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争取大国地位
——门户开放照会新论
李庆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138～145页
【作者简介】李庆余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关 键 词】大国地位/门户开放/海约翰/柔克义
在门户开放史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求中国市场。（注：参见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构理解的新桥梁》关于门户开放史学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门户开放的市场观是否正确反映了美国外交决策人的真正动机，是否揭示了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实质，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动机不是商业利益，而是美国面临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时，谋求在中国的权势，争取大国地位。试以论之。
一
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发生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中产阶级崛起，代替农业中产阶级，开始居社会的主导地位。（注：Henry Cabot Lodge,"Our Blundering Policy",Forum,19,pp.8-17.）工业中产阶级放眼世界，孕育大国心态，要求美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国际上谋求大国地位。这成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参议员洛奇1895年在国会发表题为“我们搞错了的政策”的演说，表明了美国要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成为国世界大国。洛奇说，大国正在世界各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与竞争，“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注：参见Milton Plesur,Creating an American Empire 1865-1914序言。）参议员约翰·普鲁克特同样地鼓吹美国的大国地位，他宣称，“是美国放弃地方主义桎梏，在大国中享有合适地位的时候了。”他特别把美国的大国地位同亚洲联系在一起，呼吁政府“宣告应用于中国的新门罗宣言”。（注：Redfield Proctor,"Isolation or Imperia lism",Forum,26,pp.14-16.）
19世纪末美国对华外交是在这一主旋律支配下发生的，就是说，对华外交是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在美西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时变得十分迫切了。189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变成了世界大国。”（注：Barton J.Bermstein,ed.,Towarda NewPast: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p.196.）美西战争加强了美国人的大国心态与在东亚建立大国地位的渴望。“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绝对必需的。……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464.）但就在美西战争期间，列强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来势汹汹。美国决策人知道，东亚的大国地位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获得。麦金莱的挚友、菲律宾委员会首席委员雅各比·舒尔曼告诉总统：“东方的大问题不是在台湾，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应保持独立地位，但它的门户必须开放。”（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25.）中国的形势要求美国赶快粉墨登场，否则，它就没有机会扮演一个角色了。在瓜分的形势刚呈现时，麦金莱总统就亲自主持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局势。在1898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他表明，“我的目标是，……维护我们在那个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注：U.S.Dept.of State,USFR,1898,Washington,1899,p.LXII,22.）
在美国工业社会兴起时，有三个集团特别关心在华利益。一是传教士，一是企业界，一是海军。
传教士是美国在华存在的一项标志。80年代，美国掀起对国外派遣传教士的运动。至1900年，在华传教士约1500人。美国外交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一心要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其他民族，传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驻华公使田贝给政府的报告中曾得意地说，“讲英语的受过教育的华人已变成了新人”。传教士提供的信息与他们对比作出的解释是美国政府形成对华政策与行动的重要依据。所以，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期间，驻华使节都强烈要求本国政府保护传教士及其活动。田贝从1895年至1898年瓜分前夜不断对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可以肯定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会受到阻碍。……这些传教士是有权像商人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的。”保护传教士就是保护“文明”的扩展。（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
虽然大多数企业家不关心遥远的中国市场，但某些行业，主要是石油、棉花、纺织品等行业与中国市场发生密切关系。1895-1899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从320万元增至1310万元，反映了这些行业在中国利益的增长。这个特殊商业集团担心中国的被瓜分会把它们从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赶出去，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商业利益。这些行业在1898年6月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护门户开放”。企业界关心的不是领土，而是市场。他们希望保持中国完整，完整的领土意味着完整的市场。在义和团起义后，特殊的商业集团敦促“政府尽其职责把东亚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中恢复过来。”美国亚洲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起草了给政府的备忘录。协会认为，“绝对必要的是，美国继续与其它大国协调行动反对俄国。”只有这样，门户开放才能得以维护。（注：CharlesS.Campbell,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New Haven,1951,p.48,p.73,p.68.）
