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英国与冷战的起源
李世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38~51页
【作者简介】李世安,1952年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100872
在研究冷战起源的问题上,许多研究者认为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近年来有的学者断言“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有着“独立的冷战政策”(注: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第41页。); 还有的人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角色,而是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注:白建才:《美苏冷战史》,陕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但是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评价并不正确,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英国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在冷战开始前,英国并没有独立的冷战政策,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一、丘吉尔政府没有冷战政策
丘吉尔战时内阁是赞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战后美英苏“三大国体制”,由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想法的。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丘吉尔希望与俄国合作,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因此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就巴尔干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丘吉尔建议俄国“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而英国在希腊占有同样的优势;在南斯拉夫则由苏联与英国平分秋色;在匈牙利,英苏势力范围各占50%;在保加利亚,俄国控制75%,其余25%给英国。斯大林同意上述建议,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即百分比协议(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页。)。
通过这个协议,巴尔干地区大部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而英国则确保了在希腊的利益。这个百分比秘密协定,实际上是英苏在该地区划分了势力范围。它也表明当时丘吉尔的政策并不是反苏的,而是寻求与苏联合作,瓜分世界。 后来丘吉尔所称的“铁幕”后面的国家, 正是在1944年10月他答应划归给苏联势力范围的那些地区。因此,这重“铁幕”正是丘吉尔允许斯大林挂上去的。
此后,英苏双方都按这个百分比协议行事,并且丘吉尔对苏联执行这个百分比协议的状况感到满意。当时,英国议会内有人对丘吉尔与苏联订立协议提出质疑,并怀疑苏联的诚意时,丘吉尔于1945年2月27 日在下院为苏联辩护说:“我从克里米亚及所有其它接触中所带回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其它苏联领导人愿意在友谊的公正的基础上与西方民主政府共同生活下去。我还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是算数的。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政府在遵守义务上(即使这些义务是违反他们意愿的)能比俄国苏维埃政府更为确实可靠。在这里,我坚决拒绝讨论俄国人的诚意问题。”(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这段话表明,在1945年初,丘吉尔不仅没有对苏联冷战的政策,而且对与苏联合作是充满信心的。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不赞成丘吉尔与斯大林订立的百分比协定,为了打消罗斯福的顾虑,丘吉尔于1945年3月8日致电罗斯福,强调“斯大林是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谅解的”(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丘吉尔对苏联听任英国军队消灭曾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希腊游击队感到满意。同时斯大林劝说铁托,要他迎回南斯拉夫国王彼得,恢复君主政体。这一做法也使英国感到高兴。
战争结束前,丘吉尔维持着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1945年4月14 日,丘吉尔夫人访苏,受到热情接待。5月8日丘吉尔致信其夫人说:“人类的未来系于英国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英国和苏联“应该本着忠实战友之谊和相互同情,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注: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00页。)。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发表庆祝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演说中,称颂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表达了对苏联的友好感情(注: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4分册,第1125页。)。
即使到冷战开始后的1948年,丘吉尔仍然主张英苏合作。 1948 年12月丘吉尔在下院专门就与苏联合作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想就所有使我们挂心的问题中的最大问题,即关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问题说几句话——只是很简短的几句话。我们应当尽力跟它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我相信在这方面存在着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希望。”(注: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36页。)当时英国参议员齐利亚克斯攻击丘吉尔反苏, 丘吉尔坚决否认(注: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第337页。)。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官方文件中,也没有正式的冷战政策。相反,却有主张美英苏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正式文件。例如1945年7月, 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助理萨金特起草了一份影响广泛的文件。这份文件名为《欧洲胜利日后的估量》。文件强调了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三大国合作”(注:FO371/50912,No. 5471. Stocktaking after VE- Day:Momorandum by Sir O.Sargent 11 July,revised Aug 1945.)。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刚上台的工党领袖们的欣赏。例如工党政府外交大臣就说他对萨金特等人对形势的分析表示“衷心赞同”(注:A. Adamthwaite,Britain and the World,1945—1949:The View from the ForeignOffice,International Affairs 61/2, Spring 1985.)。
1945年7月16日, 当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首次进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丘吉尔曾说:“在人类生活中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因素”,“我们拥有无法抗拒的力量,……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已经起了变化”(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37页。)。但丘吉尔还来不及说明他对未来到底有哪些新看法,就已下台,不再指导英国的对外政策。1947年7月26日,英国议会选举结束, 工党获得下院大多数议席。7月28日,工党内阁组成,艾德礼出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 工党政府是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呢?
二、艾德礼政府并不主张冷战
战争时期,丘吉尔内阁基本由工党控制。艾德礼是丘吉尔政府的副首相和枢密大臣。丘吉尔政府各部几乎都由工党控制着。如贝文是劳工部长,道尔顿担任贸易大臣,莫里森是内政大臣兼治安大臣。所以有人在1945年评论说,英国五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工党政府,而丘吉尔虽为首相,但不理内政,其下台是必然的。由于艾德礼担任首相,战时内阁的对苏政策自然就容易沿袭下来。
艾德礼政府没有冷战政策。艾德礼主张与苏联合作以保持世界和平。艾德礼作为首相,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与旧金山会议,主张战后维持美英苏合作的三大国体制。他对联合国寄予极大希望。
当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许多人认为反苏有了王牌武器,可以不再与苏联合作。但是艾德礼不赞成这种观点。1945年9月25日, 他写信给杜鲁门,提出美国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可能只是暂时的,如果发生核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核战争。为此,必须尽一切力量维护在旧金山创造的集体安全体系, 让联合国发生作用(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1945—1950) Vol.2,document number 196, pp. 544 —547, see also Pierre deSenarclens,From Yalta to the Iron Curtain: The Great Powers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USA,1995,p.89.)。
艾德礼反对英国长期以来由外交部和殖民部奉行的殖民主义外交政策。他认为由于原子武器时代的到来,英国必须重新考虑其世界战略。英国依靠海上力量保卫英帝国和英联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19世纪,谁占有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埃及和拥有海上力量,谁就可以安全通过地中海。但在“空中时代”,拥有这些地方和海上力量已经不够。英国的防卫必须依靠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安全机制。因此艾德礼主张非殖民化,不主张保卫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他认为保留英帝国并没有好处,因为殖民地只会成为英国的一种经济负担。他甚至提出疑问:“为什么只有少数大国要去对落后国家进行委任统治呢? ”(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Vol. 2, documentnumber 196,pp.42—43.)
