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学者关于以色列问题的研究
张倩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109～114页
【作者简介】张倩红 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生、副教授。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经济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特别是1992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之后，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以色列的热潮。据初步统计，80年代中期至1997年底，国内各类期刊上发表的介绍、研究以色列的学术性文章已达70余篇，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以色列的著作已超过50本（其中译著约20本左右）（注：关于论文与著作的统计仅限于当代的以色列国家，不包括犹太历史、文化宗教诸方面的内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以色列政治、经济及军事的研究著述较多，并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
一、关于以色列政治的研究
以色列的政治问题，是我国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及其特点，以及选举制等方面。
由阎瑞松主编的《以色列政治》（该书是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一书，以生动的笔墨、翔实的史料、清晰的思路勾划了47年（1948～1995年）来以色列政治体制、政党地位及政局演变的曲折历程，是一本专门研究以色列政治的专著。作者认为，以色列虽然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三权分立的界限尤其是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不如美国分明。政府在法律上享有很广泛的权限，它甚至可以控制和领导议会。政府有权决定议会的议事程序。政府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向议会提交议事程序，一般情况下，议会就按此程序来安排工作。以色列主要法律的议案都由政府提出，几乎独占了立法的创始权”（注：阎瑞松：《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因此，从理论上讲，以色列政府与其他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相比，拥有了较大的权力，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历届政府多为矛盾重重的多党联合政府，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行政权力。韩小兴指出：“以色列的历史短，人口少，政治结构相对来说不算复杂，但是它的政治史、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统治层的构成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奇特的”（注：韩小兴：《以色列统治层的结构与特点》，《西亚非洲》，1987年，第5期。）。他在详细分析以色列统治层的构成状况（包括主要政党的领导成员、大部分议员、政府高官、高级将领及以色列总工会书记处成员五种力量）后，把该统治层的特点概括为：主要政党势力大、军方有影响、较稳重而又蕴含危机、受制于某些官方机构等。由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的《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一书，在全面、系统而又深刻地对以色列政治研究分析后指出，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整个亚洲都是很独特的，其特点表现如下：第一，真正的全民选举，从而增强了选民的公民意识；第二，真正的多党制，任何执政党都无权剥夺反对党的执政权；第三，实行法制，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第四，军队是全民所有的、整个国家的工具，不为任何个人利益和集团政治服务（注：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6页。）。杨曼苏也指出，“以色列的政体与欧美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它有自己很突出的三个特点：没有宪法，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和党派林立。”（注：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关于比例选举制，雷钰认为，比例选举制是以色列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影响全局的问题。比例选举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更充分、更正确、更忠实地反映公众舆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扬以色列的议会民主。比例选举制使以色列避免出现一党专制的局面，为各政党从事广泛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比例选举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比例选举制使以色列国内党派林立，反映少数人利益的小党充斥于政坛；第二，由于议席过于分散，严重妨碍了国家议会机制的正常运行；第三，比例选举制使联合政府十分脆弱，内阁危机频仍，从而削弱了政府的职能；第四，比例选举使候选人与选民相脱离而不受其监督，其结果是选民并未能直接参政。为此，对比例选举制进行合理的改革是极其必要的（注：雷钰：《以色列比例选举制的利弊分析》，《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
另外，关于以色列政治阵营与政党方面
阎瑞松认为以色列建国后，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三大阵营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建国后的发展趋向是：“工人阵营的影响由强到弱，工人阵营最大的政党以色列工党由执政而在野；中产阶级的影响由弱到强，中产阶级最大的政党集团利库德由在野而执政；工人阵营与中产阶级阵营达到势均力敌，曾一度联合执政，‘轮流坐庄’；宗教阵营虽仍然是联合对象，但它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向右转”（注：阎瑞松：《以色列政治》，第50页。）。在对以色列政党研究方面，徐向群把以色列的政党分为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政党、宗教政党及左翼激进政党四类，并指出了各类政党的发展态势是：“两大党团争雄，社会民主政党略占优势，民族主义政党积极扩充实力；宗教政党仍然起着‘四两压千斤’的作用，在两大党团的争夺中，寻找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共产主义政党由于种种原因力量消弱，与其他左翼政党结成联盟，以求发展”（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166页。）。
二、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研究
（一）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色列经济是在人口少、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国防开支巨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经济发达的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产业结构变化大、社会繁荣程度高。因此，以色列发展经济的战略与策略，自然就成了中国学者探讨的热点，其研究成果可综述如下：
(1)以色列农业在短期内实现了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发展历程。“以色列是一个农业自然条件极其不利的国家，但它利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把其农业发展为极具特色且高度发达的农业，在世界农业中独树一帜”（注：左常升：《以色列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世界经济年鉴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目前，以色列农业不仅可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并有大约25%的农产品可供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的负责人杨光指出：“以色列的农业发展从60年代起逐渐转向一种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作物结构和实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力、土地、水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此继续维持农业的发展”（注：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余崇健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农业的特点：第一，灌溉技术突出地反映了以色列农业的高科技水平；第二，先进的农用机械对推动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高效化肥和低毒农药的研究和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专供培植果蔬植物和观赏植物的农用暖房，也是以色列农用技术的一大特色；第五，结合本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培育农畜产品新品种（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0-222页。）。
