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经济交往
陈雄章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1999年01期第70～75页
【作者简介】陈雄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副教授，硕士，桂林，541001
【关 键 词】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经济交往/糖业经济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国通过海外殖民扩张与海外殖民地间建立了广泛的交往，这是世界地区性联系加强的重要一步。近年来，史学界愈来愈认识到，研究真正的世界史，必须注重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各种横向联系。本文所论的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经济交往，就是北美和当时世界广泛、复杂、多样交往的一个层面，由此层面看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对于把握美国独立革命发生的经济背景及独立后美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是一个新的视角。
海道大通以后，东西两半球的人类文明实现了历史性的汇合，传统的区域交往让位于新型的近代世界交往。在欧洲殖民扩张浪潮中建立起来的美洲殖民地，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交往网络把原有印第安人建立的，尚处前古典文明时代的，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联系起来，从而使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交往形成全新的格局。由于交往新格局的形成，大西洋两岸均从彼岸增加了巨大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增加了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了日益频繁的物质与精神接触与交流。在此背景之下，大西洋两岸物质财富积累的方式、社会进步的速度、文明传播的范围，都明显地改变、加速和扩大了。交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了，这是工业革命发生前世界史的重大变化之一，在这一变化中，如布罗代尔所言：“美洲是关键的关键”（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43页。）。
像美洲的所有殖民地一样，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和旧世界有天然的经济交往关系，然而这种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依据那个时代的交往理论，美洲殖民地是作为欧洲工业中心的农业外围而构建双边交往体系的。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大西洋交往体系的总框架之内，利用这个交往体系内的生产分工、矛盾、斗争，结合自身地理环境优越等有利条件，构筑了一个服务于自己的经济交往体系。而这个交往体系得以构筑的历史机遇来自大西洋糖业经济的兴起。17世纪三四十年代，荷、英、法等欧洲国家在西印度群岛一带从烟草的生产转向糖业生产，高额的世界市场利润使糖业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于是产生以西印度为中心，跨越洲际、国际，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民族联系在一起，使用人力、物力围绕糖这种特殊的商品进行生产的整体经济现象。这种深入到生产领域的经济发展，比之此前以贵金属为主的商品流通与交换，更能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往和市场拓展，以糖业种植园经济为代表的国际性生产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意味着交往的扩大。
深入到糖业种植园经济生产的内部就不难发现，它的生产可分作四个相互联结的环节，分别是：投资与销售，承担这一环节的是欧洲；种植与提炼加工，这一环节是在西印度诸岛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力供应，这一环节主要由非洲大陆的黑人充当。糖业经济兴起之初，北美十三殖民地就积极投身其中，寻找发展的机遇，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与斗争，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初成为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粮食基地，向西印度糖业诸岛提供各类食物和一些生产性物资，并参与部分糖业产品的跨洋或近海运输，以及糖业副产品的二次加工、销售，这就承担了大西洋糖业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不妨称之为辅助性生产环节。除此以外，随着战胜荷兰、西班牙等欧洲殖民强国，英国自18世纪开始成为大西洋世界的头号奴隶贩子，英帝国范围之内的北美商业资产阶级也分享了这一垄断权，参与到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行列之中，在这一历史运动中，北美的商业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另一个衍生于大西洋三角贸易体系中的小三角贸易。他们利用糖业经济的副产品糖蜜进行二次加工，制成兰姆酒，贩运到非洲沿岸换取奴隶。这样，北美还是糖业经济劳动力供应环节的重要力量。在糖业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北美的作用与力量远超出了其殖民地这一身份，这在17～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是极为罕见的。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在1704年形象地将北美殖民地和大西洋糖业生产的交往关系比喻为“胃与肢体”的关系，北美是四肢，四肢送来养料供给胃，胃消化了养料则更促进四肢的发育成长。（注：C·M·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纽黑文1959年英文版，第4卷，第347页。）