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亚非会议的成功与美国遏制政策的失败
陶文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03期第120～127页
【作者简介】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北京市 100007
一、亚非团结反殖 五国发起会议
召开亚非会议的动议是1954年4月底5月初在科伦坡举行的南亚五国（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同年12月28日至29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会议最后决定邀请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王国、也门等25国参加。《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对亚非会议的目的列了四项：1.促进亚非各国间亲善和合作，增进共同利益；2.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3.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4.讨论亚非各国及人民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可见，会议的主旨是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亚非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1～3页，北京，1955。）
二、美国精心策划 力图破坏会议
茂物会议结束不久，1955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会议商讨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 曾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交过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国务院参赞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Ⅱ）等。杜勒斯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亚非会议表现出三重担心：第一，像亚非会议这样通过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实现松散的地区结合的做法，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地区论坛，这种地区集团化的构想与苏联在柏林会议期间提出的主张异曲同工，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国。如果共产党人得以成功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搞成这种排除美国的地区集团，那么共产主义最后吞没这些国家就会比较容易；第二，如果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此后对时不时地举行没有西方参加的会议产生了兴趣，那么印度和中国因其人口众多很可能统治局面，一个副产品是，在联合国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的集团；第三，共产党人将在实际上“操纵”会议，他们将提出一系列反殖民主义的提案，其他国家是难以表示反对的；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的那种外交技巧，“万隆会议将为他在反殖民主义的幌子下向那些幼稚的听众大大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极好的讲坛”。与会者反复地挨个儿地分析了“自由”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没有人能代表“自由世界”去有效地反驳共产党人的宣传。无奈，会议决定采取两个步骤：1.尽快搞清英国的态度。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在一大批亚非国家中仍然享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如果英国反对召开亚非会议，那将便于美国阻止会议的召开；2.与各相关的友好国家联系，劝它们暂时既不要接受邀请，也不要拒绝邀请，而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 年～1957年第21卷，1～5页。）翌日，美国向英国表示了对亚非会议的种种担心。10日，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向美国国务院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反对举行会议或企图阻止被邀请国参加会议都是一种错误，应该避免从我们方面表现出任何担心，一般说来应该鼓励友好国家中的优秀人物去参加会议；否则，就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5页。）
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 会议决定：美国要准备两手，最好会议开不成，如果会议真的召开，美国必须使友好国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万隆，而这些代表又必须得到最充分的情报资料。为此，美国要进行充分准备，要列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单子，要为友好国家准备资料，甚至也可以准备决议案，让一些友好国家在会上提出；但美国不宜过分活动，不能过早做出决定，否则可能反而帮了会议的发起国的忙，促成会议的成功。（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11～17页。）在1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墨菲告诉杜勒斯，亚非会议肯定是要举行的了，现在我们该向友好国家建议， 我们赞成他们出席会议。 国务院官员麦克卡德尔（Carl W.McCardel）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工作小组， 研究如何“压低”会议调门，或者“接管”会议的问题，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准备一个一般性的决议，使会议能够通过。杜勒斯表示同意，当日即向驻各有关国家的使团发出通函。其中说，国务院担心：1.共产党人将企图操纵会议；2.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要离间自由的亚洲国家与其西方盟国的关系；3.共产党人将利用会议作为达到他们宣传目的的工具；4.除非非共产党国家表现得十分谨慎与警惕，否则它们就可能接受与共产党国家表达共同目的的决议，而引起未参加会议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误解。杜勒斯指示驻各国使节向有关国家表示美国的下列主张：1.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参加会议；2.应派最得力的人赴会；3.共产党人将力求通过会议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此应有所准备；4.只要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有效合作，即可以挫败共产党人，而取得建设性的结果。（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 年～1957年第21卷，16～23页。）
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书记小杰姆斯·莱西（James Lacy,Jr.）为首的部际工作小组随即开始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亚非会议的形势，制定美国应采取的对策，对亲美国家做工作，或者面商，或者向它们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影响它们在亚非会议上的态度。鉴于发起国和被邀请国总共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共产党国家，而有10个可以算作是亲西方的，因此工作小组认为美国要影响会议是很有希望的。工作小组认为美国在会议上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1.成功地反驳共产党国家的指控；2.鼓励会议对自由世界和美国的成就和目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Calos P.Romulo）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重点。罗伯逊与莱西早就与罗慕洛就亚非会议进行过商谈。2月10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之共进工作早餐。罗慕洛表示他需要在资料及主张方面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2月18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莱西再次会见罗慕洛，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1899年至1955 年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材料。 21日，莱西在与罗慕洛的电话交谈中答应再向罗慕洛提供一份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决议案的反决议，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反决议案。罗慕洛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31～32页。）
