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上）
项翔/宋发清/王加丰/李宏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1999年07期第93～96页
【作者简介】项翔 宋发清 王加丰 李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概说
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1839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1842年）、《海国四说》（1846）和《瀛寰志略》（1848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著作时，清朝的士大夫和知识界竟还有相当多人不相信“地球之说”，对西方文明有着种种近乎荒诞的认识。清朝末期少数刚起步的近代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们担当起外国史介绍的主要任务，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游记性著作还成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萌芽阶段，有关世界史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受到了来自教育的推动。清末开始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系，1901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小的历史课都要做到“知古今世界之变迁”。辛亥革命后，外国史在大学和中学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于是编订教材成为当务之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迁，使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民众对了解外国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增长。而大约从1915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出路问题的论战，较多地涉及了中外历史的比较问题，参与论战者一般需要较好的世界史功底。诸如传教、教会教育、留学生等形式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世界史学科发展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时期外国史课程在中学初高中阶段都有设置。在大学的历史系，西洋通史属必修课程，并开设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通常远不止文科学生选修这些课程。而且就某种程度来说，当时有些课程的档次相当可观。如雷海宗在30年代清华大学讲授史学名著时选用《西方的没落》为基本教材，40年代讲授西洋文化史时选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应该说，通过教学在这一时期一定范围内普及了外国史知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成果着重体现在一些著作中，教材在其中较为显著。虽然大学课程中大部分使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教材，中学的教材则是大学教材的缩编，但仍有些较有影响的教材在其中熠熠生辉。王绳祖参阅数百种西文著作写成的《欧洲近代史》（1935年）是该时期断代史教材中的佳作。1949年出版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堪称为解放前通史著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在该著作中就强调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各地区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而并非国别史之总和，同时反对欧洲中心论史观。这些十分有创建性的意见在解放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名家撰写中学世界史教材是这一阶段特色，如陈衡哲的《西洋史》（1926年）、杨人楩的《高中外国史》（上、下册，1931、1934年）和何炳松的《外国史》等。何炳松著作中的中古部分辟出篇幅给南亚、东南亚和日本朝鲜的古代史。细数起来，世界史的著作在数量上也不能说少。李泰棻的多卷本《西洋大历史》（1918年）、曹绍濂的《西洋古代史》（1934年）、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40年）、何鲁鲁的《希腊史》（1934年）、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楼彦邦的《不列颠自治领》（1944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沈炼之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1941年）等等都是较有质量的世界史著作，覆盖了从史前、上古、中古到近代的整个阶段，国别史和专门史的著作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田农编撰的《西洋史表解》（1933年）也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世界史工具书。各类翻译著作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限于篇幅，列举从略。
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也随政治、社会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世界史学科在这半世纪里初步建立了学科体系，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为学术荒漠阶段；197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为复苏和大踏步发展阶段。
中国世界史的学科体制在50年代初首先在高等学校中建立起来。当时效仿苏联的教学模式，改西洋史为世界史。历史系课程中的世界史份额大大增加，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通史以外，区域国别史、各种专题史的课程也纷纷开设，有的大学在本科阶段就设立世界史专业。不少大学还设有各种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在“文革”开始前，部分高校已培养出若干批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学位制度，自行培养出一大批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等，到1989年已达15个，拥有会员数千人。上海、江苏和湖北等省市还设有世界史学会。专门的世界史刊物也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如《世界历史》（1978年一）、《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1993年）、《世界历史译丛》（1979—1980年）、《外国史知识》（1981——1986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等，综合性的史学和社科杂志，以及高校学报、各学会的会刊或通讯等都是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50年代，世界史学界的对外交流对象主要是苏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学界的交往是世界史学科萌芽以来的最频繁、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而且有的学者已与国际同行进行世界水平的平等对话。中等教育中的世界史教学仍是世界史普及工作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在“文革”前得到了确立，科研工作渐次展开。周一良、吴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通史著作。尽管只写到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没能彻底摆脱苏联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但该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构系统严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水平。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由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组成的断代史，以及地区国别史、国际共运史鼎立的世界史基础研究格局。研究的地区已大大超越了西洋史的范围。对亚非拉地区的现实关注也在世界史领域中得到了体现。该阶段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现象，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而忽视其差异性，对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与历史学紧密相关学科的忽视，以及资料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文革”前的世界史研究只能属于奠定基础阶段。“文革”期间是学术研究受到严酷摧残时期，正常的研究全线中断。但依旧有学者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为思考民族的出路，为学术的薪火相传抱着信念坚定地作一些世界史的学术工作。
近二十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往的正常进行，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史学、家庭史、妇女史等在西方史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和分支纷纷得到引进，为世界史研究格局的突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在该时期对我国世界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国外史学流派之一。当然，远不止是年鉴学派一家对我国世界史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影响汇合已有的研究基础，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很难用恰当的术语把这些领域概括出来。其中，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是对这些领域极其粗略的归纳。在经济史领域，并不是把经济单纯地作为政治变革的基础进行论证，而是在现代化理论和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经济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在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中，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忽视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其历史发展。思想文化史的崛起不能不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的影响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不少历史学者醉心于人类伟大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集中于各宗教、民族文化的特性及其在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作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传统的研究中政治史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就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本身一直鲜有问津。近些年就政治制度史、政治现代化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类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溢出中，无一例外，都有着跨学科的背景。借鉴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本学科发展中所必需之环节。不过，在有的研究中过度的边缘化趋势难免有些远离史学的基本特征。
