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缘何支持欧洲一体化？
赵怀普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2期第2～10页
【作者简介】赵怀普，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北京 100037
欧洲一体化是在战后欧洲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进程。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出发，一开始便支持并推动这一进程，冷战期间，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实际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尽管美欧矛盾不断上升，但华盛顿在总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未改变，克林顿政府甚至同意了欧盟发展某种程度的军事一体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虽未直接介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其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却对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缘何要支持欧洲一体化？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丧失了其占据数百年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自身严重的经济困难，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已不可能单独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更令西欧各国忧虑的是，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已成为欧洲强国，力量空前壮大，而且还控制着一大片与之结成同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来自东方的威胁”已俨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此外，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国虽已战败并被占领，但复仇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德国问题未最终解决，所有这些促使西欧各国迫切地感到，只有通过联合各国的力量，在欧洲实现历史性变革，欧洲才有出路，才能复兴和繁荣：只有联合一致并且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也只有通过实行联合，将德国控制在联合体当中，才有可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欧洲联合思想在战后初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从1948年5月海牙“欧洲大会”的召开，到次年8月英、法等十国成立属官方性质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联合逐步从民间运动发展成为政府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目的。
面对欧洲联合的这一新形势，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其态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由不明确到明确支持的转变过程。1945年至1946年，由于美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美对苏强硬政策还在酝酿之中，美不愿公开支持西欧联合，以免引起苏联的过激反应。但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欧洲联合很快被纳入到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以当年6 月“马歇尔计划”的发表为标志，美国开始公开支持欧洲（西欧）实行经济政治联合。马歇尔在其哈佛大学演说中，公开表示美国希望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起全面形式的合作，宣称，欧洲国家应主动联合起草一个欧洲复兴计划，只要该计划切合实际，美国愿意对之提供支持（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年：基本文件， 1941 —1949 年》（USDepartment of State,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Documents,1941-1949），华盛顿1950年版，第1268—1269页。）。 美国期望其援欧计划能有助于使西欧建立起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但令它感到失望的是，1948年4 月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常设机构）只被赋予普通的政府间组织的结构。
1950年5月“舒曼计划”的发表， 标志着欧洲联合从政府间合作发展进入到一体化阶段。美国对此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该计划一发表，杜鲁门总统便表示美国欢迎“这一建设性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行为”。舒曼计划“为在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注：美国国务院：《公告》（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0年5月29日，第828页。）。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支持煤钢联营六国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建立不起来，“将导致一个对美国基本政策的痛苦的重新评价”（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国务卿对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声明》（FRUS，1952—1954: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14 Dec.1953）第1卷，第842—843页。）。其含意是，美国将可能从欧洲撤军，但这一威胁并未化为实际行动，1954年8月30 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驻欧美军并未撤走。
在经历了防务集团计划失败的挫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957年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是年3月25日， 法意等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对于这两个共同体的建立，美国的态度虽不象在防务集团问题上表现得那么强烈，但无疑也是支持的。1957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一个法国代表团说，“共同市场（EEC）建成的那一天， 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更加美好。”（注：《1992年解密文件，0440号，艾森豪威尔会见法国代表团》（ Declassified Docu ments Reference Service,1992,0440,Meeting Eisenhower —French Delegation,probably 26 Feb,1957）。）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欧洲合众国的诞生”（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 年）， 艾森豪威尔同埃策尔会谈备忘录，1957年2月6日》（FRUS,1955—195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Eisenhower—Etzel.6 Feb.1957）第4卷，第517页。）。可见，美国不仅支持西欧搞经济一体化，而且希望其发展能够超越经济层面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最大希望是美国的联邦主义经验能在欧洲大陆得以实践（注：让·莫内：《莫内回忆录》（Jean Mon-net,Memoirs），伦敦1978年版，第279—389页。）。
要之，美国在欧洲一体化初期阶段对促进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通过经济援助和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帮助西欧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合作机构，并且在1958年成为第一个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正由于这种原因，欧共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哈尔斯坦在就职演说中对美国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有格言说，美国人是最好的欧洲人，这话的确不错。”（注：转引自戴尔：《从马歇尔到马斯特里赫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欧关系》（Reginald Dale, Marshall toMaastricht:US-European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 载于《欧洲》（Europe），1995年6月，第12页。）
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开始掺杂进某种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它继续在总体上支持这一进程，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其著名的“相互依赖”演说中宣称：“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作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一个伙伴，帮助它发展壮大是我们17年来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Kennedy,1962）， 第538页。）即使在戴高乐设想通过一体化向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发出挑战的时候，美国也未改变其既定政策和目标。1966年5月， 约翰逊总统指出，美国认为，“促进西欧的统一不仅是（美国）所希望的，我们还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的每一个教训和对未来的每一个展望都表明，西欧国家只有日益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须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不能脱离同美国的合作，它同时也明确强调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如果说此前其领导作用是被假定或毋庸置疑的话）。约翰逊在同一篇演说中指出：“我们依然坚信，一个一体化的大西洋防务，是构筑西欧统一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西欧统一之后的结果，而且，这样一个大西洋防务，也仍是扩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消除同东方之间分歧的第一需要。”（注：《总统公文：约翰逊，1966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don B.Johnson, 1966），第477页。）一言以蔽之，欧洲一体化必须融进大西洋合作的框架之中。
