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苏联霸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析论
桂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1999年02期第80～87页
【作者简介】桂立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上海 200062
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在研究苏联演变和解体时，存在着一种对苏联事实上存在的霸权主义及其作用认识不足，忽视乃至忘记了苏联曾经是一个到处扩张、威胁他国安全（包括中国在内）的霸权主义国家。我觉得，这种不全面的认识，不利于历史地和科学地总结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因此，本文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分析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认为苏联霸权主义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到赫鲁晓夫时期从大国沙文主义到霸权主义的过渡，直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形成的过程。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一整套霸权主义理论和勃氏推行的霸权主义具体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些东西正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团结，败坏社会主义声誉，使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研究苏联霸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苏联剧变的原因，吸取教训。
一、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方针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二战后，由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大暴露和好战政策，苏联处于美国策动组织的战略包围圈中，面临相当严峻的国际环境，“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刻就开始实行‘实力地位’政策，这种政策反映出这些国家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分子力图镇压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建立他们的世界霸权。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无限制地扩充军备；沿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境建立美国军事基地；拼凑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侵略集团；展开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冷战’，准备新的流血战争”（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15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及苏联所面临环境的估价。这个估价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苏联当时还面临着同样严峻的国内形势，这就是二战对苏联的严重破坏。战争期间苏联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折合为1941年价格达18900亿卢布。法西斯军队破坏了32000个工业企业、65000公里铁路、13000座铁路桥梁和4100个火车站，毁坏和焚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个大小村庄。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就比较严重。他认为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他提醒人们，德国人“会很快恢复。……再过15-20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他们”（注：〔南〕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1946年2月，他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又说：“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生产，总之，我看今后少说也得有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重大牺牲。和平是不会有了，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注：引自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年美苏冷战史话》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斯大林正是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这种看法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困难处境，作出了进行积极防御和全面防御的决策。
（一）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机械制造、化学、冶金等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建立了火箭和原子工业、无线电和遥控力学等新兴工业。高速度地建立了飞机制造厂、拖拉机厂、造船厂和汽车制造厂，大大加强了国防工业的建设。第五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加强国防建设。
（二）整顿和改组了军队，全面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成功地组织了军队的大规模复员。军队人数从1945年的1136万锐减到287万，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时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军队的组织更加严密，武器装备更加先进。
（三）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安全网”。斯大林战略思想的重点主要落脚在两个方面：(1)吸取战争教训，勿使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兴，东山再起。斯大林早在二战后期就提出：“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不让他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72页，三联书店，1978年。）基于这样的想法，苏军在西线的作战中，以迅速的军事行动占领柏林，在东线，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2)为了在未来的新的世界战争中使苏联国土免遭损失，斯大林决定在自己国家周围建立“安全网”、“缓冲区”。因此，苏联红军反攻后便尽力从德国人手里获取别国领土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公开谈到，“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注：〔南〕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二战结束时，苏联从邻国手里占了不少领土。而另外一些主权国家则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起着保护苏联安全的作用。苏联甚至还要求东欧各国以及芬兰“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外交政策和军事计划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注：史各脱：《欧洲在突变中》第五章《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
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战略，总起来看起到了维护苏联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作用，也保卫和巩固了二次大战的胜利成果。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一战略的弊端和消极的影响。首先，斯大林战略是通过在苏联周围建立“缓冲区”、“安全网”来完成的，其结果必然要以牺牲外国国家的利益来为确保苏联安全服务。这一想法本身就包含了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私的杂质，不管其执行结果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处理国家关系平等的原则。其次，为了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直接侵犯了别国的主权，把别国的大片领土并入苏联。被苏联并入的土地有芬兰的一部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的部分领土，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和北布科维纳，匈牙利的罗赛尼亚，德国东普鲁士的一半，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日本的千岛群岛，还有蒙古西北部人烟稀少的图瓦（注：PaulDibb,The Soviet Union:The Incomplete Superpower,P31,MacMillanPress Ltd,1986.）。第三，为了本国经济发展，斯大林还向东欧国家索取大量战争赔款，折走大批厂矿设备，实行不平等贸易。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强制推行自己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无视它们的民族特点。甚至发展到损害国家主权，横加干涉别国内政的地步。波兰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提出“建设波兰的社会主义”口号不久，就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等罪名，逮捕入狱。南斯拉夫行使了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的内外政策，表现了独立自主的倾向，便被开除出情报局，并遭到了除武装入侵之外的各种手段的迫害。斯大林的这些做法陷入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沼，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也是后来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及从大国沙文主义向霸权主义的过渡
