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古罗马早期文献传统的史料价值的争论
胡玉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9年02期第138～146页
【作者简介】胡玉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而罗马早期史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并不缺乏罗马早期社会的史料。因为李维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等许多古典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罗马上古史事。在他们的笔下，罗马早期历史的面貌显得清清楚楚，毫不灰暗。通过罗马古典作品，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展示历史脉络的几根粗糙的线索，而是一幅充满了精彩情节，事件的前因后果被诠释得十分详细明白的历史画卷，这种详细程度丝毫不亚于罗马共和晚期史的记载，甚至比古希腊晦暗不明的早期史更为明朗。
然而这种表面丰富的史料却令人生疑。人们对罗马上古史料的怀疑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罗马有文字的记载始于公元前3世纪。 最早的一批历史作家有Fabius Pictor ， 拉丁诗人Cn. Naevius， 以及 Sex.Aelius Paetus和Cassius Hemina。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生活的年代更晚（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属于公元前5—4世纪的或更早时期的历史文献。（注：E.Badian,The Early Historians， 载于T.A.Dorey,Latin Historians,London,1966,pp1—38. ）很难确切地考证出罗马早期史家的史料来源究竟是什么。不过他们很可能采用过执政官年表、凯旋记录、大祭司发布的编年历、十二铜表法碑文、古老的外交条约等国家档案，以及世家大族记录祖先功业的家史和歌谣等私家档案。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问题在于我们已无法见到这部分材料的原始面貌，因而不能确定早期史家是如何处理它们的，是否做了增添、删除或演绎，因此也就不能肯定我们通过古典文献所看到的罗马上古社会的图景是否真实可信。
罗马早期文献传统是否可信？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态度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大体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大多对古典文献持崇拜、轻信态度，到17—18世纪，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浸染下，古典文献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再发展到18—19世纪，以尼布尔为代表的学者们走上了批判与肯定相结合的中间道路，致力于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我们发现，当代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上古史真实性的评价比一百年前更乐观，基本抛弃了怀疑主义论者所持的彻底否定态度。由此看来，近代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最后选择了中间道路，恰恰符合哲学上的正、反、合三段论规律。
我国的罗马史研究者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局限，一直难以在古史考据上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了解和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才能使罗马史研究在中国开展下去。那么介绍国外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和各派观点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无意介入关于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争论，旨在对国外关于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各种思潮的发展演变，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并介绍目前西方史学界的最新观点，以此作为我们今后研究的参考。
一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对古罗马的史料产生怀疑的呢？在李维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著书立说的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一世纪），罗马人对他们所说的历史故事深信不疑。在罗马历史研究刚刚兴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人对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也没有丝毫怀疑。罗马人相信自己的传统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传奇故事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某种为他们所熟知的，但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的可信的历史证据；但也有可能是古人把无稽的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给弄混了。而意大利人文学者对待史料的轻率态度，则是因为他们对考证史实本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大多热衷于搜寻古物文献，但仅仅为欣赏其美学价值和文物价值；另一些人借古史研究针砭时弊，如马基雅维利。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古代史研究不过是展示其政治思想的载体，而史料的作用就在于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论据，他对史料的选取只是为了实用目的，显然不是出于科学的考虑。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前十书》以批判社会历史见长，却由于对历史理解不深，轻信虚妄的历史古事，对史料运用缺乏批判而影响了其学术价值。
没有史料和史学批判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而史学批判曾经是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但是这种优秀传统在中世纪长期被埋没，以致于马基雅维利等人并不知该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批判法则。 好在这种传统并未完全消亡， 意大利史家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 年）就是古典历史批判精神的仅存的继承者之一。瓦拉无疑是近代史料批评的开创者，他在史料考据和辨伪方面做出了惊人的创举。瓦拉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史料考据方法，利用深厚的语言学知识结合历史、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证据来检验文献史料与其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文化状况是否相符合。他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对古代文献档案（包括罗马典籍和中世纪教会文件等）的考察中，结果发现其中隐含了许多重大谬误。他在李维的书中找出185处谬误， 指出某些古典作家捏造事实。（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1页。）瓦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当属1440 年发表的著名的《关于康士坦丁的赠与辨伪》。他以科学的考据方法令人信服地揭穿了罗马教会的一份重要历史文件《康士坦丁的赠与》纯属伪造。这一发现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同时也唤醒学者们的怀疑和求实精神。瓦拉使人们意识到，那些曾经被奉为绝对权威的文献，即所谓“第一手材料”也许并非真实可靠。
瓦拉掀起了一股史料批判的新思潮，其直接后果是为16世纪兴起的新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纷纷效仿瓦拉的方法，以历史批判为投枪，把一切具有教会权威的传统文献作为标靶，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有趣的是，不但宗教改革者是以历史为武器，就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也不得不利用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支支以文献考据著称的教会学派。最著名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玻兰达斯派团体。他们尝试着把批判原则运用于研究和拯救那些受到人文主义者嘲笑的，掺杂着大量传奇式内容的中世纪宗教文献，目的是证实它们的真实性和历史文献价值。该学派编写的《使徒行传》丛书的每一卷的序言都是一篇历史文献批评的论文。丕皮布洛奇的《古文书真伪辨异序》和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六卷》是当时最具轰动效应关于古文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争论文章。他们对古老资料真实性的怀疑态度和他们总结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预示着一场史料学革命即将到来。（注：[美]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37章，商务印书馆，1988年。）
