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熊伟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9年02期第87～90页
【作者简介】熊伟民 （1956-），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关 键 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文明/伦理/和平
中图分类号：K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529（1999）02-0087-04
199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日。与研究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闹场面比较，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显得十分的冷漠，看来，是应将其忘却了。但作为本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第一场浩劫，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启示，值得深思和总结。
一
当进入20世纪的钟声在大地敲响的时候，人类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历史稳步前进。生活的惯性，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进步、和平和繁荣的趋势，将伸展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没有理由对前途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整个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继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德国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广大亚非拉地区，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18 世纪晚期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800～1900年的一百年间，不仅英、法、德、美、俄、意等大国完成了用机器取代手工操作的过程，而且，像比利时、瑞典、荷兰、瑞士这样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也依样画葫芦，照搬英国经验，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由蒸汽机、煤和铁所构成的辉煌时代，即将让位于以电、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标志的更加辉煌的时代。
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结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社会其他方面也大踏步前进。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农奴制和封建从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清除；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逐步完善；行政部门和警察机关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严格的监督；酷刑已遭致普通的反对；婴儿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均寿命正在延长；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国家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
所有这些成就，加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中心——欧洲，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人类摆脱了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的那种谦卑态度，传统的信仰被一种普遍接受的科学思想进一步削弱，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和进步精神，激励着人类向新生活前进。
但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明的进步，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是一个退步。
财富的增长、教育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这些都没有使人性变得崇高和伟大，也没有带来人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平等、公正和正义，还只是理想家们宣传鼓动中的漂亮口号，更不用说成为国际交往中的被尊重的原则了；科学和技术成了文明进步的杠杆，但也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毁灭文明的手段；武器的改进和现代化，意味着战场上的厮杀将会更加残忍；所谓的文明民族和先进国家，利用它们在器物方面占据的优势，把战争、贫穷和死亡，强加于落后民族身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区别在于，有些国家把它作为公开的旗帜，有些国家则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由于力量的消长和从事殖民活动起步时间的迟早不同，对殖民地的分赃极不均匀。新兴的帝国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改变现状，而老牌的帝国则想维持现状。各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局势的变化，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两大对抗性的军事侵略集团，运用文明进步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准备着战争。
在20世纪初期欧美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兴起，其概念和解释，可以因时因地而大不相同。教育的发展和宣传家的鼓动，为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养料，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感情上的催化剂。在惯于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喧器，在被奴役和被统治的国家，它却是一种动员和组织民族力量的强有力的手段。中欧、东欧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愿望，同两大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侵略扩张纠缠在一起，形成逐渐走向武装冲突的潜能。东南欧斯拉夫人反对奥匈帝国统治，德国支持奥匈实行镇压，沙俄支持斯拉夫民族与奥匈对抗，法国支持俄国，英国支持法国，德国同法国是世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循环链条，不论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断裂，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从战争的策划、战略的部署到战场上的战斗，都是有理性的人的周密计划和安排。但战争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它是人类对自己的文明成就及生命本身有组织的摧毁。战争意味着屠杀，意味着流血。交战的双方，都力图迫使对手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为达此目的，从理论上讲，正如德国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正确指出的， 双方就会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虽然如此，自从文明社会将战争作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以来，战争的游戏，就受着一些伦理规范和原则的引导，尽管这些规范和原则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趁楚军过河之际发动进攻，也不趁楚军未列好阵势之际发动进攻，我们现代人大可以骂宋襄公为蠢猪，但他的行为，确实体现着当时人们崇尚的一种伦理规范。在西方，情形也差不多。中世纪，英法两国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而双方士兵“都曾彬彬有礼地相互邀请首先开火”（注：（瑞士）A.H.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53.）。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狡黠，战争伦理不断滑坡。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针对对方平民和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的进攻，仍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是一种懦弱和卑鄙的行为。现在，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战争变得特别的残忍、疯狂和野蛮，一种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凡被认为有利于打击和消灭对手的手段，都被使用出来。巧设的地雷阵，可以杀伤成连、成团、甚至成师的敌人；对于已无力反抗的敌人再捅上一刀子；平民和工商业城市成了互相袭击的主要目标。有毒武器是1899年海牙公约禁止使用的，德国也予以了认可，但为了打破战场上的僵局，1915年，德军毫无顾忌地将毒气投放在战场上。接着协约国以牙还牙，以毒气反击对手。战争伦理和国际公约，在效率原则的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战争回到了原始部落时期的野蛮状态。
