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革命”的批判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性质探析
郑春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3期第42～49页
【作者简介】郑春生，在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温州 325003
1968年5月学生运动及由此而起的“五月风暴”震撼了整个法国，震惊了整个世界，对法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运动？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这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有的认为这是一次文化革命，有的认为这是一次日常生活革命，有的认为是代际冲突，甚至还有人认为，学生参与运动的出发点各异，指导思想庞杂，这是一次难以定性的革命。我认为这是一次法国学生用革命方式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运动。如果从学生运动爆发的大背景、进程、指导思想以及主要内容来加以考察，就可以对这场运动的性质有着大致的理解和把握。
一、资本主义历史坐标上的学生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使人们经历了巨大变化。首先在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据统计，1913-1938年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共增长了52%，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7%，而1946-1970年间的25年中，却增长了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6%左右（注：王斯德、钱洪：《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1959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848亿美元、173亿美元、233亿美元、361亿美元、288亿美元，1970年则分别剧增到9854亿美元、2035亿美元、1855亿美元、1224亿美元、1409亿美元（注：《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法国为例：1949年，汽车、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的产量分别为28.6万辆、0.2万台、83万台、32万只；而1970年则分别为275万辆、151万台、292万台、1090万只（注：《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225、255、259页。）。1966年48.8%的工人拥有汽车，52.5%的工人拥有电视机，64.4%的工人拥有电冰箱，48.3%的工人拥有洗衣机，31.8%的工人拥有录音机（注：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Frank L.Wilson,The French Democratic Left 1963-1969:Toward a Modern Party System)，加利福利亚斯坦福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当人们看到经济日益发展时，他们的欲望也随之增长和被激发起来。虽然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摆着各类品种的食物，人们都有衣穿，住宅里家庭用品都有增加，路上有汽车，屋顶有电视天线，但是每个人对于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甚于对已占有的东西的欣慰（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2页。）。一旦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现实影响到他们的欲望满足时，不满便油然而生。
1968年世界经济开始动荡，以美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发生动摇。1967年末和1968年初西方媒体在对西方预测时，悲观态度非常普遍。1968年3月，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金融危机，出现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在法国，尽管戴高乐对货币问题非常看重：“要使法国拥有一种标准法郎”，只要他在职，“它的等价是不会改变的”（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141-142页。）；但是结果仍是，巴黎同样出现黄金抢购狂潮。鉴于此，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前景态度悲观。世界经济动荡恶化了法国经济，也加剧了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和“毕业即失业”问题也日显突出。这更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导致学生采取激烈的抗议方式。1967年11月，农泰尔的学生就经济衰退而缺少就业机会举行罢课。罢课还传到其他一些大学，包括巴黎索邦大学。
从更深的思想层面而言，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成为了新的上帝。科学取代理性，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和最高价值尺度（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27页。）。科学置一切事物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包括人在内。人们在这个曾被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人成为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使西方国家60年代的青年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在《文化与价值宗奉》中（1970年）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代人知道、经历过和接受过如此急剧的变化，当代人目睹了能源、通讯方式、人类的范围、宇宙的限制、已知世界的确定性、生与死的绝对命令发生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所有成年人都必须承认，所有孩子的经历与他们的经历是不同的”（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第223页。）。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以往传统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崩溃了，而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又未形成，学生失落了，学生迷惘了，因此许多学者把60年代学生的反抗称为“代际冲突”。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社会进步了，问题也多了。学生们在失落和迷惘中，心浮气躁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囫囵吞枣地汲取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思想。他们用这些思想来反传统、反权威、反对异化的消费社会，甚至反对现存的一切，并且常常以街头造反的方式来表达。一旦政府对策不当，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学生的反抗就极易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并且规模极其巨大，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就是典型。就这个意义而言，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无疑是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
二、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极其庞杂。但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判消费社会；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反对权威，争取民主。
