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56年波兰事件及美国的有关政策
时殷弘/张振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1999年02期第15～21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张振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经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策调整的影响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兰的改革在1956年下半年达到高潮。战后世界的这一著名事态既表现了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及其严厉控制的不满和反抗，也显示了斯大林去世后由内政变动引发的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大致放弃把苏联制度作为东欧社会主义的唯一合法模式，转而试图将其领导地位改建在一种比先前较为平等地对待东欧国家的基础之上。波兰十月事件所确立的那种波苏关系是战后苏东阵营内前所未有的，它对此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波兰事件发生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鉴于波兰在苏东阵营内至关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地位，这一事件得到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是很自然的，它力求鼓励波兰的离心倾向也同样易解。然而，尽管波兰事件所突出表现的、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严重震荡对美国来说很具诱惑力，但90年代初刊发的有关外交档案文件使人不能不对美国当时的谨慎耐心和长谋远虑留有深刻印象。问世仅一年的演变战略（注：关于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和与之相关的诸基本问题，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在其首次重大应用中便被把握得足够精致，以致事后几十年来看也难找出有什么粗陋莽撞之处。与此相反，苏联在经受过几番错误处理阵营内部关系的教训后，仍险些就波兰事件酿成难以弥补的历史大错。两相比较，有关东欧问题的超级大国决策优劣便相当明显了。
波兰改革浪潮的兴起和波兹南骚乱
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举行的三年里，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调整。不指名地批评个人崇拜，实行“新方针”经济政策和初步的农业改革，与南斯拉夫关系渐趋和解以及笼统含糊地承认东欧国家可按照本国情况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方面。在此期间，像苏联的其他东欧盟国一样，波兰也酝酿和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改革。但是，哥穆尔卡1948年落难这一“前车之鉴”使波兰领导人认为，任何对既定政策的过大偏离都很可能被指责为哥穆尔卡式的“狭隘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并受到类似的处罚。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波兰的改革步伐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格外缓慢。（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联合与冲突》（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Bloc: Unity and Conflict），修订版，纽约1961年，第236页。 这一期间波兰的内政变化，可见该书第237—238页；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15页。）
然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却在不断积聚和增强。1955年春，第一个政治性的民间社团（或准社团）组织——“弯环俱乐部”在华沙成立。这在波兰引发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浪潮，到当年秋天已出现了20多个同样性质的俱乐部，一年以后更多达200余个。知识分子、 工人和学生在俱乐部里讨论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波兰法律禁止的非官方政治集会。各式各样的“新观点”从那里传播出去，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起了巨大的激发和导向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改革倾向尤其明显。1954年4 月文化艺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评文化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过于刻板、苛刻。接着6月间，作家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指责联盟领导控制、 干涉和阻碍了文学创作。许多作家抨击官方作品，甚至呼吁抛弃列宁关于艺术中的党性原则的思想。1956年春天举行的文化、科学大会，矛头直指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伯曼，把文化界的现实批判和改革要求推到了一个高潮。（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0—241页。）
1956年2月中下旬的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荡，既推进了业已开始的有序改革，也引发了政治动荡甚或社会骚乱。二十大期间，由苏联、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党代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1938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然后宣布这一伴以绝大多数波共高层领导人被清洗和杀害的决定是错误的。（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31页。）这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之外， 进一步加剧了波兰社会各阶层对苏联和斯大林模式的怨恨与抨击。3 月间的党报刊登文章指责个人崇拜，抨击斯大林的专制，强调其在波兰的危害，包括“扼杀了党内民主，滥用了国家安全机关，造成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僵化”。 （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 （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95页。）学习苏联开始被指责为阻碍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民族感情则被称颂为忠于人民的最高表现。以《直言》周刊为主要代表，许多报刊杂志掀起了对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工厂管理混乱、政府工作低效等等问题的批评浪潮。6 月间举行的第二届经济学家会议则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1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苏共二十大前波兰领导层中固然存在思想分歧，可是在如何控制国内舆论方面还存有共识，而此时他们却陷入了迷惘和争论。当党内高层对斯大林化进行历史反思和理论争鸣时，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上的改革力量日甚一日地急剧发展。不仅遍及全国的政治俱乐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大胆和深入，而且广大工人群众纷纷加入到要求改革的队伍中去。华沙等地的一些大工厂中不少受过高等培训的工人党员干部开始穿梭于政治俱乐部、高等院校与工厂之间，成为沟通新观念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3月12日， 列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党总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死亡。为了控制被认为业已偏离轨道的波兰局势，赫鲁晓夫亲自飞抵华沙，安排他自认为坚定追随苏联的奥哈布继任波党总书记。奥哈布上台后马上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在对待苏联方面，他一再表示要竭力维护波苏团结，并且指责波兰国内的批评者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页。 ）他的这些言论使苏联领导认为波兰局势已得到控制。然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奥哈布却表现了顺应改革潮流和争取内政自主的魄力。他公开承认党和政府在滥用保安部门等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宣布哥穆尔卡已获释放并恢复其名誉。接着，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明举措，包括宣布局部大赦，免去波党最高层内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卫士之一伯曼的职务，罢免同样不得人心的文化部长，使新闻界得到虽然有限却是空前程度的自由，官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并开始允许波兰人接触西方社会。（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 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72—173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波兰历史》（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Poland），第2卷，纽约1982年版，第584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 —244 页； 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DavidDall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费城1961年版，第33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95页。）
然而，奥哈布对社会改革要求的这些有限顺应不仅未能满足，反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们的变革情绪。6月下旬，爆发了著名的波兹南骚乱。（注：关于波兹南骚乱，参见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38—33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5—187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16—317页。）这次以工人为主体的骚乱的大致详情人所熟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波兰政府对善后事宜的较冷静处理。6月30日， 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死亡者的葬礼仪式。与此同时，同骚乱原因有关联的机械工业部部长等高级官员被解职，无理征收的高额税款被退还给工人。在解释事件的由来和确定其性质方面，当局最初的反应是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但随后很快转变了看法，认为骚乱的发生源于多种矛盾，既有反政府力量的煽动，也有党和政府工作错误造成的工人和社会大众合理的不满。9月22日， 政府宣布在骚乱中被捕的169人已被释放，其余绝大多数被指挥者亦将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此外对极少数人的判决也会是适度的，并将允许外国人列席旁听审判。（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18—219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第252页。 ）相应于对骚乱根源的较为准确的认识，政府许诺在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采取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措施。（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44—245页。）
然而，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大为不同。骚乱爆发后第二天，苏共中央即发表声明，断言骚乱源于美国的阴谋颠覆活动。7月16日， 《真理报》载文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并重申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的重要性。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率团飞抵华沙，要求严惩肇事者，并指责一些人打着“民族特性”和“民主化”的幌子试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加上骚乱本身造成的巨大心理震动，直接导致了波兰领导层的分化。在7月下旬召开的七中全会上， 波党中央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因其经常性的秘密聚会地址名亦被称为“那托林派”），主张与苏联保持绝对一致，坚持阶级斗争，维持与先前别无二致的治国模式。但是，鉴于国内形势压力，他们同意增补哥穆尔卡为政治局委员，释放维津斯基主教，增加50%工资等措施。另一派是被称为“修正者”的改革派，他们坚持波兰应继续业已进行的革新，特别是在保证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建设方面作较为广泛、深入的改革。这一派内部又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把改革视为“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有时被称为绝对改革者，另一股是包括奥哈布在内的“普劳斯卡集团”（亦因其聚会地点而得名），认为要维持波党政权就应当顺应潮流，进行一些既大胆又有节制的改革。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把哥穆尔卡纳入政治局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7月28日全会闭幕时， 发表了一份改革派主张略占上风（特别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的应急方案。（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6—249页。）
十月事件和苏联的退让
七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但在波苏关系和哥穆尔卡这两个根本事项上却含混其词。这一折衷倾向已很不适合社会改革形势。实际上，由于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半公开化以及过于被动的应急政策，社会改革力量反而被进一步地激发起来。工厂工人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进行自治管理的要求，许多人开始呼吁讨论波苏关系。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疏导措施，遍布党内外的激进改革势力有可能很快走向全面否定根本体制。（注：参见查尔顿：《老鹰与小雀——苏联帝国的危机》（Michael Charlton, The Eagle and the Small Birds: Crisis in the Soivet Empire），芝加哥1984年版，第122页。）特别是哥穆尔卡应否主政这一点，日益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波兰国民普遍认为，只有他复出掌权，波兰改革才有希望。与此同时，改革派特别是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认识到，波兰现行的政策乃至多项体制已走进了死胡同，而摆脱危机涉及到波苏关系问题。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哥穆尔卡才是既能保全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又能重塑波苏关系并进行国内改革的唯一领导人选。一触即发的国内局势以及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主要领导人的遭遇使他们痛下决心，（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 至 1973 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90页。）接受了哥穆尔卡提出的他重新主政的几项条件，其中包括由他重新组织政治局和维护波兰民族利益，必要时不顾苏联的反对。
10月9日，在哥穆尔卡要求下， 波兰最高领导层内最后一名斯大林模式的顽固信奉者明兹宣布辞职。15日，有哥穆尔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三天后召开八中全会，并确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一往昔波苏关系的象征被排除出去。那托林派立即秘密提醒莫斯科：波兰当局者正在走向反苏道路。苏方反应十分迅速，于17日正式邀请波兰领导人立刻赴苏作紧急磋商。然而，波党政治局以八中全会即将召开，领导人不能离去为由，拒绝了这项邀请。那托林派得知这个消息后，准备武力政变。他们草拟了一份约700 人的拘捕名单和占领重要部门的计划，但该名单被支持改革派的工人截获，政变企图由此流产。 （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59—361页。）18日，八中全会如期举行。
