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
张建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40～48页
【作者简介】张建新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湛江 524048
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太，冷战伊始，澳大利亚即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之考虑，积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冷战事业，先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在越南的卷入激起了深刻的政治争议，最终导致战后执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倒台。对于澳大利亚卷入越战的复杂原因，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讨论。笔者特提篆补遗，并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曾承诺“不再在亚洲卷入一场陆上战争”，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注：安·卡塞斯、马丁和蒂姆·罗斯：《1939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人》(AnnCurthoys,A.W.Martin & Tim Rowse,Australians:from 1939)，费尔法克斯、西蒙和威尔多联合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7页。）。实际上，美国并未信守初衷。早在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支付。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给予南越的援助已达10亿美元之巨，美驻越军事顾问692人，亦明显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89页。）。其后，情势显示，不仅美国品牌的民主制度与越南传统文化“水土不服”，而且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岌岌可危。北越通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民小道”加紧向南越渗透，到1963年，越共已控制了南越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开始考虑大规模卷入越南（注：赫伯特·L.皮科克：《欧洲及其以外：1870～1978》(Herbert L.Peacock,Europe and Beyond:1870～1978)，海因曼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3页。）。1965年7月，美国在越南大规模投入三军部队，美侵越战争全面爆发。
澳大利亚对越战的反应是独特的。早在1962年，澳大利亚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已向南越派遣了30名军事教官。随着南越军事情势的日益恶化，澳大利亚作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澳总理孟席斯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澳大利亚都将忠贞不渝地与你们的伟大国家在一起”。1964年5月13日，外长哈斯勒克在下院宣布，澳大利亚将“尽最大努力介入越南事务”，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沙尼·帕特里奇宣布，澳大利亚将派遣30名指挥官和6架“驯鹿”式运输机赴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Glen St J. 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1965年5月27日，澳大利亚第1步兵营正式启程赴越。6月3日，抵越澳军被编入美第173空降旅。至此，澳大利亚被紧紧地绑上了美国的“越南战车”，开始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积极回应，既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又有其外交与国防的现实要求。一言以蔽之，冷战时代各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和遏制主义为澳卷入越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而珍珠港事件以来澳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亚太的转移，则预设了澳后来卷入越战的军事背景。
首先，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与全球冷战政治和反共歇斯底里一脉相承的。在国内，当时澳大利亚所处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情况，简直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不相上下（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无论工党、乡村党还是自由党都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政策。保守的自由党人孟席斯出任总理后，任命斯彭德担任外长。1950年3月9日，斯彭德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他从冷战思维的固有逻辑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出发，大致勾勒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为其外交政策的区域重心，以澳美英联盟为其外交政策的军事依托，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反共政策、承担国际反共义务为其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斯彭德堪称自由党冷战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冷战外交的所有特征，如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集体安全、反共歇斯底里和遏制主义等等。正是出于这种特有的冷战逻辑，澳政府始终追随美英等国，积极支持遏制政策，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承担一系列反共的政治军事义务，先后参加了侵朝战争、科伦坡计划、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派遣军队协同英军长期围剿马共。其总体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分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共军事义务，维系澳美特殊关系。60年代澳大利亚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也是与这一总体目标一脉相承的。
其次，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其“前哨防卫”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实际运用。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的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的国家，向外敞开的广阔的海岸线使它几乎无险可守，况且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力量都很薄弱，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们据此深信，他们必须尽可能远地“向前”防卫，相应地，东南亚作为拱卫澳大利亚的北部屏障，也就自然成为澳国防的前哨基地。这是传统的前哨防卫理论。在全球冷战大格局下的“前哨防卫”战略，其内涵更为丰富，总起来说就是增加了反共色彩。1955年，孟席斯曾对“前哨防卫”战略作过明确阐释，他说：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在来自外部的气势汹汹的共产主义挑战面前，只有同强大的盟友合作，特别是与英美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同样，我们要使反共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尽可能地在澳大利亚外围和前哨阵地进行防御，倘若任何一个负责的澳大利亚人竟然看不出这一点，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说马来西亚对于澳大利亚防务至关重要，确切地说，比本土海岸据点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将马来西亚防务真正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防务。”（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 &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前哨防卫”战略恰好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体相同的地缘支点。50年代，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越南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重要性。1952年国防部拟定了一份名为《战略基地》的防务文件，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防卫的关键”，“占据印度支那，就使澳大利亚主要支持地区取得了防卫纵深”（注：弗兰克·弗罗斯特：《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战争》(Frank Frost,Australia's War in Vietnam)，艾伦和尤文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页。）