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希腊国际体系中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
陈文兵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9年05期第21～25页
【作者简介】陈文兵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00
【关 键 词】希腊城邦/国际体系/反霸同盟
[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 （1999）05—0021—05
公元前5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希腊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一方面，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凭借超强实力，相继起而争夺希腊霸权；另一方面，奉独立自由为圭臬的其他希腊城邦则针锋相对，缔结了一个又一个反霸同盟，屡屡粉碎霸权图谋。本文试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维护城邦独立。
一、古希腊国际体系
作为城邦生存的外在环境，古希腊国际体系的状况与特色会对体系内城邦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著名学者K.J.霍尔斯蒂、亚当·沃森等均对古希腊国际体系作了精彩论述（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k for Anal-ysis），新泽西洲恩格尔伍德——克列弗，第5版，1989年，第2章。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5章。）。
古希腊世界以希腊本土（希腊半岛与爱琴海诸岛）为中心，包括东方希腊（小亚细亚沿岸希腊诸邦）与西方希腊（主要是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其中又以希腊半岛为最主要的外交舞台，希腊为首的几大城邦均位于此。城邦是希腊体系内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页。）。小国寡民则成为城邦最显著的外部特征。然而城邦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雅典、斯巴达的领土与人口规模就是一般城邦难望其项背的。
在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大体消失后，城邦政体形式主要以斯巴达和雅典为典型的贵族寡头制和大众民主制两类。政体、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重要意义，常导致城邦的不和与敌意，而且城邦内部均存在相应的对立派别。在城邦内外危机时刻贵族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发生残酷竞争乃至招引外强军事干涉以扶植亲己政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成为希腊体系的一大特色。
虽然希腊人有着大体共同的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以及密切的经济联系，邦际间也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的各种规则，但希腊人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超乎城邦之上的“希腊国际社会”的概念（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0页。）。城邦是最理想的社会组织，被誉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6页。）。确保城邦独立与安全的观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受到普遍狂热的、甚至偏狭的崇奉。的确，希腊人视为本邦的独立而战死无上光荣，而视“外邦人皆为潜在之敌，外族人皆为天然奴仆”（注：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Harold Nicolson, The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rd），伦敦卡斯尔历史丛书，1954 年版，第9 页。）。外来强权的干涉与控制均遭强烈反抗，而建立希腊霸权的图谋尤为人所深恶痛绝。历次霸权皆因受到全希腊范围的反霸势力的围攻而相继失败。弱小城邦敢于通过对抗而非投靠强大霸权者的方式赢得独立与安全，极典型地表明了希腊体系的反霸主义特色（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1页。）。它深刻反映了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合法性观念。
希腊人强烈的独立自由观念并不能阻止霸权的出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希腊体系的结构方面。同其他一切国际体系一样，希腊体系的权势结构也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的演化。城邦社会形成之初权势高度分散的状况逐渐改变，“某些城邦具有比其他城邦更优越的自然条件，更广泛的利益与活动，因此获得更多的权势和威望”（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第56页。）。至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 底比斯、科林斯、雅典等城邦已与锲入希腊体系的波斯帝国一道，成为体系的支配性力量。具有超群实力的国家难以抗拒霸权的强烈诱惑而纷纷踏上夺取希腊霸权的不归路。于是希腊城邦围绕霸权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外交与战争。
二、“希腊同盟”与希波战争
首次觊觎希腊霸权宝座的是“蛮族”波斯。公元前6世纪末， 波斯已征服希腊半岛北方的色雷斯与马其顿，伺机深入希腊腹地。希腊为首几大城邦之间的严重不和恰给波斯以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前5 世纪初，波斯王大流士即准备武装入侵，“进攻的目标是整个希腊”（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
