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
高兴祖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163～168页
【作者简介】高兴祖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京210093）
【关 键 词】日本军部/细菌战/罪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美、日、英等许多国家有良心的学者和记者所揭露，然而，关于日本军部对该部队的领导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却论述不多。日本军部对各战斗部队的严密控制和领导，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极端罪恶性的性质，至今一涉及日本军部对这些细菌战部队的领导责任，仍使人触目惊心，愤慨不已。这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作如下论述。
一、日本军部积极策划和建立细菌战部队并使之成为侵略政策的一部分
细菌武器是一种违反起码人道原则，异常残酷和惨无人道的战争工具。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协议，而日本拒绝参加，说明军部明知细菌武器与人道和科学的任务是不相容的，却从20年代后期起，就在考虑、策划和准备使用细菌武器，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了。
果然，1928年，日本军部派遣专攻病理学和细菌学、积极鼓吹细菌战的军医官石井四郎赴欧洲考察。1930年，石井考察回国后，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立即准备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他们认为，细菌武器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性武器，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后来，石井在同部下的谈话中，谈到日本军部为何要成立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明确地表述了日本军部的考虑。
这样，1932年，参谋本部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了最初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主持工作。1933年，又在所侵占的中国东北离哈尔滨70公里的背荫河地区，设立了秘密的细菌研究所，称为“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细菌战研究成了参谋本部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到1936年，参谋本部呈请并由天皇发布敕令（密令）（注：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冢隆二受审记录。），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庞大的细菌基地，以便从事先前已由石井在实验室中开始进行的罪恶实验，并指定了部队的人员数额和建立的房屋，这两个细菌基地，一个在长春市南5公里，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部”（若松部队），1941年改称“第100部队”，另一个在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部”（石井部队），后改称“东乡部队”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背荫河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也全部迁至平房，工作人员增至2000人，任务是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和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以保证日军能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根据天皇的密令，日本军部开始组织编制731部队的工作，如挑选该部队的军官和建立基地等等。也就是在这一年，由陆军大臣发布命令，把石井四郎从东京军医学院（时石井为该校教授）调去担任731部队长（注：梶冢隆二受审记录。）。
1939年和1940年，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进展、部队作用的增加和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天皇又屡次发布密令（注：川岛清、梶冢隆二受审记录。），命令对731部进行扩充和改编，并成立四个支队。密令规定了成立各个支队的期限和地点（海拉尔、牡丹江、孙吴和林口），把731部队工作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各支队的人员在内。与此同时（1939年），又密令在北京（先农坛庆成宫）成立了“甲字1885部队”，在南京（原中央医院，今军区总院）建立了“荣字1644部队”，定员各1500人。同一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波字8604部队”，定员1200人。到1942年，又在新加坡（原昭南爱德华七世医院）建立了“冈字9420部队”，定员208人，后发展到590人。这些部队，都是与731部队配套的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九研，也叫“登户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
可见，正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才发展成为一支拥有7000至8000名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庞大的细菌战部队的。
二、日本军部下令极力研究制造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和寻求其使用方法
所有这些细菌战部队，都遵照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和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原料、设备和材料。其生产细菌的能力，以731部队为例，在每个为期几天的生产周期内，最低限度能生产出3万万亿细菌，实际上已不计其数（注：见秋山浩：《731细菌部队》，京都三一书房，1956年。）。731部队以公斤为单位计算，每月培养出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即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撇出来的粘稠状细菌糊。
