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
吴恩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5期第84～91页
【作者简介】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广大世界史工作者，在加强世界史基础课题研究的同时，自觉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作主攻方向，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认真探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认识和分析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变化、新问题以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其中，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不打算对“现代化研究”这一课题的总体情况作介绍（注：这方面文章请参阅林被甸、 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只就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新观点提出来以飨读者。
一、工业革命与现代化
18世纪以来，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一课题曾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世界史工作者从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出发，对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兴趣又勃然高涨”（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重点集中在：
1.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工业革命的推动。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几乎完全出自缺乏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工匠之手，是所谓“经验主义”的胜利，科学和教育的作用极其有限或微乎其微（注：吴必康：《科学和教育与工业革命》，转引《工业社会的勃兴》， 第284页。）。对此吴必康指出：历史证明，工业革命是沿着科学和科学指引下的技术所开拓的方向前进，并得益于教育进步。没有科学和教育，一百多年的整个欧美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工业革命初期，科学和教育突破了千百年来脱离社会的诸种束缚，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科技知识和经济生活的需要逐渐渗入学校的教学，形成所谓“实科教育”（注：吴必康：《科学和教育与工业革命》，转引《工业社会的勃兴》，第296 页。）。主要是适应工商业阶级的实际需要讲授实际生活和经济生产所必须的实用知识。当时英国城镇中出现上百所技工学校，培训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工人；在科学与经济相结合的浪潮中，17—18世纪初一批国家科学院应运而生：如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年）、德国柏林科学院（1700年）、俄国帝国科学院（1725年）。国家赋予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注重可见的和有直接用途的工作”；科学教育事业一经与生产结合便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创造出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等新的生产工具和动力，革新旧的生产部门，建立新的生产部门……所以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工业革命中的“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钱乘旦等人在其新著《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仍强调了有“丰富生产经验的熟练技师和工匠”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也肯定了科学技术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分析了英国运用科学技术的特点：即“实用性”。作者指出，英国依靠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明进入工业化，英国的发明多，应用广，传播快。这并非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因为18世纪的英国科学活动实用性的特点。例如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首先在欧洲大陆出现，而在英国却最先得到使用，氯水漂白法、苏打制造法等等就是如此。这里关键得益于英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科学与生产的结合，即与英国的科学革命和教育改革有密切的联系（注：钱乘旦、 杨豫、 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研究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要提高民族的素质，使民族充满活力，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不断产生活力的环境”（注：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而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办法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仅以德国为例，1950—1960年，其教育投资已占国家整个投资总额的10.7%—12.6%（注：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学者们的研究对今天提供的有益启示在于：工业化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竞争是从工业生产的竞争转化为智力的竞争；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对科技教育投入的重要，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实力。
2.开放体制与工业革命。欧美各国在开放型体制下取得的工业化进展也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王章辉等所著《工业社会的勃兴》一书指出：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要求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即便是大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也同样需要国外市场。由于生产要素秉赋的不同以及工业化过程各国资源条件的变化，通过对外开放，可以较好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并利用国际分工节省自己相对贫乏的资源；可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通过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刺激企业家的竞争意识，增强本国经济的活力（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第12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中正是通过对外开放彼此提供了各自所需的原料、矿藏资源、粮食、机器，靠引进外资弥补了工业革命资金的不足。在英国发明蒸汽机和其他技术后，法、美、德、俄等国都先后加以借鉴和利用来发展本国生产，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生产面貌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技术的问题，重要的是善于创新和发展。欲达此目的关键还在于观念的更新。“美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的观念更新的过程中进行的。”因为在技术革命时代，开放的头脑比熟练的双手更为宝贵。美国和德国在引进国外技术后，创造了先进的流水线生产法和管理方法，最早实现了机器和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化。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了美国现代化道路后总结道，一个“耽于旧传统，懒于新发明，以引进外国陈旧技术为荣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注：李海东：《现代化及美国史再解读》，《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
