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探析
白建才/张保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9年01期第122~126页
【作者简介】张保红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陕西 西安710062
白建才(1949-),男,陕西佳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 键 词】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经济制裁
中图分类号:F17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1999)01-0122-(05)
卡特政府时期(1977~1981年)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时期,双方的缓和走向崩溃,经济关系由热变冷,对抗冲突重新加剧。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这一时期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1
经济关系是美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经济关系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关系的制约,双方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的贸易”,政治上的亲疏直接影响到经济关系的起落。这一点在卡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卡特总统在1980年1月4日晚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倡议,鉴于苏联此举威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安全,全世界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允许苏联采取这一行动而不受惩罚。随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制裁,使正在发展着的两国经济关系骤然降温。因此,以阿富汗事件为标志,这一时期的美苏经济关系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7年卡特上台执政至1979年阿富汗事件爆发。在该阶段,两国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沿着缓和的轨道持续地向前发展。1977、1978、1979三年美苏的贸易额分别为18.57亿美元、27.89亿美元和44.77亿美元,呈大幅度递增之势。[1](P107)
粮食交易是这一阶段双方经济活动的重头戏。1975年10月20日,美苏达成了一项为期5年的粮食协议。规定从1976年10月1日起的5个财政年度里,苏联每年向美国购买600~800万吨粮食。事实上从1977~1979年,苏联每年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在1977年10月~1978年9月,苏联向美国购买了1480万吨谷物。[2]1978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总额约为22亿美元,其中谷物占16亿美元。1979年的头9个月,苏联就从美国进口农产品19.4亿美元。1979年10月~1980年9月,美国原计划卖给苏联2500万吨粮食,尽管后来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不再向苏联提供超购的1700万吨粮食,但在1979年,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额仍跃升为23亿美元左右[3](P64)。
黄金买卖是这一阶段美苏之间一项有特色的经济活动。为了获得美国的谷物和技术,苏联大量出口非货币黄金,以换取必要的硬通货。1977年,美国从苏联进口了约1.1亿美元的黄金,1978年为2.86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从苏联进口的其他价值为2.54亿美元的商品总和。[4](P236)1979年,美国从苏联进口的黄金达到5.48亿美元,仅次于粮食贸易。
化工产品的补偿贸易。1973年,苏联政府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氮肥厂的设备与技术以及输送氨水管道的合同。苏联向美国供应氨、尿素和氯化钾,为期20年,美国向苏联提供磷酸盐。1978年,苏联开始向美国供应氨,价值2700万美元,自此化工产品成为一项发展很快的贸易项目。
此外,机器设备与技术贸易,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技术贸易是70年代后期美国试图用来影响苏联行为的一个砝码。1978年6~7月份,由于苏联分别对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和两名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克雷格·惠特尼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哈罗德·派珀的审讯和宣判,美国总统卡特下令拒绝塔斯社提出的购买斯佩里—环球真空公司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的申请,并且要求今后美国公司向苏联出口一切石油生产设备,都需要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包括那些目前不需要政府许可就可出售的项目。迫于这种压力,苏方很快释放了美国人。问题相应地出现了转机,美国默认了它原来批准的、苏联急需的油井钻头设备的出口。1979年,美国对苏联出口的机器设备仅石油和天然气设备一项就达到1.64亿美元。
第二阶段为1980年。这一年,由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加剧、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深入以及双方在波兰局势上的对峙,双方的政治关系大大恶化,美对苏实行了广泛的经济制裁,双方的贸易额由1979年的44.77亿美元锐减至1980年的19.63亿美元。[1](P107)