然而，所有新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区国别史长久以来的研究基础。而新课题的研究一般都限定于某一地区和国家。一些地区和国别的通史纷纷问世，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组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陆庭恩与艾周昌主编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刘建明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丁建弘与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宋家珩的《枫叶的国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区域和国别的断代史著作限于篇幅列举从略）。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0年代有若干套世界断代史和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的通史的编写规模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预计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还将陆续问世。
二、上古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人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7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史前史著作，如吴汝康的《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1年出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80年代初，一些人就人类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劳动的创造作用，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他们强调生物进化规律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怀疑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形成只能到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中寻找，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根据拉马克的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已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否定（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复旦学报》1981年第1、第5期也有这方面文章）。
1994年，龚缨晏在该年第2 期的《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人作为一种动物，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把人类看成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科学。针对一些人的诘难，他进而指出，他的文章并不着眼于前人说过什么，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成果我们应当改变哪些旧观念”（《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另一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对巴霍芬、摩尔根史前社会组织模式理论的修正。童恩正指出，摩尔根的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任寅虎认为摩尔根、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在史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汪宁生也指出：世界各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左右，且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很少见，易洛魁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也不是母系制（《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谈母系氏族社会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城邦问题
什么是城邦，它有什么特征，它是早期国家的普遍形式还是某些地区的特有产物，城邦的政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这些是讨论城邦时的基本问题。
二战以来，苏联和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希腊、罗马的城邦某种意义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1979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论证了城邦普遍性的假说，这是“打有国产印记的城邦普遍说”（郭小凌：《实事求是，锐意探索——十年世界上古史研究论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此后，《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不断充实自己的观点。林志纯先后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中国存在过类似古代希腊、 罗马那样的城邦。1989年，日知（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可看成是该派观点的集大成之作。
不少人对以上观点提出异议。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城邦在古代史上并非普遍规律，并非必经阶段，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和民族未曾有过城邦；把希腊、罗马城邦普遍化，会造成新的“欧洲中心说”（见左文华、陈隆波、孙道天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3.古代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形成原因的争论，50年代即已开始，主要分歧是：民主政治是来自氏族制度的残余因素，还是这种氏族残余彻底消灭的结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是：
（一）指出雅典的工商业虽相对说来较为发达但工商业始终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发展决不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希腊城邦社会也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见廖学盛、启良、郭小凌、李韵琴、黄洋的文章，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二）着重从雅典或古希腊人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特点说明其民主政治的原因。 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廖学盛的《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4.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这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争论也最为激烈的问题。它从讨论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思想开始，扩展到东西方古代社会性质、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差异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20年代末和30年代，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称为托派的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曾就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51年，童书业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1951年第4期），揭开了第二次论战的序幕，接着日知、 吴泽、王亚南、杨向奎、田昌五等都加入了讨论。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掀起了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开始时争论集中于两个老问题，即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及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当然，各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了。根据蒋大椿的概括，学者们先后提出了11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原始氏族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东方型奴隶社会说，东方型封建社会说，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混合形态说等（《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史学理论》1989年第4 期）。
实际上，除非发现新的史料，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提法，已很难搞清楚。80年代后期以来，争论已更多地转向社会形态、东方社会性质、东方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上来。与此相适应，放弃五阶段论，主张东西方文明异多于同的人也日益增多。
要进一步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可以参看以下论述：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60、500—504页）；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1、124—130页）；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52—65页）；庞卓恒、张书学、朱政惠等人写的各次有关会议的综述，也很有参考价值（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和1996年第2期）。
