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李工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84～88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汉，430072
【关 键 词】德国现代化/威廉时代/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
要想深入了解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有必要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区别。一种是以法兰西为主要代表的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将民族建立在平等公民权和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在国际斗争中，这种民族主义整体性地决定着这些民族的帝国主义行为。另一种民族主义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一）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的，也都能被民族地理解；（二）一个民族通过它自身成员文化上的共同性来定义。由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将文化、生活方式看作决定民族的本质性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同时又将这种表达称之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因而在国际斗争中，甚至能更好地将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国主义式地发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动力”。
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概念的了解上，人们还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帝国威廉时代发展成一种侵略性极强、整合性极高的民族主义。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德意志这种民族主义在思想发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过程，它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内、外政治活动中的运用及意义。
一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有着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发展根源，它本身就是文化民族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德意志古典主义、普鲁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给这场新的文化民族运动打下了烙印。对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基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他从“前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出发，将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强调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注：沃尔夫·D·格鲁内尔：《德意志问题：1800年以来的一个欧洲历史问题》(WolfD. Gruner:Die deutsche Frage,Ein Problem der europaischen Ge-schichte seit 1800)，慕尼黑1985年版，第32页。）。另外，还有两种因素对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奠基来说也特别重要：第一种因素是新的语言哲学，它通过洪堡、黑格尔、格林等人不断得到了发展。“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人类享有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它不仅是人的产物，而且也是不断给人打下烙印的体系”（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6页。）。这种对语言基本意义的强调，本身指出了语言—人种上的区别，指出了通过语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后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义。第二种因素来自赫德尔，他强调了从“学者、精英们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识型的大众文化”的转向。在这里，讲着同样语言的“人民大众”被包括进文化反思的对象当中，因而本身具有一种民主—平等主义倾向。因此，“文化民族原则”成为了浪漫主义设计方案中的本质部分。
古典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来源之一。自18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在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建立了一种“文化统一体”思想。也就是说，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个人类集团（即民族）在语言—人种上的共同性。黑格尔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将这种对统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义—美学上的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上的解释系统化了。他的整个美学哲学的艺术体系，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尔代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世纪的德意志大学里，所有人文科学中的主流派，都是由这种首先是古典主义、唯心主义的，然后也是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顽强地决定着的。”（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7页。）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关键性概念，被当作科学的解释产生出来，“民族特点”也就被浪漫主义地看作是一种长久、永恒的现实。这种有着古典主义美学根源的思维方向，无疑给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给自身民族价值的特别抬高带来了好处，并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力图理智地解释世界，却妨碍了人们去真实地认识科学的理智，因而往往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
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是那些有着共同文化、但并不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人们的一种民族主义，是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如东欧、东南欧诸民族，以及爱尔兰人、挪威人、佛兰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口是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来组成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着共同国家里的人们那样，由政治意志来组成民族。在这些没有共同国家的民族那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用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民族那里，民族主义早在民族的共同属性中得到发展了。因此，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更加适应于那些没有共同祖国的民族。在这些民族身上，对语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强调，比较起那些已生活在同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来，有着不同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巩固的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在像德意志这样的没有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生活的民族那里，同一性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个中心性问题。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为尖锐。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有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才真正开始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识界的抵抗，转而发展成群众性的反对“异族统治”和“划一化统治”的斗争，从而也浪漫主义地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对德意志民族运动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德意志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明白：“唯有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发展并得到保护，也才能真正地将个体整合成民族。”（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1页。）因此，从“世界公民”到“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道路。