。不难看出，这种分析与美国人的骨牌理论如出一辙。美国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支那的失陷将导致东南亚其余国家的陷落”。这种观念，早在朝鲜战争前就变成了美国的官方理论（注：杰弗里·克姆波尔：《原因何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原因的争论》(Jeffrey P.Kimball,To Reason Why:The Debate about the Causes of U.S.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2页。）。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重新修订了东亚和东南亚政策。为了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艾森豪威尔炮制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1950年2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4个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着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被认为揭示着骨牌理论的诞生。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宫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的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宫”。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似乎应验骨牌理论开始发生作用了。3月29日，杜勒斯在一项重要演说中宣称：“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他建议美、英、法、澳、新西兰以及整个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在共产主义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之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屿链也会断裂。”（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2～583页。）
从艾森豪威尔至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深信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也是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肯尼迪将越南形容为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亚洲民主的试验场”。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拾美国人这种地缘政治分析之牙慧，而且也必然地把自己看成是保持着一系列危险平衡的最后一块骨牌。到60年代，澳大利亚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就造成了一种十字军式的观念，即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因此南越就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抵抗共产主义中国对外扩张的基地。1965年4月，孟席斯在议会宣布澳大利亚出兵越南时说，“南越的颠覆将是对澳大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对外侵略的组成部分。”（注：《联邦议会辩论·众议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Representatives)第45卷，第1061页。）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为了在共产主义扩张抵达澳洲海岸之前加以阻止。这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前哨防卫”战略奇怪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孟席斯企图通过分担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义务，为澳大利亚未来的战略安全“购买”一份所谓的“安全保险”。应该说这才是孟席斯的创意，也深刻地体现了澳防卫专家的初衷。英国卷入马来亚，美国卷入越南，确实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抵抗想象中的“北方威胁”的最好屏障，积极支持这些强大盟友，对于借用盎格鲁—美利坚“保持盾”来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当然是必要的。诚然，澳大利亚所担心的，并非美国势力介入越南，而是美国从越南的退出。澳大利亚卷入越战之动因，是向五角大楼“预付”安全保险费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层内涵：一是通过竭力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迫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承担责任。对于出兵越南，澳总理孟席斯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卷入越战，就是澳大利亚为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付出的代价。”（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E.M.Andrews,A History of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朗曼·切西尔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72页。）他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可能会撤出东南亚地区，从而在东南亚形成巨大的军事真空，为所谓“共产主义南侵”让出通道，这无论如何都是澳大利亚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断然的措施。首先，澳政府原则上反对和谈，主张对北越采取强硬政策。1965年3月，澳外长哈斯勒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和谈条件涉及到美国军事力量从该地区的预先撤退，那么澳大利亚就坚决反对和谈。澳大利亚这一立场竟然延续七年之久而从未轻易变更（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57页。）。这就是说，澳大利亚要尽力促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其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存在，从而加强该地区的反共力量，借以保证其自身安全。其次，澳政府积极参加构筑东南亚集体安全体系，将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链上的若干战略点聚合起来，从而有力地吸引了美国军方的注意力。根据“前哨防卫”的基本逻辑，东南亚地区防务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和维护该地区政治稳定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固有的军事弱势，地区安全有赖于一个集体安全架构加以维系。澳大利亚参加了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是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再次，澳大利亚同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特别是批准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和核设施，从而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子系统，美国为防卫自身，就不得不首先防卫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基地是位于西北角的“海军通信联络站”，其主要用途是保持美国海军同其核潜艇之间的联络通讯。
二是通过在越战中尽力分担美国的军事义务，希望能够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未来安全的承诺，也即所谓“预付安全保险费”。澳大利亚国防力量是比较薄弱的。1962年国防预算案规定未来3年内年度军费开支为4.4亿澳元，后虽作了修改，仍是杯水车薪。澳大利亚的军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而英国占7%，美国占9%。澳大利亚曾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政策，但1954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构架去保卫中南半岛，而对签约国的安全问题却一笔带过，“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8页。）。由于从根本上缺乏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相互支持的方式，条约规定的正式义务也相当模糊，澳大利亚不得不怀疑条约的实际有效性。1951年签订的“澳美新协定”也颇受质疑。这表明，澳想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得首先为之付出代价。以得失分析，无庸赘言，卷入马来西亚和越南需要付出巨额财政开支，然而“同实现一项可信赖的军事自立政策所需的费用相比，这笔开销就少多了”。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越南的付出当然会收到英美两国的回报，当澳面临着直接的侵略威胁时，美国将不会忘记澳大利亚曾在越战中忠诚相助。自1965年以来，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的基本立场从未变更，即为取悦美国舆论，澳大利亚“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牺牲真理和澳大利亚士兵的生命”，他们希望，总有那么一天，“一个感恩图报的美国必将起而保护澳大利亚，以使她免受一场可能来自亚洲的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想法是十分明确的，正如澳驻华盛顿大使在当时发往堪培拉的电文中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澳美之间的经常性联系以及彼此结成同盟，在向美国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后，一旦我们需要，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3-204页。）
