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非洲的族际冲突
包茂宏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78～86页
【作者简介】包茂宏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北京100871
冷战结束后，族际冲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问题。“从南非各城市的边缘地带到斯里兰卡海岸，从科索沃的山谷到巴斯克山区，武器的铿锵声已经发出。”“族际冲突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政治问题。民族自决的教义作为20世纪的典型诉求之一，将成为21世纪的咒语。”（注：曼·科恩克：《世界很可能面临一个打内战的世纪》，德国《世界报》(Die Welt)，1993年1月11日。关于族际冲突与人类历史的前景，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预测。科恩克指出，全世界有3000多个民族在争取独立。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预言，世界上的国家今后几十年将增至400个左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冷战后的族际冲突主要由文化差异引起，伊斯兰教和儒教对西方最具威胁。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激烈而又持久的争论。）非洲自独立以来多次发生族际冲突。进入90年代后，约4/5国家发生或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族际冲突。本文着重从整体上探讨非洲族际冲突的特点及其后果、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能对深化认识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有所助益。
一
与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它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非洲族际冲突可分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次，其内容也相当广泛。因为，“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远比其他大洲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混乱。”（注：科林·勒古姆：《八十年代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在苏丹，是阿拉伯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进行了21年内战。在索马里，族际冲突越来越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争斗。原总统西亚德属达鲁德族中的马列汉小部族，因仇视他族致使1981年爆发内战。1991年1月26日，哈威伊族的“索马里联合大会”的武装力量攻克总统府，结束了西亚德长达21年的统治。临时政府总统迈赫迪和议长艾迪德同属哈威伊族，但迈赫迪出身于阿巴加尔氏族，艾迪德来自哈巴杰迪尔氏族，两派互相攻歼，屡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激战不休。不同国家的族体也提出不同要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和祖鲁人、苏丹南部的黑人各族要求充分自治，实行联邦制。多数国家的部族要求分享权力，实现充分参政。肯尼亚和扎伊尔在野部族要求民主、自由和部族平等，要求实现多党民主制。
非洲族际冲突相当复杂。因为，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相反，非洲在独立时“没有继承一个民族，继承的只是一个由于殖民化而人为产生的国家”（注：转引自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洲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第47页。）。黑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部族社会或从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过渡的进程中。部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宗教、政党、军队、地方分立主义等相互交织，盘根错节。非洲族际冲突一旦爆发，便相当残酷，迟迟不能平息。安哥拉的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进行了长达19年的内战，死于战乱的人达50余万。据联合国估计，安哥拉现仍留有地雷900万颗、索马里有100万颗，莫桑比克和西撒哈拉各有100至200万颗（注：O.费利：《非洲的冲突》(Oliver Furley,Conflict in Africa)，纽约1995年版，第308页。）。卢旺达的部族大仇杀是“本世纪人类最大一场浩劫”。这个总人口750万的国家竟有50-100万人在冲突中死亡（注：H.舒林：《一个民族逃离自己的家园——卢旺达的战争和族际大屠杀》(Hildegard Schuring,Ein Vok Verlasst Sein Land-Krieg und Vo lkermord in Ruanda)，科隆1994年版，第7页。）。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倒退，是毫无意义、没有目标的屠杀。5”
频繁发生的族际冲突导致非洲族际心理集体失衡，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难民问题严重。长期的仇杀使对立各族形成自我封闭、敌视他族，为了独占权力和财富而与他族不共戴天的仇外情绪，进而发展成不消灭他族就无法保全我族的集体变态心理。布隆迪的部族仇杀不是一般的内战，而是普通老百姓对异族的集体屠杀。卢旺达的部族仇杀是有意识的集体犯罪。“人们都是罪犯，又都是无辜者。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仇恨和暴力”。基加利约30%的人感染艾滋病（注：R.霍夫迈尔：《1994年非洲年鉴》(Rolf Hofmeier,Afrika Jahrbuch 1994)，奥普拉登1995年版，第33页。）。本来就很脆弱的共同心理一旦发生分裂，部族分野就会加大。索马里是非洲少有的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所有各族同属索马里族，同操索马里语，同是逊尼派穆斯林，现代索马里民族正在形成。然而，内战使民族过程不进反退，氏族冲突沉渣泛起，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在1952-1985年共发生241次军事政变，1989-1993年发生35次。1990-1994年非洲先后爆发24次国内战争。“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国中的14个”（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正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所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暴力冲突最严重和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3年10月13日。）。大量居民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在全世界2300万难民中，非洲占51.3%，达到1180万。卢旺达有200万人逃亡邻国，200万人流离失所。布隆迪有80万人论为难民，100万人流离失所。莫桑比克逃亡邻国的为1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达290万（R.霍夫迈尔和V.玛蒂斯：《非洲被遗忘的战争》(Rolf Hofmeier und Volker Matthies,Vergessene Kriege in Afrika)，拉莫失1992年版，第113页。）。难民营里常常缺粮少水，疾病流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难以实施，不是物资遭劫，就是工作人员生命受到威胁。仅1994年，卢旺达就有数十万难民死亡，惨不忍睹。
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严重影响了非洲经济发展，造成有些国家经济崩溃。扎伊尔内战估计造成经济损失20-30亿美元。乍得内战造成人均收入由1975年的120美元降到1991年的80美元，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非洲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为-0.5%，跌入谷底。非洲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为减少。相反，外债却直线上升。1989年为2500亿美元，1993年为3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6%，1995年达3220亿美元，是当年出口总收入的2.5倍。在世界36个重债国中，非洲占28个。族际冲突还造成田园荒芜，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88个低收入缺粮国中，非洲占44个。
