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之一）
沈志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5～26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1950年生，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100070
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此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从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舌枪唇剑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争论双方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所发表的文件和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历史需要重新认识和阐释。本文拟通过梳理近年来解密的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考察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真相。（注：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除引自笔者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收集的档案复印件外，还转引自俄文刊物、专集和国外学者的论著。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则全部转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 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开除南共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386、123页。）。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于此项举措的始因，苏南双方有不同的解释。日丹诺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注：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 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ды，М，1998，лл，407—417.欧洲各党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 见该书第418—447页。）。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独立政策不满（注：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版）等著作。）。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注：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南苏关系》一书中克利索德的概论。）。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是这种长期以来分歧的延续和总爆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文献表明，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其关系的性质，直到1948年初苏南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纵然心有芥蒂，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当时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尽管铁托与斯大林之间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和密切的。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南共党人“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5页。）。同样，早在1943 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注：《南苏关系》，第218页。）。战争即将结束时， 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年4月， 莫洛托夫向来访的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保证，苏联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问题只在于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时机（注：АВПР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6,оп.6,п.58,л.794,лл.1—9。）。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破产——铜、汞、铝钒土（注：АВΠРΦ，ф.144οп.28，п.114， д.4，лл.220—221.См.Нтичий аив，1993， №2，л16.）。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1945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注：АВΠРΦ，φ.6，οп.7，п.53，д.872， лл.8—28，29—30.）。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注：АВΠРΦ，ф.6，οп.7，п.53，д.872，лл.8—28，29—30.）。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还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就下令，在罗马尼亚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日丹诺夫则对芬兰共产党人实行一党政府和“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提出了批评。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又指责匈共脱离了欧洲各党都采取的“共同路线”（注：ΡЦΧИДΗ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c，д.60，лл.7，40；д.63，л.33；АВΠРΦ， ф.77，оп.27，п.121，д.11，л.24.См.Γ.П.Муращко и А.Х.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осточной вропе 1945—1948，оветская внещ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годы“олодной ойны”：1945—1985，M.199 5，лл.76—77，89—90，7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注：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7页。）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注：АВΠРΦ，ф.6，оп.6，п.58， д.794，лл.1—9；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
南斯拉夫在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措施， 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注：《铁托言论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3、54页。在苏南冲突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 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 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注：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108、18—19页。）。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41，лл.1—22；Cм.Л.Я.Гибианский，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68，лл.16—18.）。同年12月14 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他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注：АВΠРΦ，ф.144，оп.296，п.154，д.3，лл.22—28；ф.144，оп.29，п.29，п.117，д.28，лл.139—146.）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 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9—20.С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29.）。1946年6月米高扬和南贸易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 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提供援助（注：Историк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внещ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Хедерации，ф. Л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оп.11876，д.55，лл.14—16，17—19.—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0.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 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注：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Years.New York,Oxford,1996,p.27.）。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的最新档案材料可见S.D.Parrish,The Turn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shall Plan,1947; M. M.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CWIHP （冷战国际史项目）Working Paper,№9,1994。）。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以采取共同立场。早在1947年6月吉拉斯出席法共代表大会时， 就与当时在巴黎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莫洛托夫达成了协议：抵制马歇尔计划（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98—99页。）。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 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与拟定这样的计划”（注：АВΠРΦ，ф.6，оп.9，п.82，д.1285，п.62.）。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注：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C.G.Stefan,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 Diplomatic History,1982,V.6,№4,p.387。）使莫斯科感到， 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共总书记拉科西1946年5月17 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 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注：Csaba Békés,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IHP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35—138；《铁托传》，第88—89页；《铁托的独立道路》，第49—50页。）。但是， 当1947年8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1947年9 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强调苏联模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注：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Parrish前引文）。这显然说明， 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了过去与西方合作的政策。）。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为“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41， лл.1—22；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这样的记录总共有37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ф.575，оп.1，лл.9，11，14，32，33，39，41。）。或许正是这份报告的作用，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年9 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注：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1，лл.46—47；д.98，лл.2—3.Cм.Совещаниа 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17—18.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省略了。）。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开的会议上， 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还接受了日丹诺夫交付的任务：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公开提出批评（注：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Совещаниа 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23—142。）。 日丹诺夫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南共代表的立场和发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2，лл.46—51.Cм. 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2—323.）。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9月2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2，л54.Cм.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326。）。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在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注：ΡЦΧИДΗИ，ф.17，оп.128，д.1136，лл.1—3.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2.）。
