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
李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1999年03期第127～142页
【作者简介】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一
兵农分离是日本社会从中世向近世转化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上层为确定和巩固幕藩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政策和措施。兵农分离过程最早可追溯到天正16年（1588年），当时丰臣秀吉颁布的《刀狩令》，将武具与农具加以严格区分，规定百姓只能持农具，子子孙孙专事耕作，持武具则为武士的特权。（注：“小早川家文书”、1 —503号。）武士阶级从此作为统治阶级从百姓中分离出来，职分、 名誉意识也得到了强化。（注：深谷克己、松本四郎编“幕藩制社会の构造”、有斐阁、1980年、34页。）天正19年（1591年），丰臣秀吉又颁布身份法令——“定”，规定：严禁武士与贱民获得町人与百姓的身份（第一条）；百姓不准弃农经商（第二条）；不得到主人允许家臣不准脱离主人为他人雇佣（第三条），（注：“小早川家文书”、1 —504 号。）宽永10年（1634年）元月20日，德川幕府所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也规定武士阶级须“专事文武弓马之道”（第一条）。（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56页。 ）封建世袭等级身份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到了17世纪中叶，幕府及诸大名基本上已将武士阶级移居江户和其他城下町居住，将农民束缚于农村专事农耕，加强了军事力量的集中，并对领主的权力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对在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农工商三民进行长达两百多年统治的强大的政权机构”。（注：北岛正元“兵农分离と幕藩体制”、“思想”472号（1963年10月）。
为把已移居城下町的武士与农民严格加以区分，在现实上限制武士与他们在乡村的私有土地的联系，幕府与诸大名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在对农民年贡的征收方面，德川时代采取了定率征收方式：检地——石高（作为年贡缴纳标准的谷物收获量）制。武士阶级只能根据石高与农民按“五公五民”或“四公六民”进行分成。1589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七条法令），对领主随意征收年贡、课役的情况加以限制，改变了在此之前的绝大部分家臣均居住在父祖开拓的领土上，统治领民并握有自由征收年贡的特权的状况。米泽上杉家规定不得向农民随意摊派劳役（注：藩政史研究会编“藩别成立史の综合研究——米沢藩”、吉川弘文馆、1963年、本编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御三家之一的纪州德川家规定家臣对自己的领地——知行地不拥有独自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年贡征收的种类、数量须依藩律进行；家臣须居住在城下町，不得自由进入知行地。（注：水村彪“近代法律と国制研究序说”（一）、“国家学会杂志”90— 1、第一章第一节。）禁止领主随意出入知行地，限制了他们对领民进行额外压迫、榨取的机会。为使武士与庶民在社会地位、身份、空间距离、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拉开距离，使庶民专心于各自的领域，断绝他们介入政治和承担政治责任的企图。武家政治除在法令上对诸阶级的衣食和礼节作出规定外，还将教化庶民、维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明确规定为仅是武士的责任。《庆安御触书》中说：“只要能够交清年贡，百姓就是全天下最自在的人”，即一般庶民无须对社会负责。因此，即使庶民中出现结帮、逃亡、暴行、捣毁行动，往往也仅被视作一般性的扰乱秩序行为，而不视作“叛逆”或“谋反”。为确保收取贡租，对农民的造反行为，一般不以武家法度的“大逆”、“叛国”罪来加以处罚，有时反倒要追究领主、代官在租税收缴过程中的失误。（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65 页。）武士因额外增加租赋劳役遭到农民反抗时，最终在诉讼中失败的事例也多有发生。武士与商人间的边界同样得到严格规定。政府对商人只能征收少许城市居住税，无权过问他们的经营与管理情况。政府禁止武士经商。除丰臣秀吉颁布的“身份法令”、德川家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之外，《宽永诸士法令》第20条也规定“（各级武士）无论高位低位，于其自身应用各物之外，不得囤聚货物经商牟利”。（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55 页。）武士兼营工商，会受到严厉处分。如宽永 18 年（1641年）4月， 先手头（武士阶级中的一个职位）渡边弥之助的属下因贩卖竹木受到了严厉惩处。由于渡边弥之助当时卧病在床，才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其子权六郎正却被免去了将军目通一职。正保4年（ 1647年），先手头大久保权右卫门正信、河野权右卫门通重的家臣在小石川边居住时，曾在宅前贩卖锅灶，并不听长官劝告，结果正信与通重两人均受到闭门处分。前者所属27人，后者所属25人也都受到严厉处分。（注：“德川実纪”、坂田吉雄“封建时代后期の町人生活”所收、中央公论社、1950年、6—7页。）
二
实行兵农分离后，武士阶级正式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军事贵族集团，独占政治与军事领域，从而由对权力的争夺而引发的战争不再成为为了少数人的私利和私欲而动员千百万民众共同介入并相互残杀的行为，而仅仅是从民众中分化而出的、以事武为业的武士集团间小规模的、有限的行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对立与矛盾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论及明治以前日本统治者的社会与被统治者的社会之间相互隔绝的状况时，福泽谕吉说：“武人跋扈的社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是在人民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7页。）
与镰仓、室町时期相比，德川时期将军、大名、家臣间的关系更加巩固，尤其是将军与大名的权力大为加强，家臣对主君几无选择余地，甚至“即便君不像君，臣亦不能不臣”。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兵农分离后，武士阶级游离于土地与农民之外，丧失了对原领土领民自由征收年贡的特权，并由领取“知行”改变为领取藏米。据笠谷和比古的研究，到了元禄时期（17世纪后半叶），已有85%的大名家臣在藩库领取年贡米，其他大名家臣由于征收租税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也基本上等同于从藩库领取。（注：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の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180页。）从而， 除了将军与大名之间的主从关系外，在绝大多数藩国，“作为武士阶级联结主轴的主从关系的基础，便不再是封地，而是俸禄”。（注：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中央公论社、1947年、28页。）俸禄实质上已不再是家臣对主君有所贡献后应得的酬谢，而是成为主君对家臣的恩赐。武士刚移居城下町时，主君所赐的还包括宅地、房屋以及房间内的设施、现金等等。与原居住自己领地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自土地与农民中游离出去的武士离开了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武士的身家似乎全部掌握在主君的手中。因此，近世中期以来，俸禄日趋具有“家禄”的性质，武士的家族也转化成了主君家族的组成部分。
