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中世纪日本城市的演进
王顺利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1999年02期第121～131页
【作者简介】王顺利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城市作为一种具备一定规模、又有着相应内容的聚落，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曾有过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不同发展阶段，并表现出五彩缤纷的形态。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存在方式，并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世纪日本城市的发展，与其全部历史进程一样，既受中国文化影响，又有体现了本土文化因素的成长。从整体上看，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并一度出现过类似西欧的自治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析中世纪的日本城市，可以为认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提供一把钥匙。
一
中世纪早期的日本城市，也和它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一样，是效仿中国的唐朝都城建造的。在实行大化革新之际，日本统治集团“就将难波作为京畿之地，模拟长安的格局，营建新式的壮丽都城”，（注：大岛延次郎：“日本都市発展史”，宝文馆、1955年、41页。）不久，又迁都近江、藤原等处。由于频繁迁徙，使得上述城市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只有平城（奈良）、平安（京都）二京渐趋稳定，并形成特定的城市结构。
平城京于公元741年建成，平安京建于公元794年，不仅城市建筑格局模仿唐都长安，就连街道或城门等的名称也搬用长安的。以平城京为例，全城呈方形，宫城的位置在城中轴线北首。皇宫北面有御用园林。宫城南门称朱雀门，门前干道称朱雀大街，街道呈棋盘式。东西约6 公里，南北约4公里，面积仅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平安京在初建时南北约4.7公里，东西约4.5公里，后来有所扩大。这两座城市的四周均有城墙，墙外为护城河，城内除有宫城外，还有贵族宫邸、大寺院和东西两个市场。
由于平城、平安两京都是作为帝都建造的，城市里主要居住着皇室、贵族、官吏及寺院神职人员，也有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仆从、工商业者和艺人等。城内人口有限，最大的平安京也仅有5—6万人。市内尚残存着部分耕地，就是在平城京繁盛时期还常有狼、鹿等动物出没。由于它们仿效唐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城市，市政机构也仿唐都设置。京师分左右二京，置左、右京职，长官称为大夫，主要负责京中户口、田宅、诉讼、租税、道路等民政事务。左右京职下设坊令、坊长和东西市司。坊令、坊长为京师的基层行政机关，掌管所辖区域的事务；市司管理市场和商贸事务。由于日本学者称这一时代为律令制时代，故将这一时期的城市称为律令城市。
如果说平城、平安二京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城市的话，就必须指出它并不完全是经济、政治发展的自然集结，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追逐中国文化的产物。这一方面说明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社会的矛盾因素，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由于日本在大化革新中既将贵族的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变成国家的“公地公民”，“公地”颁给“公民”有偿耕种，不得转让和买卖；又在排除个别敢与天皇抗争的贵族后，承认多数贵族的世袭权利，尽管宣布“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注：《古语拾遗》，转引自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1984年，第91页。）也无法改变原始氏族公社那种血缘关系至上的遗风，从而使日本城市建筑在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体制的基础之上：（1 ）身居城市里的贵族官吏，以“食封”的形式占有部分土地，驱使农民（“封户”）耕种，直接占有农民的劳动。手工业者又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禁锢于官营作坊。这不仅加剧了城乡对立，而且大大减弱了城市的经济作用，阻塞了商品流通。于是，不仅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很突出，其政治作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2）世袭政治权力的贵族官吏， 在行使班田管理权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得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好一改禁止贵族豪强吞并田地、山林的政策，鼓励开垦荒地。于是，“天下诸人竞为垦田”，“势力之家驱役百姓”，（注：《读日本系纪》，天平神护元年。）