由于德意志民族的分裂与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联系，对民族统一政治目标的追求，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权力思想结合在一起。因此，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早期无疑具有进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当个人自由、平等的要求与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时获得的时候，正如1848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现的那样，围绕着两者优先权的问题便在具体的政策上和争执中陷入长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优先权。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最终会放弃自由主义的优先权，转而拥护容克贵族集团于1871年建立和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的原因。当然，由于将奥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个“小德意志统一”帝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这个文化民族全面统一意义的民族国家，因而它在这个时代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从而也为德意志人以后建立具有完全统一意义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努力，继续提供着一种潜在的“合理依据”（注：约翰内斯·维尔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Johannes Willms: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11页。）。
二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与德帝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巨大压力分不开。尽管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但正是在帝国时代的高速工业化阶段，才使传统与现代社会环境上的区别变得日益鲜明，才使社会中个体承受的压力极大地增强了。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生活在小集团之中，生活在地方、区域、等级的社会之中。与统治的联系、忠诚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观形象的基础上的。人们受着传统的引导，行为准则在传统中被保留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由于人们面对着的是这种有具体形象物的直观世界，生活的意义是简单的，也是现存的。总之，人们传统的行为模式，是与农业社会结构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类型——如封建庄园、行会等——狭窄的“共同体”相适应的。
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使所有这些关系趋于瓦解。特别是在德帝国时代这个走向统一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社会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取代了农业社会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是绝大多数人，开始从传统中走出来，走进一个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的社会，走进一个具有理性的、无形的、抽象结构的大集团。个体现在面对着一种猛然变大了的抽象概念——“国家”。从传统以及它的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本身在“个体化”，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要靠“内心”来引导了。当个体的存在变得具有独立性时，也就使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权威，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了。但与此同时，由于传统负载集团的瓦解，在这个新的社会大集体中，绝大多数成员之间又彼此并不认识，每个人都得依赖许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人，个体因此被“孤立化”了。终于，“准则”、“联系”和“忠诚”再也不能形象具体地、象征性地被提供了，感觉从直观形象的世界移进了思考的世界之中。这种过渡导致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它使个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并朝着批评传统的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意义在传统中越来越难找到了。觉察出这种危机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识界，因为任何准则首先都要以语言和文化上的抽象为中介，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媒介物也正是语言和文化。于是，“这些知识界的学者们，便首先从那种由他们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中，从艺术、文学、哲学和时事评论中，来获得他们自身的行为准则和同一性身份。总之，要寻找一种能将特定社会的不同特征表达为一种不变的传统时，‘文化’这个概念，无疑能非常好地履行这种功能。”（注：诺贝尔特·埃利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Norbert Elias:Studien úber dieDeutschen)，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77页。）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教育普及化、社会学校化的德帝国时代里，他们能够通过学校、出版部门将他们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介绍给社会各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联系中，语言和文化以及知识界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意义的原因。
换句话说，传统瓦解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由于对传统的赞同变得只具有相对性了，与别人的共同性就必须重新确定。于是，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这个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这个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征的象征物，成为了个体与集体感情联系的纽带，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实上的解释，就能成为这种新社会整合化的形式。这是因为，它毕竟能联结起这个社会，能将超越个体的身份介绍给个体，并在一个多层复合、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为个体减轻无保障性和无归宿性，因而能满足个体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与联络交往上的新要求。总之，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心理局势，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帝国社会的崛起首先准备了条件。
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削弱为基础的。随着帝国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人们内心世界的价值地位上，在生活意义的确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断缩小，事实上，连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于是，各种政治运动成为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性质。而“民族主义是属于这种政治活动的，它向追随者们许诺了获得拯救的理想，同时也要求他们作出牺牲，并使他们坚信，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0页。）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继承了相当部分的宗教功能和风格，从而成为一种新社会凝聚力的载体。
三
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已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发生分离，并转而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反对“天赋人权”、反对个人自由的政治传统，并开始成为一种为现存国家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德帝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官僚集团力图将这场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便借助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理论，设计出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整体民族观念得到了加强，凡是能找到“理性的”(rational)这个词的地方，也总能找到“民族的”(national)这个词。而“整体高于局部”、“国家高于国民和社会”、“秩序高于多样性的自由”成为了统治者的口号（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页。）。
这种国家方案并非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产物，却能很好地与之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者们对个体提出了“绝对服从国家统治”的道德上的特别要求。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是一种自然、有机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它是和谐的，是没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的共同体”（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4页。）。显然，这种乌托邦的理想，与高度工业化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处于绝对矛盾的位置上，因为这种社会现实恰恰是以个体之间的区别化和反差为基础的，是以个体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也是以工人阶级与容克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却被他们轻而易举地解释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注：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Hans-Ulrich Wehler:Das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34页。）。
