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
叶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52～65页
【作者简介】叶江，1955年生，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23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它的终结已近10年，然而，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冷战的起源依然众说纷纭。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探索冷战的成因，并为研究冷战起源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同时希望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
迄今为止，在讨论冷战起源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冷战史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探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早在冷战方兴未艾时，西方传统学派就提出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进入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的冷战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否定上述传统学派的修正学派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冷战告终之后，随着苏联档案在90 年代逐步解密和开放，西方学者开始直接使用原始档案材料研究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但是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达成一致的看法。虽然当年修正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表达了某种强烈的回归正统学派含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对之表示赞同。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也不想直接与西方对抗的西方学者仍然大有人在（注：其实不仅西方学者，而且俄罗斯学者都在苏联档案开放之后，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迄今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除了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的《我们现在知道了》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Hist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之外， 还有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以披露的俄国秘密档案为基础的第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Edvard Radzinsky,Stalin:The first In-Depth Biography Based onExplosive New Documents from Russia's Secret Archives, translated by H.T.Willets.New York:Doubleday,1996, 伏提克·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6,以及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两人合著的《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其中只有拉津斯基的书已译成中文，并由新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但书名改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上述各专著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看法很不相同，尽管他们都运用了大量的新近解密的原苏联的档案材料。）。
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初，在比较有影响的苏联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对战后初期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阐述都比较笼统，基本的看法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注：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或是：“战后苏联视保证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为此，确保红军的胜利果实以及战后东欧国家政府的亲苏立场均被视为不可或缺。”（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也开始逐步利用苏联档案对冷战起源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最新披露的苏联档案，从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和国家利益三个层面入手，系统地分析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指出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发展过程（注：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参见《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 这无疑对拓宽冷战史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
然而，在中外学术界对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林林总总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不是把它归结为推行世界革命，就是视之为保卫本国的安全，或者将两者机械地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在某个时期是推行世界革命，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保家卫国。但是，这些看法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缺乏研究分析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因此没有注意到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单纯的世界革命，也不是简单的安全至上。事实上，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是不能简单地用世界革命或国家安全来作概括的，而是必须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和综合的世界体系观。由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他本人制订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基础，因此它的形成、发展与战后的冷战起源有直接的联系。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基本内容为：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政治影响）将导致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61页。）。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导致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因为是苏联在二战中通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并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 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The Two-Camp Policy by Andrei Zhdanov,September 1947 from From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Europe Since 1945 Edited by Gale Stok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页。根据目前中外学者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日丹诺夫的报告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完成的，而“两个阵营”的概念则是日丹诺夫请示了斯大林之后才正式公开提出的。参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从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三、之所以说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开始从苏联一国向数国发展，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战后的世界体系将从经济到政治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四、随着战后两大体系的出现，斯大林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世界市场相对固定，并且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563页。）。
很明显，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产生是与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变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在二战前，苏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虽然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仍然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尽管他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产生而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随着苏联在战争后期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出国门，横扫东欧，苏联红军相继占领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因此而不再如战前那样“孤立无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有可能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在数国取得成功。由此，斯大林开始改变他自己在战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资本主义独霸世界市场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苏联国际地位改变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导致产生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理论渊源上看，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以及与之相联的两个平行市场、两个对立阵营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指出：苏联能用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依靠本国无产阶级所夺取的政权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内部建成并不意味能在一个国家获得最后胜利，因为“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 ”（注：《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4—65页。）根据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作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手；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保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为他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视为从一国开始，然后全面展开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陷入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断地发展壮大，于是资本主义便进入斯大林称之为总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扩展，社会主义因此将从一国走向数国，然后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将最终逐步地取代资本主义。其次，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从一国发展至数国乃至最终发展至全世界，那么一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应该是社会主义在数国发展，以及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导，而社会主义向数国扩展，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则既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发展，又是对前者的实际保障。最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运用政治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即通过暴力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手段在一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只要条件成熟，运用同样的手段也可以在数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其实，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之初，斯大林就已在构想形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斯大林在1927年接见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在国际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显然斯大林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的思路是：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在一国（即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随后以此为中心形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且平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最后通过两个相互平行并且对立的世界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将最终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苏联的力量在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至苏联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有形成两个中心的构想，却不具体提出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政治理念，更不在行动上着手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只是坚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为其内外政策的主导。