1980年双方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粮食领域,双方的粮食贸易额约为10.5亿美元。美苏贸易关系尽管没有完全停滞下来,但挫伤了双方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了惩罚苏联的行为,美国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付苏联的侵略,其中经济措施包括:停止向苏联出售尖端技术和其他战略性项目;不再向苏联提供根据5年协定超购的1700万吨粮食,严格限制苏联在美国水域的捕鱼权;推迟两国间的许多文化和经济交流计划;向巴基斯坦及其邻国提供军事装备与粮食等援助以对付北方日益严重的威胁等。1月8日,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经济和外交行动,规定美国向苏联出口农产品,或者其他国家把农产品转让给苏联,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出口许可;减少苏联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班次等。同日,美国铝业公司宣布,不再参与计划在苏联西伯利亚萨彦斯克地区兴建炼铝厂的工程项目,这意味着该公司将不再向苏联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非常尖端”的技术和设备。1月9日,卡特总统下令暂停使用所有美国政府以前颁发的向苏联出口电子计算机、化工设备、自动化技术、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设备与通讯设备等先进技术和战略物品许可证,并冻结根据这些许可证向苏联运送的这类设备和物品。1月11日,美国商务部拒绝批准8起对苏联的出口贸易,涉及的货物包括计算机、地震资料处理设备、用于发展微波半导体的研究设备和兴建电讯器材厂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出口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1月18日卡特总统又下令将苏联进口无水氨的数额限定为每年100万吨。2月25日,他又下令不定期地禁止向苏联出售磷酸盐。不久,卡特总统号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示对苏军侵阿的抗议。他要求美国企业界自动停止向苏联运送原定为莫斯科奥运会提供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商品,还命令全国广播公司停止向苏联交付转播费用和出口广播器材。1980年底,美国政府又吊销了关于达拉斯选矿机械工业公司为苏联建设一座油井钻头大型工厂的许可证,使这笔1.4亿美元的交易化为泡影。美国对苏联实行的经济制裁使美苏经济关系重陷低谷。
2
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由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的,其实却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它反映了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内在矛盾与不稳定性。卡特当政之时,美国国内兴起了一股反对缓和的舆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参议员杰克逊是持这种舆论的主要代表者。他们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推行的以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政策,并没有达到促使苏联人收敛其扩张的态势,从而使其行为符合国际准则的目的,相反,苏联却从这种缓和中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粮食,减轻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加强了苏联的军事装备,以致于对西方尤其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他们主张严格限制美苏的经济交往活动。而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些人士则秉承了缓和的精神,认为美苏关系尽管有激烈竞争的一面,但仍存在着利益并不冲突的具体问题,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谋求冷战与一味地对抗来处理两国关系。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起草的第31号总统研究备忘录中。[5]这份文件主张美国通过源源不断地向苏联输出技术来促进美苏关系的稳定。它认为如果扩大美苏之间的贸易,苏联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包括技术贸易在内的美苏关系。因为“这种输入一旦中断就会给苏联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这样就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大促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稳定”。美国政府内部这两种意见相左的观点造成了美国在对苏联的政策上缺乏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战略准则,往往抓住人权等无关本国安危却让苏联十分反感的次要问题不放,而对苏联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视而不见。例如,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苏联能否取得最惠国待遇将视其犹太人移民政策而定,但1979年,当苏联允许60000名犹太人、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移居国外时,美国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却没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6](P126)这种做法使苏联感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最终,苏联在阿富汗的冒险似乎映证了美国国内主张对苏实行经济遏制的言论,使这种主张占据了上风,美苏经济关系也随之倒退。