海军关心的是在中国建立基地与势力范围，把美国海军势力扩大到中国。他们相信，美西战争为美国打开了权力与责任的闸门，“我们必须接受与完成它，否则，我们就不是大国。”（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一位海军军官表达了海军界的共识。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遵循不可避免的进化法则。我们已解脱襁褓，进入同世界其它大国进行竞争的领域。我们是在为政治霸权与商业优势而斗争。不管我们是否希望这样，我们总得前进。”（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美西战争期间，海军战略委员会制定了战略计划，即把海军势力从美国东海岸通过运河，经过夏威夷与关岛西至菲律宾与中国。瓜分加强了海军的行动计划。他们担心，如果连一个基地都没有，美国势力会被赶出中国。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海军主张把获得基地作为同清政府谈判的一部分。《陆军与海军杂志》在1900年6月坦率地宣称，要是这场运动（义和团）导致中华帝国的瓜分，美国要求至少一个中国港口。一个月后，海军部长朗向国务院转述海军的要求：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基地。（注：William R.Braisted,The U.S.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Austin,1959,p.135.）
传教士、特殊商业集团、海军这三者的要求构成了美国在华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能坐视自己被列强逐出中国。美国必须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
如何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政府始终保留两个选择：一个是参与瓜分，像列强一样，以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使自己成为东亚大国；一个是不参与瓜分（至少暂时不参与），以局势的调解人与中国秩序的主持者自居，藉此在中国获得大国地位。
麦金莱政府曾对第一个选择做过认真考虑。总统本人起初倾向于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也研究过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他问海约翰：“一旦中国发生瓜分，我们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份？”（注：John Fos-ter,Diplomatic Memoirs,Boston,1909,vol.2,p.257.）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康格也都主张在中国取得基地与势力范围。田贝坦白地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国家将要获得的地方。”（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7.）康络继任驻华公使后，在给国务卿的公文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瓜分的形势，认为美国不可坐失机会，应赶紧参与这场瓜分。“立即选择位置，要求割让与租借是必要的”，他还建议把直隶省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8.）
与此同时，海约翰与他的中国问题主要顾问柔克义在着手另一个选择。海从英国政府的建议中得到启发。当德、俄占领中国的租借地时，英国意识到东亚的大国均势与英国在华经济优势正在发生改变。力不从心的英国政府一面策划参与瓜分，一面加紧外交调整，其中之一是指示驻美大使潘赛福特向美国建议，“在反对别国可能会倾向于以强加优惠条件或以实际上割让中国沿海领土来限制所有国家在华的商业自由”时实行英美合作。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拒绝，但给急于作出反应而又缺乏对华外交经验的国务卿及其同僚一个重要信息：用门户开放宣言使美国得到与已经获得势力范围的列强同样的大国地位。美国拒绝合作固然是因为受到孤立主义传统的制约，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英国发表共同宣言，意味着美国继续追随英国，充当二流国家，如果这样，美国怎么能确立在东亚的大国地位呢？在这方面美国是有历史经验的。19世纪20年代，英国曾建议美国就反对神圣同盟侵略中南美洲发表共同宣言。国务卿亚当斯力劝门罗总统不要接受英国的建议，“成为尾随英国军舰的小艇”，而由美国发表独立的原则宣言。（注：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这就是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在年度咨文中对美国拉美政策的阐述，也即著名的“门罗宣言”。19世纪20年代时，美国在美洲不愿追随英国，以独立的宣言表明它在美洲的大国地位；19世纪末，美国拒绝在东亚与英国合作，以独立的照会表明它在东亚的大国地位。海约翰是一个亲英派，但他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心目中，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用海约翰自己的话说，不借鉴英国这一建议会使美国当前的对华外交成为“无米之炊”。但国务卿强调这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35.）当时，极力唆使美国发表门户开放宣言的英国人贺壁理了解美国。在他的关于门户开放的建议（7月25日）通过柔克义交给海约翰未能奏效时，贺壁理没有放弃希望。他成功地利用了美国人的大国心态，告诉柔克义，“敦促（美国）立即行动完全是为了预先阻止任何很可能证明对（美国）政府是有害的建议，这种建议是以诱使英国采取主动而让美国追随或倾向英国；既然这样，如果英国采取类似的行动，她将追随美国。”贺壁理还警告说，“我认为，美国在下一年还是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那将是自杀。”（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67.）贺壁理的这一招果然打动了海约翰和美国政府。其后，他8月17日的备忘录成了柔克义8月28日给国务卿的建议的蓝本，而1899年9月6日海致列强的门户开放照会是由柔克义按贺壁理的照会内容写就的。争取大国地位促使美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去认识。从照会发表时的情况看，如果不是为了美国在华的权势，而是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商业利益，那么，这一照会确实没有必要发出。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美国曾试探德俄是否开放势力范围内的港口，德俄的回答是肯定的。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向美国公使保证，在旅顺与大连这两个领土上中国仍享有主权，旅顺将严格地成为一个军事基地，但大连对“所有国家的现存条约权开放”。德国也保证胶州湾为自由港。麦金莱总统对此表示满意，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如果德国、英国与俄国所租借的领土胶州、威海卫、旅顺、大连港确为他们所宣布的将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任何歧视美国公民及贸易的协定，那末，我国政府也就心满意足了。”（注：U.S.Dept.of State,USFR,1898,Washington,1899,p.LXII,22.）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并无大的波动。即使如此，海约翰和柔克义还是认为“再有一个这样的正式保证是值得的。”（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73.）也就是说，由美国向列强发出外交照会，让他们加以认可，成为“正式保证”。在德俄已作出开放港口承诺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照会与其说是要求列强认可美国的商业利益，不如说是认可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发言权，认可美国在中国与列强一样是一个大国，尽管它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为减少阻力与反对，美国还在照会内容上做了妥协。第一，在势力范围与租借地开放商业，实际上是对这一现状的承认。用柔克义的话来说，这是在失去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的“待遇绝对平等”。第二，照会缩小了美国的要求，把投资的平等权利这一点删去了，仅保留了开放贸易与同等税收。门户开放的始作俑者贺壁理在建议中包含资本投资与开放贸易的平等权利，他对列强接受这个建议持乐观态度。海约翰证明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取消投资这一条是对列强的一个重大让步。即使这样，列强特别是美国最为担心的俄国对美国的照会的回答仍是有条件的与含糊的。国务卿不管这些回答对照会的效果打上多大的折扣，宣称有关国家都已接受照会，并且是“最终的与正式的”。（注：USFR 1899,p.142.）美国宣告自己的大国地位，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美国在东亚争取大国地位通过同其它列强妥协来实现的。美国认可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列强接受照会，承认美国在纸上的大国地位。
