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哪有罗马城！
——史学专家认为“骊靬与罗马战俘说”于史无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9期
【原文出处】《文汇报》(沪)1999年0812期第⑧页
【编 者 按】“2000多年前，一支失败了的古罗马军团进入中国，随后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们去了哪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骊靬城和失踪的罗马军队揭秘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但也有历史学家予以否定，因而，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本报特派记者进行实地踏访，并访问了有关专家后，作出如下报送以飨读者。
“如果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有关这一结论属实的话，那么东西方关系史确实有重写的必要。但是，把《汉书·地理志》上出现的骊靬城说成是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是没有史料和事实依据的。”我国古罗马史研究专家之一、目前正承担国家教育部“八五”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两汉与罗马间的丝路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先生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中外史料表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
杨共乐先生结合中外史料分析说，首先从史料来说，西汉设立骊靬城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的说法，骊靬为张掖郡辖下的一个县，位于今甘肃的永昌县境内，其具体设置时间不详，倒是王莽篡汉后将骊靬县更名为羯（揭）虏县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如果按英国学者德效骞1957年发表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骊靬县公元5年设置的说法，或者按已故的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所说的公元前20年前后设置来推算，骊靬城的设置和罗马战俘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按照罗马兵制，从军服役的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周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公元前20年前后则应该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当时的罗马人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因此，即便有所谓的罗马战俘，他们能否活到骊靬城设置时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从现有史料看，卡雷（或译为卡尔莱）之战后克拉苏残部的去向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小克拉苏（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更是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军突围，这在古罗马史中也有明确记载，只要翻一下《牛津古典词书（典）》就可查到。其实，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就是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按照《汉书·匈奴传》和《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灭郅支单于时斩俘收降数再加上攻城前被汉军迎射杀死的数百骑，刚好与西迁北匈奴人口的总数相一致，这表明甘延寿和陈汤攻伐的皆是随郅支西去的北匈奴人。更何况，史书明文指出其生俘和降虏皆被“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根本没有离开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汉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再为安置这些战俘而专门在张掖郡之下设立一个骊靬城。第三，西汉的黎轩以及骊靬城的设置与罗马没有任何关系。德效骞等把骊靬城当作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重要证据是中国史书中有“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记载。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大秦国，一号犁靬，那么无论是作为国名的黎轩、犁靬，还是作为张掖属下的骊靬，都与大秦有关。遗憾的是这种推理忽略了文献记载的时间性。从现有史料看，黎轩一名最先是由张骞传入中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黎轩是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大部分由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所控制。班固的《汉书》记载有犁靬、犛靬和骊靬，但根本不知道大秦国，中国人最先知道大秦国（罗马）的是班超（见班超的《后汉书·西域传》），而最先把大秦国与犁靬联系起来的则是魏国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此后的晋袁宏的《后汉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有同样的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其时，罗马已经征服了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地中海东部地区都落入罗马人的手中，成了它的行省，这时的大秦和犁靬趋于一致。