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名家对这种交往关系均给予高度的重视，戴维斯甚至认为，1713年后，“北美经济逐渐围绕热带殖民地——主要是糖——的生产旋转；与此同时，蔗糖诸岛奴隶的生存又仰赖于美国人源源不断的供给”。（注：R·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崛起》，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文版，第263页。）北美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一交往体系中的受益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北美从这一体系中的人口交往运动直接受益。其受益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北美在参与向西印度提供劳动力的奴隶贸易过程中，也将贩运来的黑奴很大一部分投向北美南部以生产烟草、稻米为主的种植园。作为大西洋种植园经济的重要部分，北美南部的烟草经济和西印度的糖业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连接两种经济的奴隶贸易是北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至于说到第二个渠道则不为人所注意，这就是契约奴由西印度向北美方向的运动与转移。契约奴在北美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役，可望按契约得到一小块土地和简单的生活、生产资料，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北美的小土地所有制及小土地所有者是北美商品经济的重要力量，契约奴在其中一直充当着默默无闻的耕耘者的角色。北美能够获得这样一批耕耘者，是北美和西印度经济交往的历史必然。糖业经济兴起之初，西印度还拥有大量的自由土地，西印度群岛就成了契约奴流向的主方向。例如在17世纪50年代，移居美洲的男性契约奴中，70%到巴巴多斯，2%到尼维斯，27%到北美切萨皮克地区。同期移居美洲的女性契约奴中，65%到巴巴多斯，到北美切萨皮克地区为33%。糖业经济的发展不断侵蚀着自由土地，引导西印度群岛经济向大种植园、大土地制方向发展。自由土地是契约奴制度的实质，西印度自由土地的消亡导致与西印度有广泛经济联系，也拥有广阔自由土地的北美成了契约奴流向的主要地区。到18世纪70年代，契约奴几乎不再进入西印度而是全部进入北美大陆，其中男性契约奴79%到切萨皮克地区，19%到宾夕法尼亚，2%到其它地区；在女性契约奴中，79%到切萨皮克地区，15%到宾夕法尼亚，2%到北美大陆其它地区，还有4%去向不明。作为劳动力而进入北美的契约奴，其作用是值得研究的。以生产技术为例，一些传统的学者如M·W·杰尼根多认为契约奴移民主要是囚犯、重罪犯、流浪汉、破产农民以及被绑架者，他们多半是不掌握很多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新近的研究成果已近乎否定了传统的讲法，如D·W·加仑逊等人的研究就注意到契约奴移民多样化职业的特点，认为契约奴并不是非熟练、无技艺、懒惰、愚昧的人。（注：拙作《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代一些经济问题的争论》，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这就意味着谁拥有契约奴，谁就拥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以北美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为例，上述材料表明，契约奴离开西印度后有很大部分是流进北美南部种植园经济区，这就使北美的英属种*
植园远没有西印度海岛种植园那样单一的劳动力，有材料表明，革命前夕的马里兰，黑人占总人口的30.3%，弗吉尼亚是40.9%，而多巴哥是95.7%，巴巴多斯为78.2%，牙买加为93.9%，这些数字意味着每一成年白人拥有的黑奴数在牙买加是40.63名，多巴哥是22.8名，而马里兰是1.61名，弗吉尼亚是2.75名。多样化的劳动力与多样化的经济密切相关，这也使北美的种植园和西印度的种植园有较明显的差别，故有人论及马里兰经济的多样化时谈到：“马里兰生产的多样化，它对市场（但不是英国旧的烟草保护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使之在经济利益和经济思想上趋同于北部商业殖民地的行列……多样化经济对该殖民地走向经济自足，甚至走向独立，是一件起作用，有影响的事”（注：M·萨维尔：《殖民地美国史》，伊利诺斯1973年英文版，第405页。）。
其次，作为糖业经济的一个辅助性生产环节，北美向西印度提供以食物为主的各类产品，从而提高了北美的基本产品即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北美民族经济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是欧洲移民大量移居北美和北美广阔土地的开拓。这两个因素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和充分发展。就整体而言，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因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就成为北美发展民族经济的关键性条件。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摆脱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将越来越多的剩余资本投入新土地的垦殖，从而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解决农产品商品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拓内需不是很强的外部市场。地势靠近北美，又能稳定吸收北美大宗农产品的西印度，为北美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渠道。
1770年的统计材料表明，北美的对外贸易中，50%是与英国与爱尔兰进行，西印度群岛占有30%的份额，南欧及怀因群岛占17%，其余多与非洲及南美进行。由于北美南部向英国大量输出种植园产品，因此所占份额虽大，却意味着是殖民经济依附的加强而非民族经济的成长。对民族经济有意义的是和西印度、南欧等地进行的经贸交往，尤其是与西印度糖业经济的分工性经济交往。同样是1770年的统计表明，在北美大陆殖民地农牧渔业各种商品的总量中，向西印度出口的燕麦为7/8，玉米为7/10，面粉为1/2，大米为1/4，干鱼为1/3，以及全部的奶油、乳酪、羊、猪、家禽和几乎全部的豌豆、蚕豆和腌鱼。除生活资料外，北美还向西印度群岛提供各种生产消费资料，主要是作动力用的马匹、牲畜，做容器用的木材。据统计，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所产的马匹、牲畜几乎全部出口到西印度。1770年，北美向西印度出口的松木、橡木、柏木占全部木材出口总量的5/6，桶板出口占全部桶板出口量的1/2以上，桶箍则全部出口到西印度。