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年1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南共“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53，лл. 296—299.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于10月8 日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持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АвпрΦ，ф.144，оп.31，п.124，д.29，лл.7—9.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л.169—170。）。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正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见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2—181。），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战略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进攻，外线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年1月， 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对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着重讨论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斯大林在1944年秋天与铁托初次见面时提出的，11月22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于是，南保双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 保加利亚内部对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月底， 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这个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注：详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10—114页；《南苏关系》，第106 —108页。）。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 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72，лл.8—28；д.868，лл.3—4.）。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72，лл.8—28；д.868，лл.3—4.）。 1946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9—41，47—48，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17.）。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 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铁托只得表示同意（注：АВΠРΦ，ф.45，оп.1，д.397，лл.107—110.）。随后， 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注：《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页。）。
然而，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因此，1947年2月10 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 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向保加利亚报界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 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四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 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注：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л.168—169。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Mastny前引书，第34页。）。
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注：见Stefan前引文，第390 页；《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35页。）。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 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注：见Mastny前引书，第37页。）。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 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电报，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 《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做出了顺从的反应，但1月 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注：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и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 №1，лл.160 —161；№2，л.159。关于季米特洛夫对莫斯科指责的反应， 详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页。）。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对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注：АВΠРΦ，ф.6，оп.7， п.53，д.872，лл.8—28.）。战后一段时期， 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6.）。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共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年2月， 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注：Arhiv Josipa Broza Tita,ф.KMJ,I-3-b/19, C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17—18.）。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互助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 注：АВΠРΦ，ф.144，оп.30， п.118，д.10，лл.1—2；д.15.лл.24—25，5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8.）。
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4月22 日向苏联大使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立即查明情况，搞清拟议中的南阿条约是针对谁的。4月23 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阿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南方的一些地区（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л.15， л45.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8.）。 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5月7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5月下半月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1，62，76，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17—18.）。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张推迟南阿联合的事情，但同意南阿首先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合作协定，并表示赞成阿尔巴尼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针（注：АΠР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д.397，лл.107—110。）。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莫斯科的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167—168.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24—125页。）！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采取统一行动，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 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驻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即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6.）。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斯皮洛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泽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洛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32—134页。）。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 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洛“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洛的职务（注：АВПРΦ，ф.6，оп.9，п.82，д.1285，лл.110—112.）。自然，铁托没有得到回音。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洛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洛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洛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洛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皮洛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对苏驻阿使馆横加指责。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再次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洛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35—138页；《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04—106页；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л.158. 苏南往来信件见ΡЦΧИДНИ，ф.77，оп.3，д.99， лл.1—5，8。）。
1948年1月15日，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 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洛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1—115页。）。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注：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158.），而目前尚未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斯皮洛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月19日， 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阿的危险（注：有学者认为是铁托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见Mastny前引书，第37页。）。或许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无论如何，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强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л.158—159；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лл.102—103.按照南斯拉夫人过去的说法，是霍查主动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部队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南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见《铁托传》，第111页。但新材料表明， 在阿共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霍查曾问过斯大林的意见，而莫斯科立即答复：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还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轻易激怒我们以前的盟友们”。见Mastny前引书，第38页。）。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注：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丘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АПРΦ，ф.45，оп.1，д.283，лл.3—16；См.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история，1996，№1，л.19。）。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使得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苏联扩张态势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43页；《南苏关系》，第218—219页。）。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斯大林当然不能允许，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临时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2 月10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5～26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1950年生，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100070