从17世纪过渡18世纪，西方进入了一个崇拜理性、怀疑和反对一切传统、权威、教条和信仰的时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怀疑历史的态度。他说：“既然不真实的历史就像没有生命的身体，那么，如果没有事实根据，人们就不应当肯定任何事情”（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34页。）。 在这种怀疑精神的驱使下，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圣经》和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法国学者佩尔·培尔就是批判《圣经》的先驱者，从本质上说，他继承了瓦拉和丕皮布洛奇、马比昂等神甫学者的文献考辨方法，但是他的目的却是摧毁圣经的神圣性。他是怀疑主义者的突出代表，“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页。）
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是仅次于《圣经》而受到广泛尊崇的经典。古典著作曾被视为具有高超天赋的人们的作品，与《圣经》一样具有神圣的启示作用。对希腊罗马历史作品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提出疑问是大不敬的，即使不能算是渎神行为。尽管瓦拉早已对罗马古籍进行了前瞻性考据工作，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7世纪后半叶，以怀疑传统为特点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罗马早期历史的真实性才受到质疑。
第一个提出怀疑的人是荷兰学者柏利佐尼阿（1615—1715真名为沃尔布勒克）。但是对早期罗马史可信性的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则来自维斯克·得·浦伊利于1722年向铭文学院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法国人波福在1738年出版的《论罗马最初五个世纪的历史并不可靠》一书中再次进行这类攻击。把罗马历史的整个王政时代统统贬为修辞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和传说，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83页。）这些过激的观点使得人们在心理上对罗马早期历史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从此，罗马上古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因文献不足而难以确考的“黑暗时代”。（注：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是第一次较大的观念改变。
二
理性主义时期泛滥的疑古浪潮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积极意义来说，它促进了科学的历史批判方法的产生，引导罗马上古史研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因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必然是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证基础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历史研究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专业史家不再单纯考虑历史的美学价值或实用价值，而是以科学、求真的精神，从考证史料入手，以发掘历史真相为首要目的。但是，疑古思潮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否定古典文献的价值就等于否定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如果不能利用文献材料，整个历史研究就根本无从着手，这对于罗马上古史研究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与这种极端否定历史的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潮是相信历史的内涵蕴藏在大量神话 、传说以及各种错讹之中 ，确信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 人们可以发现和恢复历史的真实 。莱布尼兹就坚持认为：甚至在不可信的记载，如传说和神迹这类东西里面也会有星星点点史实。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寻找这些点滴事实，“把麦子和秕糠分开”（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134页。）。 但是这一敏锐而深刻的意见被当时狂热的怀疑主义浪潮所掩盖。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对古代史料的合理看法在当时也未受重视。他第一个提出应当把古代语言、诗歌、神话传说、法律习俗等事物当作有用的史料，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古代语言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通过自己时代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和传递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传说就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事实，只不过以一种扭曲的回忆形式反映的，但它是了解古代历史的唯一途径。他与否定罗马史的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表面虚妄的罗马早期史的背后一定包含着某种真实的基础。他说：“从李维以来的一些学者们都把罗马起源当作神话故事，他们没有考虑到神话故事也一定有某种公众信仰的真实基础”。（注：[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他宣称“英雄时代的寓言曾是英雄们和他们的英雄习俗的真实历史”（注：维柯：《新科学》，第429页。）， 从而赋予神话传说以史料学的意义。遗憾的是维柯未能在历史研究中深入实践他的思想，除了贡献出一篇堪称历史考证典范的关于荷马史诗的考证文章外，他对罗马古史的研究还嫌粗糙，因此收效不大。
真正致力于古史考证，并收到巨大成效的当属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其代表作为1811年出版的以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课的讲稿为蓝本的《罗马史》。这是一部标志着近代古典学研究开端的巨著。尼布尔尤其关注罗马早期历史。他对于追寻历史真相抱有极大的热忱，以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那样的精神去钻研史料。他自己说：“我就像解剖家解剖身体那样解剖文字；我设法把杂乱无章的由骨化石构成的骨架从异物中分离出来。”（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11 页。）他的“解剖刀”剥落、摒弃了无数旧传说和传统，但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摧毁罗马史的基础，而是把藏在许多古代罗马史诗、歌谣中的史实真相的核心取出来，并以此为基础重建罗马史。在这一点上，尼布尔的思想与维柯的十分相似。他提出，没有一条史料不在一定程度上载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传说与真实剥离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尼布尔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考据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从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中寻找可能反映了历史真实的线索，如歌颂英雄的残诗、宴饮诗歌或挽歌的残篇，私人宅第残存的档案、文稿等个别文献材料，从一个词句、隐语和一处缺漏中推敲隐含的意义，然后运用判断、推理、归纳等逻辑手段把零散残缺的史实复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针对罗马王政时期的实物和文献材料都出现空白的地方，尼布尔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大胆地利用荷马史诗的材料进行逻辑推理和假设。他认为希腊和罗马两个民族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发展阶段，罗马的王政时期相当于希腊的荷马时代，因而二者具有可比性。尼布尔所恢复的罗马古代史虽然还很粗糙，但毕竟给漆黑的罗马古代投射了第一缕曙光，较准确地勾画出了罗马早期历史发展的轮廓，并指明了进一步探索历史的正确道路。
三
维柯和尼布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罗马早期史的盲目否定的观念。他们的“民谣学说”重新恢复了人们对罗马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的信心，然而这种信心很快就受到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兰克的挑战。