宣传和舆论，是近代杰出的民主性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启蒙思想家正是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酷和腐败，唤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理性的意识，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种杰出的民主工具，被“正确地”运用于战争之中，各交战国都力图运用它来“激发所有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甚至非战斗人员的士气”（注：（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2.）。
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部落性本能”，是战时宣传的第一个目标。为了激发这种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撒旦和侵略者，而把自己变成和平使者，将本国从事的战争看作是替天行道，使每个公民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投入其中。回避这种责任和义务，被看作是一种背叛行为。这种宣传所煽动起来的“爱国”情绪，往往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引用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15年7月26日，英国《每日新闻》（Daily News ）报道：一个名叫理查德·查理·罗伯特的34岁的出租汽车司机，要求参军，但体检不合格而不能入伍。他周围的一些不知情的妇女，认为他是不尽自己的义务，逃避兵役，她们便在大街上嘲弄他，骂他为“懦夫”和“讨厌的东西”。罗伯特受到侮辱，引起心中忧虑，愤而自杀。新闻报道引述验尸官的话说，罗伯特是被“一群无知的妇女逼死的”（注：（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6.）。 那些被所谓的“爱国主义”宣传激励起来的人们，变成了用另一种方式杀人的偏执狂。
争取中立国的同情和支持，是战争宣传的第二个目标。在这方面，英国对美国所作的宣传颇为成功。英国宣传说：“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大大地激发了美国人民的仇恨，一种原始的疯狂与冲动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人提出，抓住德皇以后，要把他下滚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历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对这种歪曲性宣传所产生的魔力惊叹不已，指出：“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
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诚，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是战争宣传的第三个目标。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交战国还不兴到敌国去策动政变。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如果他鼓励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或是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革命，情况对他很可能比较有利，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普法战争中，俾斯麦也没有支持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来对抗凡尔赛政府。在过去的战争中，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改变对方政府，而只是要改变对方政府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就不同了。各国政府都力图到对方政府中寻找代理人，或是利用宣传手段使对方政府威风扫地，或精神崩溃，或制造政治动乱。德国政府不断鼓励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或是利用俄国移民中的急进分子到工厂和军队去制造矛盾。英、法、美则在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基础之上，配之以宣传上的攻势。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加上德军战场上的形势不妙，逐渐破坏了德国人在精神上进一步抵抗的决心，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英美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
值得指出的是，反对战争的工人政党，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了战争造成的危机，在工人、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主张变对外战争为国内战争，趁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俄国变成了现实，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策略手段，与各参战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宣传目的，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大大出乎各交战国政府的预料，它不是一次短暂的战争，交战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有的最终走向彻底崩溃。正如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布罗赫（ I.S.Bloch）在19世纪末期预料的，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工业的潜力，战争已变得持久和具有整体性了，战场上的决斗，变成了工厂、技术和资源的较量，军队的重要性退到了第二位。并且，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武器杀伤力的增强，将军和士兵变成了纯粹的屠杀机器和被屠杀的对象。
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飞机也第一次全面投入战争。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因使用时间不长而没有充分显示其性能，但的确预示着，在下一次战争中，作战样式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及其所提供的经验，才在20～30年代引起了军事理论的革命，出现了以意大利杜黑（Giulio Douhet ）为代表的“空军制胜论”，以英国富勒（J.C.Fuller）和利德尔－哈特（Basill Henry Liddle-Hart）为代表的“装甲作战理论”，以德国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为代表的“闪击战”理论，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面貌。在海上，由于航空母舰的使用，过去那种以战列舰大炮相互射击为特征的海战，让位于以舰载飞机作为主要打击力量的海上战斗。