批判消费社会。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消费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并没有消除贫困和失业，还带来新的贫因和失业，不但难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还对他们谋生所需的文化素养、专业训练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提高，人的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因此，人们对这个异化的消费社会普遍感到不满。学生则认为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学生变成服从学校中物化关系的劳动商品。于是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口号中充满了对异化消费社会的憎恨，“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开端的挑战”（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戴高乐在1968年底总结五月事件时也说，这次动乱是经济和社会机器，是被拖入经济和社会机器中变成工具的现代人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引起的（注：威廉姆斯·菲利普斯、M.马丁·哈里逊：《戴高乐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Williams Philips M.& Martin Harrs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de Gaulle's Republic)，纽约多佛布劳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37页。）。
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二战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生产日益社会化，人越来越听命于技术和工具，从而使人失去了自由和主动性，失去了个性和创造性，生产、生活和业余生活都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成了商品的奴隶，人成了劳动的工具。于是人们反对人的异化，要求恢复丧失的人性，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确保人自由的存在。因此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与以往的革命呈现很大的不同。西蒙·波娃说：“过去促使革命的最初动因始终是贫穷，学生则以一个崭新的要求——自主权取而代之。”（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雷蒙·阿隆也指出：“由3月22日运动掀起的学生反抗运动的唯一思想是拒绝各种各样的约束。”（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Raymond Aron,The Elusive Revolution)，纽约1969年版，第100页。）法国昂热农业高等学院的学生勒内·布列戈登对此印象极深。他回忆说：“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梦的世界——但这正是我总是铭记于心的东西：给每个人以说话的义务和权力。”（注：罗纳德·弗雷泽等：《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Ronald Fraser,ed.,1968: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伦敦企鹅出版社1968年版，第135页。）对此，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也总结说：“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结底，在街垒上制造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注：《萨特文集·自画像》，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1968年5月学生运动中的口号“权力归于想象！”“不受约束地享受吧！”“禁止禁止！”等，便是要求思想和行动自由的表现。在实践中，学生们畅所欲言地公开表达自己对各种各样问题的看法；他们占领学校，自己管理学校，公然对抗统治他们的政府和大学领导，处处表现出要当自己命运的主宰。参与3月22日运动的成员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他们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的学生组成，但却由一个共同的意志支配行动。它是一个所有的决定都由群众大会作出的组织，它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共同的理论见解（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那个“共同的意志”就是人们共同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
与战后民主化浪潮相一致，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反抗权威、争取民主是其重要内容。学生反抗权威是全面的反抗。3月22日运动参与者内利·芬克埃思特赫的话可为代表：“让等级制度的、权威的、冷冰冰的社会和理性的精英逻辑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小老板和高层官僚见鬼去吧！让这个拒绝考虑由它制造出来的痛苦、贫穷、不平等和不公平、并按照人们的出身和技能来划分等级的僵化社会见鬼去吧！”（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对大学权威、国家权威、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最为明显。
对大学权威的反抗。1968年5月以前，教授享有绝对权威。除了上帝，正教授是讲坛的唯一主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25页。）。教授对大学生的命运有决定权。如在巴黎大学，欧内斯特·拉伯里斯在经济史方面，杜里夫人在法国文学方面，对青年人和他们的职业拥有决定权（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426页。）。大学生们起来造反，占领学校成立各种机构要求大学自治等都是学生反对大学的权威，要求民主管理学校的表现。恰如雷蒙·阿隆所言：“在大学里，这些主题中特别重要的主题是民主的主题，或者批判资产阶级大学，批判大学的反动角色，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3页。）
对国家权威的反抗。当学生们对大学权威发出挑战时，他们只在朦胧地反抗国家的权威、戴高乐的权威。但当警察开进巴黎大学时，学生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权威是大学权威的后盾，于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国家权威。他们高呼“巴黎大学不要警察”，勇敢地与国家政权的维护者警察对垒街头。这也使得学生运动带有政治性质。经过5月10-11日的“堡垒之夜”，学生对国家政权权威的反抗更加激烈，而且和工人、各政党结合起来。对于他们非常敬仰的，但又在法国享有最大权威的戴高乐将军，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喊出了：“别了，戴高乐！”要求结束戴高乐为期10年的“个人专权制度”。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抗，而是对所有社会国家主义的反抗，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公开夸耀：“学生想推翻所有现存政体，无论他是拥护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注：L.M.胜威主编：《青年动乱：代际冲突》(Generaleditor:Dr.L.M.Singhvi,National:Delhi,Youth Unrest:Conflict of Generation)，国家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
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美国自二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以后，奉行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法国学生的不满。尤其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世界人民口诛笔伐，法国学生坚决反对越南战争，而拥戴敢于与强权对抗的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这正体现他们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是全面的，正如科恩·邦迪所说：“我喜欢具有煽动性地取笑所有权威……”（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在推翻权威之后，学生们希望实行直接民主。学生们占领大学，把大学、奥德翁剧院等变成他们的自由论坛，建立各种民主的委员会，如学生公社、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学生大会，决议通过民主程序做出。所以雷蒙·阿隆说：“这场运动，是一场对组织权威的反抗，没有什么目标超过打倒这种权威，建立一些造反者的新机构，这些机构经历五月事件后在一定条件下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下来。”（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1-102页。）