其次,战后美国决策层也存在着打“经济牌”的传统。无论是在剑拔弩张的对峙时期还是在春意融融的缓和岁月,经济外交一直是冷战时代美国对付苏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杜鲁门等几届政府手里,它是悬挂在苏联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尽力压制着苏联的物质进步与经济繁荣;在尼克松等人手中,它又变成了使苏联让步的“诱饵”。战后初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苏贸易,以阻碍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0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竟不足100万美元。[1](P79)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密切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期望的目标前进,促进世界和平”[1](P99)。因此放松并扩大了对苏贸易,企图用这种“诱导式经济外交”减缓苏联和美国的对抗。为遏制苏联扩张与促使苏联演变,美国政府总是交替或者同时使用经济制裁与经济诱饵两手。因而,使用经济武器的传统不能不对卡特政府造成影响,使这一时期两国的经济关系打上这种传统的烙印。即使在两国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时候,卡特政府也没有忘记使用经济制裁的武器。1977年春,美苏由于在武器控制问题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分歧,双方搁置了任何贸易谈判。1978年,卡特政府再次运用经济手段惩罚苏军干涉安哥拉及在人权问题上的出格行为,加强了对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出口控制。而到1979年,由于美苏首脑维也纳会谈,苏联在移民政策上的让步以及美苏初步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良好的政治氛围使双方的贸易额空前高涨。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迅速改变立场,对苏联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卡特政府把贸易作为对付苏联的一支杠杆,双方政治关系的恶化势必导致经济关系的变化。
最后,苏联不断延伸的军事触角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苏联在卡特执政之初,表现出发展美苏经济关系的强烈愿望。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3月21日苏联工会大会的讲话中,把“广泛发展(两国)互利的贸易经济关系”列为“具体的”、“完全现实的任务”之一。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977年第2期的文章,还把“同美国发展长期经济合作的方针”,说成是苏联的“一项经过全面研究的纲领”,并且以迫切的心情提出“应该最迅速地和最充分地”使苏美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变为现实”。[7]为此,它打出了“缓和物质化”的旗号,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视为政治合作的前提。苏联急于发展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和美国的争夺,而是为了解决日渐增加的经济困难,利用美国的先进科技增强自身的实力,进一步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因此,在70年代中后期,苏联乘美国战略收缩之机,不断向中东、非洲、中美洲渗透,及至派军入侵阿富汗。而美国从尼克松至卡特的历届政府均将苏联在政治上的合作与军事上的收缩看作与之扩大经济交往的先决条件,以发展美苏关系为诱饵敦促苏联在外交政策行为中采取克制态度。苏联在亚非拉的渗透扩张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与霸权利益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促使卡特政府转而采取强硬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以保持美国的优势与“势力范围”。
3
卡特政府对苏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美苏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卡特政府对苏实行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标志着缓和时代的结束。美国推迟讨论通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拒绝向苏联供应谷物等一系列商品以及停止同苏联就一系列双边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做法,破坏了70年代初以来美苏的缓和合作关系。1980年1月23日,卡特总统发布了被称为“卡特主义”的国情咨文,宣称“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来反击这种企图”。卡特主义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放弃人权外交,转而对苏实行新的遏制政策,这成为后来里根政府对苏实行强硬对抗政策的先声。它标志着冷战开始升温,美苏关系重新进入紧张时期。1980年8月26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拨款为529亿美元用于发展武器和进行军事研究的法案,这表明美国将采取必要步骤来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1980年12月初,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1981年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法案,这项援助总额为49.8亿美元的法案扩大了总统向主要盟国以外的国家出售武器的权力,还取消了对安哥拉的援助禁令。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1980年美国的防务开支为1150亿美元,而苏联的防务开支达到175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8]双方的扩军备战不断升级。
其次,卡特政府对苏实行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削弱了其争霸能力。1980年,苏联粮食歉收,产量只有1.8亿吨左右,其中的饲料谷物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急需进口大量谷物。由于美国实施粮食部分禁运,迫使苏联不得不以较高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到处收罗,使苏联当年为此多花了10亿美元的外汇。不仅如此,零星的收购并不能完全满足苏联的需求,在实施禁运后的6个月内,苏联购进的谷物较原定计划少500万吨。谷物的短缺直接影响到苏联的肉类供应。1980年,苏联的肉类产量仅为1500万吨,比前两年减少了40万吨,消费者对此日益不满,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对为城市人口供应的畜产品短缺表示焦急不安”。其他共和国也有类似情况,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工人骚动。美国对苏联实行的技术禁运,迫使苏联推迟了主要工程项目的筹建,造成了资金与原材料的浪费与搁置。由于国内经济的困顿,苏联在与美国抗衡时显得力不从心。80年代,苏联开始由攻势转为守势。