25日，美国国务院根据部际工作小组的报告正式向驻亚非各国使节发出长达4页的通函， 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对会议的考虑，协调各国步骤。通函首先指出，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做好准备，防止共产党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给非共产党国家带来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让会议给非共产党世界带来正面的结果。会议的主要分野应当是共产党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是像共产党国家所设想的那样，以“美国的走狗”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电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美国国务院预计，中国代表团将在会上发挥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将尽力在亚非国家中诋毁美国及其盟国。通函接着又具体指导有关国家如何对付中共的上述指控。通函最后要求各使团与各友好国家及盟国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充分地坦率地交换意见，特别要利用这一材料与那些未与西方结盟国家中的亲西方的关键的官员进行商谈。国务院则将在华盛顿与各有关国家使节进行磋商。通函特别要求各使团尽可能地作口头交谈，不要提供书面资料，以免泄漏，引起麻烦。（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50～54页。）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将会在亚非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争取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会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竭力歪曲台湾问题的事实真相，图谋由亲西方国家在会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4月7日，杜勒斯接见英国大使梅金斯，指出，万隆会议可能对台湾海峡形势起重要影响，如果在会上通过任何美国、英国都不喜欢的决议，给中共接管台湾开了绿灯，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一旦仗打起来，就不会仅限于台湾和沿海岛屿。如果在会上通过了呼吁停火和呼吁双方都不寻求武力的决议，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总之，亚非会议将对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杜勒斯说，他已决定让某些友好国家做好准备，一旦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就提出停火建议。他希望英国充分运用其对某些友好国家的影响，使台湾局势在会前不致变得更加严重。梅金斯表示他将向英国政府报告杜勒斯的意见，他个人感到，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同样路线的。他问美国打算请哪个国家提出停火建议。杜勒斯说，他还没有决定，但在他考虑之中的国家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者伊朗。如果黎巴嫩大使马利克（Charles Malik）参加万隆会议，那就请他出头。 杜勒斯再次强调指出，亚非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可能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79～82页。）次日，杜勒斯接见罗慕洛，称，对日和约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中共是否武装进攻台湾、金门、马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万隆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如果能在会上通过一项不赞成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和促成停火的决议，那就可能阻止中共的武装进攻。杜勒斯给了罗慕洛一份简短的决议初稿，罗慕洛表示同意，并称，他将在会上使用这一决议稿。杜勒斯还给了罗慕洛一份阐述美国对台政策的声明，并附有43个文件。（注：《美国外交文件》，1955年～1957年第2卷，463～464页。 ）在得知黎巴嫩的马利克将参加亚非会议后，4月9日杜勒斯再次接见他并面授机宜。杜勒斯强调，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议。中共可能利用会议进行试探，看有多少亚洲国家支持它用武力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如有相当多的代表团敦促会议呼吁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可能有效阻止中共进行“侵略”。（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年～1957年第21卷，83～84页。）
三、周恩来力挽狂澜 保证会议大方向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确实是很有条件的。在所有与会国中，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他28个与会国中，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有外交关系， 许多国家与中国素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疏远，或者敌视。有的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压迫和欺侮，对大国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有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怀疑中国有领土“野心”；有的国家在华侨问题上对中国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如果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亚非会议上，中国的工作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的虽未参加这些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复杂。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和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接触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争会议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可能对中国进行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但避免争论。（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38～2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正式开幕。除了中非王国没有与会， 24个被邀请国与5个发起国共29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多达400多人，其中美国记者70多人， 被戏称为“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的代表团”（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会议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和公众可以参加的公开会议；另一种是不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成立三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们参加的政治委员会、由各代表团成员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
虽然会议发起者，尤其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意向是不让共产党国家与反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反映到会议上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条明确宣布、一致赞成的规则，更何况美国事先费了那么多心计，做了那么多工作。首先打破会议和谐气氛的是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他把共产主义与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并提为三股扰乱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势力，诬蔑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一经贾马利发难，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的攻击便纷至沓来（注：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38～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声称，过去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而且已在消失之中；现在各国必须小心，不要“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之名放进来”。菲律宾的罗慕洛是美国在会前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他在会上发言最长，也显得最能言善辩。他赞扬了美国“基本上的好心肠”，并断言，“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接着便谈到另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声称，“某些殖民制度的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小国的独立仍然十分脆弱”。他甚至表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是第一个直接攻击中国的代表。他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二是泰国境内的300 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这也对泰国构成威胁；三是泰国北部有50万越南人。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士·左尔奴公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辩护，说正是“抵抗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决心”产生了这些组织，“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出于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而决定合作并联合自己的力量”，他还把世界“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状态”归咎于社会主义国家。