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战后初期英国对欧政策的形成
洪邮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22～29页
【作者简介】洪邮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长期以来，战后英国第一届艾德礼工党内阁的对欧政策受到人们的批评，他们指责它在战后初期欧洲联合的过程中态度消极，以致使英国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领导欧洲的机会。这种评价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在1945年后的二三年中，英国对欧洲合作远非是消极的，相反是积极的参与（注：约翰·扬：《英国和欧洲的联合1945-1992年》(J.W.Young,Britain and European Unity,1945-1992)，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3年版；杰弗里·沃纳：《工党政府和西欧的联合，1945-1951年》(G.Warner,The Labour Governments and the Unity of Western Europe,1945-1951),R.奥文戴尔编：《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1945-1951年》(R.Ovendal,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s,1945-1951)，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S.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与欧洲的合作》(S.Greenwood,Britain and European Cooperation Since 1945)，布莱克维尔1992年版。）。这些学者的论点建立在对主持外交事务的欧内斯特·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的积极评价上，他们争辩说，贝文战后确想建立英国领导的西欧国家的联盟。实际上，从贝文提出“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到他最终转向依靠大西洋联盟，英国工党政府的对欧政策有一个寻求、调整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各种因素的变化，首先是冷战的逐渐形成和美国卷入欧洲事务有着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一经形成，随即确实对整个50年代英国的欧洲一体化方针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建立“第三种力量”的构想与努力
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源于大战后期英国外交部官员对战后欧洲政策的考虑。如同近代历次大战之后的情形，恢复均势是英国二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处置战争祸首德国的问题。从1942年秋季始，西欧各国流亡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开始酝酿战后建立旨在扼制德国东山再起的西欧联盟，并希望英国出面领导。这一想法引起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注意，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战后美英苏三大国维持合作的前提下，针对德国的某种地区性联盟应是拟议中的战后世界组织中欧洲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会招致苏联的反对而导致欧洲分裂；另一方面，英国一直担心美国战后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如果这种担心变为现实并且世界组织夭折，那么这样的防务安排自有其未雨绸缪之作用。但是，反德西欧联盟对外交部官员更大的吸引力在于它似可成为英国维持战后世界均势的工具，这反映在外交部常务次官帮办萨金特爵士在1945年7月11日所起草的一份题为“欧洲胜利后的估量”备忘录（注：D.J.默里和S.R.阿什顿主编：《英帝国终结文件》(D.J.Murray and S.R.Ashton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the Empire)A辑第2卷第2部分，英国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297-301页。）中。萨金特指出，二战结束后欧洲将面临迥异于一战后英法支配欧洲前途的局面，“这一次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因此，英国特别需要将三大国合作原则作为处理战后国际事务的基础。他认为，在我们两大伙伴尤其美国看来，英国现在已是一个二流强国。那种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未来最重要的世界强国的相互谅解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是英国必须予以反对的。那么，萨金特的对策如何呢？萨金特吸取了当年法国人非靠英国不能制约德国的教训，他说：“我们必须准备依靠自己的政策而自立”，“为此，将法国和西欧小国，当然还有自治领，变为我们在三大国体系中的合作者是最佳途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迫使我们的两大伙伴平等待我”。
贝文上任后对萨金特等人的形势分析衷心赞同，他在1945年8月参加波茨坦会议返回伦敦后，召集外交部官员讨论战后英国的欧洲政策，会上强调，英国的长期政策是建立它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密切联系；他希望看到英国与这些国家“既在政治问题上又在商业和经济事务上的密切交往。从法国开始是必要的……”（注：S.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S.Greenwood,The Third Force in the Late 1940s),B.布里瓦蒂和H.琼斯编：《从重建到一体化：1945年以来的英国和欧洲》(B.Brivati and H.Jones eds.,From Reconstruction to Integration:Britain and Europe Since 1945)，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贝文的上述构想，被称为“宏伟计划”。然而，“宏伟计划”不是战时西欧联盟计划的简单翻版，其差异首先在于后者主要是一个政治和防务合作计划，而贝文最初所设想的联盟不仅仅局限于防务领域，其重心却是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这种变化是由英国战后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所决定的。
英国在二战中遭受了空前的损失，对德战争结束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了“财政敦克尔刻”的警告，英国只得将求援的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由于战争而暴富的美国。然而，距日本宣布投降后仅仅一周，美国突然宣布停止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杜鲁门政府的决定意味着今后英国需支付现款购买美货，结果，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美英两国政府于12月6日签订了财政协定，它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贷款，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5年12月底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注：D.丁布尔比和D.德诺兹：《大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D.Dimbleby& D.Reynolds,An Ocean Apar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兰登书屋1988年版，第178-180页。）。根据该协议，英国不仅要在一定期限内恢复英镑的自由兑换，而且要实行美国极力要求的所谓“自由贸易”政策，这意味着英联邦特惠制的实际取消。美国乘人之危的做法在英国朝野引起一阵强烈的反美情绪，英国人觉得，这简直是在向美国乞讨，过去两个世纪中一直是英国将贷款条件强加给别人，而现在却要听命于美国人！
