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
张小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5期第43～56页
【作者简介】张小明，1962年生，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1
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极大地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从此一直到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自然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主要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对此问题作一些分析，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决策的某些特点（注：本课题的研究得到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冷战史研究项目的资助。沈志华先生鼓励和督促作者写作此文。沈志华、章百家、牛军以及牛大勇诸位先生对文章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者在此特向威尔逊中心及各位表示感谢。）。为便于叙述和分析，本文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为第一个阶段，虽然仅持续几个月，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阶段。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已经形成，它是美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或主要依据。
中苏同盟始于何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注：牛军先生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参见《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笔者认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苏同盟始于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毛泽东便赴苏联进行访问，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 随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便成为一个现实。从此，针对如何判断中苏同盟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是否与苏联同东欧“卫星国”关系的性质一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且形成了基本的估价。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毛泽东访苏和中苏缔结同盟条约这个重大事件，并对此进行分析。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苏联使馆、驻中国上海、天津和北京领事馆等机构或政府谋士不断向政府提交报告，进行分析。美国驻苏大使柯克1949年12月21日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讲演。柯克指出，毛泽东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代表一个大国来到莫斯科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达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这给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像其东欧的同党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毛泽东没有像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注："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Ki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909,Moscow, December 21, 1949 ( received Jan uary 6,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 Vol. Ⅷ, p.642.）。1949年12月23日， 当时驻北京的美国总领事克拉布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同斯大林的谈判中会努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不太可能像铁托那样挑战莫斯科（注："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iping", December 23, 1949 (received December 24, 1949),FRUS, 1949, Vol.Ⅷ, pp.643—645.）。19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作长时间逗留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谈判进展很慢。第二，谈判内容太多，话题太广。第三，毛泽东被扣在莫斯科，表明“列车不在轨道上面”，毛泽东在国内的地位受到损害，他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注：PPS 3rd Meeting, Jan. 11,1950, PPS 1947— 1953, Box 32,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当年2月初， 凯南在一次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之长是异乎寻常的，过去莫斯科同其“仆从”的谈判从未持续这么长时间。这表明，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次难以解除的“不幸福的婚姻”（注： "Proposed Statement to Be Made by Mr. Kenan at Dartmouth on Feb. 6 or 7",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也就是说， 凯南从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过长这个事实推论中苏关系存在着矛盾。在中苏正式缔结同盟条约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此作了分析。1950 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电文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它指出，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军事潜力，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因此感到高兴。而1950年2月14 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则使得新中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因而把中国“绑到”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军事条约中去，它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和港口，如果必要的话，苏联红军可以在中国的沿海或内陆的战略要地驻扎，从而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这个电文也指出，中国的地位同东欧国家很不一样， 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得到发展（注：American Embassy,Moscow,"SovietIntentions",April 25, 1950, PPS 1947 —1953,Box 23, RG 59, NA.）。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中苏关系也持类似的态度。他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都强调， 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参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6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并不相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极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 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 ally ）或者“小伙伴”（juniorpartner）等用语（注：FRUS, 1949, Vol. Ⅷ, pp.368—369;FRUS, 1950,Vol. Ⅵ, pp.349—351.）。 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进行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将会独立于苏联，自主地发展。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 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注："Continuation of Paper on China Attached to Sir OliverFranks'Letter of the 5th Jan. 1949 to Mr. Lovett", BritishEmbassy, Washington, D. C., 14th April, 1949, 893.00B/4—1499, CIA Murphy Papers, Box 28, RG 263, NA.）。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有关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想法。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 ）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 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注：PPS 1st Meeting, Jan. 4, 1950, PPS 1947 —1953, Box 32, RG 59, NA.）。另外，1950年2月1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注："The G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McConaughy) to the Secretaryof State",Shanghai,February 1,1950,FRUS,1950.Vol.Ⅵ. pp.302—304.)。1950年6月9日，国务院官员迪安·腊斯克也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注："Dean Ruskto the Secretary: Bi- partisan Policy on China- FormosaProblems", June 9, 1950,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 ）。虽然最后这并没有 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做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意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6页。）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 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内。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注：China and U.S. Far EastPolicy 1945—1966,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67, pp.157—162.）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体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含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 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的关系（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Washington,January 25, 1950, FRUS, 1950, Vol. Ⅵ, pp.294—296.）。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注：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7页。）。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得以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
