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冷战前期美国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德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89～95页
【作者简介】张德明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关 键 词】美国/亚太政策/海峡两岸/经济发展/遏制政策/援助政策
美国学者郑竹园（注：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博尔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华人教授，1972年和1975年两度当选为全美杰出教育家，1992年起任台湾“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员。）在所著《台湾经验与大陆重建》一书中提出：1952年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的起步点相去不远，但到1980年国民人均所得两地相差几达8倍，“造成双方发展实绩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双方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及发展策略迥然不同”（注：郑竹园：《台湾经验与大陆重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7页。）。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未免有些片面，在对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只注意了内因的作用而忽视了外因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国际因素，即美国亚太政策（主要谈经济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郑氏所谈的两岸发展实绩差异实际上是在冷战前期造成的。该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国际因素是美国的两项亚太政策：对与苏联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限制其发展以企图搞跨它们；对亲美政权予以全力援助，支持其发展以便控制它们。新中国被美国视为是苏联在亚太地区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副手（注：参见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54页。）。且新中国式的民族独立运动又与美国在亚太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水火不容。因此，大陆便成了美国在亚太遏制的首要对象；而遏制其经济发展是全面遏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自身的重建和发展以及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1949年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明载：“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也指示：我们必须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3页。）新中国优先考虑的是与美、日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共中央派员于1949年5月13日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希望美承认新中国政府，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在华美商，要求他们留沪继续营业（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新中国一直采取积级的态度（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1949年7月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团体呼吁中、日应按波茨坦协定和平相处，建立经济、文化合作关系（注：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8月，4人组成的中共贸易代表团赴日洽谈为华北铁路购买日本铁路设备之事宜（注：杰恩(R K Jain)：《中国和日本》，伦敦1977年版，第24页。）。新中国还准备利用香港这个“门户”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为此，人民解放军并未以武力收复香港，在1950年中英建交谈判中也未提出香港问题，而是维持香港的现状。
新中国积极与外界交往的政策一出台就遭到美国的敌视。美推行一条全面遏制大陆经济发展的政策。它包括以下三项具体政策。
其一，有意恶化与新中国的经济关系。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已开始对华进行遏制，采取诸如严厉限制对华出口、纵容和配合国民党封锁大陆海港和怂恿美商撤离大陆等种种恶化与大陆经济关系的措施（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228页。）。研究该时期上海电力公司（由美国资本所控制）的美国学者沃伦·托泽公正地指出：“要对关闭中国门户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其二，美、日和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它从1947年开始酝酿，到1951～1952年最终形成，目的是进一步遏制大陆的经济发展并将其完全排斥出亚太经济圈。从其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点。冷战初期美国将日本作为亚太战略的支撑点。为使日本恢复亚洲“工场”的地位，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开始提出恢复日本与其亚洲邻国的贸易，使之与远东经济重新结合的建议（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71～72页。）。这时，由于国民党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故在美国人的设想中，中国还被包括在亚太经济圈之内。但在1948年后，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中国就被排斥出了亚太经济圈（注：同上书第260页。威廉·博登为专门研究1947～1955年美日经济关系的美国学者。他揭示：在美国亚太政策之构思中，“在共产党在中国获胜之前，供日本贸易的优先地区被称为‘大陆亚洲’，指的是中国、朝鲜和东南亚。1948年后最常用的措辞是‘东南亚’，即缅甸、泰国、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到1949年5月，中共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时，为保住日本和东南亚不再被“丢失”，美国决心对苏联的战略伙伴、共产主义在亚太的传播者新中国进行遏制。正是这种冷战心理驱使美国去“阻止其它工业同盟国将现代化设备和食物卖给中国，以期引起经济的崩溃”（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21页。）朝鲜战争爆发后，以三个文件为标志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最终形成。1952年的《日台和约》规定，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日本只能与台湾不能与大陆发生官方政经关系。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的赔款条款为日本进入东南亚经济铺平了路。1951年5月美国安全委员会起草的48/5号文件则是三者中的核心，它通过确立美日经济合作关系，从而解决了三角构架政策成败的关键——日本问题。该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取决于日本能否自愿和长期地追随美国这一政策。要做到此点决非易事，因为无论日本政界和民间都存在欲与大陆发生广泛商贸关系的强大势力。早在1948年，对处于正在构思中的排斥中国的亚太政策，首相吉田茂就不赞同：“我不在乎中国是红是绿。中国是一个民族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注：吉田茂：《回忆录》，转引自威廉·内斯特(William R. Nester)：《日本与第三世界》，伦敦1992年版，第143页。）为阻止日本与大陆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美国必须解决日本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资金、市场和原料问题。为此，美日经济合作计划应运而生。其基本内容是：“美国以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注：即保证东南亚的安全和东南亚成为日本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短缺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49～150页。）。以制定“道奇预算”而著名的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责任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得。日本在正常的经济轨道内进一步开辟市场将予以承认和帮助”（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51～152页。）。十分清楚，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要害在于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交往，而以东南亚取代大陆与日本结合。该计划付诸实施后起到了两个重要作用：解决了日本的资金问题（注：仅朝鲜战争，美国就在日本花费近30亿美元（见威廉·博登前引书第146页。）；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开发（注：美国因战争对越来越多的战略物资的需求促进了东南亚战略原料生产的发展。）。于是，东南亚成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日、美成为东南亚的原料销售地。美国则通过复兴日本而控制了亚太经济。这一有机结合的三角关系有效地将大陆排斥在亚太经济圈之外。大陆与美日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关系被掐断，因而与亚太国家交往的大门被封堵了。美、日、东南亚（还加上台湾省和韩国等）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在近30年（1950～1978年）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亚太经济发展的格局：日本的迅速崛起，四小龙的腾飞，东盟的崭露头角和大陆的落伍。