三
第一个照会孕育了新的扩张方式。反对特殊权益，主张门户开放与待遇平等，预示了一种新方式的出现。仅是为了使列强易于接受，照会中未明确提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这个新方式的前提因素。义和团起义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特别是俄国阴谋合并中国东北地区，把保持中国完整这个问题迫切地提了出来。
美国政府在更危急的形势面前进行政策选择。麦金莱仍倾向于夺取一个基地。据助理国务卿摩尔说，1900年夏天，总统本人“赞同夺取一个港口，如同欧洲各国所做那样。”（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90.）国务院在一个短时期处于动摇状态，它没有至少在一开始没有公开排除美国在同中国官方谈判中会得到一个租借地。代理国务卿希尔说，“在根据条约开设的通商口岸中补充或扩大美国的‘租借地’的问题，可以很正当地成为同中国最终谈判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部分。”（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91.）
门户开放的炮制者进一步维护与完善这个照会，以确保美国刚宣告的大国地位。柔克义在1899年9月6日的照会后，重新强调中国完整这一概念。柔克义深信，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是分不开的。为了门户开放，必须保持中国完整，如果中国的主权被推翻，领土全部被瓜分，那末门户开放实际上不复存在。所以他一方面重申中国完整，一方面要求中国履行条约义务与保护外国的在华利益。柔克义解释说，门户开放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贸易，而且是为了加强清政府，以便不让它找到回避履行对条约国的所有义务的手段。我们的成功暂且无疑会帮助确保中华帝国的完整，而在中国方面，它可以并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31.）中国完整与条约义务后来成为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内容。国务卿海约翰并不反对得到基地，但他知道，这在当前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获得基地将是对伺机行动的欧洲列强与日本的鼓励，成为进一步瓜分中国，使门户开放彻底完蛋的一个危险的与刺激性的因素。唯一的选择不是从第一个照会倒退而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海约翰抓住时机，在德国领事康克林遇刺、一场更大的征服可能发生时，于1900年7月3日向列强发出又一个照会。第二个照会不仅表示要“与其它列强一起行动”，维护在华利益，而且提出了要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照会指出：“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是录求一种解决办法，保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页。）这是西方殖民史上第一次提出保护殖民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列强的共同利益。这个新的扩张方式的特点是：
第一，与新重商主义不同，它主张以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来取消特殊权益，从而消除殖民竞争引起的战争。柔克义认为，整个中国市场以平等的条件向各国开放，会“进一步消除正在进行争夺的列强之间的愤怒和可能的冲突的危险根源。”（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
第二，与旧的殖民扩张不同，它不主张占领别国领土，而是保持这些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第一个照会中，美国政府已提出，在势力范围内的商品关税“由中国政府征收”，其目的是加强清政府。如柔克义在第一个照会发出后不久所说，照会将“促进有利于政府的保持与加强的一条政策路线。”（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75.）鉴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阴谋合并中国领土的野心，第二个照会不能不明确地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
第三，用大国一致代替旧的结盟外交与军事集团间的对抗。美国政府要求列强遵守第一个照会（商业平等）与第二个照会（中国完整），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大国在接受门户开放时实行“合作政策”，保持大国一致。“这种一致尽管是笨拙的，只要它存在，仍然是保持中国的完整和全世界的平等贸易权的一种相当的保证。”（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
美国这一新的外交行为方式必然遭到其它列强的反对。第一个起来反对的是俄国。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各国包括美国发动军事远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8月28日，俄国向各国发出撤军建议。这一建议的真正目的是打破大国一致，给俄国以单独行动的自由，以便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占领与进一步的领土合并。因此，同意还是反对俄国的撤军建议实质上是维护大国一致与中国完整的一次斗争。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几乎导致政府的分裂。麦金莱与陆军部长罗特支持俄国的撤军建议。麦金莱的立场是基于他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清王朝的摇摇欲坠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勾心斗角使麦金莱感到保持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已经没有希望，美国不如从两个照会倒退，参加瓜分，去得到“较小的一份”。（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ed Empire,1893-1901,Chicago,1967,p.18.）海约翰与柔克义反对俄国的撤军建议，坚持保持大国一致。海约翰知道，支持俄国撤军，大国一致必将破产。现在只有与英德日合作，使俄国陷于孤立，才有可能令其取消撤军建议，回到大国一致的立场上来。如果美国跟着撤军，那必将在未来同清政府的谈判中失去发言权，这意味着美国在华权势的丧失。海约翰告诉总统，“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尽是摆脱”，但“我们一定不要在最后的协定中失去我们应有的影响。”（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ed Empire,1893-1901,Chicago,1967,p.172.）他进一步描述了跟在俄国后面撤军将会出现的形势：美国在华利益或者由其它大国来照看，或者由美国单方面同清政府签约。结果一定是，德英绝不会照看美国的利益，而听任俄国出卖美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至于同中国的单独媾和，至多是从中国得到一份有气无力的声明而已！海约翰的结论是，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与英德日保持一致，使清政府的代表尽早回到北京，与中国进行集体谈判。国务卿希望这个集体谈判会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防止它向俄国屈服，签订关于满洲的单独协定。而俄国也有可能在集体谈判中因陷于孤立而放弃自己的建议。大国一致在眼前是制止俄国野心，在以后是制止别的大国野心的闸门。海约翰的意见在内阁得到了几乎所有成员的赞同，成为政府的决策。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经受了考验。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俄国撤回建议，回到大国行列。大国一致暂时被保持。
