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百万户移民”国策评析
高乐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3期第114～125页
【作者简介】高乐才，1949年生，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130023
移民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手段，是控制和掠夺殖民地的主要形式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从日俄战争后到二战结束，也在中国东北推行移民侵略政策，从“试点移民”开始，经过“武装移民”，直至“大量移民”，先后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数十万人。日本于1936年制定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终形成，作为广田弘毅内阁“七大国策”之一的这个移民侵略计划，是日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大移动”（注：〔日〕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开拓文库刊行会1940年版，第74页。），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树立大陆长期建设之根基”的根本方策，企图确立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殖民统治，实现永久霸占中国东北，吞并整个中国的险恶用心和目的。本文拟对“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给中日人民所带来的灾害等方面进行剖析，澄清史实。
一、“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对抗俄国，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创造“以主制客”的有利态势，提出必须“以移民为要务”，在经营满铁和旅大租借地的同时，计划在10年之内“向满洲移民50万”，认为这样才能“岿然不动”（注：〔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转引自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 1988年，第10页。）。于是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开始了“试点移民”。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反对、抵制，以及日本资金匮乏、经营不善等诸多原因，很快告于失败。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尚不足千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虽然遭致失败，但其移民侵略政策并未因此而停止。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后，开始推行积极的“满蒙”侵略计划，将移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侵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占领全东北，为日本的移民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1932年9月， 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到1936年9月， 前后“武装移民”五次，计2 785户。“武装移民”除了具有“维持治安”， 协助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殖民地统治之外，还具有移民经验积累的试验性质，因此，也被称之为“试验移民”。
日本经过三次“武装移民”之后，有关方面认为，经过成功的试验， “日本农民的大量移殖是可能的”（注：〔日〕《满洲年鉴》（1945年），第191页。），而且“必须从现在起就切实着手”，加快移民步伐，“乃是帝国政策上的一个极其紧要而又不可缺少的重大问题”，“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它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注：〔日〕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 月。）。日本关东军也认为大量移民时机已经成熟，并在1934年11月26日的“第一次移民会议”上提出了计划。会后，关东军立即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实施基本纲要》，提交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审议。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负责移民现地指导和联络工作的“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在日本国内也设立了移民宣传机构“满洲移民协会”，配合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移民侵略工作。
从1935年7月开始，在关东军新任顾问、 原拓务省殖产局农村课长稻垣征夫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项10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计划。但由于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态度消极，所以“百万户移民”未能得以立即实行。
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高桥是清被右翼军人枪杀，日本军部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为实现大量移民计划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关东军借此良机于1936年4月召开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 “满洲国”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以及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和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的代表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11 日讨论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以及具体实施计划的《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并交由内阁审议。1936年8月25 日被广田内阁通过并正式宣布：日本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 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注：〔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版，第47页。）。将其作为日本的“国策”，为广田内阁“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正式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向他国领土上进行移民侵略，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为了掩饰其侵略本质，1939年12月，日本“要求”“满洲国”政府将其列入“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变成了“满洲国”自愿接收的为“开发”、“建设”“满洲”的“日满两国一体之重要政策”（注：〔日〕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实践本部：《满洲与开拓》，1941年，第79页。）。日本政府移民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后形成。
日本“百万户移民”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即指政府的补助优厚、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迁居在“集团移民”的附近，共同形成移民村，或迁居到交通及市场关系特殊地区，从事经济作物或蔬菜栽培、乳牛饲养等集约经营。“为便于移民的迁居，以五年为一期，按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的适当比例”，安排为：第一期（1937—1941年），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第二期（1942—1946年），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第三期（1947 —1951年），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第四期（1952—1956年），4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兵力倍感不足。为了扩大兵源，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一面召集在乡军人编成部队，送往侵华战场；一面修改征兵法，放宽兵役检查标准，使得国内适龄的“开拓民”陆续应征入伍。如之“战时经济的转换”和“军需工业的吸收，成人移民成为困难”（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主义与东亚细亚》，青木书店1977年版，第146页。）。 因此，“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面对移民源枯竭的严峻形势，为使移民侵略计划不至夭折，及时补充关东军的兵源，1937年11月30日，近卫内阁决定实行青少年移民。12月22日，拓务省等有关移民机构制定了《青少年开拓民实施要领及理由书》，确定了青少年移民的具体方案，将青少年移民纳入了“满洲”移民的正常化、“国策化”和总体规划。提出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名义，也就是在“百万户移民”的第一期内，将16—19岁的青少年移入中国东北16.5万人，以“充实国防，确保治安”（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165页。）。
