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
——燕京学社的缘起
樊书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2期第77～81页
【作者简介】樊书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建立较早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从1928年注册成立至今，学社已走过整整70年的历程。在这跌宕起伏极不平凡的70年岁月里，它顺应时势，通过开展各种项目，对亚洲大陆，尤其是对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人文科学领域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它对整个美国，特别是对哈佛大学的汉学发展和东亚研究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致力于中美（不限于中美）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却是与驰名美国的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千万富翁霍尔在遗嘱里留下的一笔巨额资金，才导致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那么霍尔为什么将自己毕生积蓄的近三分之一用于他从未去过的亚洲的教会教育事业呢？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关心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试就现有资料，对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捐助亚洲教育事业的原因和动机作一初探，期望能有助于对哈佛—燕京学社早期历史的研究。
一、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
查尔斯·马丁·霍尔于1863年12月6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清贫的传教士家庭。霍尔于1880年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于188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886年，霍尔成功地发明了用电解法从铝矾土中提炼铝的方法。此后，霍尔依靠这一发明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参与创建美国铝业公司，并任副董事长。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霍尔渐渐成为驰名美国的铝业大王，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1914年12月，年仅51岁的霍尔因肾衰竭去世，留下一笔大约价值1100万美元的遗产。
如何处理这笔巨额遗产？霍尔临终前于1914年11月1日立下了14 款遗嘱。遗嘱规定：遗产分成三份，全都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一份用来建立“霍尔教育基金”，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和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英国或美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注：《霍尔最后遗嘱，1914 年11 月1 日立》（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harles Martin Hall,Nov.1,1914）， 奥柏林学院档案馆（Oberlin College Archives，下文简称为奥柏林档案馆）。
人们不禁会问，霍尔为什么会把他的积蓄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尤其是用于他从未去过的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霍尔上学时成绩不好，穷困潦倒，同学们看不起他，只有与他合住的两名中国学生对他友善。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回报中国人（注：参见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0—71页。）。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是因为奥柏林学院有一大批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杀害。霍尔希望藉此能够教育“野蛮落后”的中国人。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缺乏根据，不足以解释霍尔捐助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我们只有联系霍尔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到答案。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前提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复苏、国力的增强及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在经过内战的挫折后，一些神学家认为，这是重建神学的大好机会。美国神学界开始出现了以宣传社会福音为特点的现代派神学思想。1888年夏，美国各地青年学生正式成立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由此正式开始。从1890年至20世纪头20年，美国的传教运动达到高潮。传教宣传席卷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海外传教成为受尊重的、普通人的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的责任问题，甚至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件事情（注：保罗·瓦格：《传教士、 中国人和外交官》（ Paul 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新泽西1958年版，第64 页。）。传教事业在国内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和高度尊重，人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传教事业，而且把传教看成是一种神圣而高尚的事业（注：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此时的传教事业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许多工商巨富的赞助。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在总统任内就呼吁美国人民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特别是在东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富商们不仅资助海外传教运动，而且直接参加进来，并参与领导。传教士增加了好几倍，1894年大学生希望到国外传教的人数为1886 年的3倍。到1914年，约有6,000 人被派往海外传教（注：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第56、62页。）。海外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使霍尔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使他愿意捐助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崇高的教会的事业。