（未完待续）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1999年07期第93～96页
【作者简介】项翔 宋发清 王加丰 李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著了《四洲志》（1839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1842年）、《海国四说》（1846）和《瀛寰志略》（1848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著作时，清朝的士大夫和知识界竟还有相当多人不相信“地球之说”，对西方文明有着种种近乎荒诞的认识。清朝末期少数刚起步的近代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们担当起外国史介绍的主要任务，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游记性著作还成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萌芽阶段，有关世界史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受到了来自教育的推动。清末开始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系，1901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小的历史课都要做到“知古今世界之变迁”。辛亥革命后，外国史在大学和中学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于是编订教材成为当务之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迁，使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民众对了解外国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增长。而大约从1915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出路问题的论战，较多地涉及了中外历史的比较问题，参与论战者一般需要较好的世界史功底。诸如传教、教会教育、留学生等形式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世界史学科发展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时期外国史课程在中学初高中阶段都有设置。在大学的历史系，西洋通史属必修课程，并开设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通常远不止文科学生选修这些课程。而且就某种程度来说，当时有些课程的档次相当可观。如雷海宗在30年代清华大学讲授史学名著时选用《西方的没落》为基本教材，40年代讲授西洋文化史时选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应该说，通过教学在这一时期一定范围内普及了外国史知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成果着重体现在一些著作中，教材在其中较为显著。虽然大学课程中大部分使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教材，中学的教材则是大学教材的缩编，但仍有些较有影响的教材在其中熠熠生辉。王绳祖参阅数百种西文著作写成的《欧洲近代史》（1935年）是该时期断代史教材中的佳作。1949年出版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堪称为解放前通史著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在该著作中就强调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各地区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而并非国别史之总和，同时反对欧洲中心论史观。这些十分有创建性的意见在解放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名家撰写中学世界史教材是这一阶段特色，如陈衡哲的《西洋史》（1926年）、杨人楩的《高中外国史》（上、下册，1931、1934年）和何炳松的《外国史》等。何炳松著作中的中古部分辟出篇幅给南亚、东南亚和日本朝鲜的古代史。细数起来，世界史的著作在数量上也不能说少。李泰棻的多卷本《西洋大历史》（1918年）、曹绍濂的《西洋古代史》（1934年）、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40年）、何鲁鲁的《希腊史》（1934年）、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楼彦邦的《不列颠自治领》（1944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沈炼之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1941年）等等都是较有质量的世界史著作，覆盖了从史前、上古、中古到近代的整个阶段，国别史和专门史的著作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田农编撰的《西洋史表解》（1933年）也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世界史工具书。各类翻译著作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限于篇幅，列举从略。
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也随政治、社会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世界史学科在这半世纪里初步建立了学科体系，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为学术荒漠阶段；197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为复苏和大踏步发展阶段。
中国世界史的学科体制在50年代初首先在高等学校中建立起来。当时效仿苏联的教学模式，改西洋史为世界史。历史系课程中的世界史份额大大增加，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通史以外，区域国别史、各种专题史的课程也纷纷开设，有的大学在本科阶段就设立世界史专业。不少大学还设有各种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在“文革”开始前，部分高校已培养出若干批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学位制度，自行培养出一大批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等，到1989年已达15个，拥有会员数千人。上海、江苏和湖北等省市还设有世界史学会。专门的世界史刊物也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如《世界历史》（1978年一）、《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1993年）、《世界历史译丛》（1979—1980年）、《外国史知识》（1981——1986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等，综合性的史学和社科杂志，以及高校学报、各学会的会刊或通讯等都是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50年代，世界史学界的对外交流对象主要是苏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学界的交往是世界史学科萌芽以来的最频繁、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而且有的学者已与国际同行进行世界水平的平等对话。中等教育中的世界史教学仍是世界史普及工作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在“文革”前得到了确立，科研工作渐次展开。周一良、吴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通史著作。尽管只写到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没能彻底摆脱苏联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但该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构系统严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水平。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由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组成的断代史，以及地区国别史、国际共运史鼎立的世界史基础研究格局。研究的地区已大大超越了西洋史的范围。对亚非拉地区的现实关注也在世界史领域中得到了体现。该阶段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现象，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而忽视其差异性，对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与历史学紧密相关学科的忽视，以及资料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文革”前的世界史研究只能属于奠定基础阶段。“文革”期间是学术研究受到严酷摧残时期，正常的研究全线中断。但依旧有学者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为思考民族的出路，为学术的薪火相传抱着信念坚定地作一些世界史的学术工作。
近二十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往的正常进行，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史学、家庭史、妇女史等在西方史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和分支纷纷得到引进，为世界史研究格局的突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在该时期对我国世界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国外史学流派之一。当然，远不止是年鉴学派一家对我国世界史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影响汇合已有的研究基础，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很难用恰当的术语把这些领域概括出来。其中，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是对这些领域极其粗略的归纳。在经济史领域，并不是把经济单纯地作为政治变革的基础进行论证，而是在现代化理论和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经济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在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中，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忽视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其历史发展。思想文化史的崛起不能不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的影响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不少历史学者醉心于人类伟大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集中于各宗教、民族文化的特性及其在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作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传统的研究中政治史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就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本身一直鲜有问津。近些年就政治制度史、政治现代化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类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溢出中，无一例外，都有着跨学科的背景。借鉴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本学科发展中所必需之环节。不过，在有的研究中过度的边缘化趋势难免有些远离史学的基本特征。