在英属北美构建的小三角经济贸易交往线路中，有两条是以西印度为枢纽展开的。一条从北美运载谷物、肉类、木材、鱼到西印度，换取食糖、糖蜜、水果运到英国，再由英国换取制造品返回北美。另一条从北美运甜酒到非洲换取奴隶卖给西印度糖业诸岛，然后把硬币和糖业副产品如糖蜜等带回北美。这两个以北美为起点和终点，以西印度为中间环节的贸易交往网络，是大西洋经济交往的重要部分，对北美民族经济的成长至关重要。1749年一本名叫《北美游记》的书详细描述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宾夕法尼亚从与西印度经济交往中获得的好处：“宾夕法尼亚从与西印度的贸易中获利非凡，居民们几乎每天都把大量的面粉、黄油、鲜肉和其它食物，木板和相应的货物用船送到西印度；把糖、糖蜜、兰姆酒、靛蓝、红木和其它商品或现款带回来……他们也把西印度的商品和自己的产品送到英国……现款也被送到英国，从那里获得各种类型的制造品，如精制或粗制的纺织品、亚麻品、铁制工具和其它锻制金属以及东印度的商品”（注：R·P·托马斯等：《1860年前美国经济的增长》，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101页。）。1700年时的宾夕法尼亚在十三殖民地极不显眼，但到革命前夕已成为大西洋殖民地世界极为抢眼的粮仓。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宾夕法尼亚因开拓西印度市场而实现的农产品商品化是北美大多数殖民地的共同道路。一些经济史研究专家的研究表明：“18世纪中叶的英属美洲，大多数人卷入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生活。”（注：P·K·利斯：《大西洋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35页。）与西印度广泛展开的贸易交往，有力地弥补了北美非农业人口不足的缺陷，为北美发展商业性农业提供了一条捷径，以农业立国的美利坚民族开始走上商业性农业的道路，这无疑加快了北美民族经济的成熟，并且为北美资本主义农业的萌生孕育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故有人说“支撑起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文明和繁荣的是积累于西印度贸易交往中的财富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注：E·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纽约1966年英文版，第108页。）。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出西印度在吸收北美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
其三，北美参与以西印度为轴心的大西洋糖业经济交往体系的经济交往，不但以此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在此基础上推动了若干当时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欧洲国家对美洲殖民地的制造业采取压制性的政策。在英国接二连三的政策压制下，北美的制造业异常薄弱，但与糖业经济交往相关的行业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造船与航运、酿酒、木材与粮食加工等，其中造船航运业和酿酒业尤为引人注目。在造船方面，从1696年到1713年，北美殖民地至少生产了1118艘船。1721年，单是新英格兰就制船160艘。1770年，北美殖民地造船年产量在300～400艘之间。以造船的总吨位数计算，平均年吨位产量从1700年的4000吨上升到革命前夕3.5万吨。北美造船业较为快速的发展固然跟北美大陆盛产优质木材相关，但主要的还是海外交往不断发展刺激的结果。随着造船业的兴起，北美逐渐用自己造的商船承担起自己的对外交往业务，1775年，北美殖民地对外贸易交往有3/4的货物是用自己的船只运载的，每年约有600艘船往返于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之间，从事两地的直接经济交往。1768年至1772年间，在北美的10个较大的港口中，有三个港口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占其总贸易量的50%以上，有5个港口占其贸易总量的25%以上。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兴起，一方面为北美保持经济的开放性状态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又因造船、船运业资本雇佣关系占有较大比重而有利于培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在酿酒业方面，北美的酿酒业以西印度的糖业副产品糖蜜为原料，以西非沿岸黑奴为主要市场而发展起来。北美工商业资产阶级把西印度产的糖蜜，北美殖民地产的甘蔗酒，与遥远的西非黑奴构成交往关系，这就使酿酒业的生产有了国际性的意义，有发展的后劲。向西印度输出自己的农产品，西印度的角色是商品市场。由于酿酒业发展而从西印度大量输入糖蜜，西印度的角色是原料市场。据1770年统计，北美大陆北起普茨茅斯，南到查尔斯顿，35个沿海城镇设有143家酒厂，这些酒厂的原料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西印度。据测算，酿酒厂每年的纯利润高达原投资的25%，每年向非洲出口的甘蔗酒达到27万加仑。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高的利润，如此大的产量，充分反映出以西印度糖业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交往体系的存在对北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殊作用。
一方面是交往促进民族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壮大的民族经济强化了北美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从而加速了北美对英国控制交往范围的突破。