1937年近卫内阁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持久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阻挡中国本部展开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波及满洲，切断中国本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满洲斗争的结合和联系”（注：〔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7页。），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培养“新大陆政策据点”（注：《满洲与开拓》，第79页。）的需要，配合全面侵华战争，对移民政策重新研究， 1939年12月22日，内阁通过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使移民侵略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要纲”便成为日本移民侵略的最高政策，日本将其视为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版，第290页。）， 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推向了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的“百万户移民”从第一期开始就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实际上到1943年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第一期移入青少年义勇军54 394人，开拓民42 636人，计97 030人；第二期移入青少年义勇军57 100人，开拓民17 267人，计74 367人。两期共移民171 397人， 其中成人移民只有59 903人。这一数字按原计划两期30万户150 万人的指标相距甚远。“百万户移民”出现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因素是战争将大批青壮年强征入伍，使得移民源不足以及日本人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和对移民侵略的抵制，不愿充当侵略者的炮灰。尽管日本“百万户移民”未能按原计划如数到位，实现其最终的野心和目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侵略罪行。
二、“百万户移民”国策的侵略目的
“百万户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活人堡垒”和基干力量，因此被广田内阁列为“七大国策”和“满洲国”政府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开拓民”“继承几十年来崇高的牺牲者及前辈们努力的成果，成为我大和民族向大陆发展的先驱和帝国的基石”（注：〔日〕《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企图利用“开拓民”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目的。
第一，解决“人口过剩”，“建设第二故乡”，实现“日本国土延伸”。
1936年7月23日， 日本拓务省在关东军制订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了日本政府的移民方案，并咨询“海外拓殖委员会”，在咨询说明中指出：“尽快增加满洲国日本人人口，不但为紧急重要之举，亦可缓和作为当前帝国社会不安根源之人口重压，以便国民生活安定，故将过剩人口移住海外最为紧要”（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2页。）。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但日本国内的贫困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且并不断恶化。“社会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注：〔日〕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第44页。），日本“以600万町步（1町步＝99.2公亩）狭小的耕地养活560万户6 800万农民”，而且每年要“增加80万至100万人口， 耕地面积却毫无扩大的余地”（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人口过剩”导致“土地饥饿”的现象严重，“人均耕地面积极少，农户中在5反（1反＝99.2平方米）以下的贫农占35%，约2000万人”（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45页。）。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日益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解决日本“农村不景气的根本方法”是向“满洲”大量移民（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将日本5反以下“土地饥饿”农户半数的100万户在20年内迁移到中国东北。当时日本拓务省曾预计，“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3000万人，二十年后将近5000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500 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注：〔日〕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版，第182页。）。实际上，20 年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不仅仅是一成，因为“开拓民”构成以青壮年为主，死亡率极低，自然增殖至少在1／5以上，如果再加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其它人口，20年后将会增长到近1 000万人。
人口的增长就是“实力的培植”，“培植实力乃为首要条件”。过去对“满洲”的占领以武力及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其原因就是“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使日本人在“满洲”“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 万”（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 改变“满洲”人口结构，“则我对满洲政策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注：〔日〕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版，第182 页。）。这个“目的”就是“建设第二故乡”，成为日本人永久霸占的“安居之处”（注：宗光彦：《北满开拓地农业经营论》，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39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自然清楚，“百万户移民”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为了给移民侵略寻找借口，他们煞有介事的公开宣扬，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一优秀民族的移入有助于“满洲”的“文化进步”和“开发”，是“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五族协和的理想”之举。要想把“满洲国”“建设成为近代的国家，在目前来说，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民族”（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因此，“满洲国”必须“大力欢迎日本人移民住到满洲国境内”（注：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移民部：《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1934年8 月28日。）。“满洲的主权者必须和日本天皇一德一心，满洲国的理想必须和日本一致，满洲国构成要素之一的满洲人民必须包含多数的日本帝国国民”，“必须有相当多数的日本人进入满洲国社会的各个部门，成为新国家的真正核心”（注：《满洲开拓史》，第49页。）。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百万户移民”国策就是要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和增加“新的日本人种”（注：〔日〕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第81页。），“使日本人成为五族的核心”（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1938年5月。），强化“大和民族”的领导力量， 消灭中华民族的精神，实现“日本国土延伸”（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231页。），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 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野心。
第二，镇压抗日武装，完善对苏攻势，建立“新大陆政策的据点”。
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移民”是为了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增强对苏防御、进攻能力的话，那么，“百万户移民”却是将其作为一个成功经验来加以推行，因此，在治安和国防上的意义就更为突出。正像1936年7月23 日拓务省向“海外拓殖委员会”递交的第四号咨询书的“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百万户移民”就是为了加强“满洲国”的统治，“谋求国防及治安之确立、安定”（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2页。）。“为了实现王道乐土”，“在满洲的土地上”必须“配置日本民族”，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日本秩序”（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否则“帝国赌国运争来的既得利益”就“不能得到确保，则帝国之安全亦将难保”（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治安陷入了紊乱状态”，抗日联军成为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流”，其“势力是巩固的而且时间之长”（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 1937年8月10日。），对“满洲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成为关东军的“心腹之患”。“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目的之一就是出于“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东北为依托，不断发起对苏军事挑衅，特别是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挑起的“张鼓峰”、“诺门坎”战役失败以后，为加强对苏攻势，“强化对苏的东北战略地位”（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除“满洲国”与之配合实行了“三大国策”之一的“北边振兴计划”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开拓民”在中苏边境构筑起“活人堡垒”工程（注：〔日〕山田昭次编《近代民众的记录》，新人物往来社1977年版， 第556页。）。即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满洲”的“治安”，准备对苏作战，从“百万户移民”开始，对移民的分布进行了重新调整，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从伪“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北至兴安南省”为“国防第一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一线”），是中苏、中蒙边境的重要军事设防地区。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充当牺牲品”。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 第556页。）。
