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6世纪安特卫普衰落的内在经济因素探析
王蓓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57～63页
【作者简介】王蓓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马列室教师。青岛266071
16世纪安特卫普让人惊奇的繁盛与同样让人吃惊的衰落，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城市，学术界历来予以重视。布罗代尔等国外学者，在著作中都多次谈及安特卫普。但论及其突然衰落时，却往往只着重于对外部因素的分析，而对蕴藏其中的经济因素很少有深入的探讨和揭示，这就难以找出其迅速衰落的真正原因。本文试图结合其兴盛时期的商贸活动资料，分析它在经济结构方面的一些缺陷，从而揭示造成安特卫普迅速衰落的内在原因。
一
众所周知，安特卫普的繁荣是由外国人的商业活动促成的，按照各国商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将安特卫普的经济繁荣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葡萄牙、英国和德国商人扮演主要角色，大致从16世纪初到40年代末；第二阶段英国商人和意大利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间从16世纪50年代延伸到60年代末。因此，安特卫普拥有的是建立在外力之上的繁荣，其经济发展具有外向性。而且，它的外向性与早先的威尼斯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又有不同。它不仅依靠外来的原料、外来的食品，需要外地的市场，而且商业活动也主要是由居住在此的各国商人进行，本地的商人很少走出城市投入国际市场。这一切都对安特卫普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其形成一种单一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商业、工业、城乡联系与金融业四个方面。这些内在经济缺陷，使安特卫普在繁盛之时就注定了必然速衰的命运。
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市，安特卫普虽然有不少市民进行经济活动，甚至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商人，例如将铜业与锌业结合起来，拥有大量资本，富可与南德富格尔区敌的斯骇次家族（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L.Voet,Antwerp:the Golden Age)，安特卫普1973年版，第276页。）。但大多数安特卫普本地人并非主动参与商业活动，而只是被动地接纳别国的商人和商品，这个城市也只是各国商人交换和再出口商品的市场和港口地而已。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安特卫普缺乏可用于远途运输的交通工具。安特卫普的造船业不发达，16世纪尼德兰的造船中心在荷兰。安特卫普虽有自己的船队，但总共不过一百来条80吨至100吨的小船（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9页。）。与每天停泊在此的数百艘各国大商船相比，安特卫普船只的数量与吨位太微不足道了。因此，海上贸易所需船只的缺乏，对安特卫普从事商业活动造成了不利因素，它只好被动地接受外来商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安特卫普……是供过往客商歇脚的一家西班牙客店，客人带来什么，客店也就有什么。”（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8页。）二、由于商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要求相应增加服务性部门，因此，安特卫普居居大多以从事辅助性商业活动为主。他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利颇丰，因而不愿再远途跋涉去经商。许多人在众多的“商业服务”部门中，担当起一些需要量大但又在商业活动中不起很大作用的职业，如公证人、中间人、经纪人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GeorgeClark,Janes Buter: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2卷，剑桥1958年版，第62页。），也有一些人靠高价出租商业区和居住区为生。然而房屋出租业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经济活动，没有技术、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只是一种坐收渔利的职业。它依靠商业繁盛之时商人和移民的增多而发财，因而不可能持久发展。一旦商人不再频频光顾这一城市，这个行业的收入马上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收入。这个行业还培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造成城市中的技术人员比例下降。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安特卫普的商业几乎全被外国商人所掌握，整个城市的商品交易几乎完全被分离成各地商人之间的直接交换。
从15世纪起就有外国商人来到安特卫普，到16世纪繁盛时期，到来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主要有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德意志、法国和西班牙这6个国家的商人。他们通过在安特卫普建立交易所和商业公司进行贸易活动。1407年，英国人在安特卫普建立了自己的公司，1460年，该市又为他们设立了英国交易所。当葡萄牙在安特卫普发展起香料贸易时，德意志的各大商业公司：莫伊廷从1479年起，赫希斯特从1468年起，富格尔从1508年起，韦尔泽从1509年起，纷纷派遣常务经理人作为代表（注：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3页。）。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们在安特卫普可以保持本国的风俗习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货币进行交易。安特卫普的商业指南书中列出了1500种硬币，有金、银、铜币三种类型。