二
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卷入，自始至终都是冷战观念的产物，也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亚洲发动了两次“热战”，总计协同美军作战10次，其中在朝鲜作战3次，在越南作战7次。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澳在朝鲜的卷入，基本上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谈不上造成政治分歧。60年代澳在越南的卷入，则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越南战争使自由党的对外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与独立性。从某种程度来看，卷入越战以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需要而制定的。澳大利亚外交之所以失去了基本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由党政府依靠美国保障其安全的政策，使澳在国防上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庸，丧失了国防独立性。没有国防的相对独立，外交就不可能是完整和独立的，澳大利亚外交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美国对外政策风向的变化；二是澳美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始终居于澳美关系的主导位置。澳驻越军队一般都是在划定的战区作战，他们可能随时需要美军支援，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的后勤与战时运输系统；三是澳美对于战略态势的评价与判断常常趋于一致。这也许是因为澳是利用美国情报和资料从事分析的，也许因为澳政府基于本国安全之考虑，专为取悦美国而刻意为之；四是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投资。无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资金都来源于美国，对美国资本的依赖取代了从前对英国资本的依赖。
其次，越南战争严重影响了中澳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契机，在1949年可谓失之交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工党奇夫利政府曾就承认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党内右翼和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左翼和激进派主张立即承认，当时正处于大选前夕，绝大多数关心选举结果的人士力主在12月选举结束后予以承认。表决结果是推迟承认，遗憾的是，自由党党魁孟席斯凭借其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以及自由—乡村党联袂的选举策略，帮助他赢得了大选胜利。中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在自由—乡村党联合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冷战理论，它充分利用普遍的战争恐慌，推行歇斯底里的反共政策，而该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华。一般认为，在从朝鲜到印度的弧形地带内，所有实际和潜在的冲突背后的策划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至60年代，中国作为邪恶渊薮的形象似乎获得了广泛认同，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加强和延续了这一看法。自由党政府认为中国人全都是清一色的极端共产主义者，越战就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大较量。
然而，作为自由党政治影子的乡村党，并非全盘接受孟席斯的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而是较为务实。曾长期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乡村党领袖麦克尤恩，积极促进中澳贸易，正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时，麦克尤恩主持签订了向中国出售小麦的合同，到1970年为止，在外交上不被澳政府承认的中国购买了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小麦（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94页。）。中澳关系再度赢得改善的机遇，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70年代初冷战开始趋于缓和，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显示出超越冷战的大家风范；二是澳大利亚人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许多国际争端中是有其正当理由的，中国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竭力向东南亚渗透，暗中支持和操纵东南亚地区的武装暴动；三是中澳小麦购买合同到期，中方无意续约，而是转向已经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加拿大购买小麦。澳大利亚农场主倾向于改善对华关系，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自由党的麦克马洪政府仍囿于冷战外交的茧缚，迟迟不肯采取断然的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历史潮流。
自由党在外交上的抱残守缺以及越战政策的失败为工党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机会。1971年6月27日至7月14日，惠特拉姆以反对党领袖身份率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对会谈都很满意。对此，麦克马洪指斥惠特拉姆犯了冷战以来澳亲美外交之大忌，因而对这一事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实际上，惠特拉姆访华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也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就在惠特拉姆访问结束的次日，即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告他即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这一事件使麦克马洪政府威信陡降，而工党却在政治上连连得分。舆论普遍认为惠特拉姆颇具远见卓识，从而为1972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铺平了道路。惠特拉姆上任后，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当局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再次，越南战争在澳国内激起强烈争议，并造成深刻的政治分歧和社会裂痕。
围绕越南问题，正如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澳大利亚社会俨然划分为两派，即所谓“鹰派”和“鸽派”。鹰派不仅力促卷入，而且支持美国的逐步升级战略，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解决中南半岛的冲突。孟席斯、霍尔特等人是所谓鹰派人物的典型代表。鸽派政见则比较复杂，公众中持鸽派立场的人大体上不反对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但反对战争无止境升级，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妇女、某些宗教人士和少数大学生持这一立场；而工党左翼则自始至终反对卷入，主张和谈。卡尔维尔和惠特拉姆等人是典型的鸽派人物。
战后依靠反共起家的自由党和它的政治影子乡村党，是鹰派政策的始作俑者。不用说，正是他们一手策划了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公众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鹰派立场。1965年7月26日，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再度要求孟席斯增加对越军事援助时，公众作出了积极反应。民意测验表明，59%的澳大利亚公民赞成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孟席斯之后，以霍尔特为首的鹰派人物在政治上的支持率迅速上升，达到了顶峰。1966年大选中，执政党获得的选票从孟席斯时期的46%增加到霍尔特时期的50%，自由党的议会席位从19席陡升为41席；相反，扮演鸽派角色的工党左翼得票却一路下滑，竟从45%跌至40%。1967年初，霍尔特邀请南越总理阮高其访澳，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阮高其访问结束后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欢迎阮高其访问的人数比例仍高达70%，工党中也有52%的党员持鹰派立场（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第151～158页。）。
