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之比较
杨绍先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8年04期第62～69页
【作者简介】杨绍先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邮编：550001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西方国家带着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来到东方，面对高强度的外压，中日两国面临民族谋生存、社会寻转型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完成了外源型的社会转型，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国社会转型何其艰难，起义、改良、革命等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对大盐平八郎起义、洋务运动对诸藩改革、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对明治维新，要说斗争的规模、水平、质量哪一次也不比日本差，结果却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的三方面进行探索。
一、政权体系的比较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万代皆效秦政制”，从秦至清贯穿始终，基本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体制以一个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官僚体系和行之有效的郡县机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注：《史记·秦始皇本记》。），最终集中于皇帝之手，“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注：《汉书·叙传》。）。形成中央政府、专职官吏、郡县制度三位一体政权系统。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直到清代，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起义反抗不少，自然灾害不少，但凭着富有弹性的政权体系、系统的供水工程、精耕细作的农业，在历经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灾荒后，又能够自我调节地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维持着中国人的温饱，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前一直处于这样的循环状态。
日本的政治体制在德川时期，中央政府处于“二元制政治结构”，既有天皇领导的朝廷，又有将军把权的幕府。天皇被看成是“神的子孙”，是日本整个国土和臣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统治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和精神权威，是日本国的象征。但是，实际政治权力早以被将军剥夺，并受到将军的严密控制，其经济地位也只相当于一个小藩国。名义上将军是由天皇任命、向天皇负责、为天皇服务，实际上将军是日本最高的主宰，据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极大权力。这就形成了君主的名份与将军的实权的分离，形成了“朝廷”是最高的权威、“幕府”是最高的权力这样一种“二元制政治结构”。同时，中央与地方又形成政治权力的多中心，即幕府与地方政权机构的260多个藩国的关系。幕府对藩国的控制，除了要求藩主（大名）对幕府的效忠，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承担各种劳务，把大名的妻子置于江户为人质，实行“参觐交待制”等之外，各藩主在自己的藩国内却拥有非常大的自治权，享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独立性。由此可见，德川时代的政治结构是由比较松散的中央政治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藩国统治组成，形成二元制结构与多中心分权体系的特点，故被称为“幕藩体制”。
这两种政体具体表现为：
在中国，高度集中。皇帝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与意识形态权威于一身，基本不存在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的分离，国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均由皇帝独断专行。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后，虽历经改朝换代并没有削弱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权力，到清代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明朝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使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了顶峰。地方不能发展军政力量，中央通过郡县制、科举制任免地方官吏、控制全国。在土地辽阔、生产力落后、权力欲胜行的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是避免纷争和割据、保证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斯大林说过：“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注：《斯大林文选》第303页。）
在日本，中央对地方容易失控。幕府虽有统辖各大名之权，但对藩国并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各种大权能与幕府抗衡，可以不顾幕府之令，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十九世纪中叶，幕府通过“天保改革”实行一系列强化幕府统治，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禁止农民持兵习武、结党滋军，禁止农民居住江户等。但改革之风一起，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产兴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文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
中国流动型开放性的官僚体制。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一个先进的、开放性的体系。从隋代到清末一直都实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即使出身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能通过考试而跻身封建统治集团。最显著的特点是：(1)面向社会选拔人才，充分扩展了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把全社会的精英分子集中到统治集团中来，不断地增加封建机体的活力，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有利于政权乃至社会的安定繁荣。(2)各朝各代杰出人才密集地涌现在政权体制内，为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造了优秀的中华文化。(3)造就了一支具有高度文史知识素质的官僚队伍，建构出一个相当先进完善的政府组织形式。考诸世界各国选拔任用官吏的各种制度、方式，可以说中国建立了世界最早的、最完善的、最公平的、最合理的文官政治。
日本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界线十分明显，不得流动，不仅“士农工商”不得跨越，而且统治阶级中下级武士、中级武士、大名、将军之间也不得有越雷池半步。社会上“士农工商”各个等级不仅不能通婚、而且连各自从事的职业都不能改变。统治集团中职位的封闭性，堵塞了中下级武士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压抑、埋没了全社会的优秀人才，从而引起广大中下级武士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同时，由于统治阶级成员是世袭制，任何一个其他等级不能跨越。下层群众与青年知识分子对幕藩体制不报任何幻想，丧失信心，当然容易联合起来变革现状。
一般来说中央集权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至少是现代化初期必不可少的政权形式，现代化通常都要经历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张、权力的分散三个阶段。亨廷顿曾说：“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页。）问题是过早地中央集权制和完美的科举制度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很早就出现中央集权制，庞大的政权机构意味着国家要豢养大量的官吏和军队，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使国家、人民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赋税包袱，明朝的赋税分配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京师者十有九”（注：《明夷待访录·田制》一。）。清人王必敬有段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分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注：《问斋文抄》17，王尔辑《裕国便民饷兵备荒兼得之道》。）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日本在社会转型中也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出现了大批官僚和军队，行政费、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日本由于国土狭小，很早形成了四通八达交通网（所谓的四海路五街道），在中央集权制形成以前一个多世纪即“江户时代的中期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基本完成”（注：依田熹家：《一九世纪后半にぉけゐ日中两国の近代化》，《日本の近代化とフジフ》，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シリ—ス16昭和58年，第5页。），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社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展，而且还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的支持，都市的消费不但未造成严重的困难，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容许半点与之相对抗的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难于形成，改革势力也难以摆脱君权的束缚而有较大的作为，更不要说是有政治远见和有抱负的人能干出一番大事，致使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很难形成。