列强一致反对俄国是因为他们都不愿俄国占领东北，使俄国在这场瓜分中得到优势。这决不意味着列强放弃自己的野心计划，支持门户开放照会。争斗在继续。在以后的集体谈判中，美国坚持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在最后解决时，为中国的完整与改革竭尽全力，抓住门户开放不放。”（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48.）美国曾建议在最后协定书的序言中把“维护领土完整与中国的行政实体”写进去，也即把7月3日的照会变成国际协定，作为大国一致的基础，然而，美国代表发现自己是孤立的。没有一个大国对此作出响应。（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02.）实际上，列强在表面的一致后面，都在用结盟、联合与其它方式为各自掠夺更多的特殊权益，乃至合并领土。这样，门户开放还是特殊权益，领土完整还是领土合并成为美国在华外交的中心问题，贯穿于美国与其它列强的关系中。这最终导致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四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困际环境与特有的美国文化传统中实现的。
19世纪末，世界领土已瓜分完毕，于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列强最后进行瓜分的对象。尽管他们打着“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幌子，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中国，但其竞争与冲突仍然是十分尖锐的，乃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战争。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瓜分一开始就不断警告美国政府：“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事件预示着严重冲突，也许是英俄之间的武装冲突。”（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3.）但列强都害怕，想避免战争，因为他们对自己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缺少把握。这就是说，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列强都希望保持眼前的均势，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本国获得最大的一份。于是出现了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问题。门户开放这个新的扩张方式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美国利用列强的这种心理，从东亚均势结构考虑，提出门户开放来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列强也确实是出于害怕均势被打破与爆发战争才认可门户开放照会的。门户开放照会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一次尝试。
这个改革尝试之所以由美国提出，除了上述美国在华缺乏实力、难以同列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建国以来，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即不介入欧洲的政治与战争。结盟是绝对禁忌的。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深入人心。美西战争期间，美国东部与中西部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派反帝运动，反对建立殖民帝国，要求回到孤立主义。这在西方其它国家是没有的，充分显示了文化传统的力量。（注：参见拙著“美国民主派反帝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进入工业时代的美国人具有大国心理，（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27.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6.）向往大国地位，但不愿与别国特别是英国结盟，对列强参与瓜分中国表现了厌恶情绪。对第一个照会，公众的反应总的说是好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照会，不存在复杂的条约，没有卷入欧洲纷争。（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16.）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国公众一方面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激情，特别是在使馆受围，公使康格生死不明的悬念期间，但他们仍眷念孤立主义。在1900年总统选举前夕进行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众强调了如果美国进行干涉，也不应同欧洲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干涉应当是有节制的。（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海军界的基地要求激怒了他们。只是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发表后，照会中的中国完整才使公众的心情趋于平静。
海约翰懂得公众的心情。他决定不参加瓜分，部分地是基于公众舆论的反对。他说，“当然我们反对肢解那个帝国，我们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会视政府参加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掠夺大赛是正当的。”（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41.）民主派反帝运动与公众舆论是对走欧洲殖民扩张老路的有力的制约。这促使外交决策人谋求新的扩张方式。
在第一个照会提出后，门户开放这个选择被美国决策层中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变成对华政策的共识。驻华公使康格与国会参议员戴维斯是两位代表人物。康格本是倾向于参与瓜分领土的，在目睹义和团起义后，康格开始相信，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西方人或西方方式的控制，宁可按自己的方式统治，什么也补偿不了统治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向国务卿建议，“最好还是继续我们已宣告的政策，试着保持门户开放，以便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权势与贸易。”（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04.）戴维斯是一名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看到新方式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国会辩论对华行动时，他反对美国参加欧洲远征军，进驻北京。他争辩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使美国卷入“瓜分，租让权，势力范围与其它利益，但如果我们超脱，我确信，10年后我们将是仲裁者，而这比成为众多的诉讼人中的一个要好得多。因此，最终对我们对文明与人道要好得多。”（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从他的这段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转变的轨迹：从试图参与瓜分到超脱欧洲而成为仲裁人。显然，戴维斯所说的超脱不是回到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的竞争，而是有朝一日成为君临欧洲之上，操纵中国局势的仲裁人。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历史活动的媒介。一个国家总是在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发展，并在发展中表现本国特色。美国扩张主义在孤立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在19世纪末东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试验，结果创造了与欧洲殖民扩张不同的新的扩张方式，一个美国型号的扩张主义。柔克义把门户开放照会提到外交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称它为“海约翰主义”，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2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01期第138～145页