这是近年来世界史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矿区的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因国民经济结构变化而引起劳动力配置改变造成的人口大变迁”。这是王章辉、黄柯可等学者在其刚出版的专著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下的定义，指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值得肯定的进步潮流（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 300页。）。该书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轨迹，总结出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第一，英、法、德、美等国尽管人口的流动基本上是自发的，但政府的政策对此也不无影响。英国和德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定居法的修改和停止执行、德国农奴制的废除都消除了人口流动的障碍。英国的圈地法，美国内战时解放南方奴隶的宣言和《宅地法》，以及各国行政的集权化等等政策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7页。）。即是说， 政府如果不取消限制农民流向城市的法律障碍是不能促进人口流动的；第二，通过对人口流向“个案”的分析，概括出农村人口流动的一般性规律：人口流动的方向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变化一般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当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兴旺发达时，就业机会增多，农村人口流入的数量也增多；人口流动总是由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同时当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顶峰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90%），各国都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趋势（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9页。）；第三，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条件不同，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速度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德国城市化速度快一些，法国慢一些，因此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化中的问题政府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才能使人口流动健康有序进行。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城市化不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完成。这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的观点。在城市化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关注两个问题：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和城市化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李庆余、周桂银等学者总结出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化扩散使市郊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郊区的崛起和蔓延产生了巨大的多中心的都市地区，都市地区间互相交错导致集合城市的出现”（注：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30页。）。 王旭在《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一文中指出：世界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城市化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城市化初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后逐渐加快；当人口比重超过2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此后为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作者认为这是一条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规律（注：王旭：《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承认并掌握这一规律， “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本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阶段，以便采取符合该阶段的城市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总体趋势和不同阶段来制定符合实际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注：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在克服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大都市区化”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即不是人为控制大中城市居多的局面，而是以这些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发展小城镇，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与大都市区化并行的是郊区的长足发展。美国中西部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时，城市化比例在50%左右（注：王旭：《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城市化发展的这种规律是值得注意的。
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流动人口在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及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会引起城市什么样的变化，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城市化和解决城市问题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验和教训呢？《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一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城市化的教训，指出中央和地方当局在加强城市规划和城市弊端的治理、改善城市环境和卫生条件、缓解居民住房拥挤、完善城市交通系统及其他公用设施、整顿吸毒、卖淫、抢劫等社会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林广通过对美国纽约市哈莱姆贫民区人口流变的考察得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他在《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姆莱贫民区的成因》一文中提出：城市人口数量、质量、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都和城市命运密切相关。而人口的流变必将引起上述诸因素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如果人口流变有利于改善人口诸因素，就能促进城市发展，反之，它将对城市发展起负面作用。比如，合理的劳动力技术构成有助于城市发展，而同一层次的劳动力过多势必造成某些社区、某些部门的就业危机；高质量人口流入城市能改变人口知识结构，使城市对市场应变能力增强，促进技术革新和产品换代，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反之将制约城市发展；人口年龄构成对城市也有重要影响。适量青少年流入城市，会使城市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经济发展有潜力，但倘若管理不善，青少年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注：林广：《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姆莱贫民区的成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
三、国家的社会调控
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增多还造成了竞争无序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通过以前的办法任其自由发展，或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加以解决，各国学者曾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针对自由竞争时期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尽管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如果容忍自由放任思想将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所以“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注：黄贤全：《试论美国进步运动兴起的原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主张扩大政府在干预经济和社会调控方面的权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管理资本主义阶段”的。