然而，从一开始，两派之间的斗争就相当激烈。早在1965年5月4日，工党领袖卡尔维尔就激烈抨击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他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不认为这将有助于反击共产主义，我们也不相信这会促进越南人民的福利。”他指出政府的决策依赖于三个虚假的判断：一是对越战的错误定性；二是对共产主义挑战性质的误解；三是对美国及盟友利益的错误理解（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第173页。）。自由党为卷入越战而实行的征兵制也遭到工党的谴责。不过，当时鸽派还势单力孤，况且自由党在大选中给工党扣了一顶亲共反美的帽子，公众不明真相，自然对工党政策颇有微词。1966年10月，美总统约翰逊访澳就显示了总体情势。当时墨尔本约有750,000人夹道欢迎，人人欲一睹美国总统及第一夫人的风采。当然鸽派也不示弱，“在墨尔本跟他（约翰逊）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枚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08页。）。
随着美澳逐渐深陷越战泥淖而难已自拔，澳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自由党人戈登执政期间，两派冲突也日趋激烈，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分裂。1968年6月24日，戈登政府修改《国民服役法》后，在首都和其他城市，警察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7月2日，悉尼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30名学生被捕；7月4日，1500人在美驻澳使馆门前举行反战示威，又有45人被捕。几乎每所大学都开展过反战运动。甚至连设在新英格兰大学校园内的陆军司令部也在一夜间被激进的反战派青年神话般地付之一炬；成百上千的青年离境出国以逃避兵役，或者逃避警察追捕。他们得到数百万年长者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错误战争。由于大规模反战示威，政府逐渐回避逮捕逃役者，因为每一次判决，都会激起争议，其结果只是增加反战力量（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81页。）。
然而，澳大利亚政治篱笆的公开破裂，还是在麦克马洪执政时期。这时，冷战已开始解冻，自由党政府仍执迷不悟。工党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与自由党公开决裂。1969年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就宣告：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将于1970年6月从南越撤出全部澳大利亚军队，结束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这是对执政党公开的挑战。诚然，自联邦成立以来的两党体制，尤其是两党对待外交政策的态度，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歧。
三
越战的经历是独特的，而其教训则尤为深刻。越南战争不仅对美国及其协从军来说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即使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堪称一场由深刻误解而引发的战争。正如安东尼·艾登早在50年代初就洞察到的，“越南战争是一场在错误地方反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注：阿兰·华特：《越南：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剖析》(Alan Watt,Vietnam:AnAustralian Analysis)，切西尔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会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第51页。）。实际上，越战的教训已超越了中南半岛的时空限制，也超越了区域冲突的战略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战的教训是全人类的教训。
澳大利亚在越南卷入的军事规模，明显不如韩国，但是以纯感情投入而言，美国的协从国中尚无出其右者。换言之，澳在越南的卷入，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外交的卷入。从这个角度而论，澳大利亚在越战中的失败主要表现为自由党政府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失败。其教训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越战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界定“国家利益”，同时要在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国防政策，以维护并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这种分析，既要依靠独立判断，也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在1965年澳大利亚向越南派遣军队之前，战略家们对于越南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评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越南历史与文化的忽视乃至漠视，从而简单地视北越政权为中国的傀儡政府和代理人，将南越境内的暴动视为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未能充分估计到潜伏在胡志明政策及其政治哲学背后的民族主义力量。深入理解越南及其历史，将使我们认识到，胡志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忠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一个扮演着中国共产主义向整个东南亚及其以外地区扩张的戏剧角色的傀儡，如果我们对越南了解多一些，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更多灰色而较少红色。”（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4页。）事实上，越南自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二者在民族统一事业中高度融合起来，这才是越南人民以惊人意志进行抗美战争的力量源泉。
教训之二：越战揭示了澳战略安全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某个西方大国的军事庇护这一基本事实。澳大利亚同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从历史层面来看，澳大利亚文化本质上属于白人的殖民主义文化，它对异族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澳大利亚因之拒绝同亚洲邻国进行深层文化交流，从而造成它与亚洲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但是，澳大利亚与它的欧洲文化之源又遥相隔离。岛国的地理位置、白人文化的孤立之境和人口稀少的自然状况必然会衍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麦克马洪·巴尔所说的，“恐惧是澳大利亚关注亚洲的主要根源。”基于这种恐惧感，澳大利亚强烈地希望控制它的东南亚邻居，这是导致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失败的根源之一。澳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彻底摈弃白人殖民主义心态，深刻理解并尊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亚洲各民族及其历史，并在这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从而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从现实看，澳大利亚作为最靠近东南亚的一个白人国家，它的战略安全、经济利益、生存环境都与亚太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息息相关，澳大利亚理当积极同亚太各国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只有澳大利亚真正同亚太各国建立起彼此尊重、相互信赖的良好关系，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才是安全的。换言之，惟有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此外，澳大利亚越战政策的失败还表明，政府应对其外交与国防政策之关系作出理性评价。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重视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关系，科伦坡计划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创意，但因其包含的反共内核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该计划的意义。遗憾的是，澳政府在1965年决定是否卷入越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澳政府从根本上忽视同其近邻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是过份倚重大国势力和纯粹军事手段来保护及促进其国家利益的实现。至于越战期间的对外政策，总体上是从属于防务需要的。在常规情况下，倒也无可指责。问题在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立足点——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南侵”纯然是一种假想或臆测，根本不能构成一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依据。越南战争揭示了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基本准则，即“一种有效的国家政策，不仅需要一个可信的防务政策，还需要有其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5页。）