此后，美国各届政府均坚持这一立场。1973年基辛格在其“欧洲年”演说中宣称，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什么比我们支持欧洲统一更加一致的了。他表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大西洋结构，“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的统一”（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73年5月14日，第595—598页。）。 但他和尼克松同时也不掩饰美国已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了。尼克松总统非常关注“欧洲一体化给美国，以及给我们与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注：《总统公文：尼克松，1973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ichard M.Nixon,1973），第222页。）。与尼克松政府不同，卡特总统同意给予欧共体“无限制的支持”，1978年他成为首位访问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的美国总统，他还表示，欢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参加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根入主白宫后，发表了一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言论，例如他在1982年3月24日就“罗马条约”签订25 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让我清楚地重申本届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伙伴。”但他同时强调，“自‘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已经崛起，欧洲因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自由世界的责任。”（注：《总统公文：里根，198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onald Reagan,1982），第374页。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美欧矛盾和分歧不断增加和突出，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布什政府尤其认识到，一个一体化的西欧可以在结束欧洲大陆的分裂以及稳定东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布什宣称：“我们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强大就意味着美国的强大——一个重新崛起的西欧是一块经济磁铁，它把东欧同自由国家共同体吸得更近。”（注：布什1989年5月21日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说，转引自克劳斯：《置身于新欧洲》（Speech at Boston University on 21 May 1989, as quoted in Axel Krause,Inside the New Europe），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4页。）国务卿贝克也说：“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 是莫内和舒曼的目标，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的美国所支持的目标，这是包含在‘罗马条约’和最近的欧洲单一文件中的目标……今天，美国以与40年前同样的热情支持这一目标。”（注：美国新闻署：《为贝克国务卿准备的演讲稿，1989年12月12日》（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Add 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 er,12 Dec.1989），第4—5页。）克林顿政府上台后， 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似乎更高。1994年9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其发表的第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声明中宣称：“我们认识到我们从一个强大和平等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从一个虚弱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注：《总统公文：克林顿， 1994 》（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illi am J.Clinton,1994），第9页。）同年7 月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展望21世纪，我相信，一个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和共同安全下的欧洲，在维护繁荣与和平方面，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注：克林顿1994年7月13日在柏林的演说， 转引自加德纳：《美国—欧盟关系的一个新时代？》（Speech in Berlin on 13 July 1994,as quoted in Anthony Lawrence Gardn er, A New Era in US-EU Relations?），阿什盖特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页。）克林顿政府期望欧洲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欧洲以及同欧盟接壤的地区的稳定，而且也有助于加强美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里的合作。1995年12月签署的美欧“新跨大西洋议程”（NTA ）便是“旨在将跨大西洋关系从磋商推向到在广泛问题上的联合行动”（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USIS,Joint US-EU Action Plan,3 Dec.1995），第1页。）。至于克林顿政府积极鼓励欧洲发展其安全和防务体系，也是基于这将有助于加强大西洋安全的这种看法。
二
欧洲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支持欧洲一体化是其对欧政策的基础，之所以如此，盖因欧洲及其一体化对美国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其实，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非首先和完全为了欧洲（尽管它认为其政策最符合欧洲的利益），而主要和更多的是其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归纳起来，战后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对苏联和德国实行“双重遏制”
对苏、德实行“双重遏制”是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动机，它直接反映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现实的安全利益，这可称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上的动机。这一动机是初始的，也是持久的。如果说华盛顿有某些政策制定者对欧洲一体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在战后45年中，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始终不移地坚信，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将有助于遏制苏联，从而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1947年美苏冷战爆发后，推动西欧联合以遏制苏联便迅速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马歇尔计划”虽未公开针对任何国家，但实际上遏制苏联构成了其出笼的最重要的背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明显针对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欧洲国家如能组成为一个整体，那将给北约带来巨大的好处。”（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7月30日，第164页。）
美国同时也期望欧洲一体化能有助于使东欧获得“解放”。其根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逐渐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产生吸引力，从而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最终，东欧将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得“解放”。艾森豪威尔尤其热衷于和平演变策略，他认为，“一旦西欧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整体，将最终把苏联的卫星国吸引过来，那样，对和平的威胁将会消失。”（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编者按》（FRUS，1955—1977：Editorial Note,Remarks by Eisenhower）第4卷，第349页。）总之，在美国看来，西欧统一不仅直接有助于对苏联的遏制，而且是促使东西欧逐步消除意识形态对立并最终在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第一步。
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西欧联合体当中，此所谓对德国的遏制。这一考虑在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强烈，并且与遏制苏联的动机密切相连。美国希望藉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消除欧洲不稳定的根源，同时利用西德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作为将德国纳入西欧的第一步，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决定重建德国西占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同时又疑虑重建后的西德会有可能重新走上扩张主义的老路。1949年5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同意给予西德在西方世界内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若要避免德国民族主义复活就必须这样做），一体化是除了允许它完全独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之外的唯一选择。