在这种背景下，贝文产生把西欧建设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思想，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维护英国的独立地位。1945年9月，贝文对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说，他正在“关注增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以期这种合作能增加 我们在防务问题上的共识”（注：S.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法国和西方联盟，1945年8月—1946年2月》(Sean Greenwood,Ernest Bevin,France and Western Union,August 1945-February 1946)，《欧洲史季刊》(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第14卷，第325页。）。10月3日，贝文又向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提出两国就双边关系举行谈判。显然，贝文意在录求建立欧洲“第三种力量”的基础。同年底，贝文进一步提出世界分为“三门罗”的思想。他指出，一个世纪前美国宣布了维护它在美洲大陆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现在苏联的“门罗”正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崛起，第三个“门罗”应该基于“与其他国家维护其安全的同样条件之下我们维护英联邦安全的权利”（注：R.埃德蒙兹：《筑起堤防：美国和英国，1945-1950年》(R.Edmonts,Setting the Mound: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45-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英国历史学家格林伍德分析道，将西欧国家组成强大的欧洲中心体系，即所谓的“西方联盟”，是贝文外交政策的最终概念（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和欧洲的合作》，第11-12页。）。
但是，在冷战形势明朗前贝文始终投鼠忌器，不敢把“第三种力量”的大旗公开扯出来而刺激苏联，同时，英法关系的不谐也是实现贝文构想的另一个障碍。在战时，戴高乐声称他不反对与英国结成联盟，但希望战后法国能够永久控制屡次对其构成军事威胁的莱茵兰地区，并将鲁尔工业区从德国分离出来置于国际共管之下。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分削弱德国的教训，英国未予首肯。在1945年底炮击大马士革事件中，英国派兵干预，这使戴高乐恼羞成怒，英法几乎兵戎相见。贝文的“宏伟计划”以英法联盟为核心，为改善与法国的关系，英国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贝文不仅提出英法共同从利凡特撤军的建议，而且在德国问题上转而采取与法国接近的立场。可是，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法国政局陷于动荡之中，贝文遂有意缓议英法结盟。
然而不久，英法结盟出现了契机，但这不是在贝文所希望的经济领域，而是两国的防务合作。1947年1月1日短期执政的勃鲁姆总理致信艾德礼，除请求英国增加对法国的煤炭供应以解燃眉之急外，他建议两国为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而缔结同盟。在1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贝文抓住这一机会，强烈表示赞成与法国结盟（注：阿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Al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伦敦1983年版，第357页。），至同年3月4日，贝文和皮杜尔在法国敦刻尔克签署英法同盟条约，即敦刻尔克条约。
敦克尔刻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英国的欧洲政策已处于转变之中。敦刻尔克条约酝酿之际，三大国同盟尚未破裂，英国仍然希望避免刺激苏联，条约对准的目标是德国。但是，东西方冲突的逐渐升级和西欧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已使英国实际不再把扼制德国看作是绝对必要的了，英国愈来愈认识到，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能够减轻占领国的责任，并减少苏联对德国西战区施加影响的危险性。与此同时，东西方关系已经发展到了重要关头。几乎正是一年之前，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铁幕”演说，发出了冷战的信号。工党政府对富尔敦演说予以默认，并正是因为英国的力不从心，在敦刻尔克条约签署一周后的3月12日，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公开表示支持东南欧乃至更大范围的反共势力。
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由于美国尚未在欧洲承担重要的实际义务，对英国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便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条约减轻了法国对德国重新走上侵略道路的恐惧，从而为英法进一步加强在防务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贝文亦不愿因敦刻尔克条约而给予美国人以西欧不再需要帮助的印象。皮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当他在敦刻尔克条约签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如果需要组织一个反苏防务体系的话，那么该条约就能“为其他的各种协议提供重要基础”（注：约翰·扬：《法国、冷战和西方联盟，1944-1949年》(J.W.Young,France,the Cold War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1944-1949)，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不失为两全之策：既能使英国在美国不对欧洲作出承诺的情况下退而依靠西欧联盟，控制西欧的局势，又能进而追求大西洋联盟。
二、贝文与布鲁塞尔条约
英法军事同盟形成和杜鲁门主义发表不久，1947年4月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东西方关系趋于恶化。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由美国出资帮助欧洲复兴的设想，即“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导致东西欧分裂成为现实，却鼓励了贝文建立“第三种力量”构想的发展，因为美国不仅不反对欧洲的联合，而且相反，它迫切希望欧洲能走上一体化的进程。1946年8月，贝文曾指示其部下起草一份文件，它建议以关税同盟的形式进一步加强英法之间的经济联系，但该文件被内阁议而未决（注：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4-65页。）。这时，在新的背景下，贝文的关税同盟的思想又复活了，并增添了新的内容。1947年9月16日贝文致信首相说还须建立一个英联邦关税同盟，这种关税同盟仅为更加广泛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同月22日在会晤法国总理拉马迪埃时，贝文告诉他，关税同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加强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它们分别拥有4700万和4000万人口及广阔的殖民地，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将会与苏联或美国一样强大”（注：奥文戴尔编：《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第65-66页。）。