奉行重商主义理论的欧洲宗主国严格将殖民地间的交往范围限定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或同一宗主国内的不同殖民地之间。这就使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内部充斥着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就积聚成了突破旧交往体系的力量。就大西洋糖业生产交往而言，英帝国之内的北美和西印度的岛屿，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交往的条件是两地的生产规模要处于一种能够互相适应的状态。而在糖业经济的交往运动中，英属北美的辅助性生产环节和英属西印度的种植、提炼环节的生产力运动，是在北美地域辽阔、西印度地域窄小，北美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西印度种植奴隶制度为主体，这样极不相同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在糖业经济的生产交往中，西印度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在严重消耗，生产力的萎缩状态下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相当时间内不过是原版复制，而北美则处于生产力不断更新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断成长的状态。这对两者间经济交往关系的平衡发展是一个潜在的革命性因素，预示着北美必然要突破英国殖民主义交往体系对它的人为约束。
这种突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早期，当北美的生产能力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对北美产品的吸收能力平衡时，这种突破力量就潜在于北美与西印度相依互助的和谐关系中，不易表露出来。随着北美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和英属西印度吸收能力的相对不足，北美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去消费其农产品，并输入必要的加工原料，以解决为进行奴隶贸易所需的廉价甘蔗酒的生产供应问题，这就激化了北美与英国殖民统治间的矛盾，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布罗代尔在论及18世纪中期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时曾写道：“美洲的商业活动自发而又活跃。即使别人不给它自由，它也会自己争取自由，不过它只成功了一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北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深化，加速了北美对英国人为控制北美交往的突破。各种各样的突破力量和突破形式不断产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走私贸易的兴起。走私就是冲破英国范围内的各种禁令，将产品卖到非英属殖民地，并由非英属地引进生产原料。在北美商人的诸多走私场所中，不在英国控制之列的其它欧洲各国的西印度糖业诸岛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据1730年的一项记载，1723年纽约市有16家酿酒厂，其生产原料全部来自法属马提尼克。由于法属西印度的岛屿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因此，它往往以低于英国岛屿25%～30%的价格向北美出售糖与糖蜜，又以高于英属岛屿50%～100%的价格从北美殖民地购进粮食、木材、马匹等维持种植园生产的必需品。荷属岛屿也基本上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在这里，走私并不是北美资产阶级不光彩的资本原始积累形式，而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割断北美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斗争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一次性买卖，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扩力下因供求关系不平衡而助长的交往行为，故特别具有韧性，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也不管是什么港口、市镇、也不管是战时或和平时期，走私贸易交往愈来愈盛，到七年战争结束后已发展到英国难以控制的地步。
走私延续了交往，这条交往的渠道虽不是合法的，却是有用的，正如A·施莱辛格指出的那样：走私有助于北美利用渔业、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建立城镇和都市，为船运提供货物，向英国商人和制造主偿还债务；当走私贸易交往成为习惯时，殖民地人就变成习惯性的藐视法令者。（注：A·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39～49页。）其实英国没少颁布禁止走私贸易的法令，却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力图用抑制交往去抑制北美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亚当·斯密曾很自豪地夸赞自己的祖国慷慨大度，给殖民地人在各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对外贸易外。但偏是这一例外可谓事关重大，布罗代尔评论说“它直接和间接地束缚了整个殖民地的经济活动，迫使后者事事通过伦敦，依赖伦敦的信贷，尤其使后者必须置身于大英帝国的商业范围之内”（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英国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无视于北美作为国际生产一个环节而存在的事实。而事实是，不管英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控制，只要国际性生产离不开北美这一环节，北美和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就必然不断朝着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的方向发展。走私与反走私在美英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就是突破与控制之间的斗争。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英美间围绕交往所积累的种种矛盾的最后解决形式。所以当代有些史学家就很正确地指出：“自由贸易是美国革命的重要因素。”（注：P·K·利斯：《大西洋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108页。）
