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巴黎公社几个问题的商榷
关勋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9年04期第122～131页
【作者简介】关勋夏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510631）教授
【关 键 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18日起义/巴黎公社/工农联盟/凡尔赛政府
研究巴黎公社史，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国内外研究巴黎公社史的进展，各种有关公社史著述的出版，对公社的某些问题或某些方面原有的论述和观点，就有必要加以探讨，以求得共识。本文就公社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价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委员会）在1871年3月18日起义中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时期起了何种作用、公社为何未能与农民结成同盟，提出商榷意见。
一、如何评价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起义中的作用？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人民爆发了自发的起义， 旋即取得胜利，政权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场自发地爆发的，被马克思称为“3月18日的光荣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被列宁称为“巴黎居民举行3月18 日的革命”（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中，中央委员会起了何种作用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加强了人民运动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对此不能不打很大折扣和作根本保留。”（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为了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就很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中央委员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3月18日起义是如何自发地爆发的， 中央委员会又是如何介入起义而使它夺取了政权的，从而对它在起义中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国民自卫军在第二帝国时期共有60营，每营约1千人， 主要由资产阶级成员组成。1870年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统治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甘必大，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在9月6日发布扩建国民自卫军的通报，答应除原有的60营国民自卫军之外，在两天之内再建60营，每营1500人。但是，工人在一个星期之内总共建立了194营， 每营人数不等，每营约2千人左右。10月30日， 《战斗报》号召国民自卫军进行改组，建立中央委员会，但未成功。到了1871年2月15日， 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沃克斯霍尔大厅召开，筹备建立中央委员会。出席大会的有260营中的250营的士兵和军官代表3千人。 大会选出一个起草国民自卫军章程的起草委员会，即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各区即每营派代表一人组成。2月24日，国民自卫军第二次大会召开，出席代表2千人。大会宣读了国民自卫军组织章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反对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一旦德军侵入巴黎将坚决抵抗；国民自卫军只承认中央委员会所委派的将领。3月15日，国民自卫军改组宣告完成， “把最高指挥权交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3月18日起义前，已选出的委员只有20人（全部选齐应为66人）。这次选举显示了充分的民主。马克思说：“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发出号召， 警惕敌人的挑衅，为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而斗争。它已成为一个代表全巴黎有生力量而与梯也尔反动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它实际上成为一切反对梯也尔政府反动政策的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巴黎已形成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较为麻庳，在军事上较为被动，对梯也尔政府准备发动内战的种种挑衅，只采取单纯防御立场，没有积极地准备起义。
然而，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挑衅愈来愈猖狂，愈来愈阴险毒辣。3月15日，“地主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一个包藏祸心的决议：没收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梯也尔政府立即着手实施这一决议的军事部署，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样，“凡尔赛资产阶级流氓……给巴黎人提出二者择一的办法，或者继续战斗，或者不战而降。”（注：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但是， 中央委员会仍然保持纯粹防御立场，对敌人已磨刀霍霍挑动内战，只抱着厌恶的态度，而没有作起义的准备。
于是，梯也尔政府就决定先下手为强。3月15日， 梯也尔来到巴黎，加紧调集生力军和精锐部队进入首都。3月17日， 陆续到达巴黎的政府军约3万人。当晚， 梯也尔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作出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停放在蒙马特尔高地的171门大炮、比尤特——梭蒙高地的52 门大炮；动员首都的一切军事力量去解散中央委员会，并逮捕其成员；取缔一切革命组织，并且逐户搜查，逮捕其首要成员。当晚两点钟（18日凌晨2时），梯也尔拔剑出鞘，命令军队开始行动。 巴黎城内到处张贴严惩中央委员会的布告：“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凌晨3点钟，巴黎总督兼首都部队司令官维努亚率领的警察部队和第88 团正规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向哨兵开了枪。枪声就成为激发人民群众在3月18日清晨自发起义的信号。清晨5时，蒙马特尔上空响起警报，拿起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和人民群众，包括妇女和儿童，从四面八方奔向大炮阵地，紧紧地包围了正在那里企图把大炮拖走的政府军。利沙加勒写道：“妇女们像在我们伟大的时代里一样，走在前面。……妇女们已经在围城时期锻炼得像钢铁一样。他们经受了加倍的贫困的痛苦，并不等男人先动手。”（注：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9页。）妇女们对政府军开展政治攻势，责斥反动军官，并且教育士兵说：“好啊！你们为人民的敌人效劳，你们是人民的儿子，难道你们甘当压迫你们的人手中的工具吗？难道你们为胆小鬼效劳而不感到羞耻吗？”（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这种政治攻势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士兵们明白了这些责难，于是都枪口朝下。人们欢呼起来……士兵们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拥抱在一起了。”（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反动军官勒康特几次下令士兵向群众开枪，但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他们掉转枪头，逮捕了勒康特。“所有常备军与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大部分政府军转到起义人民方面，梯也尔政府的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并解除其武装的反革命阴谋失败了。3 月18日巴黎人民的自发起旗开得胜。
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竟然毫无察觉。3月17日晚， 与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中央委员会也在巴法鲁亚街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会议，一直到18日凌晨3时半。散会时还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继续开会。他们对当晚巴黎发生的事变毫无知晓。许多中央委员直到18日早上8 时才被国民自卫军的鼓声惊醒。他们看到街上张贴的政府布告，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看法认为，3月18日清晨，“当群众自发地拥向街头， 围住士兵并开始同他们联欢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而发挥作用，并向各营发布指示。”（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6页。）这种看法未免夸大了，不符合历史真实。 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尔西埃在回忆录中所写，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你知道，18日清晨，巴黎是怎样觉醒起来的。委员会委员们从街谈巷议，从官方布告，知道一些夜里所发生着的事变。至于我呢，在8时左右醒过来， 急急忙忙穿了衣服，穿过国民军占领的巴斯提尔广场，向巴法鲁亚街走去。……约在10点半时，我到达巴法鲁亚街，……那里已经集合着我们一些同志，……到了中午，大家还期待事变的发展，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注：阿·伊·莫洛克等主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到了下午，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仔细研究和分析人民自发起义的情况，决定改变保守的防御立场，采取进攻的方针。它兼权熟计国民自卫军各营攻入市中心所穿过的距离，那些可以夺到武器的地点，制订了进攻计划，向分散在巴黎郊区的各营发出向市中心挺进的命令。下午2时半，中央委员会“命令17 区各营立即开进巴黎，与第18区各营队配合行动，占领旺多姆广场”。（注：阿·伊·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3—134页。）命令第13区杜瓦尔所部攻占警察局，并支援向市政厅挺进的各营队。下午3时左右，国民自卫军各营到达市中心，并包围了市政厅。晚上9时50分，市政厅被国民自卫军攻占。当晚， 国民自卫军相继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完全控制了巴黎中心区。中央委员会迁入市政厅。这样，“3月18 日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