这些硬币流通于16世纪60年代，大多为低地国家以外地区铸造的外国货币（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Charles Wils,Geoffney Park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500-1800)，考麦尔大学1977年版，第98页。）。在安特卫普的外国人还成立了许多民族团，主要有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等，总数超过1000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商人迟至1580年还建立了一个“理发师民族团”（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49页。）。安特卫普对于这些数目众多的民族团给予了许多优惠条件。比如，英国商团中的长老不仅有民事裁判权，而且还有权用自己的牢房来关押反对者。1474年，安特卫普市政府为他们建立了邸宅，并于1552年在安特卫普港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专门供其使用的“英国岩壁”（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版，第209页。）。其他民族团也受到了一定优待。因此，由于安特卫普对各国商人敞开了大门，并且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善待，而且还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商业服务措施，结果，在安特卫普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和陆路贸易多数控制在他们的手里。
据记载，驶向安特卫普的海上交通，全都掌握在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汉萨同盟手中（注：劳伦斯·斯通：《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外贸易》(Lawernce Stone,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卷，第41页。）。安特卫普同伊比利亚交易的统计资料，也表明了外国商人在海路贸易上的支配作用。据布里卢统计，在进行伊比利亚输出贸易的50个主要商人中，伊比利亚籍的有36人，尼德兰只有6人，意大利4人，英国2人，德国1人，国籍不详者1人；其中前4位商人全是伊比利亚人，承担全部输出贸易的将近90%。而在输入贸易方面，伊比利亚商人共220人，交易额占总数的73.9%，意大利商人人数较少，但占了总交易额的16.2%。在占总输入额85.5%的前64名商人中，伊比利亚人53人，意大利人4人，而尼德兰籍的只有6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89-190页。）。
陆路贸易大体与海上贸易情形相似。据统计，安特卫普陆上输出的96%物品由专门化的运输专业公司所承担。承担对意大利输出（在陆上输出额中，对意大利的比例占41.5%，因此以对意大利的输出为例便更具代表性）的有6个公司，它们全都是外国公司，其中意大利有三个，二个是德意志的，一个设在罗列诺。在前三个公司中，除了占第二位的克拉因汉斯公司（占输送额的16%）的主要货主为尼德兰商人（占56%）外，其余两个公司的主要顾客皆为意大利人。占第一位的阿诺尼商会中意大利货主占74.5%，占第三位的洛希其商社的货主则几乎都是意大利人（占9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安特卫普的陆路输出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意大利商人，他们共有185人，输出价额占总输出额的63.2%，而尼德兰商人只占总输出额的22%。在输出额超过1000里布尔的77名商人中，意大利商人有48名，占了65%（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62页。）。
上述资料充分证明，安特卫普虽是一个国际商都，但市民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却不多，它只是成了各国商人汇集地和来自各国的各类商品集散地，商业的主动权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
二
从安特卫普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来看，它不仅是一个商业都市，也是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商业活动外向型的影响，安特卫普的工业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所需原料多从外地进口，本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产品也多以国外作为销售市场。据统计，在1560年尼德兰的输入品中，输入原料占30%，而原料中84%是纤维原料（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1页。）。可以看作安特卫普支柱产业的呢绒最后加工业和纺织业都是这种情况。
安特卫普的呢绒最后加工业是对英国的呢绒半成品进行最后的加工。由于14世纪以来，英国毛纺产品的销售渠道只限于安特卫普，加上英国国内毛纺制品的最后加工总是做得不好，因此，从15世纪末起，英国向安特卫普输出的产品主要是作为半成品的宽幅素色呢绒。由这里的专业工匠进行最后的加工染色，最后再出口。1560年左右，每年约有9万匹英国呢绒运到安特卫普，总价值达320万弗罗林。这些呢绒经安特卫普最后加工再出口要增值30%（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8页。），所以，安特卫普从这项工业中取得极大的利润。例如，1565年，安特卫普输入英国呢绒价值高达70万佛来芒镑，其中有价值40万镑的用于再出口，安特卫普从中可获得10万镑的利润（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由于这一工业赢利较大，又不象纺织业那样需要完整的生产程序，因而吸引了较多的从业人员。据统计。1564年，呢绒加工行会中的工匠师傅及学徒共有1600人（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然而，这个工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实际上是英国毛纺业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是英国毛纺织业的一部分。控制着原料来源的英国人自然就控制这一工业部门。一旦英国商人舍弃它而另谋别处，这一支柱产业便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作为另一个支柱产业的毛纺织业，其规模并不大，工匠人数也不多。