赫鲁晓夫1955年登上了苏联最高领导职位后，一改斯大林时期的对美政策，制定出了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三和”政策。就是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加强同美国的“和平竞赛”，以图在竞赛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向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以图扩大苏联势力范围，最终求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目的。
1.赫鲁晓夫称和平共处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认为“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注：《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共产党人》杂志，1957年第11期。）。
2.和平竞赛指的是苏美之间的经济竞赛。赫鲁晓夫认为通过这种竞赛可以赛垮美国。其根据是苏联拥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增长的速度方面和产品的绝对增产量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我们以比美国快三倍的速度前进，我们每年的产量比它多。因此，赶上美国现在是容易多了。”（注：《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1959年1～4月）第8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赫鲁晓夫预言，20年后就可把美国抛在后面，美国是不堪一赛的。想当然和脱离实际到了极为荒谬的地步。
3.赫鲁晓夫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使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和平过渡”设想运用到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创造出了“和平渗透”政策。认为那些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在苏联的影响和“援助”下，发展民族经济，就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达到苏联向这些国家进行和平渗透的目的。“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苏联向22个亚非国家提供了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确实使它在第三世界有了不少立足点。”（注：王书中等编：《美苏争霸战略问题》第4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
应当看到，赫鲁晓夫还是比较准确地估量了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奉行和平方针，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使苏联自己得到了和平建设的条件。苏联的经济、科技，包括军事尖端武器，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苏联还向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技术援助，有利于巩固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赫鲁晓夫的政策中，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某种程度的霸权主义在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表面上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慷慨解囊，实际上是要达到自私的目的，想培植他的代理人，建立卫星国。确实，通过军援、经援，苏联逐步渗入到受援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了受援国的海空军基地。赫鲁晓夫也想控制中国，提出要租用旅顺、大连，要求在中国建立受苏控制的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还企图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苏联进行国际斗争和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一旦达不到目的，就赤裸裸地施加压力，反目为仇。由于中国坚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他马上就撕毁援助中国的600多个合同和协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还采取逼债手段和在中国边境搞颠覆活动。阿尔巴尼亚由于不屈从苏联，受到苏联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断绝两国外交关系的“惩罚”。这些无不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表现。同时，苏联也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活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展开与美国在全球的争夺，出现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后来都退却了，但却显示出赫鲁晓夫想与美国一决雌雄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逐渐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只不过还属于与美国分霸时期，其霸权主义思想还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应用而已。
三、霸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基础上，苏联霸权主义日益成熟并得到大力推行。这个时期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最重要时期，其中勃列日涅夫主义是苏联霸权主义理论与推行这一霸权主义的具体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首先分析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至为重要的。
（一）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理论体系
1.“最高主权”和老子党、老子国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认为，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注：苏联《国际生活》1968年第11期。），而为了保卫这种“利益”，苏联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注：苏联《红星报》1969年2月14日。），这是因为在反帝斗争中，苏共和苏联不仅是体现革命事业的“主要方向”，能代表一切革命力量的唯一领导者，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如此高大，以至于“苏联的共产党人把历次党代表大会不仅看成是向自己的党作总结报告，而且看成是向所有共产党，向世界工人运动作总结报告”（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1971年）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国际主义职责”论。苏联领导集团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注：苏联《消息报》1966年7月2日。），必须加强这个大家庭的“统一行动”，大家庭成员的主权只是“某种不完全的主权”（注：苏联外交部长的讲话，转引自《红旗》杂志1980年第23期。），大家庭同当年“把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统一的苏联”，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1966年）第2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与此相关的就是在东欧等兄弟国家推行所谓“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把各国的“力量和资源连接起来”（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7集（1981年）第5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种做法严重造成了东欧各国经济的单一片面发展，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还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职责”，是“从政治、经济和防御方面加强这个大家庭”（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5集（1969年）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革命输出和“国际专政”论。苏联领导人突出强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援助”，企图借助外援来制造革命形势。把意识形态绝对化，不分时期、地点和条件到处推广，强加于人，鼓吹世界革命。