但学生们对消费社会、对权威的反抗，只是批判，而不是打倒。学生们穿着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服装，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因为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住宅建多了，可他们的住宿仍很紧张；投入加大了，可他们的教学设备仍不足；娱乐增多了，可他们消费不起；生活改善了，可他们的贫富更悬殊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增加了，文化素质提高了，可他们仍面临着失业危险；……在1968年5月，当汽油供应紧张，交通不顺时，人们纷纷加入到批判消费社会的队伍行列中；可是到5月30日，“由于汽油恢复了供应，无数的人们离开巴黎去度周末”（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第482页。）。这里面也包括学生，由此可见，学生批判消费社会是希望消费社会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能清除消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1968年9月对学生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排位的调查也说明，学生所不满的主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不满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他们担心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却找不到一份与他们所受训练相称的工作。排在第二位的问题是大学跟不上现代化需求。排在最后的问题是现代消费社会（注：《世界报》(Le Monde)1968年10月29日，转引自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第56注释。）。
学生对权威的反抗，其主要目标是对准大学和美国的权威。他们建立各种委员会，试图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取代不合理的权威。对权威的反抗，得到了学生们普遍的支持，也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在运动中，尤其是运动中后期，学生们与警察对垒战斗，占领奥德剧院（国家剧院），高喊“别了，戴高乐！”“十年，够长了！”对戴高乐政权的权威，对国家政权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要推翻国家政权的只是极少数。除了一些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样的列宁团体，用革命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并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目标。运动的目标更多地是试图用激进的方式改变各种工作场合的权力关系（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220页。）。在运动中，学生没有去占领法国广播电视大楼，没有人去冲击无人看守的总统府——爱丽舍宫，这证明了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国家的权威、夺取国家的政权。对于一些左派的政党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利用五月风暴推翻戴高乐政权，学生们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年轻的革命者不想有人控制他们的行动，不想有政党操纵他们。象往常一样科恩·邦迪最为尖刻地表达了他们对官方左翼的蔑视：“共产党？当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面竟尾随着一群肮脏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真是莫大的幸福？！”（注：帕特里克·西尔、莫林·姆克康维尔：《1968年法国革命》(Patrick Scale and Maureen Mconville,French Revolution 1968)，第92页。）在1968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293个席位，取得了多数，比在选前的199席多出94席（注：罗伊·皮尔斯：《法国政治和政治机构》(Roy Pierce,French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0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是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主要目标。学生批判人的异化，追求自由的存在，其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
三、学生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马尔库塞、萨特的理论，有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的思想，有传统的法国革命思想，还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思想。
马尔库塞从哲学的否定性思维出发，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在以前，解决物质上的贫困是各种自由的前提，现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解除了物质上的贫困。然而这种社会又以种种的控制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使人丧失了真正自由。所以当代工业社会是个“最病态的社会”。
当代工业社会的“病态”主要表现是把人变成了失去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由于科学的高度发展，工业社会不仅利用先进的手段来操纵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思维的控制和操纵，使人们彻底屈从于社会总体的需要。现代文明使人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中、科学和艺术中，还是在哲学和日常思维中，只有与现存制度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而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和批判的方面。
在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丧失了自由，沦为奴隶。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而且人要改变这种奴隶地位极为困难，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管理和统治是具有合理性的不合理体制。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8页。）。
现代社会还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使人只追求物质生活，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层次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追求（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0页。）。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借助于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等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使人丧失了“内心自由”和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