所以，从时间上说，《史记》、《汉书》上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是一回事，而《魏略》、《后汉记》、《后汉书》记载的犁靬是另一回事。虽然地区没变，但它们所属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魏略》、《后汉记》、《后汉书》中记载的犁靬能与罗马挂钩，但《史记》、《汉书》中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无关。因此，把《史记》、《汉书》中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第四，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鱼鳞阵更非罗马的乌龟阵。无论是德效骞，还是哈利斯、关意权等人都将《汉书·陈汤传》中“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作为论证有罗马人参加郅支活动的证据，认为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重木城为例，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可以看到有关的记载，倒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所以，罗马史书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至于夹门鱼鳞阵，则更与罗马的乌龟阵不同。罗马的乌龟阵(Testudo)是进攻和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所以这种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去甚远，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骊靬古城与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呢？杨共乐先生解释说，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贸易要道，而且也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的重要通道之一，就佛教的故乡印度而言，印度人也属于欧罗巴人。而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人群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相当复杂。在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两汉与罗马间的丝路研究》中，已经通过中外史料的印证，证明罗马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到达过中国的洛阳。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一些长相和欧洲人有些相像的汉族人。
历史和考古研究需要有文献和文物的确凿证据。杨共乐先生强调，如果说，骊靬古城是罗马战俘安置地，并且在两千多年后其后裔依旧生活在永昌县的话，那么在当地至今仍应保留着一些语言、姓氏、宗教和物品的残片。事实上，在有关的研究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在当地至今尚未发掘和征集到有足够说服力的文物。
早在1994年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天涯何处骊靬城》质疑“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的汉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缺乏事实和史实依据，不足为信！
对汉史研究颇具造诣的葛剑雄教授从“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立论根据的《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出发，指出骊靬县故城在今永昌县境内并非新发现，骊靬县的存在不仅明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且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确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汉书·匈奴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骊靬得名非常合理的证据：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率四千骑兵入侵日勒、屋兰、番和一带，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击败，除有数百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犁汙王也被义渠王骑士射杀。这位义渠王骑士被封为犁汙王。匈奴入侵的三个县中没有骊靬，而其中的番和县就在今永昌县境内，这说明当时还没设立骊靬县。汉朝既封义渠王骑士为犁汙王，就意味着将被俘的匈奴犁汙王的部属交给他管辖，但这类“王”存在的时间很短，一旦本人死亡或有罪就会被撤销，显然，骊靬是在犁汙王被撤销后设立的。由于骊、犁、犛、黎和靬、汙、轩等字音相近和通用，所以在设县时定名为骊靬，但在具体使用时依然不统一，以致与西方的犛靬混淆。这个观点是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最早提出的，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合理的解释。而《汉书·陈汤传》对陈汤所俘获的郅支单于属下北匈奴人的归属有明确的记载，有关研究者“肢解”史料，断章取义，这姑且不论。如果陈汤带回俘虏，《汉书》中不可能没有“献俘”的记载，况且陈汤在返途中就被人控告贪污战利品而被审查，如果其私带战俘，朝廷岂会容忍？