兵农分离削弱了武士阶级与封建制度之间的联系。日本武士阶级的收入由源于封土到源于俸禄的变化，使他们在脱离了生产和经营过程的同时，也丧失了对民众在经济方面进行肆意榨取的可能性，降低了政治权力对社会各层面的可渗透性。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的第一步。因此，丸山真男说：“从德川社会士与农、工、商的身份分离、以及贯通于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的固定化等关键点来看，的确不失为我国封建制度的完成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室町末期以来领主分国的扩大和武士向城下町的集中，政治的支配与土地的使用收益关系相脱离开来，又意味着封建制度主要特征的丧失。”（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52年、121页。 ）中村孝也也说，武士阶级“脱离农民同町人接触，脱离生产阶级、脱离土地成了消费阶级。脱离土地、脱离农业、脱离村落，即脱离了武士阶级立身存命的根本”。（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0页。）武士阶级不仅在幕末主动发起了明治维新运动， 并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力量，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兵农分离之后，这个阶级事实上已不能与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生死与共。
三
实行兵农分离，还使德川时代日本形成了带有多元色彩的社会结构。
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已经发生了武士与庶民以及庶民内部农民与町人即工商业者的分化，但那时诸阶级间还不存在严格、明确的界限，贵族与武士兼营商业的现象相当普遍。《大宝令》规定，皇族五位以上的贵族及其家臣严禁经商谋利，但自己产品和所有物的贩卖却不受这一规定所限。（注：铜男勇“わが国営利心の起源及ぴ発达”、“经济论丛”32号—34号。）平安朝以前贵族阶层经商已成风气，如赞岐国美贵郡大领外小屋县主宫手之妻与八子均经营商业，广有牛马奴婢稻钱田地，且贪得无厌，“酒加水多沽取多值，贷日与小升，偿日受大升，出售时用小斤偿收时用大斤……”，债务人无力偿还，只好弃家而逃。（注：“日本国现报美恶灵异记”下卷、26页。）平安朝官员在京都放高利贷的也很多。（注：“今昔物语”卷28、第三十三。野村兼太郎“德川封建社会的研究”、日光书院、1941年、363—364页。）到了平安朝中期以后，由于货币的广泛流行，还发生了贵族末流售卖世袭土地及官职的现象。当时的政治家菅原文时面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认为卖官鬻爵“公家以为助国用，众庶以为轻天工。於是功劳之臣自退，聚敛之辈争进”。（注：菅原文时“封事三个条”。）
实行兵农分离，明确了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使之成为四个相互排斥的阶级。日本享保六年（1721）年成稿、十六年（1731年）刊行的《百姓囊》就已注意到：“与本朝情况迥然有别，唐土四民间虽有差别，但士营商者有之，农营工商者亦有之。且其四民均可习文，通过宫中考试分辨其才智高下。再据其学术器量的大小，分授不同官职，所谓及第。因此，尽管身为庶民下辈，亦可通过勤奋读书而步入仕途，成为皇帝的大臣。这也是天下政道的基本作法。本朝则与此不同。尽管民间不乏有人具有才智、道德，但他们获得官职、主持天下政事的事例，古今皆无。偶尔农商之家有学人出现，也都仅成为诸国大名的儒者和医师，不得参与政事。这便是本朝学者与唐土学者的不同之处。”（注：“日本经济大典”第四卷、495—496页。）
德川时代，日本人口一直维持在2700万至3000万之间。其中武士占5%—6%，百姓即农民约占80%—85%，町人约占5%—6%，僧尼和贱民（秽多、非人）约占3%—5%。（注：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人口の研究”、竜吟社、1948年、125页。 ）这一组统计数字反映了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的基本构成状态。幕藩体制赖以巩固与存续的社会基础便在于这一阶级分化及与之相应的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武士阶级专事文武之道，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保卫者，也是教化者。武士阶级凌驾于农工商三民之上，享有诸多政治、经济与文化特权。例如，幕藩体制下的政权、兵权与土地所有权均为武士阶级所专有，武士阶级的家禄、家名与家业可代代相袭，教育机构尤其是藩学为武士子弟所专设。武士阶级还拥有与其他三民俨然有别的法律系统、道德规范与生活方式，享有使用姓氏和带刀的权利，不与其他阶级通婚，收领平民作养子也仅限于下级武士。他们与土地分离，移居城下町，成为主要以武技为家业、家职的职能集团，实际上已成为纯消费阶层。农民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手工业者是财富的次要生产者，处于最底层的商人仅在财富流通领域为武士阶级服务。武士阶级赖于生存的物质资源均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且主要由农民提供。农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作为主要的直接生产者，任务就是为领主生产年贡。武士阶级的粮食要农民供给，日用品则需要由町人经营。居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家族所领取的年贡与俸禄均为稻米。因为诸生活用品均须用钱购买。他们不得不通过商人卖米得钱，并从商人处购得所需商品。货币商品经济在本质上虽然与幕藩封建制国家相矛盾，却又成为这一国家赖以成立的一个不可欠缺的条件。经商作为一种职业，也有了充足的理论根据。武士阶级不准兼营工商，农工商诸阶级不能成为武士等严格规定，限制了武士权力的行使范围，也使农工商诸阶级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制度化，分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当政治领域为武士阶级所独享时，日本全社会90%以上的成员专事生产经营性活动，把获得本行业内的成功当作奋斗目标。由于其他阶级与武士阶级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倒使他们“各自创造出本阶级的伦理观，在自己有限的活动领域中专心致志，成就伟业”。（注：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第37页。）
四
前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间具在高度关联性。“在前市场社会财富是属随权力的。”（注：G.E.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52页。 ）然而，德川时期的武士阶级却未曾“尽收天下之权利归于官”。在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相互排斥的诸阶级必须严守自己的职业边界，同时拥有各自的权利、义务和可供自己支配的社会资源。各守其分，各得其所，使德川时期的社会资源得以在诸阶级间多元分配，其结果便是社会结构内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如福泽谕吉所说：“日本社会贫者身份高，富者则身份低。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得意者也无绝对失意者。”（注：“福沢论吉全集”第六、39—45页。）中根千枝也认识到：兵农分离使“以武士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清代中国，李朝后半期的朝鲜，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上层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从精英层面上考察，其他社会的精英同时拥有权力和财富，而江户时代的武士仅靠俸禄生活，并不直接拥有作为自己经济基盘的土地。……日本的精英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精英，是一种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特殊的精英。（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1页。）