波斯的严重威胁首先鼓励了长期交恶的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城邦的和解，议决结束彼此间一切不和与战争，派使前往阿哥斯、克里特、科西拉以及叙拉古，“希望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翌年春，各邦再会于科林斯地峡， 名为“希腊同盟”的组织完全成型。以各邦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为其行政机关，统一负责同盟的军事、外交、经济、立法以及宗教事务。同盟以实力最强的斯巴达、雅典与科林斯三邦为中坚，先后有三十一个城邦参加，其调度的兵力最多是有四万重装步兵、七万轻装步兵以及近四百艘三列桨战舰（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226页。）。
在同盟大会期间，波斯五十万大军已向希腊进发。事实说明，种族庞杂的波斯军远非少而精的希腊军的对手。波斯虽在当年的温泉关战役中获胜，但很快就在萨拉米斯湾以及来年的普拉提亚、密卡尔战役中一败涂地。波斯已无力争夺霸权，而且在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又称提洛同盟，公元前378年组建）的咄咄攻势下， 最终丧失了在小亚细亚沿岸的统治权。
三、斯巴达同盟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使雅典得以建立起“雅典帝国”，掌握爱琴海霸权。国力已跃居希腊之首的雅典独霸之心日炽，不满于与陆上强国斯巴达共掌希腊“联合霸权”，视斯巴达及其同盟为雅典扩张的最大障碍，推行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公元前461～454年间控制了麦加拉、彼奥提亚，降服了阿吉那，严重打击了科林斯、埃彼道鲁斯等。但雅典未能巩固成果，雅典的蛮横侵略已激起全面反抗。至公元前466年， 彼奥提亚和麦加拉重挫雅典，返回斯巴达同盟，恢复元气的斯巴达率盟军大举入侵阿提卡，同盟国优卑亚暴动。公元前466年冬， 内外交困的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订立了三十年和约。雅典放弃在伯罗奔尼撒所占之地盘，双方承诺互不侵犯，争端提交仲裁。这样，斯巴达同盟恢复了抗衡雅典的实力地位，遏制了雅典扩张势头（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 J. Mosley, 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37～38页。）。
但雅典扩张远未停住。为增强在被科林斯及其殖民地控制的爱奥尼亚海域的势力，公元前433年， 雅典介入科林斯与科西拉因争夺共同殖民地伊庇丹努发生的战争，公然给予后者以防守同盟和舰队支援，导致科林斯的军事失败。不久，雅典又颁布“麦加拉法令”，严禁麦加拉商船进入雅典及其帝国的港湾，还对正为科林斯策反的同盟城市波提狄亚提出最后通牒并迅速进行军事镇压。科林斯立即伙同麦加拉等盟国以及阿吉那派使向斯巴达控诉雅典的野蛮侵略。斯巴达见雅典已控制了希腊的大部分，“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决定通过战争，消灭雅典势力，瓦解雅典帝国。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亦赞成开仗，督促盟邦尽快作好战争准备（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62页。）。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进攻雅典盟友普拉提亚，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此时，斯巴达同盟已具备强大阵容，同盟的陆军远强于对手，盟主斯巴达更拥有希腊最精锐的重装步兵。同盟还派专使出访中立国以及波斯等非希腊国家，以求得援助和同盟（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1～86页。）。
此次战争的残酷性远超希波战争，因而在公元前422 年夏末的安菲玻利战役后，损失巨大的斯巴达与雅典均愿和谈。斯巴达除欲收回被俘的斯巴达公民外，更因宿敌阿哥斯拒绝续签将于来年期满的与斯巴达订立的三十年和约，担心伯罗奔尼撒盟邦会倒向阿哥斯一边，而斯巴达是不可能同时与雅典和阿哥斯作战的。斯巴达急于取得雅典的和解与合作以便巩固同盟，对抗阿哥斯。翌年春，斯巴达率盟邦与雅典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释放战俘，归还失地。条约最后一条还规定，若斯巴达和雅典双方同意，可修改条约。据此，斯巴达不久又与雅典签订了五十年同盟条约，相约一致对敌，不单独媾和（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0～111页。）。
但斯巴达的初衷全部落空。科林斯、彼奥提亚、麦加拉以及伊利斯拒签和约。科林斯更是主动帮助实行民主政治的阿哥斯组建成包括曼提尼亚、伊利斯两个民主制城邦以及科林斯、色雷斯的卡尔西斯的阿哥斯同盟。彼奥提亚与麦加拉不信任阿哥斯民主政治，提基亚不愿得罪斯巴达，均未加入。在斯巴达同盟分裂之际，斯巴达与雅典的同盟又已岌岌可危，斯巴达拒绝以武力胁迫盟邦归还雅典失地，引起雅典日益强烈的不满（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379页。）。
因此，公元前421年冬，斯巴达及时改变了亲雅典政策， 转而修复与彼奥提亚、科林斯的关系，暗中鼓励彼奥提亚先加入阿哥斯同盟，再同科林斯一道劝阿哥斯与斯巴达结盟。斯巴达的秘密计划不便泄露，为不明真相的彼奥提亚议事会否决了。但议事会同意将巴那克敦城归还雅典以换得与斯巴达的同盟条约，事先却拆毁了该城的防御工事。此举导致斯巴达与雅典间关系的恶化（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84～385页。）。公元前420年， 雅典邀阿哥斯、伊利斯、曼提尼亚共组反斯巴达的“百年同盟”并立即在伯罗奔尼撒开展了军事行动。
雅典新同盟的威胁很快就将麦加拉、科林斯推回了斯巴达同盟。公元前418年，斯巴达联军在曼提尼亚大胜阿哥斯同盟。不久， 阿哥斯便退出原有同盟，与斯巴达缔结同盟条约，两国又邀请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加盟，曼提尼亚也随之入伙。翌年，斯巴达在西息翁、阿哥斯、亚加亚等地建立并加强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至此，斯巴达已成功地恢复和巩固了同盟（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7～411页。）。在雅典远征西西里后，斯巴达又得到以叙拉古为首的西西里城邦的支持。雅典虽重获阿哥斯的同盟，终未能摆脱孤立境地。