激烈的市场竞争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就越是明显，社会整合化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只能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同样也能与激进的反启蒙精神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自从1873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德意志具有现代性质的反犹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这种结合的证明。这场反犹运动是一种极端狭隘、反动的政治文化反应，就其性质而言，还仅仅只是德意志非犹太中间阶层，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运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作出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值得注意是，在1890年以后，知识界青年极右派们发表的大量反犹作品，已在公开鼓吹“人和种族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并公开叫喊“经济上的崛起和对海外地区的征服，应归功于民族的特别本质，也就是它种族上的特性”，为了“条顿人的世界任务”，对内“必须同时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注：黑尔曼·格拉姆尔：《帝国砸玻璃之夜》(HermannGraml:Reichskristallnacht)，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页。）。这种具有“前纳粹主义”性质的反犹主义，竟然能在和平时期，通过在社会内部树立民族对立面的尝试，动员起德意志社会中相当广泛的非犹太中间阶层，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完全缺乏免疫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高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所有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紧张性，这两者本身又具有一种同时性。因此，所有不同职业集团之间许多附带的紧张关系，都聚集在这一矛盾之中，在这种局势中，对“民族感情”和“忠诚”的呼唤，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中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当工人运动事实上是以推翻现存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时候，那么，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强调，本身能作为维护这个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
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本身负载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并能将这个社会大集体中的人与别的社会大集体中的人区别开来，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连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也在1914年屈服于这种压力，与其它各政党缔结“城堡和平”并“为祖国而战”。这场工人运动的加盟，使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动力，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化特点。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6年的回顾中这样讲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被骂成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们的幸灾乐祸归于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重新学会了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东西：即在所有的阶级冲突之外，这个民族的所有阶级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重新学会了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想被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哪个人，剥夺走我们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209页。）
当德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时，当负载这种自我赞扬的价值体系的集体非常强大时，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便获得了它自身近乎于机械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通常是任何个人或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与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四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区别。这四大主义是同一社会内部正在变化着的力量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而民族主义是不同国家间正在变化着的权力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国家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因此，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与民族同胞的认同感一旦加强，那么，与其他国家同样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也就自然减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认同与排斥模式上的变迁，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价值、民族信条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前提。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都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目标。这种工业民族之间日益上升的战争气氛，本身又能反过来加剧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不是在10年间，而是在几年内，便触及到国际问题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于面临‘全世界敌人’的仇恨，我们体验到整个人类那种使人沉醉的强化感。我们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了这种突然的、精神上的孤立，这种孤立必然会带来过度行为的种子。这种发展被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情绪所催促，它粉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平衡。由于被仇恨所包围，这个民族便依赖于它自己的仇恨。社会和国家机器被这种孤立的、光荣的、然而也是命运不佳的斗争弄得紧张过度，传统已完全被歪曲了。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意识，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环境里，本来可能只会是一种残存现象，但现在已开始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注：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的德国与世界政治》(Ludwig Dehio:Germany andworld Politics in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59年版，第19页。）
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德帝国特有的现象。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始终有着它自身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从大战前夕德意志知识界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们不难看到这种特点：“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注：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科夫：《德意志人一百年，1890-1990》(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100页。）
总之，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现代化推动力的产物，在它形成的初期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受到自身落后性的一种反应。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本身也推动了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因为它所具有的集中化和动员化特点，克服了地方分裂化，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它提供了一种新社会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并用社会成员个体身份上的同一性，来替代被现代化发展破坏了的传统。它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共同事件日益增长的参与，从而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和能动性。
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它的消极因素。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现代化危机的一种反映，一种由于行为标准、传统和宗教的家乡遭到毁坏而出现的“思乡病”产物，一种由于异化、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它用造就一个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乡，用一种包括整体的新条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来”的文化历史上的辩解，用向社会个体们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企图摆脱由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它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它通过对民族独特优越性夸张式的宣扬，唤起了成员的民族荣誉感和崇高感，从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强烈内聚力。因此，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它能够作为威廉时代民族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工具，作为德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来服务。在外部因素的压力之下，它固有的种族主义成分，汇集到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84～88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汉，430072