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为“国防第二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二线”），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移民总数的四成”。是作为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第556页。）。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开拓第二线”制造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隔离带，企图以“饥饿政策”将抗日联军置于死地。
“国防第三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三线”），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重镇及交通要地附近，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主要是起到保卫以上要地和为关东军输送给养的作用。
“百万户移民”在抗日游击区和中苏、中蒙边境的密集配置，是“移民政策上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的结果”（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它不仅给抗日联军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同时对苏联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特别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年龄结构和分布地区上，军事色彩更为浓厚，到1945年共计94个训练所，绝大多数分布在“开拓第一线”，对此，苏联“从国防角度上感到莫大的威胁”（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40页。）。
“百万户移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确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关东军的“士兵入伍皆来自日本国内，期满后就得回国”，往来极不方便，“向满洲大量移民”，直接从移民中“抽调警备满洲的壮丁”，不但方便可行，而且有益于“加强国防力量”，形成“防苏铁壁”，具有“极大的意义”（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31 页。）。移民作为关东军的补充兵源，不但迅速及时，而且储备雄厚，预计“当完成百万户移民之际，大体上可以拥有百万人左右的在乡军人”（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事实上，“百万户移民”开始以后，“开拓民”已经被陆续应征入伍，其中“青少年移民”在3年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充军， 转入“开拓团”者寥寥无几。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内男性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被强征入伍，送上前线，充当了侵略者的炮灰。
第三，掠夺农业资源，确保“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
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土质肥沃，人口稀少，面积相当于日本的数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欲滴，视其为“皇国日本的生命线”（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日本各界不断呼吁日本政府对“满蒙”实行“邦人农业开发”，这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关系”（注：〔日〕富槛金雄：《关于独立守备队退役兵从事农业者之调查》，1929年3月。）。 日本帝国主义“百万户移民”国策正是这一“开发”、掠夺的产物。
“百万户移民”国策成败利钝，土地是首要的必备条件。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将掠夺土地作为首要任务，计划掠夺侵占中国土地“1000万町步的农耕地，此外，还要有500 万町步的牧地和草场”（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这些土地相当于当时日本耕地总面积的2.5倍。
关于土地的取得形式和地点的选定，在1936年5月11 日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中规定，“移民用地的选定，要考虑国土开发，国防上的要求，交通、治安、农作物等关系，主要由满洲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配备”（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56页。）。这一规定，其目的十分明显， 土地取得实际上被选定在既有“军事上的需要”，又“有大量可耕的未垦地”和已耕地容易“获得”的“北满”（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土地的取得由“满洲国”政府“配备”的形式间接掠取，“避免日本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用心极为险恶。
1936年7月9日，关东军又制定了《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作为取得日本移民用地的基本方针。“要纲”要求：“对于日本人移民用地的配置，原则上应采取尽快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方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律采取保留等方法而确保土地；应使移民用地的取得迅速、可靠且廉价；关于移民用地的配置，应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68页。）。 所谓“依照法律”就是强迫，在任何法典上也找不到在他国侵占土地为合法的法律规定。所谓“廉价”就是强夺。“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只能是掩盖侵略的欺人之谈。
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掠夺了中国大量土地，据“满洲国”1941年4月末和满拓公社3月末的统计为2002.6万公顷， 是《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案》预计掠夺土地目标1000万町步的一倍，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约600万町步的3.7倍强”（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364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增产粮食，更加疯狂掠夺土地，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土地已达3.9亿亩， 其中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281.5万亩，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15%（注：《东北日报》1947年8月15日。）。
土地的掠夺一方面使日本移民取得更多的土地所有权，实现长期占领；另一方面解决日本“土地饥饿”农民的粮食自给。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的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充军作战，农业减产，使日本感到粮食极为不足，军队迫切需要农产品的供应，粮食便成为“整个战争胜败的关键”，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后一环，无疑是粮食”，而“大决战形势下的开拓政策的最大重点是完成战力增强之基本要素，即开拓增产，确保粮食需要。目前开拓民的最大任务是动员起来努力开拓增产，确保粮食任务的完成，绝对保证前线官兵吃饱，把足够的飞机、子弹、船舰及时送上去，以便让前线官兵安心作战，最后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注：伪满开拓总局局长五十子：《在第二次开拓全体会议上的训话》，1944年2月17日。）因此， 从第二期移民的第一年开始对原目标进行了调整，实行“增产第一主义”。日本政府要求必须确保迁入和增产粮食的“开拓战争”取得胜利，制定粮食增产指标计划。1942年12月“满洲国”开拓总局制定了该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策》，“方策”规定：“1943年度日本移民的种植目标为30万公顷、粮食交售指标为10万吨”。这一目标是上一年度“实绩的2到3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95页。）。这一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冒进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不顾移民的实际情况和生产能力，强制推行“开拓增产”计划，企图挽回失败的命运。
按原计划，从第7次至第11次移民迁入209个团，但由于移民源的枯竭，仅迁入38个团，约占计划总数的18%。“开拓民”除充军外，所剩多为老弱病残，而且移民家庭经济恶化，何谈几倍的增产。为了搜刮粮食，日本和“满洲国”对整个东北的粮食征购也逐年上涨，从1942年的220万吨，增长到1945年的300万吨，不顾中国人民和日本移民的承受能力，实行配给制，强迫交纳粮食，支援战争，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野蛮、残忍的本性。