频繁的族际冲突引发了地区冲突或使冲突国际化。非洲现有跨界民族135个（葛公尚：《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32页。），大部分都能尊重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但也有一部分或奉行地区民族扩张主义，或奉行民族统一主义，把国内族际冲突激化为地区性问题，甚至招致国际力量介入，使之复杂化。扎伊尔东部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内战的继续。扎伊尔政府支持胡图族反对这两国政府，这两国政府支持图西族反对扎伊尔政府。卡比拉得到乌干达和美国的支持，蒙布托受到法国、加蓬、刚果等国的支持。索马里人分布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肯尼亚。为实现民族统一，索马里分别与三个邻国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战争。索马里内战爆发后，国内各族与邻国相互勾结，使非洲之角成为“最危险的火药桶”。
总之，复杂、惨烈、多发的族际冲突使非洲正常发展进程出现严重断裂，象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即使以后出现最好情况，消除部族仇恨尚需几代人的时间，……5、6年后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二
造成非洲发生大规模族际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本国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既有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族际对立情绪的发酵，也有当前政府政策失误的引爆。
族际冲突在非洲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非洲古代国家形成时，就存在着血腥的部落兼并战争。这本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正常现象，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但在非洲，这一过程却由于殖民主义入侵而变质，固有的族际差异和矛盾演变为今日阻碍非洲发展的族际冲突。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和富拉尼人相互融合形成豪萨—富拉尼人。在融合过程中，与西部的约鲁巴人和东部的伊博人多次发生战争。英国殖民入侵后，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致使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北区落后但收税多，南区先进却补贴多。在政治上，“以黑制黑”，大量征用南方人在北方政府中任职，引起北方人强烈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行“非殖民化计划”，允许成立议会，成立以三大族为基础的三大政党，即豪萨—富拉尼人的“北方人民大会党”、约鲁巴人的“行动派”和伊博人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公民会议”，三党为各自族体利益激烈斗争。殖民者的做法为日后的族际冲突和内战埋下定时炸弹，殖民主义是今日非洲族际冲突的罪魁祸首。
当局的政策失误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苏丹南北冲突再起就是因为政府“重北轻南”。当南方发现石油后，政府决定南油北运，到北方去提炼加工；政府还把南方自治区分解为三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收回了自治权，甚至还派北方军队驻扎南方，向南方推行“伊斯兰法”，改税制为伊斯兰教的“天课”。这些做法激起北、南双方民族感情上的严重对立。扎伊尔的蒙布托自1965年12月25日发动政变登上总统宝座后，不但在军队中故意制造部族矛盾，使之互相牵制；还组建全由本族即班加拉族子弟组成的强大的总统卫队，与政府军互相戒备。在党政方面，他极力提拔本族亲信，排斥异己。在地方行政中，他故意使各族互相残杀，自己坐收渔利。扎伊尔的族际冲突是蒙布托有意利用部族矛盾的必然结果。
吹遍非洲的多党民主风潮是族际冲突再起的催化剂。非洲国家独立时，一般都从殖民宗主国继承了多党议会制。但好景不长，便纷纷改行一党制。到1989年，非洲实行真正多党制的仅3个国家，实行军人统治和一党制的达47个。到1994年，非洲53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已达48个。为什么短短5年时间，非洲的政治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内因是长达30多年的一党制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相反，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官僚贪污堕落。据瑞士报纸透露，蒙布托在瑞士银行的资产高达40亿美元。他曾自豪地炫耀自己“是世界第四大富豪”。与他的富甲天下相比，老百姓是民不聊生。人均收入不及150美元，通货膨胀率1992年达8372%（注：H.格里克曼：《非洲的族际冲突和民主》(Harvey Glickman,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Africa)，亚特兰大1995年版，第369页。）。面对如此境况，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腐败的政府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看到一些人惊夺我们的经济果实，将数百万元存入银行，人民要求在他们被统治时有发言权”。正在老百姓忍无可忍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易帜，冷战结束。“改革”和“民主”浪潮汹涌而来。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迅速由与苏联争霸改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英、法、日等国纷纷以经援与民主挂钩相要挟。美国甚至专门设立3000万美元的“非洲民主基金”，还拨款500万美元资助非洲国家的反对党，使之能参加“自由选举”。非洲一些认为实行多党制会引来弊端的国家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冲击下纷纷败阵。从1988年底阿尔及里亚宣布实行多党制以来，在许多国家，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然而，黑非洲社会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所有国家都是多部族国家，部族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许多政党都是不讲原则纲领，只讲部族属性的“部族党”；许多政党领导人都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机会主义者和部族主义者”；各政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刚果有100多个政党。马里开放党禁后，不到3周就有8个党正式登记。正当的政党竞争往往难以顺利展开，相反，使族际冲突这一痼疾死灰复燃，并迅速蜕变为恶性冲突，造成混乱和不稳定。多党制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尤以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为最。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不顾一切的、无休止的民主化导致了卢旺达的灾难，引导人们*
无情地去争权夺利。它已重新唤起了部族主义恶魔并驱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95页。）
西方大国势力的介入和插手对非洲族际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冷战时期，非洲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场所，它们分别支持敌对各族互争雄长。苏联解体后，美国积极填补苏联撤退留下的空白。为重返埃塞俄比亚，美国打着“和平调解人”的幌子，直接插手该国内部事务，直到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推行民主化的同时，美国和法国在非洲展开了激烈争夺。在卢旺达，美国和比利时支持图西族，法国则偏向胡图族。内战爆发后，美国对派维和部队持拖延态度，法国却积极响应，发起“绿松石行动”，暗中支持胡图人的哈比亚利马拉政权。当图西人的“爱国阵线”取得优势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时，法国军队狼狈撤回，美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扎伊尔内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卡比拉，克林顿总统甚至要求蒙布托立即下台并离开扎伊尔。与此相反，法国竭力主张向扎伊尔派多国部队以保住蒙布托，并想借助欧盟的力量遏制美国在大湖地区的势力膨胀。两大国对蒙布托“一弃一保”，使内战双方都心存幻想，拖长了战争进程，给扎伊尔各族留下更加深重的灾难和难以弥合的情绪对立。外部势力的插手对非洲的族际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之复杂化而更加难以解决。