1544年，织布工匠师傅只有6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4页。）。在安特卫普档案学家范·罗伊博士研究的1584-1585年10,176人的档案中，他列出了从事纺织业的1166人，其中只有169个毛纺工匠（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97页。）。这一部门的工业原料也依靠外来进口，主要是西班牙羊毛。在伊比利亚向尼德兰输出的商品中，羊毛几乎占了纤维原料进口的全部(95%)（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89页。）。这说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极为重要的原料基地，其中也包含了对安特卫普的输出。原料来源主要依靠西班牙，便容易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制约，从而限制生产规模。当尼德兰与西班牙间的关系紧张之时，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提高了羊毛出口税，致使输往尼德兰的羊毛减少40%（注：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3页。），这就直接影响了尼德兰地区的毛纺织业生产。
这两个毛纺织部门除了所需羊毛及羊毛半成品靠进口外，其制造过程中所需染料也全部从国外进口。1462年在教皇辖区发现了巨大的明矾矿藏，1491年意大利开始在安特卫普销售明矾。后来安特卫普又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一种叫菘蓝的染料；1550年以后又进口另外一些新染料，如靛青、胭脂红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61页。）。由于染料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染料一旦在输入过程中因故不能及时运到，整个生产过程就受到影响，造成半成品积压，难以按时生产成品。因此，这两个生产部门都说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工业，在战乱中难以继续起到维持本地区经济繁荣的作用。
除这两个工业部门外，安特卫普还有一系列较小的工业部门，如丝织业、玻璃制造、宝石研磨业等。这些部门所需原料也多从外地进口，而有些部门则完全依靠外来原料，如丝织业需要从意大利进口生丝，宝石研磨业从西班牙、葡萄牙输入宝石；砂糖制造业也是将葡萄牙、西班牙运来的砂糖进行精炼。由于安特卫普市民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些原料是由来自产地的外国商人带来的。又因为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进行远程贸易所需时间较长。例如，在1585年至1586年的战时状态下，货物从安特卫普出发，到科隆需要10至21天，到奥格斯堡为60至75天，到维罗纳和威尼斯90至105天；就是在平时到威尼斯也需要70至80天（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6页。）。经过长时间、远距离的运输及商人的多次转手，原料的价格肯定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出售原料的商人将无利可图。工业原料来之不易，且又价格较贵，势必要使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
这些部门的产品也多用于出口，以国外作为主要销售市场。譬如，精炼出的砂糖主要运往尼德兰其他城市和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在安特卫普研磨后的宝石大多数返回了产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少量出口到西欧各地。意大利的生丝在安特卫普织成丝绸后再出口，1560年就使安特卫普获利5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2页。）。原料和产品的销售都依靠外部，使安特卫普的这些工业部门对外依赖性很强，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和条件。如玻璃制造业这个部门，就完全依靠外国人，所产玻璃完全按照威尼斯的方法制造，工匠完全是意大利人，本地人只是充当帮工的角色（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78页。）。这些部门一旦失去外源，生产就会陷入瘫痪。
安特卫普在工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市政长官们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不怎么重视，经常采取措施限制生产规模。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比如，16世纪初，每个毛织物最后加工业工匠被限制在只能有一台剪布机、二名工人，有些工匠便使尽各种方法来打破这一限制，甚至让自己八九岁的儿子登记为行会的成员以增加剪布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3页。）。后来这类限制有所放松，但到1586年又规定只允许毛织物完成工匠有二张剪呢桌和6个帮工（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7页。）。染呢工的一次申诉也反映了这类限制生产规模的事情。1577年，在染呢工向市政当局的申诉中，就要求限制每一家染坊的染料桶数量。据说这类申诉在当时的安特卫普商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2页。）。对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使这种支撑安特卫普经济繁荣的基石越来越不牢固。
三
由于商业、工业两个部门外国人都占据首要地位，表现出极强的外部依赖性，从而使安特卫普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因素，即城市与乡村经济联系不紧密。
一般来说，正常的城乡经济联系应当表现为：一、乡村能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二、城市产品能在乡村找到市场。而在安特卫普，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出现了脱节。