国家的社会调控首先在防止市场的无序竞争。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提出：企业的合并、大企业乃至托拉斯的出现，虽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但为保障社会公正，防止垄断组织的“非法竞争”，必须驾驭托拉斯，对其进行监督和引导。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困境，一反自由竞争时代政府对经济活动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以便实行社会控制：实行有序竞争，使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强制性地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防止社会贫富过于分化，缓解社会矛盾也是社会调控的重要内容。统治阶级为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颁布惩治流民的血腥立法，另一方面又使用安抚手段，实施济贫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严格禁止乞讨，要求身体健康的穷人不分年龄性别必须参加劳动，对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予以处罚；对纳税人进行财产估价后强制征收济贫税以帮助穷人，拒绝为穷人贡献捐资的人将受到制裁（注：姜守明：《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与此相连的是国家如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学者们指出贫困并非劳动者个人因素所致，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消除贫困，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应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实行社会保障也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原来主要由家庭、子女乃至由领主承担的对个人生老病死一类的社会保障义务，将逐步地由社会承担。生产的社会化需要个人保障体系的社会化”（注：王章辉：《一本探索福利国家的好书——评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首先是解决社会福利的资金。 凯恩斯主义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办法：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支出、累进所得税等具体措施，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减少失业，实行收入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福利（注：王章辉：《一本探索福利国家的好书——评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从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看，一般涉及政府实施劳动高就业率、确定资方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在股份公司实行劳动者对企业决策的参与制、完善职工的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等等。但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也指出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社会保障力图实行“社会公正”，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准则是追求利润，这两者的不协调性是产生种种矛盾的根源；第二，随着福利开支和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增大，以及福利机构的臃肿，旧的社会保障制度陷入困境，国家已越来越不能承担庞大福利财政支出，资本主义各国正探索新的解决办法。
还有人口与控制问题。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总结英、法、德、美等国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当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时，那么人口的增加就有其积极意义；如果社会缺乏必要的资本储备，人口增值过快就会阻碍资本的积累，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并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多的人口还会妨碍技术更新。因为当劳动力价格低下，资本家就会失去采用新技术的兴趣。所以，必须对人口发展实行节制生育和社会控制，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适度，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第240页。）。
四、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
在现代化进程中，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必不可免带来政治腐败、社会两极分化、劳工冲突等问题。学者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各国如何调整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才使社会趋于稳定，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姚大学、王泰在研究欧美各国现代化后提出：改革与现代化是近代开端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政治改革对于政治现代化，经济改革对于经济现代化，教育改革对于思想意识现代化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发展环节；现代化是改革的最终归宿。只有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才能解决时代命题，实现现代化（注：姚大学、王泰：《近代西欧的改革与现代化》，《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社会上由于存在有产者、无产者、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土地占有者、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等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公。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影响社会稳定最主要因素。欧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实行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对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权制衡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变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文官制。把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机制引入文官的选拔和管理，废除由党派利益决定文官任免的分赃制，代之以凭个人能力升迁的体制（注：黄贤全：《美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公开竞争和业绩考核是文官制的核心内容。所谓公开竞争，即指文官的选拔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打破论资排辈界限，任何公民都有权力申请参加考试；同时文官的升迁必须经过业绩考核，防止文官录用上的终身制。
考试标准的确定。一方面注重对是否经过正规基础训练的考察。由于文官要辅助主管官员制定所在各部的基本政策和方针，只有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人，文化知识丰富，思路开阔，反应敏捷，才具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也要求文官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否则将会使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员被排除在行政领导之外，造成各部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所以优秀文官应是“通才”与“专才”的结合（注：田常华：《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五、“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经验教训
第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拉丁美洲、南欧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开始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总结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尽管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毕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它们面临一些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先行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无情摧毁和破坏了落后国家的原工业化结构、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和资金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圆自己的工业化梦想（注：戴激波：《试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原因及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其次，欧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以及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叶险明、李润海在《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一文中指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由少数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总体上是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注：叶险明、李润海：《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所以，资金短缺、技术落后、 因国内市场容量太小而难以使工业化顺利进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1.要善于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形势。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科技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加强。地球因此变小，成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各国政治经济不再彼此隔绝，而是相互依存，一国发生的变革很快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世界一体化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向（注：许平：《关于世界现代史时代特征的思考》，《历史教学（津）》1998年第3期。）。 作为世界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是形成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际集团，并日益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扩展到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注：叶险明、李润海：《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