（二）亲友的直接影响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迅猛发展，使霍尔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而他的家人、亲友及培养他的母校对教会传教和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霍尔，成为他捐助美国在亚洲地区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家庭的熏陶是霍尔的行动的基础。如前所述，霍尔出生于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祖祖辈辈都非常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祖辈及父母慈善为怀，他们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举动为霍尔树立了榜样。家庭成员中对霍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姐姐埃米莉·霍尔、姐夫马丁·L.斯廷森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斯廷森和埃米莉受到奥柏林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影响和学校神学教授们的启发和鼓动，于1879—1880年参与创立了奥柏林传教团，在公理会的支持下，到中国山西传教。经过9年的努力， 他们先后建立了太谷和汾州两个传教站。他们所创建的事业一直为奥柏林学院的师生所继承，奥柏林学院于1908年1月30日正式成立了以亨利·C. 肯校长为领导的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继承和发展奥柏林传教团在山西开展的教育工作。亲友的活动使霍尔开始关注美国教会传教和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正如奥柏林学院化学系教授诺曼·克雷格所说：“霍尔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是源于他的姐姐、姐夫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注：1997年10月2 日作者对奥柏林学院化学教授诺曼·克雷格访问记。）
亲友中对霍尔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他的化学老师佛兰克·F.朱伊特和奥柏林学院的校长亨利·C.肯。朱伊特教授是将化学最早引进日本的西方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76—1880年，朱伊特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化学。长达4年的在日教学生涯， 使朱伊特教授对亚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伊特夫妇1880年到达奥柏林学院，由于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别善于培养学生对亚洲传教和教育事业的兴趣，对促进奥柏林派遣毕业生到中国和远东其他地方传教起了鼓动作用。霍尔与朱伊特老师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朱伊特“启发、建议、帮助和鼓励他的学生霍尔，教给霍尔所有他知道的化学知识，并且给霍尔提供了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做实验的宝贵特权”（注：哈里·霍姆斯：《铝的故事》（Harry N.Holmes,The Story of Aluminum），载佛兰西斯·朱伊特编：《佛兰克·F.朱伊特（1844—1926）：敬爱的老师》（Frances G.Jewett,ed.,Frank Fanning Jewett(1844—1926): TheBeloved Teacher），第36页，奥柏林档案馆。）。 霍尔不仅在知识上、事业上极大地受益于朱伊特教授，而且其对亚洲文明的兴趣也明显地受到老师和师母的影响。亨利·C.肯是奥柏林学院的第六任校长。肯早年深受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东方传教。在任校长期间，他进一步扩大了奥柏林学院在中国山西的传教和教育活动，并在美国宗教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许多著名组织兼任重要领导职务。受公理会派遣，肯校长在1909年9月23日至1910年9月17日还亲赴亚洲作了为期一年的参观考察。霍尔一直与肯校长保持着亲密关系。肯就任校长两年后，即1905年，霍尔开始担任奥柏林学院董事会董事，一直到1914年12月去世，前后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 霍尔一直是奥柏林学院的主要赞助人。肯的亚洲之行促使霍尔更为关注亚洲的教育事业，关注亚洲的前途和未来，并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肯校长的教育理想。霍尔的同班同学霍默·H.约翰逊在霍尔的追悼会上曾评价说：“正如我经常听到你们的校长说的，‘医治教育弊病的补救方法就是更多的教育。’那么如果说曾有谁忠诚于这个教育理想，那就是查尔斯·M.霍尔，他将自己30年的心血分成三部分，来努力实现那个理想。”（注：霍默·H. 约翰逊：《在霍尔追悼会上的讲话》（Homer H. Johnson, Speech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Charles Martin Hall），《奥柏林校友杂志》（Oberlin Alumni Magazine）第51卷， 第5期（1915年2月），第187页。）
恰在这时，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更加坚定了霍尔的认识，即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世界就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领袖；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由企业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所以霍尔在去世前数次修改遗嘱，思考如何将他的巨额财富用于能为全人类带来永久性利益的事业。这项事业必须能够促进正处于急剧变革或遭受战争之苦的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等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正是特别需要更多的教育来培养真正的民主领袖的地区（注：朱尼厄斯·爱德华兹：《不朽的小木屋》（Jenius Edwards, TheImmortal Woodshed），纽约1955年版，第237页。）。
