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贝利亚与1953年苏联政策变更尝试
时殷弘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02期第45～48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尝试/改革/贝利亚/苏联
从1948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 年1月的“医生阴谋案”，这一系列异常惊人的事件突出地表明，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增长，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非斯大林化”。（注：罗伯特·C ·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第190页，纽约1971年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包括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和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从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着手来修改苏联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实行旨在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新方针”，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等等。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性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做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病态的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首要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要不要革除弊端以及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来主导革除弊端，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声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之争彼此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尤其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其间的基本机制大致是：“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大有希望巩固其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搞非斯大林化，特别是在抑制秘密警察、实行大赦、废除恐怖和谴责民怨载道的斯大林等方面。在此派系利益由于规定了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罗伯特·C ·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第199页，纽约1971年版。）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层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利用“列宁格勒案”，铲除了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盛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不仅马林科夫在“列宁格勒案”以后三年多里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友情”（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第203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容易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影响尤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2页，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斯大林去世当夜，核心圈子（苏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1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已有的优势加上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忌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88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事实上，他搞明格列尔事件的初衷，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用意。（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 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当然，对他来说，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同事们，连赫鲁晓夫在内，都想脱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把这个过程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走的更远。”（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3月24日， 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文件，导致了三天后宣布的局部大赦，即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由于这项举措施，近100万人获得自由， 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依然身陷囹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这据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著述断定，这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以维护秩序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注：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佐勒·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掌权岁月》第9页，纽约1975年版； 阿朱别依《赫鲁晓夫执政十年》（中译本）第74—75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种解释大概较为可信，但将此作为贝利亚此举的唯一甚或首要动机未免失之偏颇。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月5日宣布，所谓以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5页。）“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公认系贝利亚所为。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此案被推翻是30年代往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包藏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罪恶，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罪恶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几乎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7—18页；沃尔夫冈·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5—66页，纽约1962年版。）不仅如此，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保安体制的最初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主要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建设单位”即专业劳役营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巨大的古拉格群岛劳役营转交给司法部，仅保留关押特别“政治犯”和战俘的集中营，并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及其审判庭的权力。（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186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不管其个人报复心或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他们的肖像。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特别房间里阅读。（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5—186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月27 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几年里每天每页平均40—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月初起难得再提其名。 （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71页。）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注：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64页，纽约州加登1984年版。）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医生阴谋案”平反后仅5天， 苏共中央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并批判其民族政策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多影响。（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7—68页；奈特《贝利亚》第188—190页。）或许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或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改革史上少有可比及者。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倒是正确的”，尽管是别有用心。（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就有著述推断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新对外政策的动力直接来自贝利亚。事实上，他后来被指控为自作主张，并通过内务部贯彻（对外）政策，甚至试图安排同铁托的秘密会谈来讨论苏南接近”（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奈特《贝利亚》第186页。）。 他所作的最具政治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变更尝试，是在东德推行经济“新方针”，甚而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像后来他被指控的那样“牺牲东德”。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据称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在莫洛托夫反对下才改为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参加会议的未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回忆，莫洛托夫等人在会上曾批评贝利亚不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存在。（注：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第316页，伦敦1989年版。）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 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改变东德领导，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工人党内“改革派”扳倒倾向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0—71页；奈特《贝利亚》第192页。）统一工人党中央于6月9日决定实行一系列政策变动，但与苏联建议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让步，结果引发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怀柔对待，未同意东德领导所提立即出动苏军镇压的请求。（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71页。）鉴于1950年起苏联始终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独立存在许多的困难，（注：亚当·乌拉姆《扩张和共处——1917至1973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版第507—509页，纽约1974年版；贝尼特·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第54—55页，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并非空穴来风，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能通过谈判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的突破口。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主要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民族成分的更替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严重不满和猜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在此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据晚近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如此总结了贝利亚的改革尝试：
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像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战略后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纳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贝利亚在推动变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成的破坏稳定的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93—194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只要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政治动机和利益，并且对上述论断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准确界定和批判性理解，便可以判断这番总结是大致不错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02期第45～48页