诚然，越战之得失颇耐人寻味。战争本身不能导向和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越战政策，在亚洲赶了趟浑水，其情何以堪？倒是越战的教训使澳大利亚看到了亚太地区和平的曙光初露，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遏制，才是走向和平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都很重视从越战中认真吸取教训。譬如，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就摈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在国防上自力更生，使其外交与国防政策逐步走上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40～48页
【作者简介】张建新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湛江 524048
一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曾承诺“不再在亚洲卷入一场陆上战争”，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注：安·卡塞斯、马丁和蒂姆·罗斯：《1939年以来的澳大利亚人》(AnnCurthoys,A.W.Martin & Tim Rowse,Australians:from 1939)，费尔法克斯、西蒙和威尔多联合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7页。）。实际上，美国并未信守初衷。早在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支付。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给予南越的援助已达10亿美元之巨，美驻越军事顾问692人，亦明显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89页。）。其后，情势显示，不仅美国品牌的民主制度与越南传统文化“水土不服”，而且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岌岌可危。北越通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民小道”加紧向南越渗透，到1963年，越共已控制了南越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开始考虑大规模卷入越南（注：赫伯特·L.皮科克：《欧洲及其以外：1870～1978》(Herbert L.Peacock,Europe and Beyond:1870～1978)，海因曼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3页。）。1965年7月，美国在越南大规模投入三军部队，美侵越战争全面爆发。
澳大利亚对越战的反应是独特的。早在1962年，澳大利亚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已向南越派遣了30名军事教官。随着南越军事情势的日益恶化，澳大利亚作出了更积极的回应，澳总理孟席斯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澳大利亚都将忠贞不渝地与你们的伟大国家在一起”。1964年5月13日，外长哈斯勒克在下院宣布，澳大利亚将“尽最大努力介入越南事务”，6月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沙尼·帕特里奇宣布，澳大利亚将派遣30名指挥官和6架“驯鹿”式运输机赴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Glen St J. 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2页。）。1965年5月27日，澳大利亚第1步兵营正式启程赴越。6月3日，抵越澳军被编入美第173空降旅。至此，澳大利亚被紧紧地绑上了美国的“越南战车”，开始全面卷入越南战争。
澳大利亚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积极回应，既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又有其外交与国防的现实要求。一言以蔽之，冷战时代各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和遏制主义为澳卷入越战奠定了政治基础，而珍珠港事件以来澳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亚太的转移，则预设了澳后来卷入越战的军事背景。
首先，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与全球冷战政治和反共歇斯底里一脉相承的。在国内，当时澳大利亚所处的反共歇斯底里的情况，简直同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不相上下（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无论工党、乡村党还是自由党都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政策。保守的自由党人孟席斯出任总理后，任命斯彭德担任外长。1950年3月9日，斯彭德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他从冷战思维的固有逻辑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要求出发，大致勾勒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本轮廓：即以亚太尤其是东南亚为其外交政策的区域重心，以澳美英联盟为其外交政策的军事依托，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反共政策、承担国际反共义务为其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斯彭德堪称自由党冷战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他的外交政策涵盖了冷战外交的所有特征，如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集体安全、反共歇斯底里和遏制主义等等。正是出于这种特有的冷战逻辑，澳政府始终追随美英等国，积极支持遏制政策，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承担一系列反共的政治军事义务，先后参加了侵朝战争、科伦坡计划、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还派遣军队协同英军长期围剿马共。其总体目标是通过尽可能分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共军事义务，维系澳美特殊关系。60年代澳大利亚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也是与这一总体目标一脉相承的。
其次，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其“前哨防卫”战略的基本要求和实际运用。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的独占一整块岛状大陆的国家，向外敞开的广阔的海岸线使它几乎无险可守，况且澳大利亚海陆空三军力量都很薄弱，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澳大利亚防务专家们据此深信，他们必须尽可能远地“向前”防卫，相应地，东南亚作为拱卫澳大利亚的北部屏障，也就自然成为澳国防的前哨基地。这是传统的前哨防卫理论。在全球冷战大格局下的“前哨防卫”战略，其内涵更为丰富，总起来说就是增加了反共色彩。1955年，孟席斯曾对“前哨防卫”战略作过明确阐释，他说：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在来自外部的气势汹汹的共产主义挑战面前，只有同强大的盟友合作，特别是与英美合作，才能生存下去。同样，我们要使反共战争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尽可能地在澳大利亚外围和前哨阵地进行防御，倘若任何一个负责的澳大利亚人竟然看不出这一点，那就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说马来西亚对于澳大利亚防务至关重要，确切地说，比本土海岸据点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将马来西亚防务真正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防务。”（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 &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前哨防卫”战略恰好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体相同的地缘支点。50年代，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制定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越南对澳大利亚安全的重要性。1952年国防部拟定了一份名为《战略基地》的防务文件，认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防卫的关键”，“占据印度支那，就使澳大利亚主要支持地区取得了防卫纵深”（注：弗兰克·弗罗斯特：《澳大利亚在越南的战争》(Frank Frost,Australia's War in Vietnam)，艾伦和尤文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页。）。不难看出，这种分析与美国人的骨牌理论如出一辙。