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存在问题的探讨
孟广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9年06期第19～23页
【作者简介】孟广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2
在我国历史学领域，世界中世纪史可谓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学科。它兴起的时间不长，基础也较为薄弱，而对研究条件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且涉及到许多地区国家的历史和许多我国传统史学所陌生的深奥问题。然而，我国学者却能勤奋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发展得较快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当前的所谓“史学危机”中，它所面临的困难也尤为突出。今年是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一年，在这继往开来的世纪之交，认真总结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历程，从中获得启示，发现不足，对它未来健康与迅速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有益的。
一
我国学术界对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其端绪虽然可以回溯到本世纪初，然而，它的起步则是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既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也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信息。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出现。从本世纪初到建国这一段时期，我国学者也曾对中世纪史问题如中古西欧的日尔曼人、教会神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新航路的开辟、16～17世纪的君主专制等或多或少地作过介绍；大学中开设的“西洋史”、“西哲史”之类的课程，也曾讲授一些有关的内容，但却极少对之作深入的专门研究。那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影响和中国传统史学的逻辑发展，也由于缺少有关的史料和信息，我国史学家普遍钟情于本国历史之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辨析与探讨，对世界史则多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史。同时，当时影响整个文化界的持久不衰的东西文化论战浪潮，与其中将西方近代文化等同于整个西方文化的思想取向，更冲淡了人们对中世纪史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兴趣。因此，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实际上尚未结胎萌发。
建国后，我国的一些学术老前辈为填补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科研空白，放弃了其已有很高造诣与学术积累的专业，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环境，投身于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他们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或编写通史、教材，或编译相关的教参资料与国外有关的史著，或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研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他们的不断开拓，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然而，那一时期的学术环境，不可能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机遇。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方面，我国史学界中盛开的是有关中国史问题的“五朵金花”，世界史特别是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不受重视，难以在高校和研究单位培养较多的专门人才，形成相应的学术群体。另一方面，我国的世界史学界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与欧美史学界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闭锁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使我国学者难以获得大量必备的史料与信息，也难以借鉴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还缺少一个较为宽松而稳定的学术环境，很难排除种种困扰而潜心于学。在此情况下，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却始终处于初始性阶段。老一辈史学家苦心培植起来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幼苗，在“十年动乱”中更饱受“文革”风暴的摧残而花果凋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文化科学迎来了一个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春天，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思想解放的氛围，促使我国学者摆脱前苏联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与语录化的不良影响，开始深层次地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用以指导中世纪史诸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对西方学者中世纪史研究最新学术动态的密切追踪与对其中某些流行的“学理模式”的深入辨析，对国外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对国外史学名著的大量翻译，与国外史学界同行交流的逐渐增多与密切，都使得人们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所需的学术信息量大大增加，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随之而不断开掘。同时，这也使人们更为明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研究现状与国外同行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由此而对自身的研究水准与目标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人数较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特别是一些留学攻博人士的回国，不断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一批史学新秀脱颖而出。作为我国新兴学术团体之一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近20年来，不少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术前辈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这一领域的探讨开辟了路径，而且对后辈悉心指教，严格要求，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他们还在百忙之中，积极指导与规划学会的工作。他们的学术精神与奉献精神，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在近20年来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
建国以后起步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通过较为准确的诠释与阐发，深层次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改革开放后，一些在治学道路上经历坎坷的学术前辈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真正做到用它的理论方法去指导学术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界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受当时环境的制约，我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是从前苏联那里传递过来，其内容多系有关“五种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理论；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理时，则严重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带有极其明显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特征。而对唯物史观中所包纳的有关历史发展之根本基础与原动力的深层次内涵，则鲜有充分的发掘与阐扬。这一状况，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当然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指导效应。“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前辈解放思想，勤奋考量，在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上，走在整个史学界的前列，他们或首先向国内史学界详细介绍在前苏联学术界兴起的中断了几十年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热潮，激活了学术界的理论兴趣；或尽力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论述，进而在探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形态规律的框架中来规划中世纪史的研究方向，以验证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规律的理论；或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深入发掘，通过阐发其中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因果必然性的内涵，去系统地恢复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及相应的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旨趣并非是要在纯理论的形式范围上去构建一种大而空的历史哲学思辨体系，而是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化作用以观察、考量与分析具体历史现象的方法，去探讨中世纪史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对当代西方的诸多史学流派与理论方法作了认真的梳理、批判与借鉴。这些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确立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拓展。