葛剑雄教授指出：“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妨大胆假设，但要作出结论就得讲科学，重证据，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有关‘罗马战俘’的猜测由来已久，有兴趣的人完全可以继续探索研究，但将猜测当作事实，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强行炒作，是有悖学术道德的”。同时，葛剑雄教授也善意地提醒有关报道者，他说：“我相信有关报告者的诚实，不至于弄虚作假。但在具体的报道时还要调查分析，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要被人‘利用’，更不能夸大事实，凭想象说话。”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陆伟强（除署名外）
我是骊靬人——宋国荣否认自己是罗马人后裔
7月29日下午，已经从农民而成为今年4月8日才成立的永昌县骊靬文化研究会理事和永昌县文化馆招聘干部的宋国荣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说起年初的那次采访，宋国荣说，那时他不承认自己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是因为当时那里的“气候”不好，至于是什么样的“气候”，宋国荣始终不愿意谈。他说，当地是有诸如“疯牛扎杆杆”、“抵牛”的一些习俗，但是否和罗马战俘有关系，他没有考证过。而且，他也没有说过自己是罗马人的后裔。他现在给当地类似自己这样长相的人定位是“骊靬人”。他说，骊靬和罗马战俘有什么关系，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他这样的人当然很难搞清楚，不过不管怎么说骊靬总是存在的，永昌有许多外貌像欧洲人的人也是存在的。
既然和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当地会有这种类似像他这样相貌的人呢？宋国荣说，他查阅了清初永昌县县志，认为有可能和当时县志记载存在的、后来消失的少数民族——“黄毛番子”（记者注：清初永昌县志所称的“黄毛番子”系指裕固族，解放后划入新成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有专家考证认为，裕固族系古代维吾尔族的一部分）——有关。至于是否如此，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骊靬遗址和罗马战俘说”的由来
清初学者惠栋在其所著《后汉书补注》中称，汉代设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是目前已知有关骊靬设县与骊靬降人关系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但目前还没有其它史料可以佐证惠栋这一说法的根据之所在。
1947年，英国汉学家德效骞在其《当代中国之骊靬城》和1957年出版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认为，“中西文化的结合产生了骊靬”，以骊靬国名为县名，其必然有所关系。而骊靬最早出现在西汉的版图上时，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候，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出“骊靬设县与古罗马远征军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文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曾准备就此进行研究，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了了之。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哈利斯等都承袭了这一观点。
1988年，记者出身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利斯为寻找卡雷战役中古罗马帝国溃逃残部的下落赴兰州考察。1989年夏，戴维·哈利斯在兰州大学外语系任教，而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现已故）、兰州大学历史系陈正义讲师以及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谢尼金一起，经实地考察和查阅了大量史书，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记载中，有关一支“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夹鱼鳞阵，讲习用兵”的奇特军队的记述，提出永昌县境内的骊靬遗址是古罗马军团一支溃军的安置地。这是中外学者首次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后提出的“骊靬在永昌者来寨和罗马战俘关系说”。
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法新社报道，披露中国汉代所置骊靬城系安置罗马降人所用，这座古城在现在的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骊靬设县与罗马战俘关系说”的新闻报道。随后，新华社在1989年12月14日也作了相关的报道，国内外的一些媒体也相继作了不少报道，在这之后的一些报道中陆续出现了有关罗马战俘后裔的说法。
1994年4月和5月，永昌县对所谓的“骊靬遗址”进行保护，在者来寨村建“骊靬亭”并立《罗马东征军归宿记》碑。
1998年秋，国内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中国考古学者在甘肃发现了近百名形貌酷似欧洲人的当地农民，据有关专家考证，他们应该是2000年前古罗马远征军残部留下的后裔。”掀起了新一轮“骊靬与罗马战俘热”。期间，国内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媒体对这些报道发表质疑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何川辑
没有文物可以佐证——本报记者眼中的《骊靬与罗马战俘说》
今年2月底的一天，记者从兰州驱车出发，冒雪翻越乌鞘岭，行程400余公里，实地采访了位于河西走廊的永昌县。
在永昌县文化馆文物管理员张得智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庄——被许多媒体称之为“罗马村”的焦家庄乡者来寨村。在村口矗立着一座罗马风格的石亭，亭中立有《罗马东征军归宿记》碑；村中央，一片民房包围着一截用铁链和水泥桩圈起的10米长、1米高的土墙，一旁立着一块刻着“骊靬遗址”四个大字的石碑。据介绍，者来寨村最初只有4户人家，以后陆续搬来了一些村民，现有74户人家，不到300口人。