作为民族国家就必须积极参加世界整体的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为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搬掉阻抑交往的各种障碍。作为研究者也必须研究世界整体的各种交往关系。这就是殖民地时代美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留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启迪。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桂林)1999年01期第70～75页
【作者简介】陈雄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信息学系，副教授，硕士，桂林，541001
| 【内容提要】 | 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发展与外部世界密切相联，其与大西洋糖业生产为核心建立的经济交往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自身民族经济的成长及其对英国殖民主义交往体系的突破。 |
海道大通以后，东西两半球的人类文明实现了历史性的汇合，传统的区域交往让位于新型的近代世界交往。在欧洲殖民扩张浪潮中建立起来的美洲殖民地，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交往网络把原有印第安人建立的，尚处前古典文明时代的，半封闭的地区性经济联系起来，从而使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交往形成全新的格局。由于交往新格局的形成，大西洋两岸均从彼岸增加了巨大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增加了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了日益频繁的物质与精神接触与交流。在此背景之下，大西洋两岸物质财富积累的方式、社会进步的速度、文明传播的范围，都明显地改变、加速和扩大了。交往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了，这是工业革命发生前世界史的重大变化之一，在这一变化中，如布罗代尔所言：“美洲是关键的关键”（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43页。）。
像美洲的所有殖民地一样，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和旧世界有天然的经济交往关系，然而这种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依据那个时代的交往理论，美洲殖民地是作为欧洲工业中心的农业外围而构建双边交往体系的。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大西洋交往体系的总框架之内，利用这个交往体系内的生产分工、矛盾、斗争，结合自身地理环境优越等有利条件，构筑了一个服务于自己的经济交往体系。而这个交往体系得以构筑的历史机遇来自大西洋糖业经济的兴起。17世纪三四十年代，荷、英、法等欧洲国家在西印度群岛一带从烟草的生产转向糖业生产，高额的世界市场利润使糖业生产的规模迅速扩大，于是产生以西印度为中心，跨越洲际、国际，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民族联系在一起，使用人力、物力围绕糖这种特殊的商品进行生产的整体经济现象。这种深入到生产领域的经济发展，比之此前以贵金属为主的商品流通与交换，更能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商品交往和市场拓展，以糖业种植园经济为代表的国际性生产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意味着交往的扩大。
深入到糖业种植园经济生产的内部就不难发现，它的生产可分作四个相互联结的环节，分别是：投资与销售，承担这一环节的是欧洲；种植与提炼加工，这一环节是在西印度诸岛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力供应，这一环节主要由非洲大陆的黑人充当。糖业经济兴起之初，北美十三殖民地就积极投身其中，寻找发展的机遇，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与斗争，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初成为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粮食基地，向西印度糖业诸岛提供各类食物和一些生产性物资，并参与部分糖业产品的跨洋或近海运输，以及糖业副产品的二次加工、销售，这就承担了大西洋糖业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不妨称之为辅助性生产环节。除此以外，随着战胜荷兰、西班牙等欧洲殖民强国，英国自18世纪开始成为大西洋世界的头号奴隶贩子，英帝国范围之内的北美商业资产阶级也分享了这一垄断权，参与到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行列之中，在这一历史运动中，北美的商业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另一个衍生于大西洋三角贸易体系中的小三角贸易。他们利用糖业经济的副产品糖蜜进行二次加工，制成兰姆酒，贩运到非洲沿岸换取奴隶。这样，北美还是糖业经济劳动力供应环节的重要力量。在糖业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北美的作用与力量远超出了其殖民地这一身份，这在17～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是极为罕见的。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在1704年形象地将北美殖民地和大西洋糖业生产的交往关系比喻为“胃与肢体”的关系，北美是四肢，四肢送来养料供给胃，胃消化了养料则更促进四肢的发育成长。（注：C·M·安德鲁斯：《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纽黑文1959年英文版，第4卷，第347页。）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名家对这种交往关系均给予高度的重视，戴维斯甚至认为，1713年后，“北美经济逐渐围绕热带殖民地——主要是糖——的生产旋转；与此同时，蔗糖诸岛奴隶的生存又仰赖于美国人源源不断的供给”。