| 【内容提要】 | 德国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曾推动了德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克服了德意志地方分裂化，造就了新的民族社会，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与能动性；但它同时又是现代化危机的产物，它用向社会个体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回答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它对民族独特优越性的夸张式宣扬，造就了德意志社会强烈的内聚力，并最终成为威廉时代民族集合化的工具。 |
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概念的了解上，人们还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帝国威廉时代发展成一种侵略性极强、整合性极高的民族主义。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德意志这种民族主义在思想发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过程，它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内、外政治活动中的运用及意义。
一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有着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发展根源，它本身就是文化民族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德意志古典主义、普鲁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给这场新的文化民族运动打下了烙印。对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基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他从“前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出发，将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强调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注：沃尔夫·D·格鲁内尔：《德意志问题：1800年以来的一个欧洲历史问题》(WolfD. Gruner:Die deutsche Frage,Ein Problem der europaischen Ge-schichte seit 1800)，慕尼黑1985年版，第32页。）。另外，还有两种因素对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奠基来说也特别重要：第一种因素是新的语言哲学，它通过洪堡、黑格尔、格林等人不断得到了发展。“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人类享有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它不仅是人的产物，而且也是不断给人打下烙印的体系”（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6页。）。这种对语言基本意义的强调，本身指出了语言—人种上的区别，指出了通过语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后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义。第二种因素来自赫德尔，他强调了从“学者、精英们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识型的大众文化”的转向。在这里，讲着同样语言的“人民大众”被包括进文化反思的对象当中，因而本身具有一种民主—平等主义倾向。因此，“文化民族原则”成为了浪漫主义设计方案中的本质部分。
古典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来源之一。自18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在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建立了一种“文化统一体”思想。也就是说，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个人类集团（即民族）在语言—人种上的共同性。黑格尔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将这种对统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义—美学上的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上的解释系统化了。他的整个美学哲学的艺术体系，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尔代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世纪的德意志大学里，所有人文科学中的主流派，都是由这种首先是古典主义、唯心主义的，然后也是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顽强地决定着的。”（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7页。）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关键性概念，被当作科学的解释产生出来，“民族特点”也就被浪漫主义地看作是一种长久、永恒的现实。这种有着古典主义美学根源的思维方向，无疑给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给自身民族价值的特别抬高带来了好处，并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力图理智地解释世界，却妨碍了人们去真实地认识科学的理智，因而往往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
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是那些有着共同文化、但并不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人们的一种民族主义，是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如东欧、东南欧诸民族，以及爱尔兰人、挪威人、佛兰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口是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来组成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着共同国家里的人们那样，由政治意志来组成民族。在这些没有共同国家的民族那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用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民族那里，民族主义早在民族的共同属性中得到发展了。因此，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更加适应于那些没有共同祖国的民族。在这些民族身上，对语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强调，比较起那些已生活在同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来，有着不同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巩固的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在像德意志这样的没有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生活的民族那里，同一性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个中心性问题。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为尖锐。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有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才真正开始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识界的抵抗，转而发展成群众性的反对“异族统治”和“划一化统治”的斗争，从而也浪漫主义地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对德意志民族运动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德意志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明白：“唯有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发展并得到保护，也才能真正地将个体整合成民族。”（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1页。）因此，从“世界公民”到“民族国家”，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道路。
由于德意志民族的分裂与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联系，对民族统一政治目标的追求，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权力思想结合在一起。因此，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早期无疑具有进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当个人自由、平等的要求与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时获得的时候，正如1848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现的那样，围绕着两者优先权的问题便在具体的政策上和争执中陷入长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优先权。这就是为什么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最终会放弃自由主义的优先权，转而拥护容克贵族集团于1871年建立和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的原因。当然，由于将奥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个“小德意志统一”帝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这个文化民族全面统一意义的民族国家，因而它在这个时代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从而也为德意志人以后建立具有完全统一意义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努力，继续提供着一种潜在的“合理依据”（注：约翰内斯·维尔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Johannes Willms: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11页。）。