在1945年8月有关“西欧联盟”的最初表述中，贝文没有提到欧洲的殖民地合作。从那时的“西欧联盟”思想到英法关税同盟，再从英联邦关税同盟到欧洲的殖民地合作，反映了贝文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对其“第三种力量”构想的调整。到1947年，贝文发现英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如战后初期所设想的那样只是暂时性的，英国的败政窘困的状况一直未能缓解，因英镑恢复自由兑换而引起的危机即为明证。英国和欧洲经济的脆弱性不能以建立在欧洲各国自身经济基础上的一般性联合努力来改变，于是贝文又提出欧洲关税同盟，但该设想似作用有限，因此他发展出欧洲殖民地合作的思想，企图利用英法等欧洲国家殖民地的资源和马歇尔计划来弥补欧洲经济力量之不足。
1947年12月中旬，讨论德国等问题的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再次破裂，标志着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伦敦会议结束两天后的12月17日上午，贝文在会晤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拯救西方文明。……无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我们应该建立某种联盟。”（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和欧洲的合作》，第23页；罗斯维尔：《英国和冷战，1941-1947年》(V.Rothwell,Britain and the Cold War,1941-1947)，伦敦1982年版，第442页。）当晚在会晤马歇尔时，他则表达了欲与美国共同建立某种“西方精神联盟”的愿望。他说道：“我们必须设计某种联盟，包括美国人、我们自己、法国、意大利等，当然还有自治领的西方民主体系。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而是由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谅解。这是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对于贝文的积极倡议，马歇尔的反应审慎，但表示他很乐意让有关问题能得到讨论（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ng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第2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815-817页。）。
“西方精神联盟”是贝文的一个新思想，但决不是他的信口开河，1948年1月4日贝文的一份题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的备忘录集中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备忘录首先渲染了苏联的威胁，然后说英国的政策同样很清楚，这就是继续全力促使马歇尔计划结出丰硕成果。“但是，虽然经济领域的发展十分重要，它本身还不足以遏止俄国的威胁，在我们的防务中，政治上——就是精神上的力量还必须动员起来。……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在美国和自治领的支持下，寻求建立一个西方民主体系……”针对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备忘录又写道：“我们英国人不能再置身于欧洲之外，再坚持我们的问题和地位迥异于我们欧洲邻居的问题和地位的观点了”。“西方精神联盟”需要英国强有力的领导，一旦这种欧洲体系在英联邦和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就应可能发展起我们自己的、能与美国和苏联比肩的实力和影响。我们拥有殖民帝国的物质资源，如果我们开发了它们，加上现在提供精神领导，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这里，贝文将“西方精神联盟”和有形的“西欧联盟”溶和了起来。由于马歇尔的谨慎态度，贝文呼吁美国的参与变成了美国的支持（注：《英帝国终结文件》A辑第2卷第2部分，第317-318页。）。贝文的计划得到内阁的批准。1月13日贝文向马歇尔送去一份备忘录，正式通报英国准备建立西方联盟，这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注：《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9页。）。
在此背景下，1月22日贝文在下院发表“西方联盟”长篇演说，第一次公开全面阐述了自1945年8月“宏伟计划”以来不能释手的思想。贝文的此次演讲后，英、法、荷、比、卢等国随即举行谈判，最后导致五国于1948年3月17日正式签署布鲁塞尔条约。
三、转向谋求大西洋联盟
贝文促成布鲁塞尔条约的目的何在？在这一问题上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贝文仍在执著地为实现他的“第三种力量”之构想而努力，因为贝文的“西方联盟”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意在利用美国的援助来赢得时间，“最终目的应该是使西欧国家获得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地位”（注：琼斯·肯特：《贝文的帝国主义和欧非思想，1945-1949年》(Jones Kent,Bevin's Imperi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Africa 1945-1949)；M.多克里尔和约翰·扬编：《1945年至1956年的英国对外政策》(M.Dockrill and J.W.Young ed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560)，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0页。），只是由于1948年3月初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吓倒了五国谈判者而使最后条约有着浓厚的军事同盟的色彩，该条约成为“第三种力量”目标的绝唱（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的英国和欧洲合作》，第24页；《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7页。）。
实际上，随着冷战的来临，虽然贝文仍然不忘声称独立于美苏，但苏联的威胁在贝文有关“西欧联盟”的言论中已近乎开场白。杜鲁门主义发表后，本来担心鼓吹西欧联合会刺激苏联的神经的贝文觉得手脚放开了，而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又成了推行其主张的最好口实。英国与苏联关系的趋于恶化却是它与美国和解的杠杆，与此相适应，贝文的欧洲政策也愈益难以摆脱对美国支持的依赖。1947年初外交部曾草拟一份报告以修改因局势变化已不合时宜的萨金特爵士的“估量”备忘录，报告认为，萨金特当时所确立的欧洲联合的目标现在仍然有效，独立于美国的目标也仍然有效，但是，“过分脱离美国是一种危险”（注：A.亚当思维特：《英国和世界，1945-1949：来自外交部的看法》(A.Adamthwaite,Britain and World,1945-1949:View from Foreign Office)，《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61卷第2期，第227页。）。面对苏联的挑战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急剧升温，1947年12月初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失败后贝文倡议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精神联盟”，这是贝文提出“宏伟计划”以来第一次涉及与美国结盟的问题。