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树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9年01期第32～39页
【作者简介】彭树智(1931-)，男，博士生导师，教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
《阿拉伯国家简史》出版于1991年，迄今已经七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祝闽影编审建议再版事宜。这也是我的宿愿。但限于时间，目前只能略加修改订正，名之曰“修订版”。增订将俟以后日。在此次修订工作过程中，有些问题要加以说明，因作修订本序言，以飨读者。
一
《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本通史性的著作。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部“综合性的地区国家通史”。这就是对这本“通史性”著作的界定。
通史性著作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对历史学尤其如此。中国史学史和世界史学史告诉我们，通史性著作总是史学建设的龙头。历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往往就是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的出现。这是因为：从更整体、更综合和更广泛的角度看，通史的研究与编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水平，反映了该学科达到的学术高度。
对中东史这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同样如此。我从事中东史学科建设始于1986年。在此前还只是为它准备基础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西北大学历史系南亚中东研究室和中东研究所为“世界地区、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后，我才把中东史学科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当时我同时开始的工作还有：综合性中级读本《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中东断代史的著作《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国别史的著作《阿富汗史》和专题性的著作《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但是，随着博士授权点的确定，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我对上述工作重新排队：或作为外围研究、或作为先行研究、或作为后续研究，而分别加以安排。中东史的通史编著和研究被列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时，我的总思路是把中东地区国家史分为两项要先后进行的任务：阿拉伯史和非阿拉伯国家史，而把重点和入手处放在阿拉伯国家史上。我想先编著一本简要的《阿拉伯国家简史》。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地区和国家是中东地区和国家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读者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所在。我觉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应当是一个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我的这个构思得到了我昔日在北京大学的同窗、当时在国家教委负责大学历史教材工作的田珏先生的支持。他正在组织国家教委的“大学历史丛书”工作。于是《阿拉伯简史》被列入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一良先生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之中。
《阿拉伯国家简史》的成书，前期准备和后期写作共用去了五年多时间。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全所同志在写作过程中表现的协作精神实堪赞叹。一书之用，终靠读者，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高年级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发出的“雪中送炭”呼声，使全体编著者感到欣慰。一些学者同行们对本书简明扼要、涵盖面广、系统性强、体例结有特色，特别是对本书贯通古代到当代的“通史性”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西亚非洲》杂志，在1992年刊载长文，对本书详加评价，给予好评。1993年本书被华东地区评为优秀社会科学图书奖。不少书文和刊物，也曾多次引证本书的观点。在1994年，本书还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所有这些，都在激励着本书的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工作。
二
《阿拉伯国家简史》不是一个国家的通史性著作，而是阿拉伯地区和这个地区内众多国家的通史性的著作。这是这本通史的特点。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用了“综合性”来概括这本贯通古今的地区国家史的总特征。这里所说有“综合性”的涵盖面既有时间的、又有空间的综合，也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模式的综合。很显然，这种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复杂内容的综合，在一本40万字的著作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详而言之的，而只能是简要的概述的通史。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简史》书名即由此而来。此次修订版，仍保持它的《简史》书名，以表现它“综合性”的简要概述风格。
其实，“综合性”是通史研究的共同点，阿拉伯地区国家通史也不例外。阿拉伯地区国别史作为通史的一个类型，它首先要涉及三种关系的处理。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地区国家史是一门具有鲜明现实政治性的学问，即使在论述地区的历史文化事实的时候，也经常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这既是理论与史例的关系，又是亚非特色的问题。我国学者有必要在大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既吸取欧美研究成果、又符合亚非实际的地区国家的综合性理论。
综合性理论的形成，有赖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工而又合作地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但却是必要的任务。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总之，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是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的主要途径。
这种从综合性研究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由于它是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了大课题研究，对许多重大历史个案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知道，欧美学者早就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世界各个地区，并把这种研究称为地区研究。然而现存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门学科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包括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在地区研究中，阿拉伯地区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语在21世纪可能取代法语而成为国际信息网络上的第五大世界语言。如果这成为现实，阿拉伯语族群将超越中东地区，而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可注意之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三个大层次的内外联系。首先对世界整体而言，全球性是宏观，中东是中观，阿拉伯是微观。其次，对中东而论，中东是宏观，阿拉伯是中观，阿拉伯的半岛区、新月区、马格里布区、埃及苏丹区则是微观。最后，对阿拉伯而言，阿拉伯地区却成为宏观，阿拉伯的分支区变为中观，阿拉伯诸国则是微观了。研究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便是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有联系有区别地研究这三大层次，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