二、霍尔遗愿的实现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霍尔在遗嘱中指定用于发展国外教育的那份遗产最终被用于创建哈佛——燕京学社，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霍尔遗产董事会分配遗产的过程中，哈佛大学资金筹集委员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霍尔遗产中有一大笔钱可用于捐助教育事业。为了获得这笔基金，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于1924年5 月向遗产董事会提交了一个建立东方教育研究学社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在北京建立和维持一个东方教育研究学社，学社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西方教育体系强行植入东方国家，而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学社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和考古的教育和研究，并用西方的先进方法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以增加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同时希望学社能成为一系列类似活动的中心，按照美国与东方各国关系的政治传统来建立一套国际学术关系的标准（注：华来士·董纳姆：《东方教育研究学社》（Wallace Donham, Institute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25年哈佛——燕京学社档案（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根据霍尔遗嘱规定，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是没有资格直接得到用于国外地区的霍尔的遗产的。为此，遗产董事会建议哈佛大学最好与东方的大学进行直接的合作。只有这样，拟建立的学社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也才能真正实现霍尔的遗愿。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选择燕京大学作为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象（注：华来士·董纳姆：《哈佛大学与遗产董事会会议备忘录》（W.B. Donham,Memoranda of Meetings with Trustees,Oriental Research），1925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档案。）。
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接受了霍尔遗产董事会的建议，在筹建哈佛——燕京学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925年，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与遗产董事会共同委派哈佛大学艺术系教员兰登·沃纳，前往中国寻找可以合作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沃纳于1925年初抵达北京，经过初步考察后发现，燕京大学并不是哈佛大学最理想的合作对象。沃纳倾向于选择与国立北京大学和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合作，认为它们比燕京大学更有名气，而且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工作为学社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注：《1925年2月4日沃纳致戴维斯函》（Letter from Langdon Warner toArthur V.Davis,from Peking），哈佛——燕京学社档案；《1925 年2月沃纳致福布斯函》（Letter from Langdon Warner to EdwardForbes,from Peking），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但考虑到遗产董事会要求与燕京大学合作的愿望以及1925年初燕京大学在适应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沃纳最终改变了对燕京大学的看法和态度，并建议其与华语学校进行合并。合并后的华语学校作为燕京大学的一个独立的系，更名为“北京华文学校”，隶属于哈佛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作为三所大学共同管理的研究生部；该校经发展后将最终变成筹建中的学社（注：西奥多·鲍伊：《沃纳传》（ Theodore Bowie,ed.,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24—125页。）。但是五卅运动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国立北京大学开始犹豫，不愿与哈佛大学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沃纳只好放弃与国立北京大学合作的努力，集中精力与华语学校和燕京大学进行谈判。经过数度磋商，燕京大学和华语学校同意合并。合并后的华语学校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双方还共同拟订出了开展中国文化高级研究课程表，而且征得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馆长的同意。至此，哈佛大学在北京寻找一所或多所高校合作的事情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在方案成功的关键和最后一步就是哈佛大学、遗产董事会与燕京大学之间合作协定的签订。
1925年6月5日，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代表在美国进行了第一轮正式接触。双方代表讨论了两校合作的形式、燕京大学与华语学校之间的合并、学社派驻北京工作人员的挑选及其住宿以及基金的管理等问题。会议决定电告燕大和华语学校校长于当年9月10日之前到麻省剑桥， 与哈佛大学举行会议，进一步商讨筹建事宜（注：《燕大托事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Trustees of Peking Univ.,1925年6月5日），哈佛——燕京学社档案。）。9月10日，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召开了谈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通过反复讨论协商，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双方合作建立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在北京和哈佛大学各设立一个活动中心，协调和指导学社的工作。两个中心的共同任务是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现代批评手段来鼓励中国的东方问题研究。学社的目的旨在通过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大学之间的合作，为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提供资助；基金优先用于中国文化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学社的基金和事务由董事会来管理，9名董事由哈佛大学、 燕京大学和遗产董事会各任命3名；董事会有权批准在北京成立地方行政委员会， 在剑桥成立教育顾问委员会，具体负责两个中心的工作（注：《1925 年9月10 日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withReference to a Suggested Oriental Institute: Harvard- Peking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Memo.of Conference of Sept. 10,1925,as revised and approved by Harvard Univ.and Peking Univ.），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会后，双方进一步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磋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1928年1月4日， 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麻省正式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和联络处。至此，哈佛——燕京学社经过长达近4年的筹备工作， 终于正式建立起来了，并开始顺利开展工作。霍尔遗嘱也借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而告实现，了却了霍尔生前的一大愿望。