尽管鉴于战后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贝文这时只是谈到政治性联盟，但这种试探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反映了他联美制苏的迫切心情。但是，马歇尔的含糊答复给贝文泼了冷水，这使他看清美国尚未走到那一步。在1948年1月几份酝酿建立“西方联盟”的备忘录中，贝文没有再把美国包括在他的计划之中，然而，显然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方案，美国的支持已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时美国也开始积极介入欧洲的联合。1948年1月21日，英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会晤国务院欧洲事务处处长希克森，讨论了贝文已为内阁批准的西方联盟计划。希克森直戴了当地指出，贝文计划的目标是不明确的，因为它欲以敦刻尔克条约为基础与荷比卢签订双边协定。敦刻尔克条约是针对德国的，而贝文又同意德国最终要在他的联盟中起主要作用，这就与贝文计划的目标相矛盾。希克森建议，英国应“既防止德国侵略的重新开始，又防止苏联的侵略”。在谈到美国的作用时，希克森的表态意味深长，他说：“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任何这样的概念（指西方联盟）……应主要基于欧洲的主动。如果欧洲国家建立了这样一种组织并使之发挥作用，那么处理我们与它的长期关系就不会成问题。”对此英弗查佩尔心领神会，他说，美国的参加“当然是在计划的第二阶段而不是在发起阶段”（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10-12页。）。这一信息给贝文很大鼓舞，次日贝文便发表了“西方联盟”的演说。几天后，贝文甚至不顾美国所能接受的程度，迫不及待地训令英弗查佩尔向美方提出，按照上年英美有关中东问题的防务合作谅解的方式，与美国签订针对苏联的防务协议，以显示“美国支持该计划的程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13页。）。贝文的这次建议又失之于操之过急。2月初他再派人赴华盛顿谈判美国参加欧洲防务事宜。结果他们无功而返，美国仍坚持欧洲首先建立自己的组织，然后才可能考虑与之联系的问题（注：M.福利：《打破恶性循环：英国、美国和北约的起源》(M.Folly,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s: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2卷，第63页。）。布鲁塞尔条约签署后，如希克森所暗示和英弗查佩尔所期望的，美国参加“西方联盟”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贝文为此施展了他的外交才干（注：在战后冷战起源研究中的“非极论”(depolarization)观点中，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主张得到充分的阐述。），终于如愿以偿。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署，但它把英国及欧洲拉入的是以美国而不是自己为盟主的大西洋联盟之中。
由上可见，自马歇尔计划发表以来，尽管在有关文件和演讲中仍不乏“第三种力量”的词句，实际上贝文不仅不愿意独立于美国，而且亟欲与美国结盟以抗衡苏联，因而有理由认为布鲁塞尔条约的缔结是通向北约的一个步骤，诚如英国学者拉雷斯所言，就布鲁塞尔条约而论，贝文的主动“不是受他建立西欧防务组织的愿望而是他如下压倒一切的兴趣所支配：使美国确实感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自己有责任对欧洲安全的一定义务作出承诺”。但是拉雷斯又断言，“……英法和解、与其他国家的关税同盟、所谓西欧联盟或集团从来就是面对战后问题而不能依靠华盛顿的应急计划”（注：K.拉雷斯：《寻求秩序：英国和西欧联盟的起源》(K.Larres,A Search for Order:Britain and the Origin of a Western European Union)，布里瓦蒂和琼斯编：《从重建到一体化》，第85页。）。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战后初期三大国合作政策仍在维持的情况下，西欧联盟之策更有助于英国与美苏相抗衡，建立“第三种力量”。只是随着贝文认识到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1947年后随着冷战的来临，这种意图才逐渐淡化，1947年12月初四国外长伦敦会议破裂后，贝文已是英雄气短，转而迫切期望美国的鼎力相助，而北约签署之际再一次爆发英镑危机，又是美国的财政援助使英国得以渡过难关，这似乎证明了英国转向大西洋联盟的正确性。
在1948年10月9日兰达诺保守党年会的演讲中，丘吉尔阐述了以“三环外交”著称的思想。丘吉尔的这一演说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因为它对英国国际地位的渲染，而且在于它对三环的次序安排，即英联邦、英美关系以及欧洲，反映了丘吉尔对英国外交政策不同重心的思想，这和工党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
大西洋联盟酝酿之际，即为工党政府逐渐放弃“第三种力量”构想之时，贝文的政策从争取欧洲的支持以使英国能与美苏三足鼎立转向依靠美国与苏联抗衡。1949年10月在一份为内阁起草的题为“欧洲政策”的备忘录中，贝文分析了选择大西洋联盟而放弃“第三种力量”的理由。贝文写道，在政治上，新成立的欧洲委员会可能会逐渐唤醒大陆国际的欧洲意识和在世界上起独立作用的愿望，但是由于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形势，它们“没有美国的帮助便不存在使它们融入繁荣和安全的实体的直接希望”。在经济上，虽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目前在经济潜力上对苏联集团占有优势，但苏联的经济计划一旦完成，这种优势将丧失殆尽；另外，西欧现在因依赖美国的援助而能够进行合作，但是“当美国的援助完全停止，目前有限的欧洲经济合作将不复存在”，因此，英国的明智做法是“无论如何不要以牺牲我们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为代价去不适当地依靠”欧洲经济合作。在军事上，贝文的结论是，即使加上英联邦，西欧都不能单独抗衡苏联（注：《英帝国终结文件》A辑第2卷第2部分，第343-345页。）。总而言之，在贝文看来，面对苏联的威胁，西欧不足倚恃，那么背靠美国则是自然的结果了。贝文后来谈到，在依靠欧洲还是大西洋联盟作为英国的力量基础问题上，“按照我们的看法答案是大西洋……我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我反对欧洲，而是因为我不相信欧洲强大到足以单独保卫自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注：罗杰·布伦和M.E.佩利编：《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Roger Bu-llen & M.E.Pelly,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第2辑第3卷，英国皇家文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与英国的英联邦利益也是矛盾的。贝文的“第三种力量”虽然以欧洲的联合为目标，但是不同时期具体的说法和内容却是含糊的，至于联合的性质则更难以确定。实际上，贝文的想法多不含超国家一体化的性质，只有关税同盟的建议存在让渡主权的可能。然而，贝文企图积极推动关税同盟实现的行为，总是遭到英国政府中左右对欧经济政策的那些经济部门的强烈反对，它们所祭出的法宝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损害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驻法大使达夫·库珀曾就此评论道：“仅仅‘关税同盟’一词就能引起财政税的震荡和贸易部的反感。”（注：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5页。）工党政府作出削弱英联邦的联系而与羸弱动荡的欧洲实行一体化的选择几无可能。