遵照日本军部的指令，关东军总司令通过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731部队研究及生产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如关于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关东军司令部组织了几个专门的委员会，由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或731部队长及关东军司令部个别军官参加。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后，呈报给参谋本部，等参谋本部批准某种武器后，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命令给731或100部队。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说：“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策划的”，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命令，则“由帝国大本营颁发”（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关东军军医处长梶冢隆二也供认：“细菌武器的制造、试验和实际使用方面，都是遵照参谋本部的指令进行的”。
关于细菌试验的结果，即用活人实验的结果，则由731部队领导人越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视其内容如何，或呈报给帝国大本营，或呈报给陆军省及军医研究院（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1644部队编制“日报”的军画兵石田甚太郎则揭露说，1644部队记录各研究室的实验结果和数据，及被实验者人数增减等机密事项，他每天都编写“日报”（一科日记），一式两份，其中一份送呈中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注：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人生日记》，见〔日〕《战争责任研究》，第10号。）。
所需要的经费，以731和100部队为例，按照参谋本部有关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由陆军省保证一切必要的经费，即由陆军省拨给，而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
这样，在日本军部的严密管理和积极领导下，各细菌战部队经过各种研究试验，得出如下结论：即用传染病媒介物去传染饮用水及食物，是使用细菌武器的有效方法。并认为，鼠疫跳蚤最为合适，因为跳蚤既能保证鼠疫菌的安全，使它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又可以使人体受到传染，以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为此，仅731部队，就使用了4500个饲育器，繁殖了几千万只乃至不计其数的跳蚤，饲养了十几万只老鼠。
但是，只有传染病媒介物，还不足以促成疫病的流行，还必须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特点。他们认为，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的基础上，才能知道用人工方法引起疫病流行的条件，所以731部队早在1933年加茂部队时期起，就用活人进行实验，来研究这种生理特点了。而为了用活人进行实验，在部队内设立了特殊的监狱，专门关押供实验用的中国人、苏联人和其他国家人。据调查，仅1940年至1945年的5年中，在731部队内因被传染致命细菌而死亡的至少有3000人，1940年以前死亡的还没有计算在内。
其他的细菌战部队也都用活人做试验。如1644部队就用大批俘虏进行细菌试验，据日本学者森正孝和《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对17个日本当事人进行的调查，1644部队还与“九研”一起进行活人试验，其证言是：实验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于1644部队内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为防泄密，直接参加者限“九研”工作人员7人和1644部队军医2人。“九研”工作人员装作军医，在中国男俘胳膊上注射大剂量的剧毒和氰酸，观测其反应。一个亲自把氰酸注射到中国男子身上的“九研”技术人员A（住东京，1905年生）说：“若被（俘虏）察觉而闹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干净利落地注射。该男子立即发生痉挛，身体哆嗦，微微颤抖。仅几十秒钟，就一边抽搐，一边气息奄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只几分钟。”（注：森正孝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石书店，1991年版，第461-462页。）
最后，参谋本部批准了三种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即：一，由战斗机撒播细菌；二，从飞机上投掷特种细菌炸弹；三，用细菌在地面上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和牧场等等。
三、日本军部命令对中国进行细菌攻击和积极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
日本细菌战部队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同时，就在中国一些地区不断使用细菌进行破坏活动，致使疫病流行，中国居民大量死亡（注：后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训练总监部拟定的《军事破坏队阵中教范》中，特别指示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破坏。帝国大本营陆军处第二部颁布的采用军事破坏队的指令中，具体地提到使用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施放器”。这种自来水笔式的细菌喷射器，每排4支，连部3支。）。到1941年，日本军部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实验室及打靶场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就扩展为准备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和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罪恶的细菌攻击了。