【作者简介】李庆余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 【内容提要】 | 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大国地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对华外交的主旋律。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1899年）是美国以谋求商业平等为形式，宣告在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1900年）是为了维护这一地位，并以“保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为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扩张方式。门户开放照会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一次尝试，也是美国摆脱孤立主义传统，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外交哲学。 |
一
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发生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中产阶级崛起，代替农业中产阶级，开始居社会的主导地位。（注：Henry Cabot Lodge,"Our Blundering Policy",Forum,19,pp.8-17.）工业中产阶级放眼世界，孕育大国心态，要求美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国际上谋求大国地位。这成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参议员洛奇1895年在国会发表题为“我们搞错了的政策”的演说，表明了美国要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成为国世界大国。洛奇说，大国正在世界各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与竞争，“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注：参见Milton Plesur,Creating an American Empire 1865-1914序言。）参议员约翰·普鲁克特同样地鼓吹美国的大国地位，他宣称，“是美国放弃地方主义桎梏，在大国中享有合适地位的时候了。”他特别把美国的大国地位同亚洲联系在一起，呼吁政府“宣告应用于中国的新门罗宣言”。（注：Redfield Proctor,"Isolation or Imperia lism",Forum,26,pp.14-16.）
19世纪末美国对华外交是在这一主旋律支配下发生的，就是说，对华外交是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在美西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时变得十分迫切了。189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变成了世界大国。”（注：Barton J.Bermstein,ed.,Towarda NewPast: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p.196.）美西战争加强了美国人的大国心态与在东亚建立大国地位的渴望。“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绝对必需的。……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464.）但就在美西战争期间，列强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来势汹汹。美国决策人知道，东亚的大国地位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获得。麦金莱的挚友、菲律宾委员会首席委员雅各比·舒尔曼告诉总统：“东方的大问题不是在台湾，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应保持独立地位，但它的门户必须开放。”（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25.）中国的形势要求美国赶快粉墨登场，否则，它就没有机会扮演一个角色了。在瓜分的形势刚呈现时，麦金莱总统就亲自主持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局势。在1898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他表明，“我的目标是，……维护我们在那个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注：U.S.Dept.of State,USFR,1898,Washington,1899,p.LXII,22.）
在美国工业社会兴起时，有三个集团特别关心在华利益。一是传教士，一是企业界，一是海军。
传教士是美国在华存在的一项标志。80年代，美国掀起对国外派遣传教士的运动。至1900年，在华传教士约1500人。美国外交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一心要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其他民族，传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驻华公使田贝给政府的报告中曾得意地说，“讲英语的受过教育的华人已变成了新人”。传教士提供的信息与他们对比作出的解释是美国政府形成对华政策与行动的重要依据。所以，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期间，驻华使节都强烈要求本国政府保护传教士及其活动。田贝从1895年至1898年瓜分前夜不断对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可以肯定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会受到阻碍。……这些传教士是有权像商人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的。”保护传教士就是保护“文明”的扩展。（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
虽然大多数企业家不关心遥远的中国市场，但某些行业，主要是石油、棉花、纺织品等行业与中国市场发生密切关系。1895-1899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从320万元增至1310万元，反映了这些行业在中国利益的增长。这个特殊商业集团担心中国的被瓜分会把它们从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赶出去，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商业利益。这些行业在1898年6月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护门户开放”。企业界关心的不是领土，而是市场。他们希望保持中国完整，完整的领土意味着完整的市场。在义和团起义后，特殊的商业集团敦促“政府尽其职责把东亚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中恢复过来。”美国亚洲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起草了给政府的备忘录。协会认为，“绝对必要的是，美国继续与其它大国协调行动反对俄国。”只有这样，门户开放才能得以维护。（注：CharlesS.Campbell,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New Haven,1951,p.48,p.73,p.68.）