族际冲突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非洲国家传统社会结构板结、经济落后。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部族主义作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几内亚总统杜尔说，“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矛盾产生的根源”（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17页。）。部族主义是区别我族与他族的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他族往往具有挑衅性。它的基础是非洲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和部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或部落组成，其发展程度大体介于氏族和民族之间，但更接近于氏族。氏族靠血缘关系来维系，部族靠血缘和地域关系维系。氏族和部族在非洲具有特殊的稳定性，惊人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其代表是酋长，酋长制因而成为非洲传统社会的核心。酋长一般集行政、军事、宗教、司法等大权于一体，有权征收贡赋，差遣徭役。酋长制赖以长久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虽归集体所有，但由酋长掌握和分配，广大群众只有使用权。独立后，一些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改革传统土地所有制，但是，象苏丹等国虽已宣布土地国有，但“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农村起作用”。在索马里农村，“习惯土地使用法仍居支配地位”。随着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村盛行的部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带进城市。在一些城市，居民一般按部族分片居住，同族人垄断某一行业，或在某一行业中形成势力集团，进而形成类似于同乡会的部落会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形成都将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任何竞争都将是部族力量的较量。氏族、部族得以长久生存的条件是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黑非洲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80%以上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农业，农业生产中86%依靠人力，9%靠畜力，只有3%使用机器。许多部族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甚至因循古老的迁徙种植制。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率极低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如此落后的生产力难以迅速对传统土地所有制形成强大冲击，氏族和部族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影响非洲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洲发生族际冲突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有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多党民主风的袭击；内因包括历史的积怨和现实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的落后。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因素的作用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些非洲学者仅强调和批判外部力量的破坏作用，这是不全面的。同样，某些西方学者只强调非洲内部痼疾的恶劣作用，这也是不客观的。
三
既然族际冲突给非洲造成深重灾难，又有如此复杂的成因，那么，非洲的这个毒瘤是否可以治愈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非洲一些国家在冲突中吸取了教训，在实践中正在或者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
第一，正视现实，制订并执行正确民族政策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当务之急。
树立现代民族观念，推进民族融合。尼日利亚政府经过多次族际冲突，提出了“尼日利亚人”的概念。巴班吉达总统经常强调，尼日利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不管出身于什么族，大家都要像父母兄弟般和平相处，不讲损害民族团结的话，不做引起民族对立的事。所有尼日利亚人应该为尼日利亚而想，为尼日利亚而说，为尼日利亚而做。喀麦隆政府面对历史积怨甚深的部族状况，提出了“完整的、单一的喀麦隆人”（注：J.W.佛耶：《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喀麦隆》(J.W.Forje,The One and Indivisible Cameroon)，伦德1981年版，第109页。）的概念，要求喀麦隆境内的每个人都要从国家统一出发，而不是从本部族利益出发，全力建设新的喀麦隆民族。建设国族是超越部族界线的必然结果，但就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实而言，这还是一个必须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可喜的是在非洲一些国家，经过反复宣传，国族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渗透到各族的实际生活之中。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结构，实行各族平等政策。为保持政局稳定，避免再发生类似比夫拉战争那样的族际残杀悲剧，尼日利亚把独立时那种离心的地区主义联邦制逐渐改为中央集权联邦制。政府多次实施“建州方略”。1967年把4个行政区划为12个州，1975年扩大为19个州，1987年变成21个州，1991年增至30个州。这种做法把大族划小，小族相对自治，从而强化了中央权威，削弱了地区主义势力，使各族获得了近乎平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际矛盾（注：参见拙文：《部族矛盾和尼日利亚政局》，《世界民族研究会刊》，1994年第3期。）。同时，政府还对官员任命实行“等额分配制”，尽量照顾各族利益。为防止形成族体本位主义，政府对各级官员实行“易地易位任职制”。为消除长期形成的隔阂，增进相互了解和宽容，政府鼓励不同部族间自由往来和贸易。苏丹内战的历史也说明了建立合适的国家结构的重要性。1972年，尼迈里政权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有所收敛，给予南方自治权，长达17年的内战结束。1983年，尼迈里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企图用伊斯兰教统一全国，重新激起内战。1997年，巴希尔总统宣布要给南方3州自治权，内战烈度减弱。由此看来，民族政策只有适应本国的族际关系状况，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注：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3页。）。
消除政党中的部族因素，正确处理民族与民主的关系。多党民主在非洲造成了很大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不需要民主，相反，非洲国家纷纷制订法律，促使“部族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变，促使议会民主由部族的实力争斗向真正的多党公平竞争转变。尼日利亚多次颂布法令规定，政党必须是全国性的，不得仅吸收某些族体的人入党，党的名称、标志、箴言等不得出现族体内涵。乍得1991年通过“政党法”，规定党的纲领中不应有任何导致部族主义、分立主义、仇外、暴力等内容。喀麦隆宪法明令“禁止成立只吸收某些部族、氏族成员，拒绝接收他族成员，实行与民族统一相悖的政策的团体”。在处理民族融合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时，阿希乔提出了“有秩序的民主”的概念。比亚总统论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民主进程既不能与民族一体化进程相背离，也不意味着随意地、轻率地敞开所有自由和和平的大门”。这就意味着，喀麦隆人期望民主，但与民族团结相比，多党民主是第二位的，它必须不危及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军队中立化，族际冲突非军事化。非洲的族际冲突之所以持久和惨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军队介入冲突。