公元前412年，雅典海陆精锐在西西里全军覆没， 战争形势为之一变。在斯巴达、波斯的介入下，“雅典帝国”内暴动迭起。雅典紧急动用最后一笔储备金重建了一支舰队，极力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在此决胜关头，斯巴达在同雅典的外交竞争中，赢得了波斯的同盟条约。尤其是公元前407年波斯王之子居鲁士掌管沿岸事务后， 一改过去的“使希腊两大势力平衡，互相对抗”的政策，大力援助斯巴达（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3页。）。公元前405年， 实力大增的斯巴达舰队在骁将吕山德的指挥下，于羊河战役摧毁了雅典海军。翌年，雅典无条件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四、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与斯巴达霸权的覆灭
羊河战役获胜后，斯巴达已牢握希腊海陆霸权，自觉无需再尊重盟邦，对外政策步入昔日雅典之后尘，日益骄横。它独吞了全部胜利成果，一概拒绝科林斯等损失更重的盟邦分享利益的要求，对于伯罗奔尼撒内不听使唤的伊利斯等邦则大动干戈。另外还在希腊四处安插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与斯巴达驻军。公元前399年，为争夺在小亚细亚沿岩的霸权，斯巴达又正式与波斯交战。
斯巴达的帝国主义政策离异了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重要盟友（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6页。），招致普遍的恶感与敌意。值此之际，公元前495 年夏，波斯总督帕那拔苏（Pharnabazus）派专人携巨金收买底比斯、 科林斯、阿哥斯和雅典的反斯巴达领导人，通告他们波斯即将在海上发动攻势，鼓励他们一道对斯巴达作战。此举点燃了希腊人积压已久的仇视斯巴达情绪，各邦反斯巴达领导人已决意在波斯援助下联手反叛斯巴达的霸权统治（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Ⅲ.Ⅴ.1～2。）。
恰在同时，罗克里斯与佛西斯发生了边境冲突。彼奥提亚应罗克里斯的请求，拒绝斯巴达提出的仲裁争端的要求，分侵佛西斯。斯巴达立即向彼奥提亚进攻。彼奥提亚首邦底比斯则与宿敌雅典结盟进行抵抗。此役以斯巴达名将吕山德兵败被杀，斯巴达军被迫撤回而告终。军事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斯巴达的威信，加速了反斯巴达同盟的形成。科林斯、麦加拉随即加入底比斯雅典同盟。四国认为，“既然斯巴达的高压统治为其盟邦所痛恨，只要最强大的城邦能齐心协力，就能轻易地推翻斯巴达的霸权”（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Ⅺ Ⅴ.82.1～2。）。 它们先在科林斯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参加的“议事会”，以制定计划，探讨军事部署，然后派使前往各邦鼓动反叛。至年底，优卑亚、琉卡斯、阿开那尼亚，安布累喜阿、卡尔西斯等先后加入反叛行列。后来，波斯也与反斯巴达各邦结盟，资以大量金钱（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Ⅺ Ⅴ.84.5。）。
但与反斯巴达同盟的乐观情绪相反，伯罗奔尼撒诸邦并未响应，仍在斯巴达控制之下。而且战局发展不容乐观。公元前394年春， 集结于地峡的反斯巴达同盟军失去了进攻良机，斯巴达入侵地峡。初夏，“科林斯战争”爆发。盟军接连在尼米亚、克罗尼亚等战役中失利，地峡防御工事也屡被袭破。但盟军在地峡的顽强防守终在公元前390 年重创敌军，战场形成僵势。虽然公元前394 年克尼多斯一役波斯击垮了斯巴达海上霸权，但斯巴达仍坚持与雅典、科林斯对抗。 双方战至公元前388年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发动大攻势了（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 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4页。）。
在战争渐陷僵局之时，外交战场序幕业已揭开。雅典依靠底比斯、波斯的援助，海上势力迅速复兴，大有重建爱琴海霸权之势，引起了波斯的猜忌（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8页。）。斯巴达乘机派精明的外交家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于公元前492、488年两度出使波斯，劝说波斯停止对其敌人的援助，斯巴达则愿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沿岸各邦的主权，宣告所有希腊城邦和岛屿的自治。斯巴达的计划遭到反斯巴达各邦代表的强烈反对，但立即获得波斯总督泰里拔苏（Tiribazus）的支持和援助。 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犹豫再三，终因察觉雅典重建帝国的野心及其对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国王伊伐格拉期（Evagoras）反叛波斯的援助，批准了手下的举动（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3～464页。）。此时，斯巴达亦获西西里的叙拉古舰队支持，军事实力骤增，迫使雅典及其盟邦妥协。公元前387年秋， 交战各邦代表被波斯召往首都苏撒，听取波斯王敕令的和约（史称“安塔西达斯和约”或波斯大帝和约）。随后，各邦代表再会于斯巴达，接受了和约（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Ⅴ.Ⅰ.29～31。），科林斯战争结束。根据和约，所有希腊城邦均享自治，除伯罗奔尼撒同盟外的所有希腊同盟皆须解散，小亚细亚沿岸诸邦则归波斯所有，不守和约者将受到波斯大帝与其盟友的全面进攻。在斯巴达军事压力下，底比斯被迫解散了彼奥提亚同盟，阿哥斯放弃了对科林斯的兼并。科林斯恢复了贵族政权重归斯巴达同盟（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Ⅴ.Ⅰ.32～36。）。这样，斯巴达外交赢得了重大胜利。 在波斯的支持下，本已不稳的斯巴达霸权得以再延续十五年之久。
然而斯巴达无法阻止反斯巴达势力的团结趋势。公元前379年冬， 底比斯民主党人推翻了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与雅典再度结盟（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29.5～7，32.2。）。底比斯在杰出人物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等领导下，驱除了斯巴达驻军，恢复了彼奥提亚同盟，势力蒸蒸日上。雅典亦于公元前378年冬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共有七十个城市与岛屿参加， 至公元前374年已再度控制了爱琴海（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9页。）。