【作者简介】时殷弘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的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出现了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政策变更。晚近才解密并被利用的有关档案文件肯定了先前少数西方学者的一项推测，即贝利亚是这些具有重要革新意义的调整和改革举措的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出于为维持苏联政权生存而缓解社会紧张的大局考虑，加上巩固和加强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优势这一个人利益的驱动，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怨恨，贝利亚发动了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着手实行国家保安体制的初步改革，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为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苏联对外政策的修改，其中包括在东德推行经济“新方针”，甚至可能试探以德国中立化为条件放弃东德的独立存在。事态发展很快证明，关于东德的这一变更尝试是导致他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一个关键因素。 |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性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做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病态的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首要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要不要革除弊端以及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来主导革除弊端，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声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之争彼此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尤其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其间的基本机制大致是：“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大有希望巩固其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搞非斯大林化，特别是在抑制秘密警察、实行大赦、废除恐怖和谴责民怨载道的斯大林等方面。在此派系利益由于规定了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罗伯特·C ·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第199页，纽约1971年版。）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层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利用“列宁格勒案”，铲除了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盛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不仅马林科夫在“列宁格勒案”以后三年多里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友情”（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第203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容易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影响尤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2页，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斯大林去世当夜，核心圈子（苏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1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已有的优势加上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忌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88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事实上，他搞明格列尔事件的初衷，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用意。（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 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当然，对他来说，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同事们，连赫鲁晓夫在内，都想脱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把这个过程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走的更远。”（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3月24日， 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文件，导致了三天后宣布的局部大赦，即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由于这项举措施，近100万人获得自由， 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依然身陷囹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这据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著述断定，这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以维护秩序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注：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佐勒·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掌权岁月》第9页，纽约1975年版； 阿朱别依《赫鲁晓夫执政十年》（中译本）第74—75页，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种解释大概较为可信，但将此作为贝利亚此举的唯一甚或首要动机未免失之偏颇。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月5日宣布，所谓以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5页。）“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公认系贝利亚所为。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此案被推翻是30年代往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包藏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罪恶，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罪恶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几乎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7—18页；沃尔夫冈·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5—66页，纽约1962年版。）不仅如此，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保安体制的最初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主要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建设单位”即专业劳役营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巨大的古拉格群岛劳役营转交给司法部，仅保留关押特别“政治犯”和战俘的集中营，并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及其审判庭的权力。（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186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不管其个人报复心或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他们的肖像。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特别房间里阅读。（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5—186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月27 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几年里每天每页平均40—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月初起难得再提其名。 （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71页。）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注：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第64页，纽约州加登1984年版。）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医生阴谋案”平反后仅5天， 苏共中央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并批判其民族政策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多影响。（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7—68页；奈特《贝利亚》第188—190页。）或许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或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改革史上少有可比及者。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倒是正确的”，尽管是别有用心。（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就有著述推断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新对外政策的动力直接来自贝利亚。事实上，他后来被指控为自作主张，并通过内务部贯彻（对外）政策，甚至试图安排同铁托的秘密会谈来讨论苏南接近”（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奈特《贝利亚》第186页。）。 他所作的最具政治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变更尝试，是在东德推行经济“新方针”，甚而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像后来他被指控的那样“牺牲东德”。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据称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在莫洛托夫反对下才改为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参加会议的未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回忆，莫洛托夫等人在会上曾批评贝利亚不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存在。（注：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第316页，伦敦1989年版。）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 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改变东德领导，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工人党内“改革派”扳倒倾向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0—71页；奈特《贝利亚》第192页。）统一工人党中央于6月9日决定实行一系列政策变动，但与苏联建议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让步，结果引发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怀柔对待，未同意东德领导所提立即出动苏军镇压的请求。（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71页。）鉴于1950年起苏联始终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独立存在许多的困难，（注：亚当·乌拉姆《扩张和共处——1917至1973年的苏联对外政策》第2版第507—509页，纽约1974年版；贝尼特·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第54—55页，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并非空穴来风，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能通过谈判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的突破口。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行为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主要在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民族成分的更替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严重不满和猜疑。（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在此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据晚近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如此总结了贝利亚的改革尝试：
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像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战略后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纳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贝利亚在推动变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成的破坏稳定的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93—194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只要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政治动机和利益，并且对上述论断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准确界定和批判性理解，便可以判断这番总结是大致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