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他们搞革命输出是理所当然的，进而提出“历史的发展定会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专政”（注：1968年11月6日，马祖罗夫在莫斯科10月革命庆祝会上的报告。）。总之，“苏联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领土广袤的强盛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就赋予我们的外交活动的特殊的责任。我们也不回避这一责任。”（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6集（1970年）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苏联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世界上只存在着“统一类型的社会主义”。认为既然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它就理应坚持实行同这些国家相一致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这是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共同安全”的重要问题。“现在我们不仅在理论上知道，而且在实践中确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主要特点，是由……固有的共同规律决定的。”（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1971年）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5.国际民族同化论。这种理论公然把“社会主义大家庭”叫做“新的社会——历史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5集（1969年）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叫做“新的人民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1972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1集（1975年）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此外，苏联领导人还用苏联的国际主义来代替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既否定各国之间的独立、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也否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原则。
正是在以上这一整套霸权主义理论指导下，苏共和苏联将自己凌驾于兄弟国家之上，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式强加于人，对不听命于它的党和国家横加指责，直至“革出教门”。鼓吹“有限主权论”，对偏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进行军事威胁，或直接出兵占领，更换其政府，“勃列日涅夫主义像刀斧那样悬挂”在东欧各国党及其领导机构的“脖子上方”。还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借口，采取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或颠覆别国政府，或策动别国内战，或打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出兵进行侵略战争。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主义援助”到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军事援助”，苏联干的都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损害别国独立的霸权行径，在实际上犯下了一系列霸权主义的罪行，败坏了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共运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
（二）苏联霸权主义形成的原因
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源。从历史上看，远的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近的有第三国际的某些弊端。从理论上看，有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的消极影响。从现实看，苏联霸权主义野心是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日益增长而急剧膨胀的。
1.苏联霸权主义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俄国在其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沙俄一贯把掠夺领土和争夺霸权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的。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土持续扩张的历史。这种扩张从伊凡四世到十月革命前后持续了370多年，中间几乎从未停止过。它先后发动了32次较大的侵略战争，使俄国版图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大为2280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天扩展14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每年征服的领土等于一个荷兰），比16世纪初期的俄国大20倍，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横跨欧亚两洲，奴役100多个民族和部族的殖民帝国。“领土扩张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在人们所知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坚持不懈的帝国扩张。”（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第17页，译林出版社，1989年。）其中尤以彼得大帝的全球霸权政策影响最大，流毒最广，在他的扩张计划中，欧洲是重点，亚洲是重要地区，而夺取海洋则是其全球霸权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注：转引自《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彼得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的观点为以后历届统治者所继承，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其主旨是“谋求世界霸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在沙俄几百年的侵略扩张中还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传统——“帝国意识”——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四周扩张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沙俄帝国具有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有一个完整的把帝国各部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长期保持其稳定的统治体系，在对外战争中只有夺得新土地而几乎没有丧失过既得的领土这些特点而得到大大加强，并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变成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历史传统力量。而传统力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的苏联能不能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彻底决裂。如果社会主义的苏联不能彻底肃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影响，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现实的霸权主义，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列宁是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他一再警告全党，大俄罗斯主义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如果发展下去就会重复沙皇的殖民政策，就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决“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死战”。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严肃批判和斗争只对它起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以后，苏联领导人不但未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批判，反而把它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得以重新泛滥起来，成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根源。