由于没有“出气口”，反到容易促使阶级矛盾激化。这种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像一个天罗地网把整个社会紧紧地箍罩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正如康有为所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载《戊戌变法》（二），第177页。）“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要么农民很难反抗，要么农民反抗特别强烈，农民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同时中央集权是一切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总体枢纽，全国农民的斗争锋芒也必然指向皇权，共同的政治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农民起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规模的战乱造成大踏步的社会经济倒退，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日本260多个藩国，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是彼此独立，各藩国间的横向联系相对少得多，这种情况下农民分别囿于各自的藩国中，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同时各藩国的斗争对象也不相同，因此日本农民的起义斗争处于分裂的环境中，当然规模从来都很小，日本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相比就是按人口比例计算，也从来没有像陈胜吴广或太平天国起义那样的声势和规模，造成的负面因素也就小。
其三，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到后期越突出，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门被打开后，中国被迫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外压情况下，不得不面临走出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全西新历史课题，科举制度不仅不适应，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向近代社会迈进。(1)成为统治者束缚、控驭人才的工具。它以“机会均等”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有的读书人提供了公平进取的可能性。无轮是谁只要苦读书通过考试就能成为统治阶级一员，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进入官场，但科举制却使人人都有进入的希望。一旦进入，在“官本位”社会中，就意味着拥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权力与财富。不要说乡试、会试、殿试，就是通过初级的院试，当上秀才，就能享受免丁粮、食禀（国家供给衣食）和一定的政治司法特权。在这样的风气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尽管强敌进逼，狼烟四起，而众多的知识分子终日萦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科举功名。既使庸才“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清末小说《孽海花》（二十回本第二回）说中国沦到任人蚕食鲸吞的地步，“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害，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民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2)科举考试重文轻武、重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导向严重阻碍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宋代以后，整个社会倾向都是重文官轻武官，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是文官，平级中武官得听文官的调遣，故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之说。明末利玛窦来中国，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军事科学在这个国家不受培育和重视”，中国人“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儒生），也不愿做最高等的武官”。“学而优则仕”，于是在学好文才能为官的价值取向中，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就被知识分子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甚至“坏人心术”。而西方文化是崇尚“武”与“力”，它是以科学技术的“坚船利炮”和精美的商品来到中国的，两种价值取向和风貌截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着天然的隔膜和排它性。所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带来明显高于中国水平的天文、数学、历法等西方的自然科学，只有徐光启等极少数知识分子重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抱之漠然，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者甚寡。日本则不然，开国后，上至幕府下至各藩国都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森岛通夫分析的：“中国官僚精通中国古典著作，善于舞文弄墨；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却对武器感兴趣，然而又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注：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中译本），经济日报社1986年版，第14页。）。(3)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囊括四书五经的八股选本泛滥明清五年百，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境界，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的时期，它的直接危害是严重妨碍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探求外部世界的知识，因为西方文化无助于他们应试。就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以后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力也没失效，知识分子仍然无心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同样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抢手书籍，在中国确无人问津（注：1862年日本维新派青年武士高杉晋作到上海看到中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不禁感慨万千。）。直至清末中国文人对世界知识仍无进长，光绪年间官至大学士的徐桐决不相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注：《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清末的一次科举考试，考官出一道论题《项羽拿破仑论》，考生们均不知拿破仑为何物，于是有答案曰：“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仑而不能拿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而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二、经济体系的比较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是该社会政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变革封建土地制度为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是近代化的根本任务之一，中日两国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同结构，是决定两国社会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手工业、商业、城市面貌，甚至上层建筑和国家组织形式的某些特点也由此派生出来。土地买卖又是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最根本特点，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能自由地成为地主。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买卖的记载，“弃其田耘、卖宅圃”（注：《韩非子·外储说》。）。到商鞅变法时就肯定了“除井田，民行买卖”的合法性，秦汉以后土地买卖就成为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土地买卖随之趋于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注：《袁氏世范》三，《治家》。）。这种论述如实反映了当时土地转手的状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土地买卖也更为颇繁和迅速，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注：《履园丛话》四，转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页。），“千年田，八百主”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谚语。