1950年6月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冷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场战争对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虽然中苏之间的潜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的中苏同盟得到加强，两国之间在朝鲜战争、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总的来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苏之间的紧密关系会持续下去，不会产生严重分歧。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对中苏同盟前景的认识较为悲观，对中国内部产生“铁托主义”倾向的信心显然不如从前。1950年11月1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亚洲的中国和蒙古很可能将继续同苏联结盟，如果苏联同西方强国之间爆发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向苏联提供设施和资源”，因为1950年缔结的中苏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在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友进攻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应提供援助（注：NIE- 3, "Soviet Capabilities andIntentions", 15 Nov. 1950, CIA. 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长电文指出，在今后一年内，中苏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裂缝（important rift），相反，一系列事态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与西方为敌，会增强中苏双边关系（注：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C. B. 马歇尔在致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莫斯科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增强”（注："C. B. Marshall to Nitze", June 8, 1951, PPS 1947—1953, Box14, RG 59, NA.）。1951年9月24 日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前途作如下分析：“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矛盾今后可能得到发展，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存在着双方发生重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在未来两年内发生严重分裂似乎不大可能。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共同的对西方的敌视态度以及担心日本的重新崛起，可能会促使它们至少在短期内保持紧密的关系。”（注：Michael Warner,et.,The CIAunder Harry Truman,Washington,DC:History Staff,Center for theStudy of Intelligenc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4, p.428.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最能代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关系认识的某些变化。艾奇逊1952年初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我不认为在我们现在可能关心的任何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在这两个共产党集团之间造成分裂。”（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立场。例如1953年6月16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同盟的性质作如下分析：“共产党中国已经承认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它看上去更像一个盟友，而不是卫星国”。文件还指出，“中苏关系可能因为如下问题而紧张起来：苏联经济援助水平、苏联对共产党中国在军事上的许诺、中苏边界分歧以及确定毛在亚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等等。然而，我们相信，苏联新领导会谨慎地处理同毛的关系，除非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削弱，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在本报告估计的期限内不可能发生。 ”（注：NIE- 65, "Soviet BlocCapabilities through 1957",approved 9 June 1953, publiched 16June, 1953, CIA,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 CIA NIE, Box 2, RG 263, NA.）
换句话说，朝鲜战争以后到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对于中苏同盟能够存在多久则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认为中苏同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破裂的意见占了上风。1953年8月11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估计同前面提到的1953年6月16日的报告基本类似。 这份报告说：“共产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盟友而非卫星国。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至少是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不受莫斯科领导人变更的影响。然而我们相信，毛泽东会不断利用这个机会，追求共产党中国自身的利益，这可能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权威。中国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将继续限制中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朝鲜战争的停止将减轻中国对苏联的此种依赖。 ”（注：NIE- 90, "Soviet Bloc Capabilities through Mid-1955", August 11, 1953, CIA NIE, Box 2, RG 263, NA.）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苏关系的现状，分析中苏同盟的性质。由于美国在中国没有派驻机构，它只能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间接手段了解中苏关系。在已解密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机构）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很多此类文件。例如，美国通过离境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1952年初，一位在中国居住约30年的英国医生离境赴新加坡。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于当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汇报了这位英国人对中国状况的描述。 在谈到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时，这位先生说：“俄国人似乎在中国人中已经失宠。其中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向民众灌输敌视外国人的思想，而俄国人正属于外国人之列。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觉得俄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像联合国支持南朝鲜那样支持中国，从而让中国遭受损失。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俄国在华北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人在许多场合表示出对俄国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不满情绪。最近在天津举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由于中国威胁要抵制这个展览会，所以一个斯大林巨幅画像被撤掉，只剩下毛泽东的画像。过去在学校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并排，现在只挂毛泽东的画像。在天津已经见不到中国政府机构中的苏联顾问了。”（注："John Goodyear (American Consul in Singapore)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21, 1952, DESP, No. 592, CIA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又如，1953年1月19日， 美国驻巴基斯坦拉合尔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一封电报，报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巴基斯坦大使在同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指出，他“觉得中国会摆脱俄国人的控制，但是她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他还认为，“中国人并不喜欢朝鲜战争，但是俄国希望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中国人死的越多，那么中国成为一流强国并威胁俄国的机会就越少。同样地，美国人死得越多，那么对苏联来说越好。因此，为什么俄国要急于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呢？”（注：Leon B. Poullada, American Consul in Lahore, to StateDepartment,"Conversations with Pakistan's Ambassador to China,r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19 Jan, 1953,DESP, No.119. CIA 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再如，美国政府官员也努力通过张国焘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包括中苏关系。1950年11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罗伯特·诺思采访了张国焘。11 月1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向国务院报告了这次采访，并附采访记录。张国焘主要谈毛泽东几次被排挤以及张同他的分歧，也谈了中苏关系。关于中苏关系，张国焘作了如下的分析：“张相信，毛想同莫斯科和斯大林友好，但是毛要成为唯一同莫斯科打交道的人。目前，毛同莫斯科的分歧微不足道，但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扩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莫斯科控制不了毛。……过去俄国人同中共多次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莫斯科总是把某个政策的失败归结于某个或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三次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八次受到（党内）警告。莫斯科从不亲自出面，而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某个反对派。莫斯科总是倾向于把中国人看成是半生不熟的共产主义者。 ”（注： 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1951年1月31日，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华尔特·P ·麦康瑙吉向国务院报告《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利伯曼对张国焘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党关系史。张国焘在采访中强调，“中共不总是苏联的工具，它有独立性。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么一种力量”（注：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