一般来说，非洲国家的军队，无论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还是在反殖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是独立后成立的，都存在士兵与军官分别来自不同部族的问题，不同武装力量之间也有部族分野。政府中出现不同声音，或不同政党展开竞争，都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当各族之间利益分布不均或局势难以收拾时，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军队就会出来干预政治。一旦取胜，便在政府和军队中清洗异族，被打败的异族自然不甘心失败，力图东山再起，国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族际冲突中（注：D.L.霍洛维茨：《冲突的族群》(D.L.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加利福尼亚1985年版，第443-471页。）。经过多次冲突，非洲国家领导人吸取了血的教训，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概括而言，就是在军队中实行部族平衡政策，使军队中立化。让每一个部族在士兵和军官中都按比例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在军队中形成族际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使军队职业化。对军人而言，要以职业道德代替部族属性。军队仅效忠国家，保障国家安全是它的主要任务。在政治斗争中，军队不许干预政治，必须保持中立。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非常难的。这不但需要政治家有超强魄力和高超政治智慧和技巧，更有赖于部族主义的消灭。
第二，改造酋长制，逐步消灭部族主义。
“传统社会制度阻碍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也禁锢人民的觉醒，妨碍平民百姓超越氏族家庭，亲属宗族关系和部落的界限”（注：W.D.格拉夫：《尼日利亚国家》(W.D.Graf,The Nigerian State)，普茨茅斯1988年版，第186页。），因此，只有根除酋长制才能解决族际冲突问题。但由于非洲社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酋长制仍在国家生活中、尤其在广大农村起重要作用，具有顽强生命力。因此，铲除酋长制仍是一个长远目标，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加纳、刚果、几内亚等国独立后宣布废除酋长制，引起酋长强烈反抗，造成政局极不稳定，危及独立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根据这种情况，加纳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稳定了局势。酋长依传统充当本部族发言人，向政府反映本族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事务。但政府拥有承认与不承认，提升与黜降酋长的权力，酋长必须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尼日利亚更进一步，不但禁止其以酋长身份介入政党和政治活动，而且宣布土地国有，剥夺其土地分配权。这就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酋长制。对酋长制采取保留其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消除其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种扬弃的措施，不仅削弱了酋长制，又为最终消灭部族主义和族际冲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进步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独立以来，非洲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增长迟缓，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但经过不懈努力，经济领域还是出现一些喜人现象。许多国家实施经济本地化政策。科特迪瓦对外资企业实行科特迪瓦化后，民族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和担任经理职务的科特迪瓦人的比例逐步增长。尼日利亚还规定运输业、零售业等第一类企业必须完全由尼日利亚人经营，不受外商竞争。1980年代，非洲国家把独立初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资本转入私人手中。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力地刺激了非洲人企业的发展，而且促使酋长迅速资本家化，黑人资产阶级日益壮大。非洲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与人、族与族的关系不再单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还增加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关系，而且后者所占份量越来越重。
广大的农村地区是部族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延续几千年的土地氏族公有、成员只有使用权的制度，在独立后被非常缓慢地改变着。部分国家进行土地再分配时，采用买卖的办法，形成一批私人农场。这些农场有大有小，小农场居多。大农场雇工多，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小农场虽然雇工少，商品化程度低，但数量大。商品经济的成长打破了原有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体制。私有制在农村的出现对传统社会形成规模虽不大但很强烈的冲击。土地买卖愈来愈频繁，土地相对集中速度加快，租种土地的农民增多，新的社会关系出现。农场主与农民的新型关系正在冲击着旧的酋长与成员的关系。
非洲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使货币交换关系从城市进入农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着引起族际冲突的部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氏族、部族酋长制。
第四，联合行动也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有效办法。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些国家陷入连绵不断的族际冲突而难以自拔，必须有外部力量帮助才能打破这一怪圈。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积极参与调解和制止，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甚至派出多国部队，维持和平。联合国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制止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冲突的升级。
联合国不仅亲自出兵维和，还建议和要求非统组织建立新机构，采取新措施，及时处理非洲爆发的族际冲突。1992年第28届非统首脑会议把解决冲突确定为当务之急。第29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的宣言”，强调以集体力量解决非洲的冲突。1995年，非统在开罗建立了“冲突处理中心”。1996年，非统召开成员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一支常设的干预冲突的“非洲快速反应部队”。自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非统先后调解和干预了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安哥拉、莫桑比克、苏丹、科摩罗等国的冲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布隆迪发生族际冲突后，周边六国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对其实行全面经济制裁，促进危机迅速解决。利比里亚内战爆发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迅速派出七国维和部队制止族际冲突，安排监督大选，维持稳定与和平。非洲的地区组织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积极制止冲突起到了很大作用。