外交大臣贝文在非殖民化问题上与艾德礼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且贝文有时抱怨俄国对英国殖民地的威胁。但是贝文仍然主张与苏联合作。同时,艾德礼往往在关键时刻干预外交事务,控制局势,因此英国的外交政策最终是按艾德礼的意志来制定的。
贝文担任外交大臣不久,即于1945年8月20日发表政策讲话。 在讲话中,他声称不改变上届丘吉尔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即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4年10月达成的百分比协定。
在非殖民化问题上,贝文认识到印度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局面将会改变。但是贝文忠于维多利亚传统,并认为大英帝国的存在仍然具有价值。所以在英国的战略防御问题上他的看法与艾德礼不一致。他主张英国应该吸收新资源以保证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他认为谁占有意大利原在非洲的殖民地是最为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殖民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是英国通往英国各殖民地,通往印度支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交通要道。英国必须确保这些地区不为潜在的敌国所占有。
贝文特别强调地中海地区对英国的特殊价值,要求英国必须保持在该地的支配权。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受到了苏联的挑战。苏联为了巩固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提出要托管意大利原殖民地的黎波里。苏联的目的是迫使西方在巴尔干问题上做出让步。贝文当然反对苏联的这一要求。贝文希望意大利继续对的黎波里进行委任统治,而意大利的其它殖民地则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这些地方包括克里尼卡、意属索马里和欧加登。但是贝文主张与苏联妥协来解决上述问题。他不会因意大利原殖民地问题就主张与苏联发生对抗,因为英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反对意大利重新领有非洲殖民地,也反对英国进行托管。美国的立场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所以遭到英国的反对。
英国十分明白,俄国并不想真正占有的黎波里,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迫使英美在巴尔干问题上做出让步。对此,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助理萨金特指出,苏联对意大利原殖民地的黎波里的托管要求并不是认真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使英美以此作为交换承认其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 Vol. 2,document number 120,pp.349—350.)。
这一时期英美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了英苏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矛盾。首先,美国视英国为潜在的贸易对手,故于1945年8月24 日取消了租借法案。美国的这一做法使英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英国首相艾德礼对此给予公开谴责(注: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接着美国在英国向其要求贷款的问题上设置障碍,拒绝英国提出的把贷款作为赠予或无息贷款的要求。美国声明,在美国向英国提供财政援助时,要求英国废除“英帝国特惠制”。英国赴美贷款谈判的负责人、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此十分不满。而使英国政府更难于接受的是美国公然要求侵入英国势力范围。1945年11月7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给英国政府一份美国希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拥有的海军基地的清单,其中部分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贝文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强调要实行三大国合作体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贝文提出了“三门罗”主义。1945年11月7 日贝文写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强调与苏联合作,实现三大国体制。在这份备忘录中,贝文对在旧金山建立的集体安全原则未能贯彻和大国之间出现的分裂表示遗憾。他用“三门罗”来形容三大国正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他对“三门罗”的解释如下:美国由于强大的财政经济力量,正把“门罗宣言”的范围扩大到远东,其势力范围包括了中国和日本;而苏联正在欧洲大陆扩大势力范围,西从卢贝克至亚得里亚一线开始,东到中国的旅顺港;英国则处于两国争夺的夹缝之间。
贝文认为如果美苏的势力范围巩固下来,英国就将十分孤立,在世界上的处境就会十分困难。因此他主张英国应该保卫庞大的英国势力范围,这些范围包括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英国自治领、印度和英国的非洲殖民地。而为了保卫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英国应当试图站在苏联一边来解决巴尔干问题。为此,他认为不应再推迟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 Vol.2,pp.699—707.)。
后来由于美国的一些做法使贝文不满,他就更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例如1945年11月23日,美国未与英国商议即向苏联建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这使贝文极不高兴。因为担心被排斥于世界事务之外,贝文才勉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在会上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协商即提出了要求苏联撤出中国、中东和巴尔干的要求,贝文为此感到不安。在会上,虽然他也希望苏联澄清其在地中海与中东的政策,但并不想与苏联对抗,而是希望与苏联达成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新协议。
12月,贝文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抱怨英国反对把原意大利殖民地的黎波里交给苏联进行委任统治。斯大林说:“英国在印度及印度洋有殖民利益;美国的势力范围有中国和日本;但苏联却没有什么殖民地。”贝文立即指出苏联也有势力范围,即从卢贝克至旅顺。贝文不仅明确承认了苏联势力范围,而且表示只要苏联不渗透到英国势力范围, 英国就不会与苏联对立(注:Documents on BritishPolicy Overseas:Series I,Vol.2,p.868.)。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1945年底英苏虽有矛盾,但英国的政策是寻求与苏联妥协,划分势力范围。同时英美之间也存在矛盾。在这一时期,英国工党政府并没有实行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
1946年3月, 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的富尔顿学院公开发表了“铁幕”演说,那么英国政府是否转向了反苏冷战政策呢?
三、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
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很快就背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开始准备执行反苏政策。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召开了白宫专门会议,与会者有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海军上将李海、陆军少将约翰·R·迪恩、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邓恩、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查尔斯·波伦等人。在会上杜鲁门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改变对苏政策。他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别再提!”曾任美国访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迪恩少将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更主张对苏采取强硬路线。1945年4月23日, 杜鲁门上台仅11天,就与访问美国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波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苏关系开始蒙上阴影(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11—13页。)。
接着杜鲁门采取组织行动,把罗斯福当政时的政府部长调走或让他们辞职。1945年6月30至7月18日之间,有6位阁员被调走或辞职, 其中最著名的是更换了制定战后使德国非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的小亨利·摩根索,并用贝尔纳斯代替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
在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当天,杜鲁门就宣告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公然不再顾及美苏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曾著文说,在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时, 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战后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美国决心要对与美国对立的阵营进行圣战。克罗克写道:“那时他已下定决心,一有适当机会,只要国会和人民认为这样做合适,他就将宣布这一新的主义。有好几次他认为时机已到,但为他的一些重要顾问们所劝阻。”(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49页。)
杜鲁门对在其政府工作的官员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总是以罢免他们职务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对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处理就是这样。虽然贝尔纳斯刚担任国务卿时是赞同杜鲁门的反苏看法的,但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到有必要向苏联作一些妥协。1945年10月30日,贝尔纳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美国“同情”苏联把中、东欧的邻国纳入更为友好的联盟中去的一切努力,“欣赏”苏联决不容忍那些蓄意采取针对苏联的安全与生活方式的政策。他要求苏联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也采取同样克制的态度(注: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贝尔纳斯的文章遭到美国国务院其它官员的反对,也遭到美军总参谋长李海、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反对。
1945年12月,贝尔纳斯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但是美国报刊攻击他“姑息”苏联。这件事使杜鲁门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十分恼火,后来贝尔纳斯为此失去了国务卿之职(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38页。)。
1946年1月,杜鲁门给贝尔纳斯一份备忘录, 说明美国要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杜鲁门写道:“除非让俄国看到铁拳和听到强硬的语言,否则战争就很难避免。”他强调说:“我们不应当再搞什么妥协了。……我对哄孩子似的迁就苏联人感到厌倦了。”杜鲁门称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新起点(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52页。)。一个半月后,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凯南从莫斯科发回那封著名的“长电报”。这封电报为杜鲁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依据。因此,并不是美国领导人在看了这封电文后才制定对苏强硬政策,而是在这封电报到达之前,杜鲁门的反苏冷战政策已经内定。有没有凯南的电报,杜鲁门主义都将出台,问题只是何时出台而已。