如波兹南骚乱的大致详情那样，赫鲁晓夫等人紧急飞抵华沙进行的粗暴干涉和波兰领导人在人民支持下进行的坚决抵制早已广为人知。（注：参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3—325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54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 第2卷，第585页；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0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波兰领导人为使苏联退让采取的另一手战略，即向苏联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这同坚决抵制苏联干涉一样，是为解决危机所必要的。一迄赫鲁晓夫不得不下令进逼波兰和华沙的苏军及华约组织部队停止推进，波兰领导人便向他强调八中全会已采取的举措（即拟定哥穆尔卡出任波党最高领导人和改组政治局）完全是为了加强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保证波兰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波苏团结。据称，哥穆尔卡甚至就此信誓旦旦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6页。）在赫鲁晓夫大致中止干涉、率团离波返苏后， 八中全会复会，哥穆尔卡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组，罗科索夫斯基被排除在外，并于一周后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回到苏联。全会一方面强调各国都应有选择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特别明确了波苏友好的重要性。哥穆尔卡就此说道：“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在波兰煽动反苏情绪，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2页。）这既是对苏联的表态和抚慰， 也是对国内各界的警告。
真正的新型波苏关系是在11月间波兰代表团访苏之时正式确立的。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宣言，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应基于和平共处和平等协商的原则。出于这一姿态，加上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以及哥穆尔卡在此事件中与苏联保持一致，波兰代表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除苏联正式认可波党八中全会的政策外，双方商定了新的关系原则，即“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主权完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其他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可继续在波兰驻军，但其部署和行动应由波苏双方共同协商控制。（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3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60页。）
十月事件中发生的苏波两国领导人的严重冲突，是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和波兰追求独立自主这两者间矛盾的产物。从波兰内部事态的角度看，则是波党顺应社会改革要求的努力的继续和发展。苏联10月30日宣言和苏波一系列协定的签署，是波兰独立自主要求和改革大潮的胜利。与此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一项重要转变，即一般情况下放弃斯大林时代那种对东欧盟国的严苛控制和广泛操纵，有学者认为，从苏波签订的驻军协定看，一种多少类似于北约组织的苏东联盟的雏形产生了。（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第593页。 ）至于此后的波兰国内改革，则划出了一条由猛进到缓进以至渐趋停顿的轨迹。到1959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 经哥穆尔卡约两年的整顿，改革完全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激进势头，由他领导的“保守改革”成为波兰的主流。（注：这一过程的最佳阐述见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339—357页。）
美国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和政策
苏共二十大后，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动态格外关注。自由欧洲电台的观察员向美国政府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事态正在走向同苏联人对抗”。中央情报局内某些负责策划针对东欧国家的秘密行动的机构也打算利用这一时机，在波兰等国家实施策反活动。（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79 页。）至于对波兰的“开明”走向甚为乐观的美国驻波使馆，则断言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可诱发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72页。）但总的来说，美国政府此时还是持观望态度。5月中旬起， 波兰事务才逐渐被提上政策议程。17日，波兰外交部人员私下向美国驻波大使雅各布斯透露波兰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并表示希望改善波美关系。在同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此作了汇报，强调非斯大林化在波兰的影响显然大于在其他苏联卫星国，并建议美国应当作出格外的努力来利用波兰局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63、168页。）
波兹南骚乱爆发当晚，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告诉其弟艾伦·杜勒斯：“他们一旦崩裂，就会马上崩裂下去，应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 第181页。）随后，国务院会议决定就苏联的对外经援大肆宣传，使之陷入两难困境，即否认外援就会损害东欧人对苏联的好感，承认外援则会伤害勒紧裤带的苏联国内民众的感情。杜勒斯还表示可以考虑设法促使联合国就波兹南骚乱向波兰派遣观察员。（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2—183，209—210页。）另一方面，在试图利用波兹南骚乱加强反苏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尝试主动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前述国务院会议决定主动向波兰提供粮食援助。经杜勒斯批准，商务部请美国红十字会批准筹办向波兰提供救济食品，但该计划被波兰红十字会谢绝。（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3页注2。）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后，通过援波来表示鼓励其对苏自主和改革动向，对美国政府来说显然已变得更为重要。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讲话，示意愿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大致同时，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制订了明确和具体的对波政策：通过间接表态、经济援助以及联合国内的行动等方式，鼓励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并努力防止苏联武装干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59—260，265页。 ）虽然中央情报局内不少官员呼吁大力支持波兰对抗苏联，甚至主张为此做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84页。）但决策者们持克制和审慎态度。对波匈政策的纲领草案——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号文件强调，美国应谨慎地鼓励“民族共产主义政府”的出现，把这当作最终达到波匈独立自由的第一步。本着审慎精神，艾森豪威尔10月23日讲话只是较为隐约地表示了援波意图。行政当局要求官方宣传媒体只向其他东欧国家如实报道波兰的事态，防止任何过激的评论刺激苏联动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0—271，355页。）