(2)以色列工业的发展道路是从进口替代型向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发展的。建国以来，以色列的工业发展很快，余崇健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注：关于以色列工业的分期，杨光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到60年代，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导；60年代以来为第二个阶段，工业实现了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详见《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第23页。）：第一阶段(1958-1966)，初级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67-1972)，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原料和机电设备，生产加工程度高的工业品；第三阶段（1973以后），以发展面向出口的新技术和尖端产品为主。余崇健指出，自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工业的道路，即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的潜力，利用有限的原料和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充分发挥传统工艺的优势，发展钻石加工业；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军事工业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优势，重点开发用料少、原材料价格低廉、面向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7-232页。）。
赵云侠认为，以色列“工业生产中除了因人才和技术优势而体现的工业种类繁多、工业产品丰富的特点外，在组织形式、规模和布局上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一点“既满足了国防、农业发展的需要，又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的发展更为迅速”（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总体看，工业多样化的特点体现在大中小企业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工业布局较为合理等方面。
(3)形成了以自由贸易为主导的外贸格局。以色列政府一直把外贸活动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入大量创造性资源来促使对外商品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马秀卿指出，由于长期的阿以冲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色列同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受阻，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欧美市场。自196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以色列先后同欧共体、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自由贸易的主导方向。马秀卿把以色列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措施归结为开辟自由贸易区、设立促销机构、组织国际销售网络、调整汇率制度四个方面（注：马秀卿：《以色列对外贸易的发展》，《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马秀卿还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往来所呈现出的增幅大、起点高、领域宽、效益佳的突出特点，并分析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注：马秀卿：《我国和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发展》，《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二）关于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
中国学者一致公认以色列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如制订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并适时地进行调整；合理地使用外援；发展教育与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宏观经济调整、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促进农、林及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等。但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不同的侧重点。
赵云侠对以色列政府在经济中的调控与指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由其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以色列发展经济的重要的直接财源，来自外国不谋利润的公共基金，这些基金大多数只能由政府来索求；第二，以色列特殊的政治和周边环境要求政府必须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性达到很高的程度；第三，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和计划，移民安置问题的解决将遇到严重困难。此外，赵云侠还从促进国有化运动、制订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执行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紧缩政策及控制通货膨胀四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俞新天从教育兴国的角度，对以色列现代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以色列并无广阔的空间、良好的耕地和充足的能源，从传统意义上看，缺乏现代化的优越条件。但它通过教育，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民，走上了成功的坦途，相反，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饱受了贫穷落后之苦。以色列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赔偿。但是扣除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之后，它所得到的援助并不特别多于某些国家。关键在于以色列国家和政府不仅投资于设备机器，更重视投资于人的培养，结果人的能力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注：俞新天：《教育兴国——以色列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杨光指出：“以色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比较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且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又比较注意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正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贫困的发生，另一方面缩小了社会收入的差距（注：杨光：《以色列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及其收入分配效应》，《亚非纵横》，1997年第2期。）。