第三,卡特政府对苏的经济制裁措施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对苏实行部分粮食禁运后,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防止市场混乱,政府花费了约22亿美元用于单独储存禁运的谷物及买进被取消的合同。美国由于撤回政府贷款及未完成美苏贸易协议而蒙受的出口损失至少有10亿美元;1978年美国实行的石油、天然气设备的出口控制使其能源设备销售额减少了约10亿美元;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实行的一系列制裁又使其遭受了30多亿美元的出口损失(其中主要是农产品)。[9](P391)“1980年至1981年的谷物禁运使美国损失了约115亿美元,310000个工作,31亿美元的个人收入”[10](P32)。这对陷入滞胀困境的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阿根廷乘隙而入,取代美国,成为苏联最大的粮食供应国。
最后,经济制裁也加深了西方盟国内部的矛盾,卡特政府在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时,要求西欧盟国也参加,共同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西欧盟国不但未予响应,反而增加了同苏联的贸易。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的贸易额扩大37%,达到89亿美元,法国同苏联贸易增加44%,达58亿美元。美国对此极为不满。之后,双方围绕对苏提供天然气管道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吵,美国将制裁矛头甚至对准了某些西欧公司,遭到西欧盟国的尖锐批评。
综上所述,卡特政府时期美苏经济关系随着双方冷战与争霸的态势变化大起大落,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表明,冷战状态下美苏双方的经济关系不会始终得到正常发展的。对外贸易往往成为双方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只有结束冷战状态,放弃争霸斗争,遵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发展,才能建立正常合理的世界秩序,促进各国友好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实践表明,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使自己伤痕累累。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一些国家一再实行经济制裁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9年01期第122~126页
【作者简介】张保红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系,陕西 西安710062
白建才(1949-),男,陕西佳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 | 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经历了由热到冷的转变过程。这次转变不仅与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紧密相关,更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它是美苏政治关系变化的反映,深深打上了冷战的烙印。它标志着缓和时期的结束,对美苏关系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 |
卡特政府时期(1977~1981年)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时期,双方的缓和走向崩溃,经济关系由热变冷,对抗冲突重新加剧。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这一时期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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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是美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经济关系的发展往往受到政治关系的制约,双方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的贸易”,政治上的亲疏直接影响到经济关系的起落。这一点在卡特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卡特总统在1980年1月4日晚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倡议,鉴于苏联此举威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安全,全世界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允许苏联采取这一行动而不受惩罚。随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制裁,使正在发展着的两国经济关系骤然降温。因此,以阿富汗事件为标志,这一时期的美苏经济关系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7年卡特上台执政至1979年阿富汗事件爆发。在该阶段,两国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沿着缓和的轨道持续地向前发展。1977、1978、1979三年美苏的贸易额分别为18.57亿美元、27.89亿美元和44.77亿美元,呈大幅度递增之势。[1](P107)
粮食交易是这一阶段双方经济活动的重头戏。1975年10月20日,美苏达成了一项为期5年的粮食协议。规定从1976年10月1日起的5个财政年度里,苏联每年向美国购买600~800万吨粮食。事实上从1977~1979年,苏联每年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在1977年10月~1978年9月,苏联向美国购买了1480万吨谷物。[2]1978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总额约为22亿美元,其中谷物占16亿美元。1979年的头9个月,苏联就从美国进口农产品19.4亿美元。1979年10月~1980年9月,美国原计划卖给苏联2500万吨粮食,尽管后来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不再向苏联提供超购的1700万吨粮食,但在1979年,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出口额仍跃升为23亿美元左右[3](P64)。