亚当·斯密曾说：“都市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5页。）由于地理条件的压力，以及尼德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封建关系依旧牢固，安特卫普一带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多局限。又因为散布在农村的毛纺业使许多农民放弃了土地，从而使农产品数量得不到增加。从一个关于安特卫普周围农田租金变化的表中可以看出（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06页。），只有到了17世纪20年代左右，农田租金才开始大幅度上升，而在16世纪时，其价格起伏并不大，所以农业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着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村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来供应城市需要。据记载，低地国家的许多地方，农民只能生产够自己和家庭所用的粮食，城市依靠进口外来粮食（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13页。），安特卫普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卫普有三个谷物和鱼类进口中心，说明它需要从外面输入粮食来满足本城及整个布拉邦特地区的需要（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谷物贸易在安特卫普商业中占据很大的位置，这可以从波罗的海的交易中得到反映。1550年到1560年这10年间，在安特卫普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中，出口仅占30%左右，而从波罗的海进口到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则占70%，而且大多数是粮食（注：哈瑞：《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经济：1460-1600年》(Harry,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1460-1600)，剑桥1977年版，第139页。）。这就说明了安特卫普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品，不是主要由周围农村提供的。
在工业所需原料方面，安特卫普周围的农村也未能充分供应。这一点已在上文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有一点必须肯定：工业原料在本地得不到满足，需要从外部进口。
农村在若干方面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而城市本身与农村联系也不紧密，它既不积极地将工商业扩展到农村，也没有把农村变为自己工业产品的销售地。安特卫普的各类工业，除了玻璃制造业、火药等多为本地生产（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4页。），极少出口产品外，其他工业，尤其是奢侈品制造业，如宝石研磨、丝织业等产业几乎全都销往国外，作为安特卫普著名行业的书籍印刷出版业更是如此。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只有部分书籍面向本地，绝大多数是面向国际市场。据1566年的普蓝坦帐簿统计，在16,344佛罗林的书籍销售额中，有4062佛罗林出口到德国，3480佛罗林到法国，英国为1067佛罗林，对外出口额共占书籍销售总额的60%（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5页。）。
由于工业原料供应及产品销售都依靠外部世界，因此，安特卫普对于国际贸易及国际市场的重视甚于国内市场，这就造成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松散，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后方腹地。
四
不断发展的商业必然要求金融业相应发展，因此，16世纪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十分发达。安特卫普有着广阔的金融市场，除了安特卫普外，还辐射到德意志的一些城镇，尤其是汉堡、法国的里昂、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中起支配作用的依旧是来自各国的巨商大贾，因此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同样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与政治联系过密。
在安特卫普金融业中，起初是意大利人位居首位，16世纪20年代之后，德国商人开始取而代之。这时，掌握安特卫普金融业的是一小撮商业巨头，主要有南德的富格尔家族、韦尔泽家族以及西班牙的韦勒和莫克西亚等。这些商人都很有经济实力。例如，在1546年南德的富格尔公司所造的资产清册中，其资产达到了700万盾（注：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69页。）。但是从他们在安特卫普金融交易所的活动来看，他们并未将大笔的资金投到工业和商业方面，而是主要用于向各国政府贷款而坐食利息。富格尔家族的查尔·富格尔曾夸耀到：他曾借给查理五世100万佛罗林进行1519年的皇位竞争，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查理五世将不会获胜（注：马兰德：《16世纪的欧洲》(Maland,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麦克米伦公司1982年版，第50页。）。由于金融业同政治联在了一起，使本该投资到商业和工业的资金发生了转移，从而使金融业与商业分离。
早在1511年，尼德兰政府就将安特卫普作为贷款基地，1516年向安特卫普借款5万佛罗林之多。此后，各国政府都步其后尘，开始向安特卫普借款。他们以各种理由与条件提出借款要求。年复一年，他们借款的数目不断增加，葡萄牙国王1543年欠安特卫普之债达200万克鲁让多，1552年上升为30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161页。）。