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园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传统的阿拉伯史学，是把伊斯兰教作为理解阿拉伯地区历史发展的基础，把《古兰经》、沙里亚和教规，视为统一的因素。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则把研究的重点由宗教单位转向政治单位。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地区性统一，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追求目标。但进一步发展下来，尤其是经过海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早有分裂经历的阿拉伯的统一体理想破灭之后，阿拉伯社会的天平上，国家的利益和宗教的复兴明显地处于上升地位。这种变化是阿拉伯地区研究上值得注意的趋向。
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所以，结构的要素是指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独特结构。而阿拉伯地区结构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内部错综复杂矛盾使这种社会处于转变之中。不了解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就无法弄清发展的脉络。因此，综合理解阿拉伯地区，就不可缺少历史研究。同时古代的文化经济交往和近现代的大国争夺，成为不可忽视的外在联系，而且阿拉伯地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这样，结构、历史和比较，就成为综合研究必备的三要素了。
总之，三大层次、三个同心园和三个综合性要素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当然，它并不能包含一切。这里只是指主要方面而言。
三
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曾经说：本书“力图说明当今密切联系的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演进过程，力图说明阿拉伯民族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彼此联系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阿拉伯世界。”我还强调了阿拉伯地区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联系与交流”。
这里所讲的“联系”与“交流”，其实就是指历史的文明交往。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在《文明论概述》中有一段颇有启发性的话：“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在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就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阔。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交往活动是人类基于生产实践活动而伴随的另一种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和交往这两种物质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两种实践活动才产生和形成了文明，首先是国家。福泽谕吉所论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其核心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包括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也包括人群之间、集团之间，当然还有地区之间。从古至今，交往从来不是在一帆风顺、平平和和中进行的，这中间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交织着融会和综合，还充满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但交往总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因为交往是人的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书中注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注意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交往的历史。
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问题在于从理论层面思考不够，因此叙述总是各方面交流的白描或考证。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从历史哲学角度分析了交往的作用，肯定了交往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现在，人们经常说，人的本质是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性质。但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中间，还有一个间接环节，这就是社会交往。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人的本质只能从作为自己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结果——社会关系总和的性质中，才能得到间接测定。这个总和的公式是：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人的本质。交往的个人和社会形式的两重性，规定了人的本质——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交往从哲学上讲，是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之间的媒介；从历史上讲，它又是人类进程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
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又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是经常与欺凌与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性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还应列入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无止境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式与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
历史交往的特点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既有文明冲突，也有文明融合，还有文明共处。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与更替，始终受着多样性的统一的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就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还有，对世界文明的规律性认识程度，是更重要的自觉性表现。例如，文明发展不平衡论，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对世界文明兴衰史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进与落后的互变的规律性，特别是对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交替超越性的认识和掌握程度，成为交往中的自觉性水平的根本标志。
历史交往的互动沟通，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中，经过人类的加工和社会改造形成了各种物质精神、制度文明或文化。这些文明之间沟通的主渠道是由浅入深的理解。无论是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抑或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还是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都是理解因素的增强。理解使人类的交往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在活动范围上从民族走向世界，从地区走向全球；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赋予人类社会以创造性。交往追求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合谐，是自尊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是对自己和异己文明的理解。因此“理解”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关键词。