可见，3月18日起义开始时，的确是自发地爆发的， 是“被迫进行”（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的， 是巴黎居民对梯也尔政府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的反革命挑衅的直接回答。中央委员会不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事先也没有组织起义的准备。所以，列宁说：“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准备它。”（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但是，应该看到， 中央委员会当天下午介入起义之后，就为起义注入了自觉的因素，并且使起义在凯歌行进的过程中，其自觉性和组织性逐步得到加强，从而把这次起义引向夺取政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应该说从3月18 日“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发挥作用”，因为这言之过早；也不应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3月18日起义的自发性， 把它的爆发看成是与中央委员会完全无关的。应该看到，全部巴黎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这是3月18日起义的导因和起点。这次起义虽然只是到了3月18日才取得胜利，但它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那一天就开始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国民自卫军在那时已经“实际统治着巴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2页。）， “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它的强大的政治影响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3月18 日清晨巴黎人民自发的起义的爆发，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强大政治影响下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指出：“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又说：“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2页。 ）恩格斯谈到这次巴黎工人起义时也说：“他们比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 第673页。）。因此，3月18日起义从自发地爆发，走向胜利地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得到逐步加强的重要标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任何始终是自发的起义不可能夺得政权。3月18 日起义既然得到了有组织的军事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并且立即建立了新的政权，就把自发起义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自觉性；把这次起义的散漫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组织性。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中央委员会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它的成员中虽然有16人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可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派别成分十分复杂，包括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新雅各宾派分子，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还混入了保皇分子、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同床异梦。布朗基主义者受教于阴谋学派，习惯于密谋，追求“几个人的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1页。）。蒲鲁东主义者醉心于巴黎自治和经济改革， 追求“纯粹的”、“无阶级”的自由和谐。新雅各宾派分子一心一意继承1789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传统。这使中央委员会缺少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它不可能成为自觉的坚强的领导者，就难免犯“放弃政治”的致命错误：它不懂得必须“剥夺剥夺者”，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并且在经济上解除凡尔赛政府的武装；它未能掌握好起义这门艺术，未能乘胜追击，直捣凡尔赛；它不懂得内战中纯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对军事斗争未能全力以赴，反而集中全力去筹备公社选举，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军事进攻的有利时机。所以，马克思指出：“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5页。）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不够， 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它包含了“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就是“无自觉性”；它“没有没收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就是“无组织性”（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页。）。所以，它作为“军事指挥机关”， 领导巴黎人民的自发起义时，只能使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而不可能使起义具有高度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这样，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员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短暂的72天，就被反革命的凡尔赛政府打垮了。
二、中央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时期起了何种作用？
国外的有关专著，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军事方面中央委员会虽然提出了自己的种种要求，但也没有领导公社，而是听命于公社，协助公社进行工作……”（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85页。）在国内，也有的专著持同出一辙的看法， 认为在公社成立之后，中央委员会“虽然提出种种越权要求，实际上仍然执行公社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注：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吗？ 中央委员会在军事上对于“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协助”作用，还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的种种“越权”和夺权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在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掌政权的3、4、5月间，中央委员会的“越权”和夺权行为是一贯的。它对公社的军事活动所起的消极作用，愈来愈恶劣。1871年5月15日， 《社会报》发表政论家安德烈·莱奥的一篇评论写道：“中央委员会在公社选出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它曾经光明磊落地声称，它将诚心诚意地交出自己的权力，但它的言行并不一致。它同选出的政权唱对台戏。它在国民自卫军队伍中播下混乱和纠纷的种子。它煽动士兵起来反对长官，煽动长官彼此互相反对。它一会儿企图在夜间对市政当局进行攻击，一会儿又想劫走军团长，它想自己抓军事管理，……中央委员会竭力要组织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混乱。”（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0页。）这虽有点偏激，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3月间，中央委员会越权和夺权的不轨行为已经开始暴露出来。 它造成了危及公社生存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3月28日，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当天， 中央委员会郑重地宣布：“政权移交给公社”，“奉身引退”（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7页。）。但是，它立即对这种信誓旦旦的声明食言而肥了。它并没有宣布解散，也没有交出政权，而是保存自己的组织，与公社并驾齐驱。
3月29日，公社第一次会议成立了10个委员会， 其中规定军事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代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2页。）。 但是公社的军事委员会未能履行其职责，因为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同日，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大多数委员会要求巩固和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反对公社取消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灵魂”的莫罗提议，对公社“完全取消中央委员会”的做法必须“制止”（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4页。）。 阿尔诺德则表示不能容忍公社军事委员会的设立。他说：“公社不应当成立军事委员会，不然会完全取消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4页。 ）会议决议向公社递交“申请书”，要求承认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军事权力机关，“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5页。 ）。这不仅仅是企图与公社平起平坐，而且是一种力图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阴谋，即在内战中，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公社就成了中央委员会这个军事权力机关的附庸。
3月30日， 中央委员会反对公社关于“公社委员会行使本区行政管理权”（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第76页。）的决定。其借口是公社委员已经重任在身，不应该再担任各区区政府的工作。而其狡黠意图是限制公社在区政府中的权力，加强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各区军团委员会（由区内各营委员会选出二名代表和全体营长组成）的权力。同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公社会议上声明：中央委员会“只是国民自卫军的主管内部事务的委员会，而绝不希望成为与公社并列的第二个政权机关”（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9页。）。但这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中央委员会的实际行动不仅要搞成“与公社并列的第二个政权机关”，而且还“想消灭对方”（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1页。）。