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美国政府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更多地采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以压力促进中苏之间矛盾的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互为敌手，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全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包括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经有人提出以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来利用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加以拒绝。1950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贝文指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中苏关系疏远，我也不主张我们应当努力这么做。因为假如中苏之间出现裂缝的话，它必须是在中国内部培育起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想一想，倘若南斯拉夫无望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话，铁托会同莫斯科闹分裂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到了中国想同莫斯科闹独立的时候，中国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盟。 ”（注："Messagefrom Mr. Bevin to Sir Oliver Franks Dated 11th August: Chinese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乔治·凯南就是其代表。1950年7、8月间，凯南向国务卿艾奇逊提议，美国把朝鲜问题与日本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联系起来，同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按照他的计划，美国可以考虑以日本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台湾中立化、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促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体面撤退为条件，换取苏联同意结束朝鲜战争和由联合国决定朝鲜的未来，等等（注：Walter L.Hixson,George F. 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p.107.）。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而非采取怀柔的手段，从而影响中苏同盟的政策主张似乎占了上风。1952年9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明确地指出，中苏同盟不会因为西方对华妥协而减弱，却会由于西方的压力而受到削弱（注：NIE-58, "Relatins between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 Present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FRUS, 1952—1954, Vol.XIV,pp.97—104.）。1954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分裂中苏同盟的最好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注：NSC 5429/3, "Current US Policy in the FarEast", FRUS, 1952—1954, Vol.XIV, pp.911—919.）。
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开始了美国对华政策“大偏差”的时期（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93页。）。 其目的无疑是给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包括以压力削弱中苏同盟关系。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实施了类似针对“东欧卫星国”那样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希望西方盟友同它一道采取联合行动。1952年1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指责英国没有严格执行对华禁运政策（注："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Eden)", Washington,Jaunary 8, 1952, FRUS, 1952—1954, Vol.XIV, pp.2—3.）。1952年6月中央情报局一份绝密文件在分析对华经济封锁的效果时指出， 对华实施全面禁运，会导致中国经济困难和依赖苏联，从而增加苏联的负担（注：Special Estimate (SE-27), "Probable Effects of Various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t China", FRUS, 1952—1954, Vol.XIV, pp.59—62.）。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支持对华禁运政策。例如在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海峡局势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使得中苏关系紧张。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否决美国的提案，将严重损害其“和平攻势”，而如果苏联不否决的话，那么中国将不高兴，可能采取蔑视联合国的行动，从而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注："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12, 1954, FRUS,1952—1954,Vol.XIV,pp.611—613;"Memorandum of Discussi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nver, September 12, 1954, ibid., pp.613—624.）。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政策，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方紧张对峙，其中包括流血冲突。当然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用压力以外的手段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例如，1953年3月10日， 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其结果之一可能会离间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注： "Paul Nitze to the Secretary, Subject: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March 10,1953,PPS 1947—1953, Box 45, NA. ）。 又如， 1954年4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 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离间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想法，尽管这最终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 1972,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6—109.）。
三
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并且逐步走向公开的破裂，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
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苏的矛盾、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苏行动的不协调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苏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美国一直希望出现的中苏同盟破裂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美国有关机构对中苏同盟前景的分析却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显得不是那么敏感。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在不断加深，而且它可能难以消除， 但不敢肯定中苏关系将很快破裂。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题为《中苏关系》的机密分析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虽然中苏两国还是信奉同一种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它们发出了两个“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中苏关系已经因此处于一个“艰难的变革过程”。然而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前景，进行了比较谨慎的预测，认为维系中苏关系的因素可能比分裂中苏关系的因素力量更大，中苏关系也不一定会在近期内走到“公开破裂”（open break）的地步，尽管它断言，两国之间的分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调和，中苏关系不是“坚如磐石”的（注：NIE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CIA NIE,Box 8, RG 263, NA.）。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任期内，中苏关系事实上已经全面恶化，两国分裂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也逐步从比较谨慎的判断，转向十分肯定“中苏分裂”是“真实的”，而且估计两国关系可能还会更加恶化。1961年8月8日中央情报局一份，研究报告虽然认为中苏两党今后不太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它也估计中苏“公开决裂”（open rupture）同样不太可能，该报告仍然使用“中苏集团”这样的词（注：NIE 10-61,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Movement", 8 August 1961, CIA NIE, Box 4, RG 263, NA.）。 但从翌年2月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分析中苏关系的时候， 不再使用“中苏集团”这一词汇。而使用类似中苏“分裂”（split）、 “公开内讧”（open schism）的词。它在报告中指出， 中苏关系已经为双方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所损害，此种分歧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中苏同盟，不管公开宣布与否，对双方都没有什么价值（注：NIE 11-5-62 (Supersedes Chapters Ⅰ and Ⅴ of NIE 11-4-60,Supplements NIE 10-61),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USSR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21 Feb. 1962,CIA NIE,Box 8, RG 263,NA.）。 1963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又一份报告再提到中苏关系时指出， 苏联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诸如柏林危机这样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能力单方面地消除中苏之间的争端。该文件称，中苏关系的前景是“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发展，两大国之间的不和持续下去并不断加深”（注：NIE 11-63 (supersedes NIE 11-9-62), "Main Trend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22 May 1963, CIA NIE, Box 8, RG 263,NA.）。所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认为，到了1963年前后，美国政府已经认为中苏分裂是真实的和相当严重的（注：John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2,pp.209—210.）。
中苏分裂同苏南分裂一样，是美国政府所欢迎的，因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会极大地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这个结果正是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正如“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苏分裂不仅使苏联又丧失了一个盟友，而且对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彻底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中心主义”趋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注：George Kennan,"Polycentrism and Wester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1964, pp.171—183.）。