三、“百万户移民”侵略给中日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移民侵略的罪恶目的，大肆宣扬日本移民为中国东北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给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1页。）。 所谓“开发”“建设”，就是侵略和掠夺。关于“现代化”，当年日本农民作家岛木健作曾来中国东北考察了开拓地15处，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5处，并撰写了《满洲纪行》一书，他说：“我所走过的开拓田， 不使用满人力量耕种的一个也没有”，“开拓民所采取的农耕方式，仍然是原有的满洲式农法”（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 ），毫无“现代化”可言。事实上，仍然处在落后的日本农业，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所带来的只是血淋淋的殖民统治和无穷的灾难。
“百万户移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直接灾难是对土地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的3.9亿多亩土地当中绝大部分是熟地， 据统计，“满洲国”开拓总局仅在1942年度“收买”的土地当中，熟地就占三分之二以上（注：满铁奉天调查室：《满洲农地造成及改良事业实施状态调查》，1943年11月。）。
日本不论是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还是在此后的购买土地的文件中，始终强调“要注意避免给原住居民以不良影响”（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1936年11月1日。）。 但实际上，“伴随开拓政策的进展，由于土地收买及居民转移问题等对原住居民生活上的威胁，可以说目前我们与原住居民的关系不能认为是良好的”（注：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开拓团员对原住民的掠夺》，1941年4月10日。）。在“收买”土地的过程中，仅以时价的1／5 或1／10强行“购买”（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534页。），甚至以治安、军事需要等名义公开掠夺，并不断发生暴行事件。瑷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6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黑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经全屯老百姓再三哀求，最后又告诉我们延期到12月1日搬完，并说：‘如果到期不搬，你们再进屯， 就用枪打死你们’”。“到12月1 日那天夜里， 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 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锇而死（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6页。）。
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增产粮食，支援“大东亚战争”，开始实行“农地开垦”和“紧急农地开垦”计划，“在松花江上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为日本开拓民开辟和改良水旱田37.6万余公顷”，“仅修筑东辽河二龙山水库，就淹没村庄49座，房屋5580 间， 淹没土地7220余垧。被淹没的土地，又限期缴照，强行收买，迫使农民一万余人背井离乡”（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52 页。）。此种行为不胜枚举。
日本将剥夺土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中国农民强行编入“内国开拓民”的行列，仅在“1939年到1944年，被迫到不毛之地服苦役的中国农民有51482户”（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5页。）之多。 他们历经苦难，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压榨，死亡率极高。“1942年初日伪当局强迫东辽县石头坑子8个屯近2000户中国农民去瑷珲、 呼玛两县‘开拓’，在近3年半的时间里，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287人， 占该屯人数的81.1%”（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85页。）。
中国东北人民不但要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同时也倍受日本移民的欺压和剥削。日本移民每户在中国东北享有20町步耕地的土地所有权，每户仅以夫妇二人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经营如此大片耕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自己无力耕种的“土地租给满洲农民”，坐享其成，“收取高额的地租”（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新地主”， 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
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不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倍受凌辱，“刺激和损伤了原住居民的心”（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毫无疑问， 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员，是压迫者、剥削者。但是，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元凶相比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在国内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和失业者，送到中国东北以后，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和抗日游击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移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国的东北，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开拓民”不仅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而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有关政策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功利主义的色彩。在移民募集过程中，一再宣传，募集对象必须是“身体强健者”，但实际上除了“患有不能治疗疾病者”外，一切都在募集之列，即使是“耳聋、近视者也无关紧要”（注：满洲拓殖公社经营部自由移民课：《自由移民》，1938年6月。）。青少年移民年龄以15—16岁的居多， 到1941年以后，“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更为降低，平均仅为14—15岁”（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第310页。）。也就是说， 除不治之症外，弱小病残者也不予放过，强迫移民，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对于移民的资助，日本政府给“甲种移民在车船费、农具、住房及土地购入等方面大体上每户为1000元以下的补助”，这仅有的1000元补助，在以后的移民中“尽力逐步加以压缩”。乙种移民“大体上每户为300 元以下的补助”（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1日。）。 这些被强迫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落户的移民，依靠此项微薄的补助难以支付费用，生活极为困苦。
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生活、医疗条件差，经常患各种疾病，“婴儿死亡率达8.02%”（注：伪满开拓总局：《开拓第一期计划之实绩》，1941年。）。青少年移民到中国东北之后要经过3年严酷的军事训练生活，更是难以忍受，动辄就要受训斥、 体罚和殴打。许多队员思念家乡和亲人，思想动摇，不满和失望情绪蔓延。自杀、逃跑，火併的“屯垦病”不断发生。据1939年8 月伊拉哈训练所建所二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21件，枪击12件，危险行为12件，自杀和自杀未遂6件，擅自离所177名（有50名逃跑），开除137名。1939年5月昌图特别训练所发生武力火併事件，放火烧毁营房，用步枪互相射杀，双方死伤7名，被审问者达222名，收监123 名（注：〔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印发行《满洲开拓史》，1966年，第302页。）。此类事件在其它训练所中也经常发生， 屡见不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收罗炮灰，把“一般移民团中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义勇军开拓团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充军入伍。“以300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实际剩下从事移民地建设的人，只有病弱青年20—16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101—103页。）。