者来寨村有没有像一些媒体刊登的照片上那样的金发碧眼的学童呢？记者发现并得到村民和张得智的证实，村里的村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没有所谓的欧洲人长相。而且，村里并没有小学。现在被保护起来的这段土墙在70年代初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村民都到这里挖土垫猪圈甚至就地当羊圈，直到这段土墙被保护起来。在70年代，村民还在土墙中挖出许多不知什么朝代的铜钱，可惜现在一枚都找不到了。在村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处古战场遗址，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出土了被鉴定为元代的瓷水壶、行军锅等文物。此外，在离村西北1000米左右，还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并出土了灰陶罐等汉代器皿，上述这些文物现保存在县文化馆。
张得智介绍，自1989年西北民族学院的关意权和澳大利亚的哈利斯等几位中外学者提出者来寨村是当年安置罗马战俘的骊靬古城遗址的观点经媒体传播后，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政府在1994年4月，对现存的这段土墙进行了保护。但是，张得智说，从者来寨村和永昌县境内已出土的文物和已知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证明现在保护的这段土墙和“骊靬遗址”有何必然的关系。并且，也有专家提出了目前保存的这段土墙是汉代长城或者明代长城遗迹的不同看法。对很多媒体所称，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古罗马人善“土城外修木城”的器物——在者来寨村附近的杏花村发现一根丈余长、四周嵌有长约尺余长木杆的粗大圆木，张得智说，作为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征集和保管的工作人员，他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这根传说中的圆木现在也不知所踪，有关这根圆木存放在县文化馆院子时被盗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被一些媒体称为古罗马远征军的遗物——刻有“招安”二字的头盔残片，也已被甘肃省博物馆鉴定为宋代以后的文物。
来到焦家庄乡河滩村、被许多媒体“搬迁”到者来寨村、称为古罗马人后裔的宋国荣家中，出乎记者意料的是，眼前的宋国荣和记者看到过的许多甘肃农民、包括记者妻子家族中的甘肃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身高有1米80样子、头戴蓝色帽子、帽沿下露出短短的黑中透出些许黄头发的宋国荣，开口就否认了自己说过是古罗马人后裔和其它有关古罗马人的话。他说，外面报道的那些文章他都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说过文章中说过的那些话。当问起他的头发怎么不像报道中的长发披肩和是黄色的时，他说，他在去年把头理成了光头，头发长出来后又染成黑色，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记者请其将帽子取下看看，他以“头坏了（意思是秃顶了）”为由一再推脱。张得智证实了宋国荣的说法，虽然他也帮着记者劝宋国荣脱下帽子，但直到记者离开时，宋国荣始终没有摘下头上的帽子。闲聊中，宋国荣告诉记者，他上过高中，农闲时喜欢写些小说、散文和永昌县的历史传闻和故事。张得智介绍，宋国荣是县上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分子之一，经常在县文化馆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宋国荣还告诉记者，像他这样长相的人，附近村里还有一些，但都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更不要说称自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了！
在驱车返回永昌县的途中，张得智告诉记者，现在媒体报道的宋国荣说的那些内容，他都亲耳听宋国荣说过，但是他现不承认了。对于这一点，记者在回到上海后，曾采访过宋国荣本人的本报记者曹家骧也证实，宋国荣确实说过那些话，而且宋国荣寄给他的几封信，他现在仍保存着。
当地是否存在一些媒体称为古罗马人斗牛遗风的所谓“疯牛扎杆杆”和“抵牛”等习俗呢？张得智用语审慎地回答记者：“牛和牛斗是有的，人为地斗没有。”看来，一些后来被许多媒体广泛引用、并被称之为古罗马人斗牛遗风的当时有关牛的传闻和习俗，如“疯牛扎杆杆”、“抵牛”等，都出自宋国荣这位文学爱好者之口和笔下是毫无疑问的了。
离开永昌县，难以释怀的疑问像阴影一直在记者的心头挥之不去。
人类学家徐永庆先生有此建议——滴血可以辨真伪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破译历史之谜，重在以文物和文献为依据。对此，上海市人类学学会理事长、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徐永庆研究员认为，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依靠高科技来破解一些历史之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像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夏商周断代研究，就大量应用了现代高科技，已经在夏商周断代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徐永庆先生目前正在和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开展一项采用先进的DNA技术分析测定丝绸之路出土的“古哈密人”遗骸研究，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徐永庆先生介绍，这项应用现代高科技研究的顺利开展，对搞清举世闻名的东西方交通、贸易要道——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关系、人群的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就骊靬研究而言，也可以应用测定DNA的方法取得突破性的结果。他说，3000多年前的“古哈密人”我们都可以用DNA技术在其骨骸中测定出他的“历史渊源”，那么，搞清只有2000多年的骊靬人行踪，对DNA技术来说，是不太困难的。既可以通过对该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2000多年来的人骨作DNA比较分析，也可以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人类学观察和测量，还可以通过对当居民的血样作DNA比较分析。“只需要几滴血就可以让他们‘原形毕露’！”徐永庆先生说，“不仅可以测定出他们是不是有欧罗巴人的血缘关系，甚至连是欧罗巴人的哪一支都可以测定出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9期