3月31日，中央委员会委员杜瓦尔， 在公社会议上宣读了未经公社同意而由中央委员会擅自在3月29 日通过的《关于国民自卫军选举的法令》。并且没有同任何一个公社委员打招呼，就把该法令刊登于3月 31日的《公报》上。同日，中央委员会抢先在公社军事委员会任命埃德为军事代表的前一天，就擅自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它在致公社的正式通报中气焰嚣张地声称：“中央委员会派遣公民克吕泽烈将军到陆军部。将委托他实施改组国民自卫军，并成立各个必要的勤务部门，以保证它们能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这不仅是“越权”， 而且是图谋把持军事工作，夺公社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军事领导权。中央委员会的行为激起了不少公社委员的义愤，要求公社通过“中央委员会不复存在，从现在起全部政权属于公社”（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1页。）的决议。但是， 公社慑于中央委员会的淫威，未能通过这个决议。
可见，中央委员会在3 月间那些冠丽堂皇的“政权移交给公社”的声明，已经图穷匕见了。
4月间，中央委员会的不轨行为变本加厉。 它对公社的军事领导权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4月1日，中央委员会要求公社答应它“接管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兵站部，并负责改组这个自卫军机构。它将任命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8页。 ）中央委员会这种越权和伸手向公社要权的行径，加剧了兄弟阋墙。不少公社委员对此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制止这些侵犯行为”（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页。）。
4月3—4日，中央委员会委员杜瓦尔等人， 在公社执行委员会未作出向凡尔赛进军的决定之前，就擅自集合4万国民自卫军战士， 自不量力地冒然向当时已拥有6万人左右，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凡尔赛进攻。 马克思指出：“弗路朗斯、杜瓦尔等人的进军是背着公社发起的。”（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1页。）这种越权和弄权的严重错误，造成了出征的大挫败， 伤亡惨重。杜瓦尔、弗路朗斯败亡，国民自卫军战士除大量阵亡外，被俘者达2千人。公社的军事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被迫转入防御，并处于劣势。
4月4日，中央委员会强迫公社把总兵站部的管辖权交给了它，引起了各种关于中央委员会篡夺公社军事领导权的议论。因此，它在4月5日发表声明：“有人揣测我们现在希望向我们亲自协助建立起来的公社索取一部分政权，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最后一次声明：我们没有希望过，现在也没有希望过任何政权。”（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4页。）但是声明只不是掩饰和欺骗。因为在同日，中央委员会就发出号召：“劳动群众们，你们不要受骗，现在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起来吧！让你们强有力的手把可鄙的反对派抛在脚下吧！ ”（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 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5 —146页。 ）它俨然以一个权力机关自居而发号施令了。
4月10日，中央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军事纲领， 其中的部署是：“军事代表领导一切军务，但不指挥军队。”“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位将军担任指挥，领导作战。”“军事代表可以担任国民自卫军的参谋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属于参谋长，并保有完全监督参谋长所决定的全部一般性措施的权力。”（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0页。）显然， 中央委员会已把自己凌驾于公社军事委员会之上了。
4月16日，公社举行补充选举之后， 那些没有被选为公社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如莫罗、比松、葛罗拉尔等人，更是夜郎自大，要与公社比高低。他们处心积虑要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以“挽回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作用”。他们为了夺权而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马克思在摘录1871年4月16 日《国民报》报道中央委员会的消息时评论道：“中央委员会同公社并存的局面正在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6页。）
4月19日，莫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狂嚎，要向公社大兴问罪之师，发动“起义”来反对公社。在另一次会议上，莫罗又口出狂言：必须向公社显示中央委员会拥有实力，“对公社实行监督”（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9页。）。
4月23日，中央委员会肆无忌惮地干涉公社的军事领导。图尔努瓦、比松、朋奈代表中央委员会致函公社，要求“逮捕克吕泽烈”，“由全体军事长官组成军事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8页。）。这是公然要夺取公社的军事领导权，由中央委员会所控制的“军事长官”，即军团长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来取代。但为了掩人耳目，也许还有点羞耻，中央委员会在函内诡称，“该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监督下召开会议”（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8页。）。
中央委员会还极力削弱公社直接领导的各区区政府的权力。阻挠公社命令的执行，以便加强军团委员会的权力。因为“军团委员会是由中央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36页。），这就逼得公社于4月26日作出决议：必须对此“严加取缔”（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第555页。）。
5月间，中央委员会沿着不轨行为的斜坡滑下去。它明火执仗， 迫不及待地要夺取公社的权，取而代之：
5月1日，中央委员会致函接替克吕泽烈任军事代表的罗谢尔，表示祝贺，并“愿意全力协助”。但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要得到的是“无限权力”。它正在策划一个取消军事代表而夺取其权力的新阴谋。
5月2日，中央委员会召开军团长会议（在全部20位军团长中有15名出席）。在它卵翼下的军团长的支持下，它赤膊上阵，公然向公社发出“最后通牒”：“撤销军事代表团”；“由整个中央委员会代替这个代表团”；“巴黎公社让位于中央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1—82页。）。次日， 莫罗在日记中凶相毕露地写道：“如果公社不同意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要继续前进”，“重演”“3月18日的革命”（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8页。）。 对于中央委员会明目张胆地要颠覆公社这一严重事件，公社委员阿夫里阿尔评论道：“如果一个普通公民干出了中央委员会所干的这种勾当，那他早就被逮捕了。”（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9页。）
5月9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建立军事专政问题。这实质上是策划一场“军事政变”。会上，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军事专政，谁来主持军事专政问题，争论激烈。莫罗说：“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专政，目前正需要专政。”（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B·拉科尔说，专政如果来自公社则一文不值。“如果来自中央委员会，那么，它将拥有巨大的力量。”（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奥都瓦诺说：“中央委员会应该可以任命自己的长官”。（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其弦外之音就是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专政者”。会议决议建立军事专政，并建议由军事代表罗谢尔担任“专政者”。会后，中央委员会派5名代表拜会罗谢尔， 请他荣登“专政者”宝座。但罗谢尔不敢接受。中央委员会策划的这场“军事政变”未能得逞。
5月19日，中央委员会40名委员与公社“多数派”6名委员联合发表告人民书，对“多数公社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的谣言”，进行所谓辟谣，并且作了一番表白：“高举公社革命旗帜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变节蜕化。”“让猜疑和无意识的诽谤消灭吧；让人心振奋起来，双手拿起武器；让我们大家为之战斗的伟大共同事业在同盟和友好中获得胜利吧。”（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489页。）但是，这番表白是别有用心的， 为它即将策划的一次大叛卖作掩饰而已。
在“五月流血周”里，在公社危在旦夕的时刻，中央委员会本应与公社同心同德，力挽狂澜，但它却竟然于5月24 日在《公报》发表了一个叛变性公告。它声称：“我们只反对一个敌人，那就是内战。”它提出5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向凡尔赛反革命政府乞和：“1. 已完成自己使命的国民议会自动解散；2.公社也同样应该自动解散；3.所谓正规军应该撤出巴黎，……；4.由5 万人口以上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一个临时政府。……5.无论对国民议会的议员，还是对公社委员，都不得用镇压手段去报复他们在3月26日以后的一切行动。 ”（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4—565页。 ）这个变节乞降的公告，愧对在“五月流血周”里坚持战斗的公社忠诚儿女和中央委员会那些赤胆忠心、舍生取义的委员。中央委员会临阵脱逃，贪生怕死，乞和求饶的行径，比之公社战士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何其渺小，何其可鄙！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中最不光采的一页。国外的巴黎公社史专著，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央委员会5 月24日的公告，是一个“妥协的纲领。对于战斗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页。）。这种把屈膝乞和， 变节求饶的可耻行径，轻描淡写为“妥协”，企图为它的罪责开脱，也是极其不光采的。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仅越俎代庖，而且实属分庭抗礼，同室操戈，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团结，严重损害了公社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削弱了公社的军事斗争力量和巴黎的防务，导致致命的后果。它最后与公社一起败亡。尽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振臂高呼“公社万岁！”（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革命和公社事业而奋斗，但人们不光是听其言，而要察其行。原来它对公社的军事工作起着一种消极的、负向的作用。上述那些认为中央委员会“协助”公社工作，“对加强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论点，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早在1871年4月4日就评论道：“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到最后结束时一直都是一个敌对的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6页。）。 这种严厉指责显然是不易之论，而马克思的预见也不幸被言中了。