2.共产国际的某些弊端是苏联霸权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在共产国际中，苏联共产党凭借自己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缔造者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把领导其他共产党和要求它们维护自己一党一国的利益视为天经地义，从而种下了霸权主义的根苗。(1)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要各国党以苏联的利益为转移。自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坚持把苏联说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把苏联的利益说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是检验各种集团、派别和政党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的“分水岭”（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2)坚持苏联党的领导党地位。斯大林强调，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925年他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国际（实即苏共）“不能不干涉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就否认了“它的干预权力”，“就是为共产国际的敌人效劳”（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这样，苏共领导人就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左右兄弟党的政府看做是自己的特权。(3)坚持输出革命。苏联领导人设想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制造世界革命高潮。为此苏联在德、匈、保、奥等国策动武装起义和出兵国外制造“革命”，虽出于迅速推进世界革命的考虑，但终究是错误的，而且由于脱离了实际，也是不会成功的。列宁是反对输出革命的，他坚决反对“为别国人民”“造福”，直截了当地指出：“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但是，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却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反而更加发展了这种错误做法。“国际职责论”、“国际专政论”等就是这种做法的发展。(4)坚持“无条件”民主集中制。“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所属各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实行这种制度，必然造成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损害各国党的主权和独立的后果。至于将这一原则长期化，那就更成问题了。
3.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是苏联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源。(1)公然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沙俄侵略扩张的论断。恩格斯在1889年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说：“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对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俄国统治者“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正是这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1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但斯大林对这篇著作采取了否定态度，批评恩格斯的论文忘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过高地估计了沙皇政权的反动作用，说“十分卑鄙的侵略政策不是沙俄独有的”，不应该称沙皇政府是全欧反对势力的“最后堡垒”（注：《斯大林文集》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试问，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有鬼——自身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话，何以会对恩格斯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如此敏感和反对呢？斯大林对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的鲜明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谈到日本投降时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人民中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它是我国历史上的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日本一定失败，污点必将消除。我们这一辈人等40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注：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40页，1952年。）1856年，马克思发表了《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着重分析了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发展过程、特点和继承性，明确指出沙俄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强调现代俄国的对外政策继承了历代沙皇的传统扩张政策。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同样遭到了贬低和否定。(2)不仅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批判，反而为沙俄头面人物涂脂抹粉。竟然在人民中进行民族沙文主义教育，1934年决定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把“恐怖的伊凡”说成是“人民的领袖和伟大的爱国者”，把侵略邻国的行动说成是“反侵略，保国家”，为了宣扬沙皇侵略扩张的干将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苏联竟在卫国战争中设立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勋章。(3)不仅未归还列宁主张归还的别国领土，而且把这些领土作为沙俄的遗产继承下来，在对外政策的实践上继续步老沙皇的后尘，在二战前后肢解了芬兰和波兰，兼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侵占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等国的领土。并把东欧和巴尔干一些斯拉夫国家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大都按照斯大林作出的样板，继续斯大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尤以勃列日涅夫最为突出。1980年，苏联隆重集会纪念苏沃洛夫诞辰250周年，吹捧像苏沃诺夫和乌沙科夫这类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的侵略扩张干将的“战斗传统与苏维埃战士的伟大功勋”是“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的”，把他们视为人民的英雄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1924年列宁逝世后，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重新抬头并扩大泛滥这一事态发展负主要历史责任的是斯大林，而他本人则是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者。
4.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是苏联产生霸权主义政策的客观基础。各国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方面有“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利益。如果不适当地强调自己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就会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实行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政策。
5.苏联霸权主义是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60年代后半期，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全力发展重工业，无论是资金、技术和资源，还是其他条件，都是重工业优先，所以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短短几年内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就迅速赶上了美国，具有了常规武器的优势。勃列日涅夫1970年就说：“最近25年里，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达到了其成果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因素的高峰。”（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6集（1970年）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正是凭借大大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勃列日涅夫开始了创建霸业的新时期，发动了一个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全球性扩张攻势，“来达到它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霸权主义的关系