正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畸形的人，所以对这种病态社会不仅要进行理论的批判，而且要进行实践的批判，进行“意识革命”和“本能革命”，用一种使人充分解放的社会代替这种病态社会。1968年5月学生提出的口号“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我越要革命就越谈恋爱，越恋爱就越要革命”就是从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论”派生出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主体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遗弃的人和外来的下层人，是在思想上拒绝与资本主义合作的人。而新的左派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酷爱本性的自由，具有“反心理压抑”的批判精神，是革命的希望。
在革命战略上，马尔库塞主张“主动挑衅”和“大拒绝”。“主动挑衅”就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内容的掩盖物，因而在政治斗争中必须加以揭露。揭露的方法则是挑衅，即把资产阶级政权推向右边，迫使它采取武力，破坏其自由民主的法规体系而暴露其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为此，必须完全放弃议会斗争而搞议会外斗争。“大拒绝”就是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即同一切现存的东西进行完全、彻底、绝对的决裂。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木三分。正由于此，他成为了西方“青年造反哲学”的创始人。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正是把马尔库塞的理论作为造资本主义反的根据，他们甚至打着写有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旗子和标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与警察对垒（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71页。）。大学生往往自称信奉马尔库塞（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524页。）。在游行示威中，学生们也常常占领街道，筑起街垒，故意引起警察的干涉和镇压。他们都受了马尔库塞作品的影响。马尔库塞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认为工人不能胜任进行革命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起来制造混乱（注：L.M.胜威：《青年动乱：代际冲突》，第131页。）。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主要来自萨特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人道主义自由观）。在萨特早期的著作中，他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和历史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二战以后，尽管他转而从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来讨论人的自由问题，但他推崇的仍是近似绝对的自由。
萨特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积极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反映自由，说明自由。萨特还断言，反抗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必须推倒一切压抑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反抗不能消除世界的荒诞，但却使个人的内心得到完善。他还坚持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将是暴力的”，“当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屠杀的一种回报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萨特还以他的政治行动表明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政治意义：即以存在主义自由思想为指导，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造反派。他的行动哲学告诉人们：不要怯于行动，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的实践更为青年学生树立了榜样。他站在“左派”甚至是激进的“左派”立场上，同情和支持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美国对越南战争。在1968年5月事件中，他更是积极投入，谴责异化的资本主义，并表示支持学生的论战和巷战的造反方式。正由于此，雷蒙·阿隆指出：“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溶炼中的人群的角色。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737页。）。
3月22日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明显受萨特思想影响，特别是其领导人科恩·邦迪。萨特成了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学生运动反对人的异化，他们追求自由的存在过程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这在萨特的思想中可找到渊源。
除了马尔库塞、萨特的思想理论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深深地影响着法国学生。托洛茨基在1905年首次提出：“不断革命论”。在20年代初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他发展了“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注：《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的理论。要求在世界各地各条战线上，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不停顿地前进。此后，他先后在土耳其、法国、墨西哥侨居，鼓吹和传播“不断革命论”。尽管托洛茨基在1940年被刺身亡，但他的思想仍在传播，拥有相当多的信徒。
战后，在西欧，托派最为活跃的地方是法国（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1968年5月以前，学生中有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另外我们从《世界报》1969年4月13日介绍最大的托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的情况中也不难发现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该同盟19岁至22岁的成员占总数的2/3。40%的人是大学生，15%是其他学生，15%是教员（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120页。）。我们从苏联作家巴斯马诺夫带着感情色彩的笔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拥有印刷出版机构和掌握传播书籍广告的人，都在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他的思想很容易地渗入到高等学府，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被列入必读书目。资产阶级的大学还为“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敞开大门（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99页。）。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由此深入到许多学生的思想中，而其“立即解决问题”、“紧急行动起来”的号召对心怀不满的法国大学生很具号召力。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萨特、托洛茨基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是主要的。马尔库塞和萨特的学说对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异常激烈，但终究还属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的范畴。托洛茨基的思想也与传统的马列思想存在差别。而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在法国有一定的信徒，但数量少，而且他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理解不深。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国学生主要接受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故其运动也应为一场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
