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巴尔干百年失眠之地
尹海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北京青年报》1999年0514期第⒆页
【作者简介】尹海涛 北京大学
在外族的侵略和控制下，斯拉夫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独立要求从未中断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的眼中，巴尔干地区永远都是一条东西方界限模糊、归属不明的灰色地带
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道，是欧洲经地中海、红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俄罗斯经黑海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像把铁锁控制着黑海到地中海的门户，使欧亚两洲隔水相望，近在咫尺。
南部斯拉夫民族在七世纪迁入这块土地之后，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古式的小国，但是斯拉夫人民独立发展的历程只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即告终结。
首先是十一世纪奥匈帝国吞并克罗地亚，接着，土耳其凭借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开始了对塞尔维亚长达500年的统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奥斯曼土耳其衰落的同时，英、法、俄、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阶段，乘机插手巴尔干。
1878年6月的《柏林条约》，尽管承认了一些巴尔干国家的独立， 但其实质仍然是俄、英、奥等国家对土尔其原有势力范围的瓜分。以此为基础，二十世纪初期，巴尔干诸国分别成为“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最前沿阵地。
一战之后，巴尔干地区继续扮演着欧洲晴雨表的角色。“巴尔干协约国”和匈牙利、保加利亚的对立，实际上就是英法与德意之间对立的表现。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的铁蹄很快踏遍整个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此遭受法西斯统治直至德国战败。
1804年和1813 年， 塞尔维亚人民通过两次起义， 赢得自治权； 1818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借俄土战争之机获得独立；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终结了土耳其的统治。
二战中，铁托领导的民族解放军与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英国学者辛格尔顿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使人惊叹的英雄主义”的历史。二战之后，铁托的自治和不结盟的许多政治信条终于或至少在短时期内使斯拉夫人的“伊利里亚”之梦成为现实。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俄罗斯的眼中，巴尔干地区永远都是一条东西方界限模糊、归属不明的灰色地带。而北约插入1991年的波黑内战和今天的科索沃危机，其目的也无疑是要将北约的势力继续东扩。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由于宗教的原因分裂为东西两部
二战后，铁托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和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前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
尽管外来势力干涉对巴尔干纷争的催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那毕竟只能作为外因而存在。而真正起作用的内因则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
尽管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几乎全部从属于斯拉夫民族，但是由宗教以及外来占有者“分治”政策所造成的民族裂痕，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演愈烈，一再酝酿流血冲突。为了清晰地了解这一裂痕，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更远的三世纪。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由于宗教的原因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分界线将巴尔干半岛一分而二，西北部属于罗马帝国，东南部属于东罗马帝国，所以迁往此地的南部斯拉夫人也自然地分为两部分。到达巴尔干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而到达东南部的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则成了东正教徒，使用基里尔字母。
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为了维护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实行的“分治”政策，以及他们之间争夺领土的地区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裂痕。以土耳其为例，它对塞尔维亚族则采取了“宗教分化”的政策。他们不满于塞族信奉东正教，于是便采用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要求并诱导信徒改奉穆斯林教，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得许多塞族人（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地区）改信穆斯林教。现今波黑境内的穆斯林族大多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
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还分别将自己统治下的塞族和克族人民当成自己攻防的“炮灰”。炮灰不仅大大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且产生了许多遗留至今的民族问题，如今天的科索沃危机，祸根即植于那时。
1683年，奥匈帝国在反击土耳其帝国成功并“解放”塞尔维亚之后不久，北撤多瑙河以北。大批塞尔维亚人害怕土耳其军队的报复，纷纷随军北迁至匈牙利境内居住。塞族北迁之后，大批阿尔巴尼亚人迁入了塞族人原来居住的地区。
如果说土、奥统治造成的只是民族裂痕的话，那么，二战期间的种族屠戮造成的却是难以弥合的民族仇恨。就在各族互相残杀的同时，德国侵略者还进一步火上浇油，从中煽动，使其各民族间积下很深的冤仇。