杜鲁门很快找到了机会。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用列宁主义观点重申了苏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重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危机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一讲话被杜鲁门利用来制造反苏舆论。此后美国反苏行动升级。
秉承杜鲁门的意志,贝尔纳斯就斯大林的讲话在纽约向国际报业俱乐部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申明没有主权国家的同意,任何大国无权在它国驻军,也无权在盟国还没有确定以何种方式赔款时,占有德国或原德国卫星国的财产和领土。同时,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建议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保护希腊与土耳其。后来美国政府以护送在战争时期死于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国大使的遗骸返回土耳其的名义,派出军舰开到伊斯坦布尔(注: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 NY,Norton, 1982,p.189.)。接着杜鲁门利用丘吉尔访美的机会,通过丘吉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
1946年1月丘吉尔到美国作私人访问。 杜鲁门十分重视丘吉尔的访问。1月14日,杜鲁门接见丘吉尔,双方会谈达2小时之久。然后,美军总参谋长李海会见了丘吉尔。2月16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罗斯福总统的好友、美国有影响的金融家及向英国贷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贝纳德、巴鲁克又与丘吉尔进行了会谈。通过上述活动,丘吉尔充分了解了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的陪同下到密苏里的富尔顿学院接受该学院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丘吉尔在这一场合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全面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其内容包括美国要保守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否则如果苏联拥有这种武器,就将“威胁”世界和平。他要求英联邦中讲英语的国家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反对来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耸人听闻地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已经降下了一重铁幕。在这重铁幕的后面有中、东欧各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他还说共产主义可能在意大利和法国带来“危险”,而从苏联得到命令的“第五纵队”正在全世界行动。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上述倾向继续下去,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确信苏联除了力量之外不会钦慕什么,苏联不会尊重弱小者,特别不会尊重军事力量弱小者(注:Randolf S.Churchill ed., TheSinews of Peace,Post-war Speeches by Winston Churchill, London1948,pp.93—105.)。
丘吉尔的上述讲话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行动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并非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丘吉尔的讲话遭到了大西洋两岸人民的批评。杜鲁门不得不虚伪地否认,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丘吉尔讲演的内容。但杜鲁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使人们更认为是杜鲁门与丘吉尔共同商定了这次讲话的内容。
丘吉尔申明他在富尔顿讲演的内容是个人的观点。但由于是杜鲁门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陪同他做了这一演讲,所以他无法否认人们对他的指责,即他的讲话是杜鲁门授意的。事实上,丘吉尔的讲话稿事先经杜鲁门与贝尔纳斯看过(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后来丘吉尔写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信,也反映出他的“富尔顿讲演”表达的是美国官方的意见。在这封信中,丘吉尔说:“在经过与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几天最友好的接触后,以及在与贝尔纳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他“毫不怀疑美国对苏联威胁的深深的不安”。丘吉尔说美国“并不准备签订让伊朗、中国东北和朝鲜被蚕食的条约,也不会牺牲土耳其、希腊而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最后丘吉尔承认:“他们向我证实,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办法是显示力量与抵抗。我预言这些观点在最近的将来会在美国占主导地位。 ”(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上述内容充分表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至少是与美国政府商议过的。这封信写于丘吉尔发表富尔顿讲演之后,当时英国并没有表示要放弃希腊和土耳其。但丘吉尔却在信中说美国不会牺牲希、土,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因此可以说早在1946年3月,美国就已准备利用希、 土问题反苏。而1947年2月英国才宣布将放弃希、土。 因此不是英国利用希腊挑起冷战,而是美国利用英国放弃希腊的机会挑起冷战,英美政府并未合谋。
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相反,他的讲话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安。贝文认为丘吉尔的讲话不妥,公开谴责苏联只能起反作用。艾德礼和贝文都公开表示“铁幕”演说是私人演讲,不代表政府主张(注:K·摩根主编《执政中的工党:1945 —1951 》, 纽约1984年版,第245—246页。)。英国许多议员还在一个动议上签名,反对丘吉尔的讲话(注:《欧洲联合》,第108页。)。
苏联对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感到怀疑和愤怒,他们不相信丘吉尔的讲话代表了英国官方观点。1946年5月底, 斯大林在接见英国新任驻苏大使毛雷士·彼得森时,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彼得森明确回答说,丘吉尔并不是作为一个政府成员在说话,他也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去这样做(注:Roy Douglas,From War to Cold War, 1942 —1948, London1987,p.138.)。
“铁幕”的确是丘吉尔的语言。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讲话共有三次。但在前二次使用“铁幕”这个词时,丘吉尔明确是指苏联的势力范围,不是要挑起冷战。即使在富尔顿讲话中,丘吉尔也强调“铁幕”是指势力范围。关于这一点,丘吉尔1948年1月23 日在英国下院就外交问题发表讲话时做了以下说明:“那时我说,我不相信苏联政府要打仗。我说他们想要战争的果实。我指出苏俄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严重影响——铁幕”等等(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4分册,第974页。)。
丘吉尔第一次使用“铁幕”一词出现在1945年5月13 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但当时他并不主张反苏。正是在5月13日, 丘吉尔在伦敦发表的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演说中,还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1945年6月4日,丘吉尔再次说:“苏联降下了一重铁幕,把我们和东边隔开”(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 卷·下部·第3分册,第836页。)。这些话当然反映出丘吉尔对苏联把中、东欧当成势力范围不满,但此时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例如1945年7月23日,当斯大林在招待丘吉尔的宴会上说, 苏联希望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时,丘吉尔当即表示:“我会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第881页。 )。但是无论此时丘吉尔的想法如何,他很快于7月底下台。 此后英国的对外政策是由艾德礼政府制定而不是由丘吉尔制定,那么在1945年7 月后,工党政府是否有冷战政策呢?
四、杜鲁门主义出台前英国没有冷战政策
英国是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英国是反苏的。从地缘政治出发,英国要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其它种种问题,从战后至1947年3月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出台, 艾德礼政府执行的是一条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不是反苏政策。英国支持希腊反动政府是得到苏联默许的。作为交换,英国也不反对苏联支持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虽然后来英国无力再支持希腊反动政府,美国卷入,但这不是英国挑起冷战的阴谋,而是英国为摆脱危机和经济负担采取的一种政策,更不是丘吉尔“富尔顿讲演”精神的体现。
事实上英国缺乏反对苏联和保持庞大殖民帝国的资源,军事开支不足,因此不能执行公然反苏的政策。相反,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从希腊撤走,是艾德礼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
由于经济力量不足,不能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外交,在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被迫作出裁军的决定。1946年6月,英军有206.8 万人, 到1947年3月31日将减少到144万人。1946年1月, 艾德礼在财政大臣道尔顿的支持下,要求再次削减这一数字。艾德礼的计划是到1946年6 月30日,英军应减少到190万,到1946年12月31日则减少到110万。艾德礼强调国内的需要远远比国防重要。
1946年3月,艾德礼要求大大削减英国在中东和埃及的义务, 撤走驻军。他说英国不可能保持在希腊的统治,他强调不能为保卫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地而与苏联对抗。
虽然英国军方反对艾德礼的观点,他们要求保卫中东和南亚,要求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通线,防止俄国在中东获得立足点。在艾德礼与军方的争论中,贝文支持军方立场,他坚持要在希腊保持英国军事力量,直到巴尔干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为止(注:CAB(Cabinet)131, n. 3,18 June.)。但是在实践中,艾德礼的意见占了上风。 贝文也认识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已经动摇,英国必须从地中海和中东撤退到肯尼亚至拉各斯一线。贝文还拟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并得到了艾德礼的认可。
在财政部的压力下,无论军方观点如何,英国实际上按艾德礼的计划一步步地从殖民地撤退。此时英国已经无力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更不要说采取积极的反苏政策。英国公众是支持艾德礼的非殖民化政策的。从1945年6月到1946年4月,英国运送了数百万吨食物到德国英占区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同时,占领德国的费用也花费了3.2亿美元。 这对英国来说太昂贵了。当时英国经济困难,人民还在实行面包定量供应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众当然不能同意在德国花这样多的钱。因此在当时也不会同意英政府为德国问题而反苏。