（注：R·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崛起》，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英文版，第263页。）北美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一交往体系中的受益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北美从这一体系中的人口交往运动直接受益。其受益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北美在参与向西印度提供劳动力的奴隶贸易过程中，也将贩运来的黑奴很大一部分投向北美南部以生产烟草、稻米为主的种植园。作为大西洋种植园经济的重要部分，北美南部的烟草经济和西印度的糖业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连接两种经济的奴隶贸易是北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至于说到第二个渠道则不为人所注意，这就是契约奴由西印度向北美方向的运动与转移。契约奴在北美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役，可望按契约得到一小块土地和简单的生活、生产资料，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很多论者都注意到，北美的小土地所有制及小土地所有者是北美商品经济的重要力量，契约奴在其中一直充当着默默无闻的耕耘者的角色。北美能够获得这样一批耕耘者，是北美和西印度经济交往的历史必然。糖业经济兴起之初，西印度还拥有大量的自由土地，西印度群岛就成了契约奴流向的主方向。例如在17世纪50年代，移居美洲的男性契约奴中，70%到巴巴多斯，2%到尼维斯，27%到北美切萨皮克地区。同期移居美洲的女性契约奴中，65%到巴巴多斯，到北美切萨皮克地区为33%。糖业经济的发展不断侵蚀着自由土地，引导西印度群岛经济向大种植园、大土地制方向发展。自由土地是契约奴制度的实质，西印度自由土地的消亡导致与西印度有广泛经济联系，也拥有广阔自由土地的北美成了契约奴流向的主要地区。到18世纪70年代，契约奴几乎不再进入西印度而是全部进入北美大陆，其中男性契约奴79%到切萨皮克地区，19%到宾夕法尼亚，2%到其它地区；在女性契约奴中，79%到切萨皮克地区，15%到宾夕法尼亚，2%到北美大陆其它地区，还有4%去向不明。作为劳动力而进入北美的契约奴，其作用是值得研究的。以生产技术为例，一些传统的学者如M·W·杰尼根多认为契约奴移民主要是囚犯、重罪犯、流浪汉、破产农民以及被绑架者，他们多半是不掌握很多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新近的研究成果已近乎否定了传统的讲法，如D·W·加仑逊等人的研究就注意到契约奴移民多样化职业的特点，认为契约奴并不是非熟练、无技艺、懒惰、愚昧的人。（注：拙作《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代一些经济问题的争论》，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这就意味着谁拥有契约奴，谁就拥有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又以北美南部的种植园经济为例，上述材料表明，契约奴离开西印度后有很大部分是流进北美南部种植园经济区，这就使北美的英属种*
植园远没有西印度海岛种植园那样单一的劳动力，有材料表明，革命前夕的马里兰，黑人占总人口的30.3%，弗吉尼亚是40.9%，而多巴哥是95.7%，巴巴多斯为78.2%，牙买加为93.9%，这些数字意味着每一成年白人拥有的黑奴数在牙买加是40.63名，多巴哥是22.8名，而马里兰是1.61名，弗吉尼亚是2.75名。多样化的劳动力与多样化的经济密切相关，这也使北美的种植园和西印度的种植园有较明显的差别，故有人论及马里兰经济的多样化时谈到：“马里兰生产的多样化，它对市场（但不是英国旧的烟草保护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使之在经济利益和经济思想上趋同于北部商业殖民地的行列……多样化经济对该殖民地走向经济自足，甚至走向独立，是一件起作用，有影响的事”（注：M·萨维尔：《殖民地美国史》，伊利诺斯1973年英文版，第405页。）。
其次，作为糖业经济的一个辅助性生产环节，北美向西印度提供以食物为主的各类产品，从而提高了北美的基本产品即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北美民族经济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是欧洲移民大量移居北美和北美广阔土地的开拓。这两个因素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和充分发展。就整体而言，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因此，农产品的商品化就成为北美发展民族经济的关键性条件。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摆脱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将越来越多的剩余资本投入新土地的垦殖，从而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解决农产品商品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开拓内需不是很强的外部市场。地势靠近北美，又能稳定吸收北美大宗农产品的西印度，为北美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渠道。
1770年的统计材料表明，北美的对外贸易中，50%是与英国与爱尔兰进行，西印度群岛占有30%的份额，南欧及怀因群岛占17%，其余多与非洲及南美进行。由于北美南部向英国大量输出种植园产品，因此所占份额虽大，却意味着是殖民经济依附的加强而非民族经济的成长。对民族经济有意义的是和西印度、南欧等地进行的经贸交往，尤其是与西印度糖业经济的分工性经济交往。同样是1770年的统计表明，在北美大陆殖民地农牧渔业各种商品的总量中，向西印度出口的燕麦为7/8，玉米为7/10，面粉为1/2，大米为1/4，干鱼为1/3，以及全部的奶油、乳酪、羊、猪、家禽和几乎全部的豌豆、蚕豆和腌鱼。除生活资料外，北美还向西印度群岛提供各种生产消费资料，主要是作动力用的马匹、牲畜，做容器用的木材。据统计，新英格兰、纽约、宾夕法尼亚所产的马匹、牲畜几乎全部出口到西印度。1770年，北美向西印度出口的松木、橡木、柏木占全部木材出口总量的5/6，桶板出口占全部桶板出口量的1/2以上，桶箍则全部出口到西印度。