综上所述，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是一场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运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3期第42～49页
【作者简介】郑春生，在浙江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温州 325003
一、资本主义历史坐标上的学生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使人们经历了巨大变化。首先在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据统计，1913-1938年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共增长了52%，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7%，而1946-1970年间的25年中，却增长了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6%左右（注：王斯德、钱洪：《世界当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1959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848亿美元、173亿美元、233亿美元、361亿美元、288亿美元，1970年则分别剧增到9854亿美元、2035亿美元、1855亿美元、1224亿美元、1409亿美元（注：《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法国为例：1949年，汽车、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的产量分别为28.6万辆、0.2万台、83万台、32万只；而1970年则分别为275万辆、151万台、292万台、1090万只（注：《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225、255、259页。）。1966年48.8%的工人拥有汽车，52.5%的工人拥有电视机，64.4%的工人拥有电冰箱，48.3%的工人拥有洗衣机，31.8%的工人拥有录音机（注：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Frank L.Wilson,The French Democratic Left 1963-1969:Toward a Modern Party System)，加利福利亚斯坦福出版社1971年版，第54页。）。当人们看到经济日益发展时，他们的欲望也随之增长和被激发起来。虽然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摆着各类品种的食物，人们都有衣穿，住宅里家庭用品都有增加，路上有汽车，屋顶有电视天线，但是每个人对于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甚于对已占有的东西的欣慰（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2页。）。一旦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或现实影响到他们的欲望满足时，不满便油然而生。
1968年世界经济开始动荡，以美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发生动摇。1967年末和1968年初西方媒体在对西方预测时，悲观态度非常普遍。1968年3月，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金融危机，出现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在法国，尽管戴高乐对货币问题非常看重：“要使法国拥有一种标准法郎”，只要他在职，“它的等价是不会改变的”（注：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141-142页。）；但是结果仍是，巴黎同样出现黄金抢购狂潮。鉴于此，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前景态度悲观。世界经济动荡恶化了法国经济，也加剧了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与学生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和“毕业即失业”问题也日显突出。这更加剧了学生的不满，导致学生采取激烈的抗议方式。1967年11月，农泰尔的学生就经济衰退而缺少就业机会举行罢课。罢课还传到其他一些大学，包括巴黎索邦大学。
从更深的思想层面而言，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成为了新的上帝。科学取代理性，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和最高价值尺度（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27页。）。科学置一切事物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包括人在内。人们在这个曾被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人成为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使西方国家60年代的青年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在《文化与价值宗奉》中（1970年）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代人知道、经历过和接受过如此急剧的变化，当代人目睹了能源、通讯方式、人类的范围、宇宙的限制、已知世界的确定性、生与死的绝对命令发生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所有成年人都必须承认，所有孩子的经历与他们的经历是不同的”（注：张精华：《大洋的彼岸——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状》，第223页。）。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以往传统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崩溃了，而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又未形成，学生失落了，学生迷惘了，因此许多学者把60年代学生的反抗称为“代际冲突”。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社会进步了，问题也多了。学生们在失落和迷惘中，心浮气躁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囫囵吞枣地汲取着各种各样的思想，特别是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思想。他们用这些思想来反传统、反权威、反对异化的消费社会，甚至反对现存的一切，并且常常以街头造反的方式来表达。一旦政府对策不当，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学生的反抗就极易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并且规模极其巨大，法国1968年5月学生运动就是典型。就这个意义而言，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无疑是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
二、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极其庞杂。但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批判消费社会；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反对权威，争取民主。