其三，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于同年11月宣布对大陆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大陆和朝鲜实行全面禁运的提案。1952年巴统设“中国委员会”（又译为“对华禁运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大陆的禁运。鉴于战后欧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美国的经援，美国则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它们严格执行巴统制度。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巴特尔法》规定：凡违反巴统制度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口战争和战略物资的国家，美国将中止对其的经援。该法还禁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或财政援助（注：菲利普·芬尼吉洛(Philip J. Funigiello)：《冷战中的美苏贸易》，查佩尔希尔1988年版，第68页；参见第4章。）。巴统对大陆的禁运比对苏联更严：第一，美、日与大陆经济的隔离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大陆的禁运包括“国际货单Ⅰ”和“国际货单Ⅱ”所列全部物品（注：转引自《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84页。）。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也同意对华禁运这两单的全部物品（注：转引自《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第64页。）。第二，对华禁运的国家进一步增多，据美国国务院统计，到1953年共有45国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5页。），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也被切断。第三，禁运的时间长。“中国委员会”存在的5年（1952～1957年）间，巴统几次削减对苏联东欧的禁运项目，而对大陆的因美国顽固反对而从未松动（注：菲利普·芬尼吉洛(Philip J. Funigiello)：《冷战中的美苏贸易》，查佩尔希尔1988年版，第68页；参见第4章。）。“中国委员会”解散后，巴统对大陆的禁运只是在非战略性物品方面有所缓和，在战略性物品方面仍坚持，美国、日本实际坚持到70年代初。总之，对大陆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涉及的物品种类多，参加的国家多，而且实施的时间长，因而严重地阻碍了大陆与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
后来大陆向苏联东欧的开放之门最后被苏联关闭，但美国也难逃其责。美国的遏制迫使大陆在贸易、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依赖苏联，助长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过热的中苏经济关系降到冰点。这表面上看应全由苏联负责，但实质上美国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大陆过分依赖苏联主要是美国遏制政策所致。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是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首先推行“一边倒”政策的。此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诚然，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就与苏联结盟，接着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认为“尘埃落定”，开始了对大陆的全面遏制。这是历史事实。然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受美国逼迫的结果。毛泽东最初在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时并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在延安的美国狄克西使团的官员约翰·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而“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战后的中国重建中选择的合作对象是美国而非苏联。为“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算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注：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尽管美国积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仍表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指出：关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在40年代对此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包括1944年毛对狄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同一时期周恩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基翁，该意接近美国人等”（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然而，不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声明“一边倒”。为何他的观点发生180°的大转变呢？对于中共长期欲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美国政府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坚持扶蒋反共。中国革命胜利后，又认为中国被“丢失”给了俄国，不承认新中国，并采取种种措施阻挠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另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对美国政府的反华立场作了如实地揭露：“在私下里，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曾做过多次努力，谋求与美国重开谈判，探讨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毛和周暗示，他们希望在政治、经济方面保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以免过分依赖苏联。乔治·凯南这帮外交设计者，早就敦促过华盛顿对中国方面这类坚持独立自主的暗示做出灵活反应，尽管如此，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们严格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对共产党人的试探做出反应”（注：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2页。）。最典型的一例是1949年7月1日白宫下令阻止司徒雷登接受中共的邀请访问北平。史实证明：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毛泽东推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美国先是有意恶化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接着推行美、日、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将大陆排斥出亚太经济圈，又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使大陆经济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隔离。同时，这三项政策使大陆过分依赖苏联，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一句话：美国的歇制政策是造成大陆在50年代处于半封闭、60年代和70年代前8年处于封闭状态的主要外因。
那么，遏制政策对大陆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一，遏制政策导致大陆半封闭，从而使它搬用了不适合其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50年代是新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其可塑性是很强的。由于遏制政策封堵了大陆与西方交往之门，大陆唯一可效法的榜样是苏联。这种严重失衡的国际影响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经济模式构思的重大变化。继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194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由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构想。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并非计划经济，是与苏联迥然不同的模式。然而，随着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和中苏同盟的建立，毛泽东转而号召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1953年，他批评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从而否定了4年前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引进了苏联模式（注：毛泽东说：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如果美国不对大陆进行遏制，甚至对其重建以经济援助等方式施加积极影响，那么在美、苏影响的均衡作用下，新中国搬用苏联模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第二，遏制政策造成的半封闭和封闭状态使大陆无法利用优越的外部条件和良机来发展自己。