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集团，虽娴于弓马之道，但在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诸层面，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机构，以及利用权力肆意干涉经济领域、随意敲榨庶民等方面，则显然无法与文治集团相比。武士集团出于加强军事管理，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同时也由于他们对管理生产经营缺乏兴趣与专长，把政治领域以外的事情交付民间办理，没有参与直接的经济生产过程，允许商人致富，也将广大的农村提供给农民任他们较为自由地发展。这样，“从更深刻的历史因果关系来看，德川政权通过它的政策已侵蚀了武士的统治地位，并为通过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开辟了道路”。（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德川时期农业获得发展，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之中也有成为豪农地主的；商业更是日渐繁荣，商人几乎成了财富的化身。这种由统治阶级本身对经济过程的疏离而导致的社会资源与财富在民间积蓄的情况，难以在近代之前东方其他国度中发生。从而日本武士阶级并没有像西方的许多统治者那样，由于自身对在旧体制下成长而出的新市民阶层多有压抑与束缚而被推翻，也没有像东方其他国家那样，由于对民间财富的搜刮盘剥，而导致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立与矛盾激化。日本的统治阶级是通过西方学者始料未及的另一种“地位不一致”，即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而弱化自身的。
专事弓马之道、以战事起家的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和平年代演化成一个仅靠数量既定的俸禄为生的寄生性阶级，并随着德川时期货币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陷入贫困状态。据土屋乔雄研究，从五代将军吉纲开始，德川幕府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入不敷出。而诸藩财政几乎一直吃紧，以至于许多大名“参觐交代”都有困难。（注：土屋乔雄“近世封建社会の史学分析”、御茶水书房、1949年、74—95、120—121页。）野村兼太郎的研究也表明，德川时代武士阶级相继贫困已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大到幕府、诸侯，小到旗本、御家人、陪臣均陷入不同程度的贫困之中。大小诸侯都不得不向富商借债。（注：野村兼太郎“德川封建社会の研究”、3页。）关山直太郎的研究则表明，由于贫困， “武士家庭都不愿多要孩子。堕胎、溺婴等现象不仅只发生在百姓家，武士中也相当普遍”，（注：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构造”、吉川弘文馆、1958年、301页。 ）从而产生了武士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其他阶级的现象。武士阶级的寄生化和贫困化，表明幕藩体制已经空洞化、衰弱化。
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的低度渗透，大都能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德川时期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经济新增长后的剩余部分并非由领主武士阶级所得，而是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地主层和新地主层，尤其是造就了一批商人。“依靠土地的武士阶级的衰亡与依靠资本的町人阶级的发达，是贯穿近世日本国民生活的两大潮流”。（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47页。）靠沟通农民阶级与武士阶级为生，商人阶级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盛。据成书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记载：“商人们日日夜夜赚钱获利，聚积着财富，居住着‘土藏造’式样的大房屋。……商人家中陈设的华丽，以及生活的奢侈，倾笔难尽。”该书署名为下阳隐士某的作者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福分原都是武士的恩庇和农民的血汗所造成的。无论治世乱世，武士和农民总是花费着金钱；商人也是不问治世乱世，总是取得盈利。这真是舒适之极的事情。按照士农工商的身份大义，商人本在最下；可是到了如今，商人已不把农民放在眼中，甚至于商人中已有了超凌武士身价的大豪杰了。”（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据本多利明（1744—1821年）的估计， 早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注：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8页。）还有人估计，19世纪30年代日本全国财富的7／8集中在富商手中。（注：加尔别林主编：《日本近代史纲》，三联书店1990年，第121—122页。）故有学者说：“在德川时代，表面上，毫无疑问武士阶级仍有权有势，但若从现实情况看，实力已操在商人手中。”（注：赤堀次郎“德川时代の商人”、“日本商人史”、193 页。）
兵农分离，促进了德川时期日本社会的重心由政治向经济的转移，使这一时期日本的农业和商业获得一定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豪农豪商阶层的崛起，也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个有利因素。如中村哲所说：“日本在19世纪中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时，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农商阶层。”（注：中村哲“明治维新史”、“日本の历史”第16卷、集英社、1992年、40—41页。）
五
兵农分离政策使武士阶级与其他三民划清了界限，而当农工商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时，庶民社会也开始从武家社会中分化、独立出来，“民间”开始作为一个与政府相对立的存在。武士专事政治、军事活动，享有权力与名誉，而一般庶民则将经济领域视为自身所专有，不轻易让武士染指。朝尾直弘就曾注意到：“农民、工匠和商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任何武士私有群体的一部分，而是藩或地方的人民（即公民）。播磨国的一个农民团体曾提出播磨不要武士的口号。”（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40—41页。）随着幕藩体制下士农工商阶级界限的明确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完善、巩固和稳定，各阶级内部的组织与管理的自治程度得到提高，尤其是大量人才与物质财富在民间的积蓄，增强了日本民众的独立自主性。在政府与民间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被排斥于权力分享范围之外的民众持续不断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当权者展开斗争，使日本民众养成了勇于与权贵抗争的精神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日本的政治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德川时期，总人口的约80%以上被牢固地束缚在农村世代为农。这些农民以村为单位，自治、自主程度较高。在兵农分离政策开始实行时，丰臣秀吉曾强迫当时居住在农村的武士选择或移居城下町成为靠领取俸禄为生的武士，或留在农村成为农民。许多武士留恋自己的大片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乡村的头面人物或农村社会的领袖。这些保留了武士阶级的优势地位、价值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农村地方官长，在处理自己所在村落的事务、分配和收取赋税等方面拥有程度较高的自治权。（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57页。）实行兵农分离后的幕藩体制在法律上对领主及其家臣不准随意插手原领地事务的规定，使农村也能保持较高的自主性，形成“村落共同体”。商人的情况与农民基本相同。在兵农分离之前，许多武士放弃武士身份，转营商业，壮大了商人集团的力量。据河合正治研究，从战国末期到近世初期，多有大商人来自武士阶级。其中虽有仍享有知行地却直接转化为商人者，但多数来自失去了知行地的领主、失去主君的浪人，即在武家社会失去出路的武士。（注：鱼惣五郎编“大名领国と城下町”、柳原书店、1957年、10—12页。）在城下町，商人阶级在町奉行之下也设立了町年寄、名主等都市组织。诸多大商家内部的组织机构更为严密，也更有充分的自主性。
