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商鸣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1999年02期第23～28页
【作者简介】商鸣臣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 键 词】日本/大陆政策/朝鲜/中国
最近几年，在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出现了“这场战争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引发的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的论调。（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高桥秀直在其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声称：“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开战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与主张和清朝武力对抗的陆奥宗光及陆军将领相反，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514页。）这表明， 现在探索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战争是政策的维续，又是贯彻和执行政策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注：《田中义—奏折》，见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朝鲜。其原因在于，侵略朝鲜不仅是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还在于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即有人提出“征韩（朝鲜）论”，只是由于当时日本人民斗争处于高涨阶段，人心动荡，加上明治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至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驻俄公使{k5j605.jpg}木武扬就保举驻朝鲜公使问题在写给外务卿的信中说：能不能统治朝鲜，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对亚洲近邻国家树立权威的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因此，“乘大好时机，使我国着手对彼（朝鲜）施加威福，这实在是我国政治上一件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所以，他特意推荐花房义质担任日本驻朝公使，以便于掌握朝鲜的政治动向，扩大其对朝鲜的侵略。
继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港口后，日本在朝鲜首都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7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导致“壬午兵变”。同年8月，日本政府派4艘军舰和1个大队（营）的陆军护送公使回汉城。日本还趁势迫使朝鲜先后签订《济物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对朝鲜的侵略。
1882年8月签订的《济物浦条约》规定：要朝鲜限20 天内捕获“凶手”，“严惩巨魁”，并允许日本派专人参与管理。朝鲜负责给日本修建兵营，还必须派出政府大员，专程携带国书到日本谢罪等（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这一条约的订立，使日本首次获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这是日本具体入侵大陆的第一步。同一天，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本修好条规续约》。它规定：已经开港的元山、釜山、仁川各港，要扩大到周围50里， 两年后再扩大到100里；从1882年以后， 杨花镇开市。 （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
1883年7月，日本于汉城签订包括47 项内容的《日本人在朝鲜贸易规则》，使其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其中规定：（一）日本商船驶进朝鲜港口时，朝鲜海关须予保护并提供种种方便，所需费用由海关支付。（二）日本人在朝鲜各通商港口，为搬运货物，或迎送客人，可雇用朝鲜的车船脚夫，朝鲜官吏不得干涉。（三）日本船上乘务人员及游客自用物品上陆或装船，均无须请求海关批准。（四）日本军舰及其他属于日本政府的船只，装载物品驶入朝鲜通商港口时，不必办理手续。（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1页。）这些规定，为日本掠夺朝鲜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提供了切实有力的依据。
尔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干涉朝鲜的内政，加深朝鲜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从中渔利。日本还通过1884年的“甲申事变”，力图扶植朝鲜亲日派制造傀儡政权，以独霸朝鲜为它的殖民地。1885年4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将来朝鲜倘有变乱重大事件发生，要求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时，彼此应事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后即行撤走，不再留驻。”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一份照会中声明：“对在朝的中国官兵之不小心及官兵伤害日民之事，俟查明依法办理。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1979年版，256页。）日本通过这些条款， 迫使清政府默认它在朝鲜的地位，从而攫取了对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
二
当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便把矛头对准中国，急切通过武力手段，去实现其即定目标。为发动战争，日本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概括起来，主要采取以下诸端：
第一，对军人实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不同。这种常备军不称为国防军而称“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1878年以当时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的根本。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发布了以1878年《军人训诫》为基础的《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
“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所谓“忠节”，封建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为主君坚持封建的节操。（二）强调武勇。封建武士必须磨练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三）强调崇拜日本军刀，把它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强调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日本封建“武士道”的主从关系，本是效忠于封建武士首领的。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了加紧控制广大士兵，1881年建立了为士兵之“禁锢”的宪兵制度。将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这种“武士道”精神，并且加以美化，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的士兵和人民。这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要军人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崇拜天皇、军人精神的体现。