战后初期，世界先进科技的2/3、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遏制政策如同一道铁幕，完全隔断了大陆与西方的联系，使前者无法得到后者的先进科技和资金。美国的出口禁运物品多达1450种。巴统所列战略性禁运品除高科技类外，还包括大量一般性的工业技术设备，而这些也是大陆建设所急需的。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美国进行了两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日本、西德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受其益，大陆无缘利用如此良机。美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组织，大陆被非法排斥在这些组织之外，丝毫不能享受其提供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优待。还因与西方隔绝，大陆无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可能，使其丰富的资源和富余的劳力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遏制政策使大陆对外经济政策日趋闭关自守。必须明确的是，外部对大陆门户的封堵与大陆自我闭关自守是不同的两回事。然而，两者又密切相联。大陆的闭关自守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而美国的遏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遏制所造成的险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1)可能是从中苏关系问题上吸取了消极教训，为避免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而受其所制的可能性，毛泽东不主张利用外资，很长一段时期新中国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豪就是明证。(2)美国的遏制和苏联的打压使毛泽东不得不将眼光从外转向内，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条件摘现代化（注：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要把中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高度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472页。）。可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现代化需要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因受遏制，大陆无法得到它们。鉴于此，毛泽东则想绕过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另辟新径去达到现代化之目标。此径就是完全立足国内、依靠自己，利用和发挥大陆充足的劳力和丰富的资源之优势以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严重不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可能就是为此而进行的试验。前者的企图是为了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注：小R.霍夫亨兹等：《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后者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农业集体化而走向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注：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结果“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不仅浪费了地下资源——铁矿石，而且破坏了地上资源——森林和生态平衡。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将自力更生绝对化、最后遭到惨败的试验，反而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遏制政策导致的闭关自守对大陆经济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二
美国另一条重要的亚太政策是援助政策，即对亚太亲美政权在经济上给予全力扶植。冷战初期，台湾虽是一个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海岛，但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却是其亚太防线上的重要一环，是可以用来反共反华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此，华盛顿竭尽全力给台湾以保护和扶植。
首先，美国自己在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等方面给予台湾大力支持。在资金上，从1951年至1965年，美对台的经援为14.8亿余美元（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44页。）。从1966年到1977年又给直接贷款15.27亿美元（注：美国进出口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之和。——叶学晳：《国际资金流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84、56页。）。1952～1978年，美在台的投资额为5.8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合计上述各项，1951年至1978年美给台经济援助约36亿美元，这还不能说是一项完全的统计，相当于同期大陆从苏联获得贷款的近2倍（注：50年代苏联给大陆贷款数相当于19亿美元。——人民出版社编：《光辉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美是台获取先进科技的主要来源。技术合作是主要途径之一。美台技术合作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经援时期唯一项目。通过在台工作的美技术人员，美先进科技知识、技能和技术慷慨地传给了台湾。另一途径是技术转让。美国大公司以投资办厂、出卖专利和机器设备以及委托生产等方式向台转让技术。此外，美长期为台培养大批科技和经济管理人才。同时，美、台官方和民间学术团体间的学术交流、成千上万在美华侨以及军事技术的转让等等也是台获取大量科技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渠道。 美一直是台的商品市场。在50、60年代，美在台采购军需品供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60年代下半期起，为充分保障台工业制成品顺利进入美市场，美更是给台以多方优先照顾：(1)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纷纷对台商品倾销予以限制、美国内要求限制台倾销的呼声也迭起时，美政府对台商品始终保持宽容和放任态度（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2)美从1976年开始实行普遍优惠制计划。台从一开始一直是此计划的最大受惠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免税输美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26～28%（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3)台并非关贸总协定成员，但美在与台已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仍破例按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1979年4月）所达成的减让协议，让台在1888种减税产品项目上享受优惠关税待遇（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由于美对台的特殊照顾，从60年代下半期起，台出口主要转向美。1968年台对美贸易开始盈余。1977年台对美出口开始超过对日出口。到1980年台对美贸易顺差累计为126.63亿美元（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其次，美除以自己的力量支持台的经济发展外，还不遗余力地帮台与其它亚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将台融入亚太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台与日本发展关系。早在50年代，美就积极协助台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1950年9月，由台当局与驻日美占领军签订台日贸易协定，规定台日双方放宽贸易管制，保证按贸易计划完成双方应完成的贸易量。1953年即美解除对日占领的第二年，台在美支持下与日正式签订同台日贸易协定一致的“台日贸易办法”。截至1961年，台与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基本上均以1950年台日贸易协定为蓝本，借贸易协定维护双方贸易最高额。由于有贸易计划规定的最高贸易量为保障，台对日输出稳步增长。在1966年以前，日一直是台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商品主要出口地。在亚太地区，台的重要贸易对象还有香港、韩国、南越、新加坡和泰国。在1966年以前，台与亚洲地区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始终保持在50～60%（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其它方面的发展。日本在资金、技术上给台以重要帮助。日本银行在1965年～1978年给台“经建贷款”2.1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页。）。同时，日财团积极在台投资，为台带去资金和技术。1952～1980年日对台总投资为4.58亿美元，投资额仅次于美而居第二位（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01页（根据表1统计）。）。日企业以占领市场为主旨，故主要采取技术合作方式向台转移技术。至1982年止，在历年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占63.78%，居绝对优势。台约2/3左右的企业与日企业有技术合作关系（注：李家泉：《台湾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1966年，美还帮台进入亚洲开发银行，致使其能享受该银行的优惠待遇。