美国十分关注着中苏关系的演变，促使中苏分裂，这一直是从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因此，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无疑是令美国政府所高兴的事情。然而，中苏同盟裂痕的出现以至最后公开破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关系，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当政后期，美中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两国在台湾海峡再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一直到1961年1月20日总统任期结束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以压力促成中苏同盟的破裂。这正如1957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 “自由世界对中共的压力会增强中苏同盟内部的矛盾并使之破裂”（注：Department of State Instruct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June 12, 1957,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2568, RG 59, NA.）。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这时，中苏分歧更加明显，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其情形正如中央情报局1961年4 月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苏联同中国的裂痕的确是很深的，很难得到弥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肯尼迪政府毫不怀疑地坚信这个判断（注：Thomas G. Paterson, Kennedy's Quest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 —196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82.）。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中国政府也曾希望其在对华政策中能有一些积极的举动。例如，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向美方的比姆大使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然而， 肯尼迪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试探性的姿态而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他上台伊始，便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无意改变对华关系。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 把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声称它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同年10月，他说道：“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共产党中国想同我们友好相处的迹象”（注：Harold Chase and Allen Lerman,eds., Kennedy and the Press, New York:Crowell, 1965,p.119. ）。肯尼迪继续推行敌视、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其对华政策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注：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03 页。）。
也就是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政府面对中苏同盟逐渐走向破裂的现实，依然采取前一个阶段的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美国政府似乎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在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促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和“抛弃”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中苏两国中，把苏联选择为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苏联把中国排挤出中苏集团，使得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从而削弱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这个时期中苏、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相对应的是，美苏关系不断升温，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1961年初美苏首脑又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美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台湾海峡危机和限制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的语言，一起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当时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威胁更大。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侵略性很强。在当选总统前的一个演说中（1959年9月）， 肯尼迪就声称：“中国革命目前正经历着侵略性的、无理性的斯大林主义阶段”（注：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 肯尼迪政府中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苏联大使的苏联通查尔斯·波伦认为，中苏分歧的实质是，“俄国人变成了孟什维克，而中国人则是布尔什维克”（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3.）。言外之意是，苏联已经变得比较温和，而中国则十分激进。 颇受肯尼迪欣赏的前美国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凯南也认为，中国在苏联已经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之后，仍然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它所实行的制度和采取的政策十分类似斯大林的俄国一度实行的那种东西。在他看来，苏联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而中国则十分敌视美国和西方，期望世界继续保持着紧张动荡的局面、美苏两家相互残杀。因此，凯南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比苏联还大，主张只有中国改变政策和作出妥协之后，美国才可以考虑同它发展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主张美国不应该同像中国人那样的“左派”和好（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3.）。
第二，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它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196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十分清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且估计在1963—1965年间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注：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1967, p.1291.）。这令肯尼迪十分担心，正如肯尼迪对外政策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罗斯托后来所说的：肯尼迪“总是认为，中国人爆炸核武器，很可能是60年代最大的事件”（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9.）。 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持不同的态度，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同苏联合作，以便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美、苏、英1963年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动机之一。
第三，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抗美斗争。大约在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继而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也因此不断升级。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上走得更远，把越南当做实施“特种战争”的场所。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是越南劳动党中央自己作出的，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3 月间从越南撤回军事顾问团。在50年代后半期，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党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北方的革命成果，促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越南南方实现革命转变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在这个时期既不鼓动也不反对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注：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Vietnam War, 1964—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 pp.356—387.）。但是，有种种因素使得美国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首先，在越南抗法斗争中，新中国曾经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以极大支持，包括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提供军事物资，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难以在美国人记忆中消失的。其次，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批判“和平过渡”是中国在同苏联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这也很自然地容易让人把越南劳动党的斗争策略同中国联系起来。最后，越南劳动党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后，中国继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注：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pp.356—387.）。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构成威胁。例如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声称：“在亚洲， 共产党中国无情的压力威胁着整个地区——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的安全”（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315页。）。肯尼迪政府相信，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将扩大中国的影响，而且认为北京对河内决策起着极大影响（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182.）。
总之，在美国政府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扩大，中国威胁可能会更大（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p.182—183.）。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政府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应当对她继续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因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而调整对华政策只是到了尼克松当政之后。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比较符合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反应前后策略变化很大，主要是从以和促变转为以压促变，而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显得很迟钝，没有改变其僵硬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得到改善。
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总是以遏制苏联为中心，对华关系总是服从于对苏关系。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都是为了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实现其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当美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美国会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拉中国反对苏联。而当美苏关系缓和、苏联行为已经变得“温和”的时候，美国便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对中国冷淡，甚至同苏联一道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鼓励苏联将中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而达到削弱苏联力量的目的。因为中苏同盟分裂和中苏对立本身就是对苏联力量的削弱。而且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已经变得比过去“温和”一些，而中国则更为“好战”，中国的“好战”言论和行为不仅“威胁”着美国，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无助于苏联的进一步“软化”。所以，美国在某些方面同苏联配合，对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苏联进一步“软化”、实现其遏制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以对苏关系为中心实际上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中看出这一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5期第43～56页