二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与德帝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巨大压力分不开。尽管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但正是在帝国时代的高速工业化阶段，才使传统与现代社会环境上的区别变得日益鲜明，才使社会中个体承受的压力极大地增强了。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生活在小集团之中，生活在地方、区域、等级的社会之中。与统治的联系、忠诚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观形象的基础上的。人们受着传统的引导，行为准则在传统中被保留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由于人们面对着的是这种有具体形象物的直观世界，生活的意义是简单的，也是现存的。总之，人们传统的行为模式，是与农业社会结构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类型——如封建庄园、行会等——狭窄的“共同体”相适应的。
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使所有这些关系趋于瓦解。特别是在德帝国时代这个走向统一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社会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取代了农业社会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是绝大多数人，开始从传统中走出来，走进一个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的社会，走进一个具有理性的、无形的、抽象结构的大集团。个体现在面对着一种猛然变大了的抽象概念——“国家”。从传统以及它的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本身在“个体化”，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要靠“内心”来引导了。当个体的存在变得具有独立性时，也就使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权威，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了。但与此同时，由于传统负载集团的瓦解，在这个新的社会大集体中，绝大多数成员之间又彼此并不认识，每个人都得依赖许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人，个体因此被“孤立化”了。终于，“准则”、“联系”和“忠诚”再也不能形象具体地、象征性地被提供了，感觉从直观形象的世界移进了思考的世界之中。这种过渡导致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它使个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并朝着批评传统的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意义在传统中越来越难找到了。觉察出这种危机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识界，因为任何准则首先都要以语言和文化上的抽象为中介，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媒介物也正是语言和文化。于是，“这些知识界的学者们，便首先从那种由他们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中，从艺术、文学、哲学和时事评论中，来获得他们自身的行为准则和同一性身份。总之，要寻找一种能将特定社会的不同特征表达为一种不变的传统时，‘文化’这个概念，无疑能非常好地履行这种功能。”（注：诺贝尔特·埃利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Norbert Elias:Studien úber dieDeutschen)，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77页。）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教育普及化、社会学校化的德帝国时代里，他们能够通过学校、出版部门将他们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介绍给社会各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联系中，语言和文化以及知识界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意义的原因。
换句话说，传统瓦解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由于对传统的赞同变得只具有相对性了，与别人的共同性就必须重新确定。于是，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这个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这个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征的象征物，成为了个体与集体感情联系的纽带，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实上的解释，就能成为这种新社会整合化的形式。这是因为，它毕竟能联结起这个社会，能将超越个体的身份介绍给个体，并在一个多层复合、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为个体减轻无保障性和无归宿性，因而能满足个体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与联络交往上的新要求。总之，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心理局势，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帝国社会的崛起首先准备了条件。
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削弱为基础的。随着帝国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人们内心世界的价值地位上，在生活意义的确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断缩小，事实上，连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于是，各种政治运动成为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性质。而“民族主义是属于这种政治活动的，它向追随者们许诺了获得拯救的理想，同时也要求他们作出牺牲，并使他们坚信，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0页。）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继承了相当部分的宗教功能和风格，从而成为一种新社会凝聚力的载体。
三
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已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发生分离，并转而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反对“天赋人权”、反对个人自由的政治传统，并开始成为一种为现存国家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德帝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官僚集团力图将这场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便借助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理论，设计出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整体民族观念得到了加强，凡是能找到“理性的”(rational)这个词的地方，也总能找到“民族的”(national)这个词。而“整体高于局部”、“国家高于国民和社会”、“秩序高于多样性的自由”成为了统治者的口号（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页。）。
这种国家方案并非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产物，却能很好地与之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者们对个体提出了“绝对服从国家统治”的道德上的特别要求。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是一种自然、有机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它是和谐的，是没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的共同体”（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24页。）。显然，这种乌托邦的理想，与高度工业化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处于绝对矛盾的位置上，因为这种社会现实恰恰是以个体之间的区别化和反差为基础的，是以个体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也是以工人阶级与容克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却被他们轻而易举地解释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注：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Hans-Ulrich Wehler:DasDeutsche Kaiserreich,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34页。）。