再次，美国还利用自己对许多国家提供的美援和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帮台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广泛的经贸关系。美特别授权台供应世界各地美援受援国的物资采购。美政府规定美援贷款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只能由美和低收入的“自由国家”供应。美援赠予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则严格限制仅由美、台、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供应。而台的美援采购供应额在低收入“自由国家”的美援采购供应额中居第一位，比居第二位的韩国超过2倍以上。1966～1974年，台为供应美援物资采购而增加的出口额超过2亿美元（注：杜乃济等：《改善对外贸易型态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6页，以及根据表22上的数字统计。）。这样，美以美援为杠杆，使台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往来。美还通过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使台得到大量优惠贷款。
总之，美国不仅自己全力助台，而且帮助它与亚太国家建立和发展密切稳定的经济关系，乃至使它成为世界经济的全权参与者，获得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多的优惠、比它们更充分地享受国际市场。台是美国亚太援助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援助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有何作用呢？第一，巨额的美援为台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1951～1965年，大量美援的流入对台经济发展作用重大。首先，它遏制了通货膨胀，使台经济化险为夷。战后，台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据台北市批发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在1949年达1189%（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使受战争破坏的工业生产力无从恢复。工业生产停顿、物资短缺又使通货膨胀成为恶性，150万大陆人员迁台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台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的绝境。然而，源源而至的美援有力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到1952年物价上涨率已降为23%（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美援成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克星，使台经济转危为安。其次，美援成为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资本。美援是50年代岛内资本积累的主要构成部分。1952～1960年间，台仅所得经援部分就相当同期国民所得的8%、国际收支经常账差额的86%及同期全部固定资本形成的58.8%（注：此三个百分比乃台湾财经决策人尹仲容所言，转引自周佗等上引书第381页。）。美援以物资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和机械设备。美援还以资金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美援相对基金大部分用于工农业基础设施，且利率低的美援相对基金成为台湾最廉价的资金来源。
第二，援助政策直接影响台湾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先，在美国的作用下，台确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台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初期，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利用从日本手中接收的工商企业建立了庞大的官营资本体系及应付经济危急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台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公营为主、管制多于市场的管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已形成，尽管仍有混合经济体制的残余。从官营资本管制体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是美干预的结果。因为美对台经援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台当局鼓励和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曾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参事兼主任、台湾大学教授王作荣指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美援机构坚决主张市场经济更是重要原因。”（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
其次，在制定和执行台湾经济发展战策和政策时，美国人也是重要的谋划、监督和配合者。为使美援在台湾经济中充分发挥效力，一个由350人组成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驻华代表团”常驻台湾，以负责美援的分配和使用。该团团长既是美援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美援政策推行的总监。其余或有或没有美国人参加的美援机构都根据该团的旨意并结合台湾的实际行事。经援的时间跨度为15年（1951～1965年），且美援渗透到台湾经济的一切主要方面，即是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台湾经济的各个方面，从大的发展战略到小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第三，援助政策提供的外部条件和营造的国际环境保证了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是台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两个重要步骤，故可以说它们是台经济起飞的翅膀。台原本是资源稀少、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的海岛地区，与两项战略所要求的条件格格不入。进口替代需要原料、资金和技术。出口导向除对此三者要求更甚外，还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显然，仅靠台自身的条件，两翅难以羽毛丰满。正是由于援助政策为两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台经济才能起飞和出现“奇迹”。
三
由于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推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而对各自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完全相反。从这种客观鲜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亚于两岸内因对此差异所起的作用。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是造成1952年至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郑氏关于“造成双方实绩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双方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及发展策略迥然不同”的观点之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外学者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帮助本文的论点。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决策者、经济学家李国鼎承认：“台湾自己的快速经济发展便多半是由于国际经济合作及开发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而造成的。”“没有美国多年的经济援助及人民自力更生的努力，台湾就不可能获得今天这种成绩。”（注：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很清楚，李氏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台湾人民的努力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戴维·贝尔(David E. Bell)的委托而对1951～1965年间美国的经济援助对台湾经济发展之影响作专题研究的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经援的作用下，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152页。）。即是说，若无美之经援，台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现在落后20～30年，倘若扣除援助政策给台带来的其它各种外部有利条件，则台经济发展水平与现在相比所落后的时间就更长了。如果将遏制政策给大陆带来的损害也扣除，那么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能比现在快许多年。照此推算，那么，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之差异就会比实际差异小得多。郑氏的观点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美国亚太政策对两岸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而不同的影响，或者说将其看成次要因素避而不提。这样一来，国际因素对台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被全算在台当局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外部世界对大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损害被全加在大陆所实行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其结果是夸大了内因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本文无意否认内因是制约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所要阐明的是，在对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只强调内因的作用而忽视冷战和美国亚太政策这种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说明造成两岸经济实绩差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科学地总结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这种片面性有可能误导人们低估国际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致不利于营造一个长期有利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第89～95页