由是而言，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将西德对平等地位的要求与欧洲遏制西德的需要结合起来可能是欧洲一体化最深层的原因。然而，由谁来领头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呢？由于英国因反对出让主权和执行“三环外交”政策而无力领头，将西德纳入西方体系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在了法国肩上。美国无疑在背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49年10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法国外长舒曼明确地说：“现在是由法国采取主动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欧的时候了。”次年5月“舒曼计划”发表后， 美国很快作出反应。艾奇逊国务卿对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馆发出指令称：“美国对有助于法德和解的舒曼原则给予最大的重视与支持。”（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国务卿致美某些外交机构函，1950年7月8日》（FRUS,1950，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Offices,8 July 1950）第3卷，第740页。）1954年7月，在法国国民议会就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进行投票表决之前，艾森豪威尔甚至对丘吉尔说：“我们不能够失去德国，即使我们不得不失去法国的话。”（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艾森豪威尔同邱吉尔会谈备忘录，1954年6月27日》（FRUS, 1952 —1954: 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Eisenhower-Churchill,27June1954 ）第1 卷， 第985-987页。）1961年，肯尼迪在会见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说，美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的利益是政治上的，“我们认为，只有西欧在政治上日趋一致，我们才能够指望德国问题获得一个稳定的解决”（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国务院致美驻英大使馆电，1961年5月23日》（FRUS,1961-1963: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23May1961 ）第8卷，第20—21页。）。两星期后，他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除了希望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以外，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因为它有助于把德国拴在欧洲，但阿登纳之后的德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将德国拴在欧洲的每一个联系都是值得欢迎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肯尼迪同戴高乐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2日》， （FRUS,1961- 19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Kennedy-de Gaulle,2 June1961 ）第8卷，第25页。）。
应当说，50年代及60年代初是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对西德最不放心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特别担心西德经不住苏联所谓允许德国统一的诱惑而倒向苏联，或者走向中立，虽然阿登纳政府被证明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从而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疑虑大消，但它们对阿登纳之后的西德能否继续令人放心仍无把握。1963年6—7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鲍尔指出，到目前为止，由于对苏联怀有恐惧以及美国单独可以对欧洲提供有效的防务，德国人“基本上还是可驾驭的”，但是，在“铁幕”的西边正在发生着变化，绝不能忽视苏联以某种建议为诱饵同阿登纳之后的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一个在机构上不紧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巨大危险的源泉（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鲍尔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6月20日》（FRUS,1961- 1963: Memorandum from Ball toPresident Kennedy,20 June 1963）第8卷，第209页。）。肯尼迪政府主张在北约内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正表明了美国的这种担心，即如果使德国受到歧视，即使在核领域，便有可能激起德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因此不能够歧视德国，但同时又不能使它完全自由解放，显然，一体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即使到了后来德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趋于稳定以及德国用行动证明它是欧洲一体化的忠实支持者，美国及其他西欧政府也未彻底放下对德国地位的考虑。基辛格在70年代写到，“只有建立起一个联邦的欧洲，才能够消除欧洲的战争，形成对苏联有效的抗衡，将德国永久不可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并且与我们一起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注：基辛格：《动荡年代》（Henry A.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 ），波士顿1982年版，第143—148页。）他的这番议论可谓是对美“双重遏制”动机的极佳的诠释。今天，面对统一后的德国之经济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美国仍寄望于通过欧盟的一体化机制来约束德国，使之继续做欧洲的德国，克林顿政府明确指出，它支持欧洲联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为德国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中发展它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家园，而不是独立于它”（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日》（USIS,US—European Summit Discussed, 15 June 1995），第2页。 ），虽然很少有人说科尔不是一个一体化主义者或是对他的民主信仰表示怀疑，事实上科尔本人也的确不止一次地说过，通过使德国加入一个政治联盟从而“把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德国遏制在欧洲”，将有助于改善欧洲的和平前景（注：费尔德斯坦：《欧洲货币联盟与国际冲突》（Martin Feldstein,EMU and InternationalConflict），载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76卷第5号，第68页。），但是，又有谁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德国领导人将会把德国引向何方呢（科尔已在1998年德国大选后下台）？
2、追求一个理性的、有效率的和有助于减轻美国负担的欧洲
从维护美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出发，美国强调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应是一个理性的、有效率的欧洲，并且这样一个欧洲将有助于减轻美国为维护西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所承受的负担。由此，对这样一个欧洲的追求便构成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理性的欧洲，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含义。就前者而言，美国希望欧洲各国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加强和巩固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51年7月，时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说， 只要欧洲继续为“一块一块的领土篱笆”所分割，它将难以解决它的问题。而“一旦欧洲实现统一，法国和比利时的农场和工厂、德国的铸造厂、荷兰和丹麦富裕的农田、意大利熟练的劳动力，将为共同的利益和幸福创造出奇迹”（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7月30日，第164页。）。在政治方面，美国相信一体化将有助于消除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从而避免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杜勒斯称，美国人“坚定地认为欧洲的分裂是以往彼此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欧洲人应该共同地联系在一起”（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杜勒斯同艾哈德会谈备忘录，1955年6月7日》（FRUS,1955—1957: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Dulles-Erhard,7 June 1955）第4卷，第291—292页。 ）显然，美国认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欧洲将可以消除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它同时也有助于抵御共产主义对西欧的侵袭，从而巩固和加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首要目的。因为归根结底，只有这样一个欧洲，才有可能和有能力帮助美国遏制苏联。