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从道义上讲不应推行霸权主义，但个别国家确实也会奉行这种政策。这是因为制度与政策并非绝对一致的关系。应当看到，霸权主义只是一种政策和行为，主要指对外侵略扩张，各种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践踏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和行为。因此霸权主义并没有绝对固定的社会制度根源，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可能推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同的模式，也就会执行不同的政策。因此，苏联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上的霸权主义从来都是以害人始，害己终。苏联为争霸扩张，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建立全球霸权而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大肆进行军备竞赛和过度扩张的结果是：金钱大量浪费，国力消耗殆尽，财政几近崩溃，经济全面危机。可见这种长期形成的霸权主义政策是一个长期破坏机体的病毒。因此，我们不能不为100多年前恩格斯的睿智之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危险才会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所赋有的预见性和远见所折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5期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1999年02期第80～87页
【作者简介】桂立 华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苏联霸权主义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斯大林时期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到赫鲁晓夫时期从大国沙文主义到霸权主义的过渡，直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形成的过程。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一整套霸权主义理论和勃氏推行的霸权主义具体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 |
一、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方针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二战后，由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大暴露和好战政策，苏联处于美国策动组织的战略包围圈中，面临相当严峻的国际环境，“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刻就开始实行‘实力地位’政策，这种政策反映出这些国家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分子力图镇压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建立他们的世界霸权。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无限制地扩充军备；沿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境建立美国军事基地；拼凑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侵略集团；展开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冷战’，准备新的流血战争”（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15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及苏联所面临环境的估价。这个估价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苏联当时还面临着同样严峻的国内形势，这就是二战对苏联的严重破坏。战争期间苏联遭受的直接物质损失，折合为1941年价格达18900亿卢布。法西斯军队破坏了32000个工业企业、65000公里铁路、13000座铁路桥梁和4100个火车站，毁坏和焚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个大小村庄。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就比较严重。他认为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他提醒人们，德国人“会很快恢复。……再过15-20年，他们又会站得很稳了。……如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任何人都不敢碰他们”（注：〔南〕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1946年2月，他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又说：“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生产，总之，我看今后少说也得有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重大牺牲。和平是不会有了，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注：引自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年美苏冷战史话》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斯大林正是根据他对国际局势的这种看法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困难处境，作出了进行积极防御和全面防御的决策。
（一）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机械制造、化学、冶金等一系列重要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建立了火箭和原子工业、无线电和遥控力学等新兴工业。高速度地建立了飞机制造厂、拖拉机厂、造船厂和汽车制造厂，大大加强了国防工业的建设。第五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加强国防建设。
（二）整顿和改组了军队，全面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成功地组织了军队的大规模复员。军队人数从1945年的1136万锐减到287万，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时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军队的组织更加严密，武器装备更加先进。
（三）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安全网”。斯大林战略思想的重点主要落脚在两个方面：(1)吸取战争教训，勿使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兴，东山再起。斯大林早在二战后期就提出：“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不让他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72页，三联书店，1978年。）基于这样的想法，苏军在西线的作战中，以迅速的军事行动占领柏林，在东线，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2)为了在未来的新的世界战争中使苏联国土免遭损失，斯大林决定在自己国家周围建立“安全网”、“缓冲区”。因此，苏联红军反攻后便尽力从德国人手里获取别国领土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公开谈到，“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注：〔南〕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正是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二战结束时，苏联从邻国手里占了不少领土。而另外一些主权国家则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起着保护苏联安全的作用。苏联甚至还要求东欧各国以及芬兰“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外交政策和军事计划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注：史各脱：《欧洲在突变中》第五章《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
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战略，总起来看起到了维护苏联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作用，也保卫和巩固了二次大战的胜利成果。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一战略的弊端和消极的影响。首先，斯大林战略是通过在苏联周围建立“缓冲区”、“安全网”来完成的，其结果必然要以牺牲外国国家的利益来为确保苏联安全服务。这一想法本身就包含了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私的杂质，不管其执行结果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处理国家关系平等的原则。其次，为了这一战略的需要，苏联直接侵犯了别国的主权，把别国的大片领土并入苏联。被苏联并入的土地有芬兰的一部分，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的部分领土，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和北布科维纳，匈牙利的罗赛尼亚，德国东普鲁士的一半，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日本的千岛群岛，还有蒙古西北部人烟稀少的图瓦（注：PaulDibb,The Soviet Union:The Incomplete Superpower,P31,MacMillanPress Ltd,1986.）。第三，为了本国经济发展，斯大林还向东欧国家索取大量战争赔款，折走大批厂矿设备，实行不平等贸易。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强制推行自己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无视它们的民族特点。甚至发展到损害国家主权，横加干涉别国内政的地步。波兰党总书记哥穆尔卡提出“建设波兰的社会主义”口号不久，就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等罪名，逮捕入狱。南斯拉夫行使了一套适合自己国情的内外政策，表现了独立自主的倾向，便被开除出情报局，并遭到了除武装入侵之外的各种手段的迫害。斯大林的这些做法陷入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泥沼，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也是后来苏联霸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及从大国沙文主义向霸权主义的过渡