英国公众反对与苏联为敌的政策。1946年10月29日,21个工党议员写信给艾德礼,敦促政府在美国“自由企业”和苏联“极权”的社会政治生活之间走中间道路。由于这些议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话很有分量。11月12日,英国工党议员发表了两份修正案:其一是反对和平时期征兵;其二是反对与苏联为敌(注:Roy Douglas, From War toCold War,1942—1948,Macmilian Press,1987,pp.142—143.)。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政府内有一股反苏势力,但他们没有能左右英国的对外政策。例如英国驻苏大使F.罗伯兹在1946年3 月从莫斯科发回一封内容与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发回华盛顿的“长电报”电容相似的电报。但是罗伯兹的电报未能使艾德礼政府改变政策。
1946年12月1日, 艾德礼写信指示正在出席纽约和平会议的外交大臣贝文,说英国虽有义务,但却没有能力保持这些义务,特别是不能保持在希腊的义务。同时艾德礼向英国传统的帝国主义战略提出疑问,认为英国不可能保住在中东的影响,因此他希望与苏联达成某些协议。他认为应承认希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中立。在这里,艾德礼并没有提出要利用希腊、土耳其等国反苏。而艾德礼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表示怀疑, 担心美国利用英国为其战略服务(注:FO 800/475, 1December 1946.)。
艾德礼决定改变传统的英国对外政策。他希望加快印度独立和缅甸独立的步伐。1946年12月20日,他在伦敦接见了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昂山。紧接着艾德礼宣布英国将放弃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艾德礼说在中东保留英国基地,代价过于昂贵,而且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在该地区保持基地的做法已经过时。他说如果要保持在中东的影响,英国就必须向土耳其、希腊、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等国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其结果是英国将被拖入与俄国的争斗之中。艾德礼还进一步说,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希腊,就会被指责为支持落后和反动的国家,引起与苏联的对抗。
在艾德礼看来,俄国政权是用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吸引广大人民的政府。从战略眼光来看,俄国是令人钦佩的,有能力渗入中东。英国在财力不继的情况下,企图保持在中东的影响,是一种“绝望的战略”。因此,艾德礼反复强调要寻求与俄国妥协,达成协议(注:FO 800/476.)。
但是外交大臣贝文不同意艾德礼的上述观点,他批评艾德礼关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观点“将是另一个慕尼黑”,而且是“世界规模上的慕尼黑”。他认为希腊和土耳其将成为另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他认为英国已经宣布了放弃印度和缅甸,如果再宣布放弃中东,就将被视为放弃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但是贝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艾德礼的观点。
正当贝文与艾德礼发生争论时,1947年英国经济空前恶化,迫使英国要宣布放弃希腊,艾德礼的政策得到执行。1947年英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已经告罄,资金极度缺乏。此外,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雪下得特别大。1947年1月底,泰晤士河完全冰冻,火车被迫停开,公路、 港口都被冻住。由于煤运不到工厂,电力中断,生产停滞。英国政府被迫对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定量供应。到2月,英国失业人口达200万。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948年大大削减经费。 同时政府向议会递交了一份《1947年经济分析》的咨文,宣布战后经济恢复的失败,并宣称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难于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再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工党政府被迫放弃其海外的一些殖民地。1947年1月28日, 英国宣布缅甸不久将独立;2月18日, 在得到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同意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保证后,贝文通知议会,政府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2 月20日,艾德礼郑重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前撤出印度。 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政府,1947年3月31日后,英国将不再承担在希腊的政治经济责任。 同时, 英国将停止援助土耳其(注:FO371/61504.)。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英国放弃希、土,主要不是从冷战角度考虑,而是从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的角度考虑。因此不能说这是英国挑起冷战的一种阴谋。美国一直在伺机宣布杜鲁门主义。1947年1月, 在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中,就强调“希腊的陷落”将在反共国家引起惊恐和失败主义,使苏联渗入近东。因此美国将从英国手中接过希腊问题,利用希腊问题大做文章。
这时,美国政府内的反苏气氛达到高潮。2月17日, 美国欧洲事务司代理司长约翰·希克森写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要反对苏联。希克森说:“如果我们从对付希特勒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向苏联让步只会刺激他们的胃口。”(注:Walfer Hixson and George F.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9,pp.60—61.)这时主张对苏妥协的贝尔纳斯已被免职,由马歇尔接替。马歇尔积极主张反苏。而五角大楼则一贯主张遏制苏联,由美国接管英国在地中海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给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和军事援助。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内在反苏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因此当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英国将放弃希腊后, 杜鲁门即认为宣布反苏的杜鲁门主义的时机已到。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适合于他“怀抱已久的目的”的局势已经到来。于是他让有关人员草拟“全球性的反共政策”(注: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纽约1961年版,第443—476页。)。同时,杜鲁门于2月21 日召开了国会与白宫最高领导人会议,研究了希腊问题和反苏问题。3月12日, 杜鲁门在国会山作了正式讲话,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的讲话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责任”,宣布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圣战。杜鲁门主义的公布,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苏联对此被迫作出反应,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五、结论
1945年希特勒就曾预言过,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以前,世界上将有两个大国相互斗争:即美国和苏联的斗争。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将使这两个大国在军事、经济和各方面进行较量(注: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USA,1996,p.1.)。虽然希特勒在说这番话时,目的是指西方仍需要一个强大的复兴的德国以抗衡苏联,但他的话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二战后出现的美苏之间的冷战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冷战的起源,其原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从美苏两国争霸中去探寻,而不应该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
冷战实际上是美苏两极格局的斗争,是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从1945年至1948年前的世界形势,由于英国的衰落,特别是艾德礼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英国不仅没有实力,而且也不愿卷入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因此不能片面夸大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了“富尔顿讲演”, 但他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和美国政府的观点。而且1948年前丘吉尔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反对与苏联合作,相反他主张三大国合作。战时他就曾两次使用“铁幕”一词来描述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仍然主张英苏合作。他的这种思想在冷战开始前一直没有改变。1948年12月10日,冷战已经开始,但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仍否认他提倡反苏政策。丘吉尔说:我常常提出忠告说,“在俄国像美国一样也拥有原子弹以前,我们应当尽力跟它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从未试图为这样一种重大而严肃的谈判提出过什么预定时间。”丘吉尔坚决反驳议员齐利亚克斯的指责,即说和俄国打仗的政策就是丘吉尔的政策。丘吉尔驳斥道:“我想就这点说说清楚,这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政策——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一直热切地希望,而我至今尚未放弃这种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和苏俄还可以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至于冷战问题,丘吉尔甚至推卸责任说:“由于我已卸任,没有能保持这种友谊的气氛,也没有能达成愉快而友好的协议,这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证实他主张与苏联合作,还引用了1945年4月29日他写给斯大林的信的内容。在信中, 他强调要同苏联友好合作。丘吉尔说不仅在他的任上,他忠实地为英苏合作而工作,而且今后愿尽其权限所及而继续这样做。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还向斯大林保证,英国绝对不支持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波兰政府。他重申要遵守雅尔塔协议(注:《欧洲联合》,第337—338页。)。由此观之,丘吉尔不可能是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他顶多只是一个美国冷战政策的传声筒或敲边鼓者。
至于英国政府在1947年2月宣布放弃希腊, 正如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一样,只是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是英国被迫放弃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英国的主要考虑并非为了冷战,而是从不堪经济重负的角度出发。
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和英国政府放弃希腊的做法是冷战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美国公开其冷战政策提供了机会。但英国并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冷战形成的推动者,更不能就此说英国有积极的促成冷战形成的政策。