2.学术领域空前拓宽、研讨的对象不断增多，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另一表征。“文革”前，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范围较为狭小。在欧洲，所涉及的也只有封建制度、农奴制、文艺复兴、农民战争等少数课题。而对其他地区国家的有关历史问题，也涉及不多，有的甚至就是空白。“文革”后，研究领域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地区国别上囊括了西欧、东欧、西亚、东亚、南亚、中亚、北非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重点则集中在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中世纪历史。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逐渐被纳入专家学者的探索轨道。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诸问题、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诸问题、新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诸问题、西欧封建王权与教权诸问题、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君主专制与议会诸问题、德国农民战争问题、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多的研究。此外，俄罗斯农奴制与封建制问题、拜占廷帝国初期历史诸问题、阿拉伯封建制问题、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历史诸问题、日本和朝鲜中世纪经济与政治诸问题等，都成为专家所重视的研究领域。
3.研究深度日益拓展，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不断问世，更鲜明地反映了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可喜进步。近20年来，我国学者在拓宽研究范围的同时，注重对研究深度的发掘。在探讨东西方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形态与历史走向时，我国学者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15～16世纪东西方文明的相互撞击与融合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分散、闭塞的地区国别史向整体、关联的世界史演进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显示了他们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史学素养。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封建君臣关系、农奴制、庄园经济的状况、城市的法权地位等问题都作了比较精确的界定和论证，澄清了以往对这些历史现象的不当认识。对俄国、日本等国家的这一类问题，也给予了深入的分析。对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与工商业经济等问题，我国学者从西方近代化（即现代化）的角度，作了认真考量。对英国都铎王朝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细致研究，则显示了我国学者较强的学术群体实力。在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问题上，我国学者的探讨则日趋精致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习俗与庆典，德国、瑞士的宗教改革学说的内涵与新教伦理精神，德国农民战争的纲领与目标等原来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开始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辨析。而原来学术界很少涉及的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拜占廷、阿拉伯、伊朗、中亚等地区与国家的君主政治，也不乏颇具功力的学术论著。
4.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还表现在越来越多地借鉴西方新的史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新社会史方法、比较史学方法、新政治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等。这些新方法的采用，扩大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了我们观察与分析的能力，大大有助于对历史问题与历史规律的研讨和认识。例如，通过对西方新史学学派的社会史方法的借鉴，我国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具有“长时段”特征的历史现象，投入到各阶级、阶层人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心态的探讨之中，由此而对与之相关的制度、运动、思想文化等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国学者在比较史学方法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显著。他们或深入探讨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或就有关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考察，以从中寻找历史的规律性，涉及到了比较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中国与西方的奴隶制、封建君主政治、封建城市、封建经济形态，中世纪晚期的中西思想文化，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的封建经济形态等许多问题的比较探讨，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问世。这些新的学术态势，大大活跃了学术氛围，推动了研究的拓展。
5.我国学者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中所形成的求实求真、朴素严谨的优良学风，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发展的一种潜在而又重要的无形成果。我们的学术前辈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培养起为学术真理而毕生求索的献身精神。他们甘愿“坐冷板凳、吃冷猪肉”，选择了难度极大而研究条件又较差的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勤奋耕耘。不少有志于献身于中世纪史学的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的带动和指导下，也刻苦钻研，矢志不渝。他们还常常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激烈而又平等的学术争论，但却并不因彼此的观点分歧而影响了相互间的同事情谊。这些优良的学风，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所馈赠后来学人的宝贵学术遗产。
三
作为中国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形成时间晚、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科，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成就，但由于“先天不足”与种种条件的限制，它必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乃至缺陷，有必要予以重视。
1.在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在引进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还重视得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唯物史观上正本清源的努力，原来的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语录化的现象，已经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中逐渐淡化，以论代史、以论证史的弊端已不多见；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正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其日趋有力的理论与方法的效应。对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开始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讨。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着全面认同西方新史学方法而不重视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现象。应当承认，自二战以来兴起于西方的新史学思潮，已经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学派一反兰克学派将视野聚焦在重要的历史人物、事变与制度上并加以“客观描述”的“从头往脚看”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主张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以“从脚往头看”的学术取向去考量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力图从中透显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新史学的这一学术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与唯物史观的史学“本体”论是契合的，因为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解释各种历史现象的底蕴。但是，唯物史观的旨趣不只是要描述与诠释历史过程及其诸种现象，而且还要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并且从中总结出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境界，是当代西方新史学所远未达到的。正因为如此，西方新史学学派在作出其特有的学术贡献后，其对“历史长时段”的聚焦逐渐转移到对细微历史现象与事实的罗列与辨析，显现出日渐琐碎化与考据化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新史学的同时，更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在学术研究中避免那种极端的钻牛角尖的倾向，避免在当代出现新的“乾嘉考据学”的误区。科学的理论绝不是灰色的，没有它，历史学就不可能成为富有思想生命力的长青之树。