此外，张士智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注：张士智：《以色列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11期。），张倩红从发展高科技方面（注：张倩红：《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思考》，《世界科学》，1998年第5期。）对以色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三）关于以色列经济存在的问题。
中国学者认为，以色列经济是一种“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余崇健把主要问题总结为：第一，过分依赖外援，特别是美援；第二，以色列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对外贸易，从而使其带有不稳定性；第三，工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致使个人消费迅速增加，总供需失去平衡，从而引起一系列矛盾；第四，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长期困扰着以色列，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障碍（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62-264页。）。
杨光还深入地分析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指出财政开支失度、要素市场扭曲、企业管理不善都对以色列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注：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第164-170页。）。另外，杨曼苏则强调指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困扰以色列经济的又一主要问题（注：详见杨曼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第54-58页。）。
三、军事工业与国防建设
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国防环境使以色列始终处在一种枕戈待旦的状态之中。如今的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地区性军事强国，它不仅拥有中东地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拥有世界上实战经验最丰富、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因此，军事上的“以色列模式”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
（一）关于军事工业
以色列自建国之初就全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走出了一条“超级军事经济”之路。沈威力指出：“以色列在发展军事工业过程中，十分重视根据本国国情、地区特点及作战对象研制适用的武器系统，遵循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易于使用和维修等原则，尽量利用现有技术和零部件发展高性能武器，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沈威力把军事工业上的“以色列国防模式”概括为：正确认识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着力发展军事工业；仿制、改进国外武器装备和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重视结合实践经验发展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中，力求快出成果，并在以后的改进、改型过程中逐步达到完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用出口赢得的利润扩大生产，做到‘以军养军’，达到为以色列国防建设服务的目的”（注：沈威力：《中东枭雄——以色列》，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298页。）。
徐向群论证了影响与制约以色列军火工业的国际国内因素，指出，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采取积极出口、加强与国外合作、军事技术为民服务等措施来克服资金短缺、财力有限的困难。
（二）关于以色列国防军
以色列国防军是以色列军队的正式称谓，是一支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杨曼苏探讨了国防军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三次大整编的特点与意义。徐向群着重研究了国防军的建制实力、编制及防御体系。
在充分肯定国防军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在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冲突成为世界流行风的今天，尤其是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沈威力指出：“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以色列国防军地位与士气的日益低落，表明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虽然随时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它无意主动投入一场新的战争来表现它的强大”（注：沈威力：《中东枭雄——以色列》第331页。）。他还强调说，士气低落已成为国防军所面临的令人担忧的最大问题。
徐哲平认为，以色列社会与军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军队塑造着社会，影响着社会，今天关系开始颠倒了，社会以其强大的力量迫使军队接受和适应正变化着的社会。他指出，整个以色列正从相当极端的集体主义、全民皆兵的状态向更加自由、更加个体化的方向过渡。这种过渡要求军队真正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是融合在社会之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个人主义蔓延，致使青年的参军热情下降，“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缺乏保家卫国的精神，因为今天有更多的事业吸引着他们，这未必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同时又强调说，改变军队缺乏吸引力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全民义务兵役制，这种兵役制已不适应今天以色列的国情，不适应军队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及部队建设的需求（注徐哲平、《新形势下以色列国防军面临的问题》，《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三）关于以色列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
在历次战争中，以色列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徐向群认为取胜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内部，即“在军力对比中，虽然以色列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战争，不仅检验了以军的作战能力，而且教会了以军如何作战，如何和特定的对手作战。以色列国防军善于把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上升为理性的指导原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徐向群还指出：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并在历次战争中表现出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领土上”，“先发制人的预防战”、“选准敌人，先打击对己威胁最大的主敌”、“快速的闪电战”（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315-321页。）。
此外，中国学者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国防政策等问题也有涉猎。
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中国学术界关于以色列国家的研究取得了可贺可喜的成就，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若仔细梳理这些成果，仍不难发现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如关于以色列政治的研究，重工党而轻利库德；重民族与宗教冲突而忽略社会阶层的政治角色与经济、社会地位。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研究，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的演进、不同产业结构之间的统筹与协调以及金融企业分析等方面的探讨仍十分缺乏。至于军事领域的研究，薄弱点与空白点更多。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以色列及犹太人的书中，确有一些立论严肃、见解深刻的学术精品，但也不乏文化快餐性质的应景之作，有的甚至一味追求离奇，神秘，而忽略了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有的干脆东拼西凑，结果谬误百出。笔者无意反对学术著作的通俗化，但确实为那种缺乏科学性的“普及”之举深感忧虑。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109～114页