| 【内容提要】 | 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其关系的性质，直到1948年初苏南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冷战的发生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西方及东欧各国的政策，而铁托对这一政策性变化的误解造成苏南之间的重大分歧；苏南分歧的焦点在巴尔干，即南保联邦、南阿关系及希腊革命问题；斯大林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绝对服从莫斯科统一指挥和铁托坚持要保证南共在巴尔干的特殊地位导致苏南最终分裂；南斯拉夫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 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开除南共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注：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386、123页。）。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于此项举措的始因，苏南双方有不同的解释。日丹诺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注：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 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ды，М，1998，лл，407—417.欧洲各党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 见该书第418—447页。）。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独立政策不满（注：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版）等著作。）。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注：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南苏关系》一书中克利索德的概论。）。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是这种长期以来分歧的延续和总爆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文献表明，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其关系的性质，直到1948年初苏南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纵然心有芥蒂，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当时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尽管铁托与斯大林之间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和密切的。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南共党人“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5页。）。同样，早在1943 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注：《南苏关系》，第218页。）。战争即将结束时， 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年4月， 莫洛托夫向来访的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保证，苏联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问题只在于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时机（注：АВПР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6,оп.6,п.58,л.794,лл.1—9。）。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破产——铜、汞、铝钒土（注：АВΠРΦ，ф.144οп.28，п.114， д.4，лл.220—221.См.Нтичий аив，1993， №2，л16.）。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1945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注：АВΠРΦ，φ.6，οп.7，п.53，д.872， лл.8—28，29—30.）。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注：АВΠРΦ，ф.6，οп.7，п.53，д.872，лл.8—28，29—30.）。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还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就下令，在罗马尼亚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日丹诺夫则对芬兰共产党人实行一党政府和“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提出了批评。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又指责匈共脱离了欧洲各党都采取的“共同路线”（注：ΡЦΧИДΗ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c，д.60，лл.7，40；д.63，л.33；АВΠРΦ， ф.77，оп.27，п.121，д.11，л.24.См.Γ.П.Муращко и А.Х.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осточной вропе 1945—1948，оветская внещ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годы“олодной ойны”：1945—1985，M.199 5，лл.76—77，89—90，7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注：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07页。）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注：АВΠРΦ，ф.6，оп.6，п.58， д.794，лл.1—9；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
南斯拉夫在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措施， 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注：《铁托言论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3、54页。在苏南冲突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 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 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注：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108、18—19页。）。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41，лл.1—22；Cм.Л.Я.Гибианский，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68，лл.16—18.）。同年12月14 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他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注：АВΠРΦ，ф.144，оп.296，п.154，д.3，лл.22—28；ф.144，оп.29，п.29，п.117，д.28，лл.139—146.）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 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9—20.С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29.）。1946年6月米高扬和南贸易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 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提供援助（注：Историк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внещ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Хедерации，ф. Л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оп.11876，д.55，лл.14—16，17—19.—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0.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 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注：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Years.New York,Oxford,1996,p.27.）。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注：详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的最新档案材料可见S.D.Parrish,The Turn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shall Plan,1947; M. M.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CWIHP （冷战国际史项目）Working Paper,№9,1994。）。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以采取共同立场。早在1947年6月吉拉斯出席法共代表大会时， 就与当时在巴黎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莫洛托夫达成了协议：抵制马歇尔计划（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98—99页。）。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 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与拟定这样的计划”（注：АВΠРΦ，ф.6，оп.9，п.82，д.1285，п.62.）。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注：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C.G.Stefan,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 Diplomatic History,1982,V.6,№4,p.387。）使莫斯科感到， 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共总书记拉科西1946年5月17 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 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注：Csaba Békés,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IHP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35—138；《铁托传》，第88—89页；《铁托的独立道路》，第49—50页。）。但是， 当1947年8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1947年9 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强调苏联模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注：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Parrish前引文）。这显然说明， 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了过去与西方合作的政策。）。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为“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41， лл.1—22；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这样的记录总共有37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ф.575，оп.1，лл.9，11，14，32，33，39，41。）。或许正是这份报告的作用，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年9 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注：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1，лл.46—47；д.98，лл.2—3.Cм.Совещаниа 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17—18.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省略了。）。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开的会议上， 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还接受了日丹诺夫交付的任务：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公开提出批评（注：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Совещаниа 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23—142。）。 日丹诺夫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南共代表的立场和发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2，лл.46—51.Cм. 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2—323.）。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9月2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ΡЦΧИДΗИ，ф.77，оп.3，д.92，л54.Cм.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326。）。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在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注：ΡЦΧИДΗИ，ф.17，оп.128，д.1136，лл.1—3.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2.）。