兰克曾系统钻研过希腊、罗马历史家的原著，一边做笔记，一边拿自己的发现与注释家们的解释相比较，结果发现史料与史家的诠释差距甚大，只有尼布尔的著作还算令他满意，但是对于十分苛刻的兰克来说，尼布尔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仍不能为他所接受。（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0页。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上古史料中存在太多有争议的东西，而兰克对核实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又抱有一种痴迷的态度。他曾提出一条极其严格的辨别史料真伪的原则，他说：“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著作看成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4页。）可见， 兰克认为凡不是历史当事人记载的事件，都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据此标准推断，只有档案、报纸等有限的文字材料才能算是最可靠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兰克所酷爱的。结果，他的研究范围也因此受到局限，完全集中在现代史部分，对于缺乏“原始”历史文献的古代，他索性不予理睬。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对尼布尔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罗马的古典文献完全不可靠，根本无法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上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怀疑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兰克学派公开批评尼布尔对罗马上古史料的“轻信”。1855年，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出版了一部《早期罗马史可靠性的考察》（两卷）旨在否定尼布尔建立在“民谣史料”基础上的有关罗马史的全部假设性学说。刘易斯不相信罗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此类“民谣”，怀疑费边·皮克托等早期史家是否依据了可靠的史料来源。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下述情况很可能出现：在编年史家开始记述全社会关心的那些事件以前，私人家族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杰出的成员们的事迹了。罗马史上整个所谓王政时期我们是从口头传说中得知的，并没有事实加以证明。”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一切可能的材料来源之后，刘易斯做出一个非常直率的结论：
“为钻研最早那几个世纪的历史付出的艰苦劳动，一般说来，都是白费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作为一系列图画似的记述来看，读原著好处最大，把原著改编，使它穿上摩登的服装，必然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把一张历史油画仅仅看作艺术品，对古人的记载只会因为近代复原者的画笔再次接触画面而受损害。另一方面，为使它们合乎自己的揣测而省略、增添、改动和换位，以便使它们成为纯粹历史的形式，这种尝试必然是徒劳的。”（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册，第672页。）
刘易斯走的是极端怀疑主义的路线，而尼布尔派坚持在轻信和怀疑主义之间走中间路线。 两派热衷于探讨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学者们在19世纪末展开了激烈争论。例如， 支持尼布尔的有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他坚信尼布尔的“民谣史”的假设，相信罗马曾有大量史诗、民歌存在；尼森对李维的著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考察，与以往一般的看法相比，他对李维的否定少于肯定。他的观点得到尼茨的积极响应，后者虽然是兰克的门人，却更像是尼布尔的学生。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而尼布尔的门生卡尔·彼得却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轻信罗马诸王的传说，并警告读者那些全非历史。彼得还攻击尼森和尼茨对李维作品的态度，认为李维的著作不能算作严肃的历史叙述。另一位学者埃托雷·帕伊斯对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也持完全怀疑态度，认为《执政官年表》系伪造的文献。他提倡从考古学、语言学与地名调查等方面去寻找可靠证据。（注：[英]G.P.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24章“蒙森和罗马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尽管刘易斯及其门徒断言罗马早期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尼布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罗马早期史研究也并未因此停顿。相反，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蒙森继尼布尔之后把罗马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峰。1854—1856年蒙森的《罗马史》（1—3卷）陆续出版，1885年又推出第5卷。在第一卷里， 蒙森对于令尼布尔和刘易斯大伤脑筋的早期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未做具体评论，但是我们从该书的卷首语中可以体会出他对罗马上古史料的基本看法。在那里，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远古之事因年深日久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注：[德]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一卷，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年。）可见，蒙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于罗马王政时期历史的探索不应以史实不明为由而却步，因为那些难以确考的事情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语言学和考古学是蒙森从事古史考据所依靠的两个重要武器。他说：“每一个语言现象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对于那些全无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注：[德]蒙森：《罗马史》第一卷，第18页。）与尼布尔的考据集中在神话传说等文献方面不同的是，蒙森特别重视考古发现。他亲自组织了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遗址的挖掘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罗马广场、七丘山、奥斯提亚、庞贝城的考古发掘成果。由于这些新证据，蒙森的研究比尼布尔的更接近于真实。（注：[英]G.P.古奇：《十九世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775页。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罗马古史考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最直观的古代的证物，不仅比文献更具真实性，而且可以用来检验文献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考古很有希望成为解决众多争论的最有效的手段。蒙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
进入20世纪，人们对古代传说的普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是学术争论，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19世纪晚期到本世纪初期，亨利·谢里曼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阿尔图·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界性震动，因为他们证实《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传说并非完全出于虚构，所谓的特洛伊战争和米诺斯王国确实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证明了维柯和尼布尔的思想：人类早期历史往往蕴含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
希腊考古带动了古代罗马史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弄清罗马史上最古老建城传说是否如特洛伊战争一样，也确有其事。因此，百年来，尤其是50—60年代在意大利地区和罗马城附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注：总结罗马及意大利地区考古成果的参见 Cary & Scullard, AHistory of Rome;Gjerstad,Early Rome(1966);Momigliano, InteriumReport of Roman Discovery 载于Roman Studies, Vol. 53, 1963;Cornell, Archeaological Reports(1979—1980).）这是对文献传统进行的一次大检验。考古学无疑能比文字学和文献学提供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最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史前拉丁地区和王政时期的罗马的认识和了解。结果证实，文献记载在许多方面基本属实。例如，在罗马建城时间上，考古发现与文献传统基本一致。传说罗马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经考古证明，帕拉丁山上确有属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茅屋群遗迹；另外，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 世纪，罗马的物质文化较丰富，有较多的希腊陶器出土，墓穴多有随葬品和精美的壁画，这说明罗马曾经历过一个文化、贸易较繁荣的历史阶段，大概就是传统记载的盛极一时的埃特鲁利亚王朝。但是，属于公元前5 世纪的文物却极其罕见，而且较为简陋，表明罗马在该时期曾一度衰落，这也符合传统所述。据说共和初期，罗马曾遇到极为严峻的经济压力，并由此引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甚至连文献中的若干细节都找到了考古证据：例如发现了传说中罗慕洛在帕拉丁山上建造的棚屋遗址；塞尔维乌斯的宫殿等。