而一个有效率的欧洲则会使美国更容易与之打交道。60年代初，肯尼迪抱怨没有一个与他（作为美国总统）相对应的欧洲总统。70年代，基辛格称他在有要事需与欧洲盟国磋商时却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电话号码。应当说，对于一个一体化的联邦的欧洲可能给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带来的危险，战后大多数美国政府是认识到了的，美国当然反对一个由敌对的大国控制的欧洲向它的领导地位挑战。但是，从凯南到基辛格甚至到更近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欧洲人不仅必须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而且至少从长远来看，美国不应让欧洲依赖自己，换句话说，欧洲在美国的帮助下应逐步走向自立。凯南在1947年围绕马歇尔计划进行的讨论中指出，欧洲人必须采取主动，欧洲各国政府应承受主要的负担，美国不能帮助那些不愿意自助的人（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凯南致艾奇逊函，1947年5月23日》（FRUS,1947,Kennan to Acheson,23 May 1947）第3卷，第227页。）。1956年10月，艾森豪威尔更明确地指出：“虚弱不能够合作，而只能够乞讨……美国必须促使西欧国家建立起自信和力量，如果它们要做美国的好盟友的话。 ”（注：沃纳：《艾森豪威尔、 杜勒斯与西欧统一》（Geoffrey Warner,Eisenhower,Dulles and the Unity of WesternEurope），载于《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69卷第2期（1993），第325—326页。）基辛格也认为，一个依附于美国的欧洲对美国并非好事。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实际上所有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同美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并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也认为欧洲会这样做。准确一些地说，美国希望欧洲既独立（自立）又依附（接受美国的领导）。
一个理性的和有效率的欧洲固然符合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利益，但美国支持建立这样一个欧洲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即期望它来减轻战后美国所承受的负担。美国之所以在马歇尔计划中坚持要欧洲制定一个四年经济复兴计划，就是要避免使欧洲人四年后再回过头来向它要钱。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欧洲的统一“将意味着（欧洲）尽早脱离美国及其他大西洋国家的援助”（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5月30日， 第164页。）。肯尼迪当政期间对美国收支不平衡的状况极为关注， 他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将能够在共同防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为援助贫穷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能够同美国及其他国家一道共同降低贸易壁垒，解决商业和金融问题，甚至能够“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发展协调一致的政策”（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 年》， 第538页。 ）。尼克松上台时，已开始认识到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包括西欧的日益崛起，他认为，“一个高度凝聚在一起的西欧将使美国摆脱许多负担。”（注：施沃布：《冷战后时代的美国与欧共体关系：冲突还是伙伴关系？》（Rene Schwok ,US—EU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nflict or Partnership？）， 博尔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页。）简言之， 美国希望一个一体化的强大的欧洲能够使美国部分地摆脱因遏制苏联而日益增加的防务开支，并且分担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它期望欧洲多作贡献以减轻自己负担的考虑之上，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欧共体能否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约翰逊、尼克松政府对美欧间的经济竞争深感忧虑，认为欧共体在欧洲对美国企业树立壁垒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对美国商品进行歧视。里根政府更是对建设中的欧共体内部统一市场有可能变成“欧洲壁垒”表示担心。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美国政府认为美欧之间新的贸易关系的建立对美国利大于弊。克林顿政府就认为：“一个经济上更强大的欧洲比一个更虚弱的欧洲，对美国更有好处，欧洲越强大，它吸收的美国出口就越多。”（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 日》，第2页。 ）不过，这种总体上的乐观结论并不能掩盖美国对许多欧盟经济政策所持的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态度，更不能掩盖冷战后美欧经济矛盾日益加剧的事实。事实上，随着美欧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美国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华盛顿对通过以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容忍程度在不断降低。
3、在欧洲推广美国模式
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应被普遍尊重和接受的公理。自建国之日起，美国就自认为肩负着由上帝安排的拯救全人类的使命，即所谓“天定命运”。因此，它把本国模式的诸多特征如联邦制、政治民主和开放的市场看成是普遍的，是世界其他地区所应该仿效的。在这方面，即使是与美国同属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欧也不能例外。而二战的结果恰好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用美国模式改造欧洲的绝佳机会。于是，在1947年3月， 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和托马斯以及众议员伯格斯率先在美国国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虽然该决议案最后未被付诸表决，但却较早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即“美国奉行的建国思想和治国模式适用于战后欧洲新的形势”（注：费雷尔：《杜鲁门时代与欧洲一体化》（Robert H.Ferrell,The Truman Era and European Intergration）， 载于赫勒和吉林厄姆主编：《美国和欧洲的一体化：战后时代的遗产》（in Francis H.Heller and John R.Gillingham 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ntergration of Europe:Legacies of the Postwar Era ）， 纽约1996年版，第33—37页。）
美国模式的重要性突出地反映在马歇尔计划上。用迈克尔·霍根略带夸张的话说，“马歇尔计划旨在以一种美国方式重塑欧洲”（注：霍根：《马歇尔计划：美国、 英国与西欧的重建， 1947 —1952 年》（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1952 ），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后来，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 年经济合作法”的导言中指出：“认识到美国国内这样一个无贸易壁垒的大市场的存在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相信欧洲国家也可获得相似的利益，兹声明，美国的政策是，鼓励这些国家通过一个联合的组织，进行共同而持久的努力，以加速在欧洲实现无贸易壁垒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对持久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年：基本文件，1941—1949年》，第299页。）
1948年以后，在欧洲推广美国模式的主张虽不如以往强烈，但却逐步成为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常谈到欧洲各个国家应如何从一个密切的一体化中获得利益，并经常用“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来阐明他的观点”（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编者按》第4卷，第349页。）。他和杜勒斯的最大希望就是美国的联邦主义经验能够在欧洲得以实践。60年代初，肯尼迪指出：“西欧国家今天正联合在一起，就象我们的祖先所谋求的那样，在多样化中寻找到自由，在统一中找到力量。”（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第538页。）进入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依然将推广美国模式作为其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个目标。 1995年6月14日，克林顿在同法国总统希拉克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会见后，他的发言人是这样总结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因的，他说：“我们认为通过欧洲联盟的形式实现的一体化的欧洲，会在西欧的前敌国中激发民主，会在自由市场国家以及愿意加入自由市场的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中鼓励民主的发展……”（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日》，第2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原因和动机外，欧洲国家自身不断向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迈进也是促成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必须强调，虽然美国支持建立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但这样一个欧洲决不应是任何“第三势力”意义上的欧洲，而应被永远纳入更广泛的大西洋合作的框架之中，通过在该框架内的合作，美国将能够保持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当然，如果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真的建立起来（尽管这在可预见的将来并无可能），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将很难不受到强烈挑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从最初的煤、钢等单个部门间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今天包括经济联盟、政治联盟以及司法内务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一体化，应当说它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尽管其过程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以及前进的道路上仍面临许多艰难险阻。这种成就的取得固然为多种因素所致，其中欧洲内部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欧洲一体化本来就是一个欧洲进程），但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从外部对欧洲一体化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侧重分析了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和原因，以期说明，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的但却在欧洲拥有重大安全、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国家，其战后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支持欧洲一体化，实非偶然。虽然美国认为它支持欧洲一体化最符合欧洲的利益，但其实更有其自身的深刻动机。关于这一点，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2年2 月写到：“美国赞同主张欧洲统一的根据和理由很简单：获得便利和使欧洲分担负担……一个强大、自信的欧洲同时会使它比一个虚弱、分裂的欧洲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更能够向东传播稳定，促进自由贸易。”（注：《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1994年2月19日，第20页。）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2期第2～10页