【作者简介】张小明，1962年生，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00871
| 【内容提要】 | 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是其外交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中苏同盟从建立到破裂经历了较长时间，但是美国政府对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始终认为中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苏分裂迟早会出现。而美国针对中苏同盟所作出的应对政策在不同时期则有较大的差别，经过了“以和促变”向“以压促变”的转变。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迟钝，没有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因此，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及时改善。 |
一
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为第一个阶段，虽然仅持续几个月，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阶段。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已经形成，它是美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或主要依据。
中苏同盟始于何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注：牛军先生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参见《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笔者认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苏同盟始于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毛泽东便赴苏联进行访问，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 随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便成为一个现实。从此，针对如何判断中苏同盟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是否与苏联同东欧“卫星国”关系的性质一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且形成了基本的估价。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毛泽东访苏和中苏缔结同盟条约这个重大事件，并对此进行分析。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苏联使馆、驻中国上海、天津和北京领事馆等机构或政府谋士不断向政府提交报告，进行分析。美国驻苏大使柯克1949年12月21日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讲演。柯克指出，毛泽东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代表一个大国来到莫斯科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达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这给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像其东欧的同党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毛泽东没有像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注："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Ki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909,Moscow, December 21, 1949 ( received Jan uary 6,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 Vol. Ⅷ, p.642.）。1949年12月23日， 当时驻北京的美国总领事克拉布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同斯大林的谈判中会努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不太可能像铁托那样挑战莫斯科（注："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iping", December 23, 1949 (received December 24, 1949),FRUS, 1949, Vol.Ⅷ, pp.643—645.）。19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作长时间逗留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谈判进展很慢。第二，谈判内容太多，话题太广。第三，毛泽东被扣在莫斯科，表明“列车不在轨道上面”，毛泽东在国内的地位受到损害，他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注：PPS 3rd Meeting, Jan. 11,1950, PPS 1947— 1953, Box 32,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当年2月初， 凯南在一次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之长是异乎寻常的，过去莫斯科同其“仆从”的谈判从未持续这么长时间。这表明，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次难以解除的“不幸福的婚姻”（注： "Proposed Statement to Be Made by Mr. Kenan at Dartmouth on Feb. 6 or 7",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也就是说， 凯南从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过长这个事实推论中苏关系存在着矛盾。在中苏正式缔结同盟条约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此作了分析。1950 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电文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它指出，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军事潜力，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因此感到高兴。而1950年2月14 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则使得新中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因而把中国“绑到”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军事条约中去，它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和港口，如果必要的话，苏联红军可以在中国的沿海或内陆的战略要地驻扎，从而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这个电文也指出，中国的地位同东欧国家很不一样， 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得到发展（注：American Embassy,Moscow,"SovietIntentions",April 25, 1950, PPS 1947 —1953,Box 23, RG 59, NA.）。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中苏关系也持类似的态度。他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都强调， 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参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6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并不相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极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 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 ally ）或者“小伙伴”（juniorpartner）等用语（注：FRUS, 1949, Vol. Ⅷ, pp.368—369;FRUS, 1950,Vol. Ⅵ, pp.349—351.）。 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进行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将会独立于苏联，自主地发展。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 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注："Continuation of Paper on China Attached to Sir OliverFranks'Letter of the 5th Jan. 1949 to Mr. Lovett", BritishEmbassy, Washington, D. C., 14th April, 1949, 893.00B/4—1499, CIA Murphy Papers, Box 28, RG 263, NA.）。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有关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想法。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 ）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 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注：PPS 1st Meeting, Jan. 4, 1950, PPS 1947 —1953, Box 32, RG 59, NA.）。另外，1950年2月1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注："The G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McConaughy) to the Secretaryof State",Shanghai,February 1,1950,FRUS,1950.Vol.Ⅵ. pp.302—304.)。1950年6月9日，国务院官员迪安·腊斯克也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注："Dean Ruskto the Secretary: Bi- partisan Policy on China- FormosaProblems", June 9, 1950,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 ）。虽然最后这并没有 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做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意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6页。）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 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内。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注：China and U.S. Far EastPolicy 1945—1966,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67, pp.157—162.）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体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含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 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的关系（注："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Washington,January 25, 1950, FRUS, 1950, Vol. Ⅵ, pp.294—296.）。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注：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7页。）。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得以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