（注：T. J. Cornell , 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 PP65—69,1986.）考古学的进展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实物证据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有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级冲突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既然已有考古证据表明文献记载确实可信，我们就绝不能轻易抛弃文献传统，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文献记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考古发现证明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全盘否定罗马传统的怀疑主义者的错误，他们在批判史料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以致于危害了这门学科的正常发展，最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Pais及其门徒做了最后的挣扎，但自从遭到 Barbagallod 等学者的驳斥之后，现在几乎无人响应。（注： C. Barbagallo, I1 problema delle origini di Roma da Vico a noi(1926)一书。参见Cornell的论文“论文献传统的价值”。Pais,Storia critica di Roma durante I primi cinque secoli 5 Vol.(1913—1920）.）
另一个促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古典文献的信心的因素是，现代学者在摧毁古典传统的同时各自重新解释和建构起一个个罗马史的框架，但是这些新“传统”没有一个能比古典传统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例如，Alf
dy（著有Early Rome,1968）否定罗马王政时期，特别是有关塔克文王朝的传说，认为罗马的历史开端不早于公元前5 世纪晚期 。 Gjerstad试图把罗马共和国的创立拖后到12铜表法颁布的时代，即公元前450年。相应地，把罗马建城年代定为公元前575，比传统记载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Ferenczy把传统上属于王政时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的时间推后到十二铜表法颁布的时期。（注：参见Alfdy,Early Rome,(1968);Gjerstad,Early Rome(1966);Ferenczy, From the Patrician State to the Patricio—Plebein State,(1976 ).）凡此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古典传统的一种否定，然而每一种观点又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也就是说学者们重新解释了传统，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推翻旧传统。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现代学者是否比罗马人更懂得罗马历史，他们的解释是否比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的更接近历史真实？
1981年秋，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举办的一次“古罗马的等级冲突”研讨会上，T.J.Cornell 教授发表了“论古罗马文献传统的价值”的报告，对以往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疑惑和争论做了总括性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Cornell并不否认罗马文献传统确实存在虚构成分， 但他不认为“史料所描述的有关古罗马的史事必然都是错误的或天方夜谭”，相反，他相信：“文献中绝大多数著名的史事是有其事实基础的。史料中保存了大量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注：T.J.Cornell,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P9.）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通过文献书籍流传下来，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历史是活生生的，它保存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代的建筑物、卡皮托山神庙中的执政官年表、大祭司年历、凯旋柱上的铭文、贵族家族显赫人物的墓志铭等文物和为每个公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公民大会、军事组织、宗教活动等各项城邦制度都蕴含了历史的记忆。罗马文献传统实际上就是一代又一代罗马人对城邦过去的总的认识的汇编。
针对怀疑主义者对罗马文献传统所进行的两项最主要的指责：第一，受希腊修辞学影响，罗马作家的历史写作手法太富有文学色彩，为追求叙述生动而任意把某些非历史因素添加到真实的历史中；第二，罗马史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为鼓吹先祖的功绩而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或编造历史故事，（注：E.Badian,Early Historians(1966);Ogilvie, ACommentary on Livy 1—5(1965);Wiseman,Clio's Cosmetics(1979); Luce,Design and Structure in Livy(1977).）Cornell 逐一进行驳斥。他指出：（1）那些批判者们并没有足够证据能指出李维、 狄奥尼修斯究竟编造了哪些事件，而且我们对那些在他们之前的编年史家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更不该无端发起攻击。从逻辑上讲，未经核实的报导既不应该轻信，也不应该断然否定。况且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史料都只是“可能性”的材料，这条原则也应适用于罗马古代文献。（2 ）罗马史家，即使是最早的一批编年史家也不太容易伪造事实，与他们同时代的史家和广大公众也不会轻易受蒙蔽。因为保存在国家档案和民间口碑中的历史知识属于公共信息，至少为精英阶层所熟知。如果罗马史家曾经大规模地伪造历史的话，那么罗马传统中将会充满大量相互矛盾、极不协调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罗马作家记载都是相同的，只有细节上有些许出入。这就否定了“罗马文献是大规模、系统的伪造作品”的假说。（3）传统所提供的罗马历史发展线索不仅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 而且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的事实相符合。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4）古典作品中即使有某些“窜入”的内容， 也不会破坏历史的主线和基本架构。而且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兴趣，或为了道德情感教育而增添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逸闻等，而这部分材料往往不被现代史家当作有用的史料运用，因此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干扰并不大。基于以上几点理由，Cornell教授对古典传统相当有信心。他提出， 不能简单否定罗马传统，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把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恢复罗马早期史，并使之合乎逻辑和历史。（注：Cornell,The Value of Literatury Tradition.）
以上简单概括了学术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传统史料的一般看法。这是一个从轻信到怀疑，由怀疑到彻底否定，进而发展到一分为二，批判地看待史料的过程。我们认为，轻信史料固然是学术上的大害，应彻底抛弃，除此以外，每一次争论都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没有18世纪怀疑主义者对传统史料的急风暴雨似的冲击，罗马史研究就仍旧停留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水平上。正是在历史怀疑精神的指导下，尼布尔、蒙森才开创了史料考证的新领域，罗马史研究才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批判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历史，而在考古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历史研究仍离不开文献材料，那么对文献价值的过分否定就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阻力。因此，学者们在割弃非历史的文献材料的同时，一直在试图寻找可信、可靠、可以利用的史料，又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多少新材料出现，所以这种寻找实际上就取决于对已有文献材料的解释。