战争的持久、野蛮，人员和物质财富方面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使人们大感惊异，彻底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情绪，西方进入了一个不肯定的时代，其前途和命运“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思考和焦虑的问题”。（注：刘昶。人心中的历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3.）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首先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 他以一个智者和思想家对人类关怀的高度责任感，在战争期间就写出了《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之路》，探讨一种建立公正、和平社会的基本构架及其可能性。也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德国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战争接近尾声的1918年7月，发表了一部“耸人听闻”的著作《西方的衰落》，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写作的用意及内心的忧伤。
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则与此相反。他们把大战的发生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穷途末日的标志，战争造成的危机给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以及亚非拉地区的反殖民地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统治形成猛烈冲击。
战争使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结构解体，德意志帝国被摧毁；奥匈帝国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土耳其的所有属地被剥夺，处在痛苦的呻吟之中；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寿终正寝，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正在占地球陆地1／6的土地上进行试验；英国的鲜血已流干；法国躺在手术台上。参战的重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不仅势力没有削弱，相反在战争中急剧膨胀起来。
战争中极富戏剧性的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人咬牙切齿，一些人兴高采烈，由此而引起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20世纪。不管人们对它的最终评价如何，20世纪的历史不讲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站到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确实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一惨痛经历而变得清醒和理智，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宽容和公正，他们仍然沿着老式的路数来思索和处理问题。在胜利者之间分赃，严厉惩罚失败者，并且把战争责任一起推到失败者身上，体现的完全是一种仇恨的心理和占有的欲望，因而和约不能带来和平，它仅仅只是20年的休战协议而已。
人类又站到了世纪之交的门槛边，尽情地享受着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繁荣。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世界性战乱了，和平与发展成了基本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兴和自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自我毁灭的手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较起来，不知发展和增强了多少倍，一旦丧失理智，把现有核武器库中的哪怕极小一部分投入到屠杀之中，其结局将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
收稿日期：1998-11-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9年02期第87～90页
【作者简介】熊伟民 （1956-），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 【内容提要】 | 19世纪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没有改变人的本性，也没有消除战争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合符逻辑的结果。工业主义的效率原则引导着人们，战争回到一种野蛮的原始状态，战争伦理不断滑坡。战争对世界政治格局和20世纪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另一方面，战争的教训并没有使人类变得理智和宽容。今天，人类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巨大威胁，维护和平应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首要目标。 |
1998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纪念日。与研究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热闹场面比较，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显得十分的冷漠，看来，是应将其忘却了。但作为本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第一场浩劫，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有益启示，值得深思和总结。
一
当进入20世纪的钟声在大地敲响的时候，人类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历史稳步前进。生活的惯性，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进步、和平和繁荣的趋势，将伸展到无限发展的未来，没有理由对前途抱怀疑和悲观的态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整个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继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德国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广大亚非拉地区，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18 世纪晚期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800～1900年的一百年间，不仅英、法、德、美、俄、意等大国完成了用机器取代手工操作的过程，而且，像比利时、瑞典、荷兰、瑞士这样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也依样画葫芦，照搬英国经验，采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由蒸汽机、煤和铁所构成的辉煌时代，即将让位于以电、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标志的更加辉煌的时代。
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结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社会其他方面也大踏步前进。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农奴制和封建从属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清除；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逐步完善；行政部门和警察机关受到社会舆论越来越严格的监督；酷刑已遭致普通的反对；婴儿死亡率不断降低，人均寿命正在延长；读书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国家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
所有这些成就，加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中心——欧洲，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人类摆脱了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的那种谦卑态度，传统的信仰被一种普遍接受的科学思想进一步削弱，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和进步精神，激励着人类向新生活前进。