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土地占有多少不再取决于等级身份的高低，而主要取决于经济力量的大小，因而国家就不可能根据政治、法律地位为土地的占有划定有效的法定界限。正因为没有土地占有的等级限制，所以“身无半通青纶之命”的地主，可以“有千室名邑之役”，可以“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这种现时的经济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富为上，贵为次”的观点。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于是商人、手工业者就根据“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注：《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只要赚到了钱，首先就是在农村买一片田土，“以货殖务，有田万顷”。就是到了商品经济很发展的晚清时期，这一原则仍然坚持着，清代尚有“末不忘本，风气使然”，上至绅富，下至工贾，“羸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实际上“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百倍”，为什么人们还要广置田产？据《恒产锁言》记载：“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蓄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注：张英：《恒产琐言》。）土地不但是摇钱树，而且是保险箱。这种思想支配下封建社会的治家格言就是“理家之道，力农者安，专商者危”（注：《西园闻见录》34，《开垦》。）。人们选择职业的原则是：“耕读为上，商贾次之，工技又次之。”（注：张又渠：《课子随笔》三，《宗约》。）
由于购买土地有如此好处，所以，封建社会中任何人一经寒熬苦读取得功名，无一例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广置田产，当然同时也经商，这就形成了统治者集官僚、地主、商人为一身。另外，土地的自由买卖使之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有钱时买，无钱时卖，因此土地总保留在社会上富有的人和有权力的人的手中，反倒加强了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从根本上维护着封建制度。同时，土地的自由买卖，把没有任何等级特权的工商业者、高利贷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连成一片，在土地问题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经济利益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封建制度自然就特别牢固。所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神经是相通的，对任何损害封建经济制度的事情都能产生共同的抵抗性。
日本的封建制度大体与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相同，实行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将军为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拥有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的领地，其余的分封给260多个封建大名，大名的领地不能买卖或转手，实行长子继承制，只要向将军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就能够世代领有。这就使得地产占有在家族中非常稳定，基本上没有扩大或缩小的现象，成为一种“硬化了的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与欧洲领主所有制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名跳过武士直接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农民只要按规定完租税、服劳役，土地就可以世袭耕种。而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庞大的武士集团（武士40万加上家属约2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15），竟无方寸土地，也不能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以卖身为代价从大名处换取一定数量的永远也不会有增加的禄米。
武士的身份高与低是“根据石高的多寡，决定各武家的身份和家格”（注：《体系日本史丛书·社会史（二）》，第37页。）。“中级武士每年收入数则在三十五石以下，这就将他们置于和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上了”（注：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页。）。这份禄米并不高，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他们这点少得可怜的禄米，还要进行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制度耗费去颇大部分，同时他们还要过着双重都市生活，又耗去部分。幕府后期大部分武士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比农民还差，这与他们荣耀的政治地位不相称，幕府自己破坏了统治阶级政治力量的平衡，武士作为统治阶级，脱离土地也就脱离了财富的源泉，使得这个阶级极为脆弱。
十八世纪是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社会财富大转手的时代。一方面商人成为财富的所有者，另方面武士成为贫困的拥有者。商人很多最初是靠负责经销各大名的实物、掌管收支出纳、汇兑货币等，利用享有的很多特权从中谋取巨利，日久天长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反过来向大小封建领主举借放贷、通融资金，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拥有全社会财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这个史料可能有夸大，但至少可以说明商人的富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名和武士经济力量的削弱，参觐交代大名需要支付大量费用。由于年贡的货币化、生活用品的商品化，造成各藩财政破绽，加贺藩原来是个富藩，但在1682年一年就亏缺7000贯银，只得向京都、大阪富商借贷。水富藩自1701年起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5万石，甚至连武士的俸禄都难以发放。“现今之诸侯，不论大小，无不倾心垂首于町人，依赖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以求续计流世。”（注：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史料五十六，第257页。）以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大名、将军在入不敷出时第一个办法就是将危机转嫁给中下级武士，时常挪借、缩减俸禄，甚至裁员“近来诸侯无论大小，均感国用不足，贫困已极。借用家臣俸禄之事，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注：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第29页。）。“大小诸侯，因穷人增多，以至难以维持政务，特别是对于陪臣，须裁减三成或半数，甚至其他人也遭到减薪，真是可怜”（注：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296页。）。有些下级武士贫困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导致“藩士大多恨主如仇”。广大中下级武士为了生存，只得改事他业，从封建阶级中游离出来，成为了其他阶级的一员。日本的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结果起到破坏封建制度的作用。
幕府最高统治者为与这种领主土地占有制配套，进行严格的社会大分工，规定“士农工商”各个等级，安心本职，不得互相从事其他职业，企图从根本上巩固封建制度。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正是这种严格分工，使得社会毫无弹性，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和动摇了封建体制。幕末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当艺人，从事手工业者有之；当商人，成为批发商行老板者有之；当浪人，变成无业游民者有之；当养子、入赘、卖身份者有之；当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也有之。武士遍布于所有职业，成为其他劳动阶级的一员，他们对旧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值得留迹的，相反还愿意推翻这个制度。日本土地本不能买卖，但在经济浪潮中得宠的豪商们，仍有不少人从领主处承包开垦荒山荒地，蚕食领主的利益。于是他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需要得到领主的保护，与领主一起共同剥削租地耕种的农民；另方面总想破坏这种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
中日两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不同，对于两国的近代化运动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土地的流动性反倒造成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它不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使得改革派的势单力薄，改革难以成功。而日本的领主土地占有制经济结构太僵死，毫无弹性可言，使得统治集团中出现硬性的严重分化，中下级武士成为封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者；“新开地”的结果使新兴地主成为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的反对者；同时商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的对抗力量。这三支力量开国后形成一股合力，在武士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
三、意识形态体系的比较
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与日本均属儒教文化圈，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思想体系。2000年前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教思想浸透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维持封建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根据。应该说儒教学说中有许多直到今天来看都有合理的现代化的因素，就连韦伯都认为，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那为什么中国的儒教体系产生严重排它性，而日本的儒教体系却能产生巨大的兼容性？主要原因如下：