三、巴黎公社为何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
有一种看法认为：“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注：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篇》下卷，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它带有片面性，没有辩证地说明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当时农民方面根本没有具备与工人联盟的条件。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已经是定论。国内外不少巴黎公社史专著，都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叙述，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无庸赘言了。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当时法国农民本身的状况如何？即使“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了，是否就能建立起工农联盟呢？这个问题是不能迥避的。因为既然是工农联盟，那就是双边的，而不是公社单方面的，就必须从农民方面去找原因。列宁说过：“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4页。）
如果说，巴黎公社未能与农民联盟的“内部原因”，是公社本身“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那末，其“外部原因”除了凡尔赛反革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之外，就是农民本身完全不具备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还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还不可能觉悟到他们的起义必须与公社的革命合流；还没有觉悟到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具体地说是：
第一，19世纪初期以来，法国农民形成了一种自私保守的特性，而缺少革命性，阻碍了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农民在“拿破仑观念”的毒害和支配下，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与世隔绝，冥顽不灵的生活。他们感觉迟纯，目光如豆，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丝毫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不是糊涂盲从，就是麻木不仁。伟大的历史运动从他们的身边掠过也无动于衷。
恩格斯在1848年10月对法国农民考察得出的结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点简直莫明其妙。……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发出了狂暴的呼声，场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ce sont les partageux （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2—563页。 ）这种情况到了23年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基本上没有改变。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1871年巴黎公社与1848年六月起义所遇到的法国农民情况，又何其相似乃尔！正如公社公安委员会指出的：凡尔赛“想借农村的愚昧无知来摧垮保护一切进行事物的共和国，而农村的蒙昧状态正是他们欺骗和腐蚀的结果”。（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2页。 ）公社委员阿尔努指出：法国农民从1789年大革命中得到好处，“今天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就和一切剥削者沆瀣一气，成了狂热的保守分子，变得好坏不分，没有理性，没有分寸，只怕人家把他那一小块地夺走，这一小块地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幸福所在啊！……今天他们穿起士兵的衣服，凶残地屠戮城市起来造反的工人，因为他们以为工人想夺走他们的土地，抢走他们的财产。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1789年以来历次法国革命及其流产的原因。”（注：阿尔蒂·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所以，应该看到，“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
第二，小农制下的法国农民，多数迷信拿破仑第三政府和后来的凡尔赛政府。从18世纪末期雅各宾派专政所建立的，而由拿破仑第一帝国加以巩固起来的，曾经具有生命力的法国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已经衰老了。农民逃不掉贫困不堪、负债累累、不断破产的命运。但是，“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 ）他们对波拿巴的迷信所造成的传统思想——“拿破仑观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0页。）19世纪60—70年代， 法国的历史进程远远没有提供消除农民这种传统观念的条件。农民的“拿破仑观念”对工农联盟起着负向作用。
1862年，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价值20亿法郎，300 万农民丧失了土地。到了1870年，在法国3850万人口中， 农民占2 千万人， 其中约1500万是拥有1—10公顷的小土地所有者，500万是无地和有名无实的小土地的贫苦农民。但是，他们仍然眷恋着土地，就像溺水者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样，死抱着“拿破仑观念”不放。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地期待，迟早会有一个波拿巴家族的皇帝，再把失去的土地和福利奉还给他们。“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农民在1869年立法团的选举中，因受拿破仑第三政府指示发行的10万份宣传品——《赤色幽灵》的影响，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恣意侵犯财产的“土地的瓜分者”而加以反对。大多数农民还是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而投波拿巴派议员的票。在1870年5月，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巩固它摇摇欲坠的统治， 玩弄了“全民投票”的把戏。在投票支持拿破仑第三政府的735 万张票中（占投票人数的70%），农民所投的票占了绝大多数。农民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和资产阶级，而拒绝支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说：“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页。 ）这使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全民投票”阴谋得逞了。
到了巴黎公社期间，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保皇党人和反动神甫的欺骗，站到公社的敌人方面去了。农民一般都虔信天主教，在反动神甫的煽动和摆布下，他们竟然起来反对公社。有的农民还央求德军扑灭巴黎的革命。巴黎近郊的一些“巴尼奥勒的农夫们”，曾经逮捕了到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4个公社战士， 把他们交给了凡尔赛军队，并请求德军保护村民，以防止“赤色分子”在巴尼奥勒建立公社。
第三，“造反的农民”在巴黎公社前夕和公社期间，遭到了失败，无法与公社结盟。在第二帝国末期，在拿破仑第三政府的残酷统治和沉重赋税敲骨吸髓的压榨下，有的农民从“拿破仑观念”的幻梦中觉醒，开始革命化了。他们毅然揭竿而起。法国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1870年的头几个月，里昂郊区有7千雇农举行罢工和“骚动”。法国南部的农民起义具有较大的规模，但这些起义尚未形成革命风暴就失败了。公社期间，法国各地发生了好几起农民革命斗争：1871年4 月中，纪龙省的农民曾经举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农民举着红旗，高呼“公社万岁”口号。在涅夫勒省，小佃农和雇农掀起了革命斗争。4月19日，在涅夫勒省的纳维村镇，15名农民发动起义，冲进教堂， 敲响警钟，还占领了村镇公所，并且竖起红旗。5月17日、24日， 帕特内爆发两次农民暴动。可惜，这些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农民起义。因此，“造反的农民”即使想支援公社，与工人结盟，也是力不从心的。
但是，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才使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3、4月间，曾经一心一意地想要把法国南部农民发动起来。他们为此不惜一切牺牲，甘冒一切危险。然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形成革命风暴。而公社也因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无法与农民自由交往。马克思说：“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列宁在《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中， 谈到公社与农民问题时也说：“三个月内一切都会是另一样样子。”（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108页。）但是，公社存在未及3个月， 它没有赢得多一点的时间去发动农民，就被旧社会豺狼吞噬了。
第四，绝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的蒙蔽和欺骗，根本不了解公社的真相，无从与它结盟。正如列宁所说的，对于巴黎公社“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7页。）本来公社真正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 是农民解放的先声。但是，农民却误信凡尔赛反革命政府对公社的造谣污蔑和恶毒攻击，以为公社是“反政府的暴乱”，“巴黎人、社会主义者都赞成瓜分”（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3页。）；以为巴黎人将会剥夺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牲口， 甚至对最贫困的农民也不放过。农民误信凡尔赛政府要和平，而公社则要求战争，要重新对德开战。农民对《公社告农村劳动人民书》这个纲领性文件，所阐明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对农民的保证：“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4页。），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份文件不是直接交到农民手中的，而是在巴黎被围困的情况下，在城郊用汽球向农村散发的，其中大部分被凡尔赛军截获销毁了。由于凡尔赛政府对巴黎的封锁，对公社的造谣污蔑所造成农民对公社的怀疑和抗拒，致使公社时期，农民对公社的声援是微乎其微的。
由此可见，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不仅取决于“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即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取决于农民。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还未成熟，其力量实际上还不能成为农民的领导者；而农民的力量过于分散，他们也未觉悟到承认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领导，并与之结盟。所以，“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本文1994年4月收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9年04期第122～131页