总之，世界文明交往论是本书用以说明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及其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思路。当然，上述几点只是一个极扼要的说明。
四
从上述思路出发，《阿拉伯国家简史》已经努力从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叙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文化交往作为人类独有的深层次交往实践活动，是历史交往中的精神文明交往部分。对它作全面的叙述是完全必要的。正像我国有关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著作所作的那样，本书也是这样写的。现在回头看来，一个较大的缺憾是没有提到经济思想及其西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理论与实践观，体现在经济活动的那种对效用和实利的权衡，在深层上制约着社会生活。阿拉伯民族十分重视商业，在《古兰经》和被誉为“大食商”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延伸线上，存在着更具经济头脑的理性。因此，在这篇序言中，简略述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作为补充本书这方面的不足。
中世纪阿拉伯的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属于神学和哲学体系的。当时的条件就是用伊斯兰教伦理观来规范一切活动，当然包括经济活动在内，其终极目的都是被看做神的拯救行为。因此我们在被认为在教律学方面有贡献的阿拉伯学者中，可以发现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
1.阿布·优素福（731～789年）。他是伊斯兰教哈奈教律创始人阿布·哈尼（699～767年）的大弟子。他的著作《赋税论》中不仅保存着老师的主要教律派观点，而且经济思想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主要论述了统治者的经济责任，而把重点放在农业和税制上。首先，他主张农业税应有一部分是实物（农产品），因为这比课以固定的土地税更公平、而且更有力地鼓励和促进耕地面积比例的扩大，从而进一步促使农业增产。其次，他确立了同税制有关的若干原则，特别是税制法规，这个法规成为以后几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课题。再次，他还探讨了有关纳税人的支付能力、给予纳税人的优惠条件以及税务管理等具体问题。复次，他注重道路、桥梁、水渠等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需基本设施建设。最后，他认为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市场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家应当干预调节市场，但在防止私人垄断、囤积居奇等方面的同时，行政当局不能确定市场价格。
2.艾哈默德·伊本·罕伯里（780～855年）。他是伊斯兰教逊尼教律学派第四大派的创始人。他固然严守《古兰经》和《圣训》，但在《圣训集》和《服从使者》等著作中，强调了最大限度的贸易和实业自由；主张用法规和合同把它固定下来。他对“经济福利”(maslah)背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应付经济波动的措施，都有详细的研究。
3.阿布·穆罕默德·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他作为“表义派”教律学派在北非的大法学家，对伊斯兰教法律有独特的见解。在经济思想上，他主张耕者有其田，耕者有权将地免费转让给他人，反对将农业用地固定化。同时，他主张通过分配以保证社会经济公平，从而解决贫困问题。
4.阿布·哈米德·加扎利（1058～1111年）。他被认为是“穆罕默德之后最伟大的穆斯林”。他是13世纪欧洲经院学派出现之前，广泛研讨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代表作《宗教科学的复兴》中，论述了自愿的贸易交换、生产阶段、贫困与收入的分配、劳动分工、城市之间的贸易、国家财政、高利贷、易货贸易与货币、商业关系的伦理学和君主意愿同经济管理原则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提出的伪币与贷币的退化原则，要早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研究证明，把“格雷欣法则”某些原理的起源，归功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是不确切的。他还论证了商业关系的伦理原则及其他问题。
还可以举出一些阿拉伯学者的经济思想，如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伊本·赫勒敦（1332～1404年）等。甚至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2年）的《道里邦国志》及其附录的古达玛（约873～939年）的《税册》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例如《税册》指出：统治者如果“敬畏真主，并具有知识、公正、廉洁的品质，以使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和妥当安排，财富的增加肯定是会惊人的。”
从历史交往的角度观察，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因为这个地区被阿拉伯帝国统治了几个世纪。这个被称为安达卢西亚的地区，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向西方的桥梁。具体的传播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两次大规模和持续性漫长的翻译浪潮；以传播和创造知识角色而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大学；十字军东侵的暴力交往；口头和书面传播等等。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史上长期争论的“皮雷诺观点”就是建立在阿拉伯经济思想的传播空间上。这个观点认为，欧洲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是“从一个缺乏能力性的时期转向一个研究和重新解释的时期”。这个论点的首倡者、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年）明确指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
交往在文化思想方面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传播。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它对欧洲经院派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该学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2年）在巴黎大学时期正值阿拉伯文化浪潮在基督教文化中引起强烈反响时期。1210,1215,1231和1245年，教会当局都企图封锁这种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巴黎大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客观地对待这种文明冲突，他从他的导师大阿尔伯特（1206～1280年）和同时代人雷蒙德·马丁（死于1245年）那里，学习了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加扎利的思想。他还通过神甫巴尔·黑布拉欧斯（“法拉杰”）和犹太人蒙尼德（伊本·迈蒙）那里读到了加扎利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加扎利的《宗教科学的复兴》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的许多论点和方法论上，后者和前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阿拉伯经济思想对欧洲经院学派的影响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有其重要位置。这从经济史上一桩争论的公案上可以得到证实。同凯恩斯齐名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有一个颇具影响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上披露后，既有拥护者，又有反对者。“大空白”时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漫长时期，自然包括了世界各国，其中就有阿拉伯世界在内。经济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在阿拉伯世界，经济思想并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大空白”。可能，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并不是“大空白”。这当然有待于研究。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也启示性的。这就是我在序言中特别要用一定篇幅来说明的原因所在。