在英属北美构建的小三角经济贸易交往线路中，有两条是以西印度为枢纽展开的。一条从北美运载谷物、肉类、木材、鱼到西印度，换取食糖、糖蜜、水果运到英国，再由英国换取制造品返回北美。另一条从北美运甜酒到非洲换取奴隶卖给西印度糖业诸岛，然后把硬币和糖业副产品如糖蜜等带回北美。这两个以北美为起点和终点，以西印度为中间环节的贸易交往网络，是大西洋经济交往的重要部分，对北美民族经济的成长至关重要。1749年一本名叫《北美游记》的书详细描述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宾夕法尼亚从与西印度经济交往中获得的好处：“宾夕法尼亚从与西印度的贸易中获利非凡，居民们几乎每天都把大量的面粉、黄油、鲜肉和其它食物，木板和相应的货物用船送到西印度；把糖、糖蜜、兰姆酒、靛蓝、红木和其它商品或现款带回来……他们也把西印度的商品和自己的产品送到英国……现款也被送到英国，从那里获得各种类型的制造品，如精制或粗制的纺织品、亚麻品、铁制工具和其它锻制金属以及东印度的商品”（注：R·P·托马斯等：《1860年前美国经济的增长》，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101页。）。1700年时的宾夕法尼亚在十三殖民地极不显眼，但到革命前夕已成为大西洋殖民地世界极为抢眼的粮仓。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宾夕法尼亚因开拓西印度市场而实现的农产品商品化是北美大多数殖民地的共同道路。一些经济史研究专家的研究表明：“18世纪中叶的英属美洲，大多数人卷入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生活。”（注：P·K·利斯：《大西洋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35页。）与西印度广泛展开的贸易交往，有力地弥补了北美非农业人口不足的缺陷，为北美发展商业性农业提供了一条捷径，以农业立国的美利坚民族开始走上商业性农业的道路，这无疑加快了北美民族经济的成熟，并且为北美资本主义农业的萌生孕育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故有人说“支撑起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文明和繁荣的是积累于西印度贸易交往中的财富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注：E·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纽约1966年英文版，第108页。）。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出西印度在吸收北美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
其三，北美参与以西印度为轴心的大西洋糖业经济交往体系的经济交往，不但以此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在此基础上推动了若干当时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欧洲国家对美洲殖民地的制造业采取压制性的政策。在英国接二连三的政策压制下，北美的制造业异常薄弱，但与糖业经济交往相关的行业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造船与航运、酿酒、木材与粮食加工等，其中造船航运业和酿酒业尤为引人注目。在造船方面，从1696年到1713年，北美殖民地至少生产了1118艘船。1721年，单是新英格兰就制船160艘。1770年，北美殖民地造船年产量在300～400艘之间。以造船的总吨位数计算，平均年吨位产量从1700年的4000吨上升到革命前夕3.5万吨。北美造船业较为快速的发展固然跟北美大陆盛产优质木材相关，但主要的还是海外交往不断发展刺激的结果。随着造船业的兴起，北美逐渐用自己造的商船承担起自己的对外交往业务，1775年，北美殖民地对外贸易交往有3/4的货物是用自己的船只运载的，每年约有600艘船往返于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之间，从事两地的直接经济交往。1768年至1772年间，在北美的10个较大的港口中，有三个港口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占其总贸易量的50%以上，有5个港口占其贸易总量的25%以上。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兴起，一方面为北美保持经济的开放性状态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又因造船、船运业资本雇佣关系占有较大比重而有利于培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在酿酒业方面，北美的酿酒业以西印度的糖业副产品糖蜜为原料，以西非沿岸黑奴为主要市场而发展起来。北美工商业资产阶级把西印度产的糖蜜，北美殖民地产的甘蔗酒，与遥远的西非黑奴构成交往关系，这就使酿酒业的生产有了国际性的意义，有发展的后劲。向西印度输出自己的农产品，西印度的角色是商品市场。由于酿酒业发展而从西印度大量输入糖蜜，西印度的角色是原料市场。据1770年统计，北美大陆北起普茨茅斯，南到查尔斯顿，35个沿海城镇设有143家酒厂，这些酒厂的原料几乎无一例外来自西印度。据测算，酿酒厂每年的纯利润高达原投资的25%，每年向非洲出口的甘蔗酒达到27万加仑。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高的利润，如此大的产量，充分反映出以西印度糖业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交往体系的存在对北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殊作用。
一方面是交往促进民族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壮大的民族经济强化了北美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从而加速了北美对英国控制交往范围的突破。
奉行重商主义理论的欧洲宗主国严格将殖民地间的交往范围限定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或同一宗主国内的不同殖民地之间。这就使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内部充斥着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就积聚成了突破旧交往体系的力量。就大西洋糖业生产交往而言，英帝国之内的北美和西印度的岛屿，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交往的条件是两地的生产规模要处于一种能够互相适应的状态。而在糖业经济的交往运动中，英属北美的辅助性生产环节和英属西印度的种植、提炼环节的生产力运动，是在北美地域辽阔、西印度地域窄小，北美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西印度种植奴隶制度为主体，这样极不相同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在糖业经济的生产交往中，西印度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在严重消耗，生产力的萎缩状态下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相当时间内不过是原版复制，而北美则处于生产力不断更新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断成长的状态。这对两者间经济交往关系的平衡发展是一个潜在的革命性因素，预示着北美必然要突破英国殖民主义交往体系对它的人为约束。