在此之前，1939年8月下旬，石井四郎就遵照参谋本部的命令，在对苏、蒙的诺门坎战役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细菌战实验，在哈勒欣河撒下了肠伤寒与沙门氏菌。但由于当时该部队还缺乏适当的撒播手段，细菌在流水中立即失去感染力，收效甚微（注：《远藤三郎日记》，见《日本侵华研究》第三期。）。尽管如此，日本军部对这次行动仍十分重视，731部队不仅得到了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颁发的奖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还于次年5月23日在各报刊登了授予该部队奖状的消息。
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起突破进攻，日本军部趁德苏战争之机加紧对苏备战，命令关东军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即所谓的“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便能在战局对日本最为有利的时刻，以武力解决北方问题。这时，日本军部就考虑使用细菌武器。为此，参谋总长向731部队下达了“指示信”，命令731部队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对苏攻击的武器。还特别指示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撒播鼠疫菌的媒介物，称“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与此同时，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也给关东军总司令发布训令，命令“着手准备进行对苏的细菌战”，关东军总司令为此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对苏的细菌战问题。（注：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受审记录。）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军部又决定进一步发展生物化学武器，以“剿灭敌对民族”。这份由参谋本部作战课制定的文件，已由日本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于1994年12月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文件共14页，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731细菌战部队的规模（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0日。）。
在这以后，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日军作战参谋日记说：“1940年9月18日，日军细菌战部队（主要是731部队和南京的1644部队）在中国宁波、金华、玉山、台州、丽水进行细菌攻击。”其10月7日的日记说：“迄今为止，已经发动了六次（这样的）攻击”，并对以后撒播细菌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第二年11月4日，又派遣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湖南常德撒播了36公里长的染疫（鼠疫）跳蚤带。两周后，就收到了该地区大量流行鼠疫的报告（注：《朝日新闻》，1993年8月14日。）。由于当时处于战时条件下以及与此有关的民众大量迁移等情况，在浙江、湖南的广泛范围内，引起了疫病流行，中国和平居民大批死亡。
至1942年，参谋本部命令731部队在中国的浙赣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攻击，目的是探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地面传染法”，即在日军作“战略退却”时，在铁路沿线一带施放细菌，日本军部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攻击。这次细菌攻击，使中国大批和平居民死亡，以义乌县崇山村为例，全家死光的就有30户左右。第二年日本皇族三笠宫到1644部队视察时，该部队还特别制作了16毫米的电影供他观看，内容是该部队一科饲养白鼠，培育鼠蚤的情况和部队在作战中撒播细菌的情况，还把电影中的许多镜头印成照片，编成相册，给三笠宫带回日本去（注：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人生日记》，见〔日〕《战争责任研究》，第10号。）。
这样，到1942年，日本细菌战部队制造出几种能在战时广泛使用的有效细菌武器的任务，已经完全解决。这些武器，是用大量活人来试验过，并在几次用细菌攻击中国的行动中，即在成千上万无法自卫的平民妇孺身上，检验了各种细菌的致病效能的。
四、日本军部把细菌武器作为最后的赌注，准备对美、英进行细菌战
1943年，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惨败，1944年，美军前进至塞班岛和菲律宾，日本的最后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日本军部把细菌武器作为最后的赌注。
据日本参谋本部金原节三医事科长的军务日记，1943年4月，为增产细菌武器，参谋本部曾召开秘密会议，嗣后，日本设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各个细菌战部队及日本国内的军医学校，都开始了大量增加带疫跳蚤和老鼠的生产。其中哈尔滨731部队每月产带疫跳蚤10公斤，广州8604部队10公斤，北京1855部队5公斤，新加坡9420部队50公斤，都是应参谋本部的要求进行的。又据参谋本部大冢文郎医事科长的军务日记，当时曾有一个先发制人“不必介意国际性问题”的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攻击缅甸、印度、中国、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其他岛屿的方案（注：《日军军务日记中记载有关1943、1944年的细菌战战备事项》，见《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到1944年5月，陆军省对关东军司令部又下达了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训令不仅要求关东军保证要有充分的对苏作战的细菌武器，而且要求保证太平洋战争有充分的细菌武器。