社会资源的多元分配，为德川时期社会各阶级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农民虽然也经常暴动，但其目的通常并不在于推翻现有政权并取而代之，而仅在于对自身权益的捍卫，从而一般不会直接危及武士的统治地位，矛盾与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商人阶级的情况更耐人寻味。到了幕末，这个阶级已拥有大量财富，但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按西方学者的理论，这种“地位不一致”理应促使商人们像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变革社会的先导。起码，“地位不一致的人比地位一致的人更可能支持用来改变现状的自由运动和激进运动”。（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但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贝拉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德川时期商人愈富武士愈穷，财富与声望的分离使双方处于一种极紧张的状态，但“商人没有要求声望建立在财富或经济‘成功’之上，而是甘当忠实而勤劳的下属，通过为全社会发挥不可欠缺的功能而赢得声望。在德川时代并没有产生直接与‘封建意识’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意识”。（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由于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间阶层秩序的界定和各阶级权利、义务的明确，德川时期的日本庶民社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又与之相对立的压力群体；农民不断发动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抗行为，似乎更像一种变相的议会斗争。据青木虹二等人的研究，在整个德川时期由农民发动的多达3000多次的逃亡、请愿、骚动与起义，起因几乎无一不是统治者采取了增加年贡、提前征收租税、增加劳役、增添税收项目等方式加重农民负担，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利。如在于1652年佐仓宗五郎领导的下总国堀田运动，目的在于减轻租税；17世纪50—70年代由茂佐卫门领导的请愿运动，起因在于幕府检地时将沼田藩“石高”高估了数倍；1698年底，美作国农民起义系因新领主将租税率由原“五公五民”改为“六公四民”；1747年5月比羽33个乡村的农民发动， 要求废除不合理的人头税和驿马劳役等；1836年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起义，也旨在减轻租税，惩罚富人。斗争的结果，大都以官方的退让、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告终。（注：
正岩“农民暴动の研究”、青木虹二“农民一揆の年次研究”、新生社、1966年。）另据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的《列侯探秘录》，1854年久留米藩爆发的20多万人参加的农民暴动，系因藩主参觐交代的费用困难，决定在领地内每人增征四文钱而引发的，且农民最终也赢得胜利。（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0页。）
六
经过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的努力，日本社会基本上完成了从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和平的开始意味着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本身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当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渐渐固定下来后，人们对究竟追求什么样的生命价值也开始感到困惑。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从中国引进儒学，完善了与武家政治相一致的、旨在约束武士行为、加强主从关系的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即武士道。与此同时，在大批商人与农民由于生活方式的奢侈与颓废而遭受破产、绝家的命运后，农民阶级、商人阶级也开始省视自身，遂产生了诸如二宫尊德、石田梅岩等代表农民和商人利益的思想家。儒教的伦理道德逐渐不再是武士阶级的专有物，农民和商人的存在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同样被要求遵守可与武士道相媲美的农民道与町人道，即要求献身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忠于自己的主人，取信于顾客。豪农豪商们不再一掷千金，醉生梦死，而是在希望将军、大名的国家安定永续的前提下，把作为经营实体的家的安定和永续当作生活的最高理想与目标。安丸良夫曾经指出，日本民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勤勉、俭约、谦让、孝行”等“通俗道德”，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注：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年、第一章。）
在思想文化领域，学问、艺术从公家、武家手中解放而出，趋于民众化，也是日本近世国民生活史上的重大的事件。（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 ）尤其是到了元禄时期，由于民间色彩日益浓厚，日本的文化甚至具有了一些类似西洋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性质。“在具有战国遗风的男性的基调之上，又凭添了豪华、清新、奔放的风格。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多为平民阶级出身。贵族、武士、公卿们虽然与以往的文化关系深厚，但与元禄文化的关系却极为浅薄。……平民文化的展开与飞跃是元禄文化的一大特征。”（注：高须芳太郎“江户文学に现れる商人及ぴ商业”、“日本商人史”、 250页。）在城市中，与武士文化分庭抗礼的主要是町人文化，即商人文化。“甚至可以这样说，到了1700年，町人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尽管武士们仍装腔做势地认为商人出身低层，职业卑贱，趣味庸俗，但商人们对什么是一本好书，一出好戏，一幅好画，以及什么是好的品行，都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及牢固的信念。”（注： G. B.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The CressetPress, 1931, p.465.）
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价值和文学艺术趋于多元化、扩散化和世俗化，究其原因，显然在于兵农分离后在武士阶级之外也产生和存在着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在于这一时期社会的物质财富大都为民间拥有。“由于武士阶级经济基础的缺乏，使之不能成为学问、艺术的后援，自己也不能独占知识与文化活动的从事人员，从而使一般庶民的活动非常活跃。”（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7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1999年03期第127～142页