按照艾森豪威尔上述讲话和国务院的相关指令，驻波大使雅各布斯于25日秘密通知波兰副外长威尼尔维兹：鉴于哥穆尔卡近期的讲话谈到了波兰恶化的经济状况，美国会考虑波兰主动提出的任何经援建议。（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 卷， 第268—270，287页。）27日，杜勒斯在达拉斯世界事务协会演说， 再次表明美国将无偿援助正处于“经济调整”中的任何东欧国家。4天后， 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电视讲话，透露美国政府已就援波问题开始同波兰接触，并且声明美国的援助只是为了“自由”而别无他求。（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17—318，351—352页。）然而，美国政府的热情并未得到波兰方面相当的回应。哥穆尔卡通过威尼尔维兹传达的私下答复是：西方误解了波兰事态，波兰始终追求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仍是波兰的盟友；波兰不需要美国特殊照顾，只需要恢复波美间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和相关的商业贷款。（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55 —1957年第25卷，第288—289，406—407页。）显然哥穆尔卡明白，在苏联对波兰事态极为敏感的情况下，接受美国的无偿援助只会加剧波苏关系中的困难，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大力干涉波兰。
美国政府并未因波方的态度而灰心，十月事件结束后它再次开始对波外交攻势。11月13日，雅各布斯大使奉命请波兰对美国的呼吁作出官方答复。对此，威尼尔维兹表示波兰已了解美援将不带政治条件，因而“非官方地”提出希望美国能以短期信贷方式提供粮食、油脂、棉花、化肥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41—443页。）得到这一消息后，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2 号文件马上出台，决定增加美波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并要求尽量避免对哥穆尔卡政权的正面肯定（以免引起苏联疑忌），只谋求影响和鼓励它深化改革，以利美国利益。（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66页。）据此，国务院等机构从12 月中旬开始做舆论界和国会的工作，争取它们支持援波，并为来年的双方谈判做好准备。
1957年2月26日，波美经济会谈在华盛顿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双方目标差距甚大然而平行的谈判：波方力求在不过分刺激苏联的前提下迅速争取尽可能多的美援以缓解眼下的经济困难，美方寻求的则是长远效应，即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波兰改革，增大波兰独立于苏联的程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582页。）由于对苏联的顾虑，谈判之前杜勒斯只批准了250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而波兰一开始就提出了3亿美元的要求。因此， 双方难以达成协议，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就此，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分别向美国有关人员表达了波政府对谈判困难和美援数量之少的不满与悲观，并以波兰内政外交需要等理由说服美方应迅速和大量地援助波兰。在美国方面，有关谈判官员和驻波使馆都建议应增加援助数量，中央情报局亦作此呼吁，说这有助于鼓励波兰进一步独立于苏联，有助于影响和分化其他东欧国家。在其影响下，杜勒斯终于同意增加援助量。（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08—610，611—613，614—618页。）
6月7日，美波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向波兰提供价值9500万美元的援助，双方解冻对方在本国的资产，波兰同意恢复美国外援合作社和美国救济波兰组织在波兰的活动，并减少或取消对美国民间自愿寄往波兰的救助品包裹所征的关税。（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3—634页。）国务院在指导协议实施的秘密文件中规定：“应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协议，其重要性应予淡化而非强调。不要谈及任何把波兰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或在军事上将其拉到西方一边的话题。我们迫切希望波兰能向摆脱苏联的方向演化，但鉴于其（与苏联）相邻的地理位置、苏联对其边境事态的敏感……这对波兰来说是极为棘手的……有鉴于此，任何有关谈判的议论都不应把它们称为必然带有非经济性交易意味的‘外援’”。（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5页。）
美国向波兰提供的援助虽然数量不算很大，但寄予援助的期望却是巨大的，那就是推行业已正式制定的演变战略。国家安委会行动协调局1957年5 月的一份文件——《关于波兰的行动指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该文件提出，在外交方面西方国家应区别对待波兰，对波政策应明显优于对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地把波兰政府纳入国际组织，支持与波兰的外交接触，增加同波兰领导人的互访等；在经济上，除了提供剩余产品和资金，还要进一步开放私人贷款，并考虑恢复波兰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在宣传、交流方面，应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和渠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促使波兰逐渐地、和平地摆脱苏联阵营。（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22—630页。）与这更全面的政策设计是不易想象的。
结束语：波兰改革运动特性原因分析
就其过程和结果看，50年代中期的波兰改革始终避免了苏联的全面介入和军事干涉，避免了匈牙利造反那样的激进和失败。导致其相对平稳和相对成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在那些尤为重要的原因中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波兰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哥穆尔卡的作用是最明显、最重要的。从领导战后重建工作到被迫下台，再到东山再起，他始终注重波兰的具体国情和民族特色，强调忽略这一点定会陷入教条主义。他那富有中间色彩的思想和政策是他重新主政的基础，也是他得以成功地利用激进势力和保守派的斗争并克制它们双方将波兰局势推向灾难的法宝。他的中间路线成了制约、引导或利用这两种势力以及波兰民众和苏联的最能动因素，从而成功地维持并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改革成果。不仅如此，事情还大有赖于他当时广泛和崇高的社会威望。他在波兰改革的关键时刻能成功地复出，并能慑服苏联以及先后战胜保守派和激进势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
奥哈布的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他上台后并没有追随使他得以升任波党首脑的苏联，而是顺应社会的改革要求，延缓了社会力量可能的破坏性突变。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能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积极让贤于哥穆尔卡，从而为局势的下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础。他和哥穆尔卡一前一后，使波党能从获得广大民众的谅解进而获得其支持，并据此能够主导改革，防止了激进势力的过度高涨。
第二，波兰党和政府一定程度上对苏联的警惕及其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意识传统，是50年代中期波兰能够较顺利地改革和成功地抵制苏联干预的一项重要缘由。由于波苏关系的种种历史原因，包括1938年斯大林对波共的清洗和摧毁、二战爆发伊始苏联出兵侵占波兰东部、其后的卡廷森林事件等等，波兰领导人多少有如波兰人民，始终对苏联保持一定的警觉和自主意志。在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攻势下，在苏联大兵压境的危难关头，他们同波兰人民一起坚持波兰立场，进行了大无畏的有理有节的斗争，终于使得苏联退让。就此而言，波兰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必要保障。