2.经济全球化也造成国际间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通过资本输出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因此竞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尽管这当中也有为了加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目的，以及为了保持和昔日殖民统治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趋利避害，解决了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资金瓶颈”困难（注：戴激波：《试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原因及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3.抓住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机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使发达国家将一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总结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世界历史经验，学者们一致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问题
如何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几乎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就容易忽视现代化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刘金源在其博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中，通过若干国家的个案分析，总结了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教训：
1.一些国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以不合法或非道德方式发展经济，即纵容和利用非正规的“地下经济”来带动经济增长，如以贩毒、赌博、卖淫、非法军火交易等牟取暴利，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这种只图眼前好处、不顾国家根本利益的饮鸩止渴的作法，最终对本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影响，如哥伦比亚的毒品贸易对本国人民身心的毒害、对国家政局稳定的影响、对其国际形象的损害……，泰国色情业对其社会造成的吸毒、性病等问题就是明证。
2.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经济搞上去，而把社会公正置于次要的地位，如巴西等国，结果不仅造成极大的社会贫富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使得国内市场总体购买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立公正的财富分配模式，以达到避免贫富过于分化、共同富裕的目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3.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府职能因此扩大，这就为“权钱交易”的出现提供可能，从而形成“腐败现象”。腐败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损害；它使国家资产严重流失，败坏社会风气，破坏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最终使政局动荡，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新加坡等国政府在治理腐败现象中，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加强对政府官员思想教育，同时“高薪养廉”、以及建立反腐败机构等等作法是值得赞许的（注：这一段材料参阅刘金源先生的博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若干国家的个案研究》。）。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5期第84～91页
【作者简介】吴恩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工业革命与现代化
18世纪以来，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一课题曾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世界史工作者从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出发，对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兴趣又勃然高涨”（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重点集中在：
1.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工业革命的推动。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几乎完全出自缺乏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工匠之手，是所谓“经验主义”的胜利，科学和教育的作用极其有限或微乎其微（注：吴必康：《科学和教育与工业革命》，转引《工业社会的勃兴》， 第284页。）。对此吴必康指出：历史证明，工业革命是沿着科学和科学指引下的技术所开拓的方向前进，并得益于教育进步。没有科学和教育，一百多年的整个欧美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工业革命初期，科学和教育突破了千百年来脱离社会的诸种束缚，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科技知识和经济生活的需要逐渐渗入学校的教学，形成所谓“实科教育”（注：吴必康：《科学和教育与工业革命》，转引《工业社会的勃兴》，第296 页。）。主要是适应工商业阶级的实际需要讲授实际生活和经济生产所必须的实用知识。当时英国城镇中出现上百所技工学校，培训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工人；在科学与经济相结合的浪潮中，17—18世纪初一批国家科学院应运而生：如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年）、德国柏林科学院（1700年）、俄国帝国科学院（1725年）。国家赋予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注重可见的和有直接用途的工作”；科学教育事业一经与生产结合便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创造出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等新的生产工具和动力，革新旧的生产部门，建立新的生产部门……所以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工业革命中的“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钱乘旦等人在其新著《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仍强调了有“丰富生产经验的熟练技师和工匠”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也肯定了科学技术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分析了英国运用科学技术的特点：即“实用性”。作者指出，英国依靠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发明进入工业化，英国的发明多，应用广，传播快。这并非是因为英国人具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因为18世纪的英国科学活动实用性的特点。例如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首先在欧洲大陆出现，而在英国却最先得到使用，氯水漂白法、苏打制造法等等就是如此。这里关键得益于英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科学与生产的结合，即与英国的科学革命和教育改革有密切的联系（注：钱乘旦、 杨豫、 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研究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要提高民族的素质，使民族充满活力，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不断产生活力的环境”（注：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而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办法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仅以德国为例，1950—1960年，其教育投资已占国家整个投资总额的10.7%—12.6%（注：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学者们的研究对今天提供的有益启示在于：工业化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竞争是从工业生产的竞争转化为智力的竞争；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对科技教育投入的重要，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实力。