二战后，铁托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和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以及身处两大阵营夹缝之间的生存危机，使前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成为“潜流”。铁托逝世、前苏联解体之后，这一“潜流”逐渐表层化，终于酿成了1991年6 月开始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第一场热战——南斯拉夫内战。战争的结果使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塞、克、 穆族之间的纷争告一段落，却为科索沃问题埋下伏笔。
前南内战毫无疑问地刺激了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倾向， 占科索沃90%人口的阿族人要求自治和独立，而塞尔维亚人又决不会轻易舍弃他们十分珍爱的领土。早在南内战初期，观察家们即把科索沃称为巴尔干的“定时炸弹”，今天，这颗炸弹终于爆发，并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乎癫狂的干涉而愈发难以收拾。
当一个人迷失在森林中时，他要探寻的首要问题，即是“我在哪儿”
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使巴尔干成为历史上任一具有霸权主义野心的国家或军事集团觊觎的目标，再加上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千年的民族积怨，使得巴尔干的历史充满了血雨腥风。“人类创世纪的伊甸园”此时已变成“欧洲的火药桶”，渴望安居乐业的南部斯拉夫人后裔仍然背负着祖先的梦想惶惑在历史长廊之中。
在巴尔干经历的战争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巴尔干人民抗击外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另一类则是巴尔干内部各族因民族纷争和领土冲突而发生的战争。
当没有外来的生存压力或者外来干涉以间接、互利的方式出现时，战争往往以后一种形态出现。反之，与外部的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则相应地退居其次。
在巴尔干历史的战争中，二十世纪以前抗击土耳其入侵的民族独立战争、1912年发生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二战期间反击德意法西斯统治的战争都属于前一种类型。而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一战中的巴尔干诸国的战争以及1991年的南斯拉夫内战和今天的科索沃危机，都属于后一种类型。
然而，这两类战争不能截然分开。外来势力为了加强自己统治而实施的民族“分化”政策无一不为独立后的巴尔干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是诱发第二类战争的主要原因。而后一类战争之中，单纯的民族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大多都是大国插手巴尔干的隐形形式。
在几乎每一次巴尔干冲突中，大国们都表现出高度的兴奋和极大的热情，甚至以“热战”的形式直接介入，恐怕不是一句简单的“维护人权”所能敷衍的。
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当一个人迷失在森林中时，他要探寻的首要问题，即是“我在哪儿”。“我在哪儿”的问题并不重要，他希冀得到的只是能够走出森林的指引。诺齐克曾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大抵如此。所以，这里我们对巴尔干历史的回眸，与其说是追索历史的沧桑，不如说是对现时的冷峻思索和对未来的深刻关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北京青年报》1999年0514期第⒆页
【作者简介】尹海涛 北京大学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的眼中，巴尔干地区永远都是一条东西方界限模糊、归属不明的灰色地带
巴尔干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道，是欧洲经地中海、红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以及俄罗斯经黑海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像把铁锁控制着黑海到地中海的门户，使欧亚两洲隔水相望，近在咫尺。
南部斯拉夫民族在七世纪迁入这块土地之后，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古式的小国，但是斯拉夫人民独立发展的历程只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即告终结。
首先是十一世纪奥匈帝国吞并克罗地亚，接着，土耳其凭借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开始了对塞尔维亚长达500年的统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奥斯曼土耳其衰落的同时，英、法、俄、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阶段，乘机插手巴尔干。
1878年6月的《柏林条约》，尽管承认了一些巴尔干国家的独立， 但其实质仍然是俄、英、奥等国家对土尔其原有势力范围的瓜分。以此为基础，二十世纪初期，巴尔干诸国分别成为“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最前沿阵地。
一战之后，巴尔干地区继续扮演着欧洲晴雨表的角色。“巴尔干协约国”和匈牙利、保加利亚的对立，实际上就是英法与德意之间对立的表现。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的铁蹄很快踏遍整个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此遭受法西斯统治直至德国战败。
1804年和1813 年， 塞尔维亚人民通过两次起义， 赢得自治权； 1818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借俄土战争之机获得独立；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终结了土耳其的统治。
二战中，铁托领导的民族解放军与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英国学者辛格尔顿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使人惊叹的英雄主义”的历史。二战之后，铁托的自治和不结盟的许多政治信条终于或至少在短时期内使斯拉夫人的“伊利里亚”之梦成为现实。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俄罗斯的眼中，巴尔干地区永远都是一条东西方界限模糊、归属不明的灰色地带。而北约插入1991年的波黑内战和今天的科索沃危机，其目的也无疑是要将北约的势力继续东扩。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由于宗教的原因分裂为东西两部