然而，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强烈的将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至数国，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含义，因此，当二战后期出现苏联红军横扫东欧的局面时，这一理论非常迅速地诱发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体系的新看法。斯大林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即将出现。面对苏联的力量在东欧势如破竹地扩展，斯大林很自然地感觉到，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第二步，即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阵营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和阵营的时刻已经到来。1945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说：“这场战争的进程与过去的战争决然不同，在谁占领的地区可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这场战争不可能有其他结果。”（注：转引自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4页。）于是，斯大林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公开提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苏联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他在苏联的占领区建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作舆论准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说，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1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显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斯大林已开始把战时的反法西斯联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不断强大起来，因为战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斯大林公开发表上述言论时，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在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转化了。
虽然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两者因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这两种理论是有明显差异的，特别是在对苏联现实的外交政策的具体指导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异使战后斯大林的世界体系观对冷战的起源具有直接的作用。
二
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上，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注重于帮助本国运用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扩展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则更强调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强调主动出击，在更大的范围即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根据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体系最根本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新组合由此显现。随着战争的进展，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越来越明显地一分为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日益明显，以致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39页。）。由于在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分化过程中，苏联始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的主力与基础，因此苏联外交战略的改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战前，苏联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围绕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虽然不同时期苏联外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20年代，苏联外交的重点在于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而在30年代随着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外交则侧重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并试图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仍与20年代时完全相同，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即使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决定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而单方面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仍然是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而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转化之后，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便开始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苏联外交战略的这一转变首先表现在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处理战后有关东欧安排的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强硬立场上。
早在1945年上半年，斯大林就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坚持要由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战后波兰的政局。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 美国政府向莫洛托夫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注：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 ·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但是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寸步不让。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示：“如果他们（指美英两国——作者）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注：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第592页。 ）。随后在波茨坦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强调苏联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建立战后波兰政府。不仅如此，在处理东欧其他被苏军占领的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也十分坚定，坚持要在那里建立苏联认可的政府。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你必须顶住，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他问题上，如果盟国不妥协，你就应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将难以同意和意大利签定和约。”会议行将结束时，斯大林甚至提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为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注：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第593—594页。）
直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中外冷战史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之所以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主要是担心苏联在战后的安全问题。早在50年代，阿诺德·托因比就指出：“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注：《欧洲的重组》，第34页。）70年代美国修正派冷战史专家盖迪斯也认为：“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国家的安全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利益之上，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促使他向东欧扩张”（注：盖迪斯：《俄国， 苏联， 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78 年版，第177—178页。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仍然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强硬政策出自于对安全的考虑，只是斯大林的安全观与西方的不同，认为安全来自于恫吓和消灭潜在的挑战者。参见《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5页。）。在苏联部分档案开放后的90年代，不少外国学者如伏提克·马斯特尼、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和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等在对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与当年托因比及盖迪斯相近的看法。比如马斯特尼认为是斯大林对安全贪得无厌的渴望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原因以致导致冷战（注：伏提克·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而祖博克和普莱沙可夫认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在世界革命与国家安全两者的指导下不断变化的，但是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主要是为了在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保护地域带（注：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33页。）。我国学者从90年代起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斯大林在战后对西方的强硬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注：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和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等专著， 以及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等论文。）。