赫鲁晓夫1955年登上了苏联最高领导职位后，一改斯大林时期的对美政策，制定出了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三和”政策。就是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加强同美国的“和平竞赛”，以图在竞赛中加强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向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以图扩大苏联势力范围，最终求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目的。
1.赫鲁晓夫称和平共处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认为“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注：《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共产党人》杂志，1957年第11期。）。
2.和平竞赛指的是苏美之间的经济竞赛。赫鲁晓夫认为通过这种竞赛可以赛垮美国。其根据是苏联拥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增长的速度方面和产品的绝对增产量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我们以比美国快三倍的速度前进，我们每年的产量比它多。因此，赶上美国现在是容易多了。”（注：《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1959年1～4月）第8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赫鲁晓夫预言，20年后就可把美国抛在后面，美国是不堪一赛的。想当然和脱离实际到了极为荒谬的地步。
3.赫鲁晓夫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使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和平过渡”设想运用到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创造出了“和平渗透”政策。认为那些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在苏联的影响和“援助”下，发展民族经济，就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达到苏联向这些国家进行和平渗透的目的。“赫鲁晓夫当政期间，苏联向22个亚非国家提供了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确实使它在第三世界有了不少立足点。”（注：王书中等编：《美苏争霸战略问题》第4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
应当看到，赫鲁晓夫还是比较准确地估量了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奉行和平方针，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使苏联自己得到了和平建设的条件。苏联的经济、科技，包括军事尖端武器，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苏联还向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技术援助，有利于巩固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赫鲁晓夫的政策中，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某种程度的霸权主义在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表面上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慷慨解囊，实际上是要达到自私的目的，想培植他的代理人，建立卫星国。确实，通过军援、经援，苏联逐步渗入到受援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了受援国的海空军基地。赫鲁晓夫也想控制中国，提出要租用旅顺、大连，要求在中国建立受苏控制的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还企图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苏联进行国际斗争和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一旦达不到目的，就赤裸裸地施加压力，反目为仇。由于中国坚持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他马上就撕毁援助中国的600多个合同和协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还采取逼债手段和在中国边境搞颠覆活动。阿尔巴尼亚由于不屈从苏联，受到苏联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断绝两国外交关系的“惩罚”。这些无不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表现。同时，苏联也开始向世界范围内活动，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展开与美国在全球的争夺，出现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后来都退却了，但却显示出赫鲁晓夫想与美国一决雌雄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逐渐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只不过还属于与美国分霸时期，其霸权主义思想还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应用而已。
三、霸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后，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基础上，苏联霸权主义日益成熟并得到大力推行。这个时期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最重要时期，其中勃列日涅夫主义是苏联霸权主义理论与推行这一霸权主义的具体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首先分析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至为重要的。
（一）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理论体系
1.“最高主权”和老子党、老子国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认为，保卫“社会主义利益”就是保卫“最高主权”（注：苏联《国际生活》1968年第11期。），而为了保卫这种“利益”，苏联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在内”（注：苏联《红星报》1969年2月14日。），这是因为在反帝斗争中，苏共和苏联不仅是体现革命事业的“主要方向”，能代表一切革命力量的唯一领导者，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如此高大，以至于“苏联的共产党人把历次党代表大会不仅看成是向自己的党作总结报告，而且看成是向所有共产党，向世界工人运动作总结报告”（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1971年）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国际主义职责”论。苏联领导集团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注：苏联《消息报》1966年7月2日。），必须加强这个大家庭的“统一行动”，大家庭成员的主权只是“某种不完全的主权”（注：苏联外交部长的讲话，转引自《红旗》杂志1980年第23期。），大家庭同当年“把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统一的苏联”，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1966年）第2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与此相关的就是在东欧等兄弟国家推行所谓“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把各国的“力量和资源连接起来”（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7集（1981年）第5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种做法严重造成了东欧各国经济的单一片面发展，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还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职责”，是“从政治、经济和防御方面加强这个大家庭”（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5集（1969年）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革命输出和“国际专政”论。苏联领导人突出强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援助”，企图借助外援来制造革命形势。把意识形态绝对化，不分时期、地点和条件到处推广，强加于人，鼓吹世界革命。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他们搞革命输出是理所当然的，进而提出“历史的发展定会把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的专政变成能够对整个世界政治起决定性影响的国际专政”（注：1968年11月6日，马祖罗夫在莫斯科10月革命庆祝会上的报告。）。总之，“苏联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领土广袤的强盛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就赋予我们的外交活动的特殊的责任。我们也不回避这一责任。”