【原文出处】《文汇报》(沪)1999年0812期第⑧页
【编 者 按】“2000多年前，一支失败了的古罗马军团进入中国，随后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们去了哪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骊靬城和失踪的罗马军队揭秘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但也有历史学家予以否定，因而，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本报特派记者进行实地踏访，并访问了有关专家后，作出如下报送以飨读者。
杨共乐先生结合中外史料分析说，首先从史料来说，西汉设立骊靬城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的说法，骊靬为张掖郡辖下的一个县，位于今甘肃的永昌县境内，其具体设置时间不详，倒是王莽篡汉后将骊靬县更名为羯（揭）虏县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如果按英国学者德效骞1957年发表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骊靬县公元5年设置的说法，或者按已故的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所说的公元前20年前后设置来推算，骊靬城的设置和罗马战俘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按照罗马兵制，从军服役的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周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公元前20年前后则应该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当时的罗马人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因此，即便有所谓的罗马战俘，他们能否活到骊靬城设置时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从现有史料看，卡雷（或译为卡尔莱）之战后克拉苏残部的去向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小克拉苏（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更是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军突围，这在古罗马史中也有明确记载，只要翻一下《牛津古典词书（典）》就可查到。其实，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就是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按照《汉书·匈奴传》和《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灭郅支单于时斩俘收降数再加上攻城前被汉军迎射杀死的数百骑，刚好与西迁北匈奴人口的总数相一致，这表明甘延寿和陈汤攻伐的皆是随郅支西去的北匈奴人。更何况，史书明文指出其生俘和降虏皆被“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根本没有离开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汉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再为安置这些战俘而专门在张掖郡之下设立一个骊靬城。第三，西汉的黎轩以及骊靬城的设置与罗马没有任何关系。德效骞等把骊靬城当作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重要证据是中国史书中有“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记载。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大秦国，一号犁靬，那么无论是作为国名的黎轩、犁靬，还是作为张掖属下的骊靬，都与大秦有关。遗憾的是这种推理忽略了文献记载的时间性。从现有史料看，黎轩一名最先是由张骞传入中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黎轩是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大部分由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所控制。班固的《汉书》记载有犁靬、犛靬和骊靬，但根本不知道大秦国，中国人最先知道大秦国（罗马）的是班超（见班超的《后汉书·西域传》），而最先把大秦国与犁靬联系起来的则是魏国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此后的晋袁宏的《后汉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有同样的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其时，罗马已经征服了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地中海东部地区都落入罗马人的手中，成了它的行省，这时的大秦和犁靬趋于一致。所以，从时间上说，《史记》、《汉书》上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是一回事，而《魏略》、《后汉记》、《后汉书》记载的犁靬是另一回事。