为了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敕谕》。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钦定国民教育主旨。它一经公布，日本的学问、思想、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注：（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84页。）
第二，疯狂扩军备战
为了最有效地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必然要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一）重视发展军事工业。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规定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工业服务。由于强调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日本在1889年改进的二十二年式封田连发铳，其性能已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二）加强军制改革。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一批军火军阀从欧洲游历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军国主义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从1886年起实行的“兵制改革”主要目标放在对中国作战所需的战备上，确定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三）参谋本部海军部官员在1887年提出对华作战的方案。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左藤文库中发现6 个对华战争的方案。其一，《征清方案（征清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1887年12月30日；其二，《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岛崎好忠，1887年12月；其三，《对策》，执笔者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其四，无题目，执笔者海军大尉日高正雄，1887年12月30日；其五，《阐述对策意见》，执笔者海军大尉佐佐木広胜，1887年12月28日；其六，《对策》，执笔者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部包义，1887年4月 20日。（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上述6个作战方案，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 并以进攻北京为中心。在《征清方案》中，樱井首先把海军舰队分成第一、第二及炮舰队3 支舰队。其中第一舰队为扶桑、浪速、高千穗、海门、天竜、筑紫、大和、武藏、天城、山城、近江等12艘。天城、筑紫、小鹰号用作哨舰；山城、近江用以通报兼军需船；肥后、纪伊、越中、赖朝4条船用作搬运石炭。第二舰队为金刚、比睿、清辉、日进、 春日、筑波、竜骧7艘舰。东海、尾张、玄武、青竜4条舰用作军需船；秀吉、伊势、芙蓉用以搬运石炭。炮舰队包括磐城、鸟海、摩耶、爱石、凤翔5艘。第一舰队、 炮舰队加上陆军的混成旅团组成“先头部队主力”。这个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攻击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使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变成日军进攻北京的第一根据地。第二舰队作为“先头部队支队”，其任务为防御中国的南洋舰队，确保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解除日军进攻北京的后顾之忧。在初次进攻达到变金州半岛为据点的目的以后，后绕的大部队便在直隶抚宁县、洋河口附近登陆，以便顺利达到进攻北京之目的。在这一策略中樱井记述了首先攻打旅顺的理由，即金州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众多的岛屿构成了渤海湾的自然门户，中国海军倚旅顺、威海、芝罘三港鼎足而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日本船舰的安全，就必须先打旅顺。不单是海军舰队，还和陆军共同作战的理由是：从日本和中国海军的比较来看，日本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让陆军登陆，从背后攻打中国炮台，支援舰队。显然，樱井的作战构想中没有设想日中在朝鲜的冲突，这一点与实际发生的甲午战争的过程不同。但在这一场战争中，日军也占领了包含旅顺在内的金州半岛，然后攻打了山东半岛，并且陆海军共同作战攻打威海卫。1895年3 月，日军决定进攻中国本土时，天皇自己就主张把大本营扎在旅顺，然后移到洋河口附近登陆和占领，以此作为攻打北京的据点。因此，樱井的《征清方案》，正像中塚明教授指出的：“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四）扩大军队数额，制造和购置大批军舰。1883～1889年，日本陆军现役兵力由4.3万余人增为7.5万余人，如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从13.78万人增加到24.34万人。（注：（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135页。）海军从1883 年执行造舰计划以来，不断扩充兵力。于1884年设横须贺镇守府后，为适应对亚洲大陆作战的需要，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设军港。1886年5月开始动工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准备对中国作战时使用。1888年海军拟新造军舰32艘，以5艘大铁舰为中心。海军还制定了以8艘铁甲舰为中心的庞大扩军计划，预定建造3 艘以风景名胜命名的所谓“三景舰”，即“严岛”、“松岛”和“桥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5.98万吨，还有数只商轮武装起来可充作代用军舰。陆军建成7个师团，现役总兵力为12.3万人， 战时总动员全国能抽调的兵力达23万人。（五）增加巨额军费。“甲申事变”后，1885年军费便已超过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注：（日）大石嘉一郎编：《日本产业革命的研究》，上，297 页。）1892年，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整个国家预算的41%。毫无疑问，这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罕见的。日本政府用这些军费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设备。1893年日本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武器弹药、火药及海军舰艇等军用物资，总计达109 万日元。1894年又增至429万余日元。 （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240 页。）（六）大搞军事演习。为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日本海陆军频繁地进行海陆联合或单独的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1892年日本近卫师团第一、二师团进行特别大演习。（七）成立“出师准备物质经办委员会”和设置大本营。为适应发动战争的物质供应需要，1893年4月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5月根据明治天皇第52号敕令，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领导指挥战时海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
第三，情报准备