黄金买卖是这一阶段美苏之间一项有特色的经济活动。为了获得美国的谷物和技术,苏联大量出口非货币黄金,以换取必要的硬通货。1977年,美国从苏联进口了约1.1亿美元的黄金,1978年为2.86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从苏联进口的其他价值为2.54亿美元的商品总和。[4](P236)1979年,美国从苏联进口的黄金达到5.48亿美元,仅次于粮食贸易。
化工产品的补偿贸易。1973年,苏联政府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氮肥厂的设备与技术以及输送氨水管道的合同。苏联向美国供应氨、尿素和氯化钾,为期20年,美国向苏联提供磷酸盐。1978年,苏联开始向美国供应氨,价值2700万美元,自此化工产品成为一项发展很快的贸易项目。
此外,机器设备与技术贸易,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技术贸易是70年代后期美国试图用来影响苏联行为的一个砝码。1978年6~7月份,由于苏联分别对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和两名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克雷格·惠特尼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哈罗德·派珀的审讯和宣判,美国总统卡特下令拒绝塔斯社提出的购买斯佩里—环球真空公司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的申请,并且要求今后美国公司向苏联出口一切石油生产设备,都需要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包括那些目前不需要政府许可就可出售的项目。迫于这种压力,苏方很快释放了美国人。问题相应地出现了转机,美国默认了它原来批准的、苏联急需的油井钻头设备的出口。1979年,美国对苏联出口的机器设备仅石油和天然气设备一项就达到1.64亿美元。
第二阶段为1980年。这一年,由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加剧、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深入以及双方在波兰局势上的对峙,双方的政治关系大大恶化,美对苏实行了广泛的经济制裁,双方的贸易额由1979年的44.77亿美元锐减至1980年的19.63亿美元。[1](P107)
1980年双方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粮食领域,双方的粮食贸易额约为10.5亿美元。美苏贸易关系尽管没有完全停滞下来,但挫伤了双方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了惩罚苏联的行为,美国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1980年1月4日,卡特总统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付苏联的侵略,其中经济措施包括:停止向苏联出售尖端技术和其他战略性项目;不再向苏联提供根据5年协定超购的1700万吨粮食,严格限制苏联在美国水域的捕鱼权;推迟两国间的许多文化和经济交流计划;向巴基斯坦及其邻国提供军事装备与粮食等援助以对付北方日益严重的威胁等。1月8日,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经济和外交行动,规定美国向苏联出口农产品,或者其他国家把农产品转让给苏联,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出口许可;减少苏联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班次等。同日,美国铝业公司宣布,不再参与计划在苏联西伯利亚萨彦斯克地区兴建炼铝厂的工程项目,这意味着该公司将不再向苏联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非常尖端”的技术和设备。1月9日,卡特总统下令暂停使用所有美国政府以前颁发的向苏联出口电子计算机、化工设备、自动化技术、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设备与通讯设备等先进技术和战略物品许可证,并冻结根据这些许可证向苏联运送的这类设备和物品。1月11日,美国商务部拒绝批准8起对苏联的出口贸易,涉及的货物包括计算机、地震资料处理设备、用于发展微波半导体的研究设备和兴建电讯器材厂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出口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1月18日卡特总统又下令将苏联进口无水氨的数额限定为每年100万吨。2月25日,他又下令不定期地禁止向苏联出售磷酸盐。不久,卡特总统号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示对苏军侵阿的抗议。他要求美国企业界自动停止向苏联运送原定为莫斯科奥运会提供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商品,还命令全国广播公司停止向苏联交付转播费用和出口广播器材。1980年底,美国政府又吊销了关于达拉斯选矿机械工业公司为苏联建设一座油井钻头大型工厂的许可证,使这笔1.4亿美元的交易化为泡影。美国对苏联实行的经济制裁使美苏经济关系重陷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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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时期美苏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由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的,其实却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它反映了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内在矛盾与不稳定性。卡特当政之时,美国国内兴起了一股反对缓和的舆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参议员杰克逊是持这种舆论的主要代表者。