第三，十月事件后，哥穆尔卡的权力还欠稳固，波兰社会中涌动着激进势力为主的巨大不安定因素，苏联仍然不安地注视着波兰。此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对波兰起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它提醒了波兰民众，使之认识到过急过高的改革要求很可能引发苏联的武力镇压；它为哥穆尔卡抑制社会动荡、稳定政治秩序的政策之必要性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佐证；它还使苏联在对波干涉问题上更加审慎，并庆幸波兰有哥穆尔卡这样的领导，使苏联能不动刀枪仍保持苏波同盟。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波兰的基本稳定是以匈牙利的动乱为代价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国际论坛》(京)1999年02期第15～21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张振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波兰事件发生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鉴于波兰在苏东阵营内至关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地位，这一事件得到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是很自然的，它力求鼓励波兰的离心倾向也同样易解。然而，尽管波兰事件所突出表现的、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严重震荡对美国来说很具诱惑力，但90年代初刊发的有关外交档案文件使人不能不对美国当时的谨慎耐心和长谋远虑留有深刻印象。问世仅一年的演变战略（注：关于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和与之相关的诸基本问题，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在其首次重大应用中便被把握得足够精致，以致事后几十年来看也难找出有什么粗陋莽撞之处。与此相反，苏联在经受过几番错误处理阵营内部关系的教训后，仍险些就波兰事件酿成难以弥补的历史大错。两相比较，有关东欧问题的超级大国决策优劣便相当明显了。
波兰改革浪潮的兴起和波兹南骚乱
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举行的三年里，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调整。不指名地批评个人崇拜，实行“新方针”经济政策和初步的农业改革，与南斯拉夫关系渐趋和解以及笼统含糊地承认东欧国家可按照本国情况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方面。在此期间，像苏联的其他东欧盟国一样，波兰也酝酿和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改革。但是，哥穆尔卡1948年落难这一“前车之鉴”使波兰领导人认为，任何对既定政策的过大偏离都很可能被指责为哥穆尔卡式的“狭隘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并受到类似的处罚。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波兰的改革步伐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格外缓慢。（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联合与冲突》（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Bloc: Unity and Conflict），修订版，纽约1961年，第236页。 这一期间波兰的内政变化，可见该书第237—238页；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15页。）
然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却在不断积聚和增强。1955年春，第一个政治性的民间社团（或准社团）组织——“弯环俱乐部”在华沙成立。这在波兰引发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浪潮，到当年秋天已出现了20多个同样性质的俱乐部，一年以后更多达200余个。知识分子、 工人和学生在俱乐部里讨论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波兰法律禁止的非官方政治集会。各式各样的“新观点”从那里传播出去，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起了巨大的激发和导向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改革倾向尤其明显。1954年4 月文化艺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评文化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过于刻板、苛刻。接着6月间，作家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指责联盟领导控制、 干涉和阻碍了文学创作。许多作家抨击官方作品，甚至呼吁抛弃列宁关于艺术中的党性原则的思想。1956年春天举行的文化、科学大会，矛头直指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伯曼，把文化界的现实批判和改革要求推到了一个高潮。（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0—241页。）
1956年2月中下旬的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荡，既推进了业已开始的有序改革，也引发了政治动荡甚或社会骚乱。二十大期间，由苏联、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党代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1938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然后宣布这一伴以绝大多数波共高层领导人被清洗和杀害的决定是错误的。（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31页。）这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之外， 进一步加剧了波兰社会各阶层对苏联和斯大林模式的怨恨与抨击。3 月间的党报刊登文章指责个人崇拜，抨击斯大林的专制，强调其在波兰的危害，包括“扼杀了党内民主，滥用了国家安全机关，造成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僵化”。 （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 （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95页。）学习苏联开始被指责为阻碍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民族感情则被称颂为忠于人民的最高表现。以《直言》周刊为主要代表，许多报刊杂志掀起了对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工厂管理混乱、政府工作低效等等问题的批评浪潮。6 月间举行的第二届经济学家会议则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1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苏共二十大前波兰领导层中固然存在思想分歧，可是在如何控制国内舆论方面还存有共识，而此时他们却陷入了迷惘和争论。当党内高层对斯大林化进行历史反思和理论争鸣时，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上的改革力量日甚一日地急剧发展。不仅遍及全国的政治俱乐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大胆和深入，而且广大工人群众纷纷加入到要求改革的队伍中去。华沙等地的一些大工厂中不少受过高等培训的工人党员干部开始穿梭于政治俱乐部、高等院校与工厂之间，成为沟通新观念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3月12日， 列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党总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突然死亡。为了控制被认为业已偏离轨道的波兰局势，赫鲁晓夫亲自飞抵华沙，安排他自认为坚定追随苏联的奥哈布继任波党总书记。奥哈布上台后马上开始了两方面的工作。在对待苏联方面，他一再表示要竭力维护波苏团结，并且指责波兰国内的批评者是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页。 ）他的这些言论使苏联领导认为波兰局势已得到控制。然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奥哈布却表现了顺应改革潮流和争取内政自主的魄力。