此外，斯大林在1945年4月24 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似乎也证明苏联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该电报提醒杜鲁门注意“波兰问题对于苏联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问题对于英国的安全的意义一样。”斯大林还指出：“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注：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 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理论的倡导者乔治·凯南也在其当年著名的8000字电报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过于敏感的看法，其根源是俄国人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面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西方社会，除了上述的不安全感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畏惧心理。这后一层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ientary History of United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纽约1973年版，第202页。 ）由此可见，不论是后来的冷战研究者，还是当时冷战的参与者都认为国家安全是斯大林制订其战后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西方强硬的根源之所在。
应当肯定，斯大林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和战后初期确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十分注重，他在东欧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硬是与保障本国安全相关联的。但是，斯大林坚持必须由苏联来决定东欧各国的命运还有着比保障自身安全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推向东欧数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造成了一种与战前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可以从一国走向数国，并由此而能够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建立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行将结束之时，苏联红军所向披靡，在欧洲东部威风八面，声震四方，苏联的国际声望日益隆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更多的似乎已经不是如何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而是如何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扩展社会主义的范围。当然作为一种外交上的策略，以及现实上的需要，斯大林认为公开强调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还是十分必要的（注：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斯大林公开谈及东欧对苏联安全十分重要的言论之外，在已开放的苏联秘密档案中找不到支持“斯大林把安全放在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第一位”观点的文件。按西方某些学者的说法，这样的文件也许永远找不到。参见伊尔亚·盖杜克的论文《斯大林：一种现象的三种解释》Ilya Gaiduk,Stalin:Three Approaches to OnePhenomenon载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外交史》杂志，1999年第1期，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25页。）。
其实，如果斯大林只是为了本国的安全，他大可不必坚持在东欧建立完全由苏联选择的政府，把东欧芬兰化就能够起到保障苏联一国安全的作用。然而，斯大林是有雄心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拥有实现其雄心壮志的理论体系。根据斯大林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一国的安全，是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苏联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当苏联的势力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在周边国家扎根之后，仅仅保卫苏联一国的安全似乎已不再是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因为仅仅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地位已经极不相称。因此，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该成为战后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一旦达到这一目标，苏联的自身安全也就不在话下了。然而，斯大林很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有关战后东欧安排等一系列国际政治问题上态度强硬，特别是在东欧各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问题上决不向西方让步。虽然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允许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在形式上暂不实行苏维埃化，但是却绝对不允许这些国家按西方的模式建立民主政府，更不允许西方以民主选举为借口把东欧再度拉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就本质而言，斯大林在东欧实行的是谁占领的地方就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的路线（注：虽然从1944年底到1948年初，在由苏军占领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先后出现过人民民主阵线政府，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政府完全不是西方式的民选政府，它们实际上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冷战一打响，波、匈、保、罗、捷政府迅速地实现了苏维埃化。）。
正因为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希望在二战后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抗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阵营，所以从二战后期开始，斯大林不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对西方态度强硬，决不允许西方染指东欧，而且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也坚决推行与西方不同的政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使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再重蹈30年代大危机的覆辙，避免再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决心通过建立保护世界自由贸易和国际支付体系的国际机构，加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1944年7月1日至22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的代表就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举行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讨论在战后建立国际支付制度，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稳定世界经济打下基础。当时苏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召开前夕，莫洛托夫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不同的看法，对会议所要讨论的一系列问题持反对意见（注：《战后世界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第553页。）。 尽管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没有阻止通过“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上述三个文件统称“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在1945年12月，苏联最终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实际上就是宣布拒绝在战后实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制订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从根本上看，苏联的这一举措完全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判断相关。早在30年代斯大林就提出，随着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页。 ）但是斯大林同时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依然相对固定，列宁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观点依然有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页。）。 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在二战后期不断扩展，西方资本主义遭到极大削弱之后，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不可能相对固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再比从前快了，资本主义将更深地陷入总危机之中；与之相反，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则将在战后有一个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将从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由于斯大林认定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将在二战后出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将不会扩大而只会缩小，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1页。），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必然走向衰弱。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开始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时候，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基础的苏联，当然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与西方合作，因为不论这种合作成功与否都不利于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就是说，如果合作成功，那么只不过是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减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弱；而如果合作不成功，那么苏联因为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合作机制将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牵连。很明显，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苏联在二战后决定不与西方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合作，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紧密相关的。
三
虽然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强硬的和不合作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有计划地准备在战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对抗，乃至与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战之中。实际上，斯大林的强硬、不合作，甚至主动出击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为：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局势只是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条件，尚未达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尽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深重了。斯大林还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和发展的情况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5页。），因此，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它得到确立之后，作为社会主义主力的苏联没有必要超出自身的势力范围全面出击。