以Kurt A.Raaflaub 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提出的“综合—比较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它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1981年布朗大学的研讨会上，Raaflaub主张把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罗马早期史的研究中去，并且运用历史比较法，通过考察那些与罗马社会历史发展处于相同或相似阶段的其他文明地区，如古代希腊来反观古代罗马的社会发展状况，以便认识和理解古罗马的历史，并探索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注：Raaflaub,The Conflict of the Orders in Archaic Rome:a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载于Social Strugglein Archaic Rome PP1—50.）其意义不仅在于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意味着研究将不再单纯依靠文献史料，相关学科提供的材料将使罗马史研究的材料极大丰富，由此将有可能使罗马早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天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9年02期第138～146页
【作者简介】胡玉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然而这种表面丰富的史料却令人生疑。人们对罗马上古史料的怀疑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罗马有文字的记载始于公元前3世纪。 最早的一批历史作家有Fabius Pictor ， 拉丁诗人Cn. Naevius， 以及 Sex.Aelius Paetus和Cassius Hemina。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生活的年代更晚（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属于公元前5—4世纪的或更早时期的历史文献。（注：E.Badian,The Early Historians， 载于T.A.Dorey,Latin Historians,London,1966,pp1—38. ）很难确切地考证出罗马早期史家的史料来源究竟是什么。不过他们很可能采用过执政官年表、凯旋记录、大祭司发布的编年历、十二铜表法碑文、古老的外交条约等国家档案，以及世家大族记录祖先功业的家史和歌谣等私家档案。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问题在于我们已无法见到这部分材料的原始面貌，因而不能确定早期史家是如何处理它们的，是否做了增添、删除或演绎，因此也就不能肯定我们通过古典文献所看到的罗马上古社会的图景是否真实可信。
罗马早期文献传统是否可信？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态度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大体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大多对古典文献持崇拜、轻信态度，到17—18世纪，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浸染下，古典文献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再发展到18—19世纪，以尼布尔为代表的学者们走上了批判与肯定相结合的中间道路，致力于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我们发现，当代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上古史真实性的评价比一百年前更乐观，基本抛弃了怀疑主义论者所持的彻底否定态度。由此看来，近代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最后选择了中间道路，恰恰符合哲学上的正、反、合三段论规律。
我国的罗马史研究者由于受种种条件的局限，一直难以在古史考据上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了解和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才能使罗马史研究在中国开展下去。那么介绍国外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和各派观点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无意介入关于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争论，旨在对国外关于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各种思潮的发展演变，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并介绍目前西方史学界的最新观点，以此作为我们今后研究的参考。
一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对古罗马的史料产生怀疑的呢？在李维和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著书立说的年代（约公元前一世纪—一世纪），罗马人对他们所说的历史故事深信不疑。在罗马历史研究刚刚兴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人对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也没有丝毫怀疑。罗马人相信自己的传统很可能是因为那些传奇故事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某种为他们所熟知的，但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的可信的历史证据；但也有可能是古人把无稽的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给弄混了。而意大利人文学者对待史料的轻率态度，则是因为他们对考证史实本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大多热衷于搜寻古物文献，但仅仅为欣赏其美学价值和文物价值；另一些人借古史研究针砭时弊，如马基雅维利。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古代史研究不过是展示其政治思想的载体，而史料的作用就在于为其政治理论提供论据，他对史料的选取只是为了实用目的，显然不是出于科学的考虑。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前十书》以批判社会历史见长，却由于对历史理解不深，轻信虚妄的历史古事，对史料运用缺乏批判而影响了其学术价值。
没有史料和史学批判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而史学批判曾经是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但是这种优秀传统在中世纪长期被埋没，以致于马基雅维利等人并不知该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批判法则。 好在这种传统并未完全消亡， 意大利史家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 年）就是古典历史批判精神的仅存的继承者之一。瓦拉无疑是近代史料批评的开创者，他在史料考据和辨伪方面做出了惊人的创举。瓦拉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史料考据方法，利用深厚的语言学知识结合历史、政治、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证据来检验文献史料与其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文化状况是否相符合。他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对古代文献档案（包括罗马典籍和中世纪教会文件等）的考察中，结果发现其中隐含了许多重大谬误。他在李维的书中找出185处谬误， 指出某些古典作家捏造事实。（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1页。）瓦拉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当属1440 年发表的著名的《关于康士坦丁的赠与辨伪》。他以科学的考据方法令人信服地揭穿了罗马教会的一份重要历史文件《康士坦丁的赠与》纯属伪造。这一发现在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同时也唤醒学者们的怀疑和求实精神。瓦拉使人们意识到，那些曾经被奉为绝对权威的文献，即所谓“第一手材料”也许并非真实可靠。
瓦拉掀起了一股史料批判的新思潮，其直接后果是为16世纪兴起的新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有力武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纷纷效仿瓦拉的方法，以历史批判为投枪，把一切具有教会权威的传统文献作为标靶，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有趣的是，不但宗教改革者是以历史为武器，就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也不得不利用同样的手段进行反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支支以文献考据著称的教会学派。最著名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玻兰达斯派团体。他们尝试着把批判原则运用于研究和拯救那些受到人文主义者嘲笑的，掺杂着大量传奇式内容的中世纪宗教文献，目的是证实它们的真实性和历史文献价值。该学派编写的《使徒行传》丛书的每一卷的序言都是一篇历史文献批评的论文。丕皮布洛奇的《古文书真伪辨异序》和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六卷》是当时最具轰动效应关于古文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争论文章。他们对古老资料真实性的怀疑态度和他们总结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预示着一场史料学革命即将到来。（注：[美]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37章，商务印书馆，1988年。）