这种突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早期，当北美的生产能力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对北美产品的吸收能力平衡时，这种突破力量就潜在于北美与西印度相依互助的和谐关系中，不易表露出来。随着北美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和英属西印度吸收能力的相对不足，北美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去消费其农产品，并输入必要的加工原料，以解决为进行奴隶贸易所需的廉价甘蔗酒的生产供应问题，这就激化了北美与英国殖民统治间的矛盾，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布罗代尔在论及18世纪中期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时曾写道：“美洲的商业活动自发而又活跃。即使别人不给它自由，它也会自己争取自由，不过它只成功了一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北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深化，加速了北美对英国人为控制北美交往的突破。各种各样的突破力量和突破形式不断产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走私贸易的兴起。走私就是冲破英国范围内的各种禁令，将产品卖到非英属殖民地，并由非英属地引进生产原料。在北美商人的诸多走私场所中，不在英国控制之列的其它欧洲各国的西印度糖业诸岛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据1730年的一项记载，1723年纽约市有16家酿酒厂，其生产原料全部来自法属马提尼克。由于法属西印度的岛屿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因此，它往往以低于英国岛屿25%～30%的价格向北美出售糖与糖蜜，又以高于英属岛屿50%～100%的价格从北美殖民地购进粮食、木材、马匹等维持种植园生产的必需品。荷属岛屿也基本上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在这里，走私并不是北美资产阶级不光彩的资本原始积累形式，而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割断北美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斗争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一次性买卖，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扩力下因供求关系不平衡而助长的交往行为，故特别具有韧性，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也不管是什么港口、市镇、也不管是战时或和平时期，走私贸易交往愈来愈盛，到七年战争结束后已发展到英国难以控制的地步。
走私延续了交往，这条交往的渠道虽不是合法的，却是有用的，正如A·施莱辛格指出的那样：走私有助于北美利用渔业、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建立城镇和都市，为船运提供货物，向英国商人和制造主偿还债务；当走私贸易交往成为习惯时，殖民地人就变成习惯性的藐视法令者。（注：A·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39～49页。）其实英国没少颁布禁止走私贸易的法令，却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力图用抑制交往去抑制北美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亚当·斯密曾很自豪地夸赞自己的祖国慷慨大度，给殖民地人在各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对外贸易外。但偏是这一例外可谓事关重大，布罗代尔评论说“它直接和间接地束缚了整个殖民地的经济活动，迫使后者事事通过伦敦，依赖伦敦的信贷，尤其使后者必须置身于大英帝国的商业范围之内”（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英国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无视于北美作为国际生产一个环节而存在的事实。而事实是，不管英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控制，只要国际性生产离不开北美这一环节，北美和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就必然不断朝着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的方向发展。走私与反走私在美英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就是突破与控制之间的斗争。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英美间围绕交往所积累的种种矛盾的最后解决形式。所以当代有些史学家就很正确地指出：“自由贸易是美国革命的重要因素。”（注：P·K·利斯：《大西洋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108页。）
作为民族国家就必须积极参加世界整体的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为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搬掉阻抑交往的各种障碍。作为研究者也必须研究世界整体的各种交往关系。这就是殖民地时代美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留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