（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6集（1970年）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4.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苏联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世界上只存在着“统一类型的社会主义”。认为既然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它就理应坚持实行同这些国家相一致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这是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共同安全”的重要问题。“现在我们不仅在理论上知道，而且在实践中确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主要特点，是由……固有的共同规律决定的。”（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1971年）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5.国际民族同化论。这种理论公然把“社会主义大家庭”叫做“新的社会——历史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5集（1969年）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叫做“新的人民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1972年）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同体”（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1集（1975年）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此外，苏联领导人还用苏联的国际主义来代替其他国家的爱国主义，既否定各国之间的独立、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也否定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原则。
正是在以上这一整套霸权主义理论指导下，苏共和苏联将自己凌驾于兄弟国家之上，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式强加于人，对不听命于它的党和国家横加指责，直至“革出教门”。鼓吹“有限主权论”，对偏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进行军事威胁，或直接出兵占领，更换其政府，“勃列日涅夫主义像刀斧那样悬挂”在东欧各国党及其领导机构的“脖子上方”。还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借口，采取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或颠覆别国政府，或策动别国内战，或打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出兵进行侵略战争。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主义援助”到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军事援助”，苏联干的都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践踏别国主权、损害别国独立的霸权行径，在实际上犯下了一系列霸权主义的罪行，败坏了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共运处于困难的低潮时期。
（二）苏联霸权主义形成的原因
苏联霸权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源。从历史上看，远的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近的有第三国际的某些弊端。从理论上看，有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的消极影响。从现实看，苏联霸权主义野心是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日益增长而急剧膨胀的。
1.苏联霸权主义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俄国在其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沙俄一贯把掠夺领土和争夺霸权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的。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土持续扩张的历史。这种扩张从伊凡四世到十月革命前后持续了370多年，中间几乎从未停止过。它先后发动了32次较大的侵略战争，使俄国版图由280万平方公里扩大为2280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天扩展14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每年征服的领土等于一个荷兰），比16世纪初期的俄国大20倍，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横跨欧亚两洲，奴役100多个民族和部族的殖民帝国。“领土扩张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在人们所知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坚持不懈的帝国扩张。”（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第17页，译林出版社，1989年。）其中尤以彼得大帝的全球霸权政策影响最大，流毒最广，在他的扩张计划中，欧洲是重点，亚洲是重要地区，而夺取海洋则是其全球霸权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注：转引自《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彼得一世的对外扩张政策》。）的观点为以后历届统治者所继承，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其主旨是“谋求世界霸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在沙俄几百年的侵略扩张中还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传统——“帝国意识”——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四周扩张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沙俄帝国具有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有一个完整的把帝国各部分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长期保持其稳定的统治体系，在对外战争中只有夺得新土地而几乎没有丧失过既得的领土这些特点而得到大大加强，并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变成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历史传统力量。而传统力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的苏联能不能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彻底决裂。如果社会主义的苏联不能彻底肃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历史影响，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现实的霸权主义，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列宁是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他一再警告全党，大俄罗斯主义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如果发展下去就会重复沙皇的殖民政策，就会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决“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死战”。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严肃批判和斗争只对它起了暂时的抑制作用。以后，苏联领导人不但未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批判，反而把它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得以重新泛滥起来，成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根源。