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政治动荡，造成经济衰退。发展停滞又造成新的族际冲突和政局混乱。非洲一些国家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备受冷落，开始边缘化。然而，这种令人悲观的情况只是暂时的。非洲的族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难以消除。它同世界其它地区的冲突一样，是“人为造成的，也能通过人的行为结束”（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8年4月29日）。非洲一些国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部族和民族政策，解决了一些族际冲突，逐渐稳定了政局。但是，“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不再把暴力作为夺取和把持权利的手段只是开始，接下去必须继续努力，以清醒、稳健、廉政的经济政策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这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从1994年起，非洲许多国家开始经济持续增长，为族际关系和解打下一定物质基础。正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恩迪亚耶所说：非洲在国际舞台上“靠边站”的趋势得到遏制。然而，非洲的族际冲突是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任何急躁和简单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非洲国家众多，各国部族林立，情况异常复杂，不可能有一个适用全洲的解决族际冲突的模式，各国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确定和执行适合本国特点的政策，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摆脱冲突需要非洲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78～86页
【作者简介】包茂宏 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北京100871
一
与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它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深远。
非洲族际冲突可分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层次，其内容也相当广泛。因为，“非洲在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远比其他大洲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非洲，民族的形成过程也比其他地区更加复杂和混乱。”（注：科林·勒古姆：《八十年代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在苏丹，是阿拉伯人与黑人的种族冲突。在尼日利亚，是豪萨——富拉尼人和约鲁巴人、伊博人三个民族的冲突。在绝大部分国家，则表现为部族冲突。例如，乍得南部萨拉人与北部图布人进行了21年内战。在索马里，族际冲突越来越表现为部族或氏族间的争斗。原总统西亚德属达鲁德族中的马列汉小部族，因仇视他族致使1981年爆发内战。1991年1月26日，哈威伊族的“索马里联合大会”的武装力量攻克总统府，结束了西亚德长达21年的统治。临时政府总统迈赫迪和议长艾迪德同属哈威伊族，但迈赫迪出身于阿巴加尔氏族，艾迪德来自哈巴杰迪尔氏族，两派互相攻歼，屡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激战不休。不同国家的族体也提出不同要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和祖鲁人、苏丹南部的黑人各族要求充分自治，实行联邦制。多数国家的部族要求分享权力，实现充分参政。肯尼亚和扎伊尔在野部族要求民主、自由和部族平等，要求实现多党民主制。
非洲族际冲突相当复杂。因为，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相反，非洲在独立时“没有继承一个民族，继承的只是一个由于殖民化而人为产生的国家”（注：转引自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洲源》，《西亚非洲》，1995年第5期，第47页。）。黑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部族社会或从部族社会向现代民族过渡的进程中。部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宗教、政党、军队、地方分立主义等相互交织，盘根错节。非洲族际冲突一旦爆发，便相当残酷，迟迟不能平息。安哥拉的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进行了长达19年的内战，死于战乱的人达50余万。据联合国估计，安哥拉现仍留有地雷900万颗、索马里有100万颗，莫桑比克和西撒哈拉各有100至200万颗（注：O.费利：《非洲的冲突》(Oliver Furley,Conflict in Africa)，纽约1995年版，第308页。）。卢旺达的部族大仇杀是“本世纪人类最大一场浩劫”。这个总人口750万的国家竟有50-100万人在冲突中死亡（注：H.舒林：《一个民族逃离自己的家园——卢旺达的战争和族际大屠杀》(Hildegard Schuring,Ein Vok Verlasst Sein Land-Krieg und Vo lkermord in Ruanda)，科隆1994年版，第7页。）。德国《明星》杂志称这种杀戮“是向愚昧、野蛮世界倒退，是毫无意义、没有目标的屠杀。5”
频繁发生的族际冲突导致非洲族际心理集体失衡，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难民问题严重。长期的仇杀使对立各族形成自我封闭、敌视他族，为了独占权力和财富而与他族不共戴天的仇外情绪，进而发展成不消灭他族就无法保全我族的集体变态心理。布隆迪的部族仇杀不是一般的内战，而是普通老百姓对异族的集体屠杀。卢旺达的部族仇杀是有意识的集体犯罪。“人们都是罪犯，又都是无辜者。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仇恨和暴力”。基加利约30%的人感染艾滋病（注：R.霍夫迈尔：《1994年非洲年鉴》(Rolf Hofmeier,Afrika Jahrbuch 1994)，奥普拉登1995年版，第33页。）。本来就很脆弱的共同心理一旦发生分裂，部族分野就会加大。索马里是非洲少有的民族成分单一的国家。所有各族同属索马里族，同操索马里语，同是逊尼派穆斯林，现代索马里民族正在形成。然而，内战使民族过程不进反退，氏族冲突沉渣泛起，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在1952-1985年共发生241次军事政变，1989-1993年发生35次。1990-1994年非洲先后爆发24次国内战争。“仅在1996年，武装冲突就祸及53国中的14个”（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正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所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暴力冲突最严重和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3年10月13日。）。大量居民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在全世界2300万难民中，非洲占51.3%，达到1180万。卢旺达有200万人逃亡邻国，200万人流离失所。布隆迪有80万人论为难民，100万人流离失所。莫桑比克逃亡邻国的为1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达290万（R.霍夫迈尔和V.玛蒂斯：《非洲被遗忘的战争》(Rolf Hofmeier und Volker Matthies,Vergessene Kriege in Afrika)，拉莫失1992年版，第113页。）。难民营里常常缺粮少水，疾病流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难以实施，不是物资遭劫，就是工作人员生命受到威胁。仅1994年，卢旺达就有数十万难民死亡，惨不忍睹。
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严重影响了非洲经济发展，造成有些国家经济崩溃。扎伊尔内战估计造成经济损失20-30亿美元。乍得内战造成人均收入由1975年的120美元降到1991年的80美元，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非洲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为-0.5%，跌入谷底。非洲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为减少。相反，外债却直线上升。1989年为2500亿美元，1993年为3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6%，1995年达3220亿美元，是当年出口总收入的2.5倍。在世界36个重债国中，非洲占28个。族际冲突还造成田园荒芜，人均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88个低收入缺粮国中，非洲占44个。