【作者简介】关勋夏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510631）教授
| 【内容提要】 | 本文论述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起义中，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但不能使起义具有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对公社的军事活动不是起推动和协助作用，而是起消极的、负向的作用。公社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原因，不只是在于公社对农民问题认识不足，而且还在于农民方面根本不具备与公社结盟的条件。 |
一、如何评价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起义中的作用？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人民爆发了自发的起义， 旋即取得胜利，政权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场自发地爆发的，被马克思称为“3月18日的光荣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被列宁称为“巴黎居民举行3月18 日的革命”（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中，中央委员会起了何种作用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说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加强了人民运动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对此不能不打很大折扣和作根本保留。”（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为了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就很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中央委员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3月18日起义是如何自发地爆发的， 中央委员会又是如何介入起义而使它夺取了政权的，从而对它在起义中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国民自卫军在第二帝国时期共有60营，每营约1千人， 主要由资产阶级成员组成。1870年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统治之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甘必大，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在9月6日发布扩建国民自卫军的通报，答应除原有的60营国民自卫军之外，在两天之内再建60营，每营1500人。但是，工人在一个星期之内总共建立了194营， 每营人数不等，每营约2千人左右。10月30日， 《战斗报》号召国民自卫军进行改组，建立中央委员会，但未成功。到了1871年2月15日， 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沃克斯霍尔大厅召开，筹备建立中央委员会。出席大会的有260营中的250营的士兵和军官代表3千人。 大会选出一个起草国民自卫军章程的起草委员会，即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各区即每营派代表一人组成。2月24日，国民自卫军第二次大会召开，出席代表2千人。大会宣读了国民自卫军组织章程。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反对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一旦德军侵入巴黎将坚决抵抗；国民自卫军只承认中央委员会所委派的将领。3月15日，国民自卫军改组宣告完成， “把最高指挥权交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3月18日起义前，已选出的委员只有20人（全部选齐应为66人）。这次选举显示了充分的民主。马克思说：“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发出号召， 警惕敌人的挑衅，为建立“民主社会共和国”而斗争。它已成为一个代表全巴黎有生力量而与梯也尔反动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它实际上成为一切反对梯也尔政府反动政策的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巴黎已形成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但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较为麻庳，在军事上较为被动，对梯也尔政府准备发动内战的种种挑衅，只采取单纯防御立场，没有积极地准备起义。
然而，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挑衅愈来愈猖狂，愈来愈阴险毒辣。3月15日，“地主议会”——国民议会通过一个包藏祸心的决议：没收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梯也尔政府立即着手实施这一决议的军事部署，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样，“凡尔赛资产阶级流氓……给巴黎人提出二者择一的办法，或者继续战斗，或者不战而降。”（注：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但是， 中央委员会仍然保持纯粹防御立场，对敌人已磨刀霍霍挑动内战，只抱着厌恶的态度，而没有作起义的准备。
于是，梯也尔政府就决定先下手为强。3月15日， 梯也尔来到巴黎，加紧调集生力军和精锐部队进入首都。3月17日， 陆续到达巴黎的政府军约3万人。当晚， 梯也尔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作出决定：夺取国民自卫军停放在蒙马特尔高地的171门大炮、比尤特——梭蒙高地的52 门大炮；动员首都的一切军事力量去解散中央委员会，并逮捕其成员；取缔一切革命组织，并且逐户搜查，逮捕其首要成员。当晚两点钟（18日凌晨2时），梯也尔拔剑出鞘，命令军队开始行动。 巴黎城内到处张贴严惩中央委员会的布告：“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凌晨3点钟，巴黎总督兼首都部队司令官维努亚率领的警察部队和第88 团正规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向哨兵开了枪。枪声就成为激发人民群众在3月18日清晨自发起义的信号。清晨5时，蒙马特尔上空响起警报，拿起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和人民群众，包括妇女和儿童，从四面八方奔向大炮阵地，紧紧地包围了正在那里企图把大炮拖走的政府军。利沙加勒写道：“妇女们像在我们伟大的时代里一样，走在前面。……妇女们已经在围城时期锻炼得像钢铁一样。他们经受了加倍的贫困的痛苦，并不等男人先动手。”（注：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9页。）妇女们对政府军开展政治攻势，责斥反动军官，并且教育士兵说：“好啊！你们为人民的敌人效劳，你们是人民的儿子，难道你们甘当压迫你们的人手中的工具吗？难道你们为胆小鬼效劳而不感到羞耻吗？”（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这种政治攻势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士兵们明白了这些责难，于是都枪口朝下。人们欢呼起来……士兵们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拥抱在一起了。”（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4页。 ）反动军官勒康特几次下令士兵向群众开枪，但士兵拒绝执行命令，他们掉转枪头，逮捕了勒康特。“所有常备军与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大部分政府军转到起义人民方面，梯也尔政府的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并解除其武装的反革命阴谋失败了。3 月18日巴黎人民的自发起旗开得胜。
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竟然毫无察觉。3月17日晚， 与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中央委员会也在巴法鲁亚街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会议，一直到18日凌晨3时半。散会时还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继续开会。他们对当晚巴黎发生的事变毫无知晓。许多中央委员直到18日早上8 时才被国民自卫军的鼓声惊醒。他们看到街上张贴的政府布告，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看法认为，3月18日清晨，“当群众自发地拥向街头， 围住士兵并开始同他们联欢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而发挥作用，并向各营发布指示。”（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6页。）这种看法未免夸大了，不符合历史真实。 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尔西埃在回忆录中所写，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你知道，18日清晨，巴黎是怎样觉醒起来的。委员会委员们从街谈巷议，从官方布告，知道一些夜里所发生着的事变。至于我呢，在8时左右醒过来， 急急忙忙穿了衣服，穿过国民军占领的巴斯提尔广场，向巴法鲁亚街走去。……约在10点半时，我到达巴法鲁亚街，……那里已经集合着我们一些同志，……到了中午，大家还期待事变的发展，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注：阿·伊·莫洛克等主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到了下午，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仔细研究和分析人民自发起义的情况，决定改变保守的防御立场，采取进攻的方针。它兼权熟计国民自卫军各营攻入市中心所穿过的距离，那些可以夺到武器的地点，制订了进攻计划，向分散在巴黎郊区的各营发出向市中心挺进的命令。下午2时半，中央委员会“命令17 区各营立即开进巴黎，与第18区各营队配合行动，占领旺多姆广场”。（注：阿·伊·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3—134页。）命令第13区杜瓦尔所部攻占警察局，并支援向市政厅挺进的各营队。下午3时左右，国民自卫军各营到达市中心，并包围了市政厅。晚上9时50分，市政厅被国民自卫军攻占。当晚， 国民自卫军相继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完全控制了巴黎中心区。中央委员会迁入市政厅。这样，“3月18 日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