这样大规模地向各国政府贷款，对安特卫普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一、投资到商业和工业中的资金越来越少，商业贸易得不到金融方面的支持，持续发展受到阻碍。二、由于贷款的对象是相互竞争的各个大国，因此一旦这些国家的银行宣布破产，投资者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如果金融集团纷纷撤离，安特卫普的金融交易所就会马上随之倒闭。1557年，西班牙政府宣布破产，1560年葡萄牙政府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些国家银行的破产，原在战争灾难到来之前，就已大大损害了安特卫普商业的国际声誉。后来，安特卫普陷落，金融业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金融交易所被关闭，改作了市立图书馆，后来又变成了地毯厂。
上述四个方面的缺陷，是造成安特卫普经济衰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外部原因，内外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安特卫普国际商都地位的迅速丧失。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57～63页
【作者简介】王蓓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马列室教师。青岛266071
一
众所周知，安特卫普的繁荣是由外国人的商业活动促成的，按照各国商人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将安特卫普的经济繁荣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葡萄牙、英国和德国商人扮演主要角色，大致从16世纪初到40年代末；第二阶段英国商人和意大利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间从16世纪50年代延伸到60年代末。因此，安特卫普拥有的是建立在外力之上的繁荣，其经济发展具有外向性。而且，它的外向性与早先的威尼斯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又有不同。它不仅依靠外来的原料、外来的食品，需要外地的市场，而且商业活动也主要是由居住在此的各国商人进行，本地的商人很少走出城市投入国际市场。这一切都对安特卫普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其形成一种单一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商业、工业、城乡联系与金融业四个方面。这些内在经济缺陷，使安特卫普在繁盛之时就注定了必然速衰的命运。
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市，安特卫普虽然有不少市民进行经济活动，甚至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商人，例如将铜业与锌业结合起来，拥有大量资本，富可与南德富格尔区敌的斯骇次家族（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L.Voet,Antwerp:the Golden Age)，安特卫普1973年版，第276页。）。但大多数安特卫普本地人并非主动参与商业活动，而只是被动地接纳别国的商人和商品，这个城市也只是各国商人交换和再出口商品的市场和港口地而已。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安特卫普缺乏可用于远途运输的交通工具。安特卫普的造船业不发达，16世纪尼德兰的造船中心在荷兰。安特卫普虽有自己的船队，但总共不过一百来条80吨至100吨的小船（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49页。）。与每天停泊在此的数百艘各国大商船相比，安特卫普船只的数量与吨位太微不足道了。因此，海上贸易所需船只的缺乏，对安特卫普从事商业活动造成了不利因素，它只好被动地接受外来商品。正如布罗代尔所言：“安特卫普……是供过往客商歇脚的一家西班牙客店，客人带来什么，客店也就有什么。”（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18页。）二、由于商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要求相应增加服务性部门，因此，安特卫普居居大多以从事辅助性商业活动为主。他们从这些活动中获利颇丰，因而不愿再远途跋涉去经商。许多人在众多的“商业服务”部门中，担当起一些需要量大但又在商业活动中不起很大作用的职业，如公证人、中间人、经纪人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GeorgeClark,Janes Buter: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2卷，剑桥1958年版，第62页。），也有一些人靠高价出租商业区和居住区为生。然而房屋出租业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经济活动，没有技术、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只是一种坐收渔利的职业。它依靠商业繁盛之时商人和移民的增多而发财，因而不可能持久发展。一旦商人不再频频光顾这一城市，这个行业的收入马上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收入。这个行业还培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人，造成城市中的技术人员比例下降。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安特卫普的商业几乎全被外国商人所掌握，整个城市的商品交易几乎完全被分离成各地商人之间的直接交换。
从15世纪起就有外国商人来到安特卫普，到16世纪繁盛时期，到来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主要有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德意志、法国和西班牙这6个国家的商人。他们通过在安特卫普建立交易所和商业公司进行贸易活动。1407年，英国人在安特卫普建立了自己的公司，1460年，该市又为他们设立了英国交易所。当葡萄牙在安特卫普发展起香料贸易时，德意志的各大商业公司：莫伊廷从1479年起，赫希斯特从1468年起，富格尔从1508年起，韦尔泽从1509年起，纷纷派遣常务经理人作为代表（注：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3页。）。这些来自各国的商人们在安特卫普可以保持本国的风俗习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货币进行交易。安特卫普的商业指南书中列出了1500种硬币，有金、银、铜币三种类型。