从17世纪过渡18世纪，西方进入了一个崇拜理性、怀疑和反对一切传统、权威、教条和信仰的时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明了理性主义者的怀疑历史的态度。他说：“既然不真实的历史就像没有生命的身体，那么，如果没有事实根据，人们就不应当肯定任何事情”（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134页。）。 在这种怀疑精神的驱使下，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圣经》和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法国学者佩尔·培尔就是批判《圣经》的先驱者，从本质上说，他继承了瓦拉和丕皮布洛奇、马比昂等神甫学者的文献考辨方法，但是他的目的却是摧毁圣经的神圣性。他是怀疑主义者的突出代表，“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页。）
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是仅次于《圣经》而受到广泛尊崇的经典。古典著作曾被视为具有高超天赋的人们的作品，与《圣经》一样具有神圣的启示作用。对希腊罗马历史作品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提出疑问是大不敬的，即使不能算是渎神行为。尽管瓦拉早已对罗马古籍进行了前瞻性考据工作，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7世纪后半叶，以怀疑传统为特点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罗马早期历史的真实性才受到质疑。
第一个提出怀疑的人是荷兰学者柏利佐尼阿（1615—1715真名为沃尔布勒克）。但是对早期罗马史可信性的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则来自维斯克·得·浦伊利于1722年向铭文学院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法国人波福在1738年出版的《论罗马最初五个世纪的历史并不可靠》一书中再次进行这类攻击。把罗马历史的整个王政时代统统贬为修辞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和传说，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第82—83页。）这些过激的观点使得人们在心理上对罗马早期历史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从此，罗马上古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因文献不足而难以确考的“黑暗时代”。（注：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是第一次较大的观念改变。
二
理性主义时期泛滥的疑古浪潮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积极意义来说，它促进了科学的历史批判方法的产生，引导罗马上古史研究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因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必然是建立在严格的史料考证基础上。从这一时期开始，历史研究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专业史家不再单纯考虑历史的美学价值或实用价值，而是以科学、求真的精神，从考证史料入手，以发掘历史真相为首要目的。但是，疑古思潮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否定古典文献的价值就等于否定流传千年的罗马传统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如果不能利用文献材料，整个历史研究就根本无从着手，这对于罗马上古史研究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打击。
与这种极端否定历史的倾向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潮是相信历史的内涵蕴藏在大量神话 、传说以及各种错讹之中 ，确信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 人们可以发现和恢复历史的真实 。莱布尼兹就坚持认为：甚至在不可信的记载，如传说和神迹这类东西里面也会有星星点点史实。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寻找这些点滴事实，“把麦子和秕糠分开”（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134页。）。 但是这一敏锐而深刻的意见被当时狂热的怀疑主义浪潮所掩盖。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对古代史料的合理看法在当时也未受重视。他第一个提出应当把古代语言、诗歌、神话传说、法律习俗等事物当作有用的史料，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古代语言承载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通过自己时代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和传递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传说就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事实，只不过以一种扭曲的回忆形式反映的，但它是了解古代历史的唯一途径。他与否定罗马史的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表面虚妄的罗马早期史的背后一定包含着某种真实的基础。他说：“从李维以来的一些学者们都把罗马起源当作神话故事，他们没有考虑到神话故事也一定有某种公众信仰的真实基础”。（注：[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他宣称“英雄时代的寓言曾是英雄们和他们的英雄习俗的真实历史”（注：维柯：《新科学》，第429页。）， 从而赋予神话传说以史料学的意义。遗憾的是维柯未能在历史研究中深入实践他的思想，除了贡献出一篇堪称历史考证典范的关于荷马史诗的考证文章外，他对罗马古史的研究还嫌粗糙，因此收效不大。
真正致力于古史考证，并收到巨大成效的当属19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布尔，其代表作为1811年出版的以他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课的讲稿为蓝本的《罗马史》。这是一部标志着近代古典学研究开端的巨著。尼布尔尤其关注罗马早期历史。他对于追寻历史真相抱有极大的热忱，以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那样的精神去钻研史料。他自己说：“我就像解剖家解剖身体那样解剖文字；我设法把杂乱无章的由骨化石构成的骨架从异物中分离出来。”（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11 页。）他的“解剖刀”剥落、摒弃了无数旧传说和传统，但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摧毁罗马史的基础，而是把藏在许多古代罗马史诗、歌谣中的史实真相的核心取出来，并以此为基础重建罗马史。在这一点上，尼布尔的思想与维柯的十分相似。他提出，没有一条史料不在一定程度上载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把传说与真实剥离开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尼布尔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史料考据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从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中寻找可能反映了历史真实的线索，如歌颂英雄的残诗、宴饮诗歌或挽歌的残篇，私人宅第残存的档案、文稿等个别文献材料，从一个词句、隐语和一处缺漏中推敲隐含的意义，然后运用判断、推理、归纳等逻辑手段把零散残缺的史实复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针对罗马王政时期的实物和文献材料都出现空白的地方，尼布尔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大胆地利用荷马史诗的材料进行逻辑推理和假设。他认为希腊和罗马两个民族之间曾有过共同的发展阶段，罗马的王政时期相当于希腊的荷马时代，因而二者具有可比性。尼布尔所恢复的罗马古代史虽然还很粗糙，但毕竟给漆黑的罗马古代投射了第一缕曙光，较准确地勾画出了罗马早期历史发展的轮廓，并指明了进一步探索历史的正确道路。
三
维柯和尼布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罗马早期史的盲目否定的观念。他们的“民谣学说”重新恢复了人们对罗马古史传说的真实性的信心，然而这种信心很快就受到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兰克的挑战。
兰克曾系统钻研过希腊、罗马历史家的原著，一边做笔记，一边拿自己的发现与注释家们的解释相比较，结果发现史料与史家的诠释差距甚大，只有尼布尔的著作还算令他满意，但是对于十分苛刻的兰克来说，尼布尔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仍不能为他所接受。（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0页。 ）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上古史料中存在太多有争议的东西，而兰克对核实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又抱有一种痴迷的态度。他曾提出一条极其严格的辨别史料真伪的原则，他说：“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著作看成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第234页。）可见， 兰克认为凡不是历史当事人记载的事件，都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据此标准推断，只有档案、报纸等有限的文字材料才能算是最可靠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兰克所酷爱的。结果，他的研究范围也因此受到局限，完全集中在现代史部分，对于缺乏“原始”历史文献的古代，他索性不予理睬。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对尼布尔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罗马的古典文献完全不可靠，根本无法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