2.我国现阶段教学与研究队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客观条件既有一些局限性，也不甚整齐。因此，不仅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队伍的分布区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和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而且我们的研究领域分布也极不平衡，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西欧、东欧、西亚、东亚等地区的少数主要国家，在时间上则多以中世纪晚期的历史问题为主。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既获得了不少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学术成果，但也有许多探讨仍然处于初始性阶段。这一状况表明，要使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有一个持久稳步的发展，既需要我们刻苦地练好基本功，打好理论、语言、史料等方面的基础，也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在学科建设上采取倾斜性的政策，如经费支助、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
3.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也同整个史学界一样面临着所谓“史学危机”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所面临的“史学危机”最为严重。研究经费的缺乏，论著发表的困难，及一些单位对这一领域的轻视，大大挫伤了不少有关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很不稳定，报考该专业研究生的人数较少，处于“青黄不接”的严重断层状况，有的高校甚至已经没有专人开设相关的课程。要改变这种令人忧虑的局面，既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也需要我们现有的研究群体从发展我国历史科学、承传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优秀学术传统，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范围内脚踏实地，奋发图强，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不足与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门新兴学科在成长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可喜的，比起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要领先得多。而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某些局部或层面的探讨，其实并不比西方逊色。西方人的研究之所以在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也不足为奇，因为它已经过了数百年的积淀与发展。况且西方的研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乃至谬误，“身在此山”的西方人所常常难以洞察到的其某些历史问题的“庐山真面目”，正在不断被我国学者用唯物史观去深入地辨析与揭示。我们的史学前辈的一些成果，也正在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的确还与欧美同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老一辈所奠定的良好学科基础上，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一定会在新的世纪跨进国际史坛的最先进行列，并闪烁着其特有的灿烂的学术光芒。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开封)1999年06期第19～23页
【作者简介】孟广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实际上萌发于建国以后。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在唯物史观上的拨乱反正与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而得以迅速发展。20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有关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得到深入阐发，研讨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深度日益拓展，西方新的史学方法被大量借鉴，并且形成了朴素严谨的优良学风。但我国这一史学领域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即在借鉴西方史学方法时对唯物史观的指南针作用还重视得不够，学术队伍的水平与研究领域的分布不平衡，科研人才面临“断层”的危机。若能对此予以重视并加以克服，我国这一学科定能跨入国际史坛的前列。 |
一
我国学术界对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其端绪虽然可以回溯到本世纪初，然而，它的起步则是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既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也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信息。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出现。从本世纪初到建国这一段时期，我国学者也曾对中世纪史问题如中古西欧的日尔曼人、教会神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新航路的开辟、16～17世纪的君主专制等或多或少地作过介绍；大学中开设的“西洋史”、“西哲史”之类的课程，也曾讲授一些有关的内容，但却极少对之作深入的专门研究。那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影响和中国传统史学的逻辑发展，也由于缺少有关的史料和信息，我国史学家普遍钟情于本国历史之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辨析与探讨，对世界史则多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史。同时，当时影响整个文化界的持久不衰的东西文化论战浪潮，与其中将西方近代文化等同于整个西方文化的思想取向，更冲淡了人们对中世纪史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兴趣。因此，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实际上尚未结胎萌发。
建国后，我国的一些学术老前辈为填补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科研空白，放弃了其已有很高造诣与学术积累的专业，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环境，投身于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他们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或编写通史、教材，或编译相关的教参资料与国外有关的史著，或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研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他们的不断开拓，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然而，那一时期的学术环境，不可能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机遇。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方面，我国史学界中盛开的是有关中国史问题的“五朵金花”，世界史特别是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不受重视，难以在高校和研究单位培养较多的专门人才，形成相应的学术群体。另一方面，我国的世界史学界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与欧美史学界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闭锁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使我国学者难以获得大量必备的史料与信息，也难以借鉴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还缺少一个较为宽松而稳定的学术环境，很难排除种种困扰而潜心于学。在此情况下，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却始终处于初始性阶段。