此时，雅典为牵制日益崛起的底比斯，已欲与斯巴达和解（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 Sir Frank Adcock, D. 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 1975年版，第78页。）。公元前371年夏， 重返希腊外交舞台的波斯派专使召希腊交战各邦代表集会斯巴达。在波斯与雅典的协助下，斯巴达提出的、以希腊各邦独立为基础的和平条约获得一致赞同。但底比斯代表节外生枝，要求彼奥提亚同盟得到承认，被斯巴达拒绝。于是底比斯单独退出和约和雅典同盟。斯巴达乘机发兵北上，试图以武力解散彼奥提亚同盟，然未料在留克特拉城附近的决战中，惨败于伊巴密波达统率的底比斯方阵军。是役实际已结束了斯巴达掌握了三十余年的军事霸权。
五、反底比斯霸权的外交与战争
留克特拉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底比斯新霸权的崛起，希腊同盟组合随之再度发生重大变化。
雅典立即疏远了盟友底比斯，拒绝与其共同入侵伯罗奔尼撒。雅典又试图在斯巴达霸权衰败之际取而代之，便在雅典举行会议。绝大多数伯罗奔尼撒城邦派了代表参加，宣誓遵守和约，与雅典同盟缔结了防守同盟。但是雅典的外交成功远不足以抵消底比斯的军事优势（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83页。）。
在伯罗奔尼撒，公元前370年春，曼提尼亚民主党人夺权成功， 又助提基亚建立起民主政府。双方组成阿卡狄亚同盟，不久又与政体相同的伊利斯、阿哥斯结盟，反斯巴达新同盟形成。在同斯巴达及其盟邦的冲突中，根基尚浅的阿卡狄亚同盟向雅典求援未成，即转向彼奥提亚（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68.1。）。其时，底比斯以彼奥提亚同盟为核心，已建起了囊括除雅典外近乎整个中希腊的大联盟，再度将目光转向伯罗奔尼撒。阿卡狄亚使团的到来正中其下怀。年末，双方订立了盟约，彼奥提亚军南下。
闻讯后，斯巴达和科林斯立即派使赴宿敌雅典处求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代表切中要害的发言赢得了雅典的同盟（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Ⅵ.Ⅴ.37～40。）。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反底比斯同盟确立， 包括了科林斯、埃彼道鲁斯、夫利阿斯、西息翁、培林尼、哈利依斯、赫迈俄尼等伯罗奔尼撒盟邦。此外，斯巴达还有波斯与叙拉古的援助（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7页。）。
集结于地峡的20000盟军无法抵挡底比斯的凌厉攻势。公元前370年冬、368年夏，伊巴密浓达两度侵入伯罗奔尼撒， 导致斯巴达最终衰弱。其领导两个世纪之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统治三百多年的美塞尼亚也在底比斯支持下宣告独立。而反斯巴达的阿卡狄亚同盟则乘机站稳了脚根（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68.1～2，72.4。）。
公元前467年， 军事失利的斯巴达与雅典遣使寻求波斯的积极支援，不料底比斯人伯罗庇达斯（Pelopidas ）的出色外交反先博得波斯大帝的好感。波斯王喻令希腊交战双方在自治与自由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史称“伯罗庇达斯和约”），斯巴达须承以美塞尼亚的独立，雅典要放弃安菲玻利和解散舰队，遭到反底比斯各邦的拒绝（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Ⅶ. Ⅰ.40。）。
接连受挫的反底比斯同盟内部又相互倾轧。公元前466年夏， 雅典秘密与阿卡狄亚结盟并企图颠覆科林斯贵族政权。科林斯、夫利阿斯与埃彼道鲁斯于是转与彼奥提亚媾和。斯巴达一时陷于孤立，仅获得狄奥尼索斯二世的援助（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Ⅶ.Ⅳ.4～10，12。）。
但时隔不久，曾固若金汤的彼奥提亚联盟内部亦出现不和。公元前465年，伊利斯与阿卡狄亚之间爆发了领土战争， 随即导致阿卡狄亚同盟分裂为以贵族制的曼提尼亚和民主制的提基亚为首的两派。 公元前363年，应提基亚等邦的要求，伊巴密浓达宣布将南下镇压。 曼提尼亚遂与伊利斯、亚加亚、斯巴达、雅典等组成联军相抗。在翌年曼提尼亚城下决战中，底比斯辉煌的军事胜利却因霸权的缔造者、杰出领袖伊巴密浓达的战死而化为乌有。而且，连年征战又严重消耗了彼奥提亚的兵力，底比斯霸权亦难以为继了。
至此，希腊为首的几大城邦均已衰弱不堪，无力再争夺希腊霸权了。僻处一隅的马其顿却悄然兴起，最终取代了过时的希腊城邦体系。
古希腊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深刻反映了希腊体系的反霸主义特色与备受推崇的城邦独立观念。它有效地达到了各城邦维护自身独立的最终目的，又无意中确保了以此为基石的整个希腊体系的延存。
古希腊城邦的反霸同盟外交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各城邦针对霸权的转移，一次次及时地变换同盟组合，联合宿敌、失败的霸权者，抗击新获霸权的盟国。但是，各城邦切身利益的差异或冲突，也常导致盟邦相互猜疑，削弱了同盟的凝聚力。
战争是希腊城邦组建反霸同盟最直接的目的和最常用的反霸手段。这恰与波斯相反。波斯在争夺希腊霸权失败后亦成为坚持反霸的国家，但它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调解来解决争端。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希腊霸权全然违背其独立意愿，完全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对各邦构成的威胁亦远大于爱琴海彼岸的波斯。因此，保持独立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战争摧毁霸权的军事基础。况且，战争并不一定是外交的失败与终结，它可以是新一轮外交的起点，将旧敌化为新友正是历次霸权战争后一再发生的事实。