激烈的市场竞争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就越是明显，社会整合化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只能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同样也能与激进的反启蒙精神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自从1873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德意志具有现代性质的反犹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这种结合的证明。这场反犹运动是一种极端狭隘、反动的政治文化反应，就其性质而言，还仅仅只是德意志非犹太中间阶层，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运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作出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值得注意是，在1890年以后，知识界青年极右派们发表的大量反犹作品，已在公开鼓吹“人和种族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并公开叫喊“经济上的崛起和对海外地区的征服，应归功于民族的特别本质，也就是它种族上的特性”，为了“条顿人的世界任务”，对内“必须同时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注：黑尔曼·格拉姆尔：《帝国砸玻璃之夜》(HermannGraml:Reichskristallnacht)，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页。）。这种具有“前纳粹主义”性质的反犹主义，竟然能在和平时期，通过在社会内部树立民族对立面的尝试，动员起德意志社会中相当广泛的非犹太中间阶层，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完全缺乏免疫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高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所有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紧张性，这两者本身又具有一种同时性。因此，所有不同职业集团之间许多附带的紧张关系，都聚集在这一矛盾之中，在这种局势中，对“民族感情”和“忠诚”的呼唤，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中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当工人运动事实上是以推翻现存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时候，那么，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强调，本身能作为维护这个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
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本身负载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并能将这个社会大集体中的人与别的社会大集体中的人区别开来，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连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也在1914年屈服于这种压力，与其它各政党缔结“城堡和平”并“为祖国而战”。这场工人运动的加盟，使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动力，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化特点。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6年的回顾中这样讲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被骂成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们的幸灾乐祸归于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重新学会了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东西：即在所有的阶级冲突之外，这个民族的所有阶级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重新学会了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想被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哪个人，剥夺走我们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版，第209页。）
当德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时，当负载这种自我赞扬的价值体系的集体非常强大时，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便获得了它自身近乎于机械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通常是任何个人或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与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四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区别。这四大主义是同一社会内部正在变化着的力量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而民族主义是不同国家间正在变化着的权力平衡中的产物，仅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国家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因此，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与民族同胞的认同感一旦加强，那么，与其他国家同样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也就自然减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认同与排斥模式上的变迁，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价值、民族信条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前提。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都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目标。这种工业民族之间日益上升的战争气氛，本身又能反过来加剧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不是在10年间，而是在几年内，便触及到国际问题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于面临‘全世界敌人’的仇恨，我们体验到整个人类那种使人沉醉的强化感。我们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了这种突然的、精神上的孤立，这种孤立必然会带来过度行为的种子。这种发展被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情绪所催促，它粉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平衡。由于被仇恨所包围，这个民族便依赖于它自己的仇恨。社会和国家机器被这种孤立的、光荣的、然而也是命运不佳的斗争弄得紧张过度，传统已完全被歪曲了。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意识，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环境里，本来可能只会是一种残存现象，但现在已开始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注：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的德国与世界政治》(Ludwig Dehio:Germany andworld Politics in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59年版，第19页。）
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德帝国特有的现象。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始终有着它自身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从大战前夕德意志知识界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们不难看到这种特点：“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注：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科夫：《德意志人一百年，1890-1990》(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Die Deutschen In Ihrem Jahrh-undert,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100页。）
总之，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现代化推动力的产物，在它形成的初期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受到自身落后性的一种反应。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本身也推动了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因为它所具有的集中化和动员化特点，克服了地方分裂化，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社会。它提供了一种新社会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并用社会成员个体身份上的同一性，来替代被现代化发展破坏了的传统。它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共同事件日益增长的参与，从而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和能动性。
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它的消极因素。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现代化危机的一种反映，一种由于行为标准、传统和宗教的家乡遭到毁坏而出现的“思乡病”产物，一种由于异化、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它用造就一个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乡，用一种包括整体的新条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来”的文化历史上的辩解，用向社会个体们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企图摆脱由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它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它通过对民族独特优越性夸张式的宣扬，唤起了成员的民族荣誉感和崇高感，从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强烈内聚力。因此，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它能够作为威廉时代民族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工具，作为德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来服务。在外部因素的压力之下，它固有的种族主义成分，汇集到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