五
《阿拉伯国家简史》在谈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由于是简史，所以一般都是简略的。对于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历史交往，在阿拉伯帝国部分、特别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部分，有较多的论述。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几乎没有提到。这对于一本由中国人写的《阿拉伯国家简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次修订，限于时间，不能弥补。只有在作好资料和理论准备之后，再版时分别用专章加以论述。到那时，由于内容的增加，《阿拉伯国家简史》的篇幅也将增加，也许“简”字也不适合，而改为《阿拉伯国家史》了。
实际上，关于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我国学者陆陆续续的研究成果，屡有所见。举论文而言，有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第10期），有阎文儒的《从考古发现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资料》1955年第9期），有马坚的《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人民日报》1958年8月51日），有纳忠的《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有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等等。至于近十几年的论著更为丰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些论著为我们撰写有关阿拉伯与中国的交往，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许多外国学者的论著，也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叙利亚学者卡米勒尔·雅德在1958年第1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文中认为公元前220的秦始皇时期中国已与阿拉伯有商业交往，中国船只在前伊斯兰时期已到达幼发拉底河流域。无论同意与否，这个由阿拉伯学者提出的论点，都是有启发性的。
历史交往中的冲突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有唐一代，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到798年（贞元十四年），来华的阿拉伯使者有37次，商贸交往亦为频繁。但不能回避冲突，甚至军事冲突。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国力极盛时，唯一能与其抗衡的是大唐帝国。两国在西域地区的较量，多次反复，赖有诸多“蕃将”而阿拉伯帝国始终未能进入唐帝国在西域统治中心的安西、北庭等地。即使如此，在恒逻斯（今江布尔）还是发生了唐西域戍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直接的军事冲突。751年（天宝十年）的恒逻斯之战的意义从文明交往方面讲，超越了军事胜败的话题，在唐军工匠传播技术上赋予了深远意义。例如，造纸技术的西传中亚，而后到意大利、英国、荷兰、莫斯科、挪威诸地，推进了欧洲文明。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交往形式，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往往表现在过程与后果的潜层次上。只是因为战争作为政治交往的继续，文明交往常常被刀光剑影、硝烟炮火这一主要方面掩盖而为人们所忽略。
战争中争夺技术人员以备急用或后用的事，是不少的。但把这件事同文明交往联系起来考虑，却不多见。“恒逻斯之战”在这篇序言中之所以要特别提起，是因为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文明交往包括许多链条。文明冲突、文明融合、文明自觉都是文明交往的不同链条，它们的位置是交织的。战争对于科技的传播即为一例。
王国维早年曾写有20首有关中外文明交往的《咏史诗》。在第12首中，他悲叹东汉和帝时甘英出使大秦受阻事的诗是：
西域纵横尽百战，张班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向往着东西方早日沟通而寄寓于汉代的怀古复杂心态，油然动荡于王国维的笔下，而诸多战争交往是他们的开篇之笔。在第17首中，他把笔锋转向和平的文明交往：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祠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盛时。
王国维这两首咏吟汉唐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史诗，表现了他对世界文明交往的开放胸怀。后一首诗首句即提到9世纪大食商船驶入南海的海上交往。这就把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摆放在首要位置。这在历史上也符合实际。因为唐代中期，吐蕃进占西北，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陆路交往受阻，海路交通由此更加兴盛。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融，尽收王国维的诗中。在古代，陆上和海上两条沟通中国和阿拉伯交通的大动脉，沟通了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和重要经济区域。这说明了交往的开展有赖于在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和陆海路交通的发展，而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往上，实为地理大发现的海路大通的先河。丝绸之路和世界新航路，都是沟通世界文明之路。这两条陆路和海路大动脉发展的动力和总路线，正是历史的文明交往。
六
最近，纳忠和郭应德两先生的《阿拉伯通史》（上卷）和《阿拉伯史纲》（610-1945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经济日报社出版社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也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像我们中国作为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东方大国，同时并存的三种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史书，并不算多，各有特色的阿拉伯史书的出版，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国阿拉伯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我国读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注。
我们治阿拉伯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学界之林。这就是我在修订版序言中的结束语。
1998年7月1日于悠得斋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1999年01期第32～39页
【作者简介】彭树智(1931-)，男，博士生导师，教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
一
《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本通史性的著作。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简史》是一部“综合性的地区国家通史”。这就是对这本“通史性”著作的界定。
通史性著作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对历史学尤其如此。中国史学史和世界史学史告诉我们，通史性著作总是史学建设的龙头。历史学及其各分支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往往就是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的出现。这是因为：从更整体、更综合和更广泛的角度看，通史的研究与编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研究的水平，反映了该学科达到的学术高度。