美国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支那的失陷将导致东南亚其余国家的陷落”。这种观念，早在朝鲜战争前就变成了美国的官方理论（注：杰弗里·克姆波尔：《原因何在：关于美国卷入越战原因的争论》(Jeffrey P.Kimball,To Reason Why:The Debate about the Causes of U.S.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2页。）。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美国重新修订了东亚和东南亚政策。为了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艾森豪威尔炮制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1950年2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前4个月，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着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被认为揭示着骨牌理论的诞生。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宫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的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宫”。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似乎应验骨牌理论开始发生作用了。3月29日，杜勒斯在一项重要演说中宣称：“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他建议美、英、法、澳、新西兰以及整个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在共产主义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之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屿链也会断裂。”（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2～583页。）
从艾森豪威尔至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深信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也是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肯尼迪将越南形容为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亚洲民主的试验场”。澳大利亚政府不仅拾美国人这种地缘政治分析之牙慧，而且也必然地把自己看成是保持着一系列危险平衡的最后一块骨牌。到60年代，澳大利亚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就造成了一种十字军式的观念，即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因此南越就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抵抗共产主义中国对外扩张的基地。1965年4月，孟席斯在议会宣布澳大利亚出兵越南时说，“南越的颠覆将是对澳大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对外侵略的组成部分。”（注：《联邦议会辩论·众议院》(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Representatives)第45卷，第1061页。）澳大利亚卷入越战是为了在共产主义扩张抵达澳洲海岸之前加以阻止。这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前哨防卫”战略奇怪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再次，孟席斯企图通过分担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义务，为澳大利亚未来的战略安全“购买”一份所谓的“安全保险”。应该说这才是孟席斯的创意，也深刻地体现了澳防卫专家的初衷。英国卷入马来亚，美国卷入越南，确实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抵抗想象中的“北方威胁”的最好屏障，积极支持这些强大盟友，对于借用盎格鲁—美利坚“保持盾”来确保澳大利亚的安全当然是必要的。诚然，澳大利亚所担心的，并非美国势力介入越南，而是美国从越南的退出。澳大利亚卷入越战之动因，是向五角大楼“预付”安全保险费用。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层内涵：一是通过竭力支持美国的越战政策，迫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承担责任。对于出兵越南，澳总理孟席斯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卷入越战，就是澳大利亚为保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而付出的代价。”（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E.M.Andrews,A History of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朗曼·切西尔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72页。）他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可能会撤出东南亚地区，从而在东南亚形成巨大的军事真空，为所谓“共产主义南侵”让出通道，这无论如何都是澳大利亚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为此，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断然的措施。首先，澳政府原则上反对和谈，主张对北越采取强硬政策。1965年3月，澳外长哈斯勒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和谈条件涉及到美国军事力量从该地区的预先撤退，那么澳大利亚就坚决反对和谈。澳大利亚这一立场竟然延续七年之久而从未轻易变更（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57页。）。这就是说，澳大利亚要尽力促使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其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存在，从而加强该地区的反共力量，借以保证其自身安全。其次，澳政府积极参加构筑东南亚集体安全体系，将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链上的若干战略点聚合起来，从而有力地吸引了美国军方的注意力。根据“前哨防卫”的基本逻辑，东南亚地区防务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和维护该地区政治稳定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固有的军事弱势，地区安全有赖于一个集体安全架构加以维系。澳大利亚参加了澳美新协定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是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再次，澳大利亚同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特别是批准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和核设施，从而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子系统，美国为防卫自身，就不得不首先防卫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基地是位于西北角的“海军通信联络站”，其主要用途是保持美国海军同其核潜艇之间的联络通讯。
二是通过在越战中尽力分担美国的军事义务，希望能够换取美国对澳大利亚未来安全的承诺，也即所谓“预付安全保险费”。澳大利亚国防力量是比较薄弱的。1962年国防预算案规定未来3年内年度军费开支为4.4亿澳元，后虽作了修改，仍是杯水车薪。澳大利亚的军费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而英国占7%，美国占9%。澳大利亚曾寄希望于集体安全政策，但1954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只是提供了一个法律构架去保卫中南半岛，而对签约国的安全问题却一笔带过，“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88页。）。由于从根本上缺乏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相互支持的方式，条约规定的正式义务也相当模糊，澳大利亚不得不怀疑条约的实际有效性。1951年签订的“澳美新协定”也颇受质疑。这表明，澳想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得首先为之付出代价。以得失分析，无庸赘言，卷入马来西亚和越南需要付出巨额财政开支，然而“同实现一项可信赖的军事自立政策所需的费用相比，这笔开销就少多了”。澳大利亚在马来亚和越南的付出当然会收到英美两国的回报，当澳面临着直接的侵略威胁时，美国将不会忘记澳大利亚曾在越战中忠诚相助。自1965年以来，自由—乡村党联合政府的基本立场从未变更，即为取悦美国舆论，澳大利亚“必须付出任何代价，包括牺牲真理和澳大利亚士兵的生命”，他们希望，总有那么一天，“一个感恩图报的美国必将起而保护澳大利亚，以使她免受一场可能来自亚洲的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想法是十分明确的，正如澳驻华盛顿大使在当时发往堪培拉的电文中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澳美之间的经常性联系以及彼此结成同盟，在向美国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后，一旦我们需要，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3-204页。）