海军关心的是在中国建立基地与势力范围，把美国海军势力扩大到中国。他们相信，美西战争为美国打开了权力与责任的闸门，“我们必须接受与完成它，否则，我们就不是大国。”（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一位海军军官表达了海军界的共识。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遵循不可避免的进化法则。我们已解脱襁褓，进入同世界其它大国进行竞争的领域。我们是在为政治霸权与商业优势而斗争。不管我们是否希望这样，我们总得前进。”（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美西战争期间，海军战略委员会制定了战略计划，即把海军势力从美国东海岸通过运河，经过夏威夷与关岛西至菲律宾与中国。瓜分加强了海军的行动计划。他们担心，如果连一个基地都没有，美国势力会被赶出中国。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海军主张把获得基地作为同清政府谈判的一部分。《陆军与海军杂志》在1900年6月坦率地宣称，要是这场运动（义和团）导致中华帝国的瓜分，美国要求至少一个中国港口。一个月后，海军部长朗向国务院转述海军的要求：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基地。（注：William R.Braisted,The U.S.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Austin,1959,p.135.）
传教士、特殊商业集团、海军这三者的要求构成了美国在华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能坐视自己被列强逐出中国。美国必须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
如何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政府始终保留两个选择：一个是参与瓜分，像列强一样，以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使自己成为东亚大国；一个是不参与瓜分（至少暂时不参与），以局势的调解人与中国秩序的主持者自居，藉此在中国获得大国地位。
麦金莱政府曾对第一个选择做过认真考虑。总统本人起初倾向于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也研究过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他问海约翰：“一旦中国发生瓜分，我们有没有可能获得一份？”（注：John Fos-ter,Diplomatic Memoirs,Boston,1909,vol.2,p.257.）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与康格也都主张在中国取得基地与势力范围。田贝坦白地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国家将要获得的地方。”（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7.）康络继任驻华公使后，在给国务卿的公文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瓜分的形势，认为美国不可坐失机会，应赶紧参与这场瓜分。“立即选择位置，要求割让与租借是必要的”，他还建议把直隶省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8.）
与此同时，海约翰与他的中国问题主要顾问柔克义在着手另一个选择。海从英国政府的建议中得到启发。当德、俄占领中国的租借地时，英国意识到东亚的大国均势与英国在华经济优势正在发生改变。力不从心的英国政府一面策划参与瓜分，一面加紧外交调整，其中之一是指示驻美大使潘赛福特向美国建议，“在反对别国可能会倾向于以强加优惠条件或以实际上割让中国沿海领土来限制所有国家在华的商业自由”时实行英美合作。这一建议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拒绝，但给急于作出反应而又缺乏对华外交经验的国务卿及其同僚一个重要信息：用门户开放宣言使美国得到与已经获得势力范围的列强同样的大国地位。美国拒绝合作固然是因为受到孤立主义传统的制约，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英国发表共同宣言，意味着美国继续追随英国，充当二流国家，如果这样，美国怎么能确立在东亚的大国地位呢？在这方面美国是有历史经验的。19世纪20年代，英国曾建议美国就反对神圣同盟侵略中南美洲发表共同宣言。国务卿亚当斯力劝门罗总统不要接受英国的建议，“成为尾随英国军舰的小艇”，而由美国发表独立的原则宣言。（注：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这就是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在年度咨文中对美国拉美政策的阐述，也即著名的“门罗宣言”。19世纪20年代时，美国在美洲不愿追随英国，以独立的宣言表明它在美洲的大国地位；19世纪末，美国拒绝在东亚与英国合作，以独立的照会表明它在东亚的大国地位。海约翰是一个亲英派，但他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心目中，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用海约翰自己的话说，不借鉴英国这一建议会使美国当前的对华外交成为“无米之炊”。但国务卿强调这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35.）当时，极力唆使美国发表门户开放宣言的英国人贺壁理了解美国。在他的关于门户开放的建议（7月25日）通过柔克义交给海约翰未能奏效时，贺壁理没有放弃希望。他成功地利用了美国人的大国心态，告诉柔克义，“敦促（美国）立即行动完全是为了预先阻止任何很可能证明对（美国）政府是有害的建议，这种建议是以诱使英国采取主动而让美国追随或倾向英国；既然这样，如果英国采取类似的行动，她将追随美国。”贺壁理还警告说，“我认为，美国在下一年还是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那将是自杀。”（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67.）贺壁理的这一招果然打动了海约翰和美国政府。其后，他8月17日的备忘录成了柔克义8月28日给国务卿的建议的蓝本，而1899年9月6日海致列强的门户开放照会是由柔克义按贺壁理的照会内容写就的。争取大国地位促使美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去认识。从照会发表时的情况看，如果不是为了美国在华的权势，而是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商业利益，那么，这一照会确实没有必要发出。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美国曾试探德俄是否开放势力范围内的港口，德俄的回答是肯定的。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也夫向美国公使保证，在旅顺与大连这两个领土上中国仍享有主权，旅顺将严格地成为一个军事基地，但大连对“所有国家的现存条约权开放”。德国也保证胶州湾为自由港。麦金莱总统对此表示满意，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如果德国、英国与俄国所租借的领土胶州、威海卫、旅顺、大连港确为他们所宣布的将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任何歧视美国公民及贸易的协定，那末，我国政府也就心满意足了。”（注：U.S.Dept.of State,USFR,1898,Washington,1899,p.LXII,22.）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贸易并无大的波动。即使如此，海约翰和柔克义还是认为“再有一个这样的正式保证是值得的。”（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73.）也就是说，由美国向列强发出外交照会，让他们加以认可，成为“正式保证”。在德俄已作出开放港口承诺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照会与其说是要求列强认可美国的商业利益，不如说是认可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发言权，认可美国在中国与列强一样是一个大国，尽管它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为减少阻力与反对，美国还在照会内容上做了妥协。第一，在势力范围与租借地开放商业，实际上是对这一现状的承认。用柔克义的话来说，这是在失去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的“待遇绝对平等”。第二，照会缩小了美国的要求，把投资的平等权利这一点删去了，仅保留了开放贸易与同等税收。门户开放的始作俑者贺壁理在建议中包含资本投资与开放贸易的平等权利，他对列强接受这个建议持乐观态度。海约翰证明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取消投资这一条是对列强的一个重大让步。即使这样，列强特别是美国最为担心的俄国对美国的照会的回答仍是有条件的与含糊的。国务卿不管这些回答对照会的效果打上多大的折扣，宣称有关国家都已接受照会，并且是“最终的与正式的”。（注：USFR 1899,p.142.）美国宣告自己的大国地位，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美国在东亚争取大国地位通过同其它列强妥协来实现的。美国认可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列强接受照会，承认美国在纸上的大国地位。