上述大冢文郎日记则说：“1944年7月7日美军占领塞班岛后，日本军部曾策划对塞班岛和比亚克岛的美军使用细菌武器，但最大的困难是带疫鼠蚤的生产和飞机数量不足。”又据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镶一郎少将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记载：现有老鼠25万只，若按1000只老鼠生产鼠疫跳蚤1公斤，则每月若有30万只老鼠，即可生产300公斤。各部队分配的份额为：731部队150公斤，1644部队30公斤，日本国内30公斤等。并写道：“如果我们（事先）注射疫苗，又彻底消毒，我方不会感染”。（注：《日军军务日记中记载有关1943、1944年的细菌战战备事项》，见《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到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登陆后，参谋本部又给石井四郎下达加紧细菌武器生产的密令，陆军省也再次训令关东军总司令，要求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于是，从1945年春天起，731部队等开始狂热的细菌战的准备工作，细菌工厂24小时开工，甚至要求当地居民捕捉田鼠上交。石井四郎公开在部队高级军官会议上说，“向美英两国进行细菌战，是决不可免的”，“为要达到有利于日本的战局转变，我们必须使用最后的手段，包括细菌武器在内”（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而实际上，早在1943年，日本军部就在准备对美英进行细菌战了，这一年，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就被派往沈阳的奉天战俘营，去检验美国俘虏的血液及其抗疫性了。因为，1942年11月，日军将1485名美、英、澳、新战俘运到奉天战俘营，731部队奉命派了32名军医，以预防传染病为名，至该战俘营进行各种病菌的预防接种，结果在105天时间内，共有186名死亡，都是美国战俘。731部队细菌制造班柄泽十三夫在伯力接受审判时，也供认：1943年夏，曾对奉天战俘营中的美国战俘的血液进行研究，证明“血清免疫不同人种并无不同”，这样，就可“以平常的方法进行细菌的培养”（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及1947年1月1日东京审判时苏联检察团送交美国的有关柄泽十三夫的调查记录。）。
山田乙三也采取了实现陆军省训令的一切必要措施，并几次亲自检查各细菌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以保证他们随时可以作战。山田说：“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实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当时参谋本部还准备实行代号为“夜樱花”的计划，即用潜艇运送细菌特攻队，将鼠疫菌撒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圣地亚哥地区。这是当年参加特攻队的几名731部队士兵向《朝日新闻》记者揭露的（注：《光明日报》，1994年6月1日。）。
所以，1945年，日本军部孤注一掷，准备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们准备造成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的大流行。只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动了总反攻，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军迅速出击，给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迫使日本投降，才避免了日本军部准备造成更大的细菌战惨祸。1945年8月，日本军部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命令所有的细菌战部队销毁所有有关细菌武器的研究报告及其他罪证。1994年7月4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日军中将军官，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承认1945年8月15日他曾受命“颁布命令毁灭所有（有关细菌战的）罪证”，现在他手里还有一份当时颁发的命令副本（注：《参考消息》，1994年7月7日。）。当时731和1644等各个细菌战部队在慌忙逃窜时，为隐瞒罪恶，按照日军统帅部的要求，焚毁一切房舍、设备和文件，对准备用作实验的俘虏，也全部用毒气氰酸把他们毒死，并把尸体拖到专门挖掘的大坑中焚烧，没有一个人能侥幸活下来。
日军的各个细菌战部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无论用什么上峰命令或军人地位作借口，都不足以为他们已经犯下的繁殖致命的细菌、用活人作试验和进行细菌战等罪恶勾当辩护。在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特别是驱使他们研制细菌武器，参加细菌战的天皇和军部，没有被追究任何细菌战的责任，甚至在战后研究这一战争罪行的学者中，也很少论及天皇、军部与细菌战部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责任。而正是天皇和军部，策划和密令建立了细菌战部队，为这种罪不容赦的部队配备了军医干部，提供了大量经费，并极力督促其研究制造最有效的细菌武器，批准细菌武器的型式及使用方法，命令对中国用细菌武器进行破坏活动和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攻击，以及疯狂地准备对苏、美和太平洋、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他们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把本应为人类造福的最新技术用作残害人命的手段，准备使用细菌来大批消灭人类，以便在人类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霸权。正是他们，是细菌战的主要战犯，犯下了为害人类和反对和平的极恶大罪，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重大罪责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163～168页
【作者简介】高兴祖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京210093）