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城邦间关系的亲疏以及同盟的分合有相当的影响。然历次反霸战争并非因之而起，不同政体的城邦出于共同利益时常结盟，都表明希腊反霸外交与战争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9年05期第21～25页
【作者简介】陈文兵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00
| 【内容提要】 | 公元前5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希腊历史，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维护城邦独立，从而确保了整个希腊体系的延存。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希腊霸权全然违背其独立意愿。保持独立的关键在于通过战争摧毁霸权的军事基础。希腊反霸外交与战争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不同政体的城邦出于共同利益时常结盟。 |
公元前5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希腊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一方面，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凭借超强实力，相继起而争夺希腊霸权；另一方面，奉独立自由为圭臬的其他希腊城邦则针锋相对，缔结了一个又一个反霸同盟，屡屡粉碎霸权图谋。本文试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维护城邦独立。
一、古希腊国际体系
作为城邦生存的外在环境，古希腊国际体系的状况与特色会对体系内城邦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著名学者K.J.霍尔斯蒂、亚当·沃森等均对古希腊国际体系作了精彩论述（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k for Anal-ysis），新泽西洲恩格尔伍德——克列弗，第5版，1989年，第2章。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5章。）。
古希腊世界以希腊本土（希腊半岛与爱琴海诸岛）为中心，包括东方希腊（小亚细亚沿岸希腊诸邦）与西方希腊（主要是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其中又以希腊半岛为最主要的外交舞台，希腊为首的几大城邦均位于此。城邦是希腊体系内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页。）。小国寡民则成为城邦最显著的外部特征。然而城邦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雅典、斯巴达的领土与人口规模就是一般城邦难望其项背的。
在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大体消失后，城邦政体形式主要以斯巴达和雅典为典型的贵族寡头制和大众民主制两类。政体、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重要意义，常导致城邦的不和与敌意，而且城邦内部均存在相应的对立派别。在城邦内外危机时刻贵族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发生残酷竞争乃至招引外强军事干涉以扶植亲己政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成为希腊体系的一大特色。
虽然希腊人有着大体共同的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以及密切的经济联系，邦际间也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的各种规则，但希腊人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超乎城邦之上的“希腊国际社会”的概念（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0页。）。城邦是最理想的社会组织，被誉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6页。）。确保城邦独立与安全的观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受到普遍狂热的、甚至偏狭的崇奉。的确，希腊人视为本邦的独立而战死无上光荣，而视“外邦人皆为潜在之敌，外族人皆为天然奴仆”（注：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Harold Nicolson, The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rd），伦敦卡斯尔历史丛书，1954 年版，第9 页。）。外来强权的干涉与控制均遭强烈反抗，而建立希腊霸权的图谋尤为人所深恶痛绝。历次霸权皆因受到全希腊范围的反霸势力的围攻而相继失败。弱小城邦敢于通过对抗而非投靠强大霸权者的方式赢得独立与安全，极典型地表明了希腊体系的反霸主义特色（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1页。）。它深刻反映了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合法性观念。
希腊人强烈的独立自由观念并不能阻止霸权的出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希腊体系的结构方面。同其他一切国际体系一样，希腊体系的权势结构也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的演化。城邦社会形成之初权势高度分散的状况逐渐改变，“某些城邦具有比其他城邦更优越的自然条件，更广泛的利益与活动，因此获得更多的权势和威望”（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第56页。）。至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 底比斯、科林斯、雅典等城邦已与锲入希腊体系的波斯帝国一道，成为体系的支配性力量。具有超群实力的国家难以抗拒霸权的强烈诱惑而纷纷踏上夺取希腊霸权的不归路。于是希腊城邦围绕霸权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外交与战争。
二、“希腊同盟”与希波战争