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年1月28日，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南共“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注：ΡЦΧИДΗИ，ф.575，оп.1，д.53，лл. 296—299.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于10月8 日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持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АвпрΦ，ф.144，оп.31，п.124，д.29，лл.7—9.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л.169—170。）。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正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见СовещанияΚоминформа，лл.152—181。），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战略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进攻，外线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年1月， 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对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着重讨论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斯大林在1944年秋天与铁托初次见面时提出的，11月22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于是，南保双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 保加利亚内部对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月底， 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这个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注：详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10—114页；《南苏关系》，第106 —108页。）。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 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72，лл.8—28；д.868，лл.3—4.）。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注：АВΠРΦ，ф.6，оп.7，п.53，д.872，лл.8—28；д.868，лл.3—4.）。 1946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9—41，47—48，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17.）。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 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铁托只得表示同意（注：АВΠРΦ，ф.45，оп.1，д.397，лл.107—110.）。随后， 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注：《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页。）。
然而，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因此，1947年2月10 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 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向保加利亚报界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 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四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 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注：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л.168—169。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Mastny前引书，第34页。）。
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注：见Stefan前引文，第390 页；《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35页。）。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 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注：见Mastny前引书，第37页。）。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 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电报，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 《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做出了顺从的反应，但1月 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注：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и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 №1，лл.160 —161；№2，л.159。关于季米特洛夫对莫斯科指责的反应， 详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页。）。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对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注：АВΠРΦ，ф.6，оп.7， п.53，д.872，лл.8—28.）。战后一段时期， 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6.）。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共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年2月， 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注：Arhiv Josipa Broza Tita,ф.KMJ,I-3-b/19, C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17—18.）。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互助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 注：АВΠРΦ，ф.144，оп.30， п.118，д.10，лл.1—2；д.15.лл.24—25，5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8.）。
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4月22 日向苏联大使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立即查明情况，搞清拟议中的南阿条约是针对谁的。4月23 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阿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南方的一些地区（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л.15， л45.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8.）。 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5月7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5月下半月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1，62，76，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17—18.）。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张推迟南阿联合的事情，但同意南阿首先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合作协定，并表示赞成阿尔巴尼亚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针（注：АΠР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д.397，лл.107—110。）。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莫斯科的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5.лл.167—168.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31.）。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24—125页。）！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采取统一行动，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 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驻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即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6.）。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斯皮洛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泽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洛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32—134页。）。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 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洛“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洛的职务（注：АВПРΦ，ф.6，оп.9，п.82，д.1285，лл.110—112.）。自然，铁托没有得到回音。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洛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洛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洛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洛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皮洛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对苏驻阿使馆横加指责。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再次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洛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注：《霍查政治传记》，第135—138页；《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04—106页；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л.158. 苏南往来信件见ΡЦΧИДНИ，ф.77，оп.3，д.99， лл.1—5，8。）。
1948年1月15日，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 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洛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1—115页。）。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注：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158.），而目前尚未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斯皮洛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月19日， 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入侵阿的危险（注：有学者认为是铁托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见Mastny前引书，第37页。）。或许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无论如何，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强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л.158—159；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лл.102—103.按照南斯拉夫人过去的说法，是霍查主动要求南斯拉夫派遣两个师的部队赴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南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要求。见《铁托传》，第111页。但新材料表明， 在阿共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霍查曾问过斯大林的意见，而莫斯科立即答复：没有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这种行动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还解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轻易激怒我们以前的盟友们”。见Mastny前引书，第38页。）。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注：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丘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АПРΦ，ф.45，оп.1，д.283，лл.3—16；См.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история，1996，№1，л.19。）。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使得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苏联扩张态势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43页；《南苏关系》，第218—219页。）。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斯大林当然不能允许，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临时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2 月10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