二
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卷入，自始至终都是冷战观念的产物，也是其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冷战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亚洲发动了两次“热战”，总计协同美军作战10次，其中在朝鲜作战3次，在越南作战7次。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澳在朝鲜的卷入，基本上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谈不上造成政治分歧。60年代澳在越南的卷入，则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首先，越南战争使自由党的对外政策失去了灵活性与独立性。从某种程度来看，卷入越战以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态度和需要而制定的。澳大利亚外交之所以失去了基本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由党政府依靠美国保障其安全的政策，使澳在国防上沦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庸，丧失了国防独立性。没有国防的相对独立，外交就不可能是完整和独立的，澳大利亚外交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美国对外政策风向的变化；二是澳美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始终居于澳美关系的主导位置。澳驻越军队一般都是在划定的战区作战，他们可能随时需要美军支援，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的后勤与战时运输系统；三是澳美对于战略态势的评价与判断常常趋于一致。这也许是因为澳是利用美国情报和资料从事分析的，也许因为澳政府基于本国安全之考虑，专为取悦美国而刻意为之；四是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投资。无论政府或私营企业的资金都来源于美国，对美国资本的依赖取代了从前对英国资本的依赖。
其次，越南战争严重影响了中澳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契机，在1949年可谓失之交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工党奇夫利政府曾就承认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党内右翼和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左翼和激进派主张立即承认，当时正处于大选前夕，绝大多数关心选举结果的人士力主在12月选举结束后予以承认。表决结果是推迟承认，遗憾的是，自由党党魁孟席斯凭借其蛊惑人心的反共宣传以及自由—乡村党联袂的选举策略，帮助他赢得了大选胜利。中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在自由—乡村党联合执政时期，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自由党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冷战理论，它充分利用普遍的战争恐慌，推行歇斯底里的反共政策，而该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华。一般认为，在从朝鲜到印度的弧形地带内，所有实际和潜在的冲突背后的策划者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50至60年代，中国作为邪恶渊薮的形象似乎获得了广泛认同，尤其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加强和延续了这一看法。自由党政府认为中国人全都是清一色的极端共产主义者，越战就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一场大较量。
然而，作为自由党政治影子的乡村党，并非全盘接受孟席斯的意识形态化的外交政策，而是较为务实。曾长期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乡村党领袖麦克尤恩，积极促进中澳贸易，正当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并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时，麦克尤恩主持签订了向中国出售小麦的合同，到1970年为止，在外交上不被澳政府承认的中国购买了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小麦（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94页。）。中澳关系再度赢得改善的机遇，主要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70年代初冷战开始趋于缓和，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显示出超越冷战的大家风范；二是澳大利亚人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许多国际争端中是有其正当理由的，中国并非像从前想象的那样，竭力向东南亚渗透，暗中支持和操纵东南亚地区的武装暴动；三是中澳小麦购买合同到期，中方无意续约，而是转向已经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加拿大购买小麦。澳大利亚农场主倾向于改善对华关系，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自由党的麦克马洪政府仍囿于冷战外交的茧缚，迟迟不肯采取断然的行动。这显然有悖于当时的历史潮流。
自由党在外交上的抱残守缺以及越战政策的失败为工党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机会。1971年6月27日至7月14日，惠特拉姆以反对党领袖身份率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华期间他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晤，双方对会谈都很满意。对此，麦克马洪指斥惠特拉姆犯了冷战以来澳亲美外交之大忌，因而对这一事件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实际上，惠特拉姆访华期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也正在北京秘密访问，就在惠特拉姆访问结束的次日，即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告他即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这一事件使麦克马洪政府威信陡降，而工党却在政治上连连得分。舆论普遍认为惠特拉姆颇具远见卓识，从而为1972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铺平了道路。惠特拉姆上任后，立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当局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再次，越南战争在澳国内激起强烈争议，并造成深刻的政治分歧和社会裂痕。
围绕越南问题，正如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澳大利亚社会俨然划分为两派，即所谓“鹰派”和“鸽派”。鹰派不仅力促卷入，而且支持美国的逐步升级战略，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解决中南半岛的冲突。孟席斯、霍尔特等人是所谓鹰派人物的典型代表。鸽派政见则比较复杂，公众中持鸽派立场的人大体上不反对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但反对战争无止境升级，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妇女、某些宗教人士和少数大学生持这一立场；而工党左翼则自始至终反对卷入，主张和谈。卡尔维尔和惠特拉姆等人是典型的鸽派人物。
战后依靠反共起家的自由党和它的政治影子乡村党，是鹰派政策的始作俑者。不用说，正是他们一手策划了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军事卷入。公众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鹰派立场。1965年7月26日，当美国总统约翰逊再度要求孟席斯增加对越军事援助时，公众作出了积极反应。民意测验表明，59%的澳大利亚公民赞成增加对越军事援助。孟席斯之后，以霍尔特为首的鹰派人物在政治上的支持率迅速上升，达到了顶峰。1966年大选中，执政党获得的选票从孟席斯时期的46%增加到霍尔特时期的50%，自由党的议会席位从19席陡升为41席；相反，扮演鸽派角色的工党左翼得票却一路下滑，竟从45%跌至40%。1967年初，霍尔特邀请南越总理阮高其访澳，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阮高其访问结束后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欢迎阮高其访问的人数比例仍高达70%，工党中也有52%的党员持鹰派立场（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外交关系》，第151～158页。）。
然而，从一开始，两派之间的斗争就相当激烈。早在1965年5月4日，工党领袖卡尔维尔就激烈抨击自由党的卷入政策。他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不认为这将有助于反击共产主义，我们也不相信这会促进越南人民的福利。”他指出政府的决策依赖于三个虚假的判断：一是对越战的错误定性；二是对共产主义挑战性质的误解；三是对美国及盟友利益的错误理解（注：安德鲁：《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史》，第173页。）。自由党为卷入越战而实行的征兵制也遭到工党的谴责。不过，当时鸽派还势单力孤，况且自由党在大选中给工党扣了一顶亲共反美的帽子，公众不明真相，自然对工党政策颇有微词。1966年10月，美总统约翰逊访澳就显示了总体情势。当时墨尔本约有750,000人夹道欢迎，人人欲一睹美国总统及第一夫人的风采。当然鸽派也不示弱，“在墨尔本跟他（约翰逊）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枚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08页。）。