（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周恩来原来只打算作书面发言，但听了上述发言后，他认为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不消除这些误解与疑虑，一则不能达到与亚非国家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的目的，二则如此继续下去，势必干扰会议大方向，使会议走入歧途。于是他在4月19 日下午作了一个有名的即席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他说，本来中国代表团可以在会上提出诸如解放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样的问题，但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以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接着，周恩来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他强调，首先，亚非国家间存在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建立友好合作和睦邻亲善的关系。其次，虽然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否有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亚非国家团结的障碍，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第三，所谓外来干涉问题。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也不会去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正准备与有关国家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治的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他呼吁与会者团结起来，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34～37页，北京，1955。）周恩来以平等的态度，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一场争论，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扬。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阿里也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连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注：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1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四、努力求同存异 会议取得成功
亚非会议举行了两天公开的大会发言之后，从20日起即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不公开的秘密讨论。政治委员会在20日和21日讨论了人权、自决、巴勒斯坦、种族歧视等问题。在21日傍晚讨论结束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Kotelawala ）突然作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发言，打破了两天来比较和谐一致的气氛。他声称，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应当像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科特拉瓦拉发言后，周恩来立即要求把这篇演说印发给全体代表，以便他次日对之作出答复。与会者都意识到，会议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的答辩。22日上午，周恩来用和解的语调作了简短的答辩，表示不同意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指出，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进行辩论，无助于这次会议。“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2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虽然周恩来竭力保持克制，但争论没有结束。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坚持要求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土耳其代表左尔奴还宣读了一个九国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鼓动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九个提案国是：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接着，会议代表就共产主义问题和“苏联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另一场争论是关于结盟与不结盟的争论。22日下午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时，左尔奴再次为土耳其与美国结盟辩护，声称，北大西洋公约是“和平的支柱”，要是没有北大西洋公约土耳其就不会存在了，也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了。针对左尔奴的发言，尼赫鲁发表了整个会议期间最长的也是最动感情的讲话，为不结盟主义进行辩护。但尼赫鲁的发言过于感情冲动，引起一些国家代表不满。23日上午，贾马利、马利克和罗慕洛先后发言，大意是，印度是个大国，可以不结盟，而小国只能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保卫自己，只有通过与大国结盟来寻求安全。罗慕洛还详细介绍了马尼拉条约，声称这是一个完全防御性的联盟。（注：《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59～62页。）关于“苏联殖民主义”以及结盟与不结盟两个问题的争论使政治委员会的讨论陷入僵局，亚非会议似乎再也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了。
在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他首先论证，与会国家代表都寻求和平，“为此，我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 ”他提出， 如果有些代表不想用“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ance）这个词，以为这是共产党使用的名词， 那可以换一个名词， 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live together in peace）的提法。关于军事同盟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为了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先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周恩来接着讲到所谓“共产党的扩张和颠覆活动”。他指出，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与两国总理共同提出了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如果与会代表不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名为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的内容是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和共同的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周恩来提出了七条原则，表示中国方面愿意保证实行这七点，并对涉及中国邻邦的许多实际问题作出了口头保证。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其中一些国家的边界没有划定，中国准备用和平的方法同邻国确定边界。第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他邀请泰国政府在中泰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云南省去访问，看看中国有无侵略意图；也邀请菲律宾在中菲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去访问。第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中国决不会有干涉柬埔寨、老挝这两个邻邦的打算，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四，承认种族平等。第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互不损害。最后，周恩来表示在提案中可以再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献》，126～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后来有位代表说：“他给人人都送了礼，至少每一个邻国都得到一份。”见《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63页。）