但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明的进步，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是一个退步。
财富的增长、教育的发展、交往的扩大，这些都没有使人性变得崇高和伟大，也没有带来人们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平等、公正和正义，还只是理想家们宣传鼓动中的漂亮口号，更不用说成为国际交往中的被尊重的原则了；科学和技术成了文明进步的杠杆，但也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毁灭文明的手段；武器的改进和现代化，意味着战场上的厮杀将会更加残忍；所谓的文明民族和先进国家，利用它们在器物方面占据的优势，把战争、贫穷和死亡，强加于落后民族身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广泛地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区别在于，有些国家把它作为公开的旗帜，有些国家则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19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由于力量的消长和从事殖民活动起步时间的迟早不同，对殖民地的分赃极不均匀。新兴的帝国企图通过战争手段改变现状，而老牌的帝国则想维持现状。各列强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局势的变化，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两大对抗性的军事侵略集团，运用文明进步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准备着战争。
在20世纪初期欧美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兴起，其概念和解释，可以因时因地而大不相同。教育的发展和宣传家的鼓动，为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养料，使之逐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感情上的催化剂。在惯于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喧器，在被奴役和被统治的国家，它却是一种动员和组织民族力量的强有力的手段。中欧、东欧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愿望，同两大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侵略扩张纠缠在一起，形成逐渐走向武装冲突的潜能。东南欧斯拉夫人反对奥匈帝国统治，德国支持奥匈实行镇压，沙俄支持斯拉夫民族与奥匈对抗，法国支持俄国，英国支持法国，德国同法国是世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循环链条，不论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断裂，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从战争的策划、战略的部署到战场上的战斗，都是有理性的人的周密计划和安排。但战争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它是人类对自己的文明成就及生命本身有组织的摧毁。战争意味着屠杀，意味着流血。交战的双方，都力图迫使对手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为达此目的，从理论上讲，正如德国战争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正确指出的， 双方就会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注：（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虽然如此，自从文明社会将战争作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以来，战争的游戏，就受着一些伦理规范和原则的引导，尽管这些规范和原则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不趁楚军过河之际发动进攻，也不趁楚军未列好阵势之际发动进攻，我们现代人大可以骂宋襄公为蠢猪，但他的行为，确实体现着当时人们崇尚的一种伦理规范。在西方，情形也差不多。中世纪，英法两国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而双方士兵“都曾彬彬有礼地相互邀请首先开火”（注：（瑞士）A.H.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53.）。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变得越来越狡黠，战争伦理不断滑坡。但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针对对方平民和没有军事价值的城市的进攻，仍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是一种懦弱和卑鄙的行为。现在，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战争变得特别的残忍、疯狂和野蛮，一种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凡被认为有利于打击和消灭对手的手段，都被使用出来。巧设的地雷阵，可以杀伤成连、成团、甚至成师的敌人；对于已无力反抗的敌人再捅上一刀子；平民和工商业城市成了互相袭击的主要目标。有毒武器是1899年海牙公约禁止使用的，德国也予以了认可，但为了打破战场上的僵局，1915年，德军毫无顾忌地将毒气投放在战场上。接着协约国以牙还牙，以毒气反击对手。战争伦理和国际公约，在效率原则的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战争回到了原始部落时期的野蛮状态。
宣传和舆论，是近代杰出的民主性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启蒙思想家正是利用宣传舆论工具，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酷和腐败，唤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理性的意识，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这种杰出的民主工具，被“正确地”运用于战争之中，各交战国都力图运用它来“激发所有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甚至非战斗人员的士气”（注：（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2.）。
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部落性本能”，是战时宣传的第一个目标。为了激发这种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撒旦和侵略者，而把自己变成和平使者，将本国从事的战争看作是替天行道，使每个公民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投入其中。回避这种责任和义务，被看作是一种背叛行为。这种宣传所煽动起来的“爱国”情绪，往往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引用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15年7月26日，英国《每日新闻》（Daily News ）报道：一个名叫理查德·查理·罗伯特的34岁的出租汽车司机，要求参军，但体检不合格而不能入伍。他周围的一些不知情的妇女，认为他是不尽自己的义务，逃避兵役，她们便在大街上嘲弄他，骂他为“懦夫”和“讨厌的东西”。罗伯特受到侮辱，引起心中忧虑，愤而自杀。新闻报道引述验尸官的话说，罗伯特是被“一群无知的妇女逼死的”（注：（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6.）。 那些被所谓的“爱国主义”宣传激励起来的人们，变成了用另一种方式杀人的偏执狂。
争取中立国的同情和支持，是战争宣传的第二个目标。在这方面，英国对美国所作的宣传颇为成功。英国宣传说：“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大大地激发了美国人民的仇恨，一种原始的疯狂与冲动控制着人们的心灵。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人提出，抓住德皇以后，要把他下滚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历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对这种歪曲性宣传所产生的魔力惊叹不已，指出：“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