1950年6月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冷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场战争对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虽然中苏之间的潜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的中苏同盟得到加强，两国之间在朝鲜战争、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总的来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苏之间的紧密关系会持续下去，不会产生严重分歧。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对中苏同盟前景的认识较为悲观，对中国内部产生“铁托主义”倾向的信心显然不如从前。1950年11月1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亚洲的中国和蒙古很可能将继续同苏联结盟，如果苏联同西方强国之间爆发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向苏联提供设施和资源”，因为1950年缔结的中苏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在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友进攻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应提供援助（注：NIE- 3, "Soviet Capabilities andIntentions", 15 Nov. 1950, CIA. 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长电文指出，在今后一年内，中苏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裂缝（important rift），相反，一系列事态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与西方为敌，会增强中苏双边关系（注：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C. B. 马歇尔在致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莫斯科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增强”（注："C. B. Marshall to Nitze", June 8, 1951, PPS 1947—1953, Box14, RG 59, NA.）。1951年9月24 日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前途作如下分析：“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矛盾今后可能得到发展，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存在着双方发生重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在未来两年内发生严重分裂似乎不大可能。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共同的对西方的敌视态度以及担心日本的重新崛起，可能会促使它们至少在短期内保持紧密的关系。”（注：Michael Warner,et.,The CIAunder Harry Truman,Washington,DC:History Staff,Center for theStudy of Intelligenc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4, p.428.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最能代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关系认识的某些变化。艾奇逊1952年初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我不认为在我们现在可能关心的任何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在这两个共产党集团之间造成分裂。”（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立场。例如1953年6月16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同盟的性质作如下分析：“共产党中国已经承认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它看上去更像一个盟友，而不是卫星国”。文件还指出，“中苏关系可能因为如下问题而紧张起来：苏联经济援助水平、苏联对共产党中国在军事上的许诺、中苏边界分歧以及确定毛在亚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等等。然而，我们相信，苏联新领导会谨慎地处理同毛的关系，除非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削弱，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在本报告估计的期限内不可能发生。 ”（注：NIE- 65, "Soviet BlocCapabilities through 1957",approved 9 June 1953, publiched 16June, 1953, CIA,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 CIA NIE, Box 2, RG 263, NA.）
换句话说，朝鲜战争以后到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对于中苏同盟能够存在多久则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认为中苏同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破裂的意见占了上风。1953年8月11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估计同前面提到的1953年6月16日的报告基本类似。 这份报告说：“共产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盟友而非卫星国。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至少是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不受莫斯科领导人变更的影响。然而我们相信，毛泽东会不断利用这个机会，追求共产党中国自身的利益，这可能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权威。中国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将继续限制中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朝鲜战争的停止将减轻中国对苏联的此种依赖。 ”（注：NIE- 90, "Soviet Bloc Capabilities through Mid-1955", August 11, 1953, CIA NIE, Box 2, RG 263, NA.）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苏关系的现状，分析中苏同盟的性质。由于美国在中国没有派驻机构，它只能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间接手段了解中苏关系。在已解密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机构）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很多此类文件。例如，美国通过离境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1952年初，一位在中国居住约30年的英国医生离境赴新加坡。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于当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汇报了这位英国人对中国状况的描述。 在谈到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时，这位先生说：“俄国人似乎在中国人中已经失宠。其中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向民众灌输敌视外国人的思想，而俄国人正属于外国人之列。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觉得俄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像联合国支持南朝鲜那样支持中国，从而让中国遭受损失。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俄国在华北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人在许多场合表示出对俄国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不满情绪。最近在天津举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由于中国威胁要抵制这个展览会，所以一个斯大林巨幅画像被撤掉，只剩下毛泽东的画像。过去在学校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并排，现在只挂毛泽东的画像。在天津已经见不到中国政府机构中的苏联顾问了。”（注："John Goodyear (American Consul in Singapore)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21, 1952, DESP, No. 592, CIA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又如，1953年1月19日， 美国驻巴基斯坦拉合尔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一封电报，报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巴基斯坦大使在同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指出，他“觉得中国会摆脱俄国人的控制，但是她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他还认为，“中国人并不喜欢朝鲜战争，但是俄国希望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中国人死的越多，那么中国成为一流强国并威胁俄国的机会就越少。同样地，美国人死得越多，那么对苏联来说越好。因此，为什么俄国要急于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呢？”（注：Leon B. Poullada, American Consul in Lahore, to StateDepartment,"Conversations with Pakistan's Ambassador to China,r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19 Jan, 1953,DESP, No.119. CIA 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再如，美国政府官员也努力通过张国焘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包括中苏关系。1950年11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罗伯特·诺思采访了张国焘。11 月1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向国务院报告了这次采访，并附采访记录。张国焘主要谈毛泽东几次被排挤以及张同他的分歧，也谈了中苏关系。关于中苏关系，张国焘作了如下的分析：“张相信，毛想同莫斯科和斯大林友好，但是毛要成为唯一同莫斯科打交道的人。目前，毛同莫斯科的分歧微不足道，但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扩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莫斯科控制不了毛。……过去俄国人同中共多次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莫斯科总是把某个政策的失败归结于某个或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三次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八次受到（党内）警告。莫斯科从不亲自出面，而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某个反对派。莫斯科总是倾向于把中国人看成是半生不熟的共产主义者。 ”（注： 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1951年1月31日，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华尔特·P ·麦康瑙吉向国务院报告《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利伯曼对张国焘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党关系史。张国焘在采访中强调，“中共不总是苏联的工具，它有独立性。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么一种力量”（注：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
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美国政府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更多地采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以压力促进中苏之间矛盾的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互为敌手，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全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包括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经有人提出以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来利用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加以拒绝。1950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贝文指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中苏关系疏远，我也不主张我们应当努力这么做。因为假如中苏之间出现裂缝的话，它必须是在中国内部培育起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想一想，倘若南斯拉夫无望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话，铁托会同莫斯科闹分裂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到了中国想同莫斯科闹独立的时候，中国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盟。 ”（注："Messagefrom Mr. Bevin to Sir Oliver Franks Dated 11th August: Chinese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乔治·凯南就是其代表。1950年7、8月间，凯南向国务卿艾奇逊提议，美国把朝鲜问题与日本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联系起来，同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按照他的计划，美国可以考虑以日本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台湾中立化、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促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体面撤退为条件，换取苏联同意结束朝鲜战争和由联合国决定朝鲜的未来，等等（注：Walter L.Hixson,George F. 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p.107.）。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而非采取怀柔的手段，从而影响中苏同盟的政策主张似乎占了上风。1952年9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明确地指出，中苏同盟不会因为西方对华妥协而减弱，却会由于西方的压力而受到削弱（注：NIE-58, "Relatins between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USSR: Their Present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FRUS, 1952—1954, Vol.XIV,pp.97—104.）。1954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分裂中苏同盟的最好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注：NSC 5429/3, "Current US Policy in the FarEast", FRUS, 1952—1954, Vol.XIV, pp.911—919.）。