对中东史这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同样如此。我从事中东史学科建设始于1986年。在此前还只是为它准备基础的工作。1986年，国务院确定西北大学历史系南亚中东研究室和中东研究所为“世界地区、国别史（南亚中东史）”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后，我才把中东史学科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当时我同时开始的工作还有：综合性中级读本《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中东断代史的著作《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国别史的著作《阿富汗史》和专题性的著作《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但是，随着博士授权点的确定，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我对上述工作重新排队：或作为外围研究、或作为先行研究、或作为后续研究，而分别加以安排。中东史的通史编著和研究被列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时，我的总思路是把中东地区国家史分为两项要先后进行的任务：阿拉伯史和非阿拉伯国家史，而把重点和入手处放在阿拉伯国家史上。我想先编著一本简要的《阿拉伯国家简史》。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地区和国家是中东地区和国家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读者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所在。我觉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应当是一个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在治学上应该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现实和未来，用更多的历史感和科学理性观照现实和未来。我的这个构思得到了我昔日在北京大学的同窗、当时在国家教委负责大学历史教材工作的田珏先生的支持。他正在组织国家教委的“大学历史丛书”工作。于是《阿拉伯简史》被列入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一良先生总编的“大学历史丛书”之中。
《阿拉伯国家简史》的成书，前期准备和后期写作共用去了五年多时间。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全所同志在写作过程中表现的协作精神实堪赞叹。一书之用，终靠读者，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研究人员以及研究生、高年级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发出的“雪中送炭”呼声，使全体编著者感到欣慰。一些学者同行们对本书简明扼要、涵盖面广、系统性强、体例结有特色，特别是对本书贯通古代到当代的“通史性”特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西亚非洲》杂志，在1992年刊载长文，对本书详加评价，给予好评。1993年本书被华东地区评为优秀社会科学图书奖。不少书文和刊物，也曾多次引证本书的观点。在1994年，本书还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所有这些，都在激励着本书的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工作。
二
《阿拉伯国家简史》不是一个国家的通史性著作，而是阿拉伯地区和这个地区内众多国家的通史性的著作。这是这本通史的特点。
我在1991年初版序言中用了“综合性”来概括这本贯通古今的地区国家史的总特征。这里所说有“综合性”的涵盖面既有时间的、又有空间的综合，也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模式的综合。很显然，这种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复杂内容的综合，在一本40万字的著作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详而言之的，而只能是简要的概述的通史。阿拉伯地区国家的《简史》书名即由此而来。此次修订版，仍保持它的《简史》书名，以表现它“综合性”的简要概述风格。
其实，“综合性”是通史研究的共同点，阿拉伯地区国家通史也不例外。阿拉伯地区国别史作为通史的一个类型，它首先要涉及三种关系的处理。第一，国别、地区和世界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别与整体分工与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三个研究领域。第二，地区国家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地区国家史是一门具有鲜明现实政治性的学问，即使在论述地区的历史文化事实的时候，也经常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大课题研究与综合性理论的关系，这既是理论与史例的关系，又是亚非特色的问题。我国学者有必要在大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既吸取欧美研究成果、又符合亚非实际的地区国家的综合性理论。
综合性理论的形成，有赖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研究。多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工而又合作地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但却是必要的任务。对阿拉伯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思想、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需要综合；在综合中又需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理论与方法的分析。总之，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是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的主要途径。
这种从综合性研究抽象出综合性理论，由于它是对阿拉伯地区国家进行了大课题研究，对许多重大历史个案进行了具体分析，因而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知道，欧美学者早就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世界各个地区，并把这种研究称为地区研究。然而现存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门学科基本上是根据欧美各国的发展经验构筑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非欧美社会，包括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在地区研究中，阿拉伯地区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语在21世纪可能取代法语而成为国际信息网络上的第五大世界语言。如果这成为现实，阿拉伯语族群将超越中东地区，而具有更广泛的世界性意义。
综合性研究的重要之处，在于唯物而辩证地掌握一与多、分与合、纵与横之间的内外联系，在于从具体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具体的视角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具体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可注意之点：
第一，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研究阿拉伯地区的三个大层次的内外联系。首先对世界整体而言，全球性是宏观，中东是中观，阿拉伯是微观。其次，对中东而论，中东是宏观，阿拉伯是中观，阿拉伯的半岛区、新月区、马格里布区、埃及苏丹区则是微观。最后，对阿拉伯而言，阿拉伯地区却成为宏观，阿拉伯的分支区变为中观，阿拉伯诸国则是微观了。研究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便是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有联系有区别地研究这三大层次，即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