虽然地区没变，但它们所属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魏略》、《后汉记》、《后汉书》中记载的犁靬能与罗马挂钩，但《史记》、《汉书》中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无关。因此，把《史记》、《汉书》中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第四，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鱼鳞阵更非罗马的乌龟阵。无论是德效骞，还是哈利斯、关意权等人都将《汉书·陈汤传》中“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作为论证有罗马人参加郅支活动的证据，认为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重木城为例，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可以看到有关的记载，倒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所以，罗马史书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至于夹门鱼鳞阵，则更与罗马的乌龟阵不同。罗马的乌龟阵(Testudo)是进攻和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所以这种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去甚远，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骊靬古城与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呢？杨共乐先生解释说，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贸易要道，而且也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的重要通道之一，就佛教的故乡印度而言，印度人也属于欧罗巴人。而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人群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相当复杂。在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两汉与罗马间的丝路研究》中，已经通过中外史料的印证，证明罗马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到达过中国的洛阳。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一些长相和欧洲人有些相像的汉族人。
历史和考古研究需要有文献和文物的确凿证据。杨共乐先生强调，如果说，骊靬古城是罗马战俘安置地，并且在两千多年后其后裔依旧生活在永昌县的话，那么在当地至今仍应保留着一些语言、姓氏、宗教和物品的残片。事实上，在有关的研究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在当地至今尚未发掘和征集到有足够说服力的文物。
早在1994年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天涯何处骊靬城》质疑“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的汉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缺乏事实和史实依据，不足为信！
对汉史研究颇具造诣的葛剑雄教授从“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立论根据的《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出发，指出骊靬县故城在今永昌县境内并非新发现，骊靬县的存在不仅明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且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确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汉书·匈奴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骊靬得名非常合理的证据：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率四千骑兵入侵日勒、屋兰、番和一带，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击败，除有数百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犁汙王也被义渠王骑士射杀。这位义渠王骑士被封为犁汙王。匈奴入侵的三个县中没有骊靬，而其中的番和县就在今永昌县境内，这说明当时还没设立骊靬县。汉朝既封义渠王骑士为犁汙王，就意味着将被俘的匈奴犁汙王的部属交给他管辖，但这类“王”存在的时间很短，一旦本人死亡或有罪就会被撤销，显然，骊靬是在犁汙王被撤销后设立的。由于骊、犁、犛、黎和靬、汙、轩等字音相近和通用，所以在设县时定名为骊靬，但在具体使用时依然不统一，以致与西方的犛靬混淆。这个观点是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最早提出的，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合理的解释。而《汉书·陈汤传》对陈汤所俘获的郅支单于属下北匈奴人的归属有明确的记载，有关研究者“肢解”史料，断章取义，这姑且不论。如果陈汤带回俘虏，《汉书》中不可能没有“献俘”的记载，况且陈汤在返途中就被人控告贪污战利品而被审查，如果其私带战俘，朝廷岂会容忍？
葛剑雄教授指出：“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妨大胆假设，但要作出结论就得讲科学，重证据，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有关‘罗马战俘’的猜测由来已久，有兴趣的人完全可以继续探索研究，但将猜测当作事实，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强行炒作，是有悖学术道德的”。同时，葛剑雄教授也善意地提醒有关报道者，他说：“我相信有关报告者的诚实，不至于弄虚作假。但在具体的报道时还要调查分析，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要被人‘利用’，更不能夸大事实，凭想象说话。”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陆伟强（除署名外）