在中国，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从隋唐乃至清末一千三百年来，一直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不论门第，不问出身，只要熟读儒教经典，考试合格就能成为官僚，立身出世。通过这个办法巧妙地收买天下英才、笼落文人学者，旨在用儒教经典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僚是信奉儒教伦理道德并能辅助封建王朝统治的奴才，以此来强化封建统治基础。利用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诱使万民为博取功名而听从或拥护封建专制，儒教经典重理论轻实际，是一种非运用性的学问，这就把全社会都吸引到空谈的儒教上来。自科举制度创立后，我国历代帝王无不照样采用。这样儒教由科举传了出来，占据意识形态的整个空间，如果限制了儒教范围就限制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限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就限制了国家自己。整个意识形态空间都被儒教占据，新的思想文化没有一点空隙。所以由于科举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延迟和拒绝近代西欧科学文明”（注：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纪要》1987年第14号，第36页。）。
在日本，儒教的功能是一种知识性和伦理性的思想。1862年一批日本青年武士乘“千岁丸”访问上海，两国青年交谈时有个中国青年与一名叫日比野辉宽武士的对话，可以了解两国的儒教功能的差异：中国人问“久慕贵邦尚文，兄所读何书？”日比答“读四书六经，旁阅历史编类。”又问“贵邦取士以文章诗赋否？”答：“我国取士，以实行才略，不以诗文，然能诗文者不乏”（注：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第263页，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的官僚制度一直是世袭制和门阀制，早在儒教传入以前武士就已经被训练成能胜任各级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了。十七世纪初德川家统一日本后把儒学作为官学，目的是“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主要是用于伦理方面，也仅限于伦理方面，被称为“是一隅之学”。所以，一开始儒学就被限制一个非常狭小的有效范围内，其他范围无效，把剩下的空间让给了其它文化。德川时期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和魂洋才）。他把西洋的理和东洋的理分开来，东洋的理只限于立场、道德方面，西洋的理是世界的理。日常道德的理只能用东洋的理，其他方面的理就是西洋的理。所以西洋思想的传入日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障碍。1862年（中国开国22年、日本开国8年）中国能读能教洋文的只有11人，而日本已有500人了（注：井上靖：《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9页。）。
中国背上儒教文化的沉重包袱。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世界，统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儒教学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基本上居于单向输出的态势，对外是“泽被四海”的。这种思想支配下沉积着消极的一面，抱残守阙，盲目自大。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是文化的本源。以至造成把自己看为“上国”，居世界之中，连朝廷也称为“天朝”。把周边民族称为“夷、狄、羌、蛮、”，近代又把西洋国家称为“夷狄蛮貊”（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强迫中国接受一条条款：“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中国人仍不改其宗），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产品看作是“奇技淫巧”，加以排斥。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赠送的礼品中有很多当时欧洲最先进科技产品，像望远镜、透光镜、小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等。乾隆皇帝虽对这些产品表示赞赏，但又装模作样，说天朝“无所不有”，“从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页。）。在这种心态情况下对世界形势和外国的情况毫无所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人汪仲洋曾用“鹰嘴猫脸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注：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191页。）的诗句描写英军，在汪仲洋的心目中，英国人用布裹缠着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不能奔跑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怕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也认为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8页。）。鸦片战争进行了两年，道光皇帝还要人向英军俘虏提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1776页。）。连文人墨客、高级官员乃至皇帝尚且作出如此荒诞的结论，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
这种盲目自大构成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负面特征支配着上至天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的思想和活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民族沦亡的危机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认识那些“蛮夷小邦”。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有识之士正视现实，主张向西方学习，积极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然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类人物廖若晨星倍受摧残和打击。六十年代在官方所允许的洋务运动中，洋务论者为减少阻力往往要牵强附会的解释：现在的“西学”其源头就在古代的中国，西洋的机器和技术原理早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就有发明，因此引进西洋的机器绝不是中华的耻辱（注：小野川秀英：《清末政治思想的研究》增订本，第1969页。）。七十年代慈禧太后还要用钱把洋人修的铁路买回来进行拆毁。九十年代好容易有了一次富国强兵的戊戌变法，也因慈禧太后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就请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直到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半殖民地后还自欺欺人地说“西洋人来中国是敬慕中国文化，一直固守陈见，不想认知西洋的近代化”（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教学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共同的思想准则，在具有特殊凝结力的统治阶层里难以产生能与此相对抗的革新思维和革新势力。
日本则不同，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地处东亚一隅，长期与世隔绝，在文化上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态势，使其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从来都乐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养成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习惯，“抑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所谓君子豹变者……”（注：永家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1974年版，第354页。）。在古代，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思想，引进中国的文物制度，以中国为榜样、为目标，走汉化道路。日本的儒教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的一面，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心理障碍。“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的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注：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第286页。）日本的民族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勇于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主要特点。
从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种子岛开始，日本人的好学之风就反映出来。据说当时葡人中有会制造鸟铳的，岛民金兵卫尉清定奉命向其学习，他提心葡人不肯认真传授技术，不惜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献与葡人技师，终于学得制作技术，而后传遍日本全岛。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幕府下令洋书解禁后的百余年间，体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兰学在日本进展迅速。兰学从医学开始，继而发展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光翻译西学著作就达500多部。开国前日本的兰学私塾已经比比皆是，兰学者也已经遍布日本各藩国，开国后西化运动在日本朝野已经广泛接受。武安隆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日本横须贺的久里滨伯理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来航登陆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设着种种有关纪念品和文书、出版物。在我们看来，伯理当年以坚船快炮为手段，强制日本开国，其实质是地道的殖民主义行为，而日本人却不作如此观，有些人甚至把其看作“恩人”，认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来访不无关联。福泽渝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所说的：“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比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如前所说，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但由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的不同，中国没能使儒教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活用，而只是固守僵化；日本却充分利用儒教文化促进近代国家的建设，与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时不像中国那样简单地使两者对立或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是尽力避免两者冲突并使之融合活用。中国的儒教文化对其他文明具有强烈的排它作用，所以社会的变革要比日本困难得多。即使进行近代化也如日本学者所评论的：“中国的近代化如现代中国也能明确看到的那样，一面拒绝西欧化，一面边走边找独自的近代化路程。”（注：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与现代》，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8年04期第62～69页