批判消费社会。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消费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并没有消除贫困和失业，还带来新的贫因和失业，不但难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还对他们谋生所需的文化素养、专业训练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提高，人的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因此，人们对这个异化的消费社会普遍感到不满。学生则认为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学生变成服从学校中物化关系的劳动商品。于是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口号中充满了对异化消费社会的憎恨，“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开端的挑战”（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戴高乐在1968年底总结五月事件时也说，这次动乱是经济和社会机器，是被拖入经济和社会机器中变成工具的现代人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引起的（注：威廉姆斯·菲利普斯、M.马丁·哈里逊：《戴高乐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Williams Philips M.& Martin Harrs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de Gaulle's Republic)，纽约多佛布劳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337页。）。
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人自由的存在。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二战以来，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生产日益社会化，人越来越听命于技术和工具，从而使人失去了自由和主动性，失去了个性和创造性，生产、生活和业余生活都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人成了商品的奴隶，人成了劳动的工具。于是人们反对人的异化，要求恢复丧失的人性，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确保人自由的存在。因此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与以往的革命呈现很大的不同。西蒙·波娃说：“过去促使革命的最初动因始终是贫穷，学生则以一个崭新的要求——自主权取而代之。”（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雷蒙·阿隆也指出：“由3月22日运动掀起的学生反抗运动的唯一思想是拒绝各种各样的约束。”（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Raymond Aron,The Elusive Revolution)，纽约1969年版，第100页。）法国昂热农业高等学院的学生勒内·布列戈登对此印象极深。他回忆说：“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梦的世界——但这正是我总是铭记于心的东西：给每个人以说话的义务和权力。”（注：罗纳德·弗雷泽等：《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Ronald Fraser,ed.,1968: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伦敦企鹅出版社1968年版，第135页。）对此，萨特在《七十岁自画像》中也总结说：“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结底，在街垒上制造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注：《萨特文集·自画像》，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3页。）1968年5月学生运动中的口号“权力归于想象！”“不受约束地享受吧！”“禁止禁止！”等，便是要求思想和行动自由的表现。在实践中，学生们畅所欲言地公开表达自己对各种各样问题的看法；他们占领学校，自己管理学校，公然对抗统治他们的政府和大学领导，处处表现出要当自己命运的主宰。参与3月22日运动的成员在这方面最为典型。他们由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的学生组成，但却由一个共同的意志支配行动。它是一个所有的决定都由群众大会作出的组织，它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共同的理论见解（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那个“共同的意志”就是人们共同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
与战后民主化浪潮相一致，在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反抗权威、争取民主是其重要内容。学生反抗权威是全面的反抗。3月22日运动参与者内利·芬克埃思特赫的话可为代表：“让等级制度的、权威的、冷冰冰的社会和理性的精英逻辑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小老板和高层官僚见鬼去吧！让这个拒绝考虑由它制造出来的痛苦、贫穷、不平等和不公平、并按照人们的出身和技能来划分等级的僵化社会见鬼去吧！”（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对大学权威、国家权威、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最为明显。
对大学权威的反抗。1968年5月以前，教授享有绝对权威。除了上帝，正教授是讲坛的唯一主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25页。）。教授对大学生的命运有决定权。如在巴黎大学，欧内斯特·拉伯里斯在经济史方面，杜里夫人在法国文学方面，对青年人和他们的职业拥有决定权（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426页。）。大学生们起来造反，占领学校成立各种机构要求大学自治等都是学生反对大学的权威，要求民主管理学校的表现。恰如雷蒙·阿隆所言：“在大学里，这些主题中特别重要的主题是民主的主题，或者批判资产阶级大学，批判大学的反动角色，批判资产阶级文化。”（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3页。）
对国家权威的反抗。当学生们对大学权威发出挑战时，他们只在朦胧地反抗国家的权威、戴高乐的权威。但当警察开进巴黎大学时，学生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政权的权威是大学权威的后盾，于是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国家权威。他们高呼“巴黎大学不要警察”，勇敢地与国家政权的维护者警察对垒街头。这也使得学生运动带有政治性质。经过5月10-11日的“堡垒之夜”，学生对国家政权权威的反抗更加激烈，而且和工人、各政党结合起来。对于他们非常敬仰的，但又在法国享有最大权威的戴高乐将军，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喊出了：“别了，戴高乐！”要求结束戴高乐为期10年的“个人专权制度”。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抗，而是对所有社会国家主义的反抗，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公开夸耀：“学生想推翻所有现存政体，无论他是拥护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注：L.M.胜威主编：《青年动乱：代际冲突》(Generaleditor:Dr.L.M.Singhvi,National:Delhi,Youth Unrest:Conflict of Generation)，国家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
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美国自二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以后，奉行强权政治、霸权政治，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法国学生的不满。尤其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世界人民口诛笔伐，法国学生坚决反对越南战争，而拥戴敢于与强权对抗的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这正体现他们对美国霸权主义权威的反抗。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是全面的，正如科恩·邦迪所说：“我喜欢具有煽动性地取笑所有权威……”（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135页。）。在推翻权威之后，学生们希望实行直接民主。学生们占领大学，把大学、奥德翁剧院等变成他们的自由论坛，建立各种民主的委员会，如学生公社、学生代表大会、全体学生大会，决议通过民主程序做出。所以雷蒙·阿隆说：“这场运动，是一场对组织权威的反抗，没有什么目标超过打倒这种权威，建立一些造反者的新机构，这些机构经历五月事件后在一定条件下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留下来。”（注：雷蒙·阿隆：《难以捉摸的革命》，第101-102页。）