因此，认为工党政府放弃对欧洲联合领导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贝文出于私衷确乎曾试图领导欧洲的联合；当欧洲的联合是指欧洲一体化运动时，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何种原因，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难以逾越国家性质的界线，这种限定在美国推动、欧陆拥护的欧洲经济合作和欧洲统一运动的酝酿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这样，经过战后初期一二年录求建立“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至40年代末英国工党政府形成了影响整个50年代乃至更为深远的欧洲政策，即在欧洲的防务问题上全心全意依靠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联盟，辅之以支持传统的政府间合作的欧洲组织，如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通过它们继续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这正是英国外交部计划人员所认为的既能遏制苏联又能维持英国既得利益的两全之策。但是，当欧洲大陆一体化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现实时，英国的这一欧洲政策便受到真正的考验。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9年04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9年01期第22～29页
【作者简介】洪邮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210093
一、建立“第三种力量”的构想与努力
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源于大战后期英国外交部官员对战后欧洲政策的考虑。如同近代历次大战之后的情形，恢复均势是英国二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处置战争祸首德国的问题。从1942年秋季始，西欧各国流亡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开始酝酿战后建立旨在扼制德国东山再起的西欧联盟，并希望英国出面领导。这一想法引起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注意，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战后美英苏三大国维持合作的前提下，针对德国的某种地区性联盟应是拟议中的战后世界组织中欧洲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会招致苏联的反对而导致欧洲分裂；另一方面，英国一直担心美国战后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如果这种担心变为现实并且世界组织夭折，那么这样的防务安排自有其未雨绸缪之作用。但是，反德西欧联盟对外交部官员更大的吸引力在于它似可成为英国维持战后世界均势的工具，这反映在外交部常务次官帮办萨金特爵士在1945年7月11日所起草的一份题为“欧洲胜利后的估量”备忘录（注：D.J.默里和S.R.阿什顿主编：《英帝国终结文件》(D.J.Murray and S.R.Ashton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the Empire)A辑第2卷第2部分，英国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297-301页。）中。萨金特指出，二战结束后欧洲将面临迥异于一战后英法支配欧洲前途的局面，“这一次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因此，英国特别需要将三大国合作原则作为处理战后国际事务的基础。他认为，在我们两大伙伴尤其美国看来，英国现在已是一个二流强国。那种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未来最重要的世界强国的相互谅解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是英国必须予以反对的。那么，萨金特的对策如何呢？萨金特吸取了当年法国人非靠英国不能制约德国的教训，他说：“我们必须准备依靠自己的政策而自立”，“为此，将法国和西欧小国，当然还有自治领，变为我们在三大国体系中的合作者是最佳途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迫使我们的两大伙伴平等待我”。
贝文上任后对萨金特等人的形势分析衷心赞同，他在1945年8月参加波茨坦会议返回伦敦后，召集外交部官员讨论战后英国的欧洲政策，会上强调，英国的长期政策是建立它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密切联系；他希望看到英国与这些国家“既在政治问题上又在商业和经济事务上的密切交往。从法国开始是必要的……”（注：S.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S.Greenwood,The Third Force in the Late 1940s),B.布里瓦蒂和H.琼斯编：《从重建到一体化：1945年以来的英国和欧洲》(B.Brivati and H.Jones eds.,From Reconstruction to Integration:Britain and Europe Since 1945)，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贝文的上述构想，被称为“宏伟计划”。然而，“宏伟计划”不是战时西欧联盟计划的简单翻版，其差异首先在于后者主要是一个政治和防务合作计划，而贝文最初所设想的联盟不仅仅局限于防务领域，其重心却是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这种变化是由英国战后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所决定的。
英国在二战中遭受了空前的损失，对德战争结束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了“财政敦克尔刻”的警告，英国只得将求援的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由于战争而暴富的美国。然而，距日本宣布投降后仅仅一周，美国突然宣布停止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杜鲁门政府的决定意味着今后英国需支付现款购买美货，结果，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美英两国政府于12月6日签订了财政协定，它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贷款，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5年12月底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注：D.丁布尔比和D.德诺兹：《大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D.Dimbleby& D.Reynolds,An Ocean Apar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兰登书屋1988年版，第178-180页。）。根据该协议，英国不仅要在一定期限内恢复英镑的自由兑换，而且要实行美国极力要求的所谓“自由贸易”政策，这意味着英联邦特惠制的实际取消。美国乘人之危的做法在英国朝野引起一阵强烈的反美情绪，英国人觉得，这简直是在向美国乞讨，过去两个世纪中一直是英国将贷款条件强加给别人，而现在却要听命于美国人！