日本帝国主义为“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不顾“开拓民”的生死存亡，强迫完成不可能实现的增产指标。“到1945年时局紧迫的5、6、7月间，在开拓团进行当地紧急招集， 各团劳动力陷于枯竭，甚至老弱妇女都被动员为全力完成增产交售粮食目标的献身者。”（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第320—321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携眷逃离，将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开拓民”弃之不顾，“他们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注：《梦碎满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 页。）。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和实施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绝不像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所宣扬的什么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为“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成为“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士”，而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罪恶昭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8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9年03期第114～125页
【作者简介】高乐才，1949年生，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130023
| 【内容提要】 | 1936年日本政府制订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是广田弘毅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行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企图以此解决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巩固和加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日本利用移民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镇压东北抗日武装，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
一、“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对抗俄国，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创造“以主制客”的有利态势，提出必须“以移民为要务”，在经营满铁和旅大租借地的同时，计划在10年之内“向满洲移民50万”，认为这样才能“岿然不动”（注：〔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转引自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 1988年，第10页。）。于是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开始了“试点移民”。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反对、抵制，以及日本资金匮乏、经营不善等诸多原因，很快告于失败。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尚不足千人。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虽然遭致失败，但其移民侵略政策并未因此而停止。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后，开始推行积极的“满蒙”侵略计划，将移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侵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占领全东北，为日本的移民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1932年9月， 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东北进行“武装移民”，到1936年9月， 前后“武装移民”五次，计2 785户。“武装移民”除了具有“维持治安”， 协助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巩固殖民地统治之外，还具有移民经验积累的试验性质，因此，也被称之为“试验移民”。
日本经过三次“武装移民”之后，有关方面认为，经过成功的试验， “日本农民的大量移殖是可能的”（注：〔日〕《满洲年鉴》（1945年），第191页。），而且“必须从现在起就切实着手”，加快移民步伐，“乃是帝国政策上的一个极其紧要而又不可缺少的重大问题”，“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它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注：〔日〕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 月。）。日本关东军也认为大量移民时机已经成熟，并在1934年11月26日的“第一次移民会议”上提出了计划。会后，关东军立即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实施基本纲要》，提交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审议。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负责移民现地指导和联络工作的“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在日本国内也设立了移民宣传机构“满洲移民协会”，配合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的移民侵略工作。
从1935年7月开始，在关东军新任顾问、 原拓务省殖产局农村课长稻垣征夫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项10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计划。但由于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态度消极，所以“百万户移民”未能得以立即实行。
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高桥是清被右翼军人枪杀，日本军部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为实现大量移民计划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关东军借此良机于1936年4月召开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 “满洲国”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以及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和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的代表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11 日讨论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以及具体实施计划的《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并交由内阁审议。1936年8月25 日被广田内阁通过并正式宣布：日本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 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注：〔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龙溪书舍1976年版，第47页。）。将其作为日本的“国策”，为广田内阁“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正式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向他国领土上进行移民侵略，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为了掩饰其侵略本质，1939年12月，日本“要求”“满洲国”政府将其列入“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变成了“满洲国”自愿接收的为“开发”、“建设”“满洲”的“日满两国一体之重要政策”（注：〔日〕满洲建设勤劳奉仕队实践本部：《满洲与开拓》，1941年，第79页。）。日本政府移民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的最后形成。
日本“百万户移民”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即指政府的补助优厚、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迁居在“集团移民”的附近，共同形成移民村，或迁居到交通及市场关系特殊地区，从事经济作物或蔬菜栽培、乳牛饲养等集约经营。“为便于移民的迁居，以五年为一期，按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的适当比例”，安排为：第一期（1937—1941年），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第二期（1942—1946年），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第三期（1947 —1951年），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第四期（1952—1956年），4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兵力倍感不足。为了扩大兵源，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一面召集在乡军人编成部队，送往侵华战场；一面修改征兵法，放宽兵役检查标准，使得国内适龄的“开拓民”陆续应征入伍。如之“战时经济的转换”和“军需工业的吸收，成人移民成为困难”（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主义与东亚细亚》，青木书店1977年版，第146页。）。 因此，“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面对移民源枯竭的严峻形势，为使移民侵略计划不至夭折，及时补充关东军的兵源，1937年11月30日，近卫内阁决定实行青少年移民。12月22日，拓务省等有关移民机构制定了《青少年开拓民实施要领及理由书》，确定了青少年移民的具体方案，将青少年移民纳入了“满洲”移民的正常化、“国策化”和总体规划。提出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名义，也就是在“百万户移民”的第一期内，将16—19岁的青少年移入中国东北16.5万人，以“充实国防，确保治安”（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165页。）。