【作者简介】张德明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汉，430072
| 【内容提要】 | 针对美国一学者在对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只注意内因的作用而忽视外因的影响的片面观点，本文探讨了冷战前期美国的亚太政策及其对两岸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结论是：美国的亚太政策是造成1952～1980年间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主要因素之一。 |
一
郑氏所谈的两岸发展实绩差异实际上是在冷战前期造成的。该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国际因素是美国的两项亚太政策：对与苏联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限制其发展以企图搞跨它们；对亲美政权予以全力援助，支持其发展以便控制它们。新中国被美国视为是苏联在亚太地区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副手（注：参见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54页。）。且新中国式的民族独立运动又与美国在亚太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水火不容。因此，大陆便成了美国在亚太遏制的首要对象；而遏制其经济发展是全面遏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自身的重建和发展以及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1949年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明载：“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也指示：我们必须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3页。）新中国优先考虑的是与美、日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共中央派员于1949年5月13日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希望美承认新中国政府，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在华美商，要求他们留沪继续营业（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新中国一直采取积级的态度（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1949年7月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团体呼吁中、日应按波茨坦协定和平相处，建立经济、文化合作关系（注：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8月，4人组成的中共贸易代表团赴日洽谈为华北铁路购买日本铁路设备之事宜（注：杰恩(R K Jain)：《中国和日本》，伦敦1977年版，第24页。）。新中国还准备利用香港这个“门户”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为此，人民解放军并未以武力收复香港，在1950年中英建交谈判中也未提出香港问题，而是维持香港的现状。
新中国积极与外界交往的政策一出台就遭到美国的敌视。美推行一条全面遏制大陆经济发展的政策。它包括以下三项具体政策。
其一，有意恶化与新中国的经济关系。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已开始对华进行遏制，采取诸如严厉限制对华出口、纵容和配合国民党封锁大陆海港和怂恿美商撤离大陆等种种恶化与大陆经济关系的措施（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228页。）。研究该时期上海电力公司（由美国资本所控制）的美国学者沃伦·托泽公正地指出：“要对关闭中国门户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其二，美、日和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它从1947年开始酝酿，到1951～1952年最终形成，目的是进一步遏制大陆的经济发展并将其完全排斥出亚太经济圈。从其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点。冷战初期美国将日本作为亚太战略的支撑点。为使日本恢复亚洲“工场”的地位，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开始提出恢复日本与其亚洲邻国的贸易，使之与远东经济重新结合的建议（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71～72页。）。这时，由于国民党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故在美国人的设想中，中国还被包括在亚太经济圈之内。但在1948年后，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中国就被排斥出了亚太经济圈（注：同上书第260页。威廉·博登为专门研究1947～1955年美日经济关系的美国学者。他揭示：在美国亚太政策之构思中，“在共产党在中国获胜之前，供日本贸易的优先地区被称为‘大陆亚洲’，指的是中国、朝鲜和东南亚。1948年后最常用的措辞是‘东南亚’，即缅甸、泰国、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到1949年5月，中共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时，为保住日本和东南亚不再被“丢失”，美国决心对苏联的战略伙伴、共产主义在亚太的传播者新中国进行遏制。正是这种冷战心理驱使美国去“阻止其它工业同盟国将现代化设备和食物卖给中国，以期引起经济的崩溃”（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21页。）朝鲜战争爆发后，以三个文件为标志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最终形成。1952年的《日台和约》规定，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日本只能与台湾不能与大陆发生官方政经关系。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的赔款条款为日本进入东南亚经济铺平了路。1951年5月美国安全委员会起草的48/5号文件则是三者中的核心，它通过确立美日经济合作关系，从而解决了三角构架政策成败的关键——日本问题。该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取决于日本能否自愿和长期地追随美国这一政策。要做到此点决非易事，因为无论日本政界和民间都存在欲与大陆发生广泛商贸关系的强大势力。早在1948年，对处于正在构思中的排斥中国的亚太政策，首相吉田茂就不赞同：“我不在乎中国是红是绿。中国是一个民族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注：吉田茂：《回忆录》，转引自威廉·内斯特(William R. Nester)：《日本与第三世界》，伦敦1992年版，第143页。）为阻止日本与大陆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美国必须解决日本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资金、市场和原料问题。为此，美日经济合作计划应运而生。其基本内容是：“美国以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注：即保证东南亚的安全和东南亚成为日本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短缺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49～150页。）。以制定“道奇预算”而著名的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责任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得。日本在正常的经济轨道内进一步开辟市场将予以承认和帮助”（注：威廉·博登(William S. 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51～152页。）。十分清楚，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要害在于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交往，而以东南亚取代大陆与日本结合。该计划付诸实施后起到了两个重要作用：解决了日本的资金问题（注：仅朝鲜战争，美国就在日本花费近30亿美元（见威廉·博登前引书第146页。）；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开发（注：美国因战争对越来越多的战略物资的需求促进了东南亚战略原料生产的发展。）。于是，东南亚成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日、美成为东南亚的原料销售地。美国则通过复兴日本而控制了亚太经济。这一有机结合的三角关系有效地将大陆排斥在亚太经济圈之外。大陆与美日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关系被掐断，因而与亚太国家交往的大门被封堵了。美、日、东南亚（还加上台湾省和韩国等）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在近30年（1950～1978年）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亚太经济发展的格局：日本的迅速崛起，四小龙的腾飞，东盟的崭露头角和大陆的落伍。