最近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盖迪斯(Gaddis)也反驳了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说法。盖迪斯在其新作《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注: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说,有人说英国促进了冷战,英国工党政府鼓励美国实行对苏冷战政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加强了这一努力。还有人说贝文在1947年2月把希腊和土耳其提交给联合国, 使美国不得不卷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盖迪斯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上述说法太天真,杜鲁门及其顾问们不是傻子和幼稚的孩子。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他们确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盖迪斯强调,美国从未把主动权让给欧洲(注:John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USA, 1996,p. 43.)。
盖迪斯认为冷战主要是战后美苏两大国企图统治世界,当一个国家做了一件事后,另一个国家就会采取对策,予以回应。第三国也可能卷入,但有时要受他们控制。上述观点对我们认识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无疑是有帮助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4期第38~51页
【作者简介】李世安,1952年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100872
【内容提要】 | 作者对许多人提出的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前,无论是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的争霸中去探讨,而不应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
但是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评价并不正确,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英国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在冷战开始前,英国并没有独立的冷战政策,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一、丘吉尔政府没有冷战政策
丘吉尔战时内阁是赞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战后美英苏“三大国体制”,由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想法的。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丘吉尔希望与俄国合作,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因此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就巴尔干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丘吉尔建议俄国“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而英国在希腊占有同样的优势;在南斯拉夫则由苏联与英国平分秋色;在匈牙利,英苏势力范围各占50%;在保加利亚,俄国控制75%,其余25%给英国。斯大林同意上述建议,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即百分比协议(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页。)。
通过这个协议,巴尔干地区大部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而英国则确保了在希腊的利益。这个百分比秘密协定,实际上是英苏在该地区划分了势力范围。它也表明当时丘吉尔的政策并不是反苏的,而是寻求与苏联合作,瓜分世界。 后来丘吉尔所称的“铁幕”后面的国家, 正是在1944年10月他答应划归给苏联势力范围的那些地区。因此,这重“铁幕”正是丘吉尔允许斯大林挂上去的。
此后,英苏双方都按这个百分比协议行事,并且丘吉尔对苏联执行这个百分比协议的状况感到满意。当时,英国议会内有人对丘吉尔与苏联订立协议提出质疑,并怀疑苏联的诚意时,丘吉尔于1945年2月27 日在下院为苏联辩护说:“我从克里米亚及所有其它接触中所带回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其它苏联领导人愿意在友谊的公正的基础上与西方民主政府共同生活下去。我还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是算数的。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政府在遵守义务上(即使这些义务是违反他们意愿的)能比俄国苏维埃政府更为确实可靠。在这里,我坚决拒绝讨论俄国人的诚意问题。”(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这段话表明,在1945年初,丘吉尔不仅没有对苏联冷战的政策,而且对与苏联合作是充满信心的。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不赞成丘吉尔与斯大林订立的百分比协定,为了打消罗斯福的顾虑,丘吉尔于1945年3月8日致电罗斯福,强调“斯大林是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谅解的”(注:戴维·霍尔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丘吉尔对苏联听任英国军队消灭曾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希腊游击队感到满意。同时斯大林劝说铁托,要他迎回南斯拉夫国王彼得,恢复君主政体。这一做法也使英国感到高兴。
战争结束前,丘吉尔维持着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1945年4月14 日,丘吉尔夫人访苏,受到热情接待。5月8日丘吉尔致信其夫人说:“人类的未来系于英国和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英国和苏联“应该本着忠实战友之谊和相互同情,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注: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00页。)。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发表庆祝打败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演说中,称颂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表达了对苏联的友好感情(注: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4分册,第1125页。)。
即使到冷战开始后的1948年,丘吉尔仍然主张英苏合作。 1948 年12月丘吉尔在下院专门就与苏联合作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想就所有使我们挂心的问题中的最大问题,即关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问题说几句话——只是很简短的几句话。我们应当尽力跟它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我相信在这方面存在着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希望。”(注: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36页。)当时英国参议员齐利亚克斯攻击丘吉尔反苏, 丘吉尔坚决否认(注: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 第337页。)。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官方文件中,也没有正式的冷战政策。相反,却有主张美英苏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正式文件。例如1945年7月, 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助理萨金特起草了一份影响广泛的文件。这份文件名为《欧洲胜利日后的估量》。文件强调了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三大国合作”(注:FO371/50912,No. 5471. Stocktaking after VE- Day:Momorandum by Sir O.Sargent 11 July,revised Aug 1945.)。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刚上台的工党领袖们的欣赏。例如工党政府外交大臣就说他对萨金特等人对形势的分析表示“衷心赞同”(注:A. Adamthwaite,Britain and the World,1945—1949:The View from the ForeignOffice,International Affairs 61/2, Spring 1985.)。
1945年7月16日, 当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首次进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丘吉尔曾说:“在人类生活中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因素”,“我们拥有无法抗拒的力量,……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已经起了变化”(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37页。)。但丘吉尔还来不及说明他对未来到底有哪些新看法,就已下台,不再指导英国的对外政策。1947年7月26日,英国议会选举结束, 工党获得下院大多数议席。7月28日,工党内阁组成,艾德礼出任首相,贝文任外交大臣。 工党政府是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呢?
二、艾德礼政府并不主张冷战
战争时期,丘吉尔内阁基本由工党控制。艾德礼是丘吉尔政府的副首相和枢密大臣。丘吉尔政府各部几乎都由工党控制着。如贝文是劳工部长,道尔顿担任贸易大臣,莫里森是内政大臣兼治安大臣。所以有人在1945年评论说,英国五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工党政府,而丘吉尔虽为首相,但不理内政,其下台是必然的。由于艾德礼担任首相,战时内阁的对苏政策自然就容易沿袭下来。
艾德礼政府没有冷战政策。艾德礼主张与苏联合作以保持世界和平。艾德礼作为首相,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与旧金山会议,主张战后维持美英苏合作的三大国体制。他对联合国寄予极大希望。
当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许多人认为反苏有了王牌武器,可以不再与苏联合作。但是艾德礼不赞成这种观点。1945年9月25日, 他写信给杜鲁门,提出美国在原子弹方面的优势可能只是暂时的,如果发生核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核战争。为此,必须尽一切力量维护在旧金山创造的集体安全体系, 让联合国发生作用(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1945—1950) Vol.2,document number 196, pp. 544 —547, see also Pierre deSenarclens,From Yalta to the Iron Curtain: The Great Powers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USA,1995,p.89.)。
艾德礼反对英国长期以来由外交部和殖民部奉行的殖民主义外交政策。他认为由于原子武器时代的到来,英国必须重新考虑其世界战略。英国依靠海上力量保卫英帝国和英联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19世纪,谁占有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埃及和拥有海上力量,谁就可以安全通过地中海。但在“空中时代”,拥有这些地方和海上力量已经不够。英国的防卫必须依靠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安全机制。因此艾德礼主张非殖民化,不主张保卫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他认为保留英帝国并没有好处,因为殖民地只会成为英国的一种经济负担。他甚至提出疑问:“为什么只有少数大国要去对落后国家进行委任统治呢? ”(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Vol. 2, documentnumber 196,pp.42—43.)