2.开放体制与工业革命。欧美各国在开放型体制下取得的工业化进展也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王章辉等所著《工业社会的勃兴》一书指出：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要求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即便是大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也同样需要国外市场。由于生产要素秉赋的不同以及工业化过程各国资源条件的变化，通过对外开放，可以较好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并利用国际分工节省自己相对贫乏的资源；可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通过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刺激企业家的竞争意识，增强本国经济的活力（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第12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中正是通过对外开放彼此提供了各自所需的原料、矿藏资源、粮食、机器，靠引进外资弥补了工业革命资金的不足。在英国发明蒸汽机和其他技术后，法、美、德、俄等国都先后加以借鉴和利用来发展本国生产，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生产面貌和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技术的问题，重要的是善于创新和发展。欲达此目的关键还在于观念的更新。“美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不断的观念更新的过程中进行的。”因为在技术革命时代，开放的头脑比熟练的双手更为宝贵。美国和德国在引进国外技术后，创造了先进的流水线生产法和管理方法，最早实现了机器和产品零部件的标准化。所以有学者在研究了美国现代化道路后总结道，一个“耽于旧传统，懒于新发明，以引进外国陈旧技术为荣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注：李海东：《现代化及美国史再解读》，《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
这是近年来世界史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矿区的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因国民经济结构变化而引起劳动力配置改变造成的人口大变迁”。这是王章辉、黄柯可等学者在其刚出版的专著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下的定义，指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值得肯定的进步潮流（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 300页。）。该书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轨迹，总结出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第一，英、法、德、美等国尽管人口的流动基本上是自发的，但政府的政策对此也不无影响。英国和德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定居法的修改和停止执行、德国农奴制的废除都消除了人口流动的障碍。英国的圈地法，美国内战时解放南方奴隶的宣言和《宅地法》，以及各国行政的集权化等等政策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7页。）。即是说， 政府如果不取消限制农民流向城市的法律障碍是不能促进人口流动的；第二，通过对人口流向“个案”的分析，概括出农村人口流动的一般性规律：人口流动的方向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变化一般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密切相关，当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兴旺发达时，就业机会增多，农村人口流入的数量也增多；人口流动总是由低收入地区流向高收入地区；同时当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顶峰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90%），各国都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趋势（注：王章辉、黄柯可、周以光、肖辉英：《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9页。）；第三，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条件不同，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速度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德国城市化速度快一些，法国慢一些，因此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化中的问题政府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才能使人口流动健康有序进行。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城市化不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反过来也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完成。这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赞同的观点。在城市化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关注两个问题：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和城市化中出现问题的解决。李庆余、周桂银等学者总结出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化扩散使市郊化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郊区的崛起和蔓延产生了巨大的多中心的都市地区，都市地区间互相交错导致集合城市的出现”（注：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30页。）。 王旭在《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一文中指出：世界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城市化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城市化初期，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后逐渐加快；当人口比重超过20%时进入第二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此后为第三阶段，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或略有下降的趋势。作者认为这是一条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规律（注：王旭：《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承认并掌握这一规律， “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本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阶段，以便采取符合该阶段的城市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可以根据总体趋势和不同阶段来制定符合实际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注：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在克服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大都市区化”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即不是人为控制大中城市居多的局面，而是以这些城市为依托，在其周围发展小城镇，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与大都市区化并行的是郊区的长足发展。美国中西部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时，城市化比例在50%左右（注：王旭：《工业城市发展的周期极其阶段性特征》，《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城市化发展的这种规律是值得注意的。