日本为熟悉和掌握中朝两国情况，加紧进行情报准备：（一）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和朝鲜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这些间谍特务，有的化装成中国人，有的打扮成旅行家，还有的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1886年派到中国的特务荒尾精，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招牌，组成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网。第二年参谋本部又派遣以陆军中佐山本清坚为首的特务多人，到华北地区从事搜集情报活动。主要任务是调查渤海湾一带沿岸登陆地点，上陆后作战目标，军队运输方法，地形选择利用等。山本等一行人扮作中国人模样，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一带，长达200多里地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军事、政治、 经济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地理环境的情况。据日方记载，这次搜集调查的情报，对于甲午战争中“参谋本部制定作战计划起很大作用。”（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07页。 ）同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的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在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中说：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10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肢解中国的方案，企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应宝湖、太湖、浙江省抚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注：林子候：《台湾涉外关系史》，508～509页。）这就是小川在报告书中勾划出的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大致轮廓。（二）通过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尤其是使馆武官搜集各种情报。由于日本间谍特务在中国大肆刺探、搜集情报的活动，使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形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1页。）无疑，这些情报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定作战计划，确定战略方针及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连日本政府也承认，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正是以这些间谍特务为“手足和耳目”，不仅对中朝两国，甚至对整个东亚西欧的形势、动态非常清楚。“以致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12页。 ）（三）日本军官亲自来华搜集情报。川上操六最为典型。他于1893年4 月从日本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考察了一个月。5 月到达山东半岛的烟台，旋赴天津。而李鸿章却把他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并请川上操六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让他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又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经过3个月的所谓“考察”， 川上操六不仅探知中国的军火生产，军事装备，军事设施以及部队训练等情况，更使其“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信心。”（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24页。）
经过日本间谍特务的大力活动，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对中国各方面情况了解得极为详尽。战前，日本侵略者便已绘成包括朝鲜东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着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正像一个名为波纳尔的欧洲人看到这份地图后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1页。）80年代末期一度担任外相的大隈重信曾在甲午战争前夕，毫无遮掩地写道：“日本洗雪它在1884年所蒙的耻辱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受其他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2页。）这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心态。
第四，舆论准备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发动战争，总要编造理由，制造舆论，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1889年，一贯主张经济侵略的军阀头子山县有朋组织内阁。他上台后更加疯狂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第二年6月， 他在国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其中讲道：“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卫利益线。……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用。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注：（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203页。 ）山县有朋所说的与日本“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指的就是朝鲜与中国。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妄图并吞朝鲜和中国。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1892年12月，日本外务相大木在对议会的演说中，公开宣称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他声称：“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甲午中日战争》，1 0页。）这种战争的叫嚣， 也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同一年，日本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炮制所谓“殖民论”，胡说什么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人口过剩，不能落后，也要开拓殖民地。1893年，日本出现了以军国主义分子{k5j605.jpg}木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这一团体为日本发动战争广造舆论，摇旗呐喊。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日本国内经济危机的出现，促使日本加快发动战争的步伐。
先天不足的日本资本主义，历经80年代后期产业投资热潮已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到1890年初就开始呈现危机征兆。因为地主资本家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工农群众的残酷剥削，国内市场狭小。1889年日本农业遭受大歉收，稻谷减产560 万石，米价飞涨，迫使它大量进口大米，外汇储备大量消耗。同时，因农业歉收，对外贸易直接受到严重影响。1890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这样，内外夹攻，使日本资本主义爆发了早期的经济危机。1890年几项主要的生产指标在急剧下降。棉布生产比前一年下降16%，豆油下降62%。生丝出口总值从1889年的2600 万日元减到1890年的350万日元。由于政府不顾一切地扩军备战，大量进口军事战略物资，外贸进出口更加不平衡，1890 年出口总值5660万日元，进口总值达8170余万元。 （注：（日）大岛清：《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年表》，32页。）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资本家采取大批裁减工人，压低工资的政策。投机商人和地主纷纷哄抬米价，固积居奇。工农劳动人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因而人民奋起反抗。1890年1 月爆发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便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趁机对外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的视线，这正如陆奥宗光所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能作出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注：（日）清泽洌：《现代日本文明史》。）