周恩来的整个发言都是通情达理的，表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相处，谋求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他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作了这样一个富于和解精神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和平宣言的提案，这就大大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使他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左右大局，带来和平的人物。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他不打算改变别人的反共立场，但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注：《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62页。）
除了大会发言外，中国代表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各国代表在会外广泛接触。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即使是讨论有分歧的问题，也总是平心静气，从不强加于人。这些会外接触，消除了一些误解，增进了彼此了解。4月23日，在印尼总理举行的午宴上， 八国代表团团长又就缓和远东尤其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会谈后，周恩来即席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69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45、249～250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沃尔著，陆英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77～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周恩来的这一声明向与会国及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积极态度和诚意，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并导致了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4月24日傍晚举行的公开会议上通过了会议的最后公报。 公报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六个部分。公报最后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与会国的普遍愿望提出了处理各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是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56～57页，北京，1955。）
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了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事务，努力发展经济的共同的强烈愿望。亚非会议对中国也是重要的。中国的立场得到了澄清，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误会减少了，距离缩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科特拉瓦拉说：“我们许多人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的人。”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虽然是马尼拉条约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反华，即使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巴基斯坦也将不参加。旺亲王和罗慕洛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注：《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77～80页。）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马利克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4月25日， 周恩来在住所会见马利克。马利克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环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失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106～10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马利克是杜勒斯亲自点的将，是要他在会上去和周恩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但他通过这次会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见周恩来外交的成功了。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又一次严重的挫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9年03期第120～127页
【作者简介】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北京市 100007
| 【内容提要】 |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美两国较量的一个舞台。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它始终关注会议的筹备与进行，它先是希望会议不能召开，继则希望会议成为一个反华反共的讲坛，或者争吵不休，不欢而散。唯其如此，亚非会议也再一次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外交活动的重要舞台。周恩来以他的雄才大略和聪明智慧，把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挫败。 |
召开亚非会议的动议是1954年4月底5月初在科伦坡举行的南亚五国（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同年12月28日至29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会议最后决定邀请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王国、也门等25国参加。《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对亚非会议的目的列了四项：1.促进亚非各国间亲善和合作，增进共同利益；2.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3.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4.讨论亚非各国及人民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可见，会议的主旨是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亚非团结，保卫世界和平。（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1～3页，北京，1955。）
二、美国精心策划 力图破坏会议
茂物会议结束不久，1955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会议商讨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 曾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交过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Walter S.Robertson）、国务院参赞麦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Ⅱ）等。杜勒斯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亚非会议表现出三重担心：第一，像亚非会议这样通过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实现松散的地区结合的做法，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地区论坛，这种地区集团化的构想与苏联在柏林会议期间提出的主张异曲同工，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国。如果共产党人得以成功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搞成这种排除美国的地区集团，那么共产主义最后吞没这些国家就会比较容易；第二，如果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此后对时不时地举行没有西方参加的会议产生了兴趣，那么印度和中国因其人口众多很可能统治局面，一个副产品是，在联合国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的集团；第三，共产党人将在实际上“操纵”会议，他们将提出一系列反殖民主义的提案，其他国家是难以表示反对的；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的那种外交技巧，“万隆会议将为他在反殖民主义的幌子下向那些幼稚的听众大大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极好的讲坛”。与会者反复地挨个儿地分析了“自由”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没有人能代表“自由世界”去有效地反驳共产党人的宣传。无奈，会议决定采取两个步骤：1.尽快搞清英国的态度。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在一大批亚非国家中仍然享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如果英国反对召开亚非会议，那将便于美国阻止会议的召开；2.与各相关的友好国家联系，劝它们暂时既不要接受邀请，也不要拒绝邀请，而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 年～1957年第21卷，1～5页。）翌日，美国向英国表示了对亚非会议的种种担心。10日，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向美国国务院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反对举行会议或企图阻止被邀请国参加会议都是一种错误，应该避免从我们方面表现出任何担心，一般说来应该鼓励友好国家中的优秀人物去参加会议；否则，就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5页。）