可见，3月18日起义开始时，的确是自发地爆发的， 是“被迫进行”（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的， 是巴黎居民对梯也尔政府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的反革命挑衅的直接回答。中央委员会不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事先也没有组织起义的准备。所以，列宁说：“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准备它。”（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但是，应该看到， 中央委员会当天下午介入起义之后，就为起义注入了自觉的因素，并且使起义在凯歌行进的过程中，其自觉性和组织性逐步得到加强，从而把这次起义引向夺取政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应该说从3月18 日“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发挥作用”，因为这言之过早；也不应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3月18日起义的自发性， 把它的爆发看成是与中央委员会完全无关的。应该看到，全部巴黎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这是3月18日起义的导因和起点。这次起义虽然只是到了3月18日才取得胜利，但它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那一天就开始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国民自卫军在那时已经“实际统治着巴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2页。）， “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它的强大的政治影响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3月18 日清晨巴黎人民自发的起义的爆发，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强大政治影响下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指出：“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又说：“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2页。 ）恩格斯谈到这次巴黎工人起义时也说：“他们比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 第673页。）。因此，3月18日起义从自发地爆发，走向胜利地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得到逐步加强的重要标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任何始终是自发的起义不可能夺得政权。3月18 日起义既然得到了有组织的军事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并且立即建立了新的政权，就把自发起义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自觉性；把这次起义的散漫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组织性。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中央委员会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它的成员中虽然有16人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可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派别成分十分复杂，包括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新雅各宾派分子，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还混入了保皇分子、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同床异梦。布朗基主义者受教于阴谋学派，习惯于密谋，追求“几个人的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1页。）。蒲鲁东主义者醉心于巴黎自治和经济改革， 追求“纯粹的”、“无阶级”的自由和谐。新雅各宾派分子一心一意继承1789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传统。这使中央委员会缺少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它不可能成为自觉的坚强的领导者，就难免犯“放弃政治”的致命错误：它不懂得必须“剥夺剥夺者”，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并且在经济上解除凡尔赛政府的武装；它未能掌握好起义这门艺术，未能乘胜追击，直捣凡尔赛；它不懂得内战中纯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对军事斗争未能全力以赴，反而集中全力去筹备公社选举，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军事进攻的有利时机。所以，马克思指出：“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5页。）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不够， 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它包含了“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就是“无自觉性”；它“没有没收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就是“无组织性”（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页。）。所以，它作为“军事指挥机关”， 领导巴黎人民的自发起义时，只能使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而不可能使起义具有高度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这样，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员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短暂的72天，就被反革命的凡尔赛政府打垮了。
二、中央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时期起了何种作用？
国外的有关专著，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军事方面中央委员会虽然提出了自己的种种要求，但也没有领导公社，而是听命于公社，协助公社进行工作……”（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85页。）在国内，也有的专著持同出一辙的看法， 认为在公社成立之后，中央委员会“虽然提出种种越权要求，实际上仍然执行公社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注：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吗？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吗？ 中央委员会在军事上对于“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协助”作用，还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的种种“越权”和夺权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在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掌政权的3、4、5月间，中央委员会的“越权”和夺权行为是一贯的。它对公社的军事活动所起的消极作用，愈来愈恶劣。1871年5月15日， 《社会报》发表政论家安德烈·莱奥的一篇评论写道：“中央委员会在公社选出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它曾经光明磊落地声称，它将诚心诚意地交出自己的权力，但它的言行并不一致。它同选出的政权唱对台戏。它在国民自卫军队伍中播下混乱和纠纷的种子。它煽动士兵起来反对长官，煽动长官彼此互相反对。它一会儿企图在夜间对市政当局进行攻击，一会儿又想劫走军团长，它想自己抓军事管理，……中央委员会竭力要组织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混乱。”（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0页。）这虽有点偏激，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
3月间，中央委员会越权和夺权的不轨行为已经开始暴露出来。 它造成了危及公社生存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3月28日，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当天， 中央委员会郑重地宣布：“政权移交给公社”，“奉身引退”（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7页。）。但是，它立即对这种信誓旦旦的声明食言而肥了。它并没有宣布解散，也没有交出政权，而是保存自己的组织，与公社并驾齐驱。
3月29日，公社第一次会议成立了10个委员会， 其中规定军事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代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2页。）。 但是公社的军事委员会未能履行其职责，因为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反对。同日，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大多数委员会要求巩固和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反对公社取消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灵魂”的莫罗提议，对公社“完全取消中央委员会”的做法必须“制止”（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4页。）。 阿尔诺德则表示不能容忍公社军事委员会的设立。他说：“公社不应当成立军事委员会，不然会完全取消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4页。 ）会议决议向公社递交“申请书”，要求承认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军事权力机关，“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5页。 ）。这不仅仅是企图与公社平起平坐，而且是一种力图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阴谋，即在内战中，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公社就成了中央委员会这个军事权力机关的附庸。
3月30日， 中央委员会反对公社关于“公社委员会行使本区行政管理权”（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第76页。）的决定。其借口是公社委员已经重任在身，不应该再担任各区区政府的工作。而其狡黠意图是限制公社在区政府中的权力，加强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各区军团委员会（由区内各营委员会选出二名代表和全体营长组成）的权力。同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公社会议上声明：中央委员会“只是国民自卫军的主管内部事务的委员会，而绝不希望成为与公社并列的第二个政权机关”（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9页。）。但这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中央委员会的实际行动不仅要搞成“与公社并列的第二个政权机关”，而且还“想消灭对方”（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1页。）。
3月31日，中央委员会委员杜瓦尔， 在公社会议上宣读了未经公社同意而由中央委员会擅自在3月29 日通过的《关于国民自卫军选举的法令》。并且没有同任何一个公社委员打招呼，就把该法令刊登于3月 31日的《公报》上。同日，中央委员会抢先在公社军事委员会任命埃德为军事代表的前一天，就擅自任命克吕泽烈为军事代表。它在致公社的正式通报中气焰嚣张地声称：“中央委员会派遣公民克吕泽烈将军到陆军部。将委托他实施改组国民自卫军，并成立各个必要的勤务部门，以保证它们能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这不仅是“越权”， 而且是图谋把持军事工作，夺公社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军事领导权。中央委员会的行为激起了不少公社委员的义愤，要求公社通过“中央委员会不复存在，从现在起全部政权属于公社”（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1页。）的决议。但是， 公社慑于中央委员会的淫威，未能通过这个决议。