他公开承认党和政府在滥用保安部门等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宣布哥穆尔卡已获释放并恢复其名誉。接着，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明举措，包括宣布局部大赦，免去波党最高层内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卫士之一伯曼的职务，罢免同样不得人心的文化部长，使新闻界得到虽然有限却是空前程度的自由，官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事实，并开始允许波兰人接触西方社会。（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 S. Department of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 年第25卷，华盛顿1990年版，第172—173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波兰历史》（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Poland），第2卷，纽约1982年版，第584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3 —244 页； 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DavidDall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费城1961年版，第33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195页。）
然而，奥哈布对社会改革要求的这些有限顺应不仅未能满足，反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们的变革情绪。6月下旬，爆发了著名的波兹南骚乱。（注：关于波兹南骚乱，参见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38—339页；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5—187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16—317页。）这次以工人为主体的骚乱的大致详情人所熟知，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是波兰政府对善后事宜的较冷静处理。6月30日， 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了死亡者的葬礼仪式。与此同时，同骚乱原因有关联的机械工业部部长等高级官员被解职，无理征收的高额税款被退还给工人。在解释事件的由来和确定其性质方面，当局最初的反应是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但随后很快转变了看法，认为骚乱的发生源于多种矛盾，既有反政府力量的煽动，也有党和政府工作错误造成的工人和社会大众合理的不满。9月22日， 政府宣布在骚乱中被捕的169人已被释放，其余绝大多数被指挥者亦将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此外对极少数人的判决也会是适度的，并将允许外国人列席旁听审判。（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218—219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第252页。 ）相应于对骚乱根源的较为准确的认识，政府许诺在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采取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措施。（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44—245页。）
然而，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大为不同。骚乱爆发后第二天，苏共中央即发表声明，断言骚乱源于美国的阴谋颠覆活动。7月16日， 《真理报》载文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并重申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的重要性。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国防部长朱可夫率团飞抵华沙，要求严惩肇事者，并指责一些人打着“民族特性”和“民主化”的幌子试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对波兹南事件的态度加上骚乱本身造成的巨大心理震动，直接导致了波兰领导层的分化。在7月下旬召开的七中全会上， 波党中央明显地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保守派（因其经常性的秘密聚会地址名亦被称为“那托林派”），主张与苏联保持绝对一致，坚持阶级斗争，维持与先前别无二致的治国模式。但是，鉴于国内形势压力，他们同意增补哥穆尔卡为政治局委员，释放维津斯基主教，增加50%工资等措施。另一派是被称为“修正者”的改革派，他们坚持波兰应继续业已进行的革新，特别是在保证公民自由权和法制建设方面作较为广泛、深入的改革。这一派内部又分为两股不同的力量，一股是把改革视为“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有时被称为绝对改革者，另一股是包括奥哈布在内的“普劳斯卡集团”（亦因其聚会地点而得名），认为要维持波党政权就应当顺应潮流，进行一些既大胆又有节制的改革。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把哥穆尔卡纳入政治局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7月28日全会闭幕时， 发表了一份改革派主张略占上风（特别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的应急方案。（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6—249页。）
十月事件和苏联的退让
七中全会最大的成果是肯定对波兹南事件的开明处理，但在波苏关系和哥穆尔卡这两个根本事项上却含混其词。这一折衷倾向已很不适合社会改革形势。实际上，由于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半公开化以及过于被动的应急政策，社会改革力量反而被进一步地激发起来。工厂工人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进行自治管理的要求，许多人开始呼吁讨论波苏关系。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疏导措施，遍布党内外的激进改革势力有可能很快走向全面否定根本体制。（注：参见查尔顿：《老鹰与小雀——苏联帝国的危机》（Michael Charlton, The Eagle and the Small Birds: Crisis in the Soivet Empire），芝加哥1984年版，第122页。）特别是哥穆尔卡应否主政这一点，日益成为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波兰国民普遍认为，只有他复出掌权，波兰改革才有希望。与此同时，改革派特别是奥哈布和西伦凯维兹认识到，波兰现行的政策乃至多项体制已走进了死胡同，而摆脱危机涉及到波苏关系问题。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哥穆尔卡才是既能保全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又能重塑波苏关系并进行国内改革的唯一领导人选。一触即发的国内局势以及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主要领导人的遭遇使他们痛下决心，（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 至 1973 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90页。）接受了哥穆尔卡提出的他重新主政的几项条件，其中包括由他重新组织政治局和维护波兰民族利益，必要时不顾苏联的反对。
10月9日，在哥穆尔卡要求下， 波兰最高领导层内最后一名斯大林模式的顽固信奉者明兹宣布辞职。15日，有哥穆尔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三天后召开八中全会，并确定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一往昔波苏关系的象征被排除出去。那托林派立即秘密提醒莫斯科：波兰当局者正在走向反苏道路。苏方反应十分迅速，于17日正式邀请波兰领导人立刻赴苏作紧急磋商。然而，波党政治局以八中全会即将召开，领导人不能离去为由，拒绝了这项邀请。那托林派得知这个消息后，准备武力政变。他们草拟了一份约700 人的拘捕名单和占领重要部门的计划，但该名单被支持改革派的工人截获，政变企图由此流产。 （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59—361页。）18日，八中全会如期举行。