【作者简介】杨绍先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邮编：550001
一、政权体系的比较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代就确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万代皆效秦政制”，从秦至清贯穿始终，基本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体制以一个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官僚体系和行之有效的郡县机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注：《史记·秦始皇本记》。），最终集中于皇帝之手，“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注：《汉书·叙传》。）。形成中央政府、专职官吏、郡县制度三位一体政权系统。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直到清代，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起义反抗不少，自然灾害不少，但凭着富有弹性的政权体系、系统的供水工程、精耕细作的农业，在历经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灾荒后，又能够自我调节地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维持着中国人的温饱，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前一直处于这样的循环状态。
日本的政治体制在德川时期，中央政府处于“二元制政治结构”，既有天皇领导的朝廷，又有将军把权的幕府。天皇被看成是“神的子孙”，是日本整个国土和臣民的所有者和最高统治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和精神权威，是日本国的象征。但是，实际政治权力早以被将军剥夺，并受到将军的严密控制，其经济地位也只相当于一个小藩国。名义上将军是由天皇任命、向天皇负责、为天皇服务，实际上将军是日本最高的主宰，据有政治上、经济上的极大权力。这就形成了君主的名份与将军的实权的分离，形成了“朝廷”是最高的权威、“幕府”是最高的权力这样一种“二元制政治结构”。同时，中央与地方又形成政治权力的多中心，即幕府与地方政权机构的260多个藩国的关系。幕府对藩国的控制，除了要求藩主（大名）对幕府的效忠，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承担各种劳务，把大名的妻子置于江户为人质，实行“参觐交待制”等之外，各藩主在自己的藩国内却拥有非常大的自治权，享有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独立性。由此可见，德川时代的政治结构是由比较松散的中央政治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藩国统治组成，形成二元制结构与多中心分权体系的特点，故被称为“幕藩体制”。
这两种政体具体表现为：
在中国，高度集中。皇帝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与意识形态权威于一身，基本不存在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的分离，国家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均由皇帝独断专行。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形成后，虽历经改朝换代并没有削弱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权力，到清代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明朝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使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了顶峰。地方不能发展军政力量，中央通过郡县制、科举制任免地方官吏、控制全国。在土地辽阔、生产力落后、权力欲胜行的封建时代，中央集权制是避免纷争和割据、保证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斯大林说过：“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注：《斯大林文选》第303页。）
在日本，中央对地方容易失控。幕府虽有统辖各大名之权，但对藩国并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有较大的独立性，拥有各种大权能与幕府抗衡，可以不顾幕府之令，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十九世纪中叶，幕府通过“天保改革”实行一系列强化幕府统治，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禁止农民持兵习武、结党滋军，禁止农民居住江户等。但改革之风一起，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产兴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文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
中国流动型开放性的官僚体制。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一个先进的、开放性的体系。从隋代到清末一直都实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即使出身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能通过考试而跻身封建统治集团。最显著的特点是：(1)面向社会选拔人才，充分扩展了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把全社会的精英分子集中到统治集团中来，不断地增加封建机体的活力，同时也相应地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有利于政权乃至社会的安定繁荣。(2)各朝各代杰出人才密集地涌现在政权体制内，为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造了优秀的中华文化。(3)造就了一支具有高度文史知识素质的官僚队伍，建构出一个相当先进完善的政府组织形式。考诸世界各国选拔任用官吏的各种制度、方式，可以说中国建立了世界最早的、最完善的、最公平的、最合理的文官政治。
日本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界线十分明显，不得流动，不仅“士农工商”不得跨越，而且统治阶级中下级武士、中级武士、大名、将军之间也不得有越雷池半步。社会上“士农工商”各个等级不仅不能通婚、而且连各自从事的职业都不能改变。统治集团中职位的封闭性，堵塞了中下级武士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压抑、埋没了全社会的优秀人才，从而引起广大中下级武士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同时，由于统治阶级成员是世袭制，任何一个其他等级不能跨越。下层群众与青年知识分子对幕藩体制不报任何幻想，丧失信心，当然容易联合起来变革现状。
一般来说中央集权制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至少是现代化初期必不可少的政权形式，现代化通常都要经历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张、权力的分散三个阶段。亨廷顿曾说：“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的。”（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4页。）问题是过早地中央集权制和完美的科举制度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
首先，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很早就出现中央集权制，庞大的政权机构意味着国家要豢养大量的官吏和军队，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使国家、人民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赋税包袱，明朝的赋税分配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京师者十有九”（注：《明夷待访录·田制》一。）。清人王必敬有段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分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注：《问斋文抄》17，王尔辑《裕国便民饷兵备荒兼得之道》。）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日本在社会转型中也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出现了大批官僚和军队，行政费、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日本由于国土狭小，很早形成了四通八达交通网（所谓的四海路五街道），在中央集权制形成以前一个多世纪即“江户时代的中期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基本完成”（注：依田熹家：《一九世纪后半にぉけゐ日中两国の近代化》，《日本の近代化とフジフ》，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シリ—ス16昭和58年，第5页。），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社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展，而且还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的支持，都市的消费不但未造成严重的困难，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容许半点与之相对抗的政治力量的形成与发展，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难于形成，改革势力也难以摆脱君权的束缚而有较大的作为，更不要说是有政治远见和有抱负的人能干出一番大事，致使政治上的离心力量很难形成。由于没有“出气口”，反到容易促使阶级矛盾激化。这种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像一个天罗地网把整个社会紧紧地箍罩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正如康有为所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载《戊戌变法》（二），第177页。）“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要么农民很难反抗，要么农民反抗特别强烈，农民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同时中央集权是一切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总体枢纽，全国农民的斗争锋芒也必然指向皇权，共同的政治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农民起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规模的战乱造成大踏步的社会经济倒退，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日本260多个藩国，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是彼此独立，各藩国间的横向联系相对少得多，这种情况下农民分别囿于各自的藩国中，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同时各藩国的斗争对象也不相同，因此日本农民的起义斗争处于分裂的环境中，当然规模从来都很小，日本的农民起义与中国的相比就是按人口比例计算，也从来没有像陈胜吴广或太平天国起义那样的声势和规模，造成的负面因素也就小。