日本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急切地寻找战机，以求一逞。根据日本宪法，于1890年大选产生议会，内阁方面因议会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削减军费，政潮迭起，局势不稳，山县内阁历时一年半就垮台了，继任的松方正义内阁寿命更短。伊藤博文于1892年8月上台后， 接连解散两届议会，压制反对意见。但第六届议会又于1894年5月30 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伊藤面临着总辞职或再一次解散议会的抉择。为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走上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1894年3 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段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注：（日）田中惣五郎：《日本军队史》，第1卷，198～199页。）而同年5月朝鲜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对陆奥一类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纠住不放，要“索性使两国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决意挑起战争。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健野三在7月7日曾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注：（日）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就这样伊藤内阁同军部一起，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上述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之所以用战争形式来推行“大陆政策”，这也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紧密相关。日本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烈的军事性。它的封建性，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军队绝对服从天皇，认为“天皇”是神的化身，这种今天看来是很愚昧的举动，当时却认为是神圣的职责；它的军事性，是日本以武力扩张推行军国主义的基础。正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把日本军民的战争情绪煽动起来，特别是日本占领旅顺后，举国上下庆贺胜利的狂热推向高潮。
甲午战争把中国推向痛苦的深渊。正义虽在中国一边，由于当权者的腐败，即使有如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等那样的爱国将领的浴血奋战，也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甲午战争使日本得到极大的利益，也使其侵略欲望大增。20世纪初，它挑起日俄战争，30年代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沉醉于征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美梦中。中国人民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奋战， 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遭到彻底破产。由此可见，“大陆政策”是日本近代外交的一条主线。它在推行和实施的初期尝到甜头，尔后胃口大开，发展到孤注一掷，全面侵华，最终邪恶被正义战败。历史证明，“大陆政策”把日本推行军国主义道路，也给日本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应正视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这段历史。同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应回避，谎言代替不了客观史实，嘲弄和歪曲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坚持正义立场的人所唾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1999年02期第23～28页
【作者简介】商鸣臣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内容提要】 | “大陆政策”是明治政府“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体现。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朝鲜。为进一步推行其政策，日本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日本急切寻找战机。朝鲜的东学党起义，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它故意纠住不放，终于挑起战争。 |
一
战争是政策的维续，又是贯彻和执行政策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注：《田中义—奏折》，见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朝鲜。其原因在于，侵略朝鲜不仅是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还在于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即有人提出“征韩（朝鲜）论”，只是由于当时日本人民斗争处于高涨阶段，人心动荡，加上明治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至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驻俄公使{k5j605.jpg}木武扬就保举驻朝鲜公使问题在写给外务卿的信中说：能不能统治朝鲜，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对亚洲近邻国家树立权威的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因此，“乘大好时机，使我国着手对彼（朝鲜）施加威福，这实在是我国政治上一件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所以，他特意推荐花房义质担任日本驻朝公使，以便于掌握朝鲜的政治动向，扩大其对朝鲜的侵略。
继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港口后，日本在朝鲜首都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7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导致“壬午兵变”。同年8月，日本政府派4艘军舰和1个大队（营）的陆军护送公使回汉城。日本还趁势迫使朝鲜先后签订《济物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对朝鲜的侵略。
1882年8月签订的《济物浦条约》规定：要朝鲜限20 天内捕获“凶手”，“严惩巨魁”，并允许日本派专人参与管理。朝鲜负责给日本修建兵营，还必须派出政府大员，专程携带国书到日本谢罪等（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这一条约的订立，使日本首次获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这是日本具体入侵大陆的第一步。同一天，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本修好条规续约》。它规定：已经开港的元山、釜山、仁川各港，要扩大到周围50里， 两年后再扩大到100里；从1882年以后， 杨花镇开市。 （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
1883年7月，日本于汉城签订包括47 项内容的《日本人在朝鲜贸易规则》，使其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其中规定：（一）日本商船驶进朝鲜港口时，朝鲜海关须予保护并提供种种方便，所需费用由海关支付。（二）日本人在朝鲜各通商港口，为搬运货物，或迎送客人，可雇用朝鲜的车船脚夫，朝鲜官吏不得干涉。（三）日本船上乘务人员及游客自用物品上陆或装船，均无须请求海关批准。（四）日本军舰及其他属于日本政府的船只，装载物品驶入朝鲜通商港口时，不必办理手续。（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1页。）这些规定，为日本掠夺朝鲜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提供了切实有力的依据。