频繁的族际冲突引发了地区冲突或使冲突国际化。非洲现有跨界民族135个（葛公尚：《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探析》，《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32页。），大部分都能尊重历史上形成的边界，但也有一部分或奉行地区民族扩张主义，或奉行民族统一主义，把国内族际冲突激化为地区性问题，甚至招致国际力量介入，使之复杂化。扎伊尔东部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旺达和布隆迪内战的继续。扎伊尔政府支持胡图族反对这两国政府，这两国政府支持图西族反对扎伊尔政府。卡比拉得到乌干达和美国的支持，蒙布托受到法国、加蓬、刚果等国的支持。索马里人分布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肯尼亚。为实现民族统一，索马里分别与三个邻国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战争。索马里内战爆发后，国内各族与邻国相互勾结，使非洲之角成为“最危险的火药桶”。
总之，复杂、惨烈、多发的族际冲突使非洲正常发展进程出现严重断裂，象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即使以后出现最好情况，消除部族仇恨尚需几代人的时间，……5、6年后同样的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二
造成非洲发生大规模族际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本国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既有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族际对立情绪的发酵，也有当前政府政策失误的引爆。
族际冲突在非洲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早在非洲古代国家形成时，就存在着血腥的部落兼并战争。这本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正常现象，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经之路。但在非洲，这一过程却由于殖民主义入侵而变质，固有的族际差异和矛盾演变为今日阻碍非洲发展的族际冲突。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和富拉尼人相互融合形成豪萨—富拉尼人。在融合过程中，与西部的约鲁巴人和东部的伊博人多次发生战争。英国殖民入侵后，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致使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北区落后但收税多，南区先进却补贴多。在政治上，“以黑制黑”，大量征用南方人在北方政府中任职，引起北方人强烈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行“非殖民化计划”，允许成立议会，成立以三大族为基础的三大政党，即豪萨—富拉尼人的“北方人民大会党”、约鲁巴人的“行动派”和伊博人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公民会议”，三党为各自族体利益激烈斗争。殖民者的做法为日后的族际冲突和内战埋下定时炸弹，殖民主义是今日非洲族际冲突的罪魁祸首。
当局的政策失误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苏丹南北冲突再起就是因为政府“重北轻南”。当南方发现石油后，政府决定南油北运，到北方去提炼加工；政府还把南方自治区分解为三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收回了自治权，甚至还派北方军队驻扎南方，向南方推行“伊斯兰法”，改税制为伊斯兰教的“天课”。这些做法激起北、南双方民族感情上的严重对立。扎伊尔的蒙布托自1965年12月25日发动政变登上总统宝座后，不但在军队中故意制造部族矛盾，使之互相牵制；还组建全由本族即班加拉族子弟组成的强大的总统卫队，与政府军互相戒备。在党政方面，他极力提拔本族亲信，排斥异己。在地方行政中，他故意使各族互相残杀，自己坐收渔利。扎伊尔的族际冲突是蒙布托有意利用部族矛盾的必然结果。
吹遍非洲的多党民主风潮是族际冲突再起的催化剂。非洲国家独立时，一般都从殖民宗主国继承了多党议会制。但好景不长，便纷纷改行一党制。到1989年，非洲实行真正多党制的仅3个国家，实行军人统治和一党制的达47个。到1994年，非洲53个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已达48个。为什么短短5年时间，非洲的政治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内因是长达30多年的一党制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相反，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官僚贪污堕落。据瑞士报纸透露，蒙布托在瑞士银行的资产高达40亿美元。他曾自豪地炫耀自己“是世界第四大富豪”。与他的富甲天下相比，老百姓是民不聊生。人均收入不及150美元，通货膨胀率1992年达8372%（注：H.格里克曼：《非洲的族际冲突和民主》(Harvey Glickman,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Africa)，亚特兰大1995年版，第369页。）。面对如此境况，人民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腐败的政府阻碍经济发展”，“我们看到一些人惊夺我们的经济果实，将数百万元存入银行，人民要求在他们被统治时有发言权”。正在老百姓忍无可忍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易帜，冷战结束。“改革”和“民主”浪潮汹涌而来。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迅速由与苏联争霸改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英、法、日等国纷纷以经援与民主挂钩相要挟。美国甚至专门设立3000万美元的“非洲民主基金”，还拨款500万美元资助非洲国家的反对党，使之能参加“自由选举”。非洲一些认为实行多党制会引来弊端的国家在这种巨大压力和冲击下纷纷败阵。从1988年底阿尔及里亚宣布实行多党制以来，在许多国家，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然而，黑非洲社会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所有国家都是多部族国家，部族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和国家利益。因此，许多政党都是不讲原则纲领，只讲部族属性的“部族党”；许多政党领导人都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机会主义者和部族主义者”；各政党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正规或非正规武装力量。刚果有100多个政党。马里开放党禁后，不到3周就有8个党正式登记。正当的政党竞争往往难以顺利展开，相反，使族际冲突这一痼疾死灰复燃，并迅速蜕变为恶性冲突，造成混乱和不稳定。多党制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尤以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为最。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不顾一切的、无休止的民主化导致了卢旺达的灾难，引导人们*
无情地去争权夺利。它已重新唤起了部族主义恶魔并驱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95页。）
西方大国势力的介入和插手对非洲族际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冷战时期，非洲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场所，它们分别支持敌对各族互争雄长。苏联解体后，美国积极填补苏联撤退留下的空白。为重返埃塞俄比亚，美国打着“和平调解人”的幌子，直接插手该国内部事务，直到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推行民主化的同时，美国和法国在非洲展开了激烈争夺。在卢旺达，美国和比利时支持图西族，法国则偏向胡图族。内战爆发后，美国对派维和部队持拖延态度，法国却积极响应，发起“绿松石行动”，暗中支持胡图人的哈比亚利马拉政权。当图西人的“爱国阵线”取得优势组建民族团结政府时，法国军队狼狈撤回，美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扎伊尔内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卡比拉，克林顿总统甚至要求蒙布托立即下台并离开扎伊尔。与此相反，法国竭力主张向扎伊尔派多国部队以保住蒙布托，并想借助欧盟的力量遏制美国在大湖地区的势力膨胀。两大国对蒙布托“一弃一保”，使内战双方都心存幻想，拖长了战争进程，给扎伊尔各族留下更加深重的灾难和难以弥合的情绪对立。外部势力的插手对非洲的族际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之复杂化而更加难以解决。