【作者简介】李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兵农分离是日本社会从中世向近世转化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上层为确定和巩固幕藩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政策和措施。兵农分离过程最早可追溯到天正16年（1588年），当时丰臣秀吉颁布的《刀狩令》，将武具与农具加以严格区分，规定百姓只能持农具，子子孙孙专事耕作，持武具则为武士的特权。（注：“小早川家文书”、1 —503号。）武士阶级从此作为统治阶级从百姓中分离出来，职分、 名誉意识也得到了强化。（注：深谷克己、松本四郎编“幕藩制社会の构造”、有斐阁、1980年、34页。）天正19年（1591年），丰臣秀吉又颁布身份法令——“定”，规定：严禁武士与贱民获得町人与百姓的身份（第一条）；百姓不准弃农经商（第二条）；不得到主人允许家臣不准脱离主人为他人雇佣（第三条），（注：“小早川家文书”、1 —504 号。）宽永10年（1634年）元月20日，德川幕府所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也规定武士阶级须“专事文武弓马之道”（第一条）。（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56页。 ）封建世袭等级身份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到了17世纪中叶，幕府及诸大名基本上已将武士阶级移居江户和其他城下町居住，将农民束缚于农村专事农耕，加强了军事力量的集中，并对领主的权力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对在总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农工商三民进行长达两百多年统治的强大的政权机构”。（注：北岛正元“兵农分离と幕藩体制”、“思想”472号（1963年10月）。
为把已移居城下町的武士与农民严格加以区分，在现实上限制武士与他们在乡村的私有土地的联系，幕府与诸大名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在对农民年贡的征收方面，德川时代采取了定率征收方式：检地——石高（作为年贡缴纳标准的谷物收获量）制。武士阶级只能根据石高与农民按“五公五民”或“四公六民”进行分成。1589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七条法令），对领主随意征收年贡、课役的情况加以限制，改变了在此之前的绝大部分家臣均居住在父祖开拓的领土上，统治领民并握有自由征收年贡的特权的状况。米泽上杉家规定不得向农民随意摊派劳役（注：藩政史研究会编“藩别成立史の综合研究——米沢藩”、吉川弘文馆、1963年、本编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御三家之一的纪州德川家规定家臣对自己的领地——知行地不拥有独自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年贡征收的种类、数量须依藩律进行；家臣须居住在城下町，不得自由进入知行地。（注：水村彪“近代法律と国制研究序说”（一）、“国家学会杂志”90— 1、第一章第一节。）禁止领主随意出入知行地，限制了他们对领民进行额外压迫、榨取的机会。为使武士与庶民在社会地位、身份、空间距离、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拉开距离，使庶民专心于各自的领域，断绝他们介入政治和承担政治责任的企图。武家政治除在法令上对诸阶级的衣食和礼节作出规定外，还将教化庶民、维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明确规定为仅是武士的责任。《庆安御触书》中说：“只要能够交清年贡，百姓就是全天下最自在的人”，即一般庶民无须对社会负责。因此，即使庶民中出现结帮、逃亡、暴行、捣毁行动，往往也仅被视作一般性的扰乱秩序行为，而不视作“叛逆”或“谋反”。为确保收取贡租，对农民的造反行为，一般不以武家法度的“大逆”、“叛国”罪来加以处罚，有时反倒要追究领主、代官在租税收缴过程中的失误。（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65 页。）武士因额外增加租赋劳役遭到农民反抗时，最终在诉讼中失败的事例也多有发生。武士与商人间的边界同样得到严格规定。政府对商人只能征收少许城市居住税，无权过问他们的经营与管理情况。政府禁止武士经商。除丰臣秀吉颁布的“身份法令”、德川家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之外，《宽永诸士法令》第20条也规定“（各级武士）无论高位低位，于其自身应用各物之外，不得囤聚货物经商牟利”。（注：石井紫郎校注“近世武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27卷、岩波书店、1974年、455 页。）武士兼营工商，会受到严厉处分。如宽永 18 年（1641年）4月， 先手头（武士阶级中的一个职位）渡边弥之助的属下因贩卖竹木受到了严厉惩处。由于渡边弥之助当时卧病在床，才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其子权六郎正却被免去了将军目通一职。正保4年（ 1647年），先手头大久保权右卫门正信、河野权右卫门通重的家臣在小石川边居住时，曾在宅前贩卖锅灶，并不听长官劝告，结果正信与通重两人均受到闭门处分。前者所属27人，后者所属25人也都受到严厉处分。（注：“德川実纪”、坂田吉雄“封建时代后期の町人生活”所收、中央公论社、1950年、6—7页。）
二
实行兵农分离后，武士阶级正式成为一个职业化的军事贵族集团，独占政治与军事领域，从而由对权力的争夺而引发的战争不再成为为了少数人的私利和私欲而动员千百万民众共同介入并相互残杀的行为，而仅仅是从民众中分化而出的、以事武为业的武士集团间小规模的、有限的行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对立与矛盾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论及明治以前日本统治者的社会与被统治者的社会之间相互隔绝的状况时，福泽谕吉说：“武人跋扈的社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是在人民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7页。）
与镰仓、室町时期相比，德川时期将军、大名、家臣间的关系更加巩固，尤其是将军与大名的权力大为加强，家臣对主君几无选择余地，甚至“即便君不像君，臣亦不能不臣”。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兵农分离后，武士阶级游离于土地与农民之外，丧失了对原领土领民自由征收年贡的特权，并由领取“知行”改变为领取藏米。据笠谷和比古的研究，到了元禄时期（17世纪后半叶），已有85%的大名家臣在藩库领取年贡米，其他大名家臣由于征收租税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也基本上等同于从藩库领取。（注：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の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180页。）从而， 除了将军与大名之间的主从关系外，在绝大多数藩国，“作为武士阶级联结主轴的主从关系的基础，便不再是封地，而是俸禄”。（注：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中央公论社、1947年、28页。）俸禄实质上已不再是家臣对主君有所贡献后应得的酬谢，而是成为主君对家臣的恩赐。武士刚移居城下町时，主君所赐的还包括宅地、房屋以及房间内的设施、现金等等。与原居住自己领地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自土地与农民中游离出去的武士离开了主君的俸禄便不能生存，武士的身家似乎全部掌握在主君的手中。因此，近世中期以来，俸禄日趋具有“家禄”的性质，武士的家族也转化成了主君家族的组成部分。