【作者简介】赵怀普，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北京 100037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争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丧失了其占据数百年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自身严重的经济困难，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已不可能单独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更令西欧各国忧虑的是，战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已成为欧洲强国，力量空前壮大，而且还控制着一大片与之结成同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来自东方的威胁”已俨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此外，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国虽已战败并被占领，但复仇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德国问题未最终解决，所有这些促使西欧各国迫切地感到，只有通过联合各国的力量，在欧洲实现历史性变革，欧洲才有出路，才能复兴和繁荣：只有联合一致并且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也只有通过实行联合，将德国控制在联合体当中，才有可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欧洲联合思想在战后初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从1948年5月海牙“欧洲大会”的召开，到次年8月英、法等十国成立属官方性质的“欧洲委员会”，欧洲联合逐步从民间运动发展成为政府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目的。
面对欧洲联合的这一新形势，作为西方盟主的美国，其态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由不明确到明确支持的转变过程。1945年至1946年，由于美苏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美对苏强硬政策还在酝酿之中，美不愿公开支持西欧联合，以免引起苏联的过激反应。但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欧洲联合很快被纳入到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之中，以当年6 月“马歇尔计划”的发表为标志，美国开始公开支持欧洲（西欧）实行经济政治联合。马歇尔在其哈佛大学演说中，公开表示美国希望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起全面形式的合作，宣称，欧洲国家应主动联合起草一个欧洲复兴计划，只要该计划切合实际，美国愿意对之提供支持（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年：基本文件， 1941 —1949 年》（USDepartment of State,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Documents,1941-1949），华盛顿1950年版，第1268—1269页。）。 美国期望其援欧计划能有助于使西欧建立起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但令它感到失望的是，1948年4 月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常设机构）只被赋予普通的政府间组织的结构。
1950年5月“舒曼计划”的发表， 标志着欧洲联合从政府间合作发展进入到一体化阶段。美国对此持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该计划一发表，杜鲁门总统便表示美国欢迎“这一建设性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行为”。舒曼计划“为在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为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注：美国国务院：《公告》（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0年5月29日，第828页。）。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支持煤钢联营六国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集团建立不起来，“将导致一个对美国基本政策的痛苦的重新评价”（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国务卿对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声明》（FRUS，1952—1954: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14 Dec.1953）第1卷，第842—843页。）。其含意是，美国将可能从欧洲撤军，但这一威胁并未化为实际行动，1954年8月30 日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后，驻欧美军并未撤走。
在经历了防务集团计划失败的挫折之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957年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是年3月25日， 法意等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对于这两个共同体的建立，美国的态度虽不象在防务集团问题上表现得那么强烈，但无疑也是支持的。1957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一个法国代表团说，“共同市场（EEC）建成的那一天， 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的胜利都更加美好。”（注：《1992年解密文件，0440号，艾森豪威尔会见法国代表团》（ Declassified Docu ments Reference Service,1992,0440,Meeting Eisenhower —French Delegation,probably 26 Feb,1957）。）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欧洲合众国的诞生”（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 年）， 艾森豪威尔同埃策尔会谈备忘录，1957年2月6日》（FRUS,1955—195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Eisenhower—Etzel.6 Feb.1957）第4卷，第517页。）。可见，美国不仅支持西欧搞经济一体化，而且希望其发展能够超越经济层面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最大希望是美国的联邦主义经验能在欧洲大陆得以实践（注：让·莫内：《莫内回忆录》（Jean Mon-net,Memoirs），伦敦1978年版，第279—389页。）。
要之，美国在欧洲一体化初期阶段对促进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通过经济援助和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帮助西欧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合作机构，并且在1958年成为第一个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正由于这种原因，欧共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哈尔斯坦在就职演说中对美国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有格言说，美国人是最好的欧洲人，这话的确不错。”（注：转引自戴尔：《从马歇尔到马斯特里赫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欧关系》（Reginald Dale, Marshall toMaastricht:US-European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 载于《欧洲》（Europe），1995年6月，第12页。）
然而，从60年代开始，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开始掺杂进某种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它继续在总体上支持这一进程，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其著名的“相互依赖”演说中宣称：“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作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一个伙伴，帮助它发展壮大是我们17年来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Kennedy,1962）， 第538页。）即使在戴高乐设想通过一体化向美国在欧洲的霸权发出挑战的时候，美国也未改变其既定政策和目标。1966年5月， 约翰逊总统指出，美国认为，“促进西欧的统一不仅是（美国）所希望的，我们还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的每一个教训和对未来的每一个展望都表明，西欧国家只有日益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须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不能脱离同美国的合作，它同时也明确强调它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如果说此前其领导作用是被假定或毋庸置疑的话）。约翰逊在同一篇演说中指出：“我们依然坚信，一个一体化的大西洋防务，是构筑西欧统一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西欧统一之后的结果，而且，这样一个大西洋防务，也仍是扩展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消除同东方之间分歧的第一需要。”（注：《总统公文：约翰逊，1966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don B.Johnson, 1966），第477页。）一言以蔽之，欧洲一体化必须融进大西洋合作的框架之中。