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流动人口在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及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会引起城市什么样的变化，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城市化和解决城市问题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验和教训呢？《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一书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通过英、法、德、美等国城市化的教训，指出中央和地方当局在加强城市规划和城市弊端的治理、改善城市环境和卫生条件、缓解居民住房拥挤、完善城市交通系统及其他公用设施、整顿吸毒、卖淫、抢劫等社会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林广通过对美国纽约市哈莱姆贫民区人口流变的考察得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他在《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姆莱贫民区的成因》一文中提出：城市人口数量、质量、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都和城市命运密切相关。而人口的流变必将引起上述诸因素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如果人口流变有利于改善人口诸因素，就能促进城市发展，反之，它将对城市发展起负面作用。比如，合理的劳动力技术构成有助于城市发展，而同一层次的劳动力过多势必造成某些社区、某些部门的就业危机；高质量人口流入城市能改变人口知识结构，使城市对市场应变能力增强，促进技术革新和产品换代，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反之将制约城市发展；人口年龄构成对城市也有重要影响。适量青少年流入城市，会使城市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经济发展有潜力，但倘若管理不善，青少年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注：林广：《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姆莱贫民区的成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
三、国家的社会调控
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增多还造成了竞争无序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是通过以前的办法任其自由发展，或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加以解决，各国学者曾为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针对自由竞争时期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尽管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如果容忍自由放任思想将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所以“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注：黄贤全：《试论美国进步运动兴起的原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主张扩大政府在干预经济和社会调控方面的权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管理资本主义阶段”的。
国家的社会调控首先在防止市场的无序竞争。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提出：企业的合并、大企业乃至托拉斯的出现，虽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但为保障社会公正，防止垄断组织的“非法竞争”，必须驾驭托拉斯，对其进行监督和引导。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走出困境，一反自由竞争时代政府对经济活动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强大的、果断的、便捷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以便实行社会控制：实行有序竞争，使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强制性地对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进行改革和调整，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防止社会贫富过于分化，缓解社会矛盾也是社会调控的重要内容。统治阶级为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方面颁布惩治流民的血腥立法，另一方面又使用安抚手段，实施济贫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严格禁止乞讨，要求身体健康的穷人不分年龄性别必须参加劳动，对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予以处罚；对纳税人进行财产估价后强制征收济贫税以帮助穷人，拒绝为穷人贡献捐资的人将受到制裁（注：姜守明：《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与此相连的是国家如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学者们指出贫困并非劳动者个人因素所致，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消除贫困，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应是国家的责任；同时实行社会保障也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原来主要由家庭、子女乃至由领主承担的对个人生老病死一类的社会保障义务，将逐步地由社会承担。生产的社会化需要个人保障体系的社会化”（注：王章辉：《一本探索福利国家的好书——评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首先是解决社会福利的资金。 凯恩斯主义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办法：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支出、累进所得税等具体措施，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减少失业，实行收入再分配，提供更多的福利（注：王章辉：《一本探索福利国家的好书——评陈晓律的“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从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看，一般涉及政府实施劳动高就业率、确定资方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在股份公司实行劳动者对企业决策的参与制、完善职工的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等等。但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也指出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社会保障力图实行“社会公正”，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准则是追求利润，这两者的不协调性是产生种种矛盾的根源；第二，随着福利开支和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增大，以及福利机构的臃肿，旧的社会保障制度陷入困境，国家已越来越不能承担庞大福利财政支出，资本主义各国正探索新的解决办法。
还有人口与控制问题。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总结英、法、德、美等国这方面的教训证明：当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时，那么人口的增加就有其积极意义；如果社会缺乏必要的资本储备，人口增值过快就会阻碍资本的积累，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并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多的人口还会妨碍技术更新。因为当劳动力价格低下，资本家就会失去采用新技术的兴趣。所以，必须对人口发展实行节制生育和社会控制，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适度，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注：王章辉等：《工业社会的勃兴》，第240页。）。
四、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
在现代化进程中，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必不可免带来政治腐败、社会两极分化、劳工冲突等问题。学者们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各国如何调整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才使社会趋于稳定，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姚大学、王泰在研究欧美各国现代化后提出：改革与现代化是近代开端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政治改革对于政治现代化，经济改革对于经济现代化，教育改革对于思想意识现代化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发展环节；现代化是改革的最终归宿。只有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才能解决时代命题，实现现代化（注：姚大学、王泰：《近代西欧的改革与现代化》，《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社会上由于存在有产者、无产者、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土地占有者、商人、金融家、制造业主等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而造成财富分配不公。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影响社会稳定最主要因素。欧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实行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对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权制衡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变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文官制。把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机制引入文官的选拔和管理，废除由党派利益决定文官任免的分赃制，代之以凭个人能力升迁的体制（注：黄贤全：《美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公开竞争和业绩考核是文官制的核心内容。所谓公开竞争，即指文官的选拔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打破论资排辈界限，任何公民都有权力申请参加考试；同时文官的升迁必须经过业绩考核，防止文官录用上的终身制。