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开始了美国对华政策“大偏差”的时期（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93页。）。 其目的无疑是给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包括以压力削弱中苏同盟关系。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实施了类似针对“东欧卫星国”那样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希望西方盟友同它一道采取联合行动。1952年1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指责英国没有严格执行对华禁运政策（注："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British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Eden)", Washington,Jaunary 8, 1952, FRUS, 1952—1954, Vol.XIV, pp.2—3.）。1952年6月中央情报局一份绝密文件在分析对华经济封锁的效果时指出， 对华实施全面禁运，会导致中国经济困难和依赖苏联，从而增加苏联的负担（注：Special Estimate (SE-27), "Probable Effects of Various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t China", FRUS, 1952—1954, Vol.XIV, pp.59—62.）。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支持对华禁运政策。例如在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海峡局势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使得中苏关系紧张。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否决美国的提案，将严重损害其“和平攻势”，而如果苏联不否决的话，那么中国将不高兴，可能采取蔑视联合国的行动，从而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注："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12, 1954, FRUS,1952—1954,Vol.XIV,pp.611—613;"Memorandum of Discussin at the 214th Meeting of th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nver, September 12, 1954, ibid., pp.613—624.）。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政策，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方紧张对峙，其中包括流血冲突。当然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用压力以外的手段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例如，1953年3月10日， 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其结果之一可能会离间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注： "Paul Nitze to the Secretary, Subject: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March 10,1953,PPS 1947—1953, Box 45, NA. ）。 又如， 1954年4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 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离间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想法，尽管这最终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 1972,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6—109.）。
三
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并且逐步走向公开的破裂，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
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苏的矛盾、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苏行动的不协调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苏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美国一直希望出现的中苏同盟破裂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美国有关机构对中苏同盟前景的分析却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显得不是那么敏感。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在不断加深，而且它可能难以消除， 但不敢肯定中苏关系将很快破裂。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题为《中苏关系》的机密分析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虽然中苏两国还是信奉同一种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它们发出了两个“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中苏关系已经因此处于一个“艰难的变革过程”。然而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前景，进行了比较谨慎的预测，认为维系中苏关系的因素可能比分裂中苏关系的因素力量更大，中苏关系也不一定会在近期内走到“公开破裂”（open break）的地步，尽管它断言，两国之间的分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调和，中苏关系不是“坚如磐石”的（注：NIE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CIA NIE,Box 8, RG 263, NA.）。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任期内，中苏关系事实上已经全面恶化，两国分裂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也逐步从比较谨慎的判断，转向十分肯定“中苏分裂”是“真实的”，而且估计两国关系可能还会更加恶化。1961年8月8日中央情报局一份，研究报告虽然认为中苏两党今后不太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它也估计中苏“公开决裂”（open rupture）同样不太可能，该报告仍然使用“中苏集团”这样的词（注：NIE 10-61,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 the CommunistMovement", 8 August 1961, CIA NIE, Box 4, RG 263, NA.）。 但从翌年2月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分析中苏关系的时候， 不再使用“中苏集团”这一词汇。而使用类似中苏“分裂”（split）、 “公开内讧”（open schism）的词。它在报告中指出， 中苏关系已经为双方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所损害，此种分歧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中苏同盟，不管公开宣布与否，对双方都没有什么价值（注：NIE 11-5-62 (Supersedes Chapters Ⅰ and Ⅴ of NIE 11-4-60,Supplements NIE 10-61),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USSR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21 Feb. 1962,CIA NIE,Box 8, RG 263,NA.）。 1963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又一份报告再提到中苏关系时指出， 苏联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诸如柏林危机这样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能力单方面地消除中苏之间的争端。该文件称，中苏关系的前景是“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发展，两大国之间的不和持续下去并不断加深”（注：NIE 11-63 (supersedes NIE 11-9-62), "Main Trends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22 May 1963, CIA NIE, Box 8, RG 263,NA.）。所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认为，到了1963年前后，美国政府已经认为中苏分裂是真实的和相当严重的（注：John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2,pp.209—210.）。
中苏分裂同苏南分裂一样，是美国政府所欢迎的，因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会极大地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这个结果正是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正如“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苏分裂不仅使苏联又丧失了一个盟友，而且对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彻底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中心主义”趋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注：George Kennan,"Polycentrism and Wester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1964, pp.171—183.）。