尔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干涉朝鲜的内政，加深朝鲜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从中渔利。日本还通过1884年的“甲申事变”，力图扶植朝鲜亲日派制造傀儡政权，以独霸朝鲜为它的殖民地。1885年4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将来朝鲜倘有变乱重大事件发生，要求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时，彼此应事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后即行撤走，不再留驻。”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一份照会中声明：“对在朝的中国官兵之不小心及官兵伤害日民之事，俟查明依法办理。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1979年版，256页。）日本通过这些条款， 迫使清政府默认它在朝鲜的地位，从而攫取了对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
二
当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便把矛头对准中国，急切通过武力手段，去实现其即定目标。为发动战争，日本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概括起来，主要采取以下诸端：
第一，对军人实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不同。这种常备军不称为国防军而称“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1878年以当时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的根本。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发布了以1878年《军人训诫》为基础的《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
“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所谓“忠节”，封建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为主君坚持封建的节操。（二）强调武勇。封建武士必须磨练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三）强调崇拜日本军刀，把它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强调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日本封建“武士道”的主从关系，本是效忠于封建武士首领的。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了加紧控制广大士兵，1881年建立了为士兵之“禁锢”的宪兵制度。将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这种“武士道”精神，并且加以美化，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的士兵和人民。这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要军人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崇拜天皇、军人精神的体现。
为了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敕谕》。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钦定国民教育主旨。它一经公布，日本的学问、思想、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注：（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84页。）
第二，疯狂扩军备战
为了最有效地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必然要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一）重视发展军事工业。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规定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工业服务。由于强调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日本在1889年改进的二十二年式封田连发铳，其性能已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二）加强军制改革。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一批军火军阀从欧洲游历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军国主义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从1886年起实行的“兵制改革”主要目标放在对中国作战所需的战备上，确定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三）参谋本部海军部官员在1887年提出对华作战的方案。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左藤文库中发现6 个对华战争的方案。其一，《征清方案（征清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1887年12月30日；其二，《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岛崎好忠，1887年12月；其三，《对策》，执笔者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其四，无题目，执笔者海军大尉日高正雄，1887年12月30日；其五，《阐述对策意见》，执笔者海军大尉佐佐木広胜，1887年12月28日；其六，《对策》，执笔者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部包义，1887年4月 20日。（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上述6个作战方案，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 并以进攻北京为中心。在《征清方案》中，樱井首先把海军舰队分成第一、第二及炮舰队3 支舰队。其中第一舰队为扶桑、浪速、高千穗、海门、天竜、筑紫、大和、武藏、天城、山城、近江等12艘。天城、筑紫、小鹰号用作哨舰；山城、近江用以通报兼军需船；肥后、纪伊、越中、赖朝4条船用作搬运石炭。第二舰队为金刚、比睿、清辉、日进、 春日、筑波、竜骧7艘舰。东海、尾张、玄武、青竜4条舰用作军需船；秀吉、伊势、芙蓉用以搬运石炭。炮舰队包括磐城、鸟海、摩耶、爱石、凤翔5艘。第一舰队、 炮舰队加上陆军的混成旅团组成“先头部队主力”。这个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攻击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使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变成日军进攻北京的第一根据地。第二舰队作为“先头部队支队”，其任务为防御中国的南洋舰队，确保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解除日军进攻北京的后顾之忧。在初次进攻达到变金州半岛为据点的目的以后，后绕的大部队便在直隶抚宁县、洋河口附近登陆，以便顺利达到进攻北京之目的。在这一策略中樱井记述了首先攻打旅顺的理由，即金州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众多的岛屿构成了渤海湾的自然门户，中国海军倚旅顺、威海、芝罘三港鼎足而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日本船舰的安全，就必须先打旅顺。不单是海军舰队，还和陆军共同作战的理由是：从日本和中国海军的比较来看，日本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让陆军登陆，从背后攻打中国炮台，支援舰队。显然，樱井的作战构想中没有设想日中在朝鲜的冲突，这一点与实际发生的甲午战争的过程不同。但在这一场战争中，日军也占领了包含旅顺在内的金州半岛，然后攻打了山东半岛，并且陆海军共同作战攻打威海卫。1895年3 月，日军决定进攻中国本土时，天皇自己就主张把大本营扎在旅顺，然后移到洋河口附近登陆和占领，以此作为攻打北京的据点。因此，樱井的《征清方案》，正像中塚明教授指出的：“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四）扩大军队数额，制造和购置大批军舰。