但学生们对消费社会、对权威的反抗，只是批判，而不是打倒。学生们穿着从消费社会挑选的称心服装，吃着消费社会生产的丰富多彩的可口食品，开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小汽车，看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电视……他们一面享受着消费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好处、种种快乐，一面在诅咒着消费社会。因为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住宅建多了，可他们的住宿仍很紧张；投入加大了，可他们的教学设备仍不足；娱乐增多了，可他们消费不起；生活改善了，可他们的贫富更悬殊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增加了，文化素质提高了，可他们仍面临着失业危险；……在1968年5月，当汽油供应紧张，交通不顺时，人们纷纷加入到批判消费社会的队伍行列中；可是到5月30日，“由于汽油恢复了供应，无数的人们离开巴黎去度周末”（注：西蒙·波娃：《西蒙·波娃回忆录》第4卷，第482页。）。这里面也包括学生，由此可见，学生批判消费社会是希望消费社会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能清除消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1968年9月对学生不满的三个主要原因排位的调查也说明，学生所不满的主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消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不满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他们担心一旦他们完成学业，却找不到一份与他们所受训练相称的工作。排在第二位的问题是大学跟不上现代化需求。排在最后的问题是现代消费社会（注：《世界报》(Le Monde)1968年10月29日，转引自弗兰克·L.威尔逊：《1963-1969年法国民主左派：面对一个现代政党体系》，第56注释。）。
学生对权威的反抗，其主要目标是对准大学和美国的权威。他们建立各种委员会，试图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取代不合理的权威。对权威的反抗，得到了学生们普遍的支持，也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在运动中，尤其是运动中后期，学生们与警察对垒战斗，占领奥德剧院（国家剧院），高喊“别了，戴高乐！”“十年，够长了！”对戴高乐政权的权威，对国家政权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要推翻国家政权的只是极少数。除了一些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样的列宁团体，用革命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并没有成为一个大众的目标。运动的目标更多地是试图用激进的方式改变各种工作场合的权力关系（注：雷蒙·阿隆：《1968：学生一代在反抗》，第220页。）。在运动中，学生没有去占领法国广播电视大楼，没有人去冲击无人看守的总统府——爱丽舍宫，这证明了学生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国家的权威、夺取国家的政权。对于一些左派的政党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利用五月风暴推翻戴高乐政权，学生们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年轻的革命者不想有人控制他们的行动，不想有政党操纵他们。象往常一样科恩·邦迪最为尖刻地表达了他们对官方左翼的蔑视：“共产党？当我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后面竟尾随着一群肮脏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真是莫大的幸福？！”（注：帕特里克·西尔、莫林·姆克康维尔：《1968年法国革命》(Patrick Scale and Maureen Mconville,French Revolution 1968)，第92页。）在1968年6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戴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293个席位，取得了多数，比在选前的199席多出94席（注：罗伊·皮尔斯：《法国政治和政治机构》(Roy Pierce,French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纽约哈泊和罗出版社1973年版，第10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是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主要目标。学生批判人的异化，追求自由的存在，其目的在于人的现代化。
三、学生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马尔库塞、萨特的理论，有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的思想，有传统的法国革命思想，还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托洛茨基的思想。
马尔库塞从哲学的否定性思维出发，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在以前，解决物质上的贫困是各种自由的前提，现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解除了物质上的贫困。然而这种社会又以种种的控制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奴役和对人性的压抑，使人丧失了真正自由。所以当代工业社会是个“最病态的社会”。
当代工业社会的“病态”主要表现是把人变成了失去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由于科学的高度发展，工业社会不仅利用先进的手段来操纵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思维的控制和操纵，使人们彻底屈从于社会总体的需要。现代文明使人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中、科学和艺术中，还是在哲学和日常思维中，只有与现存制度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而丧失了对社会的否定和批判的方面。
在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丧失了自由，沦为奴隶。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而且人要改变这种奴隶地位极为困难，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管理和统治是具有合理性的不合理体制。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8页。）。
现代社会还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使人只追求物质生活，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和批判的思维能力。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层次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追求（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0页。）。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借助于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等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思维，使人丧失了“内心自由”和对现存制度的否定性。
正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畸形的人，所以对这种病态社会不仅要进行理论的批判，而且要进行实践的批判，进行“意识革命”和“本能革命”，用一种使人充分解放的社会代替这种病态社会。1968年5月学生提出的口号“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我越要革命就越谈恋爱，越恋爱就越要革命”就是从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论”派生出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主体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所遗弃的人和外来的下层人，是在思想上拒绝与资本主义合作的人。而新的左派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酷爱本性的自由，具有“反心理压抑”的批判精神，是革命的希望。