其三，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到后期越突出，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门被打开后，中国被迫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外压情况下，不得不面临走出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全西新历史课题，科举制度不仅不适应，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向近代社会迈进。(1)成为统治者束缚、控驭人才的工具。它以“机会均等”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有的读书人提供了公平进取的可能性。无轮是谁只要苦读书通过考试就能成为统治阶级一员，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进入官场，但科举制却使人人都有进入的希望。一旦进入，在“官本位”社会中，就意味着拥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权力与财富。不要说乡试、会试、殿试，就是通过初级的院试，当上秀才，就能享受免丁粮、食禀（国家供给衣食）和一定的政治司法特权。在这样的风气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尽管强敌进逼，狼烟四起，而众多的知识分子终日萦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科举功名。既使庸才“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清末小说《孽海花》（二十回本第二回）说中国沦到任人蚕食鲸吞的地步，“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害，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民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2)科举考试重文轻武、重伦理道德轻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导向严重阻碍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宋代以后，整个社会倾向都是重文官轻武官，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职是文官，平级中武官得听文官的调遣，故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之说。明末利玛窦来中国，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军事科学在这个国家不受培育和重视”，中国人“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儒生），也不愿做最高等的武官”。“学而优则仕”，于是在学好文才能为官的价值取向中，自然科学、实用技术就被知识分子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甚至“坏人心术”。而西方文化是崇尚“武”与“力”，它是以科学技术的“坚船利炮”和精美的商品来到中国的，两种价值取向和风貌截然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有着天然的隔膜和排它性。所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带来明显高于中国水平的天文、数学、历法等西方的自然科学，只有徐光启等极少数知识分子重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抱之漠然，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者甚寡。日本则不然，开国后，上至幕府下至各藩国都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新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森岛通夫分析的：“中国官僚精通中国古典著作，善于舞文弄墨；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却对武器感兴趣，然而又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注：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中译本），经济日报社1986年版，第14页。）。(3)科举考试的经典教材。囊括四书五经的八股选本泛滥明清五年百，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野和思维境界，在中国面对社会转型的时期，它的直接危害是严重妨碍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探求外部世界的知识，因为西方文化无助于他们应试。就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以后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力也没失效，知识分子仍然无心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同样一本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成为抢手书籍，在中国确无人问津（注：1862年日本维新派青年武士高杉晋作到上海看到中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不禁感慨万千。）。直至清末中国文人对世界知识仍无进长，光绪年间官至大学士的徐桐决不相信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认为“这是法国和英国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注：《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清末的一次科举考试，考官出一道论题《项羽拿破仑论》，考生们均不知拿破仑为何物，于是有答案曰：“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仑而不能拿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而集·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二、经济体系的比较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是该社会政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变革封建土地制度为资本主义土地制度是近代化的根本任务之一，中日两国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同结构，是决定两国社会转型成败的重要因素。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手工业、商业、城市面貌，甚至上层建筑和国家组织形式的某些特点也由此派生出来。土地买卖又是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最根本特点，无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能自由地成为地主。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买卖的记载，“弃其田耘、卖宅圃”（注：《韩非子·外储说》。）。到商鞅变法时就肯定了“除井田，民行买卖”的合法性，秦汉以后土地买卖就成为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土地买卖随之趋于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注：《袁氏世范》三，《治家》。）。这种论述如实反映了当时土地转手的状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土地买卖也更为颇繁和迅速，当时流传这样的说法：“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十年之间，已易数主”（注：《履园丛话》四，转引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9页。），“千年田，八百主”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谚语。
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土地占有多少不再取决于等级身份的高低，而主要取决于经济力量的大小，因而国家就不可能根据政治、法律地位为土地的占有划定有效的法定界限。正因为没有土地占有的等级限制，所以“身无半通青纶之命”的地主，可以“有千室名邑之役”，可以“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注：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这种现时的经济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富为上，贵为次”的观点。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于是商人、手工业者就根据“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注：《史记·货殖列传》。）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只要赚到了钱，首先就是在农村买一片田土，“以货殖务，有田万顷”。就是到了商品经济很发展的晚清时期，这一原则仍然坚持着，清代尚有“末不忘本，风气使然”，上至绅富，下至工贾，“羸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实际上“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利百倍”，为什么人们还要广置田产？据《恒产锁言》记载：“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速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虽有强暴之人，不能竞夺尺寸；虽有万钧之力，亦不能负之以趋。千万顷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即有兵燹离乱，背井去乡，事定归来，室庐蓄聚，一无可问，独此一块土，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芟夷垦辟，仍为殷实之家。呜呼！举天下之物不足较其坚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注：张英：《恒产琐言》。）土地不但是摇钱树，而且是保险箱。这种思想支配下封建社会的治家格言就是“理家之道，力农者安，专商者危”（注：《西园闻见录》34，《开垦》。）。人们选择职业的原则是：“耕读为上，商贾次之，工技又次之。”（注：张又渠：《课子随笔》三，《宗约》。）