二战后，铁托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和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前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
尽管外来势力干涉对巴尔干纷争的催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那毕竟只能作为外因而存在。而真正起作用的内因则是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
尽管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几乎全部从属于斯拉夫民族，但是由宗教以及外来占有者“分治”政策所造成的民族裂痕，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演愈烈，一再酝酿流血冲突。为了清晰地了解这一裂痕，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更远的三世纪。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由于宗教的原因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分界线将巴尔干半岛一分而二，西北部属于罗马帝国，东南部属于东罗马帝国，所以迁往此地的南部斯拉夫人也自然地分为两部分。到达巴尔干西北部的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而到达东南部的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则成了东正教徒，使用基里尔字母。
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为了维护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实行的“分治”政策，以及他们之间争夺领土的地区冲突进一步加深了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裂痕。以土耳其为例，它对塞尔维亚族则采取了“宗教分化”的政策。他们不满于塞族信奉东正教，于是便采用各种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要求并诱导信徒改奉穆斯林教，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使得许多塞族人（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地区）改信穆斯林教。现今波黑境内的穆斯林族大多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
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还分别将自己统治下的塞族和克族人民当成自己攻防的“炮灰”。炮灰不仅大大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且产生了许多遗留至今的民族问题，如今天的科索沃危机，祸根即植于那时。
1683年，奥匈帝国在反击土耳其帝国成功并“解放”塞尔维亚之后不久，北撤多瑙河以北。大批塞尔维亚人害怕土耳其军队的报复，纷纷随军北迁至匈牙利境内居住。塞族北迁之后，大批阿尔巴尼亚人迁入了塞族人原来居住的地区。
如果说土、奥统治造成的只是民族裂痕的话，那么，二战期间的种族屠戮造成的却是难以弥合的民族仇恨。就在各族互相残杀的同时，德国侵略者还进一步火上浇油，从中煽动，使其各民族间积下很深的冤仇。
二战后，铁托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和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以及身处两大阵营夹缝之间的生存危机，使前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成为“潜流”。铁托逝世、前苏联解体之后，这一“潜流”逐渐表层化，终于酿成了1991年6 月开始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第一场热战——南斯拉夫内战。战争的结果使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塞、克、 穆族之间的纷争告一段落，却为科索沃问题埋下伏笔。
前南内战毫无疑问地刺激了科索沃阿族人的独立倾向， 占科索沃90%人口的阿族人要求自治和独立，而塞尔维亚人又决不会轻易舍弃他们十分珍爱的领土。早在南内战初期，观察家们即把科索沃称为巴尔干的“定时炸弹”，今天，这颗炸弹终于爆发，并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乎癫狂的干涉而愈发难以收拾。
当一个人迷失在森林中时，他要探寻的首要问题，即是“我在哪儿”
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位置使巴尔干成为历史上任一具有霸权主义野心的国家或军事集团觊觎的目标，再加上巴尔干地区复杂的民族构成和千年的民族积怨，使得巴尔干的历史充满了血雨腥风。“人类创世纪的伊甸园”此时已变成“欧洲的火药桶”，渴望安居乐业的南部斯拉夫人后裔仍然背负着祖先的梦想惶惑在历史长廊之中。
在巴尔干经历的战争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巴尔干人民抗击外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另一类则是巴尔干内部各族因民族纷争和领土冲突而发生的战争。
当没有外来的生存压力或者外来干涉以间接、互利的方式出现时，战争往往以后一种形态出现。反之，与外部的矛盾就会上升为主要矛盾，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则相应地退居其次。
在巴尔干历史的战争中，二十世纪以前抗击土耳其入侵的民族独立战争、1912年发生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二战期间反击德意法西斯统治的战争都属于前一种类型。而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一战中的巴尔干诸国的战争以及1991年的南斯拉夫内战和今天的科索沃危机，都属于后一种类型。
然而，这两类战争不能截然分开。外来势力为了加强自己统治而实施的民族“分化”政策无一不为独立后的巴尔干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是诱发第二类战争的主要原因。而后一类战争之中，单纯的民族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大多都是大国插手巴尔干的隐形形式。
在几乎每一次巴尔干冲突中，大国们都表现出高度的兴奋和极大的热情，甚至以“热战”的形式直接介入，恐怕不是一句简单的“维护人权”所能敷衍的。
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当一个人迷失在森林中时，他要探寻的首要问题，即是“我在哪儿”。“我在哪儿”的问题并不重要，他希冀得到的只是能够走出森林的指引。诺齐克曾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大抵如此。所以，这里我们对巴尔干历史的回眸，与其说是追索历史的沧桑，不如说是对现时的冷峻思索和对未来的深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