【作者简介】张倩红 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生、副教授。
一、关于以色列政治的研究
以色列的政治问题，是我国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及其特点，以及选举制等方面。
由阎瑞松主编的《以色列政治》（该书是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一书，以生动的笔墨、翔实的史料、清晰的思路勾划了47年（1948～1995年）来以色列政治体制、政党地位及政局演变的曲折历程，是一本专门研究以色列政治的专著。作者认为，以色列虽然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三权分立的界限尤其是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不如美国分明。政府在法律上享有很广泛的权限，它甚至可以控制和领导议会。政府有权决定议会的议事程序。政府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向议会提交议事程序，一般情况下，议会就按此程序来安排工作。以色列主要法律的议案都由政府提出，几乎独占了立法的创始权”（注：阎瑞松：《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因此，从理论上讲，以色列政府与其他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相比，拥有了较大的权力，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历届政府多为矛盾重重的多党联合政府，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行政权力。韩小兴指出：“以色列的历史短，人口少，政治结构相对来说不算复杂，但是它的政治史、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统治层的构成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奇特的”（注：韩小兴：《以色列统治层的结构与特点》，《西亚非洲》，1987年，第5期。）。他在详细分析以色列统治层的构成状况（包括主要政党的领导成员、大部分议员、政府高官、高级将领及以色列总工会书记处成员五种力量）后，把该统治层的特点概括为：主要政党势力大、军方有影响、较稳重而又蕴含危机、受制于某些官方机构等。由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的《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一书，在全面、系统而又深刻地对以色列政治研究分析后指出，以色列的政治制度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整个亚洲都是很独特的，其特点表现如下：第一，真正的全民选举，从而增强了选民的公民意识；第二，真正的多党制，任何执政党都无权剥夺反对党的执政权；第三，实行法制，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第四，军队是全民所有的、整个国家的工具，不为任何个人利益和集团政治服务（注：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6页。）。杨曼苏也指出，“以色列的政体与欧美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它有自己很突出的三个特点：没有宪法，纯粹的比例代表制和党派林立。”（注：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关于比例选举制，雷钰认为，比例选举制是以色列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影响全局的问题。比例选举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更充分、更正确、更忠实地反映公众舆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扬以色列的议会民主。比例选举制使以色列避免出现一党专制的局面，为各政党从事广泛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比例选举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第一，比例选举制使以色列国内党派林立，反映少数人利益的小党充斥于政坛；第二，由于议席过于分散，严重妨碍了国家议会机制的正常运行；第三，比例选举制使联合政府十分脆弱，内阁危机频仍，从而削弱了政府的职能；第四，比例选举使候选人与选民相脱离而不受其监督，其结果是选民并未能直接参政。为此，对比例选举制进行合理的改革是极其必要的（注：雷钰：《以色列比例选举制的利弊分析》，《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
另外，关于以色列政治阵营与政党方面
阎瑞松认为以色列建国后，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三大阵营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建国后的发展趋向是：“工人阵营的影响由强到弱，工人阵营最大的政党以色列工党由执政而在野；中产阶级的影响由弱到强，中产阶级最大的政党集团利库德由在野而执政；工人阵营与中产阶级阵营达到势均力敌，曾一度联合执政，‘轮流坐庄’；宗教阵营虽仍然是联合对象，但它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向右转”（注：阎瑞松：《以色列政治》，第50页。）。在对以色列政党研究方面，徐向群把以色列的政党分为民族主义政党、社会民主政党、宗教政党及左翼激进政党四类，并指出了各类政党的发展态势是：“两大党团争雄，社会民主政党略占优势，民族主义政党积极扩充实力；宗教政党仍然起着‘四两压千斤’的作用，在两大党团的争夺中，寻找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共产主义政党由于种种原因力量消弱，与其他左翼政党结成联盟，以求发展”（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166页。）。
二、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研究
（一）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以色列经济是在人口少、面积小、自然资源匮乏、国防开支巨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经济发达的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快、产业结构变化大、社会繁荣程度高。因此，以色列发展经济的战略与策略，自然就成了中国学者探讨的热点，其研究成果可综述如下：
(1)以色列农业在短期内实现了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发展历程。“以色列是一个农业自然条件极其不利的国家，但它利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把其农业发展为极具特色且高度发达的农业，在世界农业中独树一帜”（注：左常升：《以色列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世界经济年鉴199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目前，以色列农业不仅可满足国内的大部分需求，并有大约25%的农产品可供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的负责人杨光指出：“以色列的农业发展从60年代起逐渐转向一种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作物结构和实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力、土地、水源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此继续维持农业的发展”（注：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余崇健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农业的特点：第一，灌溉技术突出地反映了以色列农业的高科技水平；第二，先进的农用机械对推动农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高效化肥和低毒农药的研究和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专供培植果蔬植物和观赏植物的农用暖房，也是以色列农用技术的一大特色；第五，结合本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培育农畜产品新品种（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0-222页。）。