| 【内容提要】 |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外学者揭露，但关于日本军部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却论述不多。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建立的。它们遵照军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军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人力、原料、设备和材料。在军部的命令下，它们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致使中国和平居民大量死亡，还疯狂准备对苏美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日本军部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罪责的。 |
一、日本军部积极策划和建立细菌战部队并使之成为侵略政策的一部分
细菌武器是一种违反起码人道原则，异常残酷和惨无人道的战争工具。1925年，各国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协议，而日本拒绝参加，说明军部明知细菌武器与人道和科学的任务是不相容的，却从20年代后期起，就在考虑、策划和准备使用细菌武器，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了。
果然，1928年，日本军部派遣专攻病理学和细菌学、积极鼓吹细菌战的军医官石井四郎赴欧洲考察。1930年，石井考察回国后，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立即准备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他们认为，细菌武器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性武器，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实现自己的目标过程中，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后来，石井在同部下的谈话中，谈到日本军部为何要成立731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他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明确地表述了日本军部的考虑。
这样，1932年，参谋本部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了最初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主持工作。1933年，又在所侵占的中国东北离哈尔滨70公里的背荫河地区，设立了秘密的细菌研究所，称为“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细菌战研究成了参谋本部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到1936年，参谋本部呈请并由天皇发布敕令（密令）（注：关东军司令部第一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梶冢隆二受审记录。），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庞大的细菌基地，以便从事先前已由石井在实验室中开始进行的罪恶实验，并指定了部队的人员数额和建立的房屋，这两个细菌基地，一个在长春市南5公里，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部”（若松部队），1941年改称“第100部队”，另一个在哈尔滨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部”（石井部队），后改称“东乡部队”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背荫河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也全部迁至平房，工作人员增至2000人，任务是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和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以保证日军能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根据天皇的密令，日本军部开始组织编制731部队的工作，如挑选该部队的军官和建立基地等等。也就是在这一年，由陆军大臣发布命令，把石井四郎从东京军医学院（时石井为该校教授）调去担任731部队长（注：梶冢隆二受审记录。）。
1939年和1940年，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进展、部队作用的增加和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天皇又屡次发布密令（注：川岛清、梶冢隆二受审记录。），命令对731部进行扩充和改编，并成立四个支队。密令规定了成立各个支队的期限和地点（海拉尔、牡丹江、孙吴和林口），把731部队工作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各支队的人员在内。与此同时（1939年），又密令在北京（先农坛庆成宫）成立了“甲字1885部队”，在南京（原中央医院，今军区总院）建立了“荣字1644部队”，定员各1500人。同一年，又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波字8604部队”，定员1200人。到1942年，又在新加坡（原昭南爱德华七世医院）建立了“冈字9420部队”，定员208人，后发展到590人。这些部队，都是与731部队配套的细菌战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九研，也叫“登户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
可见，正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才发展成为一支拥有7000至8000名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的庞大的细菌战部队的。
二、日本军部下令极力研究制造最有效的细菌武器和寻求其使用方法