族际冲突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非洲国家传统社会结构板结、经济落后。部族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部族主义作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说，部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毁掉一个国家”。几内亚总统杜尔说，“有害的部族主义成为一种麻痹人心的因素，成为矛盾产生的根源”（注：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第217页。）。部族主义是区别我族与他族的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他族往往具有挑衅性。它的基础是非洲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氏族和部族。部族是由若干氏族或部落组成，其发展程度大体介于氏族和民族之间，但更接近于氏族。氏族靠血缘关系来维系，部族靠血缘和地域关系维系。氏族和部族在非洲具有特殊的稳定性，惊人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其代表是酋长，酋长制因而成为非洲传统社会的核心。酋长一般集行政、军事、宗教、司法等大权于一体，有权征收贡赋，差遣徭役。酋长制赖以长久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虽归集体所有，但由酋长掌握和分配，广大群众只有使用权。独立后，一些非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改革传统土地所有制，但是，象苏丹等国虽已宣布土地国有，但“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农村起作用”。在索马里农村，“习惯土地使用法仍居支配地位”。随着非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村盛行的部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带进城市。在一些城市，居民一般按部族分片居住，同族人垄断某一行业，或在某一行业中形成势力集团，进而形成类似于同乡会的部落会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形成都将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任何竞争都将是部族力量的较量。氏族、部族得以长久生存的条件是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黑非洲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80%以上的农业人口集中在农业，农业生产中86%依靠人力，9%靠畜力，只有3%使用机器。许多部族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甚至因循古老的迁徙种植制。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商品率极低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如此落后的生产力难以迅速对传统土地所有制形成强大冲击，氏族和部族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继续影响非洲的发展。
综上所述，非洲发生族际冲突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有西方大国的插手和多党民主风的袭击；内因包括历史的积怨和现实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的落后。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因素的作用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些非洲学者仅强调和批判外部力量的破坏作用，这是不全面的。同样，某些西方学者只强调非洲内部痼疾的恶劣作用，这也是不客观的。
三
既然族际冲突给非洲造成深重灾难，又有如此复杂的成因，那么，非洲的这个毒瘤是否可以治愈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非洲一些国家在冲突中吸取了教训，在实践中正在或者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
第一，正视现实，制订并执行正确民族政策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当务之急。
树立现代民族观念，推进民族融合。尼日利亚政府经过多次族际冲突，提出了“尼日利亚人”的概念。巴班吉达总统经常强调，尼日利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不管出身于什么族，大家都要像父母兄弟般和平相处，不讲损害民族团结的话，不做引起民族对立的事。所有尼日利亚人应该为尼日利亚而想，为尼日利亚而说，为尼日利亚而做。喀麦隆政府面对历史积怨甚深的部族状况，提出了“完整的、单一的喀麦隆人”（注：J.W.佛耶：《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喀麦隆》(J.W.Forje,The One and Indivisible Cameroon)，伦德1981年版，第109页。）的概念，要求喀麦隆境内的每个人都要从国家统一出发，而不是从本部族利益出发，全力建设新的喀麦隆民族。建设国族是超越部族界线的必然结果，但就许多非洲国家的现实而言，这还是一个必须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可喜的是在非洲一些国家，经过反复宣传，国族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渗透到各族的实际生活之中。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结构，实行各族平等政策。为保持政局稳定，避免再发生类似比夫拉战争那样的族际残杀悲剧，尼日利亚把独立时那种离心的地区主义联邦制逐渐改为中央集权联邦制。政府多次实施“建州方略”。1967年把4个行政区划为12个州，1975年扩大为19个州，1987年变成21个州，1991年增至30个州。这种做法把大族划小，小族相对自治，从而强化了中央权威，削弱了地区主义势力，使各族获得了近乎平等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际矛盾（注：参见拙文：《部族矛盾和尼日利亚政局》，《世界民族研究会刊》，1994年第3期。）。同时，政府还对官员任命实行“等额分配制”，尽量照顾各族利益。为防止形成族体本位主义，政府对各级官员实行“易地易位任职制”。为消除长期形成的隔阂，增进相互了解和宽容，政府鼓励不同部族间自由往来和贸易。苏丹内战的历史也说明了建立合适的国家结构的重要性。1972年，尼迈里政权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有所收敛，给予南方自治权，长达17年的内战结束。1983年，尼迈里阿拉伯大民族主义恶性膨胀，企图用伊斯兰教统一全国，重新激起内战。1997年，巴希尔总统宣布要给南方3州自治权，内战烈度减弱。由此看来，民族政策只有适应本国的族际关系状况，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注：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3页。）。
消除政党中的部族因素，正确处理民族与民主的关系。多党民主在非洲造成了很大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不需要民主，相反，非洲国家纷纷制订法律，促使“部族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变，促使议会民主由部族的实力争斗向真正的多党公平竞争转变。尼日利亚多次颂布法令规定，政党必须是全国性的，不得仅吸收某些族体的人入党，党的名称、标志、箴言等不得出现族体内涵。乍得1991年通过“政党法”，规定党的纲领中不应有任何导致部族主义、分立主义、仇外、暴力等内容。喀麦隆宪法明令“禁止成立只吸收某些部族、氏族成员，拒绝接收他族成员，实行与民族统一相悖的政策的团体”。在处理民族融合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时，阿希乔提出了“有秩序的民主”的概念。比亚总统论述得更为具体。他说：“民主进程既不能与民族一体化进程相背离，也不意味着随意地、轻率地敞开所有自由和和平的大门”。这就意味着，喀麦隆人期望民主，但与民族团结相比，多党民主是第二位的，它必须不危及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军队中立化，族际冲突非军事化。非洲的族际冲突之所以持久和惨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军队介入冲突。一般来说，非洲国家的军队，无论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还是在反殖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或者是独立后成立的，都存在士兵与军官分别来自不同部族的问题，不同武装力量之间也有部族分野。政府中出现不同声音，或不同政党展开竞争，都会在军队中有所反映。当各族之间利益分布不均或局势难以收拾时，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军队就会出来干预政治。一旦取胜，便在政府和军队中清洗异族，被打败的异族自然不甘心失败，力图东山再起，国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族际冲突中（注：D.L.霍洛维茨：《冲突的族群》(D.L.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加利福尼亚1985年版，第443-471页。）。经过多次冲突，非洲国家领导人吸取了血的教训，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概括而言，就是在军队中实行部族平衡政策，使军队中立化。让每一个部族在士兵和军官中都按比例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在军队中形成族际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使军队职业化。对军人而言，要以职业道德代替部族属性。军队仅效忠国家，保障国家安全是它的主要任务。在政治斗争中，军队不许干预政治，必须保持中立。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真正执行起来却是非常难的。这不但需要政治家有超强魄力和高超政治智慧和技巧，更有赖于部族主义的消灭。