可见，中央委员会在3 月间那些冠丽堂皇的“政权移交给公社”的声明，已经图穷匕见了。
4月间，中央委员会的不轨行为变本加厉。 它对公社的军事领导权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4月1日，中央委员会要求公社答应它“接管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兵站部，并负责改组这个自卫军机构。它将任命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8页。 ）中央委员会这种越权和伸手向公社要权的行径，加剧了兄弟阋墙。不少公社委员对此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制止这些侵犯行为”（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页。）。
4月3—4日，中央委员会委员杜瓦尔等人， 在公社执行委员会未作出向凡尔赛进军的决定之前，就擅自集合4万国民自卫军战士， 自不量力地冒然向当时已拥有6万人左右，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凡尔赛进攻。 马克思指出：“弗路朗斯、杜瓦尔等人的进军是背着公社发起的。”（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1页。）这种越权和弄权的严重错误，造成了出征的大挫败， 伤亡惨重。杜瓦尔、弗路朗斯败亡，国民自卫军战士除大量阵亡外，被俘者达2千人。公社的军事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被迫转入防御，并处于劣势。
4月4日，中央委员会强迫公社把总兵站部的管辖权交给了它，引起了各种关于中央委员会篡夺公社军事领导权的议论。因此，它在4月5日发表声明：“有人揣测我们现在希望向我们亲自协助建立起来的公社索取一部分政权，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最后一次声明：我们没有希望过，现在也没有希望过任何政权。”（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4页。）但是声明只不是掩饰和欺骗。因为在同日，中央委员会就发出号召：“劳动群众们，你们不要受骗，现在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起来吧！让你们强有力的手把可鄙的反对派抛在脚下吧！ ”（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 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5 —146页。 ）它俨然以一个权力机关自居而发号施令了。
4月10日，中央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军事纲领， 其中的部署是：“军事代表领导一切军务，但不指挥军队。”“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位将军担任指挥，领导作战。”“军事代表可以担任国民自卫军的参谋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属于参谋长，并保有完全监督参谋长所决定的全部一般性措施的权力。”（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0页。）显然， 中央委员会已把自己凌驾于公社军事委员会之上了。
4月16日，公社举行补充选举之后， 那些没有被选为公社委员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如莫罗、比松、葛罗拉尔等人，更是夜郎自大，要与公社比高低。他们处心积虑要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以“挽回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作用”。他们为了夺权而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马克思在摘录1871年4月16 日《国民报》报道中央委员会的消息时评论道：“中央委员会同公社并存的局面正在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6页。）
4月19日，莫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狂嚎，要向公社大兴问罪之师，发动“起义”来反对公社。在另一次会议上，莫罗又口出狂言：必须向公社显示中央委员会拥有实力，“对公社实行监督”（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9页。）。
4月23日，中央委员会肆无忌惮地干涉公社的军事领导。图尔努瓦、比松、朋奈代表中央委员会致函公社，要求“逮捕克吕泽烈”，“由全体军事长官组成军事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8页。）。这是公然要夺取公社的军事领导权，由中央委员会所控制的“军事长官”，即军团长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来取代。但为了掩人耳目，也许还有点羞耻，中央委员会在函内诡称，“该委员会在公社委员会监督下召开会议”（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8页。）。
中央委员会还极力削弱公社直接领导的各区区政府的权力。阻挠公社命令的执行，以便加强军团委员会的权力。因为“军团委员会是由中央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36页。），这就逼得公社于4月26日作出决议：必须对此“严加取缔”（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第555页。）。
5月间，中央委员会沿着不轨行为的斜坡滑下去。它明火执仗， 迫不及待地要夺取公社的权，取而代之：
5月1日，中央委员会致函接替克吕泽烈任军事代表的罗谢尔，表示祝贺，并“愿意全力协助”。但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要得到的是“无限权力”。它正在策划一个取消军事代表而夺取其权力的新阴谋。
5月2日，中央委员会召开军团长会议（在全部20位军团长中有15名出席）。在它卵翼下的军团长的支持下，它赤膊上阵，公然向公社发出“最后通牒”：“撤销军事代表团”；“由整个中央委员会代替这个代表团”；“巴黎公社让位于中央委员会”（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1—82页。）。次日， 莫罗在日记中凶相毕露地写道：“如果公社不同意这样做，那么我们就要继续前进”，“重演”“3月18日的革命”（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8页。）。 对于中央委员会明目张胆地要颠覆公社这一严重事件，公社委员阿夫里阿尔评论道：“如果一个普通公民干出了中央委员会所干的这种勾当，那他早就被逮捕了。”（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9页。）
5月9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建立军事专政问题。这实质上是策划一场“军事政变”。会上，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军事专政，谁来主持军事专政问题，争论激烈。莫罗说：“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专政，目前正需要专政。”（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B·拉科尔说，专政如果来自公社则一文不值。“如果来自中央委员会，那么，它将拥有巨大的力量。”（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奥都瓦诺说：“中央委员会应该可以任命自己的长官”。（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其弦外之音就是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专政者”。会议决议建立军事专政，并建议由军事代表罗谢尔担任“专政者”。会后，中央委员会派5名代表拜会罗谢尔， 请他荣登“专政者”宝座。但罗谢尔不敢接受。中央委员会策划的这场“军事政变”未能得逞。
5月19日，中央委员会40名委员与公社“多数派”6名委员联合发表告人民书，对“多数公社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的谣言”，进行所谓辟谣，并且作了一番表白：“高举公社革命旗帜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变节蜕化。”“让猜疑和无意识的诽谤消灭吧；让人心振奋起来，双手拿起武器；让我们大家为之战斗的伟大共同事业在同盟和友好中获得胜利吧。”（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489页。）但是，这番表白是别有用心的， 为它即将策划的一次大叛卖作掩饰而已。
在“五月流血周”里，在公社危在旦夕的时刻，中央委员会本应与公社同心同德，力挽狂澜，但它却竟然于5月24 日在《公报》发表了一个叛变性公告。它声称：“我们只反对一个敌人，那就是内战。”它提出5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向凡尔赛反革命政府乞和：“1. 已完成自己使命的国民议会自动解散；2.公社也同样应该自动解散；3.所谓正规军应该撤出巴黎，……；4.由5 万人口以上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一个临时政府。……5.无论对国民议会的议员，还是对公社委员，都不得用镇压手段去报复他们在3月26日以后的一切行动。 ”（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4—565页。 ）这个变节乞降的公告，愧对在“五月流血周”里坚持战斗的公社忠诚儿女和中央委员会那些赤胆忠心、舍生取义的委员。中央委员会临阵脱逃，贪生怕死，乞和求饶的行径，比之公社战士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何其渺小，何其可鄙！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中最不光采的一页。国外的巴黎公社史专著，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央委员会5 月24日的公告，是一个“妥协的纲领。对于战斗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页。）。这种把屈膝乞和， 变节求饶的可耻行径，轻描淡写为“妥协”，企图为它的罪责开脱，也是极其不光采的。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仅越俎代庖，而且实属分庭抗礼，同室操戈，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团结，严重损害了公社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削弱了公社的军事斗争力量和巴黎的防务，导致致命的后果。它最后与公社一起败亡。尽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振臂高呼“公社万岁！”（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革命和公社事业而奋斗，但人们不光是听其言，而要察其行。原来它对公社的军事工作起着一种消极的、负向的作用。上述那些认为中央委员会“协助”公社工作，“对加强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论点，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早在1871年4月4日就评论道：“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到最后结束时一直都是一个敌对的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6页。）。 这种严厉指责显然是不易之论，而马克思的预见也不幸被言中了。
三、巴黎公社为何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