加重对农民劳动的直接占有，扩大自然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削弱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主渠道作用。（3 ）中央权贵在驱使投其门下的贫苦农民垦田的同时，还以两种方式扩大其领地：一是为部分地方豪族新开垦的土地提供庇护，建立封建庄园；二是接受部分中、下官吏寄进的公田，使公权私权化，班田制便逐渐向庄园领主制转变。于是便形成由中央贵族转变而来的庄园领主统治城市、地方领主统治农村的二重结构。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的官僚体制在彼此对立中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建筑其上的律令城市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或转变其质态，或产生新的实体。
二
如果说日本封建社会初期的城市是效仿唐都建立的政治城市，那么此后出现的城市则是在班田制瓦解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结果。（注：朱寰：《亚欧封建社会经济问题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镰仓时代逐渐形成的门前町、宿场町和港町等，就是这种新型的封建城市。由于这种城市是伴随着封建庄园领主制的产生而形成的，并且一般都在领主的领地上被领主视为私财，故称其为领主城市。
所谓门前町，一般是在寺院成神社门前形成的封建城市。日本的封建社会初期，较大的佛教寺院或神道教的神社多拥有广大的领地。在这种领地内，由于人口集中，集市发达，人们便设置旅馆供参拜者住宿，建立商店供人购物。由于寺社领地被视为圣地，对扰乱秩序者惩罚严厉，世俗领主不得随意加害，所以往往信徒比肩，商旅联袂，逐渐集结为城市。至室町时代中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参拜寺社风尚日盛，门前町也得到迅速发展。兴福寺与春日神社所在的奈良、伊势神宫附近的宇治山田、善光寺附近的长野、延寿寺附近的坂本等，都是著名的门前町。属于这一类型的城市还有寺内町，如大和的今井（今橿原市）、越中的井波、摄津的石山（今大阪市）、近江的山田和河内的富田林等。这种寺内町多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他们为了与其他宗派和世俗领主对抗，在寺院四周筑垒修渠，严密防守，由于人口日增，交易发达，逐渐发展为城市。
与门前町相比，宿场町是领主城市的又一类型。宿场町的形成期较长，是室町时代以后才在交通要道的驿站附近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在日本封建社会早期的中央集权制（即律令制）解体过程中，日本效仿中国实行的驿站制也逐渐废弃。至室町幕府统治初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交通日趋发达。于是，从前的驿站有的又重新恢复，有的发展为村落，重要的交通枢纽则发展为城市。这种城市一般都是沿街道展开，呈长方形，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商业区。街道两侧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商业店铺，供贵族和平民住宿的旅店和客栈兼营运输与信件传递，像桑名、冈崎那样的城市，旅店竟多达百家以上。幕府或大名不仅负责市区的安全，而且设立供水站，为来往客商或游人提供用水。
还有一类领主城市称为港町。它是在经济发展、交易频繁的基础上，在水上交通发达的港津地区形成的港口城市。在庄园领主制时代，各地关卡林立，陆上交通不畅，无论是运输年贡，还是贩运商品，大都靠水路。因此，在重要的港津之地，商旅云集，市场发达，人口激增，形成一个个港口城市，著名的有兵库（神户）、堺（大阪府中部）、新潟、敦贺、下关、酒田、三国、大津、浜等。港町大都沿海岸线建街设巷，市中心为码头或货场，市区有纵横交错的运渠，便于货物运输。
尽管领主城市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仍从属于庄园领主制：（1）领主像对待土地一样视城市为私财，建城招商，发展贸易， 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增关设卡，更为了集财于己，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2）经营年贡是领主城市的基本内容。以京都和镰仓为例， 全国各地的年贡大量集聚在这里，剩余部分才在商业街（町）出售，“海内财货，私聚于此”。（注：“明月记”，文历元年。）说明商品经济仅仅是对整个经济生活的补充。（3）由于镰仓幕府建立后， 日本出现了象征最高权威的天皇朝廷和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幕府将军的“公武二重政权”，城市便出现了中央的公权与领主的私权并存的双重结构。公权贯彻到城市的主要是司法权和征课权，城市的大部分机能则处于私权的直接支配之下。公权的代表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让城市的工商业者取得某种经营特权，如大多数工商业者通过“座”（行会）获取某种物品的专卖权，从而使城市的工商业者在一定范围内摆脱领主的控制。
三
与众多亚洲国家相比，日本中世纪城市的突出特点是一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这种具有自治权的城市虽不能与西欧的自由城市相提并论，却是亚洲中世纪的很多国家中少见的，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
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