这些硬币流通于16世纪60年代，大多为低地国家以外地区铸造的外国货币（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Charles Wils,Geoffney Park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500-1800)，考麦尔大学1977年版，第98页。）。在安特卫普的外国人还成立了许多民族团，主要有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等，总数超过1000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商人迟至1580年还建立了一个“理发师民族团”（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49页。）。安特卫普对于这些数目众多的民族团给予了许多优惠条件。比如，英国商团中的长老不仅有民事裁判权，而且还有权用自己的牢房来关押反对者。1474年，安特卫普市政府为他们建立了邸宅，并于1552年在安特卫普港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专门供其使用的“英国岩壁”（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版，第209页。）。其他民族团也受到了一定优待。因此，由于安特卫普对各国商人敞开了大门，并且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善待，而且还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商业服务措施，结果，在安特卫普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和陆路贸易多数控制在他们的手里。
据记载，驶向安特卫普的海上交通，全都掌握在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汉萨同盟手中（注：劳伦斯·斯通：《伊丽莎白时期的海外贸易》(Lawernce Stone,Elizabethan Overseas Trade)，《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5卷，第41页。）。安特卫普同伊比利亚交易的统计资料，也表明了外国商人在海路贸易上的支配作用。据布里卢统计，在进行伊比利亚输出贸易的50个主要商人中，伊比利亚籍的有36人，尼德兰只有6人，意大利4人，英国2人，德国1人，国籍不详者1人；其中前4位商人全是伊比利亚人，承担全部输出贸易的将近90%。而在输入贸易方面，伊比利亚商人共220人，交易额占总数的73.9%，意大利商人人数较少，但占了总交易额的16.2%。在占总输入额85.5%的前64名商人中，伊比利亚人53人，意大利人4人，而尼德兰籍的只有6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89-190页。）。
陆路贸易大体与海上贸易情形相似。据统计，安特卫普陆上输出的96%物品由专门化的运输专业公司所承担。承担对意大利输出（在陆上输出额中，对意大利的比例占41.5%，因此以对意大利的输出为例便更具代表性）的有6个公司，它们全都是外国公司，其中意大利有三个，二个是德意志的，一个设在罗列诺。在前三个公司中，除了占第二位的克拉因汉斯公司（占输送额的16%）的主要货主为尼德兰商人（占56%）外，其余两个公司的主要顾客皆为意大利人。占第一位的阿诺尼商会中意大利货主占74.5%，占第三位的洛希其商社的货主则几乎都是意大利人（占9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安特卫普的陆路输出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意大利商人，他们共有185人，输出价额占总输出额的63.2%，而尼德兰商人只占总输出额的22%。在输出额超过1000里布尔的77名商人中，意大利商人有48名，占了65%（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62页。）。
上述资料充分证明，安特卫普虽是一个国际商都，但市民从事国际商业活动的却不多，它只是成了各国商人汇集地和来自各国的各类商品集散地，商业的主动权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
二
从安特卫普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来看，它不仅是一个商业都市，也是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商业活动外向型的影响，安特卫普的工业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所需原料多从外地进口，本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产品也多以国外作为销售市场。据统计，在1560年尼德兰的输入品中，输入原料占30%，而原料中84%是纤维原料（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1页。）。可以看作安特卫普支柱产业的呢绒最后加工业和纺织业都是这种情况。
安特卫普的呢绒最后加工业是对英国的呢绒半成品进行最后的加工。由于14世纪以来，英国毛纺产品的销售渠道只限于安特卫普，加上英国国内毛纺制品的最后加工总是做得不好，因此，从15世纪末起，英国向安特卫普输出的产品主要是作为半成品的宽幅素色呢绒。由这里的专业工匠进行最后的加工染色，最后再出口。1560年左右，每年约有9万匹英国呢绒运到安特卫普，总价值达320万弗罗林。这些呢绒经安特卫普最后加工再出口要增值30%（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8页。），所以，安特卫普从这项工业中取得极大的利润。例如，1565年，安特卫普输入英国呢绒价值高达70万佛来芒镑，其中有价值40万镑的用于再出口，安特卫普从中可获得10万镑的利润（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由于这一工业赢利较大，又不象纺织业那样需要完整的生产程序，因而吸引了较多的从业人员。据统计。1564年，呢绒加工行会中的工匠师傅及学徒共有1600人（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然而，这个工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实际上是英国毛纺业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是英国毛纺织业的一部分。控制着原料来源的英国人自然就控制这一工业部门。一旦英国商人舍弃它而另谋别处，这一支柱产业便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作为另一个支柱产业的毛纺织业，其规模并不大，工匠人数也不多。1544年，织布工匠师傅只有6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4页。）