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 会议决定：美国要准备两手，最好会议开不成，如果会议真的召开，美国必须使友好国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万隆，而这些代表又必须得到最充分的情报资料。为此，美国要进行充分准备，要列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单子，要为友好国家准备资料，甚至也可以准备决议案，让一些友好国家在会上提出；但美国不宜过分活动，不能过早做出决定，否则可能反而帮了会议的发起国的忙，促成会议的成功。（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11～17页。）在1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墨菲告诉杜勒斯，亚非会议肯定是要举行的了，现在我们该向友好国家建议， 我们赞成他们出席会议。 国务院官员麦克卡德尔（Carl W.McCardel）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工作小组， 研究如何“压低”会议调门，或者“接管”会议的问题，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准备一个一般性的决议，使会议能够通过。杜勒斯表示同意，当日即向驻各有关国家的使团发出通函。其中说，国务院担心：1.共产党人将企图操纵会议；2.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要离间自由的亚洲国家与其西方盟国的关系；3.共产党人将利用会议作为达到他们宣传目的的工具；4.除非非共产党国家表现得十分谨慎与警惕，否则它们就可能接受与共产党国家表达共同目的的决议，而引起未参加会议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误解。杜勒斯指示驻各国使节向有关国家表示美国的下列主张：1.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参加会议；2.应派最得力的人赴会；3.共产党人将力求通过会议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此应有所准备；4.只要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有效合作，即可以挫败共产党人，而取得建设性的结果。（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 年～1957年第21卷，16～23页。）
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书记小杰姆斯·莱西（James Lacy,Jr.）为首的部际工作小组随即开始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亚非会议的形势，制定美国应采取的对策，对亲美国家做工作，或者面商，或者向它们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影响它们在亚非会议上的态度。鉴于发起国和被邀请国总共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共产党国家，而有10个可以算作是亲西方的，因此工作小组认为美国要影响会议是很有希望的。工作小组认为美国在会议上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1.成功地反驳共产党国家的指控；2.鼓励会议对自由世界和美国的成就和目标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Calos P.Romulo）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重点。罗伯逊与莱西早就与罗慕洛就亚非会议进行过商谈。2月10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之共进工作早餐。罗慕洛表示他需要在资料及主张方面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2月18日， 麦克阿瑟二世与莱西再次会见罗慕洛，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1899年至1955 年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材料。 21日，莱西在与罗慕洛的电话交谈中答应再向罗慕洛提供一份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决议案的反决议，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反决议案。罗慕洛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31～32页。）
25日，美国国务院根据部际工作小组的报告正式向驻亚非各国使节发出长达4页的通函， 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对会议的考虑，协调各国步骤。通函首先指出，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做好准备，防止共产党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给非共产党国家带来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让会议给非共产党世界带来正面的结果。会议的主要分野应当是共产党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是像共产党国家所设想的那样，以“美国的走狗”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电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美国国务院预计，中国代表团将在会上发挥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将尽力在亚非国家中诋毁美国及其盟国。通函接着又具体指导有关国家如何对付中共的上述指控。通函最后要求各使团与各友好国家及盟国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充分地坦率地交换意见，特别要利用这一材料与那些未与西方结盟国家中的亲西方的关键的官员进行商谈。国务院则将在华盛顿与各有关国家使节进行磋商。通函特别要求各使团尽可能地作口头交谈，不要提供书面资料，以免泄漏，引起麻烦。（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50～54页。）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将会在亚非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争取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会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竭力歪曲台湾问题的事实真相，图谋由亲西方国家在会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4月7日，杜勒斯接见英国大使梅金斯，指出，万隆会议可能对台湾海峡形势起重要影响，如果在会上通过任何美国、英国都不喜欢的决议，给中共接管台湾开了绿灯，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一旦仗打起来，就不会仅限于台湾和沿海岛屿。如果在会上通过了呼吁停火和呼吁双方都不寻求武力的决议，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总之，亚非会议将对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杜勒斯说，他已决定让某些友好国家做好准备，一旦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就提出停火建议。他希望英国充分运用其对某些友好国家的影响，使台湾局势在会前不致变得更加严重。梅金斯表示他将向英国政府报告杜勒斯的意见，他个人感到，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同样路线的。他问美国打算请哪个国家提出停火建议。杜勒斯说，他还没有决定，但在他考虑之中的国家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者伊朗。如果黎巴嫩大使马利克（Charles Malik）参加万隆会议，那就请他出头。 杜勒斯再次强调指出，亚非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可能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55年～1957年第21卷，79～82页。）次日，杜勒斯接见罗慕洛，称，对日和约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中共是否武装进攻台湾、金门、马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万隆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如果能在会上通过一项不赞成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和促成停火的决议，那就可能阻止中共的武装进攻。杜勒斯给了罗慕洛一份简短的决议初稿，罗慕洛表示同意，并称，他将在会上使用这一决议稿。杜勒斯还给了罗慕洛一份阐述美国对台政策的声明，并附有43个文件。（注：《美国外交文件》，1955年～1957年第2卷，463～464页。 ）在得知黎巴嫩的马利克将参加亚非会议后，4月9日杜勒斯再次接见他并面授机宜。杜勒斯强调，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议。中共可能利用会议进行试探，看有多少亚洲国家支持它用武力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如有相当多的代表团敦促会议呼吁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可能有效阻止中共进行“侵略”。（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55年～1957年第21卷，83～84页。）
