分清楚他们财库中的每一个铜板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佛罗伦萨劳动群众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窃取劳动成果、攫取利润聚敛财富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主义从其原始时期开始就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获得高额利润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8页。）。14至16 世纪佛罗伦萨纺织业每个雇佣工人平均每天能够创造价值12—18个索里德，而他们的工资却平均只有8个索里德，资本家从而每天从每个工人身上剥削4—10索里德的剩余价值（注：鲁琴堡《论意大利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关系的进步性》，载《中世纪》第六期，莫斯科1954年版，第395页。）。 呢绒业生产使资本家获利15%—20%。如果把产品运到美洲，利润则达50%，而当时农业利润只有5%（注：契斯托兹伏诺夫《论在欧洲14至15 世纪经济萧条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经济和贸易的进化》，载《中世纪》第四十一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34页。）。
工场主为加深对工人盘剥，规定了严苛的罚款制度。染工如果把鲜红色呢绒染成深红或紫色要予以很重的罚款（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剑桥1952年版，第388页。）。 梳毛工如果工作后未及时整理羊毛要罚2个索里德；洗毛工弄脏羊毛要罚1个索里德；织工产品上有疵病要罚15里拉，精纺工产品不合格要罚1至2个索里德，罚金未能及时交者增罚25%（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50页。）。实在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发放高利贷也是资产阶级剥夺雇佣工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当时佛市高利贷利息一般在30%以上（注：契斯托兹伏诺夫《论在欧洲14至15世纪经济萧条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经济和贸易的进化》，载《中世纪》第四十一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34页。）。一部分工人（如织工）由于经济拮据被迫以手中残存的生产资料（如织机）为抵押，求借利息高达50%甚至120%的高利贷，结果除了劳动的双手外，丧失掉了一切（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剑桥1952年版，第424页。）。14 世纪呢绒业联合组织兰纳公司有专门记载工人欠债的帐书，称“债鉴”，按字母顺序开列了所有负债者姓名，无力偿还者要罚款10里拉（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30页。）。因此，1378年褴褛汉起义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展期还债。
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通过税收手段直接参与对劳动人民的剥夺。14至16世纪共和国政府对日常必需品普遍征收间接税，结果引起物价暴涨，人民生活费用提高。因此，列宁称之为“向穷人征收的税”（注：《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第364页。）。1470年政府总税收265500斯库特（相当于1里拉10索里德），其中85.2%来自间接税（注：罗洛娃《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托斯坎那公国的税收政策》，载《中世纪》第41期，莫斯科1977年版，第57—59页。）。强制征收战争税是佛罗伦萨政府税收政策的另一重要部分。佛市战争频繁，仅14世纪就有四十多年处于战争状态。每次战事临头军税都达三万至五万佛罗林（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9页。）。佛罗伦萨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权力机关。它所收刮的劳动人民血汗最终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首先，对外战争本身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商业竞争和夺取领土。其次，通过发行国债使资产阶级获利。当时佛市政府的蒙托银行发行国债，利息高达15%。购买国债者都是工商企业主和银行家。国债制度实质是在政府支持下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整体进行的高利贷剥削。因此，佛市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外是资产阶级以牺牲劳动者利益积累资金的另一手段。
当资产阶级的财富像雪团似的愈滚愈多，劳动人民却日趋贫困化。据1427年征税者名单统计，佛市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征税者总人数的68.9%，其中15%的人没有任何财产，当然这部分首先便是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据有全市财产四分之一的富人却只占总人数的1%。 （注：萨马尔基《美国史学家对15世纪托斯坎那内部斗争激化原因的论述》，载《中世纪的城市》第四集，萨拉托夫1978年出版，第176—179页。）雇佣工人家庭每日开销在5个索里德以下；富人家庭每天要挥霍62 个索里德（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66页。）。雇佣工人买一张床单需耗费39个劳动日的工资，他们平均婚龄推迟到32岁以后；富人小组的嫁妆却有1000佛罗林之多。（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37页。）这时期，佛罗伦萨涌现出一批身兼企业主和银行家的豪富。固然佛市这些富户财产的积累与他们在欧洲范围的高利贷活动有关，但其更重要更直接的来源是对佛市以雇佣工人为主的劳动人民的盘剥榨取。
佛罗伦萨资本积累过程和贫富鲜明对比，揭露了15世纪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阶级实质。它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实际上歌颂肯定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它要求把人权从神权下解放出来，不过是使资产阶级放手剥削劳动人民；它要求打破禁欲主义，不过是让资产阶级追求建立在劳动人民饥寒苦痛基础上的幸福。
佛罗伦萨的豪富从收刮劳动人民血汗得来的财富中，分一份残羹，奖掖文艺以点缀生活、附庸风雅。这种行为至今仍博得西方文艺复兴研究者过分的吹捧与赞扬。佛罗伦萨资产阶级聚敛财富的过程表明，早期雇佣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是文艺复兴物质基础的真正提供者。
三
早期雇佣工人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前进。