2.共产国际的某些弊端是苏联霸权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在共产国际中，苏联共产党凭借自己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缔造者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把领导其他共产党和要求它们维护自己一党一国的利益视为天经地义，从而种下了霸权主义的根苗。(1)强调苏联利益高于一切，要各国党以苏联的利益为转移。自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坚持把苏联说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把苏联的利益说成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是检验各种集团、派别和政党的“革命性或反革命性”的“分水岭”（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2)坚持苏联党的领导党地位。斯大林强调，苏联工人阶级是世界革命工人“公认的领袖”（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925年他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国际（实即苏共）“不能不干涉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力”，就否认了“它的干预权力”，“就是为共产国际的敌人效劳”（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这样，苏共领导人就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左右兄弟党的政府看做是自己的特权。(3)坚持输出革命。苏联领导人设想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制造世界革命高潮。为此苏联在德、匈、保、奥等国策动武装起义和出兵国外制造“革命”，虽出于迅速推进世界革命的考虑，但终究是错误的，而且由于脱离了实际，也是不会成功的。列宁是反对输出革命的，他坚决反对“为别国人民”“造福”，直截了当地指出：“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但是，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却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反而更加发展了这种错误做法。“国际职责论”、“国际专政论”等就是这种做法的发展。(4)坚持“无条件”民主集中制。“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所属各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实行这种制度，必然造成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损害各国党的主权和独立的后果。至于将这一原则长期化，那就更成问题了。
3.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是苏联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源。(1)公然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沙俄侵略扩张的论断。恩格斯在1889年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说：“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对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俄国统治者“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正是这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1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但斯大林对这篇著作采取了否定态度，批评恩格斯的论文忘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过高地估计了沙皇政权的反动作用，说“十分卑鄙的侵略政策不是沙俄独有的”，不应该称沙皇政府是全欧反对势力的“最后堡垒”（注：《斯大林文集》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试问，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有鬼——自身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话，何以会对恩格斯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如此敏感和反对呢？斯大林对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的鲜明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谈到日本投降时说：“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人民中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它是我国历史上的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日本一定失败，污点必将消除。我们这一辈人等40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注：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40页，1952年。）1856年，马克思发表了《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着重分析了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发展过程、特点和继承性，明确指出沙俄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强调现代俄国的对外政策继承了历代沙皇的传统扩张政策。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同样遭到了贬低和否定。(2)不仅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批判，反而为沙俄头面人物涂脂抹粉。竟然在人民中进行民族沙文主义教育，1934年决定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把“恐怖的伊凡”说成是“人民的领袖和伟大的爱国者”，把侵略邻国的行动说成是“反侵略，保国家”，为了宣扬沙皇侵略扩张的干将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苏联竟在卫国战争中设立苏沃洛夫和乌沙科夫勋章。(3)不仅未归还列宁主张归还的别国领土，而且把这些领土作为沙俄的遗产继承下来，在对外政策的实践上继续步老沙皇的后尘，在二战前后肢解了芬兰和波兰，兼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侵占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等国的领土。并把东欧和巴尔干一些斯拉夫国家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大都按照斯大林作出的样板，继续斯大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尤以勃列日涅夫最为突出。1980年，苏联隆重集会纪念苏沃洛夫诞辰250周年，吹捧像苏沃诺夫和乌沙科夫这类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的侵略扩张干将的“战斗传统与苏维埃战士的伟大功勋”是“活生生地联系在一起的”，把他们视为人民的英雄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1924年列宁逝世后，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重新抬头并扩大泛滥这一事态发展负主要历史责任的是斯大林，而他本人则是这一倾向的主要代表者。
4.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是苏联产生霸权主义政策的客观基础。各国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方面有“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政治利益。如果不适当地强调自己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就会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实行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政策。
5.苏联霸权主义是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60年代后半期，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全力发展重工业，无论是资金、技术和资源，还是其他条件，都是重工业优先，所以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短短几年内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就迅速赶上了美国，具有了常规武器的优势。勃列日涅夫1970年就说：“最近25年里，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达到了其成果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因素的高峰。”（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6集（1970年）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正是凭借大大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勃列日涅夫开始了创建霸业的新时期，发动了一个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全球性扩张攻势，“来达到它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霸权主义的关系
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从道义上讲不应推行霸权主义，但个别国家确实也会奉行这种政策。这是因为制度与政策并非绝对一致的关系。应当看到，霸权主义只是一种政策和行为，主要指对外侵略扩张，各种形式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践踏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和行为。因此霸权主义并没有绝对固定的社会制度根源，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可能推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同的模式，也就会执行不同的政策。因此，苏联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上的霸权主义从来都是以害人始，害己终。苏联为争霸扩张，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建立全球霸权而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大肆进行军备竞赛和过度扩张的结果是：金钱大量浪费，国力消耗殆尽，财政几近崩溃，经济全面危机。可见这种长期形成的霸权主义政策是一个长期破坏机体的病毒。因此，我们不能不为100多年前恩格斯的睿智之言“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危险才会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所赋有的预见性和远见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