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上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怀疑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兰克学派公开批评尼布尔对罗马上古史料的“轻信”。1855年，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出版了一部《早期罗马史可靠性的考察》（两卷）旨在否定尼布尔建立在“民谣史料”基础上的有关罗马史的全部假设性学说。刘易斯不相信罗马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此类“民谣”，怀疑费边·皮克托等早期史家是否依据了可靠的史料来源。他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下述情况很可能出现：在编年史家开始记述全社会关心的那些事件以前，私人家族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杰出的成员们的事迹了。罗马史上整个所谓王政时期我们是从口头传说中得知的，并没有事实加以证明。”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一切可能的材料来源之后，刘易斯做出一个非常直率的结论：
“为钻研最早那几个世纪的历史付出的艰苦劳动，一般说来，都是白费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作为一系列图画似的记述来看，读原著好处最大，把原著改编，使它穿上摩登的服装，必然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把一张历史油画仅仅看作艺术品，对古人的记载只会因为近代复原者的画笔再次接触画面而受损害。另一方面，为使它们合乎自己的揣测而省略、增添、改动和换位，以便使它们成为纯粹历史的形式，这种尝试必然是徒劳的。”（注：《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册，第672页。）
刘易斯走的是极端怀疑主义的路线，而尼布尔派坚持在轻信和怀疑主义之间走中间路线。 两派热衷于探讨罗马史料真伪问题的学者们在19世纪末展开了激烈争论。例如， 支持尼布尔的有加埃塔诺·德·桑克提斯，他坚信尼布尔的“民谣史”的假设，相信罗马曾有大量史诗、民歌存在；尼森对李维的著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考察，与以往一般的看法相比，他对李维的否定少于肯定。他的观点得到尼茨的积极响应，后者虽然是兰克的门人，却更像是尼布尔的学生。尼茨在他的《罗马编年史》里宣称，我们能通过第二手、第三手的作品而得到当代的证据。而尼布尔的门生卡尔·彼得却对他的老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他轻信罗马诸王的传说，并警告读者那些全非历史。彼得还攻击尼森和尼茨对李维作品的态度，认为李维的著作不能算作严肃的历史叙述。另一位学者埃托雷·帕伊斯对有关早期罗马的传统说法也持完全怀疑态度，认为《执政官年表》系伪造的文献。他提倡从考古学、语言学与地名调查等方面去寻找可靠证据。（注：[英]G.P.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24章“蒙森和罗马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
尽管刘易斯及其门徒断言罗马早期史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尼布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仍占统治地位。罗马早期史研究也并未因此停顿。相反，德国另一位史学大师蒙森继尼布尔之后把罗马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峰。1854—1856年蒙森的《罗马史》（1—3卷）陆续出版，1885年又推出第5卷。在第一卷里， 蒙森对于令尼布尔和刘易斯大伤脑筋的早期史料是否可信的问题未做具体评论，但是我们从该书的卷首语中可以体会出他对罗马上古史料的基本看法。在那里，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远古之事因年深日久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注：[德]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一卷，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年。）可见，蒙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于罗马王政时期历史的探索不应以史实不明为由而却步，因为那些难以确考的事情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语言学和考古学是蒙森从事古史考据所依靠的两个重要武器。他说：“每一个语言现象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对于那些全无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注：[德]蒙森：《罗马史》第一卷，第18页。）与尼布尔的考据集中在神话传说等文献方面不同的是，蒙森特别重视考古发现。他亲自组织了从莱茵河到多瑙河之间的罗马城墙遗址的挖掘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罗马广场、七丘山、奥斯提亚、庞贝城的考古发掘成果。由于这些新证据，蒙森的研究比尼布尔的更接近于真实。（注：[英]G.P.古奇：《十九世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下册，第775页。 ）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罗马古史考辨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最直观的古代的证物，不仅比文献更具真实性，而且可以用来检验文献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考古很有希望成为解决众多争论的最有效的手段。蒙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
进入20世纪，人们对古代传说的普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不是学术争论，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19世纪晚期到本世纪初期，亨利·谢里曼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阿尔图·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世界性震动，因为他们证实《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传说并非完全出于虚构，所谓的特洛伊战争和米诺斯王国确实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证明了维柯和尼布尔的思想：人类早期历史往往蕴含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之中。
希腊考古带动了古代罗马史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弄清罗马史上最古老建城传说是否如特洛伊战争一样，也确有其事。因此，百年来，尤其是50—60年代在意大利地区和罗马城附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注：总结罗马及意大利地区考古成果的参见 Cary & Scullard, AHistory of Rome;Gjerstad,Early Rome(1966);Momigliano, InteriumReport of Roman Discovery 载于Roman Studies, Vol. 53, 1963;Cornell, Archeaological Reports(1979—1980).）这是对文献传统进行的一次大检验。考古学无疑能比文字学和文献学提供更多，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最近20年来的考古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史前拉丁地区和王政时期的罗马的认识和了解。结果证实，文献记载在许多方面基本属实。例如，在罗马建城时间上，考古发现与文献传统基本一致。传说罗马始建于公元前753年，经考古证明，帕拉丁山上确有属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茅屋群遗迹；另外，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 世纪，罗马的物质文化较丰富，有较多的希腊陶器出土，墓穴多有随葬品和精美的壁画，这说明罗马曾经历过一个文化、贸易较繁荣的历史阶段，大概就是传统记载的盛极一时的埃特鲁利亚王朝。但是，属于公元前5 世纪的文物却极其罕见，而且较为简陋，表明罗马在该时期曾一度衰落，这也符合传统所述。据说共和初期，罗马曾遇到极为严峻的经济压力，并由此引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甚至连文献中的若干细节都找到了考古证据：例如发现了传说中罗慕洛在帕拉丁山上建造的棚屋遗址；塞尔维乌斯的宫殿等。（注：T. J. Cornell , 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 PP65—69,1986.）考古学的进展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实物证据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有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级冲突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但既然已有考古证据表明文献记载确实可信，我们就绝不能轻易抛弃文献传统，而且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文献记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考古发现证明了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全盘否定罗马传统的怀疑主义者的错误，他们在批判史料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以致于危害了这门学科的正常发展，最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怀疑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Pais及其门徒做了最后的挣扎，但自从遭到 Barbagallod 等学者的驳斥之后，现在几乎无人响应。（注： C. Barbagallo, I1 problema delle origini di Roma da Vico a noi(1926)一书。参见Cornell的论文“论文献传统的价值”。Pais,Storia critica di Roma durante I primi cinque secoli 5 Vol.(1913—1920）.）