美国十分关注着中苏关系的演变，促使中苏分裂，这一直是从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因此，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无疑是令美国政府所高兴的事情。然而，中苏同盟裂痕的出现以至最后公开破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关系，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当政后期，美中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两国在台湾海峡再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一直到1961年1月20日总统任期结束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以压力促成中苏同盟的破裂。这正如1957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 “自由世界对中共的压力会增强中苏同盟内部的矛盾并使之破裂”（注：Department of State Instruct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June 12, 1957,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2568, RG 59, NA.）。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这时，中苏分歧更加明显，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其情形正如中央情报局1961年4 月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苏联同中国的裂痕的确是很深的，很难得到弥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肯尼迪政府毫不怀疑地坚信这个判断（注：Thomas G. Paterson, Kennedy's Quest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 —196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82.）。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中国政府也曾希望其在对华政策中能有一些积极的举动。例如，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向美方的比姆大使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然而， 肯尼迪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试探性的姿态而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他上台伊始，便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无意改变对华关系。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 把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声称它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同年10月，他说道：“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共产党中国想同我们友好相处的迹象”（注：Harold Chase and Allen Lerman,eds., Kennedy and the Press, New York:Crowell, 1965,p.119. ）。肯尼迪继续推行敌视、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其对华政策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注：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03 页。）。
也就是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政府面对中苏同盟逐渐走向破裂的现实，依然采取前一个阶段的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美国政府似乎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在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促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和“抛弃”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中苏两国中，把苏联选择为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苏联把中国排挤出中苏集团，使得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从而削弱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这个时期中苏、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相对应的是，美苏关系不断升温，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1961年初美苏首脑又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美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台湾海峡危机和限制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的语言，一起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当时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威胁更大。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侵略性很强。在当选总统前的一个演说中（1959年9月）， 肯尼迪就声称：“中国革命目前正经历着侵略性的、无理性的斯大林主义阶段”（注：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 肯尼迪政府中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苏联大使的苏联通查尔斯·波伦认为，中苏分歧的实质是，“俄国人变成了孟什维克，而中国人则是布尔什维克”（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3.）。言外之意是，苏联已经变得比较温和，而中国则十分激进。 颇受肯尼迪欣赏的前美国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凯南也认为，中国在苏联已经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之后，仍然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它所实行的制度和采取的政策十分类似斯大林的俄国一度实行的那种东西。在他看来，苏联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而中国则十分敌视美国和西方，期望世界继续保持着紧张动荡的局面、美苏两家相互残杀。因此，凯南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比苏联还大，主张只有中国改变政策和作出妥协之后，美国才可以考虑同它发展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主张美国不应该同像中国人那样的“左派”和好（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3.）。
第二，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它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196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十分清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且估计在1963—1965年间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注：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1967, p.1291.）。这令肯尼迪十分担心，正如肯尼迪对外政策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罗斯托后来所说的：肯尼迪“总是认为，中国人爆炸核武器，很可能是60年代最大的事件”（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9.）。 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持不同的态度，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同苏联合作，以便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美、苏、英1963年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动机之一。
第三，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抗美斗争。大约在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继而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也因此不断升级。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上走得更远，把越南当做实施“特种战争”的场所。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是越南劳动党中央自己作出的，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3 月间从越南撤回军事顾问团。在50年代后半期，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党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北方的革命成果，促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越南南方实现革命转变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在这个时期既不鼓动也不反对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注：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Vietnam War, 1964—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 pp.356—387.）。但是，有种种因素使得美国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首先，在越南抗法斗争中，新中国曾经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以极大支持，包括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提供军事物资，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难以在美国人记忆中消失的。其次，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批判“和平过渡”是中国在同苏联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这也很自然地容易让人把越南劳动党的斗争策略同中国联系起来。最后，越南劳动党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后，中国继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注：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pp.356—387.）。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构成威胁。例如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声称：“在亚洲， 共产党中国无情的压力威胁着整个地区——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的安全”（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315页。）。肯尼迪政府相信，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将扩大中国的影响，而且认为北京对河内决策起着极大影响（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182.）。
总之，在美国政府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扩大，中国威胁可能会更大（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p.182—183.）。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政府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应当对她继续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因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而调整对华政策只是到了尼克松当政之后。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比较符合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反应前后策略变化很大，主要是从以和促变转为以压促变，而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显得很迟钝，没有改变其僵硬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得到改善。
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总是以遏制苏联为中心，对华关系总是服从于对苏关系。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都是为了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实现其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当美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美国会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拉中国反对苏联。而当美苏关系缓和、苏联行为已经变得“温和”的时候，美国便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对中国冷淡，甚至同苏联一道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鼓励苏联将中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而达到削弱苏联力量的目的。因为中苏同盟分裂和中苏对立本身就是对苏联力量的削弱。而且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已经变得比过去“温和”一些，而中国则更为“好战”，中国的“好战”言论和行为不仅“威胁”着美国，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无助于苏联的进一步“软化”。所以，美国在某些方面同苏联配合，对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苏联进一步“软化”、实现其遏制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以对苏关系为中心实际上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中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