1293年佛罗伦萨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直至15世纪中叶美弟奇专政之前，共和国民主政体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西方学者在探讨佛罗伦萨民主政治前进的动因时，着眼点始终放在有产阶级方面。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姆·内捷姆1979年提出小行会（传统中世纪行会）同大行会（资本主义工商业及银钱业组织）的斗争是佛罗伦萨14世纪民主政治演变的根本动力。（注：约翰·姆·内捷姆《14世纪的行会共和国》，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4卷，第一册，约纽1979年出版，第59—60页。）资产阶级不愿承认劳动人民对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
佛罗伦萨早期雇佣工人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夺了最后一件衬衣，在政治上也深受欺压。他们被禁止建立自己的任何组织，从而完全被排斥于共和国政权之外。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早期工人阶级自形成之始就掀起了反抗斗争。1343年佛罗伦萨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雇佣工人起义，斯蒂芬尼编年史记载，近四千“梳毛工人和贫困的小人物”参加了起义；1344年染匠柯拉查领导雇佣工人举行起义；1345年在梳毛工楚托号召下，掀起了罢工运动，使“全市沸腾起来”（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85页。）。工人们波澜起伏的反抗斗争终于酿成了1378年褴褛汉起义——佛罗伦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雇佣工人革命运动。雇佣工人的斗争虽然先后被统治阶级镇压，但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震慑了统治集团，连成了一条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红线。这一点在褴褛汉起义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后，封建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廓清。他们通过插手工、商、银钱业躲过了《正义法规》的惩治，并且同一小撮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上层勾结在一起结成新教皇党，与共和国政权抗衡。在他们的压力下，起草《正义法规》的比拉被迫亡命国外。14世纪中叶，新教皇党势力达到灼手可热的鼎盛程度。斯蒂芬尼编年史写道，“市民们碰到他们诚惶诚恐，立即脱帽鞠躬。比看到执政们还要恭敬。”（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150页。）因此，压在佛罗伦萨劳动人民头上的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两座大山，他们的敌人不仅有早期资产阶级，并且有“敌人的敌人”——以新教皇党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保守势力。褴褛汉起义不仅打击了资产阶级政权，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调整，并且涤荡了封建残余势力，间接地推动了民主政治前进。关于前一点作用，一般著述都已论及，后一点却至今被人们忽略。
1378年褴褛汉起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马克思在评论1378年起义失败后佛罗伦萨形势时，十分精辟地指出：“佛罗伦萨的格兰德（封建贵族）与平民一齐衰落下去了。”（注：鲁琴堡《14世纪初至15世纪意大利工人运动》，莫斯科1958年版，第291页。）起义之中，许多封建贵族（如阿尔毕齐）的房宅被烧毁，财产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在经济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封建势力的措施。1378年8月27日颁布了没收并拍卖格兰德地产的法令。 起义被镇压后成立的新政府仍执行这项法令，1378年12月7 日宣布继续拍卖所没收的封建贵族地产。14世纪末期，“佛罗伦萨显贵，如舍奇、彼鲁齐、斯卡里、斯庇尼、瑞斯等家族，过去十分豪富，由于财产丧失现已家道中落，有的甚至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78页。）政治上亦然。七月起义政权宣布剥夺格兰德和“大格兰德”的政治权力。八月起义中褴褛汉更加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骑士不得担任任何官职。”起义虽然失败，但封建势力直至15 世纪中叶之前却一直未得复兴。 1382年“肥人”政府重申：“1378年被划为教皇党的人不准担任公职。”（注：罗纳德·维特《佛罗伦萨的政治与统治阶级》（1382至1407年），载《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第6卷，第一期。）据统计，1380 年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八名封建贵族出身的人进入议会，占议员总数六分之一，1412年又规定每个区只能有四名贵族议员，占议员总数十二分之一。（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156页。）起义之前气焰嚣张、 总摄全城的教皇党在14世纪末已日暮途穷，不得不依靠借债维持。
随着封建保守势力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所前进。该时期佛市政府执政成分的演变很能说明问题。起义之前，1368年至1378年只有92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16.7%；起义之后1382年至1387年，共有107 名“新人”当选为执政，占执政成员总数的36.7%，比起义前的比例提高了一倍还多。（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48页。）所谓“新人”一般出身中等市民， 或者由于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获得专长而受到重视，或者由于从事资本主义经济而发迹。“新人”由于与封建经济联系不大，因此反封建立场较为坚定。他们政治影响的扩大，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征兆。与此同时，曾四次当选为执政的“政治领袖家族”在执政中比例趋于减少。 起义之前， 1372年11月至1378年8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有3.3人来自“政治领袖家族”，起义之后，1382年5月至1387年6月每届执政成员中平均只有2. 2人来自这种家族。不仅如此，“政治领袖家族”当选的次数也渐次减少。起义之前，1353年至1373年期间，曾五次或六次当选为执政的家族是屡见不鲜的。起义之后，1382年至1409年则无一家族曾四次当选为执政（注：马丁斯《1390年至1460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社会面貌》，伦敦，1967年，第250页。）。“政治领袖家族”因其传统渊源， 经济中封建成分较多，是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他们在政治上的衰落是佛罗伦萨政治民主化的另一征兆。
早期雇佣工人革命运动对佛罗伦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另一体现。它说明：即便在上层建筑顺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的时期，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