首次觊觎希腊霸权宝座的是“蛮族”波斯。公元前6世纪末， 波斯已征服希腊半岛北方的色雷斯与马其顿，伺机深入希腊腹地。希腊为首几大城邦之间的严重不和恰给波斯以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前5 世纪初，波斯王大流士即准备武装入侵，“进攻的目标是整个希腊”（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
波斯的严重威胁首先鼓励了长期交恶的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城邦的和解，议决结束彼此间一切不和与战争，派使前往阿哥斯、克里特、科西拉以及叙拉古，“希望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翌年春，各邦再会于科林斯地峡， 名为“希腊同盟”的组织完全成型。以各邦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为其行政机关，统一负责同盟的军事、外交、经济、立法以及宗教事务。同盟以实力最强的斯巴达、雅典与科林斯三邦为中坚，先后有三十一个城邦参加，其调度的兵力最多是有四万重装步兵、七万轻装步兵以及近四百艘三列桨战舰（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226页。）。
在同盟大会期间，波斯五十万大军已向希腊进发。事实说明，种族庞杂的波斯军远非少而精的希腊军的对手。波斯虽在当年的温泉关战役中获胜，但很快就在萨拉米斯湾以及来年的普拉提亚、密卡尔战役中一败涂地。波斯已无力争夺霸权，而且在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又称提洛同盟，公元前378年组建）的咄咄攻势下， 最终丧失了在小亚细亚沿岸的统治权。
三、斯巴达同盟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使雅典得以建立起“雅典帝国”，掌握爱琴海霸权。国力已跃居希腊之首的雅典独霸之心日炽，不满于与陆上强国斯巴达共掌希腊“联合霸权”，视斯巴达及其同盟为雅典扩张的最大障碍，推行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公元前461～454年间控制了麦加拉、彼奥提亚，降服了阿吉那，严重打击了科林斯、埃彼道鲁斯等。但雅典未能巩固成果，雅典的蛮横侵略已激起全面反抗。至公元前466年， 彼奥提亚和麦加拉重挫雅典，返回斯巴达同盟，恢复元气的斯巴达率盟军大举入侵阿提卡，同盟国优卑亚暴动。公元前466年冬， 内外交困的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订立了三十年和约。雅典放弃在伯罗奔尼撒所占之地盘，双方承诺互不侵犯，争端提交仲裁。这样，斯巴达同盟恢复了抗衡雅典的实力地位，遏制了雅典扩张势头（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 J. Mosley, 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37～38页。）。
但雅典扩张远未停住。为增强在被科林斯及其殖民地控制的爱奥尼亚海域的势力，公元前433年， 雅典介入科林斯与科西拉因争夺共同殖民地伊庇丹努发生的战争，公然给予后者以防守同盟和舰队支援，导致科林斯的军事失败。不久，雅典又颁布“麦加拉法令”，严禁麦加拉商船进入雅典及其帝国的港湾，还对正为科林斯策反的同盟城市波提狄亚提出最后通牒并迅速进行军事镇压。科林斯立即伙同麦加拉等盟国以及阿吉那派使向斯巴达控诉雅典的野蛮侵略。斯巴达见雅典已控制了希腊的大部分，“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决定通过战争，消灭雅典势力，瓦解雅典帝国。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亦赞成开仗，督促盟邦尽快作好战争准备（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62页。）。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进攻雅典盟友普拉提亚，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此时，斯巴达同盟已具备强大阵容，同盟的陆军远强于对手，盟主斯巴达更拥有希腊最精锐的重装步兵。同盟还派专使出访中立国以及波斯等非希腊国家，以求得援助和同盟（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1～86页。）。
此次战争的残酷性远超希波战争，因而在公元前422 年夏末的安菲玻利战役后，损失巨大的斯巴达与雅典均愿和谈。斯巴达除欲收回被俘的斯巴达公民外，更因宿敌阿哥斯拒绝续签将于来年期满的与斯巴达订立的三十年和约，担心伯罗奔尼撒盟邦会倒向阿哥斯一边，而斯巴达是不可能同时与雅典和阿哥斯作战的。斯巴达急于取得雅典的和解与合作以便巩固同盟，对抗阿哥斯。翌年春，斯巴达率盟邦与雅典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释放战俘，归还失地。条约最后一条还规定，若斯巴达和雅典双方同意，可修改条约。据此，斯巴达不久又与雅典签订了五十年同盟条约，相约一致对敌，不单独媾和（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0～111页。）。
但斯巴达的初衷全部落空。科林斯、彼奥提亚、麦加拉以及伊利斯拒签和约。科林斯更是主动帮助实行民主政治的阿哥斯组建成包括曼提尼亚、伊利斯两个民主制城邦以及科林斯、色雷斯的卡尔西斯的阿哥斯同盟。彼奥提亚与麦加拉不信任阿哥斯民主政治，提基亚不愿得罪斯巴达，均未加入。在斯巴达同盟分裂之际，斯巴达与雅典的同盟又已岌岌可危，斯巴达拒绝以武力胁迫盟邦归还雅典失地，引起雅典日益强烈的不满（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379页。）。
因此，公元前421年冬，斯巴达及时改变了亲雅典政策， 转而修复与彼奥提亚、科林斯的关系，暗中鼓励彼奥提亚先加入阿哥斯同盟，再同科林斯一道劝阿哥斯与斯巴达结盟。斯巴达的秘密计划不便泄露，为不明真相的彼奥提亚议事会否决了。但议事会同意将巴那克敦城归还雅典以换得与斯巴达的同盟条约，事先却拆毁了该城的防御工事。此举导致斯巴达与雅典间关系的恶化（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84～385页。）。公元前420年， 雅典邀阿哥斯、伊利斯、曼提尼亚共组反斯巴达的“百年同盟”并立即在伯罗奔尼撒开展了军事行动。
雅典新同盟的威胁很快就将麦加拉、科林斯推回了斯巴达同盟。公元前418年，斯巴达联军在曼提尼亚大胜阿哥斯同盟。不久， 阿哥斯便退出原有同盟，与斯巴达缔结同盟条约，两国又邀请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卡尔西斯人加盟，曼提尼亚也随之入伙。翌年，斯巴达在西息翁、阿哥斯、亚加亚等地建立并加强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至此，斯巴达已成功地恢复和巩固了同盟（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7～411页。）。在雅典远征西西里后，斯巴达又得到以叙拉古为首的西西里城邦的支持。雅典虽重获阿哥斯的同盟，终未能摆脱孤立境地。