三、周恩来力挽狂澜 保证会议大方向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确实是很有条件的。在所有与会国中，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他28个与会国中，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有外交关系， 许多国家与中国素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疏远，或者敌视。有的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压迫和欺侮，对大国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有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怀疑中国有领土“野心”；有的国家在华侨问题上对中国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如果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亚非会议上，中国的工作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的虽未参加这些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复杂。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和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接触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争会议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可能对中国进行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但避免争论。（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38～23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正式开幕。除了中非王国没有与会， 24个被邀请国与5个发起国共29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采访会议的各国记者多达400多人，其中美国记者70多人， 被戏称为“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的代表团”（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会议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和公众可以参加的公开会议；另一种是不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成立三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们参加的政治委员会、由各代表团成员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
虽然会议发起者，尤其是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意向是不让共产党国家与反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反映到会议上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条明确宣布、一致赞成的规则，更何况美国事先费了那么多心计，做了那么多工作。首先打破会议和谐气氛的是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他把共产主义与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并提为三股扰乱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势力，诬蔑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一经贾马利发难，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的攻击便纷至沓来（注：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38～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共产主义，但他声称，过去所知道的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错误，而且已在消失之中；现在各国必须小心，不要“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之名放进来”。菲律宾的罗慕洛是美国在会前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他在会上发言最长，也显得最能言善辩。他赞扬了美国“基本上的好心肠”，并断言，“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接着便谈到另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声称，“某些殖民制度的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小国的独立仍然十分脆弱”。他甚至表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是第一个直接攻击中国的代表。他说有三件事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二是泰国境内的300 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这也对泰国构成威胁；三是泰国北部有50万越南人。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士·左尔奴公然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辩护，说正是“抵抗侵略和保卫和平的决心”产生了这些组织，“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出于在侵略者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而决定合作并联合自己的力量”，他还把世界“没有达到和平、安全和稳定状态”归咎于社会主义国家。（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周恩来原来只打算作书面发言，但听了上述发言后，他认为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不消除这些误解与疑虑，一则不能达到与亚非国家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的目的，二则如此继续下去，势必干扰会议大方向，使会议走入歧途。于是他在4月19 日下午作了一个有名的即席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他说，本来中国代表团可以在会上提出诸如解放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样的问题，但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以免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接着，周恩来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他强调，首先，亚非国家间存在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建立友好合作和睦邻亲善的关系。其次，虽然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否有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亚非国家团结的障碍，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第三，所谓外来干涉问题。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也不会去干涉别国内政。中国正准备与有关国家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治的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他呼吁与会者团结起来，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34～37页，北京，1955。）周恩来以平等的态度，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一场争论，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扬。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阿里也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连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注：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1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四、努力求同存异 会议取得成功
亚非会议举行了两天公开的大会发言之后，从20日起即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不公开的秘密讨论。政治委员会在20日和21日讨论了人权、自决、巴勒斯坦、种族歧视等问题。在21日傍晚讨论结束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Kotelawala ）突然作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发言，打破了两天来比较和谐一致的气氛。他声称，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应当像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科特拉瓦拉发言后，周恩来立即要求把这篇演说印发给全体代表，以便他次日对之作出答复。与会者都意识到，会议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的答辩。22日上午，周恩来用和解的语调作了简短的答辩，表示不同意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指出，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进行辩论，无助于这次会议。“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注：阿里·沙斯特洛阿米左约著，周高塔、黄书海等译：《我的历程》，262、26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虽然周恩来竭力保持克制，但争论没有结束。