（本文的撰写承蒙哈佛——燕京学社、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奥柏林学院档案馆馆长罗兰德·包曼先生及该校化学系教授诺曼·克雷格等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2期第77～81页
【作者简介】樊书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一、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
查尔斯·马丁·霍尔于1863年12月6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清贫的传教士家庭。霍尔于1880年进入奥柏林学院学习，于188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886年，霍尔成功地发明了用电解法从铝矾土中提炼铝的方法。此后，霍尔依靠这一发明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参与创建美国铝业公司，并任副董事长。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大，霍尔渐渐成为驰名美国的铝业大王，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1914年12月，年仅51岁的霍尔因肾衰竭去世，留下一笔大约价值1100万美元的遗产。
如何处理这笔巨额遗产？霍尔临终前于1914年11月1日立下了14 款遗嘱。遗嘱规定：遗产分成三份，全都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其中一份用来建立“霍尔教育基金”，用于“国外地区的教育目的，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教育机构的创建、发展和维持”，并指出主要用于这些地区英国或美国教会机构的世俗教育事业（注：《霍尔最后遗嘱，1914 年11 月1 日立》（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harles Martin Hall,Nov.1,1914）， 奥柏林学院档案馆（Oberlin College Archives，下文简称为奥柏林档案馆）。
人们不禁会问，霍尔为什么会把他的积蓄用于发展教会教育事业，尤其是用于他从未去过的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霍尔上学时成绩不好，穷困潦倒，同学们看不起他，只有与他合住的两名中国学生对他友善。霍尔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回报中国人（注：参见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70—71页。）。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是因为奥柏林学院有一大批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杀害。霍尔希望藉此能够教育“野蛮落后”的中国人。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缺乏根据，不足以解释霍尔捐助亚洲地区的教会教育事业的原因。我们只有联系霍尔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到答案。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蓬勃发展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前提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复苏、国力的增强及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在经过内战的挫折后，一些神学家认为，这是重建神学的大好机会。美国神学界开始出现了以宣传社会福音为特点的现代派神学思想。1888年夏，美国各地青年学生正式成立了“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由此正式开始。从1890年至20世纪头20年，美国的传教运动达到高潮。传教宣传席卷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海外传教成为受尊重的、普通人的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的责任问题，甚至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件事情（注：保罗·瓦格：《传教士、 中国人和外交官》（ Paul Varg,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lomats），新泽西1958年版，第64 页。）。传教事业在国内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和高度尊重，人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传教事业，而且把传教看成是一种神圣而高尚的事业（注：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此时的传教事业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许多工商巨富的赞助。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在总统任内就呼吁美国人民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特别是在东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富商们不仅资助海外传教运动，而且直接参加进来，并参与领导。传教士增加了好几倍，1894年大学生希望到国外传教的人数为1886 年的3倍。到1914年，约有6,000 人被派往海外传教（注：保罗·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第56、62页。）。海外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使霍尔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使他愿意捐助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崇高的教会的事业。
（二）亲友的直接影响是霍尔捐助亚洲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迅猛发展，使霍尔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而他的家人、亲友及培养他的母校对教会传教和教育活动的直接参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霍尔，成为他捐助美国在亚洲地区教会教育事业的决定性因素。