在这种背景下，贝文产生把西欧建设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思想，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维护英国的独立地位。1945年9月，贝文对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说，他正在“关注增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以期这种合作能增加 我们在防务问题上的共识”（注：S.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法国和西方联盟，1945年8月—1946年2月》(Sean Greenwood,Ernest Bevin,France and Western Union,August 1945-February 1946)，《欧洲史季刊》(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第14卷，第325页。）。10月3日，贝文又向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提出两国就双边关系举行谈判。显然，贝文意在录求建立欧洲“第三种力量”的基础。同年底，贝文进一步提出世界分为“三门罗”的思想。他指出，一个世纪前美国宣布了维护它在美洲大陆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现在苏联的“门罗”正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崛起，第三个“门罗”应该基于“与其他国家维护其安全的同样条件之下我们维护英联邦安全的权利”（注：R.埃德蒙兹：《筑起堤防：美国和英国，1945-1950年》(R.Edmonts,Setting the Mound: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45-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英国历史学家格林伍德分析道，将西欧国家组成强大的欧洲中心体系，即所谓的“西方联盟”，是贝文外交政策的最终概念（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和欧洲的合作》，第11-12页。）。
但是，在冷战形势明朗前贝文始终投鼠忌器，不敢把“第三种力量”的大旗公开扯出来而刺激苏联，同时，英法关系的不谐也是实现贝文构想的另一个障碍。在战时，戴高乐声称他不反对与英国结成联盟，但希望战后法国能够永久控制屡次对其构成军事威胁的莱茵兰地区，并将鲁尔工业区从德国分离出来置于国际共管之下。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分削弱德国的教训，英国未予首肯。在1945年底炮击大马士革事件中，英国派兵干预，这使戴高乐恼羞成怒，英法几乎兵戎相见。贝文的“宏伟计划”以英法联盟为核心，为改善与法国的关系，英国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贝文不仅提出英法共同从利凡特撤军的建议，而且在德国问题上转而采取与法国接近的立场。可是，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法国政局陷于动荡之中，贝文遂有意缓议英法结盟。
然而不久，英法结盟出现了契机，但这不是在贝文所希望的经济领域，而是两国的防务合作。1947年1月1日短期执政的勃鲁姆总理致信艾德礼，除请求英国增加对法国的煤炭供应以解燃眉之急外，他建议两国为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而缔结同盟。在1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贝文抓住这一机会，强烈表示赞成与法国结盟（注：阿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Al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伦敦1983年版，第357页。），至同年3月4日，贝文和皮杜尔在法国敦刻尔克签署英法同盟条约，即敦刻尔克条约。
敦克尔刻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英国的欧洲政策已处于转变之中。敦刻尔克条约酝酿之际，三大国同盟尚未破裂，英国仍然希望避免刺激苏联，条约对准的目标是德国。但是，东西方冲突的逐渐升级和西欧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已使英国实际不再把扼制德国看作是绝对必要的了，英国愈来愈认识到，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能够减轻占领国的责任，并减少苏联对德国西战区施加影响的危险性。与此同时，东西方关系已经发展到了重要关头。几乎正是一年之前，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铁幕”演说，发出了冷战的信号。工党政府对富尔敦演说予以默认，并正是因为英国的力不从心，在敦刻尔克条约签署一周后的3月12日，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公开表示支持东南欧乃至更大范围的反共势力。
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由于美国尚未在欧洲承担重要的实际义务，对英国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便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条约减轻了法国对德国重新走上侵略道路的恐惧，从而为英法进一步加强在防务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贝文亦不愿因敦刻尔克条约而给予美国人以西欧不再需要帮助的印象。皮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当他在敦刻尔克条约签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如果需要组织一个反苏防务体系的话，那么该条约就能“为其他的各种协议提供重要基础”（注：约翰·扬：《法国、冷战和西方联盟，1944-1949年》(J.W.Young,France,the Cold War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1944-1949)，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不失为两全之策：既能使英国在美国不对欧洲作出承诺的情况下退而依靠西欧联盟，控制西欧的局势，又能进而追求大西洋联盟。
二、贝文与布鲁塞尔条约
英法军事同盟形成和杜鲁门主义发表不久，1947年4月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东西方关系趋于恶化。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由美国出资帮助欧洲复兴的设想，即“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导致东西欧分裂成为现实，却鼓励了贝文建立“第三种力量”构想的发展，因为美国不仅不反对欧洲的联合，而且相反，它迫切希望欧洲能走上一体化的进程。1946年8月，贝文曾指示其部下起草一份文件，它建议以关税同盟的形式进一步加强英法之间的经济联系，但该文件被内阁议而未决（注：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4-65页。）。这时，在新的背景下，贝文的关税同盟的思想又复活了，并增添了新的内容。1947年9月16日贝文致信首相说还须建立一个英联邦关税同盟，这种关税同盟仅为更加广泛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同月22日在会晤法国总理拉马迪埃时，贝文告诉他，关税同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加强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它们分别拥有4700万和4000万人口及广阔的殖民地，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将会与苏联或美国一样强大”（注：奥文戴尔编：《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第65-66页。）。
在1945年8月有关“西欧联盟”的最初表述中，贝文没有提到欧洲的殖民地合作。从那时的“西欧联盟”思想到英法关税同盟，再从英联邦关税同盟到欧洲的殖民地合作，反映了贝文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对其“第三种力量”构想的调整。到1947年，贝文发现英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如战后初期所设想的那样只是暂时性的，英国的败政窘困的状况一直未能缓解，因英镑恢复自由兑换而引起的危机即为明证。英国和欧洲经济的脆弱性不能以建立在欧洲各国自身经济基础上的一般性联合努力来改变，于是贝文又提出欧洲关税同盟，但该设想似作用有限，因此他发展出欧洲殖民地合作的思想，企图利用英法等欧洲国家殖民地的资源和马歇尔计划来弥补欧洲经济力量之不足。