公元前412年，雅典海陆精锐在西西里全军覆没， 战争形势为之一变。在斯巴达、波斯的介入下，“雅典帝国”内暴动迭起。雅典紧急动用最后一笔储备金重建了一支舰队，极力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在此决胜关头，斯巴达在同雅典的外交竞争中，赢得了波斯的同盟条约。尤其是公元前407年波斯王之子居鲁士掌管沿岸事务后， 一改过去的“使希腊两大势力平衡，互相对抗”的政策，大力援助斯巴达（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3页。）。公元前405年， 实力大增的斯巴达舰队在骁将吕山德的指挥下，于羊河战役摧毁了雅典海军。翌年，雅典无条件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四、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与斯巴达霸权的覆灭
羊河战役获胜后，斯巴达已牢握希腊海陆霸权，自觉无需再尊重盟邦，对外政策步入昔日雅典之后尘，日益骄横。它独吞了全部胜利成果，一概拒绝科林斯等损失更重的盟邦分享利益的要求，对于伯罗奔尼撒内不听使唤的伊利斯等邦则大动干戈。另外还在希腊四处安插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与斯巴达驻军。公元前399年，为争夺在小亚细亚沿岩的霸权，斯巴达又正式与波斯交战。
斯巴达的帝国主义政策离异了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重要盟友（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6页。），招致普遍的恶感与敌意。值此之际，公元前495 年夏，波斯总督帕那拔苏（Pharnabazus）派专人携巨金收买底比斯、 科林斯、阿哥斯和雅典的反斯巴达领导人，通告他们波斯即将在海上发动攻势，鼓励他们一道对斯巴达作战。此举点燃了希腊人积压已久的仇视斯巴达情绪，各邦反斯巴达领导人已决意在波斯援助下联手反叛斯巴达的霸权统治（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Ⅲ.Ⅴ.1～2。）。
恰在同时，罗克里斯与佛西斯发生了边境冲突。彼奥提亚应罗克里斯的请求，拒绝斯巴达提出的仲裁争端的要求，分侵佛西斯。斯巴达立即向彼奥提亚进攻。彼奥提亚首邦底比斯则与宿敌雅典结盟进行抵抗。此役以斯巴达名将吕山德兵败被杀，斯巴达军被迫撤回而告终。军事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斯巴达的威信，加速了反斯巴达同盟的形成。科林斯、麦加拉随即加入底比斯雅典同盟。四国认为，“既然斯巴达的高压统治为其盟邦所痛恨，只要最强大的城邦能齐心协力，就能轻易地推翻斯巴达的霸权”（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Ⅺ Ⅴ.82.1～2。）。 它们先在科林斯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参加的“议事会”，以制定计划，探讨军事部署，然后派使前往各邦鼓动反叛。至年底，优卑亚、琉卡斯、阿开那尼亚，安布累喜阿、卡尔西斯等先后加入反叛行列。后来，波斯也与反斯巴达各邦结盟，资以大量金钱（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Ⅺ Ⅴ.84.5。）。
但与反斯巴达同盟的乐观情绪相反，伯罗奔尼撒诸邦并未响应，仍在斯巴达控制之下。而且战局发展不容乐观。公元前394年春， 集结于地峡的反斯巴达同盟军失去了进攻良机，斯巴达入侵地峡。初夏，“科林斯战争”爆发。盟军接连在尼米亚、克罗尼亚等战役中失利，地峡防御工事也屡被袭破。但盟军在地峡的顽强防守终在公元前390 年重创敌军，战场形成僵势。虽然公元前394 年克尼多斯一役波斯击垮了斯巴达海上霸权，但斯巴达仍坚持与雅典、科林斯对抗。 双方战至公元前388年已精疲力竭，无力再发动大攻势了（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 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4页。）。
在战争渐陷僵局之时，外交战场序幕业已揭开。雅典依靠底比斯、波斯的援助，海上势力迅速复兴，大有重建爱琴海霸权之势，引起了波斯的猜忌（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68页。）。斯巴达乘机派精明的外交家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于公元前492、488年两度出使波斯，劝说波斯停止对其敌人的援助，斯巴达则愿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沿岸各邦的主权，宣告所有希腊城邦和岛屿的自治。斯巴达的计划遭到反斯巴达各邦代表的强烈反对，但立即获得波斯总督泰里拔苏（Tiribazus）的支持和援助。 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犹豫再三，终因察觉雅典重建帝国的野心及其对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国王伊伐格拉期（Evagoras）反叛波斯的援助，批准了手下的举动（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3～464页。）。此时，斯巴达亦获西西里的叙拉古舰队支持，军事实力骤增，迫使雅典及其盟邦妥协。公元前387年秋， 交战各邦代表被波斯召往首都苏撒，听取波斯王敕令的和约（史称“安塔西达斯和约”或波斯大帝和约）。随后，各邦代表再会于斯巴达，接受了和约（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Ⅴ.Ⅰ.29～31。），科林斯战争结束。根据和约，所有希腊城邦均享自治，除伯罗奔尼撒同盟外的所有希腊同盟皆须解散，小亚细亚沿岸诸邦则归波斯所有，不守和约者将受到波斯大帝与其盟友的全面进攻。在斯巴达军事压力下，底比斯被迫解散了彼奥提亚同盟，阿哥斯放弃了对科林斯的兼并。科林斯恢复了贵族政权重归斯巴达同盟（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Ⅴ.Ⅰ.32～36。）。这样，斯巴达外交赢得了重大胜利。 在波斯的支持下，本已不稳的斯巴达霸权得以再延续十五年之久。