镰仓时代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管理御家人的“守护”，至室町时代发展为拥有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的“守护大名”。他们与愿臣服者结成主从关系，委任臣服者代为管理一庄、一地或一国（称为“守护代”），从而使庄园领主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即领主→庄官→名主的关系被幕府→守护大名→守护代的关系所取代，从封建庄园制向封建分封制过渡。随着守护大名势力剧增，他们一般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丘上筑城设防，将大批“地头”编入家臣团。家臣团住在山下被称为“根小屋”的邸宅内，其外围是为其服务的工商业者的住宅和市场。这种以大名城堡为中心的城市就叫作城下町。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战国时代的战国大名已不再像守护大名那样由幕府任命和统辖，而是独立于幕府体制之外的政治、经济实体。他们为了据地称雄，扩建城廓，集聚家臣，招徕商旅，以增加领国的实力。战国大名还在领国内取消关卡，实行“乐座乐市”，废除座对原料和产品的垄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使城下町既是大名领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尤其是随着城市商人力量的增强、庄园制的解体和大名之间的抗争，一些城市获得了承包年贡和检察裁判的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自治。城市建立了自我管理的议会称为“会合众”，由称为“年寄”、“长老”和“宿老”的若干名富商组成。平野、大凑、堺、博多、桑名、富田林和宇治山田等城市都是这类自治城市，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堺市。
堺市为联系濑户内海沿岸和畿内的重要港口，是盐的集散地。早在平安时期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宿驿，南北朝时期为重要军港，室町时期发展为相当繁荣的贸易城市。堺市不仅吸引着日本各地的商人，而且发展了与明朝、朝鲜、琉球的贸易，后来又与葡萄牙、西班牙的船只以及东南各国展开贸易活动。战国时期，堺市建起坚固的城墙，墙外有护城河环绕，由雇佣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实行自卫。堺市的工商业者乘大名争斗之机，建立自治体制，由称作“纳屋贷”的36位大批发商组成“会合众”（市议会）管理城市。16世纪中叶，日本各地大名征战频繁，而堺市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城市中的首富，具有“日本的威尼斯”的美誉。到过堺市的一位耶稣教人士说：“此市在日本全国最富，土地广阔，住着许多富商，享有自由市的很大特权和自由，以类似共和国政治而闻名。其他城市处于激烈的战争时期，堺市却过着和平生活。”（注：“耶蘇教士日本通信”、岩波讲座“日本历史9”、近世1、158页。）当时堺市的人口已超过5万，（注：〔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225、233页。）虽比不上15世纪欧洲的米兰、 巴黎和威尼斯等10万之众的自由城市，也可与伦敦、热那亚、巴塞罗那相媲美。
诚然，日本的自治城市尚不能与西欧的自由城市相提并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一般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在那里，手工业者为摆脱领主的奴役，在便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区域长期集结为工商业中心。早期曾作为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的城市，也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结构中工商业者日趋成为主体的前提下转化为工商业城市。城市居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争取自由权力，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些城市的自治权和市民的人身自由，一般都得到法律的认可。而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却不是基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相应水平，而是趁封建领主征战之机，争取到一定范围的自治权。城市居民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人身自由权，他们的权利主要来自某些封建领主的“恩赐”，并且未得到法律的认定。所以，“日本的所谓自由城市并不是欧洲那种经济史意义上的自由城市”。（注：豊田武：“日本の封建都市”、岩波书店、1952年、168页。 ）从本质上说它并未超出领主城市的范畴，自治仅仅是在领主权所能容纳的范围内。
由于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缺少稳固的经济基础，未能完全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在与封建领主的对抗中，不去组织手工业者和下层市民；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不多，甚至往往同农民起义相敌对；各个城市间的联系也十分有限。所有这些，都使日本的自治城市十分脆弱。当战国大名的割据纷争被幕藩体制的统一政权代替的时候，城市的各种自治也相继被取消。尽管如此，日本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不仅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和文化，而且对其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四