所有这些细菌战部队，都遵照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和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原料、设备和材料。其生产细菌的能力，以731部队为例，在每个为期几天的生产周期内，最低限度能生产出3万万亿细菌，实际上已不计其数（注：见秋山浩：《731细菌部队》，京都三一书房，1956年。）。731部队以公斤为单位计算，每月培养出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即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撇出来的粘稠状细菌糊。
遵照日本军部的指令，关东军总司令通过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731部队研究及生产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如关于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关东军司令部组织了几个专门的委员会，由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或731部队长及关东军司令部个别军官参加。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后，呈报给参谋本部，等参谋本部批准某种武器后，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命令给731或100部队。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说：“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策划的”，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命令，则“由帝国大本营颁发”（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关东军军医处长梶冢隆二也供认：“细菌武器的制造、试验和实际使用方面，都是遵照参谋本部的指令进行的”。
关于细菌试验的结果，即用活人实验的结果，则由731部队领导人越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视其内容如何，或呈报给帝国大本营，或呈报给陆军省及军医研究院（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1644部队编制“日报”的军画兵石田甚太郎则揭露说，1644部队记录各研究室的实验结果和数据，及被实验者人数增减等机密事项，他每天都编写“日报”（一科日记），一式两份，其中一份送呈中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注：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人生日记》，见〔日〕《战争责任研究》，第10号。）。
所需要的经费，以731和100部队为例，按照参谋本部有关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由陆军省保证一切必要的经费，即由陆军省拨给，而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
这样，在日本军部的严密管理和积极领导下，各细菌战部队经过各种研究试验，得出如下结论：即用传染病媒介物去传染饮用水及食物，是使用细菌武器的有效方法。并认为，鼠疫跳蚤最为合适，因为跳蚤既能保证鼠疫菌的安全，使它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又可以使人体受到传染，以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为此，仅731部队，就使用了4500个饲育器，繁殖了几千万只乃至不计其数的跳蚤，饲养了十几万只老鼠。
但是，只有传染病媒介物，还不足以促成疫病的流行，还必须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特点。他们认为，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的基础上，才能知道用人工方法引起疫病流行的条件，所以731部队早在1933年加茂部队时期起，就用活人进行实验，来研究这种生理特点了。而为了用活人进行实验，在部队内设立了特殊的监狱，专门关押供实验用的中国人、苏联人和其他国家人。据调查，仅1940年至1945年的5年中，在731部队内因被传染致命细菌而死亡的至少有3000人，1940年以前死亡的还没有计算在内。
其他的细菌战部队也都用活人做试验。如1644部队就用大批俘虏进行细菌试验，据日本学者森正孝和《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对17个日本当事人进行的调查，1644部队还与“九研”一起进行活人试验，其证言是：实验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于1644部队内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为防泄密，直接参加者限“九研”工作人员7人和1644部队军医2人。“九研”工作人员装作军医，在中国男俘胳膊上注射大剂量的剧毒和氰酸，观测其反应。一个亲自把氰酸注射到中国男子身上的“九研”技术人员A（住东京，1905年生）说：“若被（俘虏）察觉而闹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干净利落地注射。该男子立即发生痉挛，身体哆嗦，微微颤抖。仅几十秒钟，就一边抽搐，一边气息奄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只几分钟。”（注：森正孝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石书店，1991年版，第461-462页。）
最后，参谋本部批准了三种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即：一，由战斗机撒播细菌；二，从飞机上投掷特种细菌炸弹；三，用细菌在地面上传染居民点、蓄水池、水井和牧场等等。
三、日本军部命令对中国进行细菌攻击和积极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
日本细菌战部队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同时，就在中国一些地区不断使用细菌进行破坏活动，致使疫病流行，中国居民大量死亡（注：后来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训练总监部拟定的《军事破坏队阵中教范》中，特别指示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破坏。帝国大本营陆军处第二部颁布的采用军事破坏队的指令中，具体地提到使用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施放器”。这种自来水笔式的细菌喷射器，每排4支，连部3支。）。到1941年，日本军部细菌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实验室及打靶场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就扩展为准备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和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罪恶的细菌攻击了。