其三，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于同年11月宣布对大陆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大非法通过对大陆和朝鲜实行全面禁运的提案。1952年巴统设“中国委员会”（又译为“对华禁运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大陆的禁运。鉴于战后欧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美国的经援，美国则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它们严格执行巴统制度。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巴特尔法》规定：凡违反巴统制度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出口战争和战略物资的国家，美国将中止对其的经援。该法还禁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或财政援助（注：菲利普·芬尼吉洛(Philip J. Funigiello)：《冷战中的美苏贸易》，查佩尔希尔1988年版，第68页；参见第4章。）。巴统对大陆的禁运比对苏联更严：第一，美、日与大陆经济的隔离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大陆的禁运包括“国际货单Ⅰ”和“国际货单Ⅱ”所列全部物品（注：转引自《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84页。）。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也同意对华禁运这两单的全部物品（注：转引自《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第64页。）。第二，对华禁运的国家进一步增多，据美国国务院统计，到1953年共有45国对华禁运（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5页。），即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也被切断。第三，禁运的时间长。“中国委员会”存在的5年（1952～1957年）间，巴统几次削减对苏联东欧的禁运项目，而对大陆的因美国顽固反对而从未松动（注：菲利普·芬尼吉洛(Philip J. Funigiello)：《冷战中的美苏贸易》，查佩尔希尔1988年版，第68页；参见第4章。）。“中国委员会”解散后，巴统对大陆的禁运只是在非战略性物品方面有所缓和，在战略性物品方面仍坚持，美国、日本实际坚持到70年代初。总之，对大陆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涉及的物品种类多，参加的国家多，而且实施的时间长，因而严重地阻碍了大陆与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系。
后来大陆向苏联东欧的开放之门最后被苏联关闭，但美国也难逃其责。美国的遏制迫使大陆在贸易、技术和资金方面严重依赖苏联，助长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过热的中苏经济关系降到冰点。这表面上看应全由苏联负责，但实质上美国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大陆过分依赖苏联主要是美国遏制政策所致。
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是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首先推行“一边倒”政策的。此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诚然，新中国成立不到半年就与苏联结盟，接着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认为“尘埃落定”，开始了对大陆的全面遏制。这是历史事实。然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不能说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受美国逼迫的结果。毛泽东最初在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时并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在延安的美国狄克西使团的官员约翰·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经济。但它缺少单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而“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战后的中国重建中选择的合作对象是美国而非苏联。为“寻求美国友好地支持中国实现民主和合作抗日”（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算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注：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尽管美国积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毛泽东于1949年4月28日仍表示：如果美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指出：关于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在40年代对此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包括1944年毛对狄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同一时期周恩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基翁，该意接近美国人等”（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52页。）。然而，不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声明“一边倒”。为何他的观点发生180°的大转变呢？对于中共长期欲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愿望，美国政府不仅置若罔闻，而且坚持扶蒋反共。中国革命胜利后，又认为中国被“丢失”给了俄国，不承认新中国，并采取种种措施阻挠两国关系的改善。美国另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对美国政府的反华立场作了如实地揭露：“在私下里，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曾做过多次努力，谋求与美国重开谈判，探讨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毛和周暗示，他们希望在政治、经济方面保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以免过分依赖苏联。乔治·凯南这帮外交设计者，早就敦促过华盛顿对中国方面这类坚持独立自主的暗示做出灵活反应，尽管如此，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们严格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对共产党人的试探做出反应”（注：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2页。）。最典型的一例是1949年7月1日白宫下令阻止司徒雷登接受中共的邀请访问北平。史实证明：美国政府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是导致毛泽东推行“一边倒”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美国先是有意恶化与大陆的经济关系，接着推行美、日、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将大陆排斥出亚太经济圈，又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使大陆经济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隔离。同时，这三项政策使大陆过分依赖苏联，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一句话：美国的歇制政策是造成大陆在50年代处于半封闭、60年代和70年代前8年处于封闭状态的主要外因。
那么，遏制政策对大陆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第一，遏制政策导致大陆半封闭，从而使它搬用了不适合其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50年代是新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其可塑性是很强的。由于遏制政策封堵了大陆与西方交往之门，大陆唯一可效法的榜样是苏联。这种严重失衡的国际影响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经济模式构思的重大变化。继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1949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由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1页。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构想。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并非计划经济，是与苏联迥然不同的模式。然而，随着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和中苏同盟的建立，毛泽东转而号召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1953年，他批评了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从而否定了4年前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引进了苏联模式（注：毛泽东说：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转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如果美国不对大陆进行遏制，甚至对其重建以经济援助等方式施加积极影响，那么在美、苏影响的均衡作用下，新中国搬用苏联模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第二，遏制政策造成的半封闭和封闭状态使大陆无法利用优越的外部条件和良机来发展自己。战后初期，世界先进科技的2/3、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遏制政策如同一道铁幕，完全隔断了大陆与西方的联系，使前者无法得到后者的先进科技和资金。美国的出口禁运物品多达1450种。巴统所列战略性禁运品除高科技类外，还包括大量一般性的工业技术设备，而这些也是大陆建设所急需的。