如波兹南骚乱的大致详情那样，赫鲁晓夫等人紧急飞抵华沙进行的粗暴干涉和波兰领导人在人民支持下进行的坚决抵制早已广为人知。（注：参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3—325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54页；戴维斯：《上帝的游戏场》， 第2卷，第585页；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0页。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波兰领导人为使苏联退让采取的另一手战略，即向苏联保证维持波苏同盟关系和波兰的社会主义，这同坚决抵制苏联干涉一样，是为解决危机所必要的。一迄赫鲁晓夫不得不下令进逼波兰和华沙的苏军及华约组织部队停止推进，波兰领导人便向他强调八中全会已采取的举措（即拟定哥穆尔卡出任波党最高领导人和改组政治局）完全是为了加强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保证波兰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波苏团结。据称，哥穆尔卡甚至就此信誓旦旦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26页。）在赫鲁晓夫大致中止干涉、率团离波返苏后， 八中全会复会，哥穆尔卡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组，罗科索夫斯基被排除在外，并于一周后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回到苏联。全会一方面强调各国都应有选择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特别明确了波苏友好的重要性。哥穆尔卡就此说道：“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在波兰煽动反苏情绪，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2页。）这既是对苏联的表态和抚慰， 也是对国内各界的警告。
真正的新型波苏关系是在11月间波兰代表团访苏之时正式确立的。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宣言，承认自己过去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同意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应基于和平共处和平等协商的原则。出于这一姿态，加上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以及哥穆尔卡在此事件中与苏联保持一致，波兰代表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除苏联正式认可波党八中全会的政策外，双方商定了新的关系原则，即“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主权完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其他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可继续在波兰驻军，但其部署和行动应由波苏双方共同协商控制。（注：达林：《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63页；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60页。）
十月事件中发生的苏波两国领导人的严重冲突，是苏联大国霸权主义和波兰追求独立自主这两者间矛盾的产物。从波兰内部事态的角度看，则是波党顺应社会改革要求的努力的继续和发展。苏联10月30日宣言和苏波一系列协定的签署，是波兰独立自主要求和改革大潮的胜利。与此同时，它们也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一项重要转变，即一般情况下放弃斯大林时代那种对东欧盟国的严苛控制和广泛操纵，有学者认为，从苏波签订的驻军协定看，一种多少类似于北约组织的苏东联盟的雏形产生了。（注：乌拉姆：《扩张与共处》，第593页。 ）至于此后的波兰国内改革，则划出了一条由猛进到缓进以至渐趋停顿的轨迹。到1959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 经哥穆尔卡约两年的整顿，改革完全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激进势头，由他领导的“保守改革”成为波兰的主流。（注：这一过程的最佳阐述见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339—357页。）
美国对波兰事件的态度和政策
苏共二十大后，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动态格外关注。自由欧洲电台的观察员向美国政府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的国内事态正在走向同苏联人对抗”。中央情报局内某些负责策划针对东欧国家的秘密行动的机构也打算利用这一时机，在波兰等国家实施策反活动。（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79 页。）至于对波兰的“开明”走向甚为乐观的美国驻波使馆，则断言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可诱发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72页。）但总的来说，美国政府此时还是持观望态度。5月中旬起， 波兰事务才逐渐被提上政策议程。17日，波兰外交部人员私下向美国驻波大使雅各布斯透露波兰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并表示希望改善波美关系。在同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此作了汇报，强调非斯大林化在波兰的影响显然大于在其他苏联卫星国，并建议美国应当作出格外的努力来利用波兰局势。（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63、168页。）
波兹南骚乱爆发当晚，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告诉其弟艾伦·杜勒斯：“他们一旦崩裂，就会马上崩裂下去，应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 第181页。）随后，国务院会议决定就苏联的对外经援大肆宣传，使之陷入两难困境，即否认外援就会损害东欧人对苏联的好感，承认外援则会伤害勒紧裤带的苏联国内民众的感情。杜勒斯还表示可以考虑设法促使联合国就波兹南骚乱向波兰派遣观察员。（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2—183，209—210页。）另一方面，在试图利用波兹南骚乱加强反苏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尝试主动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前述国务院会议决定主动向波兰提供粮食援助。经杜勒斯批准，商务部请美国红十字会批准筹办向波兰提供救济食品，但该计划被波兰红十字会谢绝。（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183页注2。）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后，通过援波来表示鼓励其对苏自主和改革动向，对美国政府来说显然已变得更为重要。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讲话，示意愿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大致同时，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制订了明确和具体的对波政策：通过间接表态、经济援助以及联合国内的行动等方式，鼓励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并努力防止苏联武装干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59—260，265页。 ）虽然中央情报局内不少官员呼吁大力支持波兰对抗苏联，甚至主张为此做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注：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1991年版，第84页。）但决策者们持克制和审慎态度。对波匈政策的纲领草案——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号文件强调，美国应谨慎地鼓励“民族共产主义政府”的出现，把这当作最终达到波匈独立自由的第一步。本着审慎精神，艾森豪威尔10月23日讲话只是较为隐约地表示了援波意图。行政当局要求官方宣传媒体只向其他东欧国家如实报道波兰的事态，防止任何过激的评论刺激苏联动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270—271，355页。）