三
第一个照会孕育了新的扩张方式。反对特殊权益，主张门户开放与待遇平等，预示了一种新方式的出现。仅是为了使列强易于接受，照会中未明确提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这个新方式的前提因素。义和团起义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特别是俄国阴谋合并中国东北地区，把保持中国完整这个问题迫切地提了出来。
美国政府在更危急的形势面前进行政策选择。麦金莱仍倾向于夺取一个基地。据助理国务卿摩尔说，1900年夏天，总统本人“赞同夺取一个港口，如同欧洲各国所做那样。”（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90.）国务院在一个短时期处于动摇状态，它没有至少在一开始没有公开排除美国在同中国官方谈判中会得到一个租借地。代理国务卿希尔说，“在根据条约开设的通商口岸中补充或扩大美国的‘租借地’的问题，可以很正当地成为同中国最终谈判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一部分。”（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91.）
门户开放的炮制者进一步维护与完善这个照会，以确保美国刚宣告的大国地位。柔克义在1899年9月6日的照会后，重新强调中国完整这一概念。柔克义深信，门户开放与中国完整是分不开的。为了门户开放，必须保持中国完整，如果中国的主权被推翻，领土全部被瓜分，那末门户开放实际上不复存在。所以他一方面重申中国完整，一方面要求中国履行条约义务与保护外国的在华利益。柔克义解释说，门户开放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我们的贸易，而且是为了加强清政府，以便不让它找到回避履行对条约国的所有义务的手段。我们的成功暂且无疑会帮助确保中华帝国的完整，而在中国方面，它可以并必须履行国际义务。”（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31.）中国完整与条约义务后来成为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内容。国务卿海约翰并不反对得到基地，但他知道，这在当前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获得基地将是对伺机行动的欧洲列强与日本的鼓励，成为进一步瓜分中国，使门户开放彻底完蛋的一个危险的与刺激性的因素。唯一的选择不是从第一个照会倒退而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海约翰抓住时机，在德国领事康克林遇刺、一场更大的征服可能发生时，于1900年7月3日向列强发出又一个照会。第二个照会不仅表示要“与其它列强一起行动”，维护在华利益，而且提出了要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照会指出：“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是录求一种解决办法，保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对友好国家所保证的一切权利。”（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3页。）这是西方殖民史上第一次提出保护殖民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列强的共同利益。这个新的扩张方式的特点是：
第一，与新重商主义不同，它主张以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来取消特殊权益，从而消除殖民竞争引起的战争。柔克义认为，整个中国市场以平等的条件向各国开放，会“进一步消除正在进行争夺的列强之间的愤怒和可能的冲突的危险根源。”（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
第二，与旧的殖民扩张不同，它不主张占领别国领土，而是保持这些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第一个照会中，美国政府已提出，在势力范围内的商品关税“由中国政府征收”，其目的是加强清政府。如柔克义在第一个照会发出后不久所说，照会将“促进有利于政府的保持与加强的一条政策路线。”（注：A.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S.,New Haven,1938,p.75.）鉴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阴谋合并中国领土的野心，第二个照会不能不明确地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
第三，用大国一致代替旧的结盟外交与军事集团间的对抗。美国政府要求列强遵守第一个照会（商业平等）与第二个照会（中国完整），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大国在接受门户开放时实行“合作政策”，保持大国一致。“这种一致尽管是笨拙的，只要它存在，仍然是保持中国的完整和全世界的平等贸易权的一种相当的保证。”（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
美国这一新的外交行为方式必然遭到其它列强的反对。第一个起来反对的是俄国。义和团运动爆发不久，各国包括美国发动军事远征，八国联军进入北京。8月28日，俄国向各国发出撤军建议。这一建议的真正目的是打破大国一致，给俄国以单独行动的自由，以便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占领与进一步的领土合并。因此，同意还是反对俄国的撤军建议实质上是维护大国一致与中国完整的一次斗争。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几乎导致政府的分裂。麦金莱与陆军部长罗特支持俄国的撤军建议。麦金莱的立场是基于他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清王朝的摇摇欲坠与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勾心斗角使麦金莱感到保持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已经没有希望，美国不如从两个照会倒退，参加瓜分，去得到“较小的一份”。（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ed Empire,1893-1901,Chicago,1967,p.18.）海约翰与柔克义反对俄国的撤军建议，坚持保持大国一致。海约翰知道，支持俄国撤军，大国一致必将破产。现在只有与英德日合作，使俄国陷于孤立，才有可能令其取消撤军建议，回到大国一致的立场上来。如果美国跟着撤军，那必将在未来同清政府的谈判中失去发言权，这意味着美国在华权势的丧失。海约翰告诉总统，“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尽是摆脱”，但“我们一定不要在最后的协定中失去我们应有的影响。”（注：Thomas J.Mccormick,China Market: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ed Empire,1893-1901,Chicago,1967,p.172.）他进一步描述了跟在俄国后面撤军将会出现的形势：美国在华利益或者由其它大国来照看，或者由美国单方面同清政府签约。结果一定是，德英绝不会照看美国的利益，而听任俄国出卖美国，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至于同中国的单独媾和，至多是从中国得到一份有气无力的声明而已！海约翰的结论是，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与英德日保持一致，使清政府的代表尽早回到北京，与中国进行集体谈判。国务卿希望这个集体谈判会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防止它向俄国屈服，签订关于满洲的单独协定。而俄国也有可能在集体谈判中因陷于孤立而放弃自己的建议。大国一致在眼前是制止俄国野心，在以后是制止别的大国野心的闸门。海约翰的意见在内阁得到了几乎所有成员的赞同，成为政府的决策。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经受了考验。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俄国撤回建议，回到大国行列。大国一致暂时被保持。