兵农分离削弱了武士阶级与封建制度之间的联系。日本武士阶级的收入由源于封土到源于俸禄的变化，使他们在脱离了生产和经营过程的同时，也丧失了对民众在经济方面进行肆意榨取的可能性，降低了政治权力对社会各层面的可渗透性。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的第一步。因此，丸山真男说：“从德川社会士与农、工、商的身份分离、以及贯通于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的固定化等关键点来看，的确不失为我国封建制度的完成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室町末期以来领主分国的扩大和武士向城下町的集中，政治的支配与土地的使用收益关系相脱离开来，又意味着封建制度主要特征的丧失。”（注：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52年、121页。 ）中村孝也也说，武士阶级“脱离农民同町人接触，脱离生产阶级、脱离土地成了消费阶级。脱离土地、脱离农业、脱离村落，即脱离了武士阶级立身存命的根本”。（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0页。）武士阶级不仅在幕末主动发起了明治维新运动， 并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力量，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兵农分离之后，这个阶级事实上已不能与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生死与共。
三
实行兵农分离，还使德川时代日本形成了带有多元色彩的社会结构。
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已经发生了武士与庶民以及庶民内部农民与町人即工商业者的分化，但那时诸阶级间还不存在严格、明确的界限，贵族与武士兼营商业的现象相当普遍。《大宝令》规定，皇族五位以上的贵族及其家臣严禁经商谋利，但自己产品和所有物的贩卖却不受这一规定所限。（注：铜男勇“わが国営利心の起源及ぴ発达”、“经济论丛”32号—34号。）平安朝以前贵族阶层经商已成风气，如赞岐国美贵郡大领外小屋县主宫手之妻与八子均经营商业，广有牛马奴婢稻钱田地，且贪得无厌，“酒加水多沽取多值，贷日与小升，偿日受大升，出售时用小斤偿收时用大斤……”，债务人无力偿还，只好弃家而逃。（注：“日本国现报美恶灵异记”下卷、26页。）平安朝官员在京都放高利贷的也很多。（注：“今昔物语”卷28、第三十三。野村兼太郎“德川封建社会的研究”、日光书院、1941年、363—364页。）到了平安朝中期以后，由于货币的广泛流行，还发生了贵族末流售卖世袭土地及官职的现象。当时的政治家菅原文时面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认为卖官鬻爵“公家以为助国用，众庶以为轻天工。於是功劳之臣自退，聚敛之辈争进”。（注：菅原文时“封事三个条”。）
实行兵农分离，明确了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使之成为四个相互排斥的阶级。日本享保六年（1721）年成稿、十六年（1731年）刊行的《百姓囊》就已注意到：“与本朝情况迥然有别，唐土四民间虽有差别，但士营商者有之，农营工商者亦有之。且其四民均可习文，通过宫中考试分辨其才智高下。再据其学术器量的大小，分授不同官职，所谓及第。因此，尽管身为庶民下辈，亦可通过勤奋读书而步入仕途，成为皇帝的大臣。这也是天下政道的基本作法。本朝则与此不同。尽管民间不乏有人具有才智、道德，但他们获得官职、主持天下政事的事例，古今皆无。偶尔农商之家有学人出现，也都仅成为诸国大名的儒者和医师，不得参与政事。这便是本朝学者与唐土学者的不同之处。”（注：“日本经济大典”第四卷、495—496页。）
德川时代，日本人口一直维持在2700万至3000万之间。其中武士占5%—6%，百姓即农民约占80%—85%，町人约占5%—6%，僧尼和贱民（秽多、非人）约占3%—5%。（注：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人口の研究”、竜吟社、1948年、125页。 ）这一组统计数字反映了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的基本构成状态。幕藩体制赖以巩固与存续的社会基础便在于这一阶级分化及与之相应的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武士阶级专事文武之道，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保卫者，也是教化者。武士阶级凌驾于农工商三民之上，享有诸多政治、经济与文化特权。例如，幕藩体制下的政权、兵权与土地所有权均为武士阶级所专有，武士阶级的家禄、家名与家业可代代相袭，教育机构尤其是藩学为武士子弟所专设。武士阶级还拥有与其他三民俨然有别的法律系统、道德规范与生活方式，享有使用姓氏和带刀的权利，不与其他阶级通婚，收领平民作养子也仅限于下级武士。他们与土地分离，移居城下町，成为主要以武技为家业、家职的职能集团，实际上已成为纯消费阶层。农民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手工业者是财富的次要生产者，处于最底层的商人仅在财富流通领域为武士阶级服务。武士阶级赖于生存的物质资源均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且主要由农民提供。农民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他们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作为主要的直接生产者，任务就是为领主生产年贡。武士阶级的粮食要农民供给，日用品则需要由町人经营。居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家族所领取的年贡与俸禄均为稻米。因为诸生活用品均须用钱购买。他们不得不通过商人卖米得钱，并从商人处购得所需商品。货币商品经济在本质上虽然与幕藩封建制国家相矛盾，却又成为这一国家赖以成立的一个不可欠缺的条件。经商作为一种职业，也有了充足的理论根据。武士阶级不准兼营工商，农工商诸阶级不能成为武士等严格规定，限制了武士权力的行使范围，也使农工商诸阶级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制度化，分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当政治领域为武士阶级所独享时，日本全社会90%以上的成员专事生产经营性活动，把获得本行业内的成功当作奋斗目标。由于其他阶级与武士阶级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反倒使他们“各自创造出本阶级的伦理观，在自己有限的活动领域中专心致志，成就伟业”。（注：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第37页。）
四
前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间具在高度关联性。“在前市场社会财富是属随权力的。”（注：G.E.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52页。 ）然而，德川时期的武士阶级却未曾“尽收天下之权利归于官”。在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相互排斥的诸阶级必须严守自己的职业边界，同时拥有各自的权利、义务和可供自己支配的社会资源。各守其分，各得其所，使德川时期的社会资源得以在诸阶级间多元分配，其结果便是社会结构内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如福泽谕吉所说：“日本社会贫者身份高，富者则身份低。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得意者也无绝对失意者。”（注：“福沢论吉全集”第六、39—45页。）中根千枝也认识到：兵农分离使“以武士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清代中国，李朝后半期的朝鲜，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上层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从精英层面上考察，其他社会的精英同时拥有权力和财富，而江户时代的武士仅靠俸禄生活，并不直接拥有作为自己经济基盘的土地。……日本的精英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精英，是一种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特殊的精英。（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1页。）