1937年近卫内阁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持久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阻挡中国本部展开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波及满洲，切断中国本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满洲斗争的结合和联系”（注：〔日〕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7页。），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培养“新大陆政策据点”（注：《满洲与开拓》，第79页。）的需要，配合全面侵华战争，对移民政策重新研究， 1939年12月22日，内阁通过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 使移民侵略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要纲”便成为日本移民侵略的最高政策，日本将其视为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版，第290页。）， 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推向了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的“百万户移民”从第一期开始就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实际上到1943年已经处于崩溃状态。第一期移入青少年义勇军54 394人，开拓民42 636人，计97 030人；第二期移入青少年义勇军57 100人，开拓民17 267人，计74 367人。两期共移民171 397人， 其中成人移民只有59 903人。这一数字按原计划两期30万户150 万人的指标相距甚远。“百万户移民”出现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因素是战争将大批青壮年强征入伍，使得移民源不足以及日本人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和对移民侵略的抵制，不愿充当侵略者的炮灰。尽管日本“百万户移民”未能按原计划如数到位，实现其最终的野心和目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侵略罪行。
二、“百万户移民”国策的侵略目的
“百万户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活人堡垒”和基干力量，因此被广田内阁列为“七大国策”和“满洲国”政府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号召“开拓民”“继承几十年来崇高的牺牲者及前辈们努力的成果，成为我大和民族向大陆发展的先驱和帝国的基石”（注：〔日〕《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企图利用“开拓民”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目的。
第一，解决“人口过剩”，“建设第二故乡”，实现“日本国土延伸”。
1936年7月23日， 日本拓务省在关东军制订的《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了日本政府的移民方案，并咨询“海外拓殖委员会”，在咨询说明中指出：“尽快增加满洲国日本人人口，不但为紧急重要之举，亦可缓和作为当前帝国社会不安根源之人口重压，以便国民生活安定，故将过剩人口移住海外最为紧要”（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2页。）。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但日本国内的贫困和激烈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而且并不断恶化。“社会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注：〔日〕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第44页。），日本“以600万町步（1町步＝99.2公亩）狭小的耕地养活560万户6 800万农民”，而且每年要“增加80万至100万人口， 耕地面积却毫无扩大的余地”（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人口过剩”导致“土地饥饿”的现象严重，“人均耕地面积极少，农户中在5反（1反＝99.2平方米）以下的贫农占35%，约2000万人”（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45页。）。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日益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认为，解决日本“农村不景气的根本方法”是向“满洲”大量移民（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将日本5反以下“土地饥饿”农户半数的100万户在20年内迁移到中国东北。当时日本拓务省曾预计，“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3000万人，二十年后将近5000万人，那时将占一成的500 万日本人移入满洲”（注：〔日〕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版，第182页。）。实际上，20 年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不仅仅是一成，因为“开拓民”构成以青壮年为主，死亡率极低，自然增殖至少在1／5以上，如果再加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其它人口，20年后将会增长到近1 000万人。
人口的增长就是“实力的培植”，“培植实力乃为首要条件”。过去对“满洲”的占领以武力及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其原因就是“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使日本人在“满洲”“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 万”（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 改变“满洲”人口结构，“则我对满洲政策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注：〔日〕满洲开拓史复刊委员会：《满洲开拓史》，全国拓友协会1980年版，第182 页。）。这个“目的”就是“建设第二故乡”，成为日本人永久霸占的“安居之处”（注：宗光彦：《北满开拓地农业经营论》，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39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自然清楚，“百万户移民”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为了给移民侵略寻找借口，他们煞有介事的公开宣扬，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一优秀民族的移入有助于“满洲”的“文化进步”和“开发”，是“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五族协和的理想”之举。要想把“满洲国”“建设成为近代的国家，在目前来说，除了日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民族”（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因此，“满洲国”必须“大力欢迎日本人移民住到满洲国境内”（注：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移民部：《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1934年8 月28日。）。“满洲的主权者必须和日本天皇一德一心，满洲国的理想必须和日本一致，满洲国构成要素之一的满洲人民必须包含多数的日本帝国国民”，“必须有相当多数的日本人进入满洲国社会的各个部门，成为新国家的真正核心”（注：《满洲开拓史》，第49页。）。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的“百万户移民”国策就是要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和增加“新的日本人种”（注：〔日〕稻垣征夫：《关于满洲开拓政策》，第81页。），“使日本人成为五族的核心”（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全貌》，1938年5月。），强化“大和民族”的领导力量， 消灭中华民族的精神，实现“日本国土延伸”（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231页。），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 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野心。
第二，镇压抗日武装，完善对苏攻势，建立“新大陆政策的据点”。
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移民”是为了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增强对苏防御、进攻能力的话，那么，“百万户移民”却是将其作为一个成功经验来加以推行，因此，在治安和国防上的意义就更为突出。正像1936年7月23 日拓务省向“海外拓殖委员会”递交的第四号咨询书的“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百万户移民”就是为了加强“满洲国”的统治，“谋求国防及治安之确立、安定”（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52页。）。“为了实现王道乐土”，“在满洲的土地上”必须“配置日本民族”，建立起“不可动摇的日本秩序”（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否则“帝国赌国运争来的既得利益”就“不能得到确保，则帝国之安全亦将难保”（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治安陷入了紊乱状态”，抗日联军成为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流”，其“势力是巩固的而且时间之长”（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 1937年8月10日。），对“满洲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成为关东军的“心腹之患”。“百万户移民”国策的出笼目的之一就是出于“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东北为依托，不断发起对苏军事挑衅，特别是1938年7月和1939年5月挑起的“张鼓峰”、“诺门坎”战役失败以后，为加强对苏攻势，“强化对苏的东北战略地位”（注：〔日〕藤原彰、野沢沣编《日本法西斯与东亚细亚》，第146页。）， 除“满洲国”与之配合实行了“三大国策”之一的“北边振兴计划”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开拓民”在中苏边境构筑起“活人堡垒”工程（注：〔日〕山田昭次编《近代民众的记录》，新人物往来社1977年版， 第556页。）。即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满洲”的“治安”，准备对苏作战，从“百万户移民”开始，对移民的分布进行了重新调整，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从伪“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北至兴安南省”为“国防第一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一线”），是中苏、中蒙边境的重要军事设防地区。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充当牺牲品”。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 第556页。）。