第二，用伊斯兰教、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这三个大、中、小同心园的演变来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线索。传统的阿拉伯史学，是把伊斯兰教作为理解阿拉伯地区历史发展的基础，把《古兰经》、沙里亚和教规，视为统一的因素。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则把研究的重点由宗教单位转向政治单位。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地区性统一，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追求目标。但进一步发展下来，尤其是经过海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早有分裂经历的阿拉伯的统一体理想破灭之后，阿拉伯社会的天平上，国家的利益和宗教的复兴明显地处于上升地位。这种变化是阿拉伯地区研究上值得注意的趋向。
第三，综合地理解阿拉伯地区，至少需要理解三个综合性的要素——结构、历史、比较。着重从内部来认识阿拉伯社会和历史，这是当前阿拉伯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对殖民主义问题，只有从阿拉伯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探究中，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所以，结构的要素是指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独特结构。而阿拉伯地区结构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内部错综复杂矛盾使这种社会处于转变之中。不了解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就无法弄清发展的脉络。因此，综合理解阿拉伯地区，就不可缺少历史研究。同时古代的文化经济交往和近现代的大国争夺，成为不可忽视的外在联系，而且阿拉伯地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又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这样，结构、历史和比较，就成为综合研究必备的三要素了。
总之，三大层次、三个同心园和三个综合性要素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当然，它并不能包含一切。这里只是指主要方面而言。
三
贯穿本书的一条理论线索是文明交往论。
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曾经说：本书“力图说明当今密切联系的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演进过程，力图说明阿拉伯民族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逐渐发展为彼此联系的、综合的和整体的阿拉伯世界。”我还强调了阿拉伯地区与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联系与交流”。
这里所讲的“联系”与“交流”，其实就是指历史的文明交往。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年）在《文明论概述》中有一段颇有启发性的话：“交往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只有在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往越广，法律也就越完备，从而感情越和睦，见闻就越广阔。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
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交往活动是人类基于生产实践活动而伴随的另一种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和交往这两种物质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两种实践活动才产生和形成了文明，首先是国家。福泽谕吉所论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其核心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包括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也包括人群之间、集团之间，当然还有地区之间。从古至今，交往从来不是在一帆风顺、平平和和中进行的，这中间充满着冲突和斗争，也交织着融会和综合，还充满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换和提高。但交往总是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因为交往是人的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本书中注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注意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交往的历史。
过去研究人类文明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问题在于从理论层面思考不够，因此叙述总是各方面交流的白描或考证。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从历史哲学角度分析了交往的作用，肯定了交往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现在，人们经常说，人的本质是取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性质。但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的中间，还有一个间接环节，这就是社会交往。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人的本质只能从作为自己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的结果——社会关系总和的性质中，才能得到间接测定。这个总和的公式是：社会关系——社会交往——人的本质。交往的个人和社会形式的两重性，规定了人的本质——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交往从哲学上讲，是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之间的媒介；从历史上讲，它又是人类进程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的前提。
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交往的驱动力是利益因素；各种利益因素推动着人们进行着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社会交往的总类型是日常交往和非日常交往；社会交往的形式又分为暴力的和和平的形式；社会交往的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交往的理想是追求平等与合作，但面临的现实是经常与欺凌与压迫相伴随；而其内涵为文明的交往，总的趋势表现为社会的进步。因而，交往是历史性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自然还应列入社会学、文化学与民族学范畴之中。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是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无止境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形式与发展，都是交往范畴的具体说明。
历史交往的特点在于它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既有文明冲突，也有文明融合，还有文明共处。人类社会的历史交往，人类文明的兴衰存亡与更替，始终受着多样性的统一的规律的制约。只有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的文明，才能长存不衰，才能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明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民族性位置。在历史交往中保持开放状态，这就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此外，在历史交往中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知之明”，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要有“知人之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复旧或他化，才能对文明转型有自主能力，才能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动。这也是一种文明自觉的表现。还有，对世界文明的规律性认识程度，是更重要的自觉性表现。例如，文明发展不平衡论，在静态上表现为现实文明的差距，在动态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的变动性与暂时性。对世界文明兴衰史和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进与落后的互变的规律性，特别是对文明发展不平衡的交替超越性的认识和掌握程度，成为交往中的自觉性水平的根本标志。