1883～1889年，日本陆军现役兵力由4.3万余人增为7.5万余人，如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从13.78万人增加到24.34万人。（注：（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135页。）海军从1883 年执行造舰计划以来，不断扩充兵力。于1884年设横须贺镇守府后，为适应对亚洲大陆作战的需要，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设军港。1886年5月开始动工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准备对中国作战时使用。1888年海军拟新造军舰32艘，以5艘大铁舰为中心。海军还制定了以8艘铁甲舰为中心的庞大扩军计划，预定建造3 艘以风景名胜命名的所谓“三景舰”，即“严岛”、“松岛”和“桥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5.98万吨，还有数只商轮武装起来可充作代用军舰。陆军建成7个师团，现役总兵力为12.3万人， 战时总动员全国能抽调的兵力达23万人。（五）增加巨额军费。“甲申事变”后，1885年军费便已超过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注：（日）大石嘉一郎编：《日本产业革命的研究》，上，297 页。）1892年，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整个国家预算的41%。毫无疑问，这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罕见的。日本政府用这些军费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设备。1893年日本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武器弹药、火药及海军舰艇等军用物资，总计达109 万日元。1894年又增至429万余日元。 （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240 页。）（六）大搞军事演习。为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日本海陆军频繁地进行海陆联合或单独的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1892年日本近卫师团第一、二师团进行特别大演习。（七）成立“出师准备物质经办委员会”和设置大本营。为适应发动战争的物质供应需要，1893年4月成立“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5月根据明治天皇第52号敕令，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战时设置由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为领导指挥战时海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
第三，情报准备
日本为熟悉和掌握中朝两国情况，加紧进行情报准备：（一）日本参谋本部不断向中国和朝鲜派出大批间谍特务，组成间谍情报网，千方百计地搜集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报。这些间谍特务，有的化装成中国人，有的打扮成旅行家，还有的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1886年派到中国的特务荒尾精，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招牌，组成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网。第二年参谋本部又派遣以陆军中佐山本清坚为首的特务多人，到华北地区从事搜集情报活动。主要任务是调查渤海湾一带沿岸登陆地点，上陆后作战目标，军队运输方法，地形选择利用等。山本等一行人扮作中国人模样，由山海关沿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至大沽口一带，长达200多里地带进行调查，搜集了大量军事、政治、 经济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地理环境的情况。据日方记载，这次搜集调查的情报，对于甲午战争中“参谋本部制定作战计划起很大作用。”（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07页。 ）同年，日本军部首脑、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派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中佐到中国作广泛调查。回国后，他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的准备，以便有机可乘时，突然发起攻击。在报告书的第三部分《善后处理》中说：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10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它还提出肢解中国的方案，企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应宝湖、太湖、浙江省抚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注：林子候：《台湾涉外关系史》，508～509页。）这就是小川在报告书中勾划出的日本阴谋侵占、分裂中国领土的大致轮廓。（二）通过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尤其是使馆武官搜集各种情报。由于日本间谍特务在中国大肆刺探、搜集情报的活动，使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形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1页。）无疑，这些情报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制定作战计划，确定战略方针及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连日本政府也承认，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正是以这些间谍特务为“手足和耳目”，不仅对中朝两国，甚至对整个东亚西欧的形势、动态非常清楚。“以致能在二十七八年之役（甲午战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12页。 ）（三）日本军官亲自来华搜集情报。川上操六最为典型。他于1893年4 月从日本东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考察了一个月。5 月到达山东半岛的烟台，旋赴天津。而李鸿章却把他视为上宾，予以“殷勤接待”，并请川上操六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军队操练。让他访问天津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及步兵操练步伐，又到北塘炮台参观山炮训练。经过3个月的所谓“考察”， 川上操六不仅探知中国的军火生产，军事装备，军事设施以及部队训练等情况，更使其“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信心。”（注：（日）德富猪一郎：《陆军上将川上操六》，日本第一公论社，124页。）
经过日本间谍特务的大力活动，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对中国各方面情况了解得极为详尽。战前，日本侵略者便已绘成包括朝鲜东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标明着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正像一个名为波纳尔的欧洲人看到这份地图后指出：“这份地图本身就是日本蓄意侵略中国的证据，它驳斥了日本当时是被迫作战的说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图的、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1页。）80年代末期一度担任外相的大隈重信曾在甲午战争前夕，毫无遮掩地写道：“日本洗雪它在1884年所蒙的耻辱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小心利用目前独一无二的情势，日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不仅受朝鲜敬畏，而且受其他国家敬畏的强大帝国。”（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332页。）这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心态。