。在安特卫普档案学家范·罗伊博士研究的1584-1585年10,176人的档案中，他列出了从事纺织业的1166人，其中只有169个毛纺工匠（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97页。）。这一部门的工业原料也依靠外来进口，主要是西班牙羊毛。在伊比利亚向尼德兰输出的商品中，羊毛几乎占了纤维原料进口的全部(95%)（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189页。）。这说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极为重要的原料基地，其中也包含了对安特卫普的输出。原料来源主要依靠西班牙，便容易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制约，从而限制生产规模。当尼德兰与西班牙间的关系紧张之时，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提高了羊毛出口税，致使输往尼德兰的羊毛减少40%（注：朱寰：《世界中世纪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3页。），这就直接影响了尼德兰地区的毛纺织业生产。
这两个毛纺织部门除了所需羊毛及羊毛半成品靠进口外，其制造过程中所需染料也全部从国外进口。1462年在教皇辖区发现了巨大的明矾矿藏，1491年意大利开始在安特卫普销售明矾。后来安特卫普又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口一种叫菘蓝的染料；1550年以后又进口另外一些新染料，如靛青、胭脂红等（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61页。）。由于染料完全依赖进口，所以染料一旦在输入过程中因故不能及时运到，整个生产过程就受到影响，造成半成品积压，难以按时生产成品。因此，这两个生产部门都说不上是独立的民族工业，在战乱中难以继续起到维持本地区经济繁荣的作用。
除这两个工业部门外，安特卫普还有一系列较小的工业部门，如丝织业、玻璃制造、宝石研磨业等。这些部门所需原料也多从外地进口，而有些部门则完全依靠外来原料，如丝织业需要从意大利进口生丝，宝石研磨业从西班牙、葡萄牙输入宝石；砂糖制造业也是将葡萄牙、西班牙运来的砂糖进行精炼。由于安特卫普市民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些原料是由来自产地的外国商人带来的。又因为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进行远程贸易所需时间较长。例如，在1585年至1586年的战时状态下，货物从安特卫普出发，到科隆需要10至21天，到奥格斯堡为60至75天，到维罗纳和威尼斯90至105天；就是在平时到威尼斯也需要70至80天（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6页。）。经过长时间、远距离的运输及商人的多次转手，原料的价格肯定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出售原料的商人将无利可图。工业原料来之不易，且又价格较贵，势必要使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受到限制。
这些部门的产品也多用于出口，以国外作为主要销售市场。譬如，精炼出的砂糖主要运往尼德兰其他城市和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在安特卫普研磨后的宝石大多数返回了产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少量出口到西欧各地。意大利的生丝在安特卫普织成丝绸后再出口，1560年就使安特卫普获利5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2页。）。原料和产品的销售都依靠外部，使安特卫普的这些工业部门对外依赖性很强，缺乏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和条件。如玻璃制造业这个部门，就完全依靠外国人，所产玻璃完全按照威尼斯的方法制造，工匠完全是意大利人，本地人只是充当帮工的角色（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78页。）。这些部门一旦失去外源，生产就会陷入瘫痪。
安特卫普在工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市政长官们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不怎么重视，经常采取措施限制生产规模。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比如，16世纪初，每个毛织物最后加工业工匠被限制在只能有一台剪布机、二名工人，有些工匠便使尽各种方法来打破这一限制，甚至让自己八九岁的儿子登记为行会的成员以增加剪布机（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3页。）。后来这类限制有所放松，但到1586年又规定只允许毛织物完成工匠有二张剪呢桌和6个帮工（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7页。）。染呢工的一次申诉也反映了这类限制生产规模的事情。1577年，在染呢工向市政当局的申诉中，就要求限制每一家染坊的染料桶数量。据说这类申诉在当时的安特卫普商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82页。）。对工业生产的种种限制，使这种支撑安特卫普经济繁荣的基石越来越不牢固。
三
由于商业、工业两个部门外国人都占据首要地位，表现出极强的外部依赖性，从而使安特卫普产生了一种不利的因素，即城市与乡村经济联系不紧密。
一般来说，正常的城乡经济联系应当表现为：一、乡村能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二、城市产品能在乡村找到市场。而在安特卫普，这两个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出现了脱节。