如果说日本中世纪城市的前几种形态的概念还较难确定的话，那么在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下的城市称其为幕藩城市，却是较为确切的。如上文所述，自室町时代守护大名的政治、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幕府→守护大名→守护代的关系代替了领主→庄官→名主的关系后，庄园制的消亡与分封制的确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战国大名的据地称雄，否定了律令制时代后期逐渐形成的封建领主对庄园的占有，与此相适应的是“形成了小自耕农为主要成员的村庄”和“把武士和兵士从农村、农业脱离开来，编成专门进行统治和战斗的集团，使之集中居住在大名城下”。（注：〔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225、233页。）这种封建城市的格局，在织田信长、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在德川幕府建立后使其完善和定型。
在幕藩体制下，基本实行一藩一城制，即一个大名领有的藩国只允许有一座城市，作为藩国的首府。当时日本约有藩国260多个， 号称三百诸侯，城市的数量也与此基本相当。有的幕藩城市是在以往的门前町、宿场町或港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多数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形成的，著名的如丰臣氏的大阪、德川氏的江户、岛津氏的鹿儿岛、大内氏的山口、今川氏的骏府（静冈县）、北条氏的小田原等。
由于幕藩体制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的等级身份制，武士必须与其在农村的领地相脱离，移居大名城下，又因生活需要招徕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于是，围绕大名的城堡就形成界限分明的三个区域：武士、寺社和工商业者。据统计，17世纪中叶，日本的工商业者约130万，其中京都40万、江户20万、大阪20万， 其余的工商业者分布于日本各地的城市中。在幕藩城市中，武士居住区域较大。以江户为例，大名、旗本、御家人等武士的居住地占全市总面积的60%，寺社和工商业者各占20%。商人町和手工业者町一般是区分开的。在城市与主要街道上设置商人町，而手工业者町大多设于小街小巷里。根据经营种类组成特定的商业专卖市场，如木材町、米町、油屋町、盐町、茶町、鱼町、服装町、纸屋町等等。除制造弓矢、刀剑、步枪的“御用工人”住在藩主的城堡附近外，多数手工业者也按其从事的工种分成市町，如锅工町、瓦町、木工町、染师町等，住在商人町背后的小巷里。
从士农工商的等级身份制来看，商人的身份似乎低于手工业者。其实这只是传统的轻商抑商思想的反映，在实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一般都高于手工业者。商人不仅在工商业者中居主导地位，而且由于他们更易于获利，政治、经济地位都呈上升趋势。由于整个社会严格划分为尊卑分明的等级，工商业者内也依据其出身和财产区分贵贱。例如：大阪的工商业者分为町人（地主、家持），准町人和“借家”；江户则划成地主、家主，“地借人”和“店借人”；仙台用上判、中判、下判和下下判来区分工商业者的身份。其中地主、家主、町人、上判等，是具有土地、房产的富商，其余则为中下层工商业者。被称为本町人的上层商人具有选举城市管理机构——“町役人”的权利，又要承担纳税、公役和城市生活中必要的其他义务，如祭礼、架桥、给排水、消防等。
豪商的兴起，是江户时代商人队伍的突出特点。早在战国时代，巨商大贾通过对大名贷款与大名权力结合，形成门阀豪商，控制商业经营权。进入江户时代，豪商大都将批发庄作为中心，对某一区域或某种商品实行垄断专卖。批发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专业批发庄，如木材、米、油、棉等特定商品；另一类为收货批发庄，委托贩卖，定点销售。其中，收货批发庄在江户时代早期较为普遍。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专业批发商才日见兴盛。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经商的著名豪商，主要出身于近江的八幡、日野等地。近江豪商和主要出身于伊势松坂的伊势豪商则活跃在日本各地，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幕藩城市由幕府和各藩派遣称为“奉行”的官员实行统治。在江户城内南北西区各置奉行一人，下设职员、雇员330余人， 分两班隔月轮执。京都、长崎、伏见、宇治山田等亦设奉行，而大阪设大阪代。在将军或大名城堡外的居民区、武士区实行自治，寺社区设寺社奉行，工商业者居住区设町奉行。町奉行再从富商中选任町役人。町役人分为三个层次：町年寄、名主、组头。町年寄受町奉行或代官之命传达政令，征收贡赋，管理市场等。名主、组头的职责是辅佐町年寄行使权力。可见，在幕藩城市中，尽管领主权相当强大，但部分民事、商务的管理权却委托富商中选任的町役人，说明战国时代自治城市影响的存在。