在此之前，1939年8月下旬，石井四郎就遵照参谋本部的命令，在对苏、蒙的诺门坎战役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细菌战实验，在哈勒欣河撒下了肠伤寒与沙门氏菌。但由于当时该部队还缺乏适当的撒播手段，细菌在流水中立即失去感染力，收效甚微（注：《远藤三郎日记》，见《日本侵华研究》第三期。）。尽管如此，日本军部对这次行动仍十分重视，731部队不仅得到了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颁发的奖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还于次年5月23日在各报刊登了授予该部队奖状的消息。
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起突破进攻，日本军部趁德苏战争之机加紧对苏备战，命令关东军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即所谓的“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便能在战局对日本最为有利的时刻，以武力解决北方问题。这时，日本军部就考虑使用细菌武器。为此，参谋总长向731部队下达了“指示信”，命令731部队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对苏攻击的武器。还特别指示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撒播鼠疫菌的媒介物，称“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与此同时，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也给关东军总司令发布训令，命令“着手准备进行对苏的细菌战”，关东军总司令为此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对苏的细菌战问题。（注：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受审记录。）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军部又决定进一步发展生物化学武器，以“剿灭敌对民族”。这份由参谋本部作战课制定的文件，已由日本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于1994年12月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文件共14页，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731细菌战部队的规模（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0日。）。
在这以后，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日军作战参谋日记说：“1940年9月18日，日军细菌战部队（主要是731部队和南京的1644部队）在中国宁波、金华、玉山、台州、丽水进行细菌攻击。”其10月7日的日记说：“迄今为止，已经发动了六次（这样的）攻击”，并对以后撒播细菌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第二年11月4日，又派遣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湖南常德撒播了36公里长的染疫（鼠疫）跳蚤带。两周后，就收到了该地区大量流行鼠疫的报告（注：《朝日新闻》，1993年8月14日。）。由于当时处于战时条件下以及与此有关的民众大量迁移等情况，在浙江、湖南的广泛范围内，引起了疫病流行，中国和平居民大批死亡。
至1942年，参谋本部命令731部队在中国的浙赣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攻击，目的是探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地面传染法”，即在日军作“战略退却”时，在铁路沿线一带施放细菌，日本军部设在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也参加了这次攻击。这次细菌攻击，使中国大批和平居民死亡，以义乌县崇山村为例，全家死光的就有30户左右。第二年日本皇族三笠宫到1644部队视察时，该部队还特别制作了16毫米的电影供他观看，内容是该部队一科饲养白鼠，培育鼠蚤的情况和部队在作战中撒播细菌的情况，还把电影中的许多镜头印成照片，编成相册，给三笠宫带回日本去（注：1644部队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人生日记》，见〔日〕《战争责任研究》，第10号。）。
这样，到1942年，日本细菌战部队制造出几种能在战时广泛使用的有效细菌武器的任务，已经完全解决。这些武器，是用大量活人来试验过，并在几次用细菌攻击中国的行动中，即在成千上万无法自卫的平民妇孺身上，检验了各种细菌的致病效能的。
四、日本军部把细菌武器作为最后的赌注，准备对美、英进行细菌战
1943年，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惨败，1944年，美军前进至塞班岛和菲律宾，日本的最后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日本军部把细菌武器作为最后的赌注。
据日本参谋本部金原节三医事科长的军务日记，1943年4月，为增产细菌武器，参谋本部曾召开秘密会议，嗣后，日本设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各个细菌战部队及日本国内的军医学校，都开始了大量增加带疫跳蚤和老鼠的生产。其中哈尔滨731部队每月产带疫跳蚤10公斤，广州8604部队10公斤，北京1855部队5公斤，新加坡9420部队50公斤，都是应参谋本部的要求进行的。又据参谋本部大冢文郎医事科长的军务日记，当时曾有一个先发制人“不必介意国际性问题”的大量使用细菌武器攻击缅甸、印度、中国、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其他岛屿的方案（注：《日军军务日记中记载有关1943、1944年的细菌战战备事项》，见《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到1944年5月，陆军省对关东军司令部又下达了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训令不仅要求关东军保证要有充分的对苏作战的细菌武器，而且要求保证太平洋战争有充分的细菌武器。