考试标准的确定。一方面注重对是否经过正规基础训练的考察。由于文官要辅助主管官员制定所在各部的基本政策和方针，只有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人，文化知识丰富，思路开阔，反应敏捷，才具发展前途；另一方面也要求文官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否则将会使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员被排除在行政领导之外，造成各部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所以优秀文官应是“通才”与“专才”的结合（注：田常华：《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五、“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经验教训
第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拉丁美洲、南欧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开始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总结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尽管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但毕竟由于时代的变化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它们面临一些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先行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无情摧毁和破坏了落后国家的原工业化结构、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和资金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圆自己的工业化梦想（注：戴激波：《试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原因及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其次，欧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以及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叶险明、李润海在《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一文中指出，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由少数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总体上是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注：叶险明、李润海：《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所以，资金短缺、技术落后、 因国内市场容量太小而难以使工业化顺利进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1.要善于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形势。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科技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加强。地球因此变小，成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各国政治经济不再彼此隔绝，而是相互依存，一国发生的变革很快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世界一体化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向（注：许平：《关于世界现代史时代特征的思考》，《历史教学（津）》1998年第3期。）。 作为世界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是形成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际集团，并日益成为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扩展到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注：叶险明、李润海：《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
2.经济全球化也造成国际间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企图通过资本输出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超额利润，因此竞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尽管这当中也有为了加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的目的，以及为了保持和昔日殖民统治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趋利避害，解决了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资金瓶颈”困难（注：戴激波：《试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原因及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3.抓住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机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使发达国家将一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总结落后国家向现代化过渡的世界历史经验，学者们一致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问题
如何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几乎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就容易忽视现代化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南京大学刘金源在其博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中，通过若干国家的个案分析，总结了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教训：
1.一些国家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以不合法或非道德方式发展经济，即纵容和利用非正规的“地下经济”来带动经济增长，如以贩毒、赌博、卖淫、非法军火交易等牟取暴利，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这种只图眼前好处、不顾国家根本利益的饮鸩止渴的作法，最终对本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影响，如哥伦比亚的毒品贸易对本国人民身心的毒害、对国家政局稳定的影响、对其国际形象的损害……，泰国色情业对其社会造成的吸毒、性病等问题就是明证。
2.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经济搞上去，而把社会公正置于次要的地位，如巴西等国，结果不仅造成极大的社会贫富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安定，而且使得国内市场总体购买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立公正的财富分配模式，以达到避免贫富过于分化、共同富裕的目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3.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府职能因此扩大，这就为“权钱交易”的出现提供可能，从而形成“腐败现象”。腐败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损害；它使国家资产严重流失，败坏社会风气，破坏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最终使政局动荡，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新加坡等国政府在治理腐败现象中，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加强对政府官员思想教育，同时“高薪养廉”、以及建立反腐败机构等等作法是值得赞许的（注：这一段材料参阅刘金源先生的博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若干国家的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