老一辈史学家苦心培植起来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幼苗，在“十年动乱”中更饱受“文革”风暴的摧残而花果凋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文化科学迎来了一个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春天，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思想解放的氛围，促使我国学者摆脱前苏联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与语录化的不良影响，开始深层次地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用以指导中世纪史诸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对西方学者中世纪史研究最新学术动态的密切追踪与对其中某些流行的“学理模式”的深入辨析，对国外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对国外史学名著的大量翻译，与国外史学界同行交流的逐渐增多与密切，都使得人们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所需的学术信息量大大增加，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随之而不断开掘。同时，这也使人们更为明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研究现状与国外同行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由此而对自身的研究水准与目标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人数较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特别是一些留学攻博人士的回国，不断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一批史学新秀脱颖而出。作为我国新兴学术团体之一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近20年来，不少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术前辈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这一领域的探讨开辟了路径，而且对后辈悉心指教，严格要求，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他们还在百忙之中，积极指导与规划学会的工作。他们的学术精神与奉献精神，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在近20年来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
建国以后起步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通过较为准确的诠释与阐发，深层次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改革开放后，一些在治学道路上经历坎坷的学术前辈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真正做到用它的理论方法去指导学术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界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受当时环境的制约，我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是从前苏联那里传递过来，其内容多系有关“五种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理论；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理时，则严重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带有极其明显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特征。而对唯物史观中所包纳的有关历史发展之根本基础与原动力的深层次内涵，则鲜有充分的发掘与阐扬。这一状况，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当然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指导效应。“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前辈解放思想，勤奋考量，在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上，走在整个史学界的前列，他们或首先向国内史学界详细介绍在前苏联学术界兴起的中断了几十年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热潮，激活了学术界的理论兴趣；或尽力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论述，进而在探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形态规律的框架中来规划中世纪史的研究方向，以验证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规律的理论；或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深入发掘，通过阐发其中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因果必然性的内涵，去系统地恢复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及相应的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旨趣并非是要在纯理论的形式范围上去构建一种大而空的历史哲学思辨体系，而是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化作用以观察、考量与分析具体历史现象的方法，去探讨中世纪史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对当代西方的诸多史学流派与理论方法作了认真的梳理、批判与借鉴。这些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确立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拓展。
2.学术领域空前拓宽、研讨的对象不断增多，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另一表征。“文革”前，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范围较为狭小。在欧洲，所涉及的也只有封建制度、农奴制、文艺复兴、农民战争等少数课题。而对其他地区国家的有关历史问题，也涉及不多，有的甚至就是空白。“文革”后，研究领域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地区国别上囊括了西欧、东欧、西亚、东亚、南亚、中亚、北非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重点则集中在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中世纪历史。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逐渐被纳入专家学者的探索轨道。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诸问题、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诸问题、新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诸问题、西欧封建王权与教权诸问题、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君主专制与议会诸问题、德国农民战争问题、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多的研究。此外，俄罗斯农奴制与封建制问题、拜占廷帝国初期历史诸问题、阿拉伯封建制问题、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历史诸问题、日本和朝鲜中世纪经济与政治诸问题等，都成为专家所重视的研究领域。
3.研究深度日益拓展，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不断问世，更鲜明地反映了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可喜进步。近20年来，我国学者在拓宽研究范围的同时，注重对研究深度的发掘。在探讨东西方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形态与历史走向时，我国学者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15～16世纪东西方文明的相互撞击与融合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分散、闭塞的地区国别史向整体、关联的世界史演进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显示了他们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史学素养。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封建君臣关系、农奴制、庄园经济的状况、城市的法权地位等问题都作了比较精确的界定和论证，澄清了以往对这些历史现象的不当认识。对俄国、日本等国家的这一类问题，也给予了深入的分析。对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与工商业经济等问题，我国学者从西方近代化（即现代化）的角度，作了认真考量。对英国都铎王朝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细致研究，则显示了我国学者较强的学术群体实力。在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问题上，我国学者的探讨则日趋精致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习俗与庆典，德国、瑞士的宗教改革学说的内涵与新教伦理精神，德国农民战争的纲领与目标等原来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开始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辨析。而原来学术界很少涉及的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拜占廷、阿拉伯、伊朗、中亚等地区与国家的君主政治，也不乏颇具功力的学术论著。