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美国进行了两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日本、西德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受其益，大陆无缘利用如此良机。美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组织，大陆被非法排斥在这些组织之外，丝毫不能享受其提供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优待。还因与西方隔绝，大陆无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可能，使其丰富的资源和富余的劳力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遏制政策使大陆对外经济政策日趋闭关自守。必须明确的是，外部对大陆门户的封堵与大陆自我闭关自守是不同的两回事。然而，两者又密切相联。大陆的闭关自守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而美国的遏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遏制所造成的险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1)可能是从中苏关系问题上吸取了消极教训，为避免由于在经济上依赖外国而受其所制的可能性，毛泽东不主张利用外资，很长一段时期新中国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豪就是明证。(2)美国的遏制和苏联的打压使毛泽东不得不将眼光从外转向内，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条件摘现代化（注：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要把中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高度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472页。）。可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现代化需要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但因受遏制，大陆无法得到它们。鉴于此，毛泽东则想绕过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而另辟新径去达到现代化之目标。此径就是完全立足国内、依靠自己，利用和发挥大陆充足的劳力和丰富的资源之优势以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严重不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可能就是为此而进行的试验。前者的企图是为了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注：小R.霍夫亨兹等：《东亚之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后者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农业集体化而走向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注：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结果“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不仅浪费了地下资源——铁矿石，而且破坏了地上资源——森林和生态平衡。人民公社造成的“大锅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将自力更生绝对化、最后遭到惨败的试验，反而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遏制政策导致的闭关自守对大陆经济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二
美国另一条重要的亚太政策是援助政策，即对亚太亲美政权在经济上给予全力扶植。冷战初期，台湾虽是一个资源贫乏、经济落后的海岛，但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却是其亚太防线上的重要一环，是可以用来反共反华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此，华盛顿竭尽全力给台湾以保护和扶植。
首先，美国自己在资金、技术、市场和人才等方面给予台湾大力支持。在资金上，从1951年至1965年，美对台的经援为14.8亿余美元（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44页。）。从1966年到1977年又给直接贷款15.27亿美元（注：美国进出口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之和。——叶学晳：《国际资金流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84、56页。）。1952～1978年，美在台的投资额为5.8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合计上述各项，1951年至1978年美给台经济援助约36亿美元，这还不能说是一项完全的统计，相当于同期大陆从苏联获得贷款的近2倍（注：50年代苏联给大陆贷款数相当于19亿美元。——人民出版社编：《光辉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美是台获取先进科技的主要来源。技术合作是主要途径之一。美台技术合作是自始至终贯穿整个经援时期唯一项目。通过在台工作的美技术人员，美先进科技知识、技能和技术慷慨地传给了台湾。另一途径是技术转让。美国大公司以投资办厂、出卖专利和机器设备以及委托生产等方式向台转让技术。此外，美长期为台培养大批科技和经济管理人才。同时，美、台官方和民间学术团体间的学术交流、成千上万在美华侨以及军事技术的转让等等也是台获取大量科技知识与信息的重要渠道。 美一直是台的商品市场。在50、60年代，美在台采购军需品供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60年代下半期起，为充分保障台工业制成品顺利进入美市场，美更是给台以多方优先照顾：(1)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纷纷对台商品倾销予以限制、美国内要求限制台倾销的呼声也迭起时，美政府对台商品始终保持宽容和放任态度（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2)美从1976年开始实行普遍优惠制计划。台从一开始一直是此计划的最大受惠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免税输美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26～28%（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3)台并非关贸总协定成员，但美在与台已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仍破例按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1979年4月）所达成的减让协议，让台在1888种减税产品项目上享受优惠关税待遇（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页。）。由于美对台的特殊照顾，从60年代下半期起，台出口主要转向美。1968年台对美贸易开始盈余。1977年台对美出口开始超过对日出口。到1980年台对美贸易顺差累计为126.63亿美元（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其次，美除以自己的力量支持台的经济发展外，还不遗余力地帮台与其它亚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将台融入亚太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台与日本发展关系。早在50年代，美就积极协助台与日本签订双边贸易协定，1950年9月，由台当局与驻日美占领军签订台日贸易协定，规定台日双方放宽贸易管制，保证按贸易计划完成双方应完成的贸易量。1953年即美解除对日占领的第二年，台在美支持下与日正式签订同台日贸易协定一致的“台日贸易办法”。截至1961年，台与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基本上均以1950年台日贸易协定为蓝本，借贸易协定维护双方贸易最高额。由于有贸易计划规定的最高贸易量为保障，台对日输出稳步增长。在1966年以前，日一直是台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商品主要出口地。在亚太地区，台的重要贸易对象还有香港、韩国、南越、新加坡和泰国。在1966年以前，台与亚洲地区的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始终保持在50～60%（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其它方面的发展。日本在资金、技术上给台以重要帮助。日本银行在1965年～1978年给台“经建贷款”2.16亿美元（注：周佗等：《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385页。）。同时，日财团积极在台投资，为台带去资金和技术。1952～1980年日对台总投资为4.58亿美元，投资额仅次于美而居第二位（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01页（根据表1统计）。）。日企业以占领市场为主旨，故主要采取技术合作方式向台转移技术。至1982年止，在历年技术合作项目中，日占63.78%，居绝对优势。台约2/3左右的企业与日企业有技术合作关系（注：李家泉：《台湾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1966年，美还帮台进入亚洲开发银行，致使其能享受该银行的优惠待遇。
再次，美国还利用自己对许多国家提供的美援和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帮台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广泛的经贸关系。美特别授权台供应世界各地美援受援国的物资采购。美政府规定美援贷款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只能由美和低收入的“自由国家”供应。美援赠予受援国的物资采购则严格限制仅由美、台、印度、菲律宾和韩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供应。而台的美援采购供应额在低收入“自由国家”的美援采购供应额中居第一位，比居第二位的韩国超过2倍以上。1966～1974年，台为供应美援物资采购而增加的出口额超过2亿美元（注：杜乃济等：《改善对外贸易型态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6页，以及根据表22上的数字统计。）。这样，美以美援为杠杆，使台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往来。美还通过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使台得到大量优惠贷款。