按照艾森豪威尔上述讲话和国务院的相关指令，驻波大使雅各布斯于25日秘密通知波兰副外长威尼尔维兹：鉴于哥穆尔卡近期的讲话谈到了波兰恶化的经济状况，美国会考虑波兰主动提出的任何经援建议。（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 卷， 第268—270，287页。）27日，杜勒斯在达拉斯世界事务协会演说， 再次表明美国将无偿援助正处于“经济调整”中的任何东欧国家。4天后， 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电视讲话，透露美国政府已就援波问题开始同波兰接触，并且声明美国的援助只是为了“自由”而别无他求。（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317—318，351—352页。）然而，美国政府的热情并未得到波兰方面相当的回应。哥穆尔卡通过威尼尔维兹传达的私下答复是：西方误解了波兰事态，波兰始终追求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仍是波兰的盟友；波兰不需要美国特殊照顾，只需要恢复波美间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和相关的商业贷款。（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1955 —1957年第25卷，第288—289，406—407页。）显然哥穆尔卡明白，在苏联对波兰事态极为敏感的情况下，接受美国的无偿援助只会加剧波苏关系中的困难，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大力干涉波兰。
美国政府并未因波方的态度而灰心，十月事件结束后它再次开始对波外交攻势。11月13日，雅各布斯大使奉命请波兰对美国的呼吁作出官方答复。对此，威尼尔维兹表示波兰已了解美援将不带政治条件，因而“非官方地”提出希望美国能以短期信贷方式提供粮食、油脂、棉花、化肥等。（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41—443页。）得到这一消息后，国家安全委员会5616／2 号文件马上出台，决定增加美波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并要求尽量避免对哥穆尔卡政权的正面肯定（以免引起苏联疑忌），只谋求影响和鼓励它深化改革，以利美国利益。（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466页。）据此，国务院等机构从12 月中旬开始做舆论界和国会的工作，争取它们支持援波，并为来年的双方谈判做好准备。
1957年2月26日，波美经济会谈在华盛顿正式开始。 这是一场双方目标差距甚大然而平行的谈判：波方力求在不过分刺激苏联的前提下迅速争取尽可能多的美援以缓解眼下的经济困难，美方寻求的则是长远效应，即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波兰改革，增大波兰独立于苏联的程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582页。）由于对苏联的顾虑，谈判之前杜勒斯只批准了2500 万美元的援助计划，而波兰一开始就提出了3亿美元的要求。因此， 双方难以达成协议，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就此，波兰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分别向美国有关人员表达了波政府对谈判困难和美援数量之少的不满与悲观，并以波兰内政外交需要等理由说服美方应迅速和大量地援助波兰。在美国方面，有关谈判官员和驻波使馆都建议应增加援助数量，中央情报局亦作此呼吁，说这有助于鼓励波兰进一步独立于苏联，有助于影响和分化其他东欧国家。在其影响下，杜勒斯终于同意增加援助量。（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08—610，611—613，614—618页。）
6月7日，美波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向波兰提供价值9500万美元的援助，双方解冻对方在本国的资产，波兰同意恢复美国外援合作社和美国救济波兰组织在波兰的活动，并减少或取消对美国民间自愿寄往波兰的救助品包裹所征的关税。（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3—634页。）国务院在指导协议实施的秘密文件中规定：“应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协议，其重要性应予淡化而非强调。不要谈及任何把波兰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或在军事上将其拉到西方一边的话题。我们迫切希望波兰能向摆脱苏联的方向演化，但鉴于其（与苏联）相邻的地理位置、苏联对其边境事态的敏感……这对波兰来说是极为棘手的……有鉴于此，任何有关谈判的议论都不应把它们称为必然带有非经济性交易意味的‘外援’”。（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35页。）
美国向波兰提供的援助虽然数量不算很大，但寄予援助的期望却是巨大的，那就是推行业已正式制定的演变战略。国家安委会行动协调局1957年5 月的一份文件——《关于波兰的行动指针》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该文件提出，在外交方面西方国家应区别对待波兰，对波政策应明显优于对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地把波兰政府纳入国际组织，支持与波兰的外交接触，增加同波兰领导人的互访等；在经济上，除了提供剩余产品和资金，还要进一步开放私人贷款，并考虑恢复波兰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在宣传、交流方面，应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和渠道，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促使波兰逐渐地、和平地摆脱苏联阵营。（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5—1957年第25卷，第622—630页。）与这更全面的政策设计是不易想象的。
结束语：波兰改革运动特性原因分析
就其过程和结果看，50年代中期的波兰改革始终避免了苏联的全面介入和军事干涉，避免了匈牙利造反那样的激进和失败。导致其相对平稳和相对成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在那些尤为重要的原因中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波兰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哥穆尔卡的作用是最明显、最重要的。从领导战后重建工作到被迫下台，再到东山再起，他始终注重波兰的具体国情和民族特色，强调忽略这一点定会陷入教条主义。他那富有中间色彩的思想和政策是他重新主政的基础，也是他得以成功地利用激进势力和保守派的斗争并克制它们双方将波兰局势推向灾难的法宝。他的中间路线成了制约、引导或利用这两种势力以及波兰民众和苏联的最能动因素，从而成功地维持并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改革成果。不仅如此，事情还大有赖于他当时广泛和崇高的社会威望。他在波兰改革的关键时刻能成功地复出，并能慑服苏联以及先后战胜保守派和激进势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
奥哈布的历史功绩也不容忽视。他上台后并没有追随使他得以升任波党首脑的苏联，而是顺应社会的改革要求，延缓了社会力量可能的破坏性突变。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能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积极让贤于哥穆尔卡，从而为局势的下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础。他和哥穆尔卡一前一后，使波党能从获得广大民众的谅解进而获得其支持，并据此能够主导改革，防止了激进势力的过度高涨。
第二，波兰党和政府一定程度上对苏联的警惕及其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意识传统，是50年代中期波兰能够较顺利地改革和成功地抵制苏联干预的一项重要缘由。由于波苏关系的种种历史原因，包括1938年斯大林对波共的清洗和摧毁、二战爆发伊始苏联出兵侵占波兰东部、其后的卡廷森林事件等等，波兰领导人多少有如波兰人民，始终对苏联保持一定的警觉和自主意志。在赫鲁晓夫盛气凌人的攻势下，在苏联大兵压境的危难关头，他们同波兰人民一起坚持波兰立场，进行了大无畏的有理有节的斗争，终于使得苏联退让。就此而言，波兰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必要保障。
第三，十月事件后，哥穆尔卡的权力还欠稳固，波兰社会中涌动着激进势力为主的巨大不安定因素，苏联仍然不安地注视着波兰。此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对波兰起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它提醒了波兰民众，使之认识到过急过高的改革要求很可能引发苏联的武力镇压；它为哥穆尔卡抑制社会动荡、稳定政治秩序的政策之必要性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佐证；它还使苏联在对波干涉问题上更加审慎，并庆幸波兰有哥穆尔卡这样的领导，使苏联能不动刀枪仍保持苏波同盟。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波兰的基本稳定是以匈牙利的动乱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