由于购买土地有如此好处，所以，封建社会中任何人一经寒熬苦读取得功名，无一例外的第一件事就是广置田产，当然同时也经商，这就形成了统治者集官僚、地主、商人为一身。另外，土地的自由买卖使之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有钱时买，无钱时卖，因此土地总保留在社会上富有的人和有权力的人的手中，反倒加强了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稳定性，从根本上维护着封建制度。同时，土地的自由买卖，把没有任何等级特权的工商业者、高利贷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连成一片，在土地问题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经济利益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与封建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封建制度自然就特别牢固。所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神经是相通的，对任何损害封建经济制度的事情都能产生共同的抵抗性。
日本的封建制度大体与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相同，实行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将军为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拥有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的领地，其余的分封给260多个封建大名，大名的领地不能买卖或转手，实行长子继承制，只要向将军履行各种封建义务，就能够世代领有。这就使得地产占有在家族中非常稳定，基本上没有扩大或缩小的现象，成为一种“硬化了的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与欧洲领主所有制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名跳过武士直接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农民只要按规定完租税、服劳役，土地就可以世袭耕种。而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庞大的武士集团（武士40万加上家属约2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15），竟无方寸土地，也不能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以卖身为代价从大名处换取一定数量的永远也不会有增加的禄米。
武士的身份高与低是“根据石高的多寡，决定各武家的身份和家格”（注：《体系日本史丛书·社会史（二）》，第37页。）。“中级武士每年收入数则在三十五石以下，这就将他们置于和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上了”（注：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9页。）。这份禄米并不高，仅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他们这点少得可怜的禄米，还要进行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制度耗费去颇大部分，同时他们还要过着双重都市生活，又耗去部分。幕府后期大部分武士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比农民还差，这与他们荣耀的政治地位不相称，幕府自己破坏了统治阶级政治力量的平衡，武士作为统治阶级，脱离土地也就脱离了财富的源泉，使得这个阶级极为脆弱。
十八世纪是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社会财富大转手的时代。一方面商人成为财富的所有者，另方面武士成为贫困的拥有者。商人很多最初是靠负责经销各大名的实物、掌管收支出纳、汇兑货币等，利用享有的很多特权从中谋取巨利，日久天长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反过来向大小封建领主举借放贷、通融资金，成为城市中的暴发户，“拥有全社会财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这个史料可能有夸大，但至少可以说明商人的富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名和武士经济力量的削弱，参觐交代大名需要支付大量费用。由于年贡的货币化、生活用品的商品化，造成各藩财政破绽，加贺藩原来是个富藩，但在1682年一年就亏缺7000贯银，只得向京都、大阪富商借贷。水富藩自1701年起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5万石，甚至连武士的俸禄都难以发放。“现今之诸侯，不论大小，无不倾心垂首于町人，依赖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以求续计流世。”（注：田名纲宏：《新日本史研究》史料五十六，第257页。）以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大名、将军在入不敷出时第一个办法就是将危机转嫁给中下级武士，时常挪借、缩减俸禄，甚至裁员“近来诸侯无论大小，均感国用不足，贫困已极。借用家臣俸禄之事，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注：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第29页。）。“大小诸侯，因穷人增多，以至难以维持政务，特别是对于陪臣，须裁减三成或半数，甚至其他人也遭到减薪，真是可怜”（注：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296页。）。有些下级武士贫困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导致“藩士大多恨主如仇”。广大中下级武士为了生存，只得改事他业，从封建阶级中游离出来，成为了其他阶级的一员。日本的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结果起到破坏封建制度的作用。
幕府最高统治者为与这种领主土地占有制配套，进行严格的社会大分工，规定“士农工商”各个等级，安心本职，不得互相从事其他职业，企图从根本上巩固封建制度。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正是这种严格分工，使得社会毫无弹性，从而在根本上破坏和动摇了封建体制。幕末作为统治者的武士，当艺人，从事手工业者有之；当商人，成为批发商行老板者有之；当浪人，变成无业游民者有之；当养子、入赘、卖身份者有之；当医生、教师等自由职业者也有之。武士遍布于所有职业，成为其他劳动阶级的一员，他们对旧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值得留迹的，相反还愿意推翻这个制度。日本土地本不能买卖，但在经济浪潮中得宠的豪商们，仍有不少人从领主处承包开垦荒山荒地，蚕食领主的利益。于是他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需要得到领主的保护，与领主一起共同剥削租地耕种的农民；另方面总想破坏这种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
中日两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不同，对于两国的近代化运动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中国的地主制经济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土地的流动性反倒造成地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它不利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分化，使得改革派的势单力薄，改革难以成功。而日本的领主土地占有制经济结构太僵死，毫无弹性可言，使得统治集团中出现硬性的严重分化，中下级武士成为封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革命者；“新开地”的结果使新兴地主成为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的反对者；同时商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发展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的对抗力量。这三支力量开国后形成一股合力，在武士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明治维新。
三、意识形态体系的比较
众所周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与日本均属儒教文化圈，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思想体系。2000年前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教思想浸透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维持封建社会体制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的根据。应该说儒教学说中有许多直到今天来看都有合理的现代化的因素，就连韦伯都认为，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那为什么中国的儒教体系产生严重排它性，而日本的儒教体系却能产生巨大的兼容性？主要原因如下：
在中国，儒学的主要功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从隋唐乃至清末一千三百年来，一直实行科举考试选官制度，不论门第，不问出身，只要熟读儒教经典，考试合格就能成为官僚，立身出世。通过这个办法巧妙地收买天下英才、笼落文人学者，旨在用儒教经典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官僚是信奉儒教伦理道德并能辅助封建王朝统治的奴才，以此来强化封建统治基础。利用科举制度的合理性诱使万民为博取功名而听从或拥护封建专制，儒教经典重理论轻实际，是一种非运用性的学问，这就把全社会都吸引到空谈的儒教上来。自科举制度创立后，我国历代帝王无不照样采用。这样儒教由科举传了出来，占据意识形态的整个空间，如果限制了儒教范围就限制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限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就限制了国家自己。整个意识形态空间都被儒教占据，新的思想文化没有一点空隙。所以由于科举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延迟和拒绝近代西欧科学文明”（注：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纪要》1987年第14号，第36页。）。