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为“国防第二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二线”），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移民总数的四成”。是作为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满洲国治安确立、维持的协力者”（注：〔日〕《近代民众的记录》，第556页。）。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开拓第二线”制造抗日联军和人民群众的隔离带，企图以“饥饿政策”将抗日联军置于死地。
“国防第三线地带”（也称“开拓第三线”），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重镇及交通要地附近，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主要是起到保卫以上要地和为关东军输送给养的作用。
“百万户移民”在抗日游击区和中苏、中蒙边境的密集配置，是“移民政策上军事意义占主要地位的结果”（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它不仅给抗日联军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同时对苏联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特别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年龄结构和分布地区上，军事色彩更为浓厚，到1945年共计94个训练所，绝大多数分布在“开拓第一线”，对此，苏联“从国防角度上感到莫大的威胁”（注：〔日〕《满洲开拓年鉴》（1940年），第40页。）。
“百万户移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培养确立新大陆政策据点”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关东军的“士兵入伍皆来自日本国内，期满后就得回国”，往来极不方便，“向满洲大量移民”，直接从移民中“抽调警备满洲的壮丁”，不但方便可行，而且有益于“加强国防力量”，形成“防苏铁壁”，具有“极大的意义”（注：《关于满洲移民奖励的讲话》，转引自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31 页。）。移民作为关东军的补充兵源，不但迅速及时，而且储备雄厚，预计“当完成百万户移民之际，大体上可以拥有百万人左右的在乡军人”（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事实上，“百万户移民”开始以后，“开拓民”已经被陆续应征入伍，其中“青少年移民”在3年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充军， 转入“开拓团”者寥寥无几。太平洋战争后期，“开拓团”内男性除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被强征入伍，送上前线，充当了侵略者的炮灰。
第三，掠夺农业资源，确保“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
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土质肥沃，人口稀少，面积相当于日本的数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垂涎欲滴，视其为“皇国日本的生命线”（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1934年3月。）。 日本各界不断呼吁日本政府对“满蒙”实行“邦人农业开发”，这对日本将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关系”（注：〔日〕富槛金雄：《关于独立守备队退役兵从事农业者之调查》，1929年3月。）。 日本帝国主义“百万户移民”国策正是这一“开发”、掠夺的产物。
“百万户移民”国策成败利钝，土地是首要的必备条件。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将掠夺土地作为首要任务，计划掠夺侵占中国土地“1000万町步的农耕地，此外，还要有500 万町步的牧地和草场”（注：〔日〕都甲谦介：《满洲百万户移民国策之全貌》，1938年5月。）。这些土地相当于当时日本耕地总面积的2.5倍。
关于土地的取得形式和地点的选定，在1936年5月11 日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中规定，“移民用地的选定，要考虑国土开发，国防上的要求，交通、治安、农作物等关系，主要由满洲国政府在这方面进行配备”（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56页。）。这一规定，其目的十分明显， 土地取得实际上被选定在既有“军事上的需要”，又“有大量可耕的未垦地”和已耕地容易“获得”的“北满”（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 土地的取得由“满洲国”政府“配备”的形式间接掠取，“避免日本与原住居民”发生冲突，用心极为险恶。
1936年7月9日，关东军又制定了《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作为取得日本移民用地的基本方针。“要纲”要求：“对于日本人移民用地的配置，原则上应采取尽快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方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依照法律采取保留等方法而确保土地；应使移民用地的取得迅速、可靠且廉价；关于移民用地的配置，应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168页。）。 所谓“依照法律”就是强迫，在任何法典上也找不到在他国侵占土地为合法的法律规定。所谓“廉价”就是强夺。“不使现住居民受到不良影响”，只能是掩盖侵略的欺人之谈。
日本帝国主义在“百万户移民”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掠夺了中国大量土地，据“满洲国”1941年4月末和满拓公社3月末的统计为2002.6万公顷， 是《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案》预计掠夺土地目标1000万町步的一倍，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约600万町步的3.7倍强”（注：〔日〕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第364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增产粮食，更加疯狂掠夺土地，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土地已达3.9亿亩， 其中日本移民直接占地2281.5万亩，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15%（注：《东北日报》1947年8月15日。）。
土地的掠夺一方面使日本移民取得更多的土地所有权，实现长期占领；另一方面解决日本“土地饥饿”农民的粮食自给。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的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充军作战，农业减产，使日本感到粮食极为不足，军队迫切需要农产品的供应，粮食便成为“整个战争胜败的关键”，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后一环，无疑是粮食”，而“大决战形势下的开拓政策的最大重点是完成战力增强之基本要素，即开拓增产，确保粮食需要。目前开拓民的最大任务是动员起来努力开拓增产，确保粮食任务的完成，绝对保证前线官兵吃饱，把足够的飞机、子弹、船舰及时送上去，以便让前线官兵安心作战，最后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注：伪满开拓总局局长五十子：《在第二次开拓全体会议上的训话》，1944年2月17日。）因此， 从第二期移民的第一年开始对原目标进行了调整，实行“增产第一主义”。日本政府要求必须确保迁入和增产粮食的“开拓战争”取得胜利，制定粮食增产指标计划。1942年12月“满洲国”开拓总局制定了该年度《开拓政策实行方策》，“方策”规定：“1943年度日本移民的种植目标为30万公顷、粮食交售指标为10万吨”。这一目标是上一年度“实绩的2到3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95页。）。这一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冒进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不顾移民的实际情况和生产能力，强制推行“开拓增产”计划，企图挽回失败的命运。
按原计划，从第7次至第11次移民迁入209个团，但由于移民源的枯竭，仅迁入38个团，约占计划总数的18%。“开拓民”除充军外，所剩多为老弱病残，而且移民家庭经济恶化，何谈几倍的增产。为了搜刮粮食，日本和“满洲国”对整个东北的粮食征购也逐年上涨，从1942年的220万吨，增长到1945年的300万吨，不顾中国人民和日本移民的承受能力，实行配给制，强迫交纳粮食，支援战争，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野蛮、残忍的本性。
三、“百万户移民”侵略给中日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帝国主义为掩盖移民侵略的罪恶目的，大肆宣扬日本移民为中国东北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给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1页。）。 所谓“开发”“建设”，就是侵略和掠夺。关于“现代化”，当年日本农民作家岛木健作曾来中国东北考察了开拓地15处，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5处，并撰写了《满洲纪行》一书，他说：“我所走过的开拓田， 不使用满人力量耕种的一个也没有”，“开拓民所采取的农耕方式，仍然是原有的满洲式农法”（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 ），毫无“现代化”可言。事实上，仍然处在落后的日本农业，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现代化的，所带来的只是血淋淋的殖民统治和无穷的灾难。