此后，美国各届政府均坚持这一立场。1973年基辛格在其“欧洲年”演说中宣称，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什么比我们支持欧洲统一更加一致的了。他表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大西洋结构，“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的统一”（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73年5月14日，第595—598页。）。 但他和尼克松同时也不掩饰美国已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了。尼克松总统非常关注“欧洲一体化给美国，以及给我们与大西洋盟友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带来的问题”（注：《总统公文：尼克松，1973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ichard M.Nixon,1973），第222页。）。与尼克松政府不同，卡特总统同意给予欧共体“无限制的支持”，1978年他成为首位访问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的美国总统，他还表示，欢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参加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里根入主白宫后，发表了一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言论，例如他在1982年3月24日就“罗马条约”签订25 周年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让我清楚地重申本届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我们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我们的伙伴。”但他同时强调，“自‘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已经崛起，欧洲因而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自由世界的责任。”（注：《总统公文：里根，1982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onald Reagan,1982），第374页。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美欧矛盾和分歧不断增加和突出，但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未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布什政府尤其认识到，一个一体化的西欧可以在结束欧洲大陆的分裂以及稳定东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布什宣称：“我们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强大就意味着美国的强大——一个重新崛起的西欧是一块经济磁铁，它把东欧同自由国家共同体吸得更近。”（注：布什1989年5月21日在波士顿大学的演说，转引自克劳斯：《置身于新欧洲》（Speech at Boston University on 21 May 1989, as quoted in Axel Krause,Inside the New Europe），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94页。）国务卿贝克也说：“建设一个统一的欧洲， 是莫内和舒曼的目标，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的美国所支持的目标，这是包含在‘罗马条约’和最近的欧洲单一文件中的目标……今天，美国以与40年前同样的热情支持这一目标。”（注：美国新闻署：《为贝克国务卿准备的演讲稿，1989年12月12日》（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Add 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 er,12 Dec.1989），第4—5页。）克林顿政府上台后， 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似乎更高。1994年9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其发表的第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声明中宣称：“我们认识到我们从一个强大和平等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从一个虚弱的伙伴中获得的利益。”（注：《总统公文：克林顿， 1994 》（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Willi am J.Clinton,1994），第9页。）同年7 月他在柏林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展望21世纪，我相信，一个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和共同安全下的欧洲，在维护繁荣与和平方面，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注：克林顿1994年7月13日在柏林的演说， 转引自加德纳：《美国—欧盟关系的一个新时代？》（Speech in Berlin on 13 July 1994,as quoted in Anthony Lawrence Gardn er, A New Era in US-EU Relations?），阿什盖特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页。）克林顿政府期望欧洲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欧洲以及同欧盟接壤的地区的稳定，而且也有助于加强美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广泛领域里的合作。1995年12月签署的美欧“新跨大西洋议程”（NTA ）便是“旨在将跨大西洋关系从磋商推向到在广泛问题上的联合行动”（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USIS,Joint US-EU Action Plan,3 Dec.1995），第1页。）。至于克林顿政府积极鼓励欧洲发展其安全和防务体系，也是基于这将有助于加强大西洋安全的这种看法。
二
欧洲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支持欧洲一体化是其对欧政策的基础，之所以如此，盖因欧洲及其一体化对美国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其实，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非首先和完全为了欧洲（尽管它认为其政策最符合欧洲的利益），而主要和更多的是其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归纳起来，战后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对苏联和德国实行“双重遏制”
对苏、德实行“双重遏制”是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动机，它直接反映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现实的安全利益，这可称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上的动机。这一动机是初始的，也是持久的。如果说华盛顿有某些政策制定者对欧洲一体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表示怀疑的话，那么，在战后45年中，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始终不移地坚信，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将有助于遏制苏联，从而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
1947年美苏冷战爆发后，推动西欧联合以遏制苏联便迅速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马歇尔计划”虽未公开针对任何国家，但实际上遏制苏联构成了其出笼的最重要的背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更是明显针对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欧洲国家如能组成为一个整体，那将给北约带来巨大的好处。”（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7月30日，第164页。）
美国同时也期望欧洲一体化能有助于使东欧获得“解放”。其根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逐渐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产生吸引力，从而促使它们摆脱苏联的控制。最终，东欧将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得“解放”。艾森豪威尔尤其热衷于和平演变策略，他认为，“一旦西欧形成一个坚固的力量整体，将最终把苏联的卫星国吸引过来，那样，对和平的威胁将会消失。”（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编者按》（FRUS，1955—1977：Editorial Note,Remarks by Eisenhower）第4卷，第349页。）总之，在美国看来，西欧统一不仅直接有助于对苏联的遏制，而且是促使东西欧逐步消除意识形态对立并最终在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第一步。
此外，美国还试图通过欧洲一体化将西德纳入并限制在西欧联合体当中，此所谓对德国的遏制。这一考虑在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强烈，并且与遏制苏联的动机密切相连。美国希望藉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消除欧洲不稳定的根源，同时利用西德加强西欧抗衡苏联的能力。作为将德国纳入西欧的第一步，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决定重建德国西占区，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同时又疑虑重建后的西德会有可能重新走上扩张主义的老路。1949年5 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如果同意给予西德在西方世界内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若要避免德国民族主义复活就必须这样做），一体化是除了允许它完全独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之外的唯一选择。