外交大臣贝文在非殖民化问题上与艾德礼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且贝文有时抱怨俄国对英国殖民地的威胁。但是贝文仍然主张与苏联合作。同时,艾德礼往往在关键时刻干预外交事务,控制局势,因此英国的外交政策最终是按艾德礼的意志来制定的。
贝文担任外交大臣不久,即于1945年8月20日发表政策讲话。 在讲话中,他声称不改变上届丘吉尔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即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4年10月达成的百分比协定。
在非殖民化问题上,贝文认识到印度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局面将会改变。但是贝文忠于维多利亚传统,并认为大英帝国的存在仍然具有价值。所以在英国的战略防御问题上他的看法与艾德礼不一致。他主张英国应该吸收新资源以保证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他认为谁占有意大利原在非洲的殖民地是最为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殖民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是英国通往英国各殖民地,通往印度支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交通要道。英国必须确保这些地区不为潜在的敌国所占有。
贝文特别强调地中海地区对英国的特殊价值,要求英国必须保持在该地的支配权。而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受到了苏联的挑战。苏联为了巩固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提出要托管意大利原殖民地的黎波里。苏联的目的是迫使西方在巴尔干问题上做出让步。贝文当然反对苏联的这一要求。贝文希望意大利继续对的黎波里进行委任统治,而意大利的其它殖民地则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这些地方包括克里尼卡、意属索马里和欧加登。但是贝文主张与苏联妥协来解决上述问题。他不会因意大利原殖民地问题就主张与苏联发生对抗,因为英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反对意大利重新领有非洲殖民地,也反对英国进行托管。美国的立场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所以遭到英国的反对。
英国十分明白,俄国并不想真正占有的黎波里,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迫使英美在巴尔干问题上做出让步。对此,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助理萨金特指出,苏联对意大利原殖民地的黎波里的托管要求并不是认真的,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使英美以此作为交换承认其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 Vol. 2,document number 120,pp.349—350.)。
这一时期英美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了英苏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矛盾。首先,美国视英国为潜在的贸易对手,故于1945年8月24 日取消了租借法案。美国的这一做法使英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英国首相艾德礼对此给予公开谴责(注: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接着美国在英国向其要求贷款的问题上设置障碍,拒绝英国提出的把贷款作为赠予或无息贷款的要求。美国声明,在美国向英国提供财政援助时,要求英国废除“英帝国特惠制”。英国赴美贷款谈判的负责人、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此十分不满。而使英国政府更难于接受的是美国公然要求侵入英国势力范围。1945年11月7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给英国政府一份美国希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拥有的海军基地的清单,其中部分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贝文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强调要实行三大国合作体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贝文提出了“三门罗”主义。1945年11月7 日贝文写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强调与苏联合作,实现三大国体制。在这份备忘录中,贝文对在旧金山建立的集体安全原则未能贯彻和大国之间出现的分裂表示遗憾。他用“三门罗”来形容三大国正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他对“三门罗”的解释如下:美国由于强大的财政经济力量,正把“门罗宣言”的范围扩大到远东,其势力范围包括了中国和日本;而苏联正在欧洲大陆扩大势力范围,西从卢贝克至亚得里亚一线开始,东到中国的旅顺港;英国则处于两国争夺的夹缝之间。
贝文认为如果美苏的势力范围巩固下来,英国就将十分孤立,在世界上的处境就会十分困难。因此他主张英国应该保卫庞大的英国势力范围,这些范围包括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英国自治领、印度和英国的非洲殖民地。而为了保卫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英国应当试图站在苏联一边来解决巴尔干问题。为此,他认为不应再推迟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Series I, Vol.2,pp.699—707.)。
后来由于美国的一些做法使贝文不满,他就更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例如1945年11月23日,美国未与英国商议即向苏联建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这使贝文极不高兴。因为担心被排斥于世界事务之外,贝文才勉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在会上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协商即提出了要求苏联撤出中国、中东和巴尔干的要求,贝文为此感到不安。在会上,虽然他也希望苏联澄清其在地中海与中东的政策,但并不想与苏联对抗,而是希望与苏联达成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新协议。
12月,贝文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抱怨英国反对把原意大利殖民地的黎波里交给苏联进行委任统治。斯大林说:“英国在印度及印度洋有殖民利益;美国的势力范围有中国和日本;但苏联却没有什么殖民地。”贝文立即指出苏联也有势力范围,即从卢贝克至旅顺。贝文不仅明确承认了苏联势力范围,而且表示只要苏联不渗透到英国势力范围, 英国就不会与苏联对立(注:Documents on BritishPolicy Overseas:Series I,Vol.2,p.868.)。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在1945年底英苏虽有矛盾,但英国的政策是寻求与苏联妥协,划分势力范围。同时英美之间也存在矛盾。在这一时期,英国工党政府并没有实行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
1946年3月, 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的富尔顿学院公开发表了“铁幕”演说,那么英国政府是否转向了反苏冷战政策呢?
三、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
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很快就背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开始准备执行反苏政策。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召开了白宫专门会议,与会者有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海军上将李海、陆军少将约翰·R·迪恩、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邓恩、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查尔斯·波伦等人。在会上杜鲁门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改变对苏政策。他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别再提!”曾任美国访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迪恩少将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更主张对苏采取强硬路线。1945年4月23日, 杜鲁门上台仅11天,就与访问美国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波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苏关系开始蒙上阴影(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11—13页。)。
接着杜鲁门采取组织行动,把罗斯福当政时的政府部长调走或让他们辞职。1945年6月30至7月18日之间,有6位阁员被调走或辞职, 其中最著名的是更换了制定战后使德国非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的小亨利·摩根索,并用贝尔纳斯代替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
在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当天,杜鲁门就宣告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公然不再顾及美苏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曾著文说,在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时, 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战后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美国决心要对与美国对立的阵营进行圣战。克罗克写道:“那时他已下定决心,一有适当机会,只要国会和人民认为这样做合适,他就将宣布这一新的主义。有好几次他认为时机已到,但为他的一些重要顾问们所劝阻。”(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49页。)
杜鲁门对在其政府工作的官员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总是以罢免他们职务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对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处理就是这样。虽然贝尔纳斯刚担任国务卿时是赞同杜鲁门的反苏看法的,但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到有必要向苏联作一些妥协。1945年10月30日,贝尔纳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美国“同情”苏联把中、东欧的邻国纳入更为友好的联盟中去的一切努力,“欣赏”苏联决不容忍那些蓄意采取针对苏联的安全与生活方式的政策。他要求苏联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也采取同样克制的态度(注: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贝尔纳斯的文章遭到美国国务院其它官员的反对,也遭到美军总参谋长李海、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反对。
1945年12月,贝尔纳斯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但是美国报刊攻击他“姑息”苏联。这件事使杜鲁门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十分恼火,后来贝尔纳斯为此失去了国务卿之职(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38页。)。
1946年1月,杜鲁门给贝尔纳斯一份备忘录, 说明美国要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杜鲁门写道:“除非让俄国看到铁拳和听到强硬的语言,否则战争就很难避免。”他强调说:“我们不应当再搞什么妥协了。……我对哄孩子似的迁就苏联人感到厌倦了。”杜鲁门称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新起点(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52页。)。一个半月后,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凯南从莫斯科发回那封著名的“长电报”。这封电报为杜鲁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依据。因此,并不是美国领导人在看了这封电文后才制定对苏强硬政策,而是在这封电报到达之前,杜鲁门的反苏冷战政策已经内定。有没有凯南的电报,杜鲁门主义都将出台,问题只是何时出台而已。
杜鲁门很快找到了机会。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用列宁主义观点重申了苏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重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危机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一讲话被杜鲁门利用来制造反苏舆论。此后美国反苏行动升级。