然而斯巴达无法阻止反斯巴达势力的团结趋势。公元前379年冬， 底比斯民主党人推翻了亲斯巴达的贵族政权，与雅典再度结盟（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29.5～7，32.2。）。底比斯在杰出人物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等领导下，驱除了斯巴达驻军，恢复了彼奥提亚同盟，势力蒸蒸日上。雅典亦于公元前378年冬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共有七十个城市与岛屿参加， 至公元前374年已再度控制了爱琴海（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9页。）。
此时，雅典为牵制日益崛起的底比斯，已欲与斯巴达和解（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 Sir Frank Adcock, D. 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 1975年版，第78页。）。公元前371年夏， 重返希腊外交舞台的波斯派专使召希腊交战各邦代表集会斯巴达。在波斯与雅典的协助下，斯巴达提出的、以希腊各邦独立为基础的和平条约获得一致赞同。但底比斯代表节外生枝，要求彼奥提亚同盟得到承认，被斯巴达拒绝。于是底比斯单独退出和约和雅典同盟。斯巴达乘机发兵北上，试图以武力解散彼奥提亚同盟，然未料在留克特拉城附近的决战中，惨败于伊巴密波达统率的底比斯方阵军。是役实际已结束了斯巴达掌握了三十余年的军事霸权。
五、反底比斯霸权的外交与战争
留克特拉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底比斯新霸权的崛起，希腊同盟组合随之再度发生重大变化。
雅典立即疏远了盟友底比斯，拒绝与其共同入侵伯罗奔尼撒。雅典又试图在斯巴达霸权衰败之际取而代之，便在雅典举行会议。绝大多数伯罗奔尼撒城邦派了代表参加，宣誓遵守和约，与雅典同盟缔结了防守同盟。但是雅典的外交成功远不足以抵消底比斯的军事优势（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83页。）。
在伯罗奔尼撒，公元前370年春，曼提尼亚民主党人夺权成功， 又助提基亚建立起民主政府。双方组成阿卡狄亚同盟，不久又与政体相同的伊利斯、阿哥斯结盟，反斯巴达新同盟形成。在同斯巴达及其盟邦的冲突中，根基尚浅的阿卡狄亚同盟向雅典求援未成，即转向彼奥提亚（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68.1。）。其时，底比斯以彼奥提亚同盟为核心，已建起了囊括除雅典外近乎整个中希腊的大联盟，再度将目光转向伯罗奔尼撒。阿卡狄亚使团的到来正中其下怀。年末，双方订立了盟约，彼奥提亚军南下。
闻讯后，斯巴达和科林斯立即派使赴宿敌雅典处求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代表切中要害的发言赢得了雅典的同盟（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Ⅵ.Ⅴ.37～40。）。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反底比斯同盟确立， 包括了科林斯、埃彼道鲁斯、夫利阿斯、西息翁、培林尼、哈利依斯、赫迈俄尼等伯罗奔尼撒盟邦。此外，斯巴达还有波斯与叙拉古的援助（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7页。）。
集结于地峡的20000盟军无法抵挡底比斯的凌厉攻势。公元前370年冬、368年夏，伊巴密浓达两度侵入伯罗奔尼撒， 导致斯巴达最终衰弱。其领导两个世纪之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瓦解，统治三百多年的美塞尼亚也在底比斯支持下宣告独立。而反斯巴达的阿卡狄亚同盟则乘机站稳了脚根（注：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as of Sicily），ⅩⅤ.68.1～2，72.4。）。
公元前467年， 军事失利的斯巴达与雅典遣使寻求波斯的积极支援，不料底比斯人伯罗庇达斯（Pelopidas ）的出色外交反先博得波斯大帝的好感。波斯王喻令希腊交战双方在自治与自由的基础上缔结和约（史称“伯罗庇达斯和约”），斯巴达须承以美塞尼亚的独立，雅典要放弃安菲玻利和解散舰队，遭到反底比斯各邦的拒绝（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Ⅶ. Ⅰ.40。）。
接连受挫的反底比斯同盟内部又相互倾轧。公元前466年夏， 雅典秘密与阿卡狄亚结盟并企图颠覆科林斯贵族政权。科林斯、夫利阿斯与埃彼道鲁斯于是转与彼奥提亚媾和。斯巴达一时陷于孤立，仅获得狄奥尼索斯二世的援助（注：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洛布古典文库1947年英文版，Ⅶ.Ⅳ.4～10，12。）。
但时隔不久，曾固若金汤的彼奥提亚联盟内部亦出现不和。公元前465年，伊利斯与阿卡狄亚之间爆发了领土战争， 随即导致阿卡狄亚同盟分裂为以贵族制的曼提尼亚和民主制的提基亚为首的两派。 公元前363年，应提基亚等邦的要求，伊巴密浓达宣布将南下镇压。 曼提尼亚遂与伊利斯、亚加亚、斯巴达、雅典等组成联军相抗。在翌年曼提尼亚城下决战中，底比斯辉煌的军事胜利却因霸权的缔造者、杰出领袖伊巴密浓达的战死而化为乌有。而且，连年征战又严重消耗了彼奥提亚的兵力，底比斯霸权亦难以为继了。
至此，希腊为首的几大城邦均已衰弱不堪，无力再争夺希腊霸权了。僻处一隅的马其顿却悄然兴起，最终取代了过时的希腊城邦体系。
古希腊的城邦反霸同盟外交深刻反映了希腊体系的反霸主义特色与备受推崇的城邦独立观念。它有效地达到了各城邦维护自身独立的最终目的，又无意中确保了以此为基石的整个希腊体系的延存。
古希腊城邦的反霸同盟外交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各城邦针对霸权的转移，一次次及时地变换同盟组合，联合宿敌、失败的霸权者，抗击新获霸权的盟国。但是，各城邦切身利益的差异或冲突，也常导致盟邦相互猜疑，削弱了同盟的凝聚力。
战争是希腊城邦组建反霸同盟最直接的目的和最常用的反霸手段。这恰与波斯相反。波斯在争夺希腊霸权失败后亦成为坚持反霸的国家，但它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调解来解决争端。对于希腊城邦来说，希腊霸权全然违背其独立意愿，完全建立在军事优势之上，对各邦构成的威胁亦远大于爱琴海彼岸的波斯。因此，保持独立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战争摧毁霸权的军事基础。况且，战争并不一定是外交的失败与终结，它可以是新一轮外交的起点，将旧敌化为新友正是历次霸权战争后一再发生的事实。
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城邦间关系的亲疏以及同盟的分合有相当的影响。然历次反霸战争并非因之而起，不同政体的城邦出于共同利益时常结盟，都表明希腊反霸外交与战争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