然而，所有新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区国别史长久以来的研究基础。而新课题的研究一般都限定于某一地区和国家。一些地区和国别的通史纷纷问世，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组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陆庭恩与艾周昌主编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刘建明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丁建弘与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宋家珩的《枫叶的国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区域和国别的断代史著作限于篇幅列举从略）。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0年代有若干套世界断代史和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的通史的编写规模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预计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还将陆续问世。
二、上古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人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7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史前史著作，如吴汝康的《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1年出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80年代初，一些人就人类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劳动的创造作用，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他们强调生物进化规律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怀疑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形成只能到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中寻找，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根据拉马克的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已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否定（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复旦学报》1981年第1、第5期也有这方面文章）。
1994年，龚缨晏在该年第2 期的《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人作为一种动物，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把人类看成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科学。针对一些人的诘难，他进而指出，他的文章并不着眼于前人说过什么，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成果我们应当改变哪些旧观念”（《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另一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对巴霍芬、摩尔根史前社会组织模式理论的修正。童恩正指出，摩尔根的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任寅虎认为摩尔根、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在史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汪宁生也指出：世界各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左右，且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很少见，易洛魁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也不是母系制（《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谈母系氏族社会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城邦问题
什么是城邦，它有什么特征，它是早期国家的普遍形式还是某些地区的特有产物，城邦的政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这些是讨论城邦时的基本问题。
二战以来，苏联和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希腊、罗马的城邦某种意义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1979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论证了城邦普遍性的假说，这是“打有国产印记的城邦普遍说”（郭小凌：《实事求是，锐意探索——十年世界上古史研究论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此后，《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不断充实自己的观点。林志纯先后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中国存在过类似古代希腊、 罗马那样的城邦。1989年，日知（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可看成是该派观点的集大成之作。
不少人对以上观点提出异议。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城邦在古代史上并非普遍规律，并非必经阶段，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和民族未曾有过城邦；把希腊、罗马城邦普遍化，会造成新的“欧洲中心说”（见左文华、陈隆波、孙道天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3.古代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形成原因的争论，50年代即已开始，主要分歧是：民主政治是来自氏族制度的残余因素，还是这种氏族残余彻底消灭的结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是：
（一）指出雅典的工商业虽相对说来较为发达但工商业始终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发展决不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希腊城邦社会也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见廖学盛、启良、郭小凌、李韵琴、黄洋的文章，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二）着重从雅典或古希腊人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特点说明其民主政治的原因。 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廖学盛的《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4.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这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争论也最为激烈的问题。它从讨论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思想开始，扩展到东西方古代社会性质、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差异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20年代末和30年代，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称为托派的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曾就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51年，童书业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1951年第4期），揭开了第二次论战的序幕，接着日知、 吴泽、王亚南、杨向奎、田昌五等都加入了讨论。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掀起了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开始时争论集中于两个老问题，即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及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当然，各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了。根据蒋大椿的概括，学者们先后提出了11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原始氏族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东方型奴隶社会说，东方型封建社会说，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混合形态说等（《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史学理论》1989年第4 期）。
实际上，除非发现新的史料，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提法，已很难搞清楚。80年代后期以来，争论已更多地转向社会形态、东方社会性质、东方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上来。与此相适应，放弃五阶段论，主张东西方文明异多于同的人也日益增多。
要进一步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可以参看以下论述：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60、500—504页）；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1、124—130页）；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52—65页）；庞卓恒、张书学、朱政惠等人写的各次有关会议的综述，也很有参考价值（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和1996年第2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