幕藩体制是一种相当于领主组合体的封建专制体制，“以德川将军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与‘外样大名’为骨干的地方分权势力，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载《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也和领地的领属方式一样，既有幕府直领城市，如京都、大阪、长崎、骏府等，又有各藩领有的城市；各藩领有的城市既要听命于幕府将军，在制订政策时又有相对独立性；既取消了自治城市，又给富商一定的城市管理权。将军、大名和武士（除部分“乡士”外），几乎都住在城里，却向农民收缴以米为主的年贡，再将其换成货币，投入商品经济的消费渠道。可见，幕藩城市处于明显的自我矛盾之中，统治者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为了将其设计成维护封建制度的桥头堡；而那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却使它成为较易于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化的顺风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1999年02期第121～131页
【作者简介】王顺利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
一
中世纪早期的日本城市，也和它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一样，是效仿中国的唐朝都城建造的。在实行大化革新之际，日本统治集团“就将难波作为京畿之地，模拟长安的格局，营建新式的壮丽都城”，（注：大岛延次郎：“日本都市発展史”，宝文馆、1955年、41页。）不久，又迁都近江、藤原等处。由于频繁迁徙，使得上述城市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只有平城（奈良）、平安（京都）二京渐趋稳定，并形成特定的城市结构。
平城京于公元741年建成，平安京建于公元794年，不仅城市建筑格局模仿唐都长安，就连街道或城门等的名称也搬用长安的。以平城京为例，全城呈方形，宫城的位置在城中轴线北首。皇宫北面有御用园林。宫城南门称朱雀门，门前干道称朱雀大街，街道呈棋盘式。东西约6 公里，南北约4公里，面积仅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平安京在初建时南北约4.7公里，东西约4.5公里，后来有所扩大。这两座城市的四周均有城墙，墙外为护城河，城内除有宫城外，还有贵族宫邸、大寺院和东西两个市场。
由于平城、平安两京都是作为帝都建造的，城市里主要居住着皇室、贵族、官吏及寺院神职人员，也有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仆从、工商业者和艺人等。城内人口有限，最大的平安京也仅有5—6万人。市内尚残存着部分耕地，就是在平城京繁盛时期还常有狼、鹿等动物出没。由于它们仿效唐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城市，市政机构也仿唐都设置。京师分左右二京，置左、右京职，长官称为大夫，主要负责京中户口、田宅、诉讼、租税、道路等民政事务。左右京职下设坊令、坊长和东西市司。坊令、坊长为京师的基层行政机关，掌管所辖区域的事务；市司管理市场和商贸事务。由于日本学者称这一时代为律令制时代，故将这一时期的城市称为律令城市。
如果说平城、平安二京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城市的话，就必须指出它并不完全是经济、政治发展的自然集结，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追逐中国文化的产物。这一方面说明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社会的矛盾因素，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由于日本在大化革新中既将贵族的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变成国家的“公地公民”，“公地”颁给“公民”有偿耕种，不得转让和买卖；又在排除个别敢与天皇抗争的贵族后，承认多数贵族的世袭权利，尽管宣布“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注：《古语拾遗》，转引自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1984年，第91页。）也无法改变原始氏族公社那种血缘关系至上的遗风，从而使日本城市建筑在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体制的基础之上：（1 ）身居城市里的贵族官吏，以“食封”的形式占有部分土地，驱使农民（“封户”）耕种，直接占有农民的劳动。手工业者又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禁锢于官营作坊。这不仅加剧了城乡对立，而且大大减弱了城市的经济作用，阻塞了商品流通。于是，不仅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很突出，其政治作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2）世袭政治权力的贵族官吏， 在行使班田管理权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得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好一改禁止贵族豪强吞并田地、山林的政策，鼓励开垦荒地。于是，“天下诸人竞为垦田”，“势力之家驱役百姓”，（注：《读日本系纪》，天平神护元年。）加重对农民劳动的直接占有，扩大自然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削弱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主渠道作用。（3 ）中央权贵在驱使投其门下的贫苦农民垦田的同时，还以两种方式扩大其领地：一是为部分地方豪族新开垦的土地提供庇护，建立封建庄园；二是接受部分中、下官吏寄进的公田，使公权私权化，班田制便逐渐向庄园领主制转变。于是便形成由中央贵族转变而来的庄园领主统治城市、地方领主统治农村的二重结构。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的官僚体制在彼此对立中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建筑其上的律令城市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或转变其质态，或产生新的实体。