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的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苏联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坚决地否定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虽然二战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发展成建立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理论；但是，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出击，用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就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本人是希望如此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从20年代起就放弃了列宁所持有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因此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支持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斯大林始终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首先保住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进行列宁所曾经憧憬过的，和托洛茨基所始终坚持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完全是从苏联实力的实际出发，利用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在其势力范围内（这些势力范围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秘密外交中向美英争取到的），逐渐地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欧各国（注：由于冷战的迅速爆发，东欧的苏维埃化在1947—1948年间加速实施。）。在此范围之外，斯大林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十分积极，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注：早在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时，希腊就被斯大林归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此后不论希腊共产党如何努力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斯大林就是不予支持和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斯大林也是十分消极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甚至明确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且还劝阻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参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8页）。 苏联共产党权威理论家日丹诺夫为此甚至到1947年还认为中国应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见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40页）。由此可见，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扩展苏式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二战后掀起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际上斯大林在对西方表现出自己的强硬立场的同时，并不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全面的冲突。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导向的。恰恰相反，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重点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营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允许西方染指。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认可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由此，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做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的准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还希望在战后继续获得美国租借法所给予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国政府的贷款（注：盖迪斯：《俄国，苏联，和美国》，第178页。）。斯大林认为， 既然战后将出现两个世界体系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的美国必然希望通过继续给予苏联经济援助来为自己的剩余产品寻求更大的市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而缩小。
然而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同意在战后继续向苏联提供租借法援助和政府贷款，反而对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合作政策作出更加强硬和全面遏制的反应。从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美英苏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开始， 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路线。1946年2月22日， 即在斯大林公开发表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之后13天，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出长文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苏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紧接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于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同年9月， 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福德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反复强调苏联具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为了世界的稳定，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0页。）。 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咨文， 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杜鲁门主义。之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出台，斯大林对此还之以更为强硬的对抗政策，冷战由此全面爆发。
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采取对苏全面遏制的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原因已经被中外冷战史专家详细分析过。比如盖迪斯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从历史、意识形态、技术、个人品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实行对苏全面遏制政策的原因（注：盖迪斯在其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中，如《美国和冷战起源》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Origi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1972， 《俄国，苏联，和美国》，《遏止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都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其1997年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似乎主要分析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对冷战起源的影响，而较少批评当时美国的政策。）。中国世界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一致地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促使美国对苏全面遏制的根本原因。应当承认，中外史学家的这些分析都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分析之中似乎缺少了对一个相当重要原因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决策层对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误解和过分的反应。
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开始，美国的决策智囊和决策者都没有注意到，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展开的，因此斯大林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的决策人士从自身固有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出发，坚持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外交政策是全面地扩张共产主义的领土，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对手，并且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发动战争和推行世界革命。因此，“只要苏联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拥有主要由先进武器组成的军事潜力的美国，就不准备考虑裁军或军备限制的建议”，因为“军事力量的语言是强权政治信徒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为了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国政府决心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和小国的权利，美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1页。）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 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了（注：杜鲁门1947年3月12 日发表的咨文原文参见美国政府出版局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10年：1941—1949 年的基本文件》A Decade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41 —1949 ，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 第1253—1256页。）。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化名为X 先生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也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全面遏制苏联的理论由此成为美国战后初期对苏政策的指针。
当冷战的高潮过去之后，遏制理论的创建者乔治·凯南曾经对战后美国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凯南认为，当时美国的对苏政策犯了错误，“即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硬加给他们，贸然作出结论说他们就象希特勒及其同伙那样在军事征服的贪欲指使下行事，也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的时间表，因而只能使用对付希特勒的那种办法来对付他们才能奏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第135页。）然而凯南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 实际上在冷战起源时期，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决策人士的最大失误应该是没有理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因此对斯大林战后世界体系观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误解了当时苏联的外交行动。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把斯大林有限地扩展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误解为全面地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产生过分的反应和过激的行动，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以致最终导致美苏之间长达40余年的全面冷战。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如果当年美苏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比如对战后世界体系的认识更为客观一些，或比较接近一些；如果美苏都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对方的行动目标，比如不要把对方有限的目标视为无限的目标；那么几度将人类推入热核战争边缘的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不可以重写，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因此，牢记冷战起源的历史教训对于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52～65页
【作者简介】叶江，1955年生，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234
| 【内容提要】 |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渊源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二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瓦解，社会主义将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市场和阵营。在这一观念指导下，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展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 |
一