1947年12月中旬，讨论德国等问题的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再次破裂，标志着东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伦敦会议结束两天后的12月17日上午，贝文在会晤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拯救西方文明。……无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我们应该建立某种联盟。”（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和欧洲的合作》，第23页；罗斯维尔：《英国和冷战，1941-1947年》(V.Rothwell,Britain and the Cold War,1941-1947)，伦敦1982年版，第442页。）当晚在会晤马歇尔时，他则表达了欲与美国共同建立某种“西方精神联盟”的愿望。他说道：“我们必须设计某种联盟，包括美国人、我们自己、法国、意大利等，当然还有自治领的西方民主体系。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而是由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谅解。这是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对于贝文的积极倡议，马歇尔的反应审慎，但表示他很乐意让有关问题能得到讨论（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ng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第2卷，华盛顿1972年版，第815-817页。）。
“西方精神联盟”是贝文的一个新思想，但决不是他的信口开河，1948年1月4日贝文的一份题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的备忘录集中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备忘录首先渲染了苏联的威胁，然后说英国的政策同样很清楚，这就是继续全力促使马歇尔计划结出丰硕成果。“但是，虽然经济领域的发展十分重要，它本身还不足以遏止俄国的威胁，在我们的防务中，政治上——就是精神上的力量还必须动员起来。……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在美国和自治领的支持下，寻求建立一个西方民主体系……”针对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备忘录又写道：“我们英国人不能再置身于欧洲之外，再坚持我们的问题和地位迥异于我们欧洲邻居的问题和地位的观点了”。“西方精神联盟”需要英国强有力的领导，一旦这种欧洲体系在英联邦和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就应可能发展起我们自己的、能与美国和苏联比肩的实力和影响。我们拥有殖民帝国的物质资源，如果我们开发了它们，加上现在提供精神领导，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这里，贝文将“西方精神联盟”和有形的“西欧联盟”溶和了起来。由于马歇尔的谨慎态度，贝文呼吁美国的参与变成了美国的支持（注：《英帝国终结文件》A辑第2卷第2部分，第317-318页。）。贝文的计划得到内阁的批准。1月13日贝文向马歇尔送去一份备忘录，正式通报英国准备建立西方联盟，这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注：《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9页。）。
在此背景下，1月22日贝文在下院发表“西方联盟”长篇演说，第一次公开全面阐述了自1945年8月“宏伟计划”以来不能释手的思想。贝文的此次演讲后，英、法、荷、比、卢等国随即举行谈判，最后导致五国于1948年3月17日正式签署布鲁塞尔条约。
三、转向谋求大西洋联盟
贝文促成布鲁塞尔条约的目的何在？在这一问题上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贝文仍在执著地为实现他的“第三种力量”之构想而努力，因为贝文的“西方联盟”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意在利用美国的援助来赢得时间，“最终目的应该是使西欧国家获得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地位”（注：琼斯·肯特：《贝文的帝国主义和欧非思想，1945-1949年》(Jones Kent,Bevin's Imperialism and the Idea of EuroAfrica 1945-1949)；M.多克里尔和约翰·扬编：《1945年至1956年的英国对外政策》(M.Dockrill and J.W.Young ed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560)，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0页。），只是由于1948年3月初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吓倒了五国谈判者而使最后条约有着浓厚的军事同盟的色彩，该条约成为“第三种力量”目标的绝唱（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的英国和欧洲合作》，第24页；《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7页。）。
实际上，随着冷战的来临，虽然贝文仍然不忘声称独立于美苏，但苏联的威胁在贝文有关“西欧联盟”的言论中已近乎开场白。杜鲁门主义发表后，本来担心鼓吹西欧联合会刺激苏联的神经的贝文觉得手脚放开了，而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又成了推行其主张的最好口实。英国与苏联关系的趋于恶化却是它与美国和解的杠杆，与此相适应，贝文的欧洲政策也愈益难以摆脱对美国支持的依赖。1947年初外交部曾草拟一份报告以修改因局势变化已不合时宜的萨金特爵士的“估量”备忘录，报告认为，萨金特当时所确立的欧洲联合的目标现在仍然有效，独立于美国的目标也仍然有效，但是，“过分脱离美国是一种危险”（注：A.亚当思维特：《英国和世界，1945-1949：来自外交部的看法》(A.Adamthwaite,Britain and World,1945-1949:View from Foreign Office)，《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61卷第2期，第227页。）。面对苏联的挑战英国与美国的关系急剧升温，1947年12月初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失败后贝文倡议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精神联盟”，这是贝文提出“宏伟计划”以来第一次涉及与美国结盟的问题。尽管鉴于战后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贝文这时只是谈到政治性联盟，但这种试探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反映了他联美制苏的迫切心情。但是，马歇尔的含糊答复给贝文泼了冷水，这使他看清美国尚未走到那一步。在1948年1月几份酝酿建立“西方联盟”的备忘录中，贝文没有再把美国包括在他的计划之中，然而，显然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方案，美国的支持已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时美国也开始积极介入欧洲的联合。1948年1月21日，英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会晤国务院欧洲事务处处长希克森，讨论了贝文已为内阁批准的西方联盟计划。希克森直戴了当地指出，贝文计划的目标是不明确的，因为它欲以敦刻尔克条约为基础与荷比卢签订双边协定。敦刻尔克条约是针对德国的，而贝文又同意德国最终要在他的联盟中起主要作用，这就与贝文计划的目标相矛盾。