我是骊靬人——宋国荣否认自己是罗马人后裔
7月29日下午，已经从农民而成为今年4月8日才成立的永昌县骊靬文化研究会理事和永昌县文化馆招聘干部的宋国荣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说起年初的那次采访，宋国荣说，那时他不承认自己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是因为当时那里的“气候”不好，至于是什么样的“气候”，宋国荣始终不愿意谈。他说，当地是有诸如“疯牛扎杆杆”、“抵牛”的一些习俗，但是否和罗马战俘有关系，他没有考证过。而且，他也没有说过自己是罗马人的后裔。他现在给当地类似自己这样长相的人定位是“骊靬人”。他说，骊靬和罗马战俘有什么关系，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他这样的人当然很难搞清楚，不过不管怎么说骊靬总是存在的，永昌有许多外貌像欧洲人的人也是存在的。
既然和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当地会有这种类似像他这样相貌的人呢？宋国荣说，他查阅了清初永昌县县志，认为有可能和当时县志记载存在的、后来消失的少数民族——“黄毛番子”（记者注：清初永昌县志所称的“黄毛番子”系指裕固族，解放后划入新成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有专家考证认为，裕固族系古代维吾尔族的一部分）——有关。至于是否如此，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骊靬遗址和罗马战俘说”的由来
清初学者惠栋在其所著《后汉书补注》中称，汉代设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是目前已知有关骊靬设县与骊靬降人关系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但目前还没有其它史料可以佐证惠栋这一说法的根据之所在。
1947年，英国汉学家德效骞在其《当代中国之骊靬城》和1957年出版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认为，“中西文化的结合产生了骊靬”，以骊靬国名为县名，其必然有所关系。而骊靬最早出现在西汉的版图上时，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候，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出“骊靬设县与古罗马远征军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文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曾准备就此进行研究，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了了之。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哈利斯等都承袭了这一观点。
1988年，记者出身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利斯为寻找卡雷战役中古罗马帝国溃逃残部的下落赴兰州考察。1989年夏，戴维·哈利斯在兰州大学外语系任教，而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现已故）、兰州大学历史系陈正义讲师以及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谢尼金一起，经实地考察和查阅了大量史书，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记载中，有关一支“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夹鱼鳞阵，讲习用兵”的奇特军队的记述，提出永昌县境内的骊靬遗址是古罗马军团一支溃军的安置地。这是中外学者首次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后提出的“骊靬在永昌者来寨和罗马战俘关系说”。
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法新社报道，披露中国汉代所置骊靬城系安置罗马降人所用，这座古城在现在的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骊靬设县与罗马战俘关系说”的新闻报道。随后，新华社在1989年12月14日也作了相关的报道，国内外的一些媒体也相继作了不少报道，在这之后的一些报道中陆续出现了有关罗马战俘后裔的说法。
1994年4月和5月，永昌县对所谓的“骊靬遗址”进行保护，在者来寨村建“骊靬亭”并立《罗马东征军归宿记》碑。
1998年秋，国内多家媒体报道：“近日，中国考古学者在甘肃发现了近百名形貌酷似欧洲人的当地农民，据有关专家考证，他们应该是2000年前古罗马远征军残部留下的后裔。”掀起了新一轮“骊靬与罗马战俘热”。期间，国内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和媒体对这些报道发表质疑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何川辑
没有文物可以佐证——本报记者眼中的《骊靬与罗马战俘说》
今年2月底的一天，记者从兰州驱车出发，冒雪翻越乌鞘岭，行程400余公里，实地采访了位于河西走廊的永昌县。
在永昌县文化馆文物管理员张得智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庄——被许多媒体称之为“罗马村”的焦家庄乡者来寨村。在村口矗立着一座罗马风格的石亭，亭中立有《罗马东征军归宿记》碑；村中央，一片民房包围着一截用铁链和水泥桩圈起的10米长、1米高的土墙，一旁立着一块刻着“骊靬遗址”四个大字的石碑。据介绍，者来寨村最初只有4户人家，以后陆续搬来了一些村民，现有74户人家，不到300口人。
者来寨村有没有像一些媒体刊登的照片上那样的金发碧眼的学童呢？记者发现并得到村民和张得智的证实，村里的村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没有所谓的欧洲人长相。而且，村里并没有小学。现在被保护起来的这段土墙在70年代初有两三层楼那么高，村民都到这里挖土垫猪圈甚至就地当羊圈，直到这段土墙被保护起来。在70年代，村民还在土墙中挖出许多不知什么朝代的铜钱，可惜现在一枚都找不到了。在村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处古战场遗址，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出土了被鉴定为元代的瓷水壶、行军锅等文物。此外，在离村西北1000米左右，还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并出土了灰陶罐等汉代器皿，上述这些文物现保存在县文化馆。