由是而言，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将西德对平等地位的要求与欧洲遏制西德的需要结合起来可能是欧洲一体化最深层的原因。然而，由谁来领头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呢？由于英国因反对出让主权和执行“三环外交”政策而无力领头，将西德纳入西方体系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在了法国肩上。美国无疑在背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1949年10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法国外长舒曼明确地说：“现在是由法国采取主动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欧的时候了。”次年5月“舒曼计划”发表后， 美国很快作出反应。艾奇逊国务卿对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馆发出指令称：“美国对有助于法德和解的舒曼原则给予最大的重视与支持。”（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国务卿致美某些外交机构函，1950年7月8日》（FRUS,1950，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Offices,8 July 1950）第3卷，第740页。）1954年7月，在法国国民议会就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进行投票表决之前，艾森豪威尔甚至对丘吉尔说：“我们不能够失去德国，即使我们不得不失去法国的话。”（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艾森豪威尔同邱吉尔会谈备忘录，1954年6月27日》（FRUS, 1952 —1954: 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 Eisenhower-Churchill,27June1954 ）第1 卷， 第985-987页。）1961年，肯尼迪在会见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时说，美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的利益是政治上的，“我们认为，只有西欧在政治上日趋一致，我们才能够指望德国问题获得一个稳定的解决”（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国务院致美驻英大使馆电，1961年5月23日》（FRUS,1961-1963: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23May1961 ）第8卷，第20—21页。）。两星期后，他又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除了希望欧洲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以外，美国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因为它有助于把德国拴在欧洲，但阿登纳之后的德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将德国拴在欧洲的每一个联系都是值得欢迎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肯尼迪同戴高乐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2日》， （FRUS,1961- 19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Kennedy-de Gaulle,2 June1961 ）第8卷，第25页。）。
应当说，50年代及60年代初是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对西德最不放心的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特别担心西德经不住苏联所谓允许德国统一的诱惑而倒向苏联，或者走向中立，虽然阿登纳政府被证明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从而使美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疑虑大消，但它们对阿登纳之后的西德能否继续令人放心仍无把握。1963年6—7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鲍尔指出，到目前为止，由于对苏联怀有恐惧以及美国单独可以对欧洲提供有效的防务，德国人“基本上还是可驾驭的”，但是，在“铁幕”的西边正在发生着变化，绝不能忽视苏联以某种建议为诱饵同阿登纳之后的德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一个在机构上不紧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巨大危险的源泉（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1—1963年），鲍尔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6月20日》（FRUS,1961- 1963: Memorandum from Ball toPresident Kennedy,20 June 1963）第8卷，第209页。）。肯尼迪政府主张在北约内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正表明了美国的这种担心，即如果使德国受到歧视，即使在核领域，便有可能激起德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因此不能够歧视德国，但同时又不能使它完全自由解放，显然，一体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即使到了后来德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趋于稳定以及德国用行动证明它是欧洲一体化的忠实支持者，美国及其他西欧政府也未彻底放下对德国地位的考虑。基辛格在70年代写到，“只有建立起一个联邦的欧洲，才能够消除欧洲的战争，形成对苏联有效的抗衡，将德国永久不可分地同西方拴在一起，并且与我们一起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注：基辛格：《动荡年代》（Henry A.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 ），波士顿1982年版，第143—148页。）他的这番议论可谓是对美“双重遏制”动机的极佳的诠释。今天，面对统一后的德国之经济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头，美国仍寄望于通过欧盟的一体化机制来约束德国，使之继续做欧洲的德国，克林顿政府明确指出，它支持欧洲联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为德国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中发展它的未来提供了一个家园，而不是独立于它”（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日》（USIS,US—European Summit Discussed, 15 June 1995），第2页。 ），虽然很少有人说科尔不是一个一体化主义者或是对他的民主信仰表示怀疑，事实上科尔本人也的确不止一次地说过，通过使德国加入一个政治联盟从而“把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德国遏制在欧洲”，将有助于改善欧洲的和平前景（注：费尔德斯坦：《欧洲货币联盟与国际冲突》（Martin Feldstein,EMU and InternationalConflict），载于《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第76卷第5号，第68页。），但是，又有谁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德国领导人将会把德国引向何方呢（科尔已在1998年德国大选后下台）？
2、追求一个理性的、有效率的和有助于减轻美国负担的欧洲
从维护美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出发，美国强调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应是一个理性的、有效率的欧洲，并且这样一个欧洲将有助于减轻美国为维护西方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所承受的负担。由此，对这样一个欧洲的追求便构成为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理性的欧洲，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含义。就前者而言，美国希望欧洲各国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加强和巩固欧洲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51年7月，时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说， 只要欧洲继续为“一块一块的领土篱笆”所分割，它将难以解决它的问题。而“一旦欧洲实现统一，法国和比利时的农场和工厂、德国的铸造厂、荷兰和丹麦富裕的农田、意大利熟练的劳动力，将为共同的利益和幸福创造出奇迹”（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7月30日，第164页。）。在政治方面，美国相信一体化将有助于消除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从而避免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杜勒斯称，美国人“坚定地认为欧洲的分裂是以往彼此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欧洲人应该共同地联系在一起”（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杜勒斯同艾哈德会谈备忘录，1955年6月7日》（FRUS,1955—1957:Memorandum ofConversation,Dulles-Erhard,7 June 1955）第4卷，第291—292页。 ）显然，美国认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欧洲将可以消除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它同时也有助于抵御共产主义对西欧的侵袭，从而巩固和加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首要目的。因为归根结底，只有这样一个欧洲，才有可能和有能力帮助美国遏制苏联。
而一个有效率的欧洲则会使美国更容易与之打交道。60年代初，肯尼迪抱怨没有一个与他（作为美国总统）相对应的欧洲总统。70年代，基辛格称他在有要事需与欧洲盟国磋商时却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电话号码。应当说，对于一个一体化的联邦的欧洲可能给美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带来的危险，战后大多数美国政府是认识到了的，美国当然反对一个由敌对的大国控制的欧洲向它的领导地位挑战。但是，从凯南到基辛格甚至到更近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欧洲人不仅必须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而且至少从长远来看，美国不应让欧洲依赖自己，换句话说，欧洲在美国的帮助下应逐步走向自立。凯南在1947年围绕马歇尔计划进行的讨论中指出，欧洲人必须采取主动，欧洲各国政府应承受主要的负担，美国不能帮助那些不愿意自助的人（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凯南致艾奇逊函，1947年5月23日》（FRUS,1947,Kennan to Acheson,23 May 1947）第3卷，第227页。）。1956年10月，艾森豪威尔更明确地指出：“虚弱不能够合作，而只能够乞讨……美国必须促使西欧国家建立起自信和力量，如果它们要做美国的好盟友的话。 ”（注：沃纳：《艾森豪威尔、 杜勒斯与西欧统一》（Geoffrey Warner,Eisenhower,Dulles and the Unity of WesternEurope），载于《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69卷第2期（1993），第325—326页。）基辛格也认为，一个依附于美国的欧洲对美国并非好事。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实际上所有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内同美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并且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也认为欧洲会这样做。准确一些地说，美国希望欧洲既独立（自立）又依附（接受美国的领导）。