(2)以色列工业的发展道路是从进口替代型向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发展的。建国以来，以色列的工业发展很快，余崇健将其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注：关于以色列工业的分期，杨光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到60年代，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导；60年代以来为第二个阶段，工业实现了高技术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详见《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第23页。）：第一阶段(1958-1966)，初级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67-1972)，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原料和机电设备，生产加工程度高的工业品；第三阶段（1973以后），以发展面向出口的新技术和尖端产品为主。余崇健指出，自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工业的道路，即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的潜力，利用有限的原料和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充分发挥传统工艺的优势，发展钻石加工业；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军事工业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优势，重点开发用料少、原材料价格低廉、面向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27-232页。）。
赵云侠认为，以色列“工业生产中除了因人才和技术优势而体现的工业种类繁多、工业产品丰富的特点外，在组织形式、规模和布局上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一点“既满足了国防、农业发展的需要，又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的发展更为迅速”（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总体看，工业多样化的特点体现在大中小企业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工业布局较为合理等方面。
(3)形成了以自由贸易为主导的外贸格局。以色列政府一直把外贸活动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投入大量创造性资源来促使对外商品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马秀卿指出，由于长期的阿以冲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色列同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受阻，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欧美市场。自196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以色列先后同欧共体、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了自由贸易的主导方向。马秀卿把以色列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措施归结为开辟自由贸易区、设立促销机构、组织国际销售网络、调整汇率制度四个方面（注：马秀卿：《以色列对外贸易的发展》，《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马秀卿还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近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经贸往来所呈现出的增幅大、起点高、领域宽、效益佳的突出特点，并分析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注：马秀卿：《我国和以色列经贸关系的发展》，《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二）关于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
中国学者一致公认以色列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如制订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并适时地进行调整；合理地使用外援；发展教育与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宏观经济调整、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促进农、林及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等。但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不同的侧重点。
赵云侠对以色列政府在经济中的调控与指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由其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第一，以色列发展经济的重要的直接财源，来自外国不谋利润的公共基金，这些基金大多数只能由政府来索求；第二，以色列特殊的政治和周边环境要求政府必须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性达到很高的程度；第三，没有统一的经济政策和计划，移民安置问题的解决将遇到严重困难。此外，赵云侠还从促进国有化运动、制订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执行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紧缩政策及控制通货膨胀四个方面总结了以色列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赵云侠：《试论以色列主观条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俞新天从教育兴国的角度，对以色列现代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以色列并无广阔的空间、良好的耕地和充足的能源，从传统意义上看，缺乏现代化的优越条件。但它通过教育，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民，走上了成功的坦途，相反，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饱受了贫穷落后之苦。以色列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虽然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德国的赔偿。但是扣除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之后，它所得到的援助并不特别多于某些国家。关键在于以色列国家和政府不仅投资于设备机器，更重视投资于人的培养，结果人的能力与工业化齐头并进，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注：俞新天：《教育兴国——以色列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
杨光指出：“以色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比较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而且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又比较注意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正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一方面有效地减少了贫困的发生，另一方面缩小了社会收入的差距（注：杨光：《以色列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及其收入分配效应》，《亚非纵横》，1997年第2期。）。
此外，张士智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注：张士智：《以色列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11期。），张倩红从发展高科技方面（注：张倩红：《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思考》，《世界科学》，1998年第5期。）对以色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三）关于以色列经济存在的问题。