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诚，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是战争宣传的第三个目标。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交战国还不兴到敌国去策动政变。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如果他鼓励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或是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革命，情况对他很可能比较有利，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普法战争中，俾斯麦也没有支持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来对抗凡尔赛政府。在过去的战争中，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改变对方政府，而只是要改变对方政府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就不同了。各国政府都力图到对方政府中寻找代理人，或是利用宣传手段使对方政府威风扫地，或精神崩溃，或制造政治动乱。德国政府不断鼓励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或是利用俄国移民中的急进分子到工厂和军队去制造矛盾。英、法、美则在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基础之上，配之以宣传上的攻势。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加上德军战场上的形势不妙，逐渐破坏了德国人在精神上进一步抵抗的决心，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英美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注：（英）J.C.富勒，战争指导[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67、168、168168－169.）
值得指出的是，反对战争的工人政党，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利用了战争造成的危机，在工人、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主张变对外战争为国内战争，趁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在俄国变成了现实，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策略手段，与各参战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宣传目的，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大大出乎各交战国政府的预料，它不是一次短暂的战争，交战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有的最终走向彻底崩溃。正如波兰籍银行家兼经济学家布罗赫（ I.S.Bloch）在19世纪末期预料的，由于文明的进步和工业的潜力，战争已变得持久和具有整体性了，战场上的决斗，变成了工厂、技术和资源的较量，军队的重要性退到了第二位。并且，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武器杀伤力的增强，将军和士兵变成了纯粹的屠杀机器和被屠杀的对象。
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场上第一次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飞机也第一次全面投入战争。这些新的武器装备，因使用时间不长而没有充分显示其性能，但的确预示着，在下一次战争中，作战样式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及其所提供的经验，才在20～30年代引起了军事理论的革命，出现了以意大利杜黑（Giulio Douhet ）为代表的“空军制胜论”，以英国富勒（J.C.Fuller）和利德尔－哈特（Basill Henry Liddle-Hart）为代表的“装甲作战理论”，以德国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为代表的“闪击战”理论，这些理论不同程度地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极大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面貌。在海上，由于航空母舰的使用，过去那种以战列舰大炮相互射击为特征的海战，让位于以舰载飞机作为主要打击力量的海上战斗。
战争的持久、野蛮，人员和物质财富方面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使人们大感惊异，彻底打破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情绪，西方进入了一个不肯定的时代，其前途和命运“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思考和焦虑的问题”。（注：刘昶。人心中的历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3.）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首先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 他以一个智者和思想家对人类关怀的高度责任感，在战争期间就写出了《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之路》，探讨一种建立公正、和平社会的基本构架及其可能性。也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德国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战争接近尾声的1918年7月，发表了一部“耸人听闻”的著作《西方的衰落》，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写作的用意及内心的忧伤。
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则与此相反。他们把大战的发生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穷途末日的标志，战争造成的危机给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以及亚非拉地区的反殖民地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统治形成猛烈冲击。
战争使欧洲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结构解体，德意志帝国被摧毁；奥匈帝国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土耳其的所有属地被剥夺，处在痛苦的呻吟之中；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寿终正寝，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正在占地球陆地1／6的土地上进行试验；英国的鲜血已流干；法国躺在手术台上。参战的重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不仅势力没有削弱，相反在战争中急剧膨胀起来。
战争中极富戏剧性的事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人咬牙切齿，一些人兴高采烈，由此而引起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20世纪。不管人们对它的最终评价如何，20世纪的历史不讲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站到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确实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一惨痛经历而变得清醒和理智，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宽容和公正，他们仍然沿着老式的路数来思索和处理问题。在胜利者之间分赃，严厉惩罚失败者，并且把战争责任一起推到失败者身上，体现的完全是一种仇恨的心理和占有的欲望，因而和约不能带来和平，它仅仅只是20年的休战协议而已。
人类又站到了世纪之交的门槛边，尽情地享受着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繁荣。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世界性战乱了，和平与发展成了基本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兴和自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自我毁灭的手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较起来，不知发展和增强了多少倍，一旦丧失理智，把现有核武器库中的哪怕极小一部分投入到屠杀之中，其结局将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
收稿日期：199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