第二，改造酋长制，逐步消灭部族主义。
“传统社会制度阻碍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时也禁锢人民的觉醒，妨碍平民百姓超越氏族家庭，亲属宗族关系和部落的界限”（注：W.D.格拉夫：《尼日利亚国家》(W.D.Graf,The Nigerian State)，普茨茅斯1988年版，第186页。），因此，只有根除酋长制才能解决族际冲突问题。但由于非洲社会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酋长制仍在国家生活中、尤其在广大农村起重要作用，具有顽强生命力。因此，铲除酋长制仍是一个长远目标，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加纳、刚果、几内亚等国独立后宣布废除酋长制，引起酋长强烈反抗，造成政局极不稳定，危及独立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根据这种情况，加纳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稳定了局势。酋长依传统充当本部族发言人，向政府反映本族的意见和要求，调解民事纠纷，组织领导本地的公益事务。但政府拥有承认与不承认，提升与黜降酋长的权力，酋长必须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尼日利亚更进一步，不但禁止其以酋长身份介入政党和政治活动，而且宣布土地国有，剥夺其土地分配权。这就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的酋长制。对酋长制采取保留其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消除其阻碍社会进步的一面这种扬弃的措施，不仅削弱了酋长制，又为最终消灭部族主义和族际冲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进步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独立以来，非洲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虽然增长迟缓，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但经过不懈努力，经济领域还是出现一些喜人现象。许多国家实施经济本地化政策。科特迪瓦对外资企业实行科特迪瓦化后，民族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和担任经理职务的科特迪瓦人的比例逐步增长。尼日利亚还规定运输业、零售业等第一类企业必须完全由尼日利亚人经营，不受外商竞争。1980年代，非洲国家把独立初收归国有的企业重新私有化，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资本转入私人手中。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力地刺激了非洲人企业的发展，而且促使酋长迅速资本家化，黑人资产阶级日益壮大。非洲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与人、族与族的关系不再单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还增加了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关系，而且后者所占份量越来越重。
广大的农村地区是部族主义赖以生存的温床。延续几千年的土地氏族公有、成员只有使用权的制度，在独立后被非常缓慢地改变着。部分国家进行土地再分配时，采用买卖的办法，形成一批私人农场。这些农场有大有小，小农场居多。大农场雇工多，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小农场虽然雇工少，商品化程度低，但数量大。商品经济的成长打破了原有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体制。私有制在农村的出现对传统社会形成规模虽不大但很强烈的冲击。土地买卖愈来愈频繁，土地相对集中速度加快，租种土地的农民增多，新的社会关系出现。农场主与农民的新型关系正在冲击着旧的酋长与成员的关系。
非洲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使货币交换关系从城市进入农村，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商品经济正在侵蚀着引起族际冲突的部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氏族、部族酋长制。
第四，联合行动也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有效办法。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些国家陷入连绵不断的族际冲突而难以自拔，必须有外部力量帮助才能打破这一怪圈。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积极参与调解和制止，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甚至派出多国部队，维持和平。联合国的行动虽然没有完全制止冲突，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冲突的升级。
联合国不仅亲自出兵维和，还建议和要求非统组织建立新机构，采取新措施，及时处理非洲爆发的族际冲突。1992年第28届非统首脑会议把解决冲突确定为当务之急。第29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的宣言”，强调以集体力量解决非洲的冲突。1995年，非统在开罗建立了“冲突处理中心”。1996年，非统召开成员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一支常设的干预冲突的“非洲快速反应部队”。自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非统先后调解和干预了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安哥拉、莫桑比克、苏丹、科摩罗等国的冲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布隆迪发生族际冲突后，周边六国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对其实行全面经济制裁，促进危机迅速解决。利比里亚内战爆发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迅速派出七国维和部队制止族际冲突，安排监督大选，维持稳定与和平。非洲的地区组织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积极制止冲突起到了很大作用。
非洲的族际冲突引起政治动荡，造成经济衰退。发展停滞又造成新的族际冲突和政局混乱。非洲一些国家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备受冷落，开始边缘化。然而，这种令人悲观的情况只是暂时的。非洲的族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难以消除。它同世界其它地区的冲突一样，是“人为造成的，也能通过人的行为结束”（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8年4月29日）。非洲一些国家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部族和民族政策，解决了一些族际冲突，逐渐稳定了政局。但是，“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不再把暴力作为夺取和把持权利的手段只是开始，接下去必须继续努力，以清醒、稳健、廉政的经济政策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这是解决族际冲突的根本办法。从1994年起，非洲许多国家开始经济持续增长，为族际关系和解打下一定物质基础。正如非洲开发银行行长恩迪亚耶所说：非洲在国际舞台上“靠边站”的趋势得到遏制。然而，非洲的族际冲突是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任何急躁和简单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非洲国家众多，各国部族林立，情况异常复杂，不可能有一个适用全洲的解决族际冲突的模式，各国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确定和执行适合本国特点的政策，国际社会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摆脱冲突需要非洲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注：科菲·安南：《对自己负责的非洲》，《华盛顿邮报》，1998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