秉承杜鲁门的意志,贝尔纳斯就斯大林的讲话在纽约向国际报业俱乐部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申明没有主权国家的同意,任何大国无权在它国驻军,也无权在盟国还没有确定以何种方式赔款时,占有德国或原德国卫星国的财产和领土。同时,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建议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保护希腊与土耳其。后来美国政府以护送在战争时期死于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国大使的遗骸返回土耳其的名义,派出军舰开到伊斯坦布尔(注: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 NY,Norton, 1982,p.189.)。接着杜鲁门利用丘吉尔访美的机会,通过丘吉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
1946年1月丘吉尔到美国作私人访问。 杜鲁门十分重视丘吉尔的访问。1月14日,杜鲁门接见丘吉尔,双方会谈达2小时之久。然后,美军总参谋长李海会见了丘吉尔。2月16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罗斯福总统的好友、美国有影响的金融家及向英国贷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贝纳德、巴鲁克又与丘吉尔进行了会谈。通过上述活动,丘吉尔充分了解了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的陪同下到密苏里的富尔顿学院接受该学院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丘吉尔在这一场合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全面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其内容包括美国要保守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否则如果苏联拥有这种武器,就将“威胁”世界和平。他要求英联邦中讲英语的国家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反对来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耸人听闻地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已经降下了一重铁幕。在这重铁幕的后面有中、东欧各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他还说共产主义可能在意大利和法国带来“危险”,而从苏联得到命令的“第五纵队”正在全世界行动。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上述倾向继续下去,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确信苏联除了力量之外不会钦慕什么,苏联不会尊重弱小者,特别不会尊重军事力量弱小者(注:Randolf S.Churchill ed., TheSinews of Peace,Post-war Speeches by Winston Churchill, London1948,pp.93—105.)。
丘吉尔的上述讲话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行动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并非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丘吉尔的讲话遭到了大西洋两岸人民的批评。杜鲁门不得不虚伪地否认,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丘吉尔讲演的内容。但杜鲁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使人们更认为是杜鲁门与丘吉尔共同商定了这次讲话的内容。
丘吉尔申明他在富尔顿讲演的内容是个人的观点。但由于是杜鲁门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陪同他做了这一演讲,所以他无法否认人们对他的指责,即他的讲话是杜鲁门授意的。事实上,丘吉尔的讲话稿事先经杜鲁门与贝尔纳斯看过(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后来丘吉尔写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信,也反映出他的“富尔顿讲演”表达的是美国官方的意见。在这封信中,丘吉尔说:“在经过与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几天最友好的接触后,以及在与贝尔纳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他“毫不怀疑美国对苏联威胁的深深的不安”。丘吉尔说美国“并不准备签订让伊朗、中国东北和朝鲜被蚕食的条约,也不会牺牲土耳其、希腊而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最后丘吉尔承认:“他们向我证实,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办法是显示力量与抵抗。我预言这些观点在最近的将来会在美国占主导地位。 ”(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上述内容充分表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至少是与美国政府商议过的。这封信写于丘吉尔发表富尔顿讲演之后,当时英国并没有表示要放弃希腊和土耳其。但丘吉尔却在信中说美国不会牺牲希、土,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因此可以说早在1946年3月,美国就已准备利用希、 土问题反苏。而1947年2月英国才宣布将放弃希、土。 因此不是英国利用希腊挑起冷战,而是美国利用英国放弃希腊的机会挑起冷战,英美政府并未合谋。
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相反,他的讲话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安。贝文认为丘吉尔的讲话不妥,公开谴责苏联只能起反作用。艾德礼和贝文都公开表示“铁幕”演说是私人演讲,不代表政府主张(注:K·摩根主编《执政中的工党:1945 —1951 》, 纽约1984年版,第245—246页。)。英国许多议员还在一个动议上签名,反对丘吉尔的讲话(注:《欧洲联合》,第108页。)。
苏联对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感到怀疑和愤怒,他们不相信丘吉尔的讲话代表了英国官方观点。1946年5月底, 斯大林在接见英国新任驻苏大使毛雷士·彼得森时,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彼得森明确回答说,丘吉尔并不是作为一个政府成员在说话,他也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去这样做(注:Roy Douglas,From War to Cold War, 1942 —1948, London1987,p.138.)。
“铁幕”的确是丘吉尔的语言。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讲话共有三次。但在前二次使用“铁幕”这个词时,丘吉尔明确是指苏联的势力范围,不是要挑起冷战。即使在富尔顿讲话中,丘吉尔也强调“铁幕”是指势力范围。关于这一点,丘吉尔1948年1月23 日在英国下院就外交问题发表讲话时做了以下说明:“那时我说,我不相信苏联政府要打仗。我说他们想要战争的果实。我指出苏俄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严重影响——铁幕”等等(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4分册,第974页。)。
丘吉尔第一次使用“铁幕”一词出现在1945年5月13 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但当时他并不主张反苏。正是在5月13日, 丘吉尔在伦敦发表的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演说中,还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1945年6月4日,丘吉尔再次说:“苏联降下了一重铁幕,把我们和东边隔开”(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 卷·下部·第3分册,第836页。)。这些话当然反映出丘吉尔对苏联把中、东欧当成势力范围不满,但此时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例如1945年7月23日,当斯大林在招待丘吉尔的宴会上说, 苏联希望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时,丘吉尔当即表示:“我会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第881页。 )。但是无论此时丘吉尔的想法如何,他很快于7月底下台。 此后英国的对外政策是由艾德礼政府制定而不是由丘吉尔制定,那么在1945年7 月后,工党政府是否有冷战政策呢?
四、杜鲁门主义出台前英国没有冷战政策
英国是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英国是反苏的。从地缘政治出发,英国要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其它种种问题,从战后至1947年3月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出台, 艾德礼政府执行的是一条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不是反苏政策。英国支持希腊反动政府是得到苏联默许的。作为交换,英国也不反对苏联支持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虽然后来英国无力再支持希腊反动政府,美国卷入,但这不是英国挑起冷战的阴谋,而是英国为摆脱危机和经济负担采取的一种政策,更不是丘吉尔“富尔顿讲演”精神的体现。
事实上英国缺乏反对苏联和保持庞大殖民帝国的资源,军事开支不足,因此不能执行公然反苏的政策。相反,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从希腊撤走,是艾德礼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
由于经济力量不足,不能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外交,在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被迫作出裁军的决定。1946年6月,英军有206.8 万人, 到1947年3月31日将减少到144万人。1946年1月, 艾德礼在财政大臣道尔顿的支持下,要求再次削减这一数字。艾德礼的计划是到1946年6 月30日,英军应减少到190万,到1946年12月31日则减少到110万。艾德礼强调国内的需要远远比国防重要。
1946年3月,艾德礼要求大大削减英国在中东和埃及的义务, 撤走驻军。他说英国不可能保持在希腊的统治,他强调不能为保卫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地而与苏联对抗。
虽然英国军方反对艾德礼的观点,他们要求保卫中东和南亚,要求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通线,防止俄国在中东获得立足点。在艾德礼与军方的争论中,贝文支持军方立场,他坚持要在希腊保持英国军事力量,直到巴尔干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为止(注:CAB(Cabinet)131, n. 3,18 June.)。但是在实践中,艾德礼的意见占了上风。 贝文也认识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已经动摇,英国必须从地中海和中东撤退到肯尼亚至拉各斯一线。贝文还拟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并得到了艾德礼的认可。
在财政部的压力下,无论军方观点如何,英国实际上按艾德礼的计划一步步地从殖民地撤退。此时英国已经无力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更不要说采取积极的反苏政策。英国公众是支持艾德礼的非殖民化政策的。从1945年6月到1946年4月,英国运送了数百万吨食物到德国英占区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同时,占领德国的费用也花费了3.2亿美元。 这对英国来说太昂贵了。当时英国经济困难,人民还在实行面包定量供应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众当然不能同意在德国花这样多的钱。因此在当时也不会同意英政府为德国问题而反苏。
英国公众反对与苏联为敌的政策。1946年10月29日,21个工党议员写信给艾德礼,敦促政府在美国“自由企业”和苏联“极权”的社会政治生活之间走中间道路。由于这些议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话很有分量。11月12日,英国工党议员发表了两份修正案:其一是反对和平时期征兵;其二是反对与苏联为敌(注:Roy Douglas, From War toCold War,1942—1948,Macmilian Press,1987,pp.142—143.)。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政府内有一股反苏势力,但他们没有能左右英国的对外政策。例如英国驻苏大使F.罗伯兹在1946年3 月从莫斯科发回一封内容与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发回华盛顿的“长电报”电容相似的电报。但是罗伯兹的电报未能使艾德礼政府改变政策。