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集团，虽娴于弓马之道，但在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诸层面，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机构，以及利用权力肆意干涉经济领域、随意敲榨庶民等方面，则显然无法与文治集团相比。武士集团出于加强军事管理，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同时也由于他们对管理生产经营缺乏兴趣与专长，把政治领域以外的事情交付民间办理，没有参与直接的经济生产过程，允许商人致富，也将广大的农村提供给农民任他们较为自由地发展。这样，“从更深刻的历史因果关系来看，德川政权通过它的政策已侵蚀了武士的统治地位，并为通过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开辟了道路”。（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德川时期农业获得发展，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之中也有成为豪农地主的；商业更是日渐繁荣，商人几乎成了财富的化身。这种由统治阶级本身对经济过程的疏离而导致的社会资源与财富在民间积蓄的情况，难以在近代之前东方其他国度中发生。从而日本武士阶级并没有像西方的许多统治者那样，由于自身对在旧体制下成长而出的新市民阶层多有压抑与束缚而被推翻，也没有像东方其他国家那样，由于对民间财富的搜刮盘剥，而导致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立与矛盾激化。日本的统治阶级是通过西方学者始料未及的另一种“地位不一致”，即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而弱化自身的。
专事弓马之道、以战事起家的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和平年代演化成一个仅靠数量既定的俸禄为生的寄生性阶级，并随着德川时期货币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陷入贫困状态。据土屋乔雄研究，从五代将军吉纲开始，德川幕府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入不敷出。而诸藩财政几乎一直吃紧，以至于许多大名“参觐交代”都有困难。（注：土屋乔雄“近世封建社会の史学分析”、御茶水书房、1949年、74—95、120—121页。）野村兼太郎的研究也表明，德川时代武士阶级相继贫困已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大到幕府、诸侯，小到旗本、御家人、陪臣均陷入不同程度的贫困之中。大小诸侯都不得不向富商借债。（注：野村兼太郎“德川封建社会の研究”、3页。）关山直太郎的研究则表明，由于贫困， “武士家庭都不愿多要孩子。堕胎、溺婴等现象不仅只发生在百姓家，武士中也相当普遍”，（注：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构造”、吉川弘文馆、1958年、301页。 ）从而产生了武士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其他阶级的现象。武士阶级的寄生化和贫困化，表明幕藩体制已经空洞化、衰弱化。
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的低度渗透，大都能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德川时期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经济新增长后的剩余部分并非由领主武士阶级所得，而是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地主层和新地主层，尤其是造就了一批商人。“依靠土地的武士阶级的衰亡与依靠资本的町人阶级的发达，是贯穿近世日本国民生活的两大潮流”。（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47页。）靠沟通农民阶级与武士阶级为生，商人阶级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盛。据成书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记载：“商人们日日夜夜赚钱获利，聚积着财富，居住着‘土藏造’式样的大房屋。……商人家中陈设的华丽，以及生活的奢侈，倾笔难尽。”该书署名为下阳隐士某的作者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福分原都是武士的恩庇和农民的血汗所造成的。无论治世乱世，武士和农民总是花费着金钱；商人也是不问治世乱世，总是取得盈利。这真是舒适之极的事情。按照士农工商的身份大义，商人本在最下；可是到了如今，商人已不把农民放在眼中，甚至于商人中已有了超凌武士身价的大豪杰了。”（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据本多利明（1744—1821年）的估计， 早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注：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8页。）还有人估计，19世纪30年代日本全国财富的7／8集中在富商手中。（注：加尔别林主编：《日本近代史纲》，三联书店1990年，第121—122页。）故有学者说：“在德川时代，表面上，毫无疑问武士阶级仍有权有势，但若从现实情况看，实力已操在商人手中。”（注：赤堀次郎“德川时代の商人”、“日本商人史”、193 页。）
兵农分离，促进了德川时期日本社会的重心由政治向经济的转移，使这一时期日本的农业和商业获得一定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豪农豪商阶层的崛起，也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个有利因素。如中村哲所说：“日本在19世纪中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时，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农商阶层。”（注：中村哲“明治维新史”、“日本の历史”第16卷、集英社、1992年、40—41页。）
五
兵农分离政策使武士阶级与其他三民划清了界限，而当农工商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时，庶民社会也开始从武家社会中分化、独立出来，“民间”开始作为一个与政府相对立的存在。武士专事政治、军事活动，享有权力与名誉，而一般庶民则将经济领域视为自身所专有，不轻易让武士染指。朝尾直弘就曾注意到：“农民、工匠和商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任何武士私有群体的一部分，而是藩或地方的人民（即公民）。播磨国的一个农民团体曾提出播磨不要武士的口号。”（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40—41页。）随着幕藩体制下士农工商阶级界限的明确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完善、巩固和稳定，各阶级内部的组织与管理的自治程度得到提高，尤其是大量人才与物质财富在民间的积蓄，增强了日本民众的独立自主性。在政府与民间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被排斥于权力分享范围之外的民众持续不断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当权者展开斗争，使日本民众养成了勇于与权贵抗争的精神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日本的政治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德川时期，总人口的约80%以上被牢固地束缚在农村世代为农。这些农民以村为单位，自治、自主程度较高。在兵农分离政策开始实行时，丰臣秀吉曾强迫当时居住在农村的武士选择或移居城下町成为靠领取俸禄为生的武士，或留在农村成为农民。许多武士留恋自己的大片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乡村的头面人物或农村社会的领袖。这些保留了武士阶级的优势地位、价值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农村地方官长，在处理自己所在村落的事务、分配和收取赋税等方面拥有程度较高的自治权。（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57页。）实行兵农分离后的幕藩体制在法律上对领主及其家臣不准随意插手原领地事务的规定，使农村也能保持较高的自主性，形成“村落共同体”。商人的情况与农民基本相同。在兵农分离之前，许多武士放弃武士身份，转营商业，壮大了商人集团的力量。据河合正治研究，从战国末期到近世初期，多有大商人来自武士阶级。其中虽有仍享有知行地却直接转化为商人者，但多数来自失去了知行地的领主、失去主君的浪人，即在武家社会失去出路的武士。（注：鱼惣五郎编“大名领国と城下町”、柳原书店、1957年、10—12页。）在城下町，商人阶级在町奉行之下也设立了町年寄、名主等都市组织。诸多大商家内部的组织机构更为严密，也更有充分的自主性。