另一个促使人们重新恢复了对古典文献的信心的因素是，现代学者在摧毁古典传统的同时各自重新解释和建构起一个个罗马史的框架，但是这些新“传统”没有一个能比古典传统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例如，Alf
dy（著有Early Rome,1968）否定罗马王政时期，特别是有关塔克文王朝的传说，认为罗马的历史开端不早于公元前5 世纪晚期 。 Gjerstad试图把罗马共和国的创立拖后到12铜表法颁布的时代，即公元前450年。相应地，把罗马建城年代定为公元前575，比传统记载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Ferenczy把传统上属于王政时期的塞尔维乌斯改革的时间推后到十二铜表法颁布的时期。（注：参见Alfdy,Early Rome,(1968);Gjerstad,Early Rome(1966);Ferenczy, From the Patrician State to the Patricio—Plebein State,(1976 ).）凡此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古典传统的一种否定，然而每一种观点又都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也就是说学者们重新解释了传统，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推翻旧传统。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现代学者是否比罗马人更懂得罗马历史，他们的解释是否比李维和狄奥尼修斯的更接近历史真实？1981年秋，在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举办的一次“古罗马的等级冲突”研讨会上，T.J.Cornell 教授发表了“论古罗马文献传统的价值”的报告，对以往围绕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种种疑惑和争论做了总括性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Cornell并不否认罗马文献传统确实存在虚构成分， 但他不认为“史料所描述的有关古罗马的史事必然都是错误的或天方夜谭”，相反，他相信：“文献中绝大多数著名的史事是有其事实基础的。史料中保存了大量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注：T.J.Cornell,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载于Social Struggle in Archaic Rome,P9.）因为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通过文献书籍流传下来，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历史是活生生的，它保存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代的建筑物、卡皮托山神庙中的执政官年表、大祭司年历、凯旋柱上的铭文、贵族家族显赫人物的墓志铭等文物和为每个公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公民大会、军事组织、宗教活动等各项城邦制度都蕴含了历史的记忆。罗马文献传统实际上就是一代又一代罗马人对城邦过去的总的认识的汇编。
针对怀疑主义者对罗马文献传统所进行的两项最主要的指责：第一，受希腊修辞学影响，罗马作家的历史写作手法太富有文学色彩，为追求叙述生动而任意把某些非历史因素添加到真实的历史中；第二，罗马史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为鼓吹先祖的功绩而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或编造历史故事，（注：E.Badian,Early Historians(1966);Ogilvie, ACommentary on Livy 1—5(1965);Wiseman,Clio's Cosmetics(1979); Luce,Design and Structure in Livy(1977).）Cornell 逐一进行驳斥。他指出：（1）那些批判者们并没有足够证据能指出李维、 狄奥尼修斯究竟编造了哪些事件，而且我们对那些在他们之前的编年史家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更不该无端发起攻击。从逻辑上讲，未经核实的报导既不应该轻信，也不应该断然否定。况且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史料都只是“可能性”的材料，这条原则也应适用于罗马古代文献。（2 ）罗马史家，即使是最早的一批编年史家也不太容易伪造事实，与他们同时代的史家和广大公众也不会轻易受蒙蔽。因为保存在国家档案和民间口碑中的历史知识属于公共信息，至少为精英阶层所熟知。如果罗马史家曾经大规模地伪造历史的话，那么罗马传统中将会充满大量相互矛盾、极不协调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大多数罗马作家记载都是相同的，只有细节上有些许出入。这就否定了“罗马文献是大规模、系统的伪造作品”的假说。（3）传统所提供的罗马历史发展线索不仅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 而且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的事实相符合。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4）古典作品中即使有某些“窜入”的内容， 也不会破坏历史的主线和基本架构。而且这些内容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兴趣，或为了道德情感教育而增添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逸闻等，而这部分材料往往不被现代史家当作有用的史料运用，因此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干扰并不大。基于以上几点理由，Cornell教授对古典传统相当有信心。他提出， 不能简单否定罗马传统，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把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恢复罗马早期史，并使之合乎逻辑和历史。（注：Cornell,The Value of Literatury Tradition.）
以上简单概括了学术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罗马传统史料的一般看法。这是一个从轻信到怀疑，由怀疑到彻底否定，进而发展到一分为二，批判地看待史料的过程。我们认为，轻信史料固然是学术上的大害，应彻底抛弃，除此以外，每一次争论都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没有18世纪怀疑主义者对传统史料的急风暴雨似的冲击，罗马史研究就仍旧停留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等人的研究水平上。正是在历史怀疑精神的指导下，尼布尔、蒙森才开创了史料考证的新领域，罗马史研究才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批判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历史，而在考古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历史研究仍离不开文献材料，那么对文献价值的过分否定就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阻力。因此，学者们在割弃非历史的文献材料的同时，一直在试图寻找可信、可靠、可以利用的史料，又由于目前为止尚没有多少新材料出现，所以这种寻找实际上就取决于对已有文献材料的解释。
以Kurt A.Raaflaub 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提出的“综合—比较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它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1981年布朗大学的研讨会上，Raaflaub主张把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罗马早期史的研究中去，并且运用历史比较法，通过考察那些与罗马社会历史发展处于相同或相似阶段的其他文明地区，如古代希腊来反观古代罗马的社会发展状况，以便认识和理解古罗马的历史，并探索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注：Raaflaub,The Conflict of the Orders in Archaic Rome:a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载于Social Strugglein Archaic Rome PP1—50.）其意义不仅在于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意味着研究将不再单纯依靠文献史料，相关学科提供的材料将使罗马史研究的材料极大丰富，由此将有可能使罗马早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