他们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推行的以发展双方的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缓和政策,并没有达到促使苏联人收敛其扩张的态势,从而使其行为符合国际准则的目的,相反,苏联却从这种缓和中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粮食,减轻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加强了苏联的军事装备,以致于对西方尤其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他们主张严格限制美苏的经济交往活动。而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些人士则秉承了缓和的精神,认为美苏关系尽管有激烈竞争的一面,但仍存在着利益并不冲突的具体问题,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谋求冷战与一味地对抗来处理两国关系。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起草的第31号总统研究备忘录中。[5]这份文件主张美国通过源源不断地向苏联输出技术来促进美苏关系的稳定。它认为如果扩大美苏之间的贸易,苏联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包括技术贸易在内的美苏关系。因为“这种输入一旦中断就会给苏联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这样就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大促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稳定”。美国政府内部这两种意见相左的观点造成了美国在对苏联的政策上缺乏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战略准则,往往抓住人权等无关本国安危却让苏联十分反感的次要问题不放,而对苏联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视而不见。例如,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苏联能否取得最惠国待遇将视其犹太人移民政策而定,但1979年,当苏联允许60000名犹太人、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移居国外时,美国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却没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6](P126)这种做法使苏联感到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最终,苏联在阿富汗的冒险似乎映证了美国国内主张对苏实行经济遏制的言论,使这种主张占据了上风,美苏经济关系也随之倒退。
其次,战后美国决策层也存在着打“经济牌”的传统。无论是在剑拔弩张的对峙时期还是在春意融融的缓和岁月,经济外交一直是冷战时代美国对付苏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杜鲁门等几届政府手里,它是悬挂在苏联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尽力压制着苏联的物质进步与经济繁荣;在尼克松等人手中,它又变成了使苏联让步的“诱饵”。战后初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苏贸易,以阻碍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0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竟不足100万美元。[1](P79)6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认识到,“密切的贸易关系……能够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沿着我们期望的目标前进,促进世界和平”[1](P99)。因此放松并扩大了对苏贸易,企图用这种“诱导式经济外交”减缓苏联和美国的对抗。为遏制苏联扩张与促使苏联演变,美国政府总是交替或者同时使用经济制裁与经济诱饵两手。因而,使用经济武器的传统不能不对卡特政府造成影响,使这一时期两国的经济关系打上这种传统的烙印。即使在两国经济关系持续发展的时候,卡特政府也没有忘记使用经济制裁的武器。1977年春,美苏由于在武器控制问题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分歧,双方搁置了任何贸易谈判。1978年,卡特政府再次运用经济手段惩罚苏军干涉安哥拉及在人权问题上的出格行为,加强了对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出口控制。而到1979年,由于美苏首脑维也纳会谈,苏联在移民政策上的让步以及美苏初步达成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良好的政治氛围使双方的贸易额空前高涨。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迅速改变立场,对苏联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卡特政府把贸易作为对付苏联的一支杠杆,双方政治关系的恶化势必导致经济关系的变化。
最后,苏联不断延伸的军事触角为美苏经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苏联在卡特执政之初,表现出发展美苏经济关系的强烈愿望。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3月21日苏联工会大会的讲话中,把“广泛发展(两国)互利的贸易经济关系”列为“具体的”、“完全现实的任务”之一。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977年第2期的文章,还把“同美国发展长期经济合作的方针”,说成是苏联的“一项经过全面研究的纲领”,并且以迫切的心情提出“应该最迅速地和最充分地”使苏美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变为现实”。[7]为此,它打出了“缓和物质化”的旗号,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视为政治合作的前提。苏联急于发展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并不意味着放弃和美国的争夺,而是为了解决日渐增加的经济困难,利用美国的先进科技增强自身的实力,进一步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因此,在70年代中后期,苏联乘美国战略收缩之机,不断向中东、非洲、中美洲渗透,及至派军入侵阿富汗。而美国从尼克松至卡特的历届政府均将苏联在政治上的合作与军事上的收缩看作与之扩大经济交往的先决条件,以发展美苏关系为诱饵敦促苏联在外交政策行为中采取克制态度。