中国学者认为，以色列经济是一种“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余崇健把主要问题总结为：第一，过分依赖外援，特别是美援；第二，以色列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对外贸易，从而使其带有不稳定性；第三，工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致使个人消费迅速增加，总供需失去平衡，从而引起一系列矛盾；第四，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长期困扰着以色列，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障碍（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262-264页。）。
杨光还深入地分析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指出财政开支失度、要素市场扭曲、企业管理不善都对以色列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注：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第164-170页。）。另外，杨曼苏则强调指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困扰以色列经济的又一主要问题（注：详见杨曼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第54-58页。）。
三、军事工业与国防建设
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复杂的国防环境使以色列始终处在一种枕戈待旦的状态之中。如今的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地区性军事强国，它不仅拥有中东地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拥有世界上实战经验最丰富、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因此，军事上的“以色列模式”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
（一）关于军事工业
以色列自建国之初就全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走出了一条“超级军事经济”之路。沈威力指出：“以色列在发展军事工业过程中，十分重视根据本国国情、地区特点及作战对象研制适用的武器系统，遵循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易于使用和维修等原则，尽量利用现有技术和零部件发展高性能武器，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沈威力把军事工业上的“以色列国防模式”概括为：正确认识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着力发展军事工业；仿制、改进国外武器装备和自行研制新型武器并重；重视结合实践经验发展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中，力求快出成果，并在以后的改进、改型过程中逐步达到完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用出口赢得的利润扩大生产，做到‘以军养军’，达到为以色列国防建设服务的目的”（注：沈威力：《中东枭雄——以色列》，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298页。）。
徐向群论证了影响与制约以色列军火工业的国际国内因素，指出，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采取积极出口、加强与国外合作、军事技术为民服务等措施来克服资金短缺、财力有限的困难。
（二）关于以色列国防军
以色列国防军是以色列军队的正式称谓，是一支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杨曼苏探讨了国防军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三次大整编的特点与意义。徐向群着重研究了国防军的建制实力、编制及防御体系。
在充分肯定国防军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在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冲突成为世界流行风的今天，尤其是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沈威力指出：“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以色列国防军地位与士气的日益低落，表明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虽然随时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它无意主动投入一场新的战争来表现它的强大”（注：沈威力：《中东枭雄——以色列》第331页。）。他还强调说，士气低落已成为国防军所面临的令人担忧的最大问题。
徐哲平认为，以色列社会与军队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军队塑造着社会，影响着社会，今天关系开始颠倒了，社会以其强大的力量迫使军队接受和适应正变化着的社会。他指出，整个以色列正从相当极端的集体主义、全民皆兵的状态向更加自由、更加个体化的方向过渡。这种过渡要求军队真正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是融合在社会之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个人主义蔓延，致使青年的参军热情下降，“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他们缺乏保家卫国的精神，因为今天有更多的事业吸引着他们，这未必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同时又强调说，改变军队缺乏吸引力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全民义务兵役制，这种兵役制已不适应今天以色列的国情，不适应军队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及部队建设的需求（注徐哲平、《新形势下以色列国防军面临的问题》，《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三）关于以色列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运用
在历次战争中，以色列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徐向群认为取胜的原因在于以色列内部，即“在军力对比中，虽然以色列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却处于优势”。“战争，不仅检验了以军的作战能力，而且教会了以军如何作战，如何和特定的对手作战。以色列国防军善于把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上升为理性的指导原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切合实际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徐向群还指出：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思想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并在历次战争中表现出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领土上”，“先发制人的预防战”、“选准敌人，先打击对己威胁最大的主敌”、“快速的闪电战”（注：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第315-321页。）。
此外，中国学者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国防政策等问题也有涉猎。
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中国学术界关于以色列国家的研究取得了可贺可喜的成就，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若仔细梳理这些成果，仍不难发现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如关于以色列政治的研究，重工党而轻利库德；重民族与宗教冲突而忽略社会阶层的政治角色与经济、社会地位。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研究，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的演进、不同产业结构之间的统筹与协调以及金融企业分析等方面的探讨仍十分缺乏。至于军事领域的研究，薄弱点与空白点更多。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以色列及犹太人的书中，确有一些立论严肃、见解深刻的学术精品，但也不乏文化快餐性质的应景之作，有的甚至一味追求离奇，神秘，而忽略了内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有的干脆东拼西凑，结果谬误百出。笔者无意反对学术著作的通俗化，但确实为那种缺乏科学性的“普及”之举深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