家庭的熏陶是霍尔的行动的基础。如前所述，霍尔出生于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家庭。祖祖辈辈都非常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祖辈及父母慈善为怀，他们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举动为霍尔树立了榜样。家庭成员中对霍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姐姐埃米莉·霍尔、姐夫马丁·L.斯廷森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斯廷森和埃米莉受到奥柏林浓厚的宗教气氛的影响和学校神学教授们的启发和鼓动，于1879—1880年参与创立了奥柏林传教团，在公理会的支持下，到中国山西传教。经过9年的努力， 他们先后建立了太谷和汾州两个传教站。他们所创建的事业一直为奥柏林学院的师生所继承，奥柏林学院于1908年1月30日正式成立了以亨利·C. 肯校长为领导的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继承和发展奥柏林传教团在山西开展的教育工作。亲友的活动使霍尔开始关注美国教会传教和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正如奥柏林学院化学系教授诺曼·克雷格所说：“霍尔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是源于他的姐姐、姐夫在中国山西的经历。”（注：1997年10月2 日作者对奥柏林学院化学教授诺曼·克雷格访问记。）
亲友中对霍尔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他的化学老师佛兰克·F.朱伊特和奥柏林学院的校长亨利·C.肯。朱伊特教授是将化学最早引进日本的西方人之一。他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76—1880年，朱伊特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化学。长达4年的在日教学生涯， 使朱伊特教授对亚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朱伊特夫妇1880年到达奥柏林学院，由于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别善于培养学生对亚洲传教和教育事业的兴趣，对促进奥柏林派遣毕业生到中国和远东其他地方传教起了鼓动作用。霍尔与朱伊特老师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是朱伊特“启发、建议、帮助和鼓励他的学生霍尔，教给霍尔所有他知道的化学知识，并且给霍尔提供了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做实验的宝贵特权”（注：哈里·霍姆斯：《铝的故事》（Harry N.Holmes,The Story of Aluminum），载佛兰西斯·朱伊特编：《佛兰克·F.朱伊特（1844—1926）：敬爱的老师》（Frances G.Jewett,ed.,Frank Fanning Jewett(1844—1926): TheBeloved Teacher），第36页，奥柏林档案馆。）。 霍尔不仅在知识上、事业上极大地受益于朱伊特教授，而且其对亚洲文明的兴趣也明显地受到老师和师母的影响。亨利·C.肯是奥柏林学院的第六任校长。肯早年深受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去东方传教。在任校长期间，他进一步扩大了奥柏林学院在中国山西的传教和教育活动，并在美国宗教领域和教育领域的许多著名组织兼任重要领导职务。受公理会派遣，肯校长在1909年9月23日至1910年9月17日还亲赴亚洲作了为期一年的参观考察。霍尔一直与肯校长保持着亲密关系。肯就任校长两年后，即1905年，霍尔开始担任奥柏林学院董事会董事，一直到1914年12月去世，前后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 霍尔一直是奥柏林学院的主要赞助人。肯的亚洲之行促使霍尔更为关注亚洲的教育事业，关注亚洲的前途和未来，并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肯校长的教育理想。霍尔的同班同学霍默·H.约翰逊在霍尔的追悼会上曾评价说：“正如我经常听到你们的校长说的，‘医治教育弊病的补救方法就是更多的教育。’那么如果说曾有谁忠诚于这个教育理想，那就是查尔斯·M.霍尔，他将自己30年的心血分成三部分，来努力实现那个理想。”（注：霍默·H. 约翰逊：《在霍尔追悼会上的讲话》（Homer H. Johnson, Speech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Charles Martin Hall），《奥柏林校友杂志》（Oberlin Alumni Magazine）第51卷， 第5期（1915年2月），第187页。）
恰在这时，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更加坚定了霍尔的认识，即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世界就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领袖；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自由企业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所以霍尔在去世前数次修改遗嘱，思考如何将他的巨额财富用于能为全人类带来永久性利益的事业。这项事业必须能够促进正处于急剧变革或遭受战争之苦的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半岛等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正是特别需要更多的教育来培养真正的民主领袖的地区（注：朱尼厄斯·爱德华兹：《不朽的小木屋》（Jenius Edwards, TheImmortal Woodshed），纽约1955年版，第237页。）。
二、霍尔遗愿的实现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霍尔在遗嘱中指定用于发展国外教育的那份遗产最终被用于创建哈佛——燕京学社，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在霍尔遗产董事会分配遗产的过程中，哈佛大学资金筹集委员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霍尔遗产中有一大笔钱可用于捐助教育事业。为了获得这笔基金，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于1924年5 月向遗产董事会提交了一个建立东方教育研究学社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在北京建立和维持一个东方教育研究学社，学社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西方教育体系强行植入东方国家，而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东方文明。学社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人文科学”特别是艺术和考古的教育和研究，并用西方的先进方法训练和培养东西方各国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以增加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同时希望学社能成为一系列类似活动的中心，按照美国与东方各国关系的政治传统来建立一套国际学术关系的标准（注：华来士·董纳姆：《东方教育研究学社》（Wallace Donham, Instituteof Ori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25年哈佛——燕京学社档案（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根据霍尔遗嘱规定，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是没有资格直接得到用于国外地区的霍尔的遗产的。为此，遗产董事会建议哈佛大学最好与东方的大学进行直接的合作。只有这样，拟建立的学社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也才能真正实现霍尔的遗愿。他们还进一步提出选择燕京大学作为哈佛大学的合作对象（注：华来士·董纳姆：《哈佛大学与遗产董事会会议备忘录》（W.B. Donham,Memoranda of Meetings with Trustees,Oriental Research），1925年4月哈佛——燕京学社档案。）。