随着美澳逐渐深陷越战泥淖而难已自拔，澳国内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在自由党人戈登执政期间，两派冲突也日趋激烈，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分裂。1968年6月24日，戈登政府修改《国民服役法》后，在首都和其他城市，警察和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7月2日，悉尼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30名学生被捕；7月4日，1500人在美驻澳使馆门前举行反战示威，又有45人被捕。几乎每所大学都开展过反战运动。甚至连设在新英格兰大学校园内的陆军司令部也在一夜间被激进的反战派青年神话般地付之一炬；成百上千的青年离境出国以逃避兵役，或者逃避警察追捕。他们得到数百万年长者的支持，这些人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错误战争。由于大规模反战示威，政府逐渐回避逮捕逃役者，因为每一次判决，都会激起争议，其结果只是增加反战力量（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第381页。）。
然而，澳大利亚政治篱笆的公开破裂，还是在麦克马洪执政时期。这时，冷战已开始解冻，自由党政府仍执迷不悟。工党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与自由党公开决裂。1969年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就宣告：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将于1970年6月从南越撤出全部澳大利亚军队，结束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这是对执政党公开的挑战。诚然，自联邦成立以来的两党体制，尤其是两党对待外交政策的态度，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分歧。
三
越战的经历是独特的，而其教训则尤为深刻。越南战争不仅对美国及其协从军来说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即使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堪称一场由深刻误解而引发的战争。正如安东尼·艾登早在50年代初就洞察到的，“越南战争是一场在错误地方反对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注：阿兰·华特：《越南：一个澳大利亚人的剖析》(Alan Watt,Vietnam:AnAustralian Analysis)，切西尔和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会联合出版社1968年版，第51页。）。实际上，越战的教训已超越了中南半岛的时空限制，也超越了区域冲突的战略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战的教训是全人类的教训。
澳大利亚在越南卷入的军事规模，明显不如韩国，但是以纯感情投入而言，美国的协从国中尚无出其右者。换言之，澳在越南的卷入，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和外交的卷入。从这个角度而论，澳大利亚在越战中的失败主要表现为自由党政府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失败。其教训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越战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正确界定“国家利益”，同时要在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国防政策，以维护并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这种分析，既要依靠独立判断，也须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在1965年澳大利亚向越南派遣军队之前，战略家们对于越南在澳大利亚国防中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分析和评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越南历史与文化的忽视乃至漠视，从而简单地视北越政权为中国的傀儡政府和代理人，将南越境内的暴动视为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未能充分估计到潜伏在胡志明政策及其政治哲学背后的民族主义力量。深入理解越南及其历史，将使我们认识到，胡志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忠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一个扮演着中国共产主义向整个东南亚及其以外地区扩张的戏剧角色的傀儡，如果我们对越南了解多一些，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更多灰色而较少红色。”（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4页。）事实上，越南自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二者在民族统一事业中高度融合起来，这才是越南人民以惊人意志进行抗美战争的力量源泉。
教训之二：越战揭示了澳战略安全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某个西方大国的军事庇护这一基本事实。澳大利亚同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从历史层面来看，澳大利亚文化本质上属于白人的殖民主义文化，它对异族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澳大利亚因之拒绝同亚洲邻国进行深层文化交流，从而造成它与亚洲各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但是，澳大利亚与它的欧洲文化之源又遥相隔离。岛国的地理位置、白人文化的孤立之境和人口稀少的自然状况必然会衍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正如麦克马洪·巴尔所说的，“恐惧是澳大利亚关注亚洲的主要根源。”基于这种恐惧感，澳大利亚强烈地希望控制它的东南亚邻居，这是导致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失败的根源之一。澳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彻底摈弃白人殖民主义心态，深刻理解并尊重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亚洲各民族及其历史，并在这种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对外政策，从而促进国家利益之实现。从现实看，澳大利亚作为最靠近东南亚的一个白人国家，它的战略安全、经济利益、生存环境都与亚太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息息相关，澳大利亚理当积极同亚太各国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只有澳大利亚真正同亚太各国建立起彼此尊重、相互信赖的良好关系，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才是安全的。换言之，惟有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才最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此外，澳大利亚越战政策的失败还表明，政府应对其外交与国防政策之关系作出理性评价。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重视经济利益和战略安全的关系，科伦坡计划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创意，但因其包含的反共内核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该计划的意义。遗憾的是，澳政府在1965年决定是否卷入越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澳政府从根本上忽视同其近邻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而是过份倚重大国势力和纯粹军事手段来保护及促进其国家利益的实现。至于越战期间的对外政策，总体上是从属于防务需要的。在常规情况下，倒也无可指责。问题在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立足点——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南侵”纯然是一种假想或臆测，根本不能构成一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依据。越南战争揭示了国家政策赖以形成的基本准则，即“一种有效的国家政策，不仅需要一个可信的防务政策，还需要有其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第205页。）
诚然，越战之得失颇耐人寻味。战争本身不能导向和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越战政策，在亚洲赶了趟浑水，其情何以堪？倒是越战的教训使澳大利亚看到了亚太地区和平的曙光初露，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遏制，才是走向和平的根本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都很重视从越战中认真吸取教训。譬如，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就摈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在国防上自力更生，使其外交与国防政策逐步走上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