1946年12月1日, 艾德礼写信指示正在出席纽约和平会议的外交大臣贝文,说英国虽有义务,但却没有能力保持这些义务,特别是不能保持在希腊的义务。同时艾德礼向英国传统的帝国主义战略提出疑问,认为英国不可能保住在中东的影响,因此他希望与苏联达成某些协议。他认为应承认希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中立。在这里,艾德礼并没有提出要利用希腊、土耳其等国反苏。而艾德礼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表示怀疑, 担心美国利用英国为其战略服务(注:FO 800/475, 1December 1946.)。
艾德礼决定改变传统的英国对外政策。他希望加快印度独立和缅甸独立的步伐。1946年12月20日,他在伦敦接见了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昂山。紧接着艾德礼宣布英国将放弃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艾德礼说在中东保留英国基地,代价过于昂贵,而且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在该地区保持基地的做法已经过时。他说如果要保持在中东的影响,英国就必须向土耳其、希腊、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等国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其结果是英国将被拖入与俄国的争斗之中。艾德礼还进一步说,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希腊,就会被指责为支持落后和反动的国家,引起与苏联的对抗。
在艾德礼看来,俄国政权是用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吸引广大人民的政府。从战略眼光来看,俄国是令人钦佩的,有能力渗入中东。英国在财力不继的情况下,企图保持在中东的影响,是一种“绝望的战略”。因此,艾德礼反复强调要寻求与俄国妥协,达成协议(注:FO 800/476.)。
但是外交大臣贝文不同意艾德礼的上述观点,他批评艾德礼关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观点“将是另一个慕尼黑”,而且是“世界规模上的慕尼黑”。他认为希腊和土耳其将成为另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他认为英国已经宣布了放弃印度和缅甸,如果再宣布放弃中东,就将被视为放弃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但是贝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艾德礼的观点。
正当贝文与艾德礼发生争论时,1947年英国经济空前恶化,迫使英国要宣布放弃希腊,艾德礼的政策得到执行。1947年英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已经告罄,资金极度缺乏。此外,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雪下得特别大。1947年1月底,泰晤士河完全冰冻,火车被迫停开,公路、 港口都被冻住。由于煤运不到工厂,电力中断,生产停滞。英国政府被迫对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定量供应。到2月,英国失业人口达200万。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948年大大削减经费。 同时政府向议会递交了一份《1947年经济分析》的咨文,宣布战后经济恢复的失败,并宣称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难于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再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工党政府被迫放弃其海外的一些殖民地。1947年1月28日, 英国宣布缅甸不久将独立;2月18日, 在得到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同意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保证后,贝文通知议会,政府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2 月20日,艾德礼郑重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前撤出印度。 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政府,1947年3月31日后,英国将不再承担在希腊的政治经济责任。 同时, 英国将停止援助土耳其(注:FO371/61504.)。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英国放弃希、土,主要不是从冷战角度考虑,而是从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的角度考虑。因此不能说这是英国挑起冷战的一种阴谋。美国一直在伺机宣布杜鲁门主义。1947年1月, 在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中,就强调“希腊的陷落”将在反共国家引起惊恐和失败主义,使苏联渗入近东。因此美国将从英国手中接过希腊问题,利用希腊问题大做文章。
这时,美国政府内的反苏气氛达到高潮。2月17日, 美国欧洲事务司代理司长约翰·希克森写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要反对苏联。希克森说:“如果我们从对付希特勒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向苏联让步只会刺激他们的胃口。”(注:Walfer Hixson and George F.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9,pp.60—61.)这时主张对苏妥协的贝尔纳斯已被免职,由马歇尔接替。马歇尔积极主张反苏。而五角大楼则一贯主张遏制苏联,由美国接管英国在地中海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给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和军事援助。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内在反苏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因此当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英国将放弃希腊后, 杜鲁门即认为宣布反苏的杜鲁门主义的时机已到。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适合于他“怀抱已久的目的”的局势已经到来。于是他让有关人员草拟“全球性的反共政策”(注: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纽约1961年版,第443—476页。)。同时,杜鲁门于2月21 日召开了国会与白宫最高领导人会议,研究了希腊问题和反苏问题。3月12日, 杜鲁门在国会山作了正式讲话,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的讲话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责任”,宣布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圣战。杜鲁门主义的公布,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苏联对此被迫作出反应,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五、结论
1945年希特勒就曾预言过,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以前,世界上将有两个大国相互斗争:即美国和苏联的斗争。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将使这两个大国在军事、经济和各方面进行较量(注: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USA,1996,p.1.)。虽然希特勒在说这番话时,目的是指西方仍需要一个强大的复兴的德国以抗衡苏联,但他的话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二战后出现的美苏之间的冷战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冷战的起源,其原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从美苏两国争霸中去探寻,而不应该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
冷战实际上是美苏两极格局的斗争,是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从1945年至1948年前的世界形势,由于英国的衰落,特别是艾德礼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英国不仅没有实力,而且也不愿卷入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因此不能片面夸大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了“富尔顿讲演”, 但他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和美国政府的观点。而且1948年前丘吉尔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反对与苏联合作,相反他主张三大国合作。战时他就曾两次使用“铁幕”一词来描述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仍然主张英苏合作。他的这种思想在冷战开始前一直没有改变。1948年12月10日,冷战已经开始,但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仍否认他提倡反苏政策。丘吉尔说:我常常提出忠告说,“在俄国像美国一样也拥有原子弹以前,我们应当尽力跟它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从未试图为这样一种重大而严肃的谈判提出过什么预定时间。”丘吉尔坚决反驳议员齐利亚克斯的指责,即说和俄国打仗的政策就是丘吉尔的政策。丘吉尔驳斥道:“我想就这点说说清楚,这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政策——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一直热切地希望,而我至今尚未放弃这种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和苏俄还可以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至于冷战问题,丘吉尔甚至推卸责任说:“由于我已卸任,没有能保持这种友谊的气氛,也没有能达成愉快而友好的协议,这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证实他主张与苏联合作,还引用了1945年4月29日他写给斯大林的信的内容。在信中, 他强调要同苏联友好合作。丘吉尔说不仅在他的任上,他忠实地为英苏合作而工作,而且今后愿尽其权限所及而继续这样做。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还向斯大林保证,英国绝对不支持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波兰政府。他重申要遵守雅尔塔协议(注:《欧洲联合》,第337—338页。)。由此观之,丘吉尔不可能是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他顶多只是一个美国冷战政策的传声筒或敲边鼓者。
至于英国政府在1947年2月宣布放弃希腊, 正如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一样,只是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是英国被迫放弃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英国的主要考虑并非为了冷战,而是从不堪经济重负的角度出发。
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和英国政府放弃希腊的做法是冷战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美国公开其冷战政策提供了机会。但英国并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冷战形成的推动者,更不能就此说英国有积极的促成冷战形成的政策。
最近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盖迪斯(Gaddis)也反驳了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说法。盖迪斯在其新作《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注: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说,有人说英国促进了冷战,英国工党政府鼓励美国实行对苏冷战政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加强了这一努力。还有人说贝文在1947年2月把希腊和土耳其提交给联合国, 使美国不得不卷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盖迪斯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上述说法太天真,杜鲁门及其顾问们不是傻子和幼稚的孩子。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他们确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盖迪斯强调,美国从未把主动权让给欧洲(注:John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USA, 1996,p. 43.)。
盖迪斯认为冷战主要是战后美苏两大国企图统治世界,当一个国家做了一件事后,另一个国家就会采取对策,予以回应。第三国也可能卷入,但有时要受他们控制。上述观点对我们认识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无疑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