在革命战略上，马尔库塞主张“主动挑衅”和“大拒绝”。“主动挑衅”就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法西斯专政内容的掩盖物，因而在政治斗争中必须加以揭露。揭露的方法则是挑衅，即把资产阶级政权推向右边，迫使它采取武力，破坏其自由民主的法规体系而暴露其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为此，必须完全放弃议会斗争而搞议会外斗争。“大拒绝”就是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即同一切现存的东西进行完全、彻底、绝对的决裂。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木三分。正由于此，他成为了西方“青年造反哲学”的创始人。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正是把马尔库塞的理论作为造资本主义反的根据，他们甚至打着写有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旗子和标语，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与警察对垒（注：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71页。）。大学生往往自称信奉马尔库塞（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524页。）。在游行示威中，学生们也常常占领街道，筑起街垒，故意引起警察的干涉和镇压。他们都受了马尔库塞作品的影响。马尔库塞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因为他认为工人不能胜任进行革命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让学生起来制造混乱（注：L.M.胜威：《青年动乱：代际冲突》，第131页。）。
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中追求自由的存在的思想主要来自萨特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人道主义自由观）。在萨特早期的著作中，他认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和历史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二战以后，尽管他转而从个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来讨论人的自由问题，但他推崇的仍是近似绝对的自由。
萨特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积极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反映自由，说明自由。萨特还断言，反抗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必须推倒一切压抑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反抗不能消除世界的荒诞，但却使个人的内心得到完善。他还坚持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将是暴力的”，“当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屠杀的一种回报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萨特还以他的政治行动表明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政治意义：即以存在主义自由思想为指导，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造反派。他的行动哲学告诉人们：不要怯于行动，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的实践更为青年学生树立了榜样。他站在“左派”甚至是激进的“左派”立场上，同情和支持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行为，其中包括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美国对越南战争。在1968年5月事件中，他更是积极投入，谴责异化的资本主义，并表示支持学生的论战和巷战的造反方式。正由于此，雷蒙·阿隆指出：“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溶炼中的人群的角色。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注：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737页。）。
3月22日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明显受萨特思想影响，特别是其领导人科恩·邦迪。萨特成了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学生运动反对人的异化，他们追求自由的存在过程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这在萨特的思想中可找到渊源。
除了马尔库塞、萨特的思想理论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深深地影响着法国学生。托洛茨基在1905年首次提出：“不断革命论”。在20年代初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中，他发展了“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注：《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7页。）的理论。要求在世界各地各条战线上，朝着无产阶级的目标不停顿地前进。此后，他先后在土耳其、法国、墨西哥侨居，鼓吹和传播“不断革命论”。尽管托洛茨基在1940年被刺身亡，但他的思想仍在传播，拥有相当多的信徒。
战后，在西欧，托派最为活跃的地方是法国（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1968年5月以前，学生中有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另外我们从《世界报》1969年4月13日介绍最大的托派组织共产主义同盟的情况中也不难发现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该同盟19岁至22岁的成员占总数的2/3。40%的人是大学生，15%是其他学生，15%是教员（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120页。）。我们从苏联作家巴斯马诺夫带着感情色彩的笔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拥有印刷出版机构和掌握传播书籍广告的人，都在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他的思想很容易地渗入到高等学府，托洛茨基的著作在那里被列入必读书目。资产阶级的大学还为“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敞开大门（注：巴斯马诺夫：《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第99页。）。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由此深入到许多学生的思想中，而其“立即解决问题”、“紧急行动起来”的号召对心怀不满的法国大学生很具号召力。
总而言之，马尔库塞、萨特、托洛茨基对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影响是主要的。马尔库塞和萨特的学说对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异常激烈，但终究还属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的范畴。托洛茨基的思想也与传统的马列思想存在差别。而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在法国有一定的信徒，但数量少，而且他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古巴革命的思想理解不深。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国学生主要接受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故其运动也应为一场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
综上所述，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是一场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资本主义法国的批判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