历史交往的互动沟通，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互动沟通的双向或多向交往中，经过人类的加工和社会改造形成了各种物质精神、制度文明或文化。这些文明之间沟通的主渠道是由浅入深的理解。无论是在古代文明的原始交往，抑或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交往，还是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交往，都是理解因素的增强。理解使人类的交往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不发达走向发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从自发走向自觉；在活动范围上从民族走向世界，从地区走向全球；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赋予人类社会以创造性。交往追求的是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合谐，是自尊和对其他文明的尊重，是对自己和异己文明的理解。因此“理解”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关键词。
总之，世界文明交往论是本书用以说明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及其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思路。当然，上述几点只是一个极扼要的说明。
四
从上述思路出发，《阿拉伯国家简史》已经努力从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叙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文化交往作为人类独有的深层次交往实践活动，是历史交往中的精神文明交往部分。对它作全面的叙述是完全必要的。正像我国有关阿拉伯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著作所作的那样，本书也是这样写的。现在回头看来，一个较大的缺憾是没有提到经济思想及其西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理论与实践观，体现在经济活动的那种对效用和实利的权衡，在深层上制约着社会生活。阿拉伯民族十分重视商业，在《古兰经》和被誉为“大食商”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延伸线上，存在着更具经济头脑的理性。因此，在这篇序言中，简略述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作为补充本书这方面的不足。
中世纪阿拉伯的经济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属于神学和哲学体系的。当时的条件就是用伊斯兰教伦理观来规范一切活动，当然包括经济活动在内，其终极目的都是被看做神的拯救行为。因此我们在被认为在教律学方面有贡献的阿拉伯学者中，可以发现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
1.阿布·优素福（731～789年）。他是伊斯兰教哈奈教律创始人阿布·哈尼（699～767年）的大弟子。他的著作《赋税论》中不仅保存着老师的主要教律派观点，而且经济思想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主要论述了统治者的经济责任，而把重点放在农业和税制上。首先，他主张农业税应有一部分是实物（农产品），因为这比课以固定的土地税更公平、而且更有力地鼓励和促进耕地面积比例的扩大，从而进一步促使农业增产。其次，他确立了同税制有关的若干原则，特别是税制法规，这个法规成为以后几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的课题。再次，他还探讨了有关纳税人的支付能力、给予纳税人的优惠条件以及税务管理等具体问题。复次，他注重道路、桥梁、水渠等社会经济建设所必需基本设施建设。最后，他认为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市场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国家应当干预调节市场，但在防止私人垄断、囤积居奇等方面的同时，行政当局不能确定市场价格。
2.艾哈默德·伊本·罕伯里（780～855年）。他是伊斯兰教逊尼教律学派第四大派的创始人。他固然严守《古兰经》和《圣训》，但在《圣训集》和《服从使者》等著作中，强调了最大限度的贸易和实业自由；主张用法规和合同把它固定下来。他对“经济福利”(maslah)背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应付经济波动的措施，都有详细的研究。
3.阿布·穆罕默德·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他作为“表义派”教律学派在北非的大法学家，对伊斯兰教法律有独特的见解。在经济思想上，他主张耕者有其田，耕者有权将地免费转让给他人，反对将农业用地固定化。同时，他主张通过分配以保证社会经济公平，从而解决贫困问题。
4.阿布·哈米德·加扎利（1058～1111年）。他被认为是“穆罕默德之后最伟大的穆斯林”。他是13世纪欧洲经院学派出现之前，广泛研讨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代表作《宗教科学的复兴》中，论述了自愿的贸易交换、生产阶段、贫困与收入的分配、劳动分工、城市之间的贸易、国家财政、高利贷、易货贸易与货币、商业关系的伦理学和君主意愿同经济管理原则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提出的伪币与贷币的退化原则，要早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研究证明，把“格雷欣法则”某些原理的起源，归功于奥雷姆的尼古拉斯是不确切的。他还论证了商业关系的伦理原则及其他问题。
还可以举出一些阿拉伯学者的经济思想，如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伊本·赫勒敦（1332～1404年）等。甚至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2年）的《道里邦国志》及其附录的古达玛（约873～939年）的《税册》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经济思想。例如《税册》指出：统治者如果“敬畏真主，并具有知识、公正、廉洁的品质，以使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和妥当安排，财富的增加肯定是会惊人的。”
从历史交往的角度观察，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因为这个地区被阿拉伯帝国统治了几个世纪。这个被称为安达卢西亚的地区，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向西方的桥梁。具体的传播渠道是：商旅、教旅、政旅的传播；两次大规模和持续性漫长的翻译浪潮；以传播和创造知识角色而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大学；十字军东侵的暴力交往；口头和书面传播等等。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史上长期争论的“皮雷诺观点”就是建立在阿拉伯经济思想的传播空间上。这个观点认为，欧洲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是“从一个缺乏能力性的时期转向一个研究和重新解释的时期”。这个论点的首倡者、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皮雷诺（1862～1935年）明确指出，古代欧洲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主要是由于欧洲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接触而引起的。