二
如果说日本封建社会初期的城市是效仿唐都建立的政治城市，那么此后出现的城市则是在班田制瓦解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结果。（注：朱寰：《亚欧封建社会经济问题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镰仓时代逐渐形成的门前町、宿场町和港町等，就是这种新型的封建城市。由于这种城市是伴随着封建庄园领主制的产生而形成的，并且一般都在领主的领地上被领主视为私财，故称其为领主城市。
所谓门前町，一般是在寺院成神社门前形成的封建城市。日本的封建社会初期，较大的佛教寺院或神道教的神社多拥有广大的领地。在这种领地内，由于人口集中，集市发达，人们便设置旅馆供参拜者住宿，建立商店供人购物。由于寺社领地被视为圣地，对扰乱秩序者惩罚严厉，世俗领主不得随意加害，所以往往信徒比肩，商旅联袂，逐渐集结为城市。至室町时代中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参拜寺社风尚日盛，门前町也得到迅速发展。兴福寺与春日神社所在的奈良、伊势神宫附近的宇治山田、善光寺附近的长野、延寿寺附近的坂本等，都是著名的门前町。属于这一类型的城市还有寺内町，如大和的今井（今橿原市）、越中的井波、摄津的石山（今大阪市）、近江的山田和河内的富田林等。这种寺内町多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他们为了与其他宗派和世俗领主对抗，在寺院四周筑垒修渠，严密防守，由于人口日增，交易发达，逐渐发展为城市。
与门前町相比，宿场町是领主城市的又一类型。宿场町的形成期较长，是室町时代以后才在交通要道的驿站附近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在日本封建社会早期的中央集权制（即律令制）解体过程中，日本效仿中国实行的驿站制也逐渐废弃。至室町幕府统治初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交通日趋发达。于是，从前的驿站有的又重新恢复，有的发展为村落，重要的交通枢纽则发展为城市。这种城市一般都是沿街道展开，呈长方形，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商业区。街道两侧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商业店铺，供贵族和平民住宿的旅店和客栈兼营运输与信件传递，像桑名、冈崎那样的城市，旅店竟多达百家以上。幕府或大名不仅负责市区的安全，而且设立供水站，为来往客商或游人提供用水。
还有一类领主城市称为港町。它是在经济发展、交易频繁的基础上，在水上交通发达的港津地区形成的港口城市。在庄园领主制时代，各地关卡林立，陆上交通不畅，无论是运输年贡，还是贩运商品，大都靠水路。因此，在重要的港津之地，商旅云集，市场发达，人口激增，形成一个个港口城市，著名的有兵库（神户）、堺（大阪府中部）、新潟、敦贺、下关、酒田、三国、大津、浜等。港町大都沿海岸线建街设巷，市中心为码头或货场，市区有纵横交错的运渠，便于货物运输。
尽管领主城市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它仍从属于庄园领主制：（1）领主像对待土地一样视城市为私财，建城招商，发展贸易， 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增关设卡，更为了集财于己，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2）经营年贡是领主城市的基本内容。以京都和镰仓为例， 全国各地的年贡大量集聚在这里，剩余部分才在商业街（町）出售，“海内财货，私聚于此”。（注：“明月记”，文历元年。）说明商品经济仅仅是对整个经济生活的补充。（3）由于镰仓幕府建立后， 日本出现了象征最高权威的天皇朝廷和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幕府将军的“公武二重政权”，城市便出现了中央的公权与领主的私权并存的双重结构。公权贯彻到城市的主要是司法权和征课权，城市的大部分机能则处于私权的直接支配之下。公权的代表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让城市的工商业者取得某种经营特权，如大多数工商业者通过“座”（行会）获取某种物品的专卖权，从而使城市的工商业者在一定范围内摆脱领主的控制。
三
与众多亚洲国家相比，日本中世纪城市的突出特点是一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这种具有自治权的城市虽不能与西欧的自由城市相提并论，却是亚洲中世纪的很多国家中少见的，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刻的。
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