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接受了霍尔遗产董事会的建议，在筹建哈佛——燕京学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1925年，哈佛大学资金筹委会与遗产董事会共同委派哈佛大学艺术系教员兰登·沃纳，前往中国寻找可以合作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沃纳于1925年初抵达北京，经过初步考察后发现，燕京大学并不是哈佛大学最理想的合作对象。沃纳倾向于选择与国立北京大学和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合作，认为它们比燕京大学更有名气，而且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工作为学社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注：《1925年2月4日沃纳致戴维斯函》（Letter from Langdon Warner toArthur V.Davis,from Peking），哈佛——燕京学社档案；《1925 年2月沃纳致福布斯函》（Letter from Langdon Warner to EdwardForbes,from Peking），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但考虑到遗产董事会要求与燕京大学合作的愿望以及1925年初燕京大学在适应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沃纳最终改变了对燕京大学的看法和态度，并建议其与华语学校进行合并。合并后的华语学校作为燕京大学的一个独立的系，更名为“北京华文学校”，隶属于哈佛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作为三所大学共同管理的研究生部；该校经发展后将最终变成筹建中的学社（注：西奥多·鲍伊：《沃纳传》（ Theodore Bowie,ed.,Langdon Warner Through His Letters），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24—125页。）。但是五卅运动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国立北京大学开始犹豫，不愿与哈佛大学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沃纳只好放弃与国立北京大学合作的努力，集中精力与华语学校和燕京大学进行谈判。经过数度磋商，燕京大学和华语学校同意合并。合并后的华语学校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双方还共同拟订出了开展中国文化高级研究课程表，而且征得了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馆长的同意。至此，哈佛大学在北京寻找一所或多所高校合作的事情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在方案成功的关键和最后一步就是哈佛大学、遗产董事会与燕京大学之间合作协定的签订。
1925年6月5日，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代表在美国进行了第一轮正式接触。双方代表讨论了两校合作的形式、燕京大学与华语学校之间的合并、学社派驻北京工作人员的挑选及其住宿以及基金的管理等问题。会议决定电告燕大和华语学校校长于当年9月10日之前到麻省剑桥， 与哈佛大学举行会议，进一步商讨筹建事宜（注：《燕大托事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Trustees of Peking Univ.,1925年6月5日），哈佛——燕京学社档案。）。9月10日，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召开了谈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通过反复讨论协商，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双方合作建立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在北京和哈佛大学各设立一个活动中心，协调和指导学社的工作。两个中心的共同任务是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利用现代批评手段来鼓励中国的东方问题研究。学社的目的旨在通过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大学之间的合作，为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提供资助；基金优先用于中国文化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的研究。学社的基金和事务由董事会来管理，9名董事由哈佛大学、 燕京大学和遗产董事会各任命3名；董事会有权批准在北京成立地方行政委员会， 在剑桥成立教育顾问委员会，具体负责两个中心的工作（注：《1925 年9月10 日哈佛——北京中国研究学社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 withReference to a Suggested Oriental Institute: Harvard- Peking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Memo.of Conference of Sept. 10,1925,as revised and approved by Harvard Univ.and Peking Univ.），哈佛——燕京学社档案。）。会后，双方进一步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磋商，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1928年1月4日， 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麻省正式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和联络处。至此，哈佛——燕京学社经过长达近4年的筹备工作， 终于正式建立起来了，并开始顺利开展工作。霍尔遗嘱也借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而告实现，了却了霍尔生前的一大愿望。
（本文的撰写承蒙哈佛——燕京学社、奥柏林——山西纪念协会、奥柏林学院档案馆馆长罗兰德·包曼先生及该校化学系教授诺曼·克雷格等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