第四，舆论准备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发动战争，总要编造理由，制造舆论，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1889年，一贯主张经济侵略的军阀头子山县有朋组织内阁。他上台后更加疯狂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第二年6月， 他在国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其中讲道：“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卫利益线。……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用。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注：（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203页。 ）山县有朋所说的与日本“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指的就是朝鲜与中国。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妄图并吞朝鲜和中国。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1892年12月，日本外务相大木在对议会的演说中，公开宣称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他声称：“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甲午中日战争》，1 0页。）这种战争的叫嚣， 也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同一年，日本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炮制所谓“殖民论”，胡说什么鉴于世界各国都向海外扩张殖民地，日本人口过剩，不能落后，也要开拓殖民地。1893年，日本出现了以军国主义分子{k5j605.jpg}木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这一团体为日本发动战争广造舆论，摇旗呐喊。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日本国内经济危机的出现，促使日本加快发动战争的步伐。
先天不足的日本资本主义，历经80年代后期产业投资热潮已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到1890年初就开始呈现危机征兆。因为地主资本家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工农群众的残酷剥削，国内市场狭小。1889年日本农业遭受大歉收，稻谷减产560 万石，米价飞涨，迫使它大量进口大米，外汇储备大量消耗。同时，因农业歉收，对外贸易直接受到严重影响。1890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这样，内外夹攻，使日本资本主义爆发了早期的经济危机。1890年几项主要的生产指标在急剧下降。棉布生产比前一年下降16%，豆油下降62%。生丝出口总值从1889年的2600 万日元减到1890年的350万日元。由于政府不顾一切地扩军备战，大量进口军事战略物资，外贸进出口更加不平衡，1890 年出口总值5660万日元，进口总值达8170余万元。 （注：（日）大岛清：《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年表》，32页。）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资本家采取大批裁减工人，压低工资的政策。投机商人和地主纷纷哄抬米价，固积居奇。工农劳动人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因而人民奋起反抗。1890年1 月爆发的全国农民大起义便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趁机对外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的视线，这正如陆奥宗光所说：“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若不能作出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注：（日）清泽洌：《现代日本文明史》。）
日本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急切地寻找战机，以求一逞。根据日本宪法，于1890年大选产生议会，内阁方面因议会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削减军费，政潮迭起，局势不稳，山县内阁历时一年半就垮台了，继任的松方正义内阁寿命更短。伊藤博文于1892年8月上台后， 接连解散两届议会，压制反对意见。但第六届议会又于1894年5月30 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伊藤面临着总辞职或再一次解散议会的抉择。为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走上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1894年3 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段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注：（日）田中惣五郎：《日本军队史》，第1卷，198～199页。）而同年5月朝鲜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对陆奥一类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纠住不放，要“索性使两国关系破裂，一变阴天，使降暴雨”，决意挑起战争。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健野三在7月7日曾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注：（日）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就这样伊藤内阁同军部一起，共同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
上述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必然结果。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社会危机，也正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日本之所以用战争形式来推行“大陆政策”，这也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特征紧密相关。日本资本主义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烈的军事性。它的封建性，使日本国民，尤其是军队绝对服从天皇，认为“天皇”是神的化身，这种今天看来是很愚昧的举动，当时却认为是神圣的职责；它的军事性，是日本以武力扩张推行军国主义的基础。正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的“大陆政策”，把日本军民的战争情绪煽动起来，特别是日本占领旅顺后，举国上下庆贺胜利的狂热推向高潮。
甲午战争把中国推向痛苦的深渊。正义虽在中国一边，由于当权者的腐败，即使有如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等那样的爱国将领的浴血奋战，也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甲午战争使日本得到极大的利益，也使其侵略欲望大增。20世纪初，它挑起日俄战争，30年代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沉醉于征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美梦中。中国人民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奋战， 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遭到彻底破产。由此可见，“大陆政策”是日本近代外交的一条主线。它在推行和实施的初期尝到甜头，尔后胃口大开，发展到孤注一掷，全面侵华，最终邪恶被正义战败。历史证明，“大陆政策”把日本推行军国主义道路，也给日本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应正视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这段历史。同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应回避，谎言代替不了客观史实，嘲弄和歪曲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坚持正义立场的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