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坚持要求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土耳其代表左尔奴还宣读了一个九国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鼓动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九个提案国是：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接着，会议代表就共产主义问题和“苏联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另一场争论是关于结盟与不结盟的争论。22日下午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时，左尔奴再次为土耳其与美国结盟辩护，声称，北大西洋公约是“和平的支柱”，要是没有北大西洋公约土耳其就不会存在了，也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了。针对左尔奴的发言，尼赫鲁发表了整个会议期间最长的也是最动感情的讲话，为不结盟主义进行辩护。但尼赫鲁的发言过于感情冲动，引起一些国家代表不满。23日上午，贾马利、马利克和罗慕洛先后发言，大意是，印度是个大国，可以不结盟，而小国只能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保卫自己，只有通过与大国结盟来寻求安全。罗慕洛还详细介绍了马尼拉条约，声称这是一个完全防御性的联盟。（注：《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59～62页。）关于“苏联殖民主义”以及结盟与不结盟两个问题的争论使政治委员会的讨论陷入僵局，亚非会议似乎再也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了。
在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他首先论证，与会国家代表都寻求和平，“为此，我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 ”他提出， 如果有些代表不想用“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ance）这个词，以为这是共产党使用的名词， 那可以换一个名词， 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live together in peace）的提法。关于军事同盟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基本上是反对对立性的军事集团的，为了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先把军事集团问题撇开不谈。周恩来接着讲到所谓“共产党的扩张和颠覆活动”。他指出，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与两国总理共同提出了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这就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如果与会代表不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接着，周恩来提出了名为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的内容是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和共同的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周恩来提出了七条原则，表示中国方面愿意保证实行这七点，并对涉及中国邻邦的许多实际问题作出了口头保证。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其中一些国家的边界没有划定，中国准备用和平的方法同邻国确定边界。第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他邀请泰国政府在中泰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云南省去访问，看看中国有无侵略意图；也邀请菲律宾在中菲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去访问。第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中国决不会有干涉柬埔寨、老挝这两个邻邦的打算，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四，承认种族平等。第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互不损害。最后，周恩来表示在提案中可以再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献》，126～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后来有位代表说：“他给人人都送了礼，至少每一个邻国都得到一份。”见《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63页。）
周恩来的整个发言都是通情达理的，表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相处，谋求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他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作了这样一个富于和解精神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和平宣言的提案，这就大大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使他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左右大局，带来和平的人物。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他不打算改变别人的反共立场，但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注：《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万隆会议》，62页。）
除了大会发言外，中国代表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各国代表在会外广泛接触。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即使是讨论有分歧的问题，也总是平心静气，从不强加于人。这些会外接触，消除了一些误解，增进了彼此了解。4月23日，在印尼总理举行的午宴上， 八国代表团团长又就缓和远东尤其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会谈后，周恩来即席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69字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45、249～250页；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雷切尔·沃尔著，陆英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77～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周恩来的这一声明向与会国及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积极态度和诚意，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并导致了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4月24日傍晚举行的公开会议上通过了会议的最后公报。 公报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六个部分。公报最后部分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与会国的普遍愿望提出了处理各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是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56～57页，北京，1955。）
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了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事务，努力发展经济的共同的强烈愿望。亚非会议对中国也是重要的。中国的立场得到了澄清，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误会减少了，距离缩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科特拉瓦拉说：“我们许多人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的人。”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虽然是马尼拉条约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反华，即使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巴基斯坦也将不参加。旺亲王和罗慕洛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注：《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77～80页。）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马利克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4月25日， 周恩来在住所会见马利克。马利克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环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失了。你在会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106～10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马利克是杜勒斯亲自点的将，是要他在会上去和周恩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但他通过这次会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见周恩来外交的成功了。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又一次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