有一种看法认为：“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注：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篇》下卷，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它带有片面性，没有辩证地说明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当时农民方面根本没有具备与工人联盟的条件。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已经是定论。国内外不少巴黎公社史专著，都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叙述，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无庸赘言了。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当时法国农民本身的状况如何？即使“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了，是否就能建立起工农联盟呢？这个问题是不能迥避的。因为既然是工农联盟，那就是双边的，而不是公社单方面的，就必须从农民方面去找原因。列宁说过：“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4页。）
如果说，巴黎公社未能与农民联盟的“内部原因”，是公社本身“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那末，其“外部原因”除了凡尔赛反革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之外，就是农民本身完全不具备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还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还不可能觉悟到他们的起义必须与公社的革命合流；还没有觉悟到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具体地说是：
第一，19世纪初期以来，法国农民形成了一种自私保守的特性，而缺少革命性，阻碍了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农民在“拿破仑观念”的毒害和支配下，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与世隔绝，冥顽不灵的生活。他们感觉迟纯，目光如豆，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丝毫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不是糊涂盲从，就是麻木不仁。伟大的历史运动从他们的身边掠过也无动于衷。
恩格斯在1848年10月对法国农民考察得出的结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点简直莫明其妙。……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发出了狂暴的呼声，场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ce sont les partageux （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2—563页。 ）这种情况到了23年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基本上没有改变。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1871年巴黎公社与1848年六月起义所遇到的法国农民情况，又何其相似乃尔！正如公社公安委员会指出的：凡尔赛“想借农村的愚昧无知来摧垮保护一切进行事物的共和国，而农村的蒙昧状态正是他们欺骗和腐蚀的结果”。（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2页。 ）公社委员阿尔努指出：法国农民从1789年大革命中得到好处，“今天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就和一切剥削者沆瀣一气，成了狂热的保守分子，变得好坏不分，没有理性，没有分寸，只怕人家把他那一小块地夺走，这一小块地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幸福所在啊！……今天他们穿起士兵的衣服，凶残地屠戮城市起来造反的工人，因为他们以为工人想夺走他们的土地，抢走他们的财产。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1789年以来历次法国革命及其流产的原因。”（注：阿尔蒂·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所以，应该看到，“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
第二，小农制下的法国农民，多数迷信拿破仑第三政府和后来的凡尔赛政府。从18世纪末期雅各宾派专政所建立的，而由拿破仑第一帝国加以巩固起来的，曾经具有生命力的法国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已经衰老了。农民逃不掉贫困不堪、负债累累、不断破产的命运。但是，“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 ）他们对波拿巴的迷信所造成的传统思想——“拿破仑观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0页。）19世纪60—70年代， 法国的历史进程远远没有提供消除农民这种传统观念的条件。农民的“拿破仑观念”对工农联盟起着负向作用。
1862年，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价值20亿法郎，300 万农民丧失了土地。到了1870年，在法国3850万人口中， 农民占2 千万人， 其中约1500万是拥有1—10公顷的小土地所有者，500万是无地和有名无实的小土地的贫苦农民。但是，他们仍然眷恋着土地，就像溺水者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样，死抱着“拿破仑观念”不放。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地期待，迟早会有一个波拿巴家族的皇帝，再把失去的土地和福利奉还给他们。“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农民在1869年立法团的选举中，因受拿破仑第三政府指示发行的10万份宣传品——《赤色幽灵》的影响，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恣意侵犯财产的“土地的瓜分者”而加以反对。大多数农民还是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而投波拿巴派议员的票。在1870年5月，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巩固它摇摇欲坠的统治， 玩弄了“全民投票”的把戏。在投票支持拿破仑第三政府的735 万张票中（占投票人数的70%），农民所投的票占了绝大多数。农民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和资产阶级，而拒绝支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说：“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页。 ）这使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全民投票”阴谋得逞了。
到了巴黎公社期间，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保皇党人和反动神甫的欺骗，站到公社的敌人方面去了。农民一般都虔信天主教，在反动神甫的煽动和摆布下，他们竟然起来反对公社。有的农民还央求德军扑灭巴黎的革命。巴黎近郊的一些“巴尼奥勒的农夫们”，曾经逮捕了到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4个公社战士， 把他们交给了凡尔赛军队，并请求德军保护村民，以防止“赤色分子”在巴尼奥勒建立公社。
第三，“造反的农民”在巴黎公社前夕和公社期间，遭到了失败，无法与公社结盟。在第二帝国末期，在拿破仑第三政府的残酷统治和沉重赋税敲骨吸髓的压榨下，有的农民从“拿破仑观念”的幻梦中觉醒，开始革命化了。他们毅然揭竿而起。法国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1870年的头几个月，里昂郊区有7千雇农举行罢工和“骚动”。法国南部的农民起义具有较大的规模，但这些起义尚未形成革命风暴就失败了。公社期间，法国各地发生了好几起农民革命斗争：1871年4 月中，纪龙省的农民曾经举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农民举着红旗，高呼“公社万岁”口号。在涅夫勒省，小佃农和雇农掀起了革命斗争。4月19日，在涅夫勒省的纳维村镇，15名农民发动起义，冲进教堂， 敲响警钟，还占领了村镇公所，并且竖起红旗。5月17日、24日， 帕特内爆发两次农民暴动。可惜，这些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农民起义。因此，“造反的农民”即使想支援公社，与工人结盟，也是力不从心的。
但是，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才使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3、4月间，曾经一心一意地想要把法国南部农民发动起来。他们为此不惜一切牺牲，甘冒一切危险。然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形成革命风暴。而公社也因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无法与农民自由交往。马克思说：“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列宁在《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中， 谈到公社与农民问题时也说：“三个月内一切都会是另一样样子。”（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108页。）但是，公社存在未及3个月， 它没有赢得多一点的时间去发动农民，就被旧社会豺狼吞噬了。
第四，绝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的蒙蔽和欺骗，根本不了解公社的真相，无从与它结盟。正如列宁所说的，对于巴黎公社“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7页。）本来公社真正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 是农民解放的先声。但是，农民却误信凡尔赛反革命政府对公社的造谣污蔑和恶毒攻击，以为公社是“反政府的暴乱”，“巴黎人、社会主义者都赞成瓜分”（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3页。）；以为巴黎人将会剥夺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牲口， 甚至对最贫困的农民也不放过。农民误信凡尔赛政府要和平，而公社则要求战争，要重新对德开战。农民对《公社告农村劳动人民书》这个纲领性文件，所阐明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对农民的保证：“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4页。），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份文件不是直接交到农民手中的，而是在巴黎被围困的情况下，在城郊用汽球向农村散发的，其中大部分被凡尔赛军截获销毁了。由于凡尔赛政府对巴黎的封锁，对公社的造谣污蔑所造成农民对公社的怀疑和抗拒，致使公社时期，农民对公社的声援是微乎其微的。
由此可见，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不仅取决于“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即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取决于农民。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还未成熟，其力量实际上还不能成为农民的领导者；而农民的力量过于分散，他们也未觉悟到承认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领导，并与之结盟。所以，“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本文1994年4月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