列强一致反对俄国是因为他们都不愿俄国占领东北，使俄国在这场瓜分中得到优势。这决不意味着列强放弃自己的野心计划，支持门户开放照会。争斗在继续。在以后的集体谈判中，美国坚持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在最后解决时，为中国的完整与改革竭尽全力，抓住门户开放不放。”（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48.）美国曾建议在最后协定书的序言中把“维护领土完整与中国的行政实体”写进去，也即把7月3日的照会变成国际协定，作为大国一致的基础，然而，美国代表发现自己是孤立的。没有一个大国对此作出响应。（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02.）实际上，列强在表面的一致后面，都在用结盟、联合与其它方式为各自掠夺更多的特殊权益，乃至合并领土。这样，门户开放还是特殊权益，领土完整还是领土合并成为美国在华外交的中心问题，贯穿于美国与其它列强的关系中。这最终导致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四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困际环境与特有的美国文化传统中实现的。
19世纪末，世界领土已瓜分完毕，于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列强最后进行瓜分的对象。尽管他们打着“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幌子，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中国，但其竞争与冲突仍然是十分尖锐的，乃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战争。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瓜分一开始就不断警告美国政府：“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事件预示着严重冲突，也许是英俄之间的武装冲突。”（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3.）但列强都害怕，想避免战争，因为他们对自己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缺少把握。这就是说，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列强都希望保持眼前的均势，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本国获得最大的一份。于是出现了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问题。门户开放这个新的扩张方式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美国利用列强的这种心理，从东亚均势结构考虑，提出门户开放来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列强也确实是出于害怕均势被打破与爆发战争才认可门户开放照会的。门户开放照会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一次尝试。
这个改革尝试之所以由美国提出，除了上述美国在华缺乏实力、难以同列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建国以来，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即不介入欧洲的政治与战争。结盟是绝对禁忌的。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深入人心。美西战争期间，美国东部与中西部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派反帝运动，反对建立殖民帝国，要求回到孤立主义。这在西方其它国家是没有的，充分显示了文化传统的力量。（注：参见拙著“美国民主派反帝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进入工业时代的美国人具有大国心理，（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27.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6.）向往大国地位，但不愿与别国特别是英国结盟，对列强参与瓜分中国表现了厌恶情绪。对第一个照会，公众的反应总的说是好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照会，不存在复杂的条约，没有卷入欧洲纷争。（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16.）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国公众一方面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激情，特别是在使馆受围，公使康格生死不明的悬念期间，但他们仍眷念孤立主义。在1900年总统选举前夕进行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众强调了如果美国进行干涉，也不应同欧洲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干涉应当是有节制的。（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海军界的基地要求激怒了他们。只是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发表后，照会中的中国完整才使公众的心情趋于平静。
海约翰懂得公众的心情。他决定不参加瓜分，部分地是基于公众舆论的反对。他说，“当然我们反对肢解那个帝国，我们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会视政府参加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掠夺大赛是正当的。”（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41.）民主派反帝运动与公众舆论是对走欧洲殖民扩张老路的有力的制约。这促使外交决策人谋求新的扩张方式。
在第一个照会提出后，门户开放这个选择被美国决策层中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变成对华政策的共识。驻华公使康格与国会参议员戴维斯是两位代表人物。康格本是倾向于参与瓜分领土的，在目睹义和团起义后，康格开始相信，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西方人或西方方式的控制，宁可按自己的方式统治，什么也补偿不了统治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向国务卿建议，“最好还是继续我们已宣告的政策，试着保持门户开放，以便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权势与贸易。”（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04.）戴维斯是一名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看到新方式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国会辩论对华行动时，他反对美国参加欧洲远征军，进驻北京。他争辩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使美国卷入“瓜分，租让权，势力范围与其它利益，但如果我们超脱，我确信，10年后我们将是仲裁者，而这比成为众多的诉讼人中的一个要好得多。因此，最终对我们对文明与人道要好得多。”（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从他的这段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转变的轨迹：从试图参与瓜分到超脱欧洲而成为仲裁人。显然，戴维斯所说的超脱不是回到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的竞争，而是有朝一日成为君临欧洲之上，操纵中国局势的仲裁人。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历史活动的媒介。一个国家总是在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发展，并在发展中表现本国特色。美国扩张主义在孤立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在19世纪末东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试验，结果创造了与欧洲殖民扩张不同的新的扩张方式，一个美国型号的扩张主义。柔克义把门户开放照会提到外交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称它为“海约翰主义”，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