交往在文化思想方面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传播。阿拉伯经济思想西传的典型表现，是它对欧洲经院派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该学派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2年）在巴黎大学时期正值阿拉伯文化浪潮在基督教文化中引起强烈反响时期。1210,1215,1231和1245年，教会当局都企图封锁这种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冲击。在巴黎大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客观地对待这种文明冲突，他从他的导师大阿尔伯特（1206～1280年）和同时代人雷蒙德·马丁（死于1245年）那里，学习了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加扎利的思想。他还通过神甫巴尔·黑布拉欧斯（“法拉杰”）和犹太人蒙尼德（伊本·迈蒙）那里读到了加扎利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加扎利的《宗教科学的复兴》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的许多论点和方法论上，后者和前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阿拉伯经济思想对欧洲经院学派的影响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阿拉伯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有其重要位置。这从经济史上一桩争论的公案上可以得到证实。同凯恩斯齐名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有一个颇具影响的论点：经济分析只是从希腊人开始，此后，直到欧洲经院学派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上才有经济思想的重现，这中间没有经济思想。这个被称为“中世纪经济思想大空白”的论点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上披露后，既有拥护者，又有反对者。“大空白”时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漫长时期，自然包括了世界各国，其中就有阿拉伯世界在内。经济研究，阿拉伯经济思想终于被寻觅出来，至少在阿拉伯世界，经济思想并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大空白”。可能，中国在这个时期也并不是“大空白”。这当然有待于研究。因此这个补充不只是阿拉伯国家史、而且对世界经济史也是也启示性的。这就是我在序言中特别要用一定篇幅来说明的原因所在。
五
《阿拉伯国家简史》在谈到阿拉伯地区和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由于是简史，所以一般都是简略的。对于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历史交往，在阿拉伯帝国部分、特别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部分，有较多的论述。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和国家同中国的交往几乎没有提到。这对于一本由中国人写的《阿拉伯国家简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次修订，限于时间，不能弥补。只有在作好资料和理论准备之后，再版时分别用专章加以论述。到那时，由于内容的增加，《阿拉伯国家简史》的篇幅也将增加，也许“简”字也不适合，而改为《阿拉伯国家史》了。
实际上，关于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我国学者陆陆续续的研究成果，屡有所见。举论文而言，有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第10期），有阎文儒的《从考古发现看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文物参资料》1955年第9期），有马坚的《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人民日报》1958年8月51日），有纳忠的《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有沈福伟的《中国和阿曼历史上的友好往来》（《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等等。至于近十几年的论著更为丰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些论著为我们撰写有关阿拉伯与中国的交往，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许多外国学者的论著，也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叙利亚学者卡米勒尔·雅德在1958年第11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文中认为公元前220的秦始皇时期中国已与阿拉伯有商业交往，中国船只在前伊斯兰时期已到达幼发拉底河流域。无论同意与否，这个由阿拉伯学者提出的论点，都是有启发性的。
历史交往中的冲突是难免的。要是超越冲突看文明之间的交往，就会步入一个历史交往的新境界。有唐一代，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到798年（贞元十四年），来华的阿拉伯使者有37次，商贸交往亦为频繁。但不能回避冲突，甚至军事冲突。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国力极盛时，唯一能与其抗衡的是大唐帝国。两国在西域地区的较量，多次反复，赖有诸多“蕃将”而阿拉伯帝国始终未能进入唐帝国在西域统治中心的安西、北庭等地。即使如此，在恒逻斯（今江布尔）还是发生了唐西域戍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直接的军事冲突。751年（天宝十年）的恒逻斯之战的意义从文明交往方面讲，超越了军事胜败的话题，在唐军工匠传播技术上赋予了深远意义。例如，造纸技术的西传中亚，而后到意大利、英国、荷兰、莫斯科、挪威诸地，推进了欧洲文明。战争作为一种暴力交往形式，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往往表现在过程与后果的潜层次上。只是因为战争作为政治交往的继续，文明交往常常被刀光剑影、硝烟炮火这一主要方面掩盖而为人们所忽略。
战争中争夺技术人员以备急用或后用的事，是不少的。但把这件事同文明交往联系起来考虑，却不多见。“恒逻斯之战”在这篇序言中之所以要特别提起，是因为这次战役的后果在文明交往上超越了战争本身。文明交往包括许多链条。文明冲突、文明融合、文明自觉都是文明交往的不同链条，它们的位置是交织的。战争对于科技的传播即为一例。
王国维早年曾写有20首有关中外文明交往的《咏史诗》。在第12首中，他悲叹东汉和帝时甘英出使大秦受阻事的诗是：
西域纵横尽百战，张班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向往着东西方早日沟通而寄寓于汉代的怀古复杂心态，油然动荡于王国维的笔下，而诸多战争交往是他们的开篇之笔。在第17首中，他把笔锋转向和平的文明交往：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祠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盛时。
王国维这两首咏吟汉唐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史诗，表现了他对世界文明交往的开放胸怀。后一首诗首句即提到9世纪大食商船驶入南海的海上交往。这就把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摆放在首要位置。这在历史上也符合实际。因为唐代中期，吐蕃进占西北，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陆路交往受阻，海路交通由此更加兴盛。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融，尽收王国维的诗中。在古代，陆上和海上两条沟通中国和阿拉伯交通的大动脉，沟通了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和重要经济区域。这说明了交往的开展有赖于在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和陆海路交通的发展，而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往上，实为地理大发现的海路大通的先河。丝绸之路和世界新航路，都是沟通世界文明之路。这两条陆路和海路大动脉发展的动力和总路线，正是历史的文明交往。
六
最近，纳忠和郭应德两先生的《阿拉伯通史》（上卷）和《阿拉伯史纲》（610-1945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经济日报社出版社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也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版。像我们中国作为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东方大国，同时并存的三种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史书，并不算多，各有特色的阿拉伯史书的出版，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国阿拉伯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我国读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注。
我们治阿拉伯史的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荏苒光阴书边过，花苍白发镜中来。我已“坐六望七”之年，但心境未衰，体力尚健，学志犹在，追求未了。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学界之林。这就是我在修订版序言中的结束语。
1998年7月1日于悠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