总之，美国不仅自己全力助台，而且帮助它与亚太国家建立和发展密切稳定的经济关系，乃至使它成为世界经济的全权参与者，获得比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多的优惠、比它们更充分地享受国际市场。台是美国亚太援助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援助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有何作用呢？第一，巨额的美援为台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1951～1965年，大量美援的流入对台经济发展作用重大。首先，它遏制了通货膨胀，使台经济化险为夷。战后，台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据台北市批发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在1949年达1189%（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使受战争破坏的工业生产力无从恢复。工业生产停顿、物资短缺又使通货膨胀成为恶性，150万大陆人员迁台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台经济已濒临全面崩溃的绝境。然而，源源而至的美援有力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到1952年物价上涨率已降为23%（注：段承璞：《战后台湾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美援成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克星，使台经济转危为安。其次，美援成为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重要资本。美援是50年代岛内资本积累的主要构成部分。1952～1960年间，台仅所得经援部分就相当同期国民所得的8%、国际收支经常账差额的86%及同期全部固定资本形成的58.8%（注：此三个百分比乃台湾财经决策人尹仲容所言，转引自周佗等上引书第381页。）。美援以物资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和机械设备。美援还以资金的形式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美援相对基金大部分用于工农业基础设施，且利率低的美援相对基金成为台湾最廉价的资金来源。
第二，援助政策直接影响台湾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首先，在美国的作用下，台确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台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在国民党政权迁台初期，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利用从日本手中接收的工商企业建立了庞大的官营资本体系及应付经济危急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台的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公营为主、管制多于市场的管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是，到了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已形成，尽管仍有混合经济体制的残余。从官营资本管制体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原因是美干预的结果。因为美对台经援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台当局鼓励和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曾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参事兼主任、台湾大学教授王作荣指出：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美援机构坚决主张市场经济更是重要原因。”（注：梁国树：《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9页。）
其次，在制定和执行台湾经济发展战策和政策时，美国人也是重要的谋划、监督和配合者。为使美援在台湾经济中充分发挥效力，一个由350人组成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驻华代表团”常驻台湾，以负责美援的分配和使用。该团团长既是美援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美援政策推行的总监。其余或有或没有美国人参加的美援机构都根据该团的旨意并结合台湾的实际行事。经援的时间跨度为15年（1951～1965年），且美援渗透到台湾经济的一切主要方面，即是说，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台湾经济的各个方面，从大的发展战略到小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都有美国人的身影。
第三，援助政策提供的外部条件和营造的国际环境保证了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是台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两个重要步骤，故可以说它们是台经济起飞的翅膀。台原本是资源稀少、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和市场狭小的海岛地区，与两项战略所要求的条件格格不入。进口替代需要原料、资金和技术。出口导向除对此三者要求更甚外，还需要广阔的国际市场。显然，仅靠台自身的条件，两翅难以羽毛丰满。正是由于援助政策为两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台经济才能起飞和出现“奇迹”。
三
由于美国对大陆和台湾推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而对各自经济产生的影响就完全相反。从这种客观鲜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的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起的作用恐怕不会亚于两岸内因对此差异所起的作用。所以，美国的亚太政策是造成1952年至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郑氏关于“造成双方实绩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双方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及发展策略迥然不同”的观点之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外学者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帮助本文的论点。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决策者、经济学家李国鼎承认：“台湾自己的快速经济发展便多半是由于国际经济合作及开发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而造成的。”“没有美国多年的经济援助及人民自力更生的努力，台湾就不可能获得今天这种成绩。”（注：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很清楚，李氏认为，美国的援助和台湾人民的努力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受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戴维·贝尔(David E. Bell)的委托而对1951～1965年间美国的经济援助对台湾经济发展之影响作专题研究的加州大学教授尼尔·雅各比推算，在美经援的作用下，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2倍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相当于无经援时的4倍。若无经援，那么台1964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而1964年的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注：尼尔·雅各比(Neil H.Jacoby)：《美国对台湾的援助》，纽约1966年版，第152页。）。即是说，若无美之经援，台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现在落后20～30年，倘若扣除援助政策给台带来的其它各种外部有利条件，则台经济发展水平与现在相比所落后的时间就更长了。如果将遏制政策给大陆带来的损害也扣除，那么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能比现在快许多年。照此推算，那么，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之差异就会比实际差异小得多。郑氏的观点之所以片面是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美国亚太政策对两岸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而不同的影响，或者说将其看成次要因素避而不提。这样一来，国际因素对台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被全算在台当局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外部世界对大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损害被全加在大陆所实行的政经制度和发展策略上，其结果是夸大了内因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本文无意否认内因是制约大陆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所要阐明的是，在对1952～1980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只强调内因的作用而忽视冷战和美国亚太政策这种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说明造成两岸经济实绩差异的原因，也不可能科学地总结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这种片面性有可能误导人们低估国际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以致不利于营造一个长期有利于两岸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