希克森建议，英国应“既防止德国侵略的重新开始，又防止苏联的侵略”。在谈到美国的作用时，希克森的表态意味深长，他说：“该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任何这样的概念（指西方联盟）……应主要基于欧洲的主动。如果欧洲国家建立了这样一种组织并使之发挥作用，那么处理我们与它的长期关系就不会成问题。”对此英弗查佩尔心领神会，他说，美国的参加“当然是在计划的第二阶段而不是在发起阶段”（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10-12页。）。这一信息给贝文很大鼓舞，次日贝文便发表了“西方联盟”的演说。几天后，贝文甚至不顾美国所能接受的程度，迫不及待地训令英弗查佩尔向美方提出，按照上年英美有关中东问题的防务合作谅解的方式，与美国签订针对苏联的防务协议，以显示“美国支持该计划的程度”（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3卷，第13页。）。贝文的这次建议又失之于操之过急。2月初他再派人赴华盛顿谈判美国参加欧洲防务事宜。结果他们无功而返，美国仍坚持欧洲首先建立自己的组织，然后才可能考虑与之联系的问题（注：M.福利：《打破恶性循环：英国、美国和北约的起源》(M.Folly,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s: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Genesi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12卷，第63页。）。布鲁塞尔条约签署后，如希克森所暗示和英弗查佩尔所期望的，美国参加“西方联盟”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贝文为此施展了他的外交才干（注：在战后冷战起源研究中的“非极论”(depolarization)观点中，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主张得到充分的阐述。），终于如愿以偿。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签署，但它把英国及欧洲拉入的是以美国而不是自己为盟主的大西洋联盟之中。
由上可见，自马歇尔计划发表以来，尽管在有关文件和演讲中仍不乏“第三种力量”的词句，实际上贝文不仅不愿意独立于美国，而且亟欲与美国结盟以抗衡苏联，因而有理由认为布鲁塞尔条约的缔结是通向北约的一个步骤，诚如英国学者拉雷斯所言，就布鲁塞尔条约而论，贝文的主动“不是受他建立西欧防务组织的愿望而是他如下压倒一切的兴趣所支配：使美国确实感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自己有责任对欧洲安全的一定义务作出承诺”。但是拉雷斯又断言，“……英法和解、与其他国家的关税同盟、所谓西欧联盟或集团从来就是面对战后问题而不能依靠华盛顿的应急计划”（注：K.拉雷斯：《寻求秩序：英国和西欧联盟的起源》(K.Larres,A Search for Order:Britain and the Origin of a Western European Union)，布里瓦蒂和琼斯编：《从重建到一体化》，第85页。）。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战后初期三大国合作政策仍在维持的情况下，西欧联盟之策更有助于英国与美苏相抗衡，建立“第三种力量”。只是随着贝文认识到英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1947年后随着冷战的来临，这种意图才逐渐淡化，1947年12月初四国外长伦敦会议破裂后，贝文已是英雄气短，转而迫切期望美国的鼎力相助，而北约签署之际再一次爆发英镑危机，又是美国的财政援助使英国得以渡过难关，这似乎证明了英国转向大西洋联盟的正确性。
在1948年10月9日兰达诺保守党年会的演讲中，丘吉尔阐述了以“三环外交”著称的思想。丘吉尔的这一演说之所以影响深远，不仅因为它对英国国际地位的渲染，而且在于它对三环的次序安排，即英联邦、英美关系以及欧洲，反映了丘吉尔对英国外交政策不同重心的思想，这和工党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
大西洋联盟酝酿之际，即为工党政府逐渐放弃“第三种力量”构想之时，贝文的政策从争取欧洲的支持以使英国能与美苏三足鼎立转向依靠美国与苏联抗衡。1949年10月在一份为内阁起草的题为“欧洲政策”的备忘录中，贝文分析了选择大西洋联盟而放弃“第三种力量”的理由。贝文写道，在政治上，新成立的欧洲委员会可能会逐渐唤醒大陆国际的欧洲意识和在世界上起独立作用的愿望，但是由于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形势，它们“没有美国的帮助便不存在使它们融入繁荣和安全的实体的直接希望”。在经济上，虽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目前在经济潜力上对苏联集团占有优势，但苏联的经济计划一旦完成，这种优势将丧失殆尽；另外，西欧现在因依赖美国的援助而能够进行合作，但是“当美国的援助完全停止，目前有限的欧洲经济合作将不复存在”，因此，英国的明智做法是“无论如何不要以牺牲我们与英联邦和美国的关系为代价去不适当地依靠”欧洲经济合作。在军事上，贝文的结论是，即使加上英联邦，西欧都不能单独抗衡苏联（注：《英帝国终结文件》A辑第2卷第2部分，第343-345页。）。总而言之，在贝文看来，面对苏联的威胁，西欧不足倚恃，那么背靠美国则是自然的结果了。贝文后来谈到，在依靠欧洲还是大西洋联盟作为英国的力量基础问题上，“按照我们的看法答案是大西洋……我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我反对欧洲，而是因为我不相信欧洲强大到足以单独保卫自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感情问题”（注：罗杰·布伦和M.E.佩利编：《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Roger Bu-llen & M.E.Pelly,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第2辑第3卷，英国皇家文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与英国的英联邦利益也是矛盾的。贝文的“第三种力量”虽然以欧洲的联合为目标，但是不同时期具体的说法和内容却是含糊的，至于联合的性质则更难以确定。实际上，贝文的想法多不含超国家一体化的性质，只有关税同盟的建议存在让渡主权的可能。然而，贝文企图积极推动关税同盟实现的行为，总是遭到英国政府中左右对欧经济政策的那些经济部门的强烈反对，它们所祭出的法宝就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损害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驻法大使达夫·库珀曾就此评论道：“仅仅‘关税同盟’一词就能引起财政税的震荡和贸易部的反感。”（注：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第65页。）工党政府作出削弱英联邦的联系而与羸弱动荡的欧洲实行一体化的选择几无可能。因此，认为工党政府放弃对欧洲联合领导权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贝文出于私衷确乎曾试图领导欧洲的联合；当欧洲的联合是指欧洲一体化运动时，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何种原因，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难以逾越国家性质的界线，这种限定在美国推动、欧陆拥护的欧洲经济合作和欧洲统一运动的酝酿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这样，经过战后初期一二年录求建立“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至40年代末英国工党政府形成了影响整个50年代乃至更为深远的欧洲政策，即在欧洲的防务问题上全心全意依靠以美国为核心的大西洋联盟，辅之以支持传统的政府间合作的欧洲组织，如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通过它们继续维持英国在欧洲的领导权，这正是英国外交部计划人员所认为的既能遏制苏联又能维持英国既得利益的两全之策。但是，当欧洲大陆一体化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现实时，英国的这一欧洲政策便受到真正的考验。