迄今为止，在讨论冷战起源时，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冷战史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探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早在冷战方兴未艾时，西方传统学派就提出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进入7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的冷战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否定上述传统学派的修正学派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对外政策是温和、审慎和防御性的，斯大林实际上没有希特勒那样野心勃勃，试图统治世界的侵略计划。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早已拟订好的征服世界的方案，心里想的主要是防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冷战告终之后，随着苏联档案在90 年代逐步解密和开放，西方学者开始直接使用原始档案材料研究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但是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达成一致的看法。虽然当年修正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表达了某种强烈的回归正统学派含义，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对之表示赞同。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也不想直接与西方对抗的西方学者仍然大有人在（注：其实不仅西方学者，而且俄罗斯学者都在苏联档案开放之后，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迄今在这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专著，除了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的《我们现在知道了》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Histo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之外， 还有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以披露的俄国秘密档案为基础的第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Edvard Radzinsky,Stalin:The first In-Depth Biography Based onExplosive New Documents from Russia's Secret Archives, translated by H.T.Willets.New York:Doubleday,1996, 伏提克·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6,以及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两人合著的《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其中只有拉津斯基的书已译成中文，并由新华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但书名改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上述各专著对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看法很不相同，尽管他们都运用了大量的新近解密的原苏联的档案材料。）。
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初，在比较有影响的苏联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对战后初期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阐述都比较笼统，基本的看法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注：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或是：“战后苏联视保证国家安全为首要任务。为此，确保红军的胜利果实以及战后东欧国家政府的亲苏立场均被视为不可或缺。”（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也开始逐步利用苏联档案对冷战起源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讨了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最新披露的苏联档案，从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和国家利益三个层面入手，系统地分析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指出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发展过程（注：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参见《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 这无疑对拓宽冷战史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
然而，在中外学术界对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林林总总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不是把它归结为推行世界革命，就是视之为保卫本国的安全，或者将两者机械地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认为斯大林的战后外交政策在某个时期是推行世界革命，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保家卫国。但是，这些看法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缺乏研究分析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因此没有注意到战后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单纯的世界革命，也不是简单的安全至上。事实上，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是不能简单地用世界革命或国家安全来作概括的，而是必须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和综合的世界体系观。由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他本人制订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基础，因此它的形成、发展与战后的冷战起源有直接的联系。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基本内容为：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政治影响）将导致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61页。）。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导致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因为是苏联在二战中通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而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力量对比，并使之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 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The Two-Camp Policy by Andrei Zhdanov,September 1947 from FromStalinism to Plural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Europe Since 1945 Edited by Gale Stok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页。根据目前中外学者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日丹诺夫的报告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完成的，而“两个阵营”的概念则是日丹诺夫请示了斯大林之后才正式公开提出的。参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从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三、之所以说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是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开始从苏联一国向数国发展，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战后的世界体系将从经济到政治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四、随着战后两大体系的出现，斯大林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世界市场相对固定，并且只存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已经失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563页。）。
很明显，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产生是与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国际地位的改变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在二战前，苏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虽然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在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与此同时，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仍然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尽管他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产生而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随着苏联在战争后期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出国门，横扫东欧，苏联红军相继占领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因此而不再如战前那样“孤立无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有可能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在数国取得成功。由此，斯大林开始改变他自己在战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资本主义独霸世界市场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苏联国际地位改变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导致产生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一个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理论渊源上看，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以及与之相联的两个平行市场、两个对立阵营的理论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指出：苏联能用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依靠本国无产阶级所夺取的政权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内部建成并不意味能在一个国家获得最后胜利，因为“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 ”（注：《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4—65页。）根据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作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手；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确信只要能保住国家，不使任何复辟企图得逞，那么这种建设就可能而且必将取得胜利。”（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为他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首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视为从一国开始，然后全面展开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陷入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不断地发展壮大，于是资本主义便进入斯大林称之为总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扩展，社会主义因此将从一国走向数国，然后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将最终逐步地取代资本主义。其次，根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从一国发展至数国乃至最终发展至全世界，那么一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应该是社会主义在数国发展，以及形成与资本主义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导，而社会主义向数国扩展，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则既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发展，又是对前者的实际保障。最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运用政治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即通过暴力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手段在一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只要条件成熟，运用同样的手段也可以在数国之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由此形成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