“百万户移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直接灾难是对土地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掠夺的3.9亿多亩土地当中绝大部分是熟地， 据统计，“满洲国”开拓总局仅在1942年度“收买”的土地当中，熟地就占三分之二以上（注：满铁奉天调查室：《满洲农地造成及改良事业实施状态调查》，1943年11月。）。
日本不论是在“百万户移民”计划中，还是在此后的购买土地的文件中，始终强调“要注意避免给原住居民以不良影响”（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人移民用地整备要纲案》，1936年11月1日。）。 但实际上，“伴随开拓政策的进展，由于土地收买及居民转移问题等对原住居民生活上的威胁，可以说目前我们与原住居民的关系不能认为是良好的”（注：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开拓团员对原住民的掠夺》，1941年4月10日。）。在“收买”土地的过程中，仅以时价的1／5 或1／10强行“购买”（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534页。），甚至以治安、军事需要等名义公开掠夺，并不断发生暴行事件。瑷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6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黑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经全屯老百姓再三哀求，最后又告诉我们延期到12月1日搬完，并说：‘如果到期不搬，你们再进屯， 就用枪打死你们’”。“到12月1 日那天夜里， 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 全屯300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锇而死（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6页。）。
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帝国主义为增产粮食，支援“大东亚战争”，开始实行“农地开垦”和“紧急农地开垦”计划，“在松花江上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为日本开拓民开辟和改良水旱田37.6万余公顷”，“仅修筑东辽河二龙山水库，就淹没村庄49座，房屋5580 间， 淹没土地7220余垧。被淹没的土地，又限期缴照，强行收买，迫使农民一万余人背井离乡”（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52 页。）。此种行为不胜枚举。
日本将剥夺土地被迫离开家园的中国农民强行编入“内国开拓民”的行列，仅在“1939年到1944年，被迫到不毛之地服苦役的中国农民有51482户”（注：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第45页。）之多。 他们历经苦难，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压榨，死亡率极高。“1942年初日伪当局强迫东辽县石头坑子8个屯近2000户中国农民去瑷珲、 呼玛两县‘开拓’，在近3年半的时间里，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287人， 占该屯人数的81.1%”（注：孙邦主编《伪满史资料丛书·经济掠夺》，第785页。）。
中国东北人民不但要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同时也倍受日本移民的欺压和剥削。日本移民每户在中国东北享有20町步耕地的土地所有权，每户仅以夫妇二人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经营如此大片耕地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自己无力耕种的“土地租给满洲农民”，坐享其成，“收取高额的地租”（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第458页。）。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新地主”， 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
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不仅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同时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倍受凌辱，“刺激和损伤了原住居民的心”（注：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课：《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1937年8月10日。）。毫无疑问， 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员，是压迫者、剥削者。但是，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元凶相比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在国内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和失业者，送到中国东北以后，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和抗日游击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移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国的东北，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开拓民”不仅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而且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有关政策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功利主义的色彩。在移民募集过程中，一再宣传，募集对象必须是“身体强健者”，但实际上除了“患有不能治疗疾病者”外，一切都在募集之列，即使是“耳聋、近视者也无关紧要”（注：满洲拓殖公社经营部自由移民课：《自由移民》，1938年6月。）。青少年移民年龄以15—16岁的居多， 到1941年以后，“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更为降低，平均仅为14—15岁”（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年，第310页。）。也就是说， 除不治之症外，弱小病残者也不予放过，强迫移民，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对于移民的资助，日本政府给“甲种移民在车船费、农具、住房及土地购入等方面大体上每户为1000元以下的补助”，这仅有的1000元补助，在以后的移民中“尽力逐步加以压缩”。乙种移民“大体上每户为300 元以下的补助”（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关于对满洲国移民问题》，1936年11月1日。）。 这些被强迫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落户的移民，依靠此项微薄的补助难以支付费用，生活极为困苦。
他们来到中国东北后，因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生活、医疗条件差，经常患各种疾病，“婴儿死亡率达8.02%”（注：伪满开拓总局：《开拓第一期计划之实绩》，1941年。）。青少年移民到中国东北之后要经过3年严酷的军事训练生活，更是难以忍受，动辄就要受训斥、 体罚和殴打。许多队员思念家乡和亲人，思想动摇，不满和失望情绪蔓延。自杀、逃跑，火併的“屯垦病”不断发生。据1939年8 月伊拉哈训练所建所二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21件，枪击12件，危险行为12件，自杀和自杀未遂6件，擅自离所177名（有50名逃跑），开除137名。1939年5月昌图特别训练所发生武力火併事件，放火烧毁营房，用步枪互相射杀，双方死伤7名，被审问者达222名，收监123 名（注：〔日〕满洲开拓史刊行会编印发行《满洲开拓史》，1966年，第302页。）。此类事件在其它训练所中也经常发生， 屡见不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收罗炮灰，把“一般移民团中凡有战斗力的男人全部动员入伍”，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义勇军开拓团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充军入伍。“以300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实际剩下从事移民地建设的人，只有病弱青年20—16名”（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移民》，第101—103页。）。
日本帝国主义为“开拓增产”，支援“大东亚战争”，不顾“开拓民”的生死存亡，强迫完成不可能实现的增产指标。“到1945年时局紧迫的5、6、7月间，在开拓团进行当地紧急招集， 各团劳动力陷于枯竭，甚至老弱妇女都被动员为全力完成增产交售粮食目标的献身者。”（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翻译发行《满洲国史》（分论下），第320—321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携眷逃离，将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的“开拓民”弃之不顾，“他们饥寒交迫，哭号于荒野，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困境，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注：《梦碎满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 页。）。
历史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推行和实施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政策，绝不像今天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所宣扬的什么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为“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化”，成为“其乐融融”的“王道乐士”，而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罪恶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