张得智介绍，自1989年西北民族学院的关意权和澳大利亚的哈利斯等几位中外学者提出者来寨村是当年安置罗马战俘的骊靬古城遗址的观点经媒体传播后，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政府在1994年4月，对现存的这段土墙进行了保护。但是，张得智说，从者来寨村和永昌县境内已出土的文物和已知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证明现在保护的这段土墙和“骊靬遗址”有何必然的关系。并且，也有专家提出了目前保存的这段土墙是汉代长城或者明代长城遗迹的不同看法。对很多媒体所称，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古罗马人善“土城外修木城”的器物——在者来寨村附近的杏花村发现一根丈余长、四周嵌有长约尺余长木杆的粗大圆木，张得智说，作为县文化馆负责文物征集和保管的工作人员，他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这根传说中的圆木现在也不知所踪，有关这根圆木存放在县文化馆院子时被盗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被一些媒体称为古罗马远征军的遗物——刻有“招安”二字的头盔残片，也已被甘肃省博物馆鉴定为宋代以后的文物。
来到焦家庄乡河滩村、被许多媒体“搬迁”到者来寨村、称为古罗马人后裔的宋国荣家中，出乎记者意料的是，眼前的宋国荣和记者看到过的许多甘肃农民、包括记者妻子家族中的甘肃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身高有1米80样子、头戴蓝色帽子、帽沿下露出短短的黑中透出些许黄头发的宋国荣，开口就否认了自己说过是古罗马人后裔和其它有关古罗马人的话。他说，外面报道的那些文章他都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说过文章中说过的那些话。当问起他的头发怎么不像报道中的长发披肩和是黄色的时，他说，他在去年把头理成了光头，头发长出来后又染成黑色，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记者请其将帽子取下看看，他以“头坏了（意思是秃顶了）”为由一再推脱。张得智证实了宋国荣的说法，虽然他也帮着记者劝宋国荣脱下帽子，但直到记者离开时，宋国荣始终没有摘下头上的帽子。闲聊中，宋国荣告诉记者，他上过高中，农闲时喜欢写些小说、散文和永昌县的历史传闻和故事。张得智介绍，宋国荣是县上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分子之一，经常在县文化馆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宋国荣还告诉记者，像他这样长相的人，附近村里还有一些，但都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更不要说称自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了！
在驱车返回永昌县的途中，张得智告诉记者，现在媒体报道的宋国荣说的那些内容，他都亲耳听宋国荣说过，但是他现不承认了。对于这一点，记者在回到上海后，曾采访过宋国荣本人的本报记者曹家骧也证实，宋国荣确实说过那些话，而且宋国荣寄给他的几封信，他现在仍保存着。
当地是否存在一些媒体称为古罗马人斗牛遗风的所谓“疯牛扎杆杆”和“抵牛”等习俗呢？张得智用语审慎地回答记者：“牛和牛斗是有的，人为地斗没有。”看来，一些后来被许多媒体广泛引用、并被称之为古罗马人斗牛遗风的当时有关牛的传闻和习俗，如“疯牛扎杆杆”、“抵牛”等，都出自宋国荣这位文学爱好者之口和笔下是毫无疑问的了。
离开永昌县，难以释怀的疑问像阴影一直在记者的心头挥之不去。
人类学家徐永庆先生有此建议——滴血可以辨真伪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破译历史之谜，重在以文物和文献为依据。对此，上海市人类学学会理事长、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徐永庆研究员认为，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依靠高科技来破解一些历史之谜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像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夏商周断代研究，就大量应用了现代高科技，已经在夏商周断代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徐永庆先生目前正在和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开展一项采用先进的DNA技术分析测定丝绸之路出土的“古哈密人”遗骸研究，已经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徐永庆先生介绍，这项应用现代高科技研究的顺利开展，对搞清举世闻名的东西方交通、贸易要道——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关系、人群的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就骊靬研究而言，也可以应用测定DNA的方法取得突破性的结果。他说，3000多年前的“古哈密人”我们都可以用DNA技术在其骨骸中测定出他的“历史渊源”，那么，搞清只有2000多年的骊靬人行踪，对DNA技术来说，是不太困难的。既可以通过对该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2000多年来的人骨作DNA比较分析，也可以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人类学观察和测量，还可以通过对当居民的血样作DNA比较分析。“只需要几滴血就可以让他们‘原形毕露’！”徐永庆先生说，“不仅可以测定出他们是不是有欧罗巴人的血缘关系，甚至连是欧罗巴人的哪一支都可以测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