镰仓时代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管理御家人的“守护”，至室町时代发展为拥有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的“守护大名”。他们与愿臣服者结成主从关系，委任臣服者代为管理一庄、一地或一国（称为“守护代”），从而使庄园领主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即领主→庄官→名主的关系被幕府→守护大名→守护代的关系所取代，从封建庄园制向封建分封制过渡。随着守护大名势力剧增，他们一般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丘上筑城设防，将大批“地头”编入家臣团。家臣团住在山下被称为“根小屋”的邸宅内，其外围是为其服务的工商业者的住宅和市场。这种以大名城堡为中心的城市就叫作城下町。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战国时代的战国大名已不再像守护大名那样由幕府任命和统辖，而是独立于幕府体制之外的政治、经济实体。他们为了据地称雄，扩建城廓，集聚家臣，招徕商旅，以增加领国的实力。战国大名还在领国内取消关卡，实行“乐座乐市”，废除座对原料和产品的垄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使城下町既是大名领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尤其是随着城市商人力量的增强、庄园制的解体和大名之间的抗争，一些城市获得了承包年贡和检察裁判的权力，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自治。城市建立了自我管理的议会称为“会合众”，由称为“年寄”、“长老”和“宿老”的若干名富商组成。平野、大凑、堺、博多、桑名、富田林和宇治山田等城市都是这类自治城市，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堺市。
堺市为联系濑户内海沿岸和畿内的重要港口，是盐的集散地。早在平安时期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宿驿，南北朝时期为重要军港，室町时期发展为相当繁荣的贸易城市。堺市不仅吸引着日本各地的商人，而且发展了与明朝、朝鲜、琉球的贸易，后来又与葡萄牙、西班牙的船只以及东南各国展开贸易活动。战国时期，堺市建起坚固的城墙，墙外有护城河环绕，由雇佣兵组成的武装力量实行自卫。堺市的工商业者乘大名争斗之机，建立自治体制，由称作“纳屋贷”的36位大批发商组成“会合众”（市议会）管理城市。16世纪中叶，日本各地大名征战频繁，而堺市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城市中的首富，具有“日本的威尼斯”的美誉。到过堺市的一位耶稣教人士说：“此市在日本全国最富，土地广阔，住着许多富商，享有自由市的很大特权和自由，以类似共和国政治而闻名。其他城市处于激烈的战争时期，堺市却过着和平生活。”（注：“耶蘇教士日本通信”、岩波讲座“日本历史9”、近世1、158页。）当时堺市的人口已超过5万，（注：〔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225、233页。）虽比不上15世纪欧洲的米兰、 巴黎和威尼斯等10万之众的自由城市，也可与伦敦、热那亚、巴塞罗那相媲美。
诚然，日本的自治城市尚不能与西欧的自由城市相提并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一般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在那里，手工业者为摆脱领主的奴役，在便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区域长期集结为工商业中心。早期曾作为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的城市，也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结构中工商业者日趋成为主体的前提下转化为工商业城市。城市居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争取自由权力，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些城市的自治权和市民的人身自由，一般都得到法律的认可。而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却不是基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相应水平，而是趁封建领主征战之机，争取到一定范围的自治权。城市居民不具有法律意义的人身自由权，他们的权利主要来自某些封建领主的“恩赐”，并且未得到法律的认定。所以，“日本的所谓自由城市并不是欧洲那种经济史意义上的自由城市”。（注：豊田武：“日本の封建都市”、岩波书店、1952年、168页。 ）从本质上说它并未超出领主城市的范畴，自治仅仅是在领主权所能容纳的范围内。
由于日本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缺少稳固的经济基础，未能完全摆脱封建领主的控制；在与封建领主的对抗中，不去组织手工业者和下层市民；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不多，甚至往往同农民起义相敌对；各个城市间的联系也十分有限。所有这些，都使日本的自治城市十分脆弱。当战国大名的割据纷争被幕藩体制的统一政权代替的时候，城市的各种自治也相继被取消。尽管如此，日本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不仅作用于当时的经济和文化，而且对其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四
如果说日本中世纪城市的前几种形态的概念还较难确定的话，那么在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下的城市称其为幕藩城市，却是较为确切的。如上文所述，自室町时代守护大名的政治、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幕府→守护大名→守护代的关系代替了领主→庄官→名主的关系后，庄园制的消亡与分封制的确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战国大名的据地称雄，否定了律令制时代后期逐渐形成的封建领主对庄园的占有，与此相适应的是“形成了小自耕农为主要成员的村庄”和“把武士和兵士从农村、农业脱离开来，编成专门进行统治和战斗的集团，使之集中居住在大名城下”。（注：〔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225、233页。）这种封建城市的格局，在织田信长、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在德川幕府建立后使其完善和定型。