一个理性的和有效率的欧洲固然符合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利益，但美国支持建立这样一个欧洲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即期望它来减轻战后美国所承受的负担。美国之所以在马歇尔计划中坚持要欧洲制定一个四年经济复兴计划，就是要避免使欧洲人四年后再回过头来向它要钱。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欧洲的统一“将意味着（欧洲）尽早脱离美国及其他大西洋国家的援助”（注：美国国务院：《公告》，1951年5月30日， 第164页。）。肯尼迪当政期间对美国收支不平衡的状况极为关注， 他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将能够在共同防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为援助贫穷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能够同美国及其他国家一道共同降低贸易壁垒，解决商业和金融问题，甚至能够“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发展协调一致的政策”（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 年》， 第538页。 ）。尼克松上台时，已开始认识到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包括西欧的日益崛起，他认为，“一个高度凝聚在一起的西欧将使美国摆脱许多负担。”（注：施沃布：《冷战后时代的美国与欧共体关系：冲突还是伙伴关系？》（Rene Schwok ,US—EU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Conflict or Partnership？）， 博尔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页。）简言之， 美国希望一个一体化的强大的欧洲能够使美国部分地摆脱因遏制苏联而日益增加的防务开支，并且分担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的收支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在它期望欧洲多作贡献以减轻自己负担的考虑之上，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欧共体能否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约翰逊、尼克松政府对美欧间的经济竞争深感忧虑，认为欧共体在欧洲对美国企业树立壁垒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对美国商品进行歧视。里根政府更是对建设中的欧共体内部统一市场有可能变成“欧洲壁垒”表示担心。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美国政府认为美欧之间新的贸易关系的建立对美国利大于弊。克林顿政府就认为：“一个经济上更强大的欧洲比一个更虚弱的欧洲，对美国更有好处，欧洲越强大，它吸收的美国出口就越多。”（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 日》，第2页。 ）不过，这种总体上的乐观结论并不能掩盖美国对许多欧盟经济政策所持的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态度，更不能掩盖冷战后美欧经济矛盾日益加剧的事实。事实上，随着美欧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美国以及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华盛顿对通过以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容忍程度在不断降低。
3、在欧洲推广美国模式
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应被普遍尊重和接受的公理。自建国之日起，美国就自认为肩负着由上帝安排的拯救全人类的使命，即所谓“天定命运”。因此，它把本国模式的诸多特征如联邦制、政治民主和开放的市场看成是普遍的，是世界其他地区所应该仿效的。在这方面，即使是与美国同属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欧也不能例外。而二战的结果恰好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用美国模式改造欧洲的绝佳机会。于是，在1947年3月， 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和托马斯以及众议员伯格斯率先在美国国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虽然该决议案最后未被付诸表决，但却较早地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即“美国奉行的建国思想和治国模式适用于战后欧洲新的形势”（注：费雷尔：《杜鲁门时代与欧洲一体化》（Robert H.Ferrell,The Truman Era and European Intergration）， 载于赫勒和吉林厄姆主编：《美国和欧洲的一体化：战后时代的遗产》（in Francis H.Heller and John R.Gillingham 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ntergration of Europe:Legacies of the Postwar Era ）， 纽约1996年版，第33—37页。）
美国模式的重要性突出地反映在马歇尔计划上。用迈克尔·霍根略带夸张的话说，“马歇尔计划旨在以一种美国方式重塑欧洲”（注：霍根：《马歇尔计划：美国、 英国与西欧的重建， 1947 —1952 年》（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1952 ），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后来，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 年经济合作法”的导言中指出：“认识到美国国内这样一个无贸易壁垒的大市场的存在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相信欧洲国家也可获得相似的利益，兹声明，美国的政策是，鼓励这些国家通过一个联合的组织，进行共同而持久的努力，以加速在欧洲实现无贸易壁垒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对持久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政策的十年：基本文件，1941—1949年》，第299页。）
1948年以后，在欧洲推广美国模式的主张虽不如以往强烈，但却逐步成为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个持久的组成部分。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常谈到欧洲各个国家应如何从一个密切的一体化中获得利益，并经常用“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来阐明他的观点”（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55—1957年），编者按》第4卷，第349页。）。他和杜勒斯的最大希望就是美国的联邦主义经验能够在欧洲得以实践。60年代初，肯尼迪指出：“西欧国家今天正联合在一起，就象我们的祖先所谋求的那样，在多样化中寻找到自由，在统一中找到力量。”（注：《总统公文：肯尼迪，1962》，第538页。）进入90年代， 克林顿政府依然将推广美国模式作为其对欧洲一体化政策的一个目标。 1995年6月14日，克林顿在同法国总统希拉克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会见后，他的发言人是这样总结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因的，他说：“我们认为通过欧洲联盟的形式实现的一体化的欧洲，会在西欧的前敌国中激发民主，会在自由市场国家以及愿意加入自由市场的中欧及波罗的海国家中鼓励民主的发展……”（注：美国新闻署：《美国—欧盟首脑讨论纪要，1995年6月15日》，第2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原因和动机外，欧洲国家自身不断向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迈进也是促成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必须强调，虽然美国支持建立一个一体化的欧洲，但这样一个欧洲决不应是任何“第三势力”意义上的欧洲，而应被永远纳入更广泛的大西洋合作的框架之中，通过在该框架内的合作，美国将能够保持其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当然，如果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真的建立起来（尽管这在可预见的将来并无可能），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将很难不受到强烈挑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从最初的煤、钢等单个部门间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今天包括经济联盟、政治联盟以及司法内务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一体化，应当说它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尽管其过程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以及前进的道路上仍面临许多艰难险阻。这种成就的取得固然为多种因素所致，其中欧洲内部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欧洲一体化本来就是一个欧洲进程），但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从外部对欧洲一体化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本文侧重分析了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动机和原因，以期说明，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的但却在欧洲拥有重大安全、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国家，其战后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支持欧洲一体化，实非偶然。虽然美国认为它支持欧洲一体化最符合欧洲的利益，但其实更有其自身的深刻动机。关于这一点，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2年2 月写到：“美国赞同主张欧洲统一的根据和理由很简单：获得便利和使欧洲分担负担……一个强大、自信的欧洲同时会使它比一个虚弱、分裂的欧洲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更能够向东传播稳定，促进自由贸易。”（注：《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 ），1994年2月19日，第20页。）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