其实，早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之初，斯大林就已在构想形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斯大林在1927年接见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说：“在国际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阵营的斗争将决定全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8页。 ）显然斯大林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的思路是：首先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在一国（即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随后以此为中心形成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并且平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最后通过两个相互平行并且对立的世界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将最终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苏联的力量在20年代和30年代尚未强大到足以将社会主义扩展至苏联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有形成两个中心的构想，却不具体提出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政治理念，更不在行动上着手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只是坚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为其内外政策的主导。
然而，由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强烈的将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至数国，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含义，因此，当二战后期出现苏联红军横扫东欧的局面时，这一理论非常迅速地诱发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体系的新看法。斯大林认为战后的世界将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即将出现。面对苏联的力量在东欧势如破竹地扩展，斯大林很自然地感觉到，他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第二步，即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阵营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和阵营的时刻已经到来。1945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米洛万·吉拉斯说：“这场战争的进程与过去的战争决然不同，在谁占领的地区可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这场战争不可能有其他结果。”（注：转引自约翰·刘易斯·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4页。）于是，斯大林在战争刚一结束就公开提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苏联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为他在苏联的占领区建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作舆论准备。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公开演说，他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说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1页。 ）斯大林的这段话显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斯大林已开始把战时的反法西斯联盟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战争的考验将不断强大起来，因为战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斯大林公开发表上述言论时，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在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转化了。
虽然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是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两者因此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这两种理论是有明显差异的，特别是在对苏联现实的外交政策的具体指导方面，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异使战后斯大林的世界体系观对冷战的起源具有直接的作用。
二
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上，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注重于帮助本国运用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扩展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而后者则更强调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更强调主动出击，在更大的范围即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根据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体系最根本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新组合由此显现。随着战争的进展，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越来越明显地一分为二，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日益明显，以致最终形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注：安德烈·日丹诺夫：《两个阵营政策》，转引自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39页。）。由于在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分化过程中，苏联始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的主力与基础，因此苏联外交战略的改变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战前，苏联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围绕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这一中心，虽然不同时期苏联外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在20年代，苏联外交的重点在于避免卷入英法挑动的战争中去，而在30年代随着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苏联外交则侧重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并试图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是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仍与20年代时完全相同，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即使到二战爆发前夕，苏联决定放弃集体安全政策而单方面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仍然是保卫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而向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理论转化之后，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便开始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苏联外交战略的这一转变首先表现在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特别是处理战后有关东欧安排的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强硬立场上。
早在1945年上半年，斯大林就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坚持要由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控制战后波兰的政局。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 美国政府向莫洛托夫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注：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M ·托因比合编《欧洲的重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349页。）。但是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寸步不让。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示：“如果他们（指美英两国——作者）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注：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第592页。 ）。随后在波茨坦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继续强调苏联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建立战后波兰政府。不仅如此，在处理东欧其他被苏军占领的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也十分坚定，坚持要在那里建立苏联认可的政府。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你必须顶住，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他问题上，如果盟国不妥协，你就应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将难以同意和意大利签定和约。”会议行将结束时，斯大林甚至提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为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注：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 第593—594页。）
直到今天，很大一部分中外冷战史学者认为，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之所以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主要是担心苏联在战后的安全问题。早在50年代，阿诺德·托因比就指出：“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注：《欧洲的重组》，第34页。）70年代美国修正派冷战史专家盖迪斯也认为：“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国家的安全放在国际共产主义利益之上，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促使他向东欧扩张”（注：盖迪斯：《俄国， 苏联， 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1978 年版，第177—178页。盖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仍然认为斯大林战后的强硬政策出自于对安全的考虑，只是斯大林的安全观与西方的不同，认为安全来自于恫吓和消灭潜在的挑战者。参见《我们现在知道了》，第15页。）。在苏联部分档案开放后的90年代，不少外国学者如伏提克·马斯特尼、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和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等在对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与当年托因比及盖迪斯相近的看法。比如马斯特尼认为是斯大林对安全贪得无厌的渴望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原因以致导致冷战（注：伏提克·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斯大林年代》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而祖博克和普莱沙可夫认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在世界革命与国家安全两者的指导下不断变化的，但是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主要是为了在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保护地域带（注：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莱沙可夫：《克林姆林内部的冷战：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33页。）。我国学者从90年代起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斯大林在战后对西方的强硬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注：参见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和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7卷等专著， 以及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等论文。）。