上述大冢文郎日记则说：“1944年7月7日美军占领塞班岛后，日本军部曾策划对塞班岛和比亚克岛的美军使用细菌武器，但最大的困难是带疫鼠蚤的生产和飞机数量不足。”又据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田镶一郎少将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记载：现有老鼠25万只，若按1000只老鼠生产鼠疫跳蚤1公斤，则每月若有30万只老鼠，即可生产300公斤。各部队分配的份额为：731部队150公斤，1644部队30公斤，日本国内30公斤等。并写道：“如果我们（事先）注射疫苗，又彻底消毒，我方不会感染”。（注：《日军军务日记中记载有关1943、1944年的细菌战战备事项》，见《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到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登陆后，参谋本部又给石井四郎下达加紧细菌武器生产的密令，陆军省也再次训令关东军总司令，要求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于是，从1945年春天起，731部队等开始狂热的细菌战的准备工作，细菌工厂24小时开工，甚至要求当地居民捕捉田鼠上交。石井四郎公开在部队高级军官会议上说，“向美英两国进行细菌战，是决不可免的”，“为要达到有利于日本的战局转变，我们必须使用最后的手段，包括细菌武器在内”（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而实际上，早在1943年，日本军部就在准备对美英进行细菌战了，这一年，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就被派往沈阳的奉天战俘营，去检验美国俘虏的血液及其抗疫性了。因为，1942年11月，日军将1485名美、英、澳、新战俘运到奉天战俘营，731部队奉命派了32名军医，以预防传染病为名，至该战俘营进行各种病菌的预防接种，结果在105天时间内，共有186名死亡，都是美国战俘。731部队细菌制造班柄泽十三夫在伯力接受审判时，也供认：1943年夏，曾对奉天战俘营中的美国战俘的血液进行研究，证明“血清免疫不同人种并无不同”，这样，就可“以平常的方法进行细菌的培养”（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受审记录，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以下各细菌战犯受审记录均出此书。及1947年1月1日东京审判时苏联检察团送交美国的有关柄泽十三夫的调查记录。）。
山田乙三也采取了实现陆军省训令的一切必要措施，并几次亲自检查各细菌部队的作战准备情况，以保证他们随时可以作战。山田说：“1945年，由于改善最有效细菌武器使用法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顺利完成，于是开始实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注：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受审记录。）当时参谋本部还准备实行代号为“夜樱花”的计划，即用潜艇运送细菌特攻队，将鼠疫菌撒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圣地亚哥地区。这是当年参加特攻队的几名731部队士兵向《朝日新闻》记者揭露的（注：《光明日报》，1994年6月1日。）。
所以，1945年，日本军部孤注一掷，准备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危险迫在眉睫，他们准备造成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的大流行。只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动了总反攻，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军迅速出击，给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迫使日本投降，才避免了日本军部准备造成更大的细菌战惨祸。1945年8月，日本军部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命令所有的细菌战部队销毁所有有关细菌武器的研究报告及其他罪证。1994年7月4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日军中将军官，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承认1945年8月15日他曾受命“颁布命令毁灭所有（有关细菌战的）罪证”，现在他手里还有一份当时颁发的命令副本（注：《参考消息》，1994年7月7日。）。当时731和1644等各个细菌战部队在慌忙逃窜时，为隐瞒罪恶，按照日军统帅部的要求，焚毁一切房舍、设备和文件，对准备用作实验的俘虏，也全部用毒气氰酸把他们毒死，并把尸体拖到专门挖掘的大坑中焚烧，没有一个人能侥幸活下来。
日军的各个细菌战部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无论用什么上峰命令或军人地位作借口，都不足以为他们已经犯下的繁殖致命的细菌、用活人作试验和进行细菌战等罪恶勾当辩护。在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特别是驱使他们研制细菌武器，参加细菌战的天皇和军部，没有被追究任何细菌战的责任，甚至在战后研究这一战争罪行的学者中，也很少论及天皇、军部与细菌战部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和责任。而正是天皇和军部，策划和密令建立了细菌战部队，为这种罪不容赦的部队配备了军医干部，提供了大量经费，并极力督促其研究制造最有效的细菌武器，批准细菌武器的型式及使用方法，命令对中国用细菌武器进行破坏活动和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攻击，以及疯狂地准备对苏、美和太平洋、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他们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把本应为人类造福的最新技术用作残害人命的手段，准备使用细菌来大批消灭人类，以便在人类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霸权。正是他们，是细菌战的主要战犯，犯下了为害人类和反对和平的极恶大罪，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重大罪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