苏联在亚非拉的渗透扩张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与霸权利益造成了严峻的挑战,促使卡特政府转而采取强硬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以保持美国的优势与“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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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政府对苏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美苏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卡特政府对苏实行的大规模经济制裁标志着缓和时代的结束。美国推迟讨论通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拒绝向苏联供应谷物等一系列商品以及停止同苏联就一系列双边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做法,破坏了70年代初以来美苏的缓和合作关系。1980年1月23日,卡特总统发布了被称为“卡特主义”的国情咨文,宣称“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在内,来反击这种企图”。卡特主义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放弃人权外交,转而对苏实行新的遏制政策,这成为后来里根政府对苏实行强硬对抗政策的先声。它标志着冷战开始升温,美苏关系重新进入紧张时期。1980年8月26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拨款为529亿美元用于发展武器和进行军事研究的法案,这表明美国将采取必要步骤来保护自身的重大利益。1980年12月初,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1981年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法案,这项援助总额为49.8亿美元的法案扩大了总统向主要盟国以外的国家出售武器的权力,还取消了对安哥拉的援助禁令。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1980年美国的防务开支为1150亿美元,而苏联的防务开支达到175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8]双方的扩军备战不断升级。
其次,卡特政府对苏实行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削弱了其争霸能力。1980年,苏联粮食歉收,产量只有1.8亿吨左右,其中的饲料谷物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需要,急需进口大量谷物。由于美国实施粮食部分禁运,迫使苏联不得不以较高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到处收罗,使苏联当年为此多花了10亿美元的外汇。不仅如此,零星的收购并不能完全满足苏联的需求,在实施禁运后的6个月内,苏联购进的谷物较原定计划少500万吨。谷物的短缺直接影响到苏联的肉类供应。1980年,苏联的肉类产量仅为1500万吨,比前两年减少了40万吨,消费者对此日益不满,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对为城市人口供应的畜产品短缺表示焦急不安”。其他共和国也有类似情况,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工人骚动。美国对苏联实行的技术禁运,迫使苏联推迟了主要工程项目的筹建,造成了资金与原材料的浪费与搁置。由于国内经济的困顿,苏联在与美国抗衡时显得力不从心。80年代,苏联开始由攻势转为守势。
第三,卡特政府对苏的经济制裁措施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对苏实行部分粮食禁运后,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防止市场混乱,政府花费了约22亿美元用于单独储存禁运的谷物及买进被取消的合同。美国由于撤回政府贷款及未完成美苏贸易协议而蒙受的出口损失至少有10亿美元;1978年美国实行的石油、天然气设备的出口控制使其能源设备销售额减少了约10亿美元;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实行的一系列制裁又使其遭受了30多亿美元的出口损失(其中主要是农产品)。[9](P391)“1980年至1981年的谷物禁运使美国损失了约115亿美元,310000个工作,31亿美元的个人收入”[10](P32)。这对陷入滞胀困境的美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阿根廷乘隙而入,取代美国,成为苏联最大的粮食供应国。
最后,经济制裁也加深了西方盟国内部的矛盾,卡特政府在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时,要求西欧盟国也参加,共同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西欧盟国不但未予响应,反而增加了同苏联的贸易。1980年,联邦德国同苏联的贸易额扩大37%,达到89亿美元,法国同苏联贸易增加44%,达58亿美元。美国对此极为不满。之后,双方围绕对苏提供天然气管道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吵,美国将制裁矛头甚至对准了某些西欧公司,遭到西欧盟国的尖锐批评。
综上所述,卡特政府时期美苏经济关系随着双方冷战与争霸的态势变化大起大落,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表明,冷战状态下美苏双方的经济关系不会始终得到正常发展的。对外贸易往往成为双方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只有结束冷战状态,放弃争霸斗争,遵循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发展,才能建立正常合理的世界秩序,促进各国友好合作,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同时,实践表明,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使自己伤痕累累。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一些国家一再实行经济制裁的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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