在幕藩体制下，基本实行一藩一城制，即一个大名领有的藩国只允许有一座城市，作为藩国的首府。当时日本约有藩国260多个， 号称三百诸侯，城市的数量也与此基本相当。有的幕藩城市是在以往的门前町、宿场町或港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多数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形成的，著名的如丰臣氏的大阪、德川氏的江户、岛津氏的鹿儿岛、大内氏的山口、今川氏的骏府（静冈县）、北条氏的小田原等。
由于幕藩体制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的等级身份制，武士必须与其在农村的领地相脱离，移居大名城下，又因生活需要招徕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于是，围绕大名的城堡就形成界限分明的三个区域：武士、寺社和工商业者。据统计，17世纪中叶，日本的工商业者约130万，其中京都40万、江户20万、大阪20万， 其余的工商业者分布于日本各地的城市中。在幕藩城市中，武士居住区域较大。以江户为例，大名、旗本、御家人等武士的居住地占全市总面积的60%，寺社和工商业者各占20%。商人町和手工业者町一般是区分开的。在城市与主要街道上设置商人町，而手工业者町大多设于小街小巷里。根据经营种类组成特定的商业专卖市场，如木材町、米町、油屋町、盐町、茶町、鱼町、服装町、纸屋町等等。除制造弓矢、刀剑、步枪的“御用工人”住在藩主的城堡附近外，多数手工业者也按其从事的工种分成市町，如锅工町、瓦町、木工町、染师町等，住在商人町背后的小巷里。
从士农工商的等级身份制来看，商人的身份似乎低于手工业者。其实这只是传统的轻商抑商思想的反映，在实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一般都高于手工业者。商人不仅在工商业者中居主导地位，而且由于他们更易于获利，政治、经济地位都呈上升趋势。由于整个社会严格划分为尊卑分明的等级，工商业者内也依据其出身和财产区分贵贱。例如：大阪的工商业者分为町人（地主、家持），准町人和“借家”；江户则划成地主、家主，“地借人”和“店借人”；仙台用上判、中判、下判和下下判来区分工商业者的身份。其中地主、家主、町人、上判等，是具有土地、房产的富商，其余则为中下层工商业者。被称为本町人的上层商人具有选举城市管理机构——“町役人”的权利，又要承担纳税、公役和城市生活中必要的其他义务，如祭礼、架桥、给排水、消防等。
豪商的兴起，是江户时代商人队伍的突出特点。早在战国时代，巨商大贾通过对大名贷款与大名权力结合，形成门阀豪商，控制商业经营权。进入江户时代，豪商大都将批发庄作为中心，对某一区域或某种商品实行垄断专卖。批发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专业批发庄，如木材、米、油、棉等特定商品；另一类为收货批发庄，委托贩卖，定点销售。其中，收货批发庄在江户时代早期较为普遍。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专业批发商才日见兴盛。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经商的著名豪商，主要出身于近江的八幡、日野等地。近江豪商和主要出身于伊势松坂的伊势豪商则活跃在日本各地，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幕藩城市由幕府和各藩派遣称为“奉行”的官员实行统治。在江户城内南北西区各置奉行一人，下设职员、雇员330余人， 分两班隔月轮执。京都、长崎、伏见、宇治山田等亦设奉行，而大阪设大阪代。在将军或大名城堡外的居民区、武士区实行自治，寺社区设寺社奉行，工商业者居住区设町奉行。町奉行再从富商中选任町役人。町役人分为三个层次：町年寄、名主、组头。町年寄受町奉行或代官之命传达政令，征收贡赋，管理市场等。名主、组头的职责是辅佐町年寄行使权力。可见，在幕藩城市中，尽管领主权相当强大，但部分民事、商务的管理权却委托富商中选任的町役人，说明战国时代自治城市影响的存在。
幕藩体制是一种相当于领主组合体的封建专制体制，“以德川将军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势力，与‘外样大名’为骨干的地方分权势力，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注：王家骅：《试论近代中国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内部历史原因》，载《日本史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也和领地的领属方式一样，既有幕府直领城市，如京都、大阪、长崎、骏府等，又有各藩领有的城市；各藩领有的城市既要听命于幕府将军，在制订政策时又有相对独立性；既取消了自治城市，又给富商一定的城市管理权。将军、大名和武士（除部分“乡士”外），几乎都住在城里，却向农民收缴以米为主的年贡，再将其换成货币，投入商品经济的消费渠道。可见，幕藩城市处于明显的自我矛盾之中，统治者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为了将其设计成维护封建制度的桥头堡；而那些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却使它成为较易于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化的顺风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