社会资源的多元分配，为德川时期社会各阶级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农民虽然也经常暴动，但其目的通常并不在于推翻现有政权并取而代之，而仅在于对自身权益的捍卫，从而一般不会直接危及武士的统治地位，矛盾与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商人阶级的情况更耐人寻味。到了幕末，这个阶级已拥有大量财富，但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按西方学者的理论，这种“地位不一致”理应促使商人们像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变革社会的先导。起码，“地位不一致的人比地位一致的人更可能支持用来改变现状的自由运动和激进运动”。（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但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贝拉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德川时期商人愈富武士愈穷，财富与声望的分离使双方处于一种极紧张的状态，但“商人没有要求声望建立在财富或经济‘成功’之上，而是甘当忠实而勤劳的下属，通过为全社会发挥不可欠缺的功能而赢得声望。在德川时代并没有产生直接与‘封建意识’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意识”。（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由于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间阶层秩序的界定和各阶级权利、义务的明确，德川时期的日本庶民社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又与之相对立的压力群体；农民不断发动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抗行为，似乎更像一种变相的议会斗争。据青木虹二等人的研究，在整个德川时期由农民发动的多达3000多次的逃亡、请愿、骚动与起义，起因几乎无一不是统治者采取了增加年贡、提前征收租税、增加劳役、增添税收项目等方式加重农民负担，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利。如在于1652年佐仓宗五郎领导的下总国堀田运动，目的在于减轻租税；17世纪50—70年代由茂佐卫门领导的请愿运动，起因在于幕府检地时将沼田藩“石高”高估了数倍；1698年底，美作国农民起义系因新领主将租税率由原“五公五民”改为“六公四民”；1747年5月比羽33个乡村的农民发动， 要求废除不合理的人头税和驿马劳役等；1836年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起义，也旨在减轻租税，惩罚富人。斗争的结果，大都以官方的退让、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告终。（注：
正岩“农民暴动の研究”、青木虹二“农民一揆の年次研究”、新生社、1966年。）另据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的《列侯探秘录》，1854年久留米藩爆发的20多万人参加的农民暴动，系因藩主参觐交代的费用困难，决定在领地内每人增征四文钱而引发的，且农民最终也赢得胜利。（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0页。）六
经过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的努力，日本社会基本上完成了从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和平的开始意味着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本身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当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渐渐固定下来后，人们对究竟追求什么样的生命价值也开始感到困惑。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从中国引进儒学，完善了与武家政治相一致的、旨在约束武士行为、加强主从关系的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即武士道。与此同时，在大批商人与农民由于生活方式的奢侈与颓废而遭受破产、绝家的命运后，农民阶级、商人阶级也开始省视自身，遂产生了诸如二宫尊德、石田梅岩等代表农民和商人利益的思想家。儒教的伦理道德逐渐不再是武士阶级的专有物，农民和商人的存在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同样被要求遵守可与武士道相媲美的农民道与町人道，即要求献身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忠于自己的主人，取信于顾客。豪农豪商们不再一掷千金，醉生梦死，而是在希望将军、大名的国家安定永续的前提下，把作为经营实体的家的安定和永续当作生活的最高理想与目标。安丸良夫曾经指出，日本民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勤勉、俭约、谦让、孝行”等“通俗道德”，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注：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年、第一章。）
在思想文化领域，学问、艺术从公家、武家手中解放而出，趋于民众化，也是日本近世国民生活史上的重大的事件。（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 ）尤其是到了元禄时期，由于民间色彩日益浓厚，日本的文化甚至具有了一些类似西洋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性质。“在具有战国遗风的男性的基调之上，又凭添了豪华、清新、奔放的风格。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多为平民阶级出身。贵族、武士、公卿们虽然与以往的文化关系深厚，但与元禄文化的关系却极为浅薄。……平民文化的展开与飞跃是元禄文化的一大特征。”（注：高须芳太郎“江户文学に现れる商人及ぴ商业”、“日本商人史”、 250页。）在城市中，与武士文化分庭抗礼的主要是町人文化，即商人文化。“甚至可以这样说，到了1700年，町人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尽管武士们仍装腔做势地认为商人出身低层，职业卑贱，趣味庸俗，但商人们对什么是一本好书，一出好戏，一幅好画，以及什么是好的品行，都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及牢固的信念。”（注： G. B.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The CressetPress, 1931, p.465.）
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价值和文学艺术趋于多元化、扩散化和世俗化，究其原因，显然在于兵农分离后在武士阶级之外也产生和存在着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在于这一时期社会的物质财富大都为民间拥有。“由于武士阶级经济基础的缺乏，使之不能成为学问、艺术的后援，自己也不能独占知识与文化活动的从事人员，从而使一般庶民的活动非常活跃。”（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