在日本，儒教的功能是一种知识性和伦理性的思想。1862年一批日本青年武士乘“千岁丸”访问上海，两国青年交谈时有个中国青年与一名叫日比野辉宽武士的对话，可以了解两国的儒教功能的差异：中国人问“久慕贵邦尚文，兄所读何书？”日比答“读四书六经，旁阅历史编类。”又问“贵邦取士以文章诗赋否？”答：“我国取士，以实行才略，不以诗文，然能诗文者不乏”（注：日比野辉宽：《没鼻笔语》，第263页，转引自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的官僚制度一直是世袭制和门阀制，早在儒教传入以前武士就已经被训练成能胜任各级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了。十七世纪初德川家统一日本后把儒学作为官学，目的是“欲以诗书之泽，销兵革之气”，主要是用于伦理方面，也仅限于伦理方面，被称为“是一隅之学”。所以，一开始儒学就被限制一个非常狭小的有效范围内，其他范围无效，把剩下的空间让给了其它文化。德川时期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他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艺”（和魂洋才）。他把西洋的理和东洋的理分开来，东洋的理只限于立场、道德方面，西洋的理是世界的理。日常道德的理只能用东洋的理，其他方面的理就是西洋的理。所以西洋思想的传入日本没有意识形态方面障碍。1862年（中国开国22年、日本开国8年）中国能读能教洋文的只有11人，而日本已有500人了（注：井上靖：《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9页。）。
中国背上儒教文化的沉重包袱。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世界，统治和维持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儒教学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基本上居于单向输出的态势，对外是“泽被四海”的。这种思想支配下沉积着消极的一面，抱残守阙，盲目自大。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是文化的本源。以至造成把自己看为“上国”，居世界之中，连朝廷也称为“天朝”。把周边民族称为“夷、狄、羌、蛮、”，近代又把西洋国家称为“夷狄蛮貊”（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强迫中国接受一条条款：“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不过中国人仍不改其宗），对西方先进的科技产品看作是“奇技淫巧”，加以排斥。如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赠送的礼品中有很多当时欧洲最先进科技产品，像望远镜、透光镜、小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等。乾隆皇帝虽对这些产品表示赞赏，但又装模作样，说天朝“无所不有”，“从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7页。）。在这种心态情况下对世界形势和外国的情况毫无所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人汪仲洋曾用“鹰嘴猫脸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注：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第191页。）的诗句描写英军，在汪仲洋的心目中，英国人用布裹缠着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不能奔跑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畏怕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也认为英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78页。）。鸦片战争进行了两年，道光皇帝还要人向英军俘虏提问“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第1776页。）。连文人墨客、高级官员乃至皇帝尚且作出如此荒诞的结论，一般民众就可想而知。
这种盲目自大构成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负面特征，正是这样一种负面特征支配着上至天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的思想和活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民族沦亡的危机迫使国人不得不重新认识那些“蛮夷小邦”。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有识之士正视现实，主张向西方学习，积极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然而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类人物廖若晨星倍受摧残和打击。六十年代在官方所允许的洋务运动中，洋务论者为减少阻力往往要牵强附会的解释：现在的“西学”其源头就在古代的中国，西洋的机器和技术原理早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就有发明，因此引进西洋的机器绝不是中华的耻辱（注：小野川秀英：《清末政治思想的研究》增订本，第1969页。）。七十年代慈禧太后还要用钱把洋人修的铁路买回来进行拆毁。九十年代好容易有了一次富国强兵的戊戌变法，也因慈禧太后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就请而易举地镇压下去。直到中国成了货真价实的半殖民地后还自欺欺人地说“西洋人来中国是敬慕中国文化，一直固守陈见，不想认知西洋的近代化”（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教学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共同的思想准则，在具有特殊凝结力的统治阶层里难以产生能与此相对抗的革新思维和革新势力。
日本则不同，本身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地处东亚一隅，长期与世隔绝，在文化上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态势，使其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从来都乐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养成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习惯，“抑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所谓君子豹变者……”（注：永家三郎：《外来文化摄取史论》，青史社1974年版，第354页。）。在古代，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思想，引进中国的文物制度，以中国为榜样、为目标，走汉化道路。日本的儒教思想体系具有开放性的一面，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没有心理障碍。“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外国文化，不是看作异端，也没有排斥和偏见，而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并积极的进行全力移植和吸收。”（注：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飞跃发展的根本原因》，第286页。）日本的民族文化，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勇于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主要特点。
从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种子岛开始，日本人的好学之风就反映出来。据说当时葡人中有会制造鸟铳的，岛民金兵卫尉清定奉命向其学习，他提心葡人不肯认真传授技术，不惜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献与葡人技师，终于学得制作技术，而后传遍日本全岛。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幕府下令洋书解禁后的百余年间，体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兰学在日本进展迅速。兰学从医学开始，继而发展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光翻译西学著作就达500多部。开国前日本的兰学私塾已经比比皆是，兰学者也已经遍布日本各藩国，开国后西化运动在日本朝野已经广泛接受。武安隆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日本横须贺的久里滨伯理公园在当年美国黑船来航登陆的地方，巍然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陈设着种种有关纪念品和文书、出版物。在我们看来，伯理当年以坚船快炮为手段，强制日本开国，其实质是地道的殖民主义行为，而日本人却不作如此观，有些人甚至把其看作“恩人”，认为日本民族能有今天，和此人1853年的来访不无关联。福泽渝吉就曾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所说的：“对于引进欧洲近代文化，中国人比日本人方便得多：但他们对此却不关心。日本的条件比中国恶劣，但却热心从事，故在近代化事业上比中国捷足先登。”（注：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如前所说，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但由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的不同，中国没能使儒教文化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活用，而只是固守僵化；日本却充分利用儒教文化促进近代国家的建设，与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时不像中国那样简单地使两者对立或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而是尽力避免两者冲突并使之融合活用。中国的儒教文化对其他文明具有强烈的排它作用，所以社会的变革要比日本困难得多。即使进行近代化也如日本学者所评论的：“中国的近代化如现代中国也能明确看到的那样，一面拒绝西欧化，一面边走边找独自的近代化路程。”（注：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与现代》，日本研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