此外，斯大林在1945年4月24 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似乎也证明苏联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该电报提醒杜鲁门注意“波兰问题对于苏联安全的意义；正如比利时问题对于英国的安全的意义一样。”斯大林还指出：“你要求我抛弃苏联安全上的利益，但是我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注：刘同舜编《“冷战”、“遏止”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 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理论的倡导者乔治·凯南也在其当年著名的8000字电报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过于敏感的看法，其根源是俄国人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面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西方社会，除了上述的不安全感之外，又增加了一层畏惧心理。这后一层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The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ientary History of United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纽约1973年版，第202页。 ）由此可见，不论是后来的冷战研究者，还是当时冷战的参与者都认为国家安全是斯大林制订其战后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对西方强硬的根源之所在。
应当肯定，斯大林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和战后初期确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十分注重，他在东欧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强硬是与保障本国安全相关联的。但是，斯大林坚持必须由苏联来决定东欧各国的命运还有着比保障自身安全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推向东欧数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造成了一种与战前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可以从一国走向数国，并由此而能够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建立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行将结束之时，苏联红军所向披靡，在欧洲东部威风八面，声震四方，苏联的国际声望日益隆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考虑更多的似乎已经不是如何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而是如何利用这一大好形势扩展社会主义的范围。当然作为一种外交上的策略，以及现实上的需要，斯大林认为公开强调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安全利益还是十分必要的（注：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斯大林公开谈及东欧对苏联安全十分重要的言论之外，在已开放的苏联秘密档案中找不到支持“斯大林把安全放在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第一位”观点的文件。按西方某些学者的说法，这样的文件也许永远找不到。参见伊尔亚·盖杜克的论文《斯大林：一种现象的三种解释》Ilya Gaiduk,Stalin:Three Approaches to OnePhenomenon载于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外交史》杂志，1999年第1期，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25页。）。
其实，如果斯大林只是为了本国的安全，他大可不必坚持在东欧建立完全由苏联选择的政府，把东欧芬兰化就能够起到保障苏联一国安全的作用。然而，斯大林是有雄心的，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拥有实现其雄心壮志的理论体系。根据斯大林理论体系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一国的安全，是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时苏联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当苏联的势力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在周边国家扎根之后，仅仅保卫苏联一国的安全似乎已不再是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因为仅仅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地位已经极不相称。因此，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应该成为战后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一旦达到这一目标，苏联的自身安全也就不在话下了。然而，斯大林很清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有关战后东欧安排等一系列国际政治问题上态度强硬，特别是在东欧各国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问题上决不向西方让步。虽然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允许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在形式上暂不实行苏维埃化，但是却绝对不允许这些国家按西方的模式建立民主政府，更不允许西方以民主选举为借口把东欧再度拉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就本质而言，斯大林在东欧实行的是谁占领的地方就该由谁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体系的路线（注：虽然从1944年底到1948年初，在由苏军占领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先后出现过人民民主阵线政府，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政府完全不是西方式的民选政府，它们实际上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冷战一打响，波、匈、保、罗、捷政府迅速地实现了苏维埃化。）。
正因为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希望在二战后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抗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阵营，所以从二战后期开始，斯大林不仅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对西方态度强硬，决不允许西方染指东欧，而且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也坚决推行与西方不同的政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使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不再重蹈30年代大危机的覆辙，避免再度出现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决心通过建立保护世界自由贸易和国际支付体系的国际机构，加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1944年7月1日至22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的代表就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举行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讨论在战后建立国际支付制度，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稳定世界经济打下基础。当时苏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召开前夕，莫洛托夫召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不同的看法，对会议所要讨论的一系列问题持反对意见（注：《战后世界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第553页。）。 尽管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没有阻止通过“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上述三个文件统称“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在1945年12月，苏联最终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实际上就是宣布拒绝在战后实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制订的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从根本上看，苏联的这一举措完全与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判断相关。早在30年代斯大林就提出，随着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页。 ）但是斯大林同时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依然相对固定，列宁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观点依然有效（注：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2页。）。 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在二战后期不断扩展，西方资本主义遭到极大削弱之后，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不可能相对固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再比从前快了，资本主义将更深地陷入总危机之中；与之相反，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则将在战后有一个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将从一国走向数国，并进而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由于斯大林认定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将在二战后出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将不会扩大而只会缩小，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1页。），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必然走向衰弱。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并开始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时候，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基础的苏联，当然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与西方合作，因为不论这种合作成功与否都不利于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就是说，如果合作成功，那么只不过是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减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衰弱；而如果合作不成功，那么苏联因为加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合作机制将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牵连。很明显，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苏联在二战后决定不与西方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合作，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与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紧密相关的。
三