4.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还表现在越来越多地借鉴西方新的史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新社会史方法、比较史学方法、新政治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等。这些新方法的采用，扩大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了我们观察与分析的能力，大大有助于对历史问题与历史规律的研讨和认识。例如，通过对西方新史学学派的社会史方法的借鉴，我国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具有“长时段”特征的历史现象，投入到各阶级、阶层人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心态的探讨之中，由此而对与之相关的制度、运动、思想文化等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国学者在比较史学方法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显著。他们或深入探讨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或就有关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考察，以从中寻找历史的规律性，涉及到了比较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中国与西方的奴隶制、封建君主政治、封建城市、封建经济形态，中世纪晚期的中西思想文化，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的封建经济形态等许多问题的比较探讨，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问世。这些新的学术态势，大大活跃了学术氛围，推动了研究的拓展。
5.我国学者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中所形成的求实求真、朴素严谨的优良学风，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发展的一种潜在而又重要的无形成果。我们的学术前辈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培养起为学术真理而毕生求索的献身精神。他们甘愿“坐冷板凳、吃冷猪肉”，选择了难度极大而研究条件又较差的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勤奋耕耘。不少有志于献身于中世纪史学的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的带动和指导下，也刻苦钻研，矢志不渝。他们还常常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激烈而又平等的学术争论，但却并不因彼此的观点分歧而影响了相互间的同事情谊。这些优良的学风，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所馈赠后来学人的宝贵学术遗产。
三
作为中国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形成时间晚、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科，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成就，但由于“先天不足”与种种条件的限制，它必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乃至缺陷，有必要予以重视。
1.在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在引进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还重视得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唯物史观上正本清源的努力，原来的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语录化的现象，已经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中逐渐淡化，以论代史、以论证史的弊端已不多见；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正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其日趋有力的理论与方法的效应。对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开始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讨。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着全面认同西方新史学方法而不重视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现象。应当承认，自二战以来兴起于西方的新史学思潮，已经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学派一反兰克学派将视野聚焦在重要的历史人物、事变与制度上并加以“客观描述”的“从头往脚看”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主张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以“从脚往头看”的学术取向去考量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力图从中透显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新史学的这一学术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与唯物史观的史学“本体”论是契合的，因为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解释各种历史现象的底蕴。但是，唯物史观的旨趣不只是要描述与诠释历史过程及其诸种现象，而且还要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并且从中总结出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境界，是当代西方新史学所远未达到的。正因为如此，西方新史学学派在作出其特有的学术贡献后，其对“历史长时段”的聚焦逐渐转移到对细微历史现象与事实的罗列与辨析，显现出日渐琐碎化与考据化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新史学的同时，更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在学术研究中避免那种极端的钻牛角尖的倾向，避免在当代出现新的“乾嘉考据学”的误区。科学的理论绝不是灰色的，没有它，历史学就不可能成为富有思想生命力的长青之树。
2.我国现阶段教学与研究队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客观条件既有一些局限性，也不甚整齐。因此，不仅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队伍的分布区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和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而且我们的研究领域分布也极不平衡，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西欧、东欧、西亚、东亚等地区的少数主要国家，在时间上则多以中世纪晚期的历史问题为主。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既获得了不少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学术成果，但也有许多探讨仍然处于初始性阶段。这一状况表明，要使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有一个持久稳步的发展，既需要我们刻苦地练好基本功，打好理论、语言、史料等方面的基础，也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在学科建设上采取倾斜性的政策，如经费支助、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
3.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也同整个史学界一样面临着所谓“史学危机”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所面临的“史学危机”最为严重。研究经费的缺乏，论著发表的困难，及一些单位对这一领域的轻视，大大挫伤了不少有关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很不稳定，报考该专业研究生的人数较少，处于“青黄不接”的严重断层状况，有的高校甚至已经没有专人开设相关的课程。要改变这种令人忧虑的局面，既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也需要我们现有的研究群体从发展我国历史科学、承传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优秀学术传统，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范围内脚踏实地，奋发图强，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不足与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门新兴学科在成长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可喜的，比起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要领先得多。而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某些局部或层面的探讨，其实并不比西方逊色。西方人的研究之所以在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也不足为奇，因为它已经过了数百年的积淀与发展。况且西方的研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乃至谬误，“身在此山”的西方人所常常难以洞察到的其某些历史问题的“庐山真面目”，正在不断被我国学者用唯物史观去深入地辨析与揭示。我们的史学前辈的一些成果，也正在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的确还与欧美同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老一辈所奠定的良好学科基础上，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一定会在新的世纪跨进国际史坛的最先进行列，并闪烁着其特有的灿烂的学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