亚当·斯密曾说：“都市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5页。）由于地理条件的压力，以及尼德兰南部大部分地区封建关系依旧牢固，安特卫普一带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多局限。又因为散布在农村的毛纺业使许多农民放弃了土地，从而使农产品数量得不到增加。从一个关于安特卫普周围农田租金变化的表中可以看出（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06页。），只有到了17世纪20年代左右，农田租金才开始大幅度上升，而在16世纪时，其价格起伏并不大，所以农业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着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村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农产品来供应城市需要。据记载，低地国家的许多地方，农民只能生产够自己和家庭所用的粮食，城市依靠进口外来粮食（注：维尔斯和帕克：《欧洲经济史起源介绍，1500-1800年》，第113页。），安特卫普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卫普有三个谷物和鱼类进口中心，说明它需要从外面输入粮食来满足本城及整个布拉邦特地区的需要（注：克拉克和布特：《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60页。）。谷物贸易在安特卫普商业中占据很大的位置，这可以从波罗的海的交易中得到反映。1550年到1560年这10年间，在安特卫普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中，出口仅占30%左右，而从波罗的海进口到安特卫普的贸易额，则占70%，而且大多数是粮食（注：哈瑞：《文艺复兴晚期的欧洲经济：1460-1600年》(Harry,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1460-1600)，剑桥1977年版，第139页。）。这就说明了安特卫普所需要的基本生活品，不是主要由周围农村提供的。
在工业所需原料方面，安特卫普周围的农村也未能充分供应。这一点已在上文有所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有一点必须肯定：工业原料在本地得不到满足，需要从外部进口。
农村在若干方面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而城市本身与农村联系也不紧密，它既不积极地将工商业扩展到农村，也没有把农村变为自己工业产品的销售地。安特卫普的各类工业，除了玻璃制造业、火药等多为本地生产（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04页。），极少出口产品外，其他工业，尤其是奢侈品制造业，如宝石研磨、丝织业等产业几乎全都销往国外，作为安特卫普著名行业的书籍印刷出版业更是如此。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只有部分书籍面向本地，绝大多数是面向国际市场。据1566年的普蓝坦帐簿统计，在16,344佛罗林的书籍销售额中，有4062佛罗林出口到德国，3480佛罗林到法国，英国为1067佛罗林，对外出口额共占书籍销售总额的60%（注：中泽胜三：《安特卫普国际商业的世界》，第205页。）。
由于工业原料供应及产品销售都依靠外部世界，因此，安特卫普对于国际贸易及国际市场的重视甚于国内市场，这就造成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松散，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后方腹地。
四
不断发展的商业必然要求金融业相应发展，因此，16世纪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十分发达。安特卫普有着广阔的金融市场，除了安特卫普外，还辐射到德意志的一些城镇，尤其是汉堡、法国的里昂、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城市。但由于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中起支配作用的依旧是来自各国的巨商大贾，因此安特卫普的金融业也同样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与政治联系过密。
在安特卫普金融业中，起初是意大利人位居首位，16世纪20年代之后，德国商人开始取而代之。这时，掌握安特卫普金融业的是一小撮商业巨头，主要有南德的富格尔家族、韦尔泽家族以及西班牙的韦勒和莫克西亚等。这些商人都很有经济实力。例如，在1546年南德的富格尔公司所造的资产清册中，其资产达到了700万盾（注：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第69页。）。但是从他们在安特卫普金融交易所的活动来看，他们并未将大笔的资金投到工业和商业方面，而是主要用于向各国政府贷款而坐食利息。富格尔家族的查尔·富格尔曾夸耀到：他曾借给查理五世100万佛罗林进行1519年的皇位竞争，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查理五世将不会获胜（注：马兰德：《16世纪的欧洲》(Maland,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麦克米伦公司1982年版，第50页。）。由于金融业同政治联在了一起，使本该投资到商业和工业的资金发生了转移，从而使金融业与商业分离。
早在1511年，尼德兰政府就将安特卫普作为贷款基地，1516年向安特卫普借款5万佛罗林之多。此后，各国政府都步其后尘，开始向安特卫普借款。他们以各种理由与条件提出借款要求。年复一年，他们借款的数目不断增加，葡萄牙国王1543年欠安特卫普之债达200万克鲁让多，1552年上升为300万（注：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161页。）。
这样大规模地向各国政府贷款，对安特卫普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一、投资到商业和工业中的资金越来越少，商业贸易得不到金融方面的支持，持续发展受到阻碍。二、由于贷款的对象是相互竞争的各个大国，因此一旦这些国家的银行宣布破产，投资者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如果金融集团纷纷撤离，安特卫普的金融交易所就会马上随之倒闭。1557年，西班牙政府宣布破产，1560年葡萄牙政府也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些国家银行的破产，原在战争灾难到来之前，就已大大损害了安特卫普商业的国际声誉。后来，安特卫普陷落，金融业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金融交易所被关闭，改作了市立图书馆，后来又变成了地毯厂。
上述四个方面的缺陷，是造成安特卫普经济衰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外部原因，内外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安特卫普国际商都地位的迅速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