虽然斯大林根据其战后世界体系观，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对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强硬的和不合作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有计划地准备在战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对抗，乃至与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冷战之中。实际上，斯大林的强硬、不合作，甚至主动出击都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表现为：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局势只是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条件，尚未达到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尽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更加深重了。斯大林还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和发展的情况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5页。），因此， 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它得到确立之后，作为社会主义主力的苏联没有必要超出自身的势力范围全面出击。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的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是不会主动出击的。在20年代和30年代，斯大林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苏联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把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放在第一位，坚决地否定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虽然二战为社会主义从苏联一国走向数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发展成建立两个对立世界体系的理论；但是，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出击，用自己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就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本人是希望如此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从20年代起就放弃了列宁所持有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因此他并不真心诚意地支持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革命。斯大林始终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首先保住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的实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扩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进行列宁所曾经憧憬过的，和托洛茨基所始终坚持的世界革命。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完全是从苏联实力的实际出发，利用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在其势力范围内（这些势力范围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秘密外交中向美英争取到的），逐渐地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欧各国（注：由于冷战的迅速爆发，东欧的苏维埃化在1947—1948年间加速实施。）。在此范围之外，斯大林对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十分积极，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明（注：早在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时，希腊就被斯大林归入西方的势力范围，此后不论希腊共产党如何努力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斯大林就是不予支持和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斯大林也是十分消极的。斯大林在二战后期甚至明确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并且还劝阻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参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8页）。 苏联共产党权威理论家日丹诺夫为此甚至到1947年还认为中国应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参见盖尔·斯托克斯编《从斯大林主义到多元主义》，第40页）。由此可见，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扩展苏式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并没有计划在二战后掀起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际上斯大林在对西方表现出自己的强硬立场的同时，并不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全面的冲突。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导向的。恰恰相反，在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指导下，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重点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营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允许西方染指。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认可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地位。由此，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做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发生全面对抗的准备。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还希望在战后继续获得美国租借法所给予的经济援助以及美国政府的贷款（注：盖迪斯：《俄国，苏联，和美国》，第178页。）。斯大林认为， 既然战后将出现两个世界体系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的美国必然希望通过继续给予苏联经济援助来为自己的剩余产品寻求更大的市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产生而缩小。
然而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同意在战后继续向苏联提供租借法援助和政府贷款，反而对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合作政策作出更加强硬和全面遏制的反应。从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美英苏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开始， 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路线。1946年2月22日， 即在斯大林公开发表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之后13天，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出长文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苏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紧接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于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同年9月， 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福德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反复强调苏联具有向全球扩张的野心，并提出，为了世界的稳定，美国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0页。）。 最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咨文， 提出了全面遏制苏联、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杜鲁门主义。之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出台，斯大林对此还之以更为强硬的对抗政策，冷战由此全面爆发。
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迅速采取对苏全面遏制的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不少原因已经被中外冷战史专家详细分析过。比如盖迪斯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从历史、意识形态、技术、个人品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实行对苏全面遏制政策的原因（注：盖迪斯在其70—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中，如《美国和冷战起源》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Origins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Press,1972， 《俄国，苏联，和美国》，《遏止战略》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都表达了这种观点。在其1997年的新著《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似乎主要分析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对冷战起源的影响，而较少批评当时美国的政策。）。中国世界史学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一致地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称霸世界的野心是促使美国对苏全面遏制的根本原因。应当承认，中外史学家的这些分析都是有相当根据的，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分析之中似乎缺少了对一个相当重要原因的分析，这就是美国决策层对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的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误解和过分的反应。
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开始，美国的决策智囊和决策者都没有注意到，苏联在战后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并存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展开的，因此斯大林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的决策人士从自身固有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出发，坚持认为苏联在战后的外交政策是全面地扩张共产主义的领土，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的对手，并且苏联随时都在准备发动战争和推行世界革命。因此，“只要苏联侵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拥有主要由先进武器组成的军事潜力的美国，就不准备考虑裁军或军备限制的建议”，因为“军事力量的语言是强权政治信徒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为了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国政府决心维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和小国的权利，美国必须使用这种语言。”（注：小斯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第301页。）于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 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了（注：杜鲁门1947年3月12 日发表的咨文原文参见美国政府出版局1950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10年：1941—1949 年的基本文件》A Decade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 1941 —1949 ，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 第1253—1256页。）。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化名为X 先生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也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全面遏制苏联的理论由此成为美国战后初期对苏政策的指针。
当冷战的高潮过去之后，遏制理论的创建者乔治·凯南曾经对战后美国全面遏制苏联的政策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凯南认为，当时美国的对苏政策犯了错误，“即把苏联领导人并没有的目标和意图硬加给他们，贸然作出结论说他们就象希特勒及其同伙那样在军事征服的贪欲指使下行事，也有同样的对外军事侵略的时间表，因而只能使用对付希特勒的那种办法来对付他们才能奏效。”（注：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第135页。）然而凯南似乎始终没有认识到， 实际上在冷战起源时期，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决策人士的最大失误应该是没有理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因此对斯大林战后世界体系观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误解了当时苏联的外交行动。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把斯大林有限地扩展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误解为全面地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产生过分的反应和过激的行动，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以致最终导致美苏之间长达40余年的全面冷战。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如果当年美苏双方都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比如对战后世界体系的认识更为客观一些，或比较接近一些；如果美苏都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对方的行动目标，比如不要把对方有限的目标视为无限的目